正见民声 | 我们的第一次演讲
交流
使人生
更美好
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公共外交家 赵启正
捍卫国家利益的资深外交家 吴建民
音频
正文
吴建民∶我就当过团支部的宣传委员。
赵启正∶那就是大干部啦。我是两门课的课代表，一门是核物理电子学。
吴建民∶核物理电子学？应该挺高级的。
赵启正∶是与核物理实验相关的电子学，由一位留苏的老师教的，讲得真好。我还是德语课代表，可见当时我德语学得还可以，可惜后来不常用，都生疏了。
吴建民∶您的知识、能力积累到了一定程度。那么自信心、交流能力变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赵启正：我认为，并不是忽然某一天觉得自己的交流能力变强了，在很多场合的交流中，当我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或自己的要求后，得到了对方的理解和回应时，心情是愉快的。可以说，在不知不觉中，就有了一种适应力，即使是参加工作初期，我也不会在权威人物面前害怕。可是，最初在大庭广众面前，在台上讲话，我还是有些紧张的。
吴建民∶人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刚上初一时，班上开会要发言，我一发言就脸红，结结巴巴的。后来看人家讲得很好，自己也学着，慢慢地把话讲得稍微完整一点。
您第一次上台讲话是怎样的情况？
赵启正∶我第一次上台讲话是非常有戏剧性的。
1963年9月-1974年12月，赵启正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任技术员，此为1966年赵启正（第一排左五）参加某核基地的物理实验团队时的留影纪念。
1965年，我们一个核工程要用一种仪器，国内外都不容易买到，于是决定由辽宁营口市一个小电子仪器厂试制，由我代表研究设计院监制。厂里有位劳动模范，很有名气，我们请他来设计院作报告。没想到主持人把我提供的介绍词说完后又说：“现在请赵启正同志再作介绍。”我一听，脑袋就“嗡”地一下，当时我毫无准备，头脑中一片空白，台下1000多人呢，许多都是我的前辈。
吴建民∶这可真是即兴讲话了，没有一点准备时间呀！您那个时候多大？
赵启正∶那时候我25岁，刚工作两年。
我上台说什么啊？研究室的同事也很意外，觉得很新鲜，在下面“哗哗”鼓掌。我干脆就讲故事，讲了两三个我们一起克服技术难关的生动故事之后，一鞠躬，下台了。下面的人就使劲鼓掌。后来我还得到了表扬，说我讲得不错。
从那以后，在任何临时要求我必须讲话的大场合，我都会暗示自己：一分钟也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我都能上，现在能准备几分钟还会讲不好吗！
吴建民∶您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什么呢？
第一，悟性很重要，而悟性就在于您能抓住故事的生动性。您到了这样一个场合，要再编词也来不及了，大词没有了，但是讲故事很有吸引力，可以随手抓您最熟悉的事情讲。虽然是被逼出来的，但这是您讲话成功的一个原因。
第二，现在很多人讲话时干巴巴的东西太多，光有骨头，没有血肉；光有原则，没有故事，就不生动。打动人的是具体的例子，交流时能够讲些大家一听马上就懂的例子，就很容易成功。
赵启正：说说您的第一次演讲吧。
吴建民∶跟您不同的是，我的第一次演讲不是偶然的，是自找的，而且已经47岁了，比您第一次当众讲话整整大了22岁。
1985年，我第二次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去当参赞。我给自己提出了三个目标：
第一，我要能够用英语演说；
第二，我要懂点儿经济；
第三，我要学会开车。
1986年春，美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准备就人口问题举行一次讨论会，美国许多高层人士要出席这个会议。会议设五位主讲嘉宾，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却只被安排了一个名额。
这事开始并没有派到我头上，但问了其他参赞都不愿意去。的确，中国的人口问题比较大，也比较难以解说。最后问到我了，我想，我不是人口学专家，但是人口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我就说“我去”，因为，中国的人口压力是美国人体会不到的，我和夫人、孩子在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住就是14年。讲中国人口问题，我比他们懂啊！
赵启正：用中文还是英文讲？
吴建民∶我直接用英文认真起草了讲稿，然后让夫人帮忙润色了一下。结果，面对200多名听众，其他4人全念稿子，就我不念稿子，而且用英文讲的。我讲了中国的人口现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和影响等，都是用例子，讲得比较生动，现场反应也很好。
我一般不失眠的，那天晚上兴奋得一夜未眠。我觉得我第一次当众演说成功了，当时不用人家说，看整个会场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了这种观念——讲话不念稿子，要有例子，要有自己的个人特色。这就是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联合国工作时，参加国际交流学来的。
赵启正∶您的第一次演讲，起点已经很高了！这里包含了交流的几个要点∶
第一，原则性是必须表达的；
第二，举自己的例子，这是最熟悉也是最容易讲得有真情又生动的；
第三，尽量不打无准备之仗，事前要用功，平时要积累。
吴建民∶无论平时的积累有多丰富，演说的表达都得化繁为简，头脑里无序的储存也会阻塞思维。
问
学生∶两位老师好！我一直比较敬佩一些人，他们在交流中很机智，面对很多问题都可以从容解决。
有这么一个著名的例子∶有位美国记者问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堂堂一个中国总理，用的却是美国生产的派克牌钢笔？”周总理说：“这钢笔的历史非常久远，是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人民送给我们的礼物，是战利品。”这个回答让美国人哑口无言，这种回答非常机智。
我们怎样在平常的谈话中体现机智和幽默呢?我希望两位先生给我一些建议。
赵启正∶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周总理的话其实是一种幽默。虽然很难给幽默下个定义，但是，关于它的作用和表现，我们可以说的很多。可以说幽默是一种力量的表现，是一种人生态度，是生活的润滑剂，甚至是我们汽车下面的弹簧，但这些都是描述幽默，而不是定义幽默。
我们在生活中很需要幽默，它的确是智慧的表现，它不是在某种场合事先设定好的，而是需要有一个context，我们翻译为“语境”。幽默非常难翻译，翻译出来往往就不幽默了，或者，不幽默的话翻译过去就幽默了。
20年前，我跟基辛格博士有一段幽默的对话。我说：“基辛格博士，你17岁从德国到美国以后就一直在美国生活，请你对德国幽默、美国幽默、英国幽默评论一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他就回答了：“好像你有研究啊，你说吧。”
这也算幽默吧？我说：“英国幽默是葡萄酒，喝了以后能够有20分钟到半小时的回味；美国幽默是可口可乐，到处都是，喝完了就忘了；德国幽默是威士忌，它不是很多人能喝的，他们自认为是幽默，但别人可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一旦说好了，这个威士忌有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醉意，非常有感觉。”
他是在德国出生的，听了后非常高兴。他说：“你说得非常准确。赵先生，如果我在欧洲演说时引用这个比喻，我不声明是你说的，行吗？”
我说：“完全可以，但是在中国演说的时候务必说版权属于赵先生。”（众笑）
幽默跟讲话对象也有关系。我有一次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演说，到场的是学校教授，听了后都哈哈大笑，后来换到华盛顿新闻记者俱乐部，记者们听了却没有笑。同样在美国，同样一句话，不同的对象，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幽默有时不是成心为之，而是顺势而发的。幽默不等于笑话，笑话一笑就过去了，它里面深刻的东西不够多，幽默则带有一点哲理。我想，大家都喜欢有点幽默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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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图片 | 《正见民声》赵启正、吴建民著
编辑 | 走近外交 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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