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导”邓小平

作者：李肇星 

曾任外交部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部长等职务，著有诗集《青春中国》、散文集《远行的诗情》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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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连学士、硕士都不是，却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小平同志是我的“博导”。当然，这只是打个比方。

1984年春，我奉命从驻莱索托王国使馆调回，任当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马毓真的助手，兼外交部发言人，开始了我自1964年进入外交部以来最忙碌、心理负担最重的一段日子。

对新的工作不熟悉，知识面不够，缺乏相关经验。这之前，我只在非洲常驻过9年，在“五七”干校、解放军农场劳动3年，并在外交学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文化部，以及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解放军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做过翻译。

为尽快熟悉工作，我经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么是假日和周末。但好像真是有付出就有回报似的，从那时起，我开始不断有机会为小平同志工作，能经常当面聆听他对外宾的谈话，直接学习他如何与外国领导人交朋友、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

小平同志

记得那是1984年秋的一天，我第一次参加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活动，担任会见的发言人，即负责写会见的吹风稿，然后向中外记者宣读。说得更明白点，大体相当于为国家通讯社起草新闻稿的初稿。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小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印象。说非同寻常，不是说他看上去与常人有什么不同或是架子大，而是说他对自己的事业那么充满信心，对外国朋友那么真诚、坦率，谈吐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分寸感强，对自己身边的同志又那么随和。

记得他比外宾提早大约10分钟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叙赶忙说：“小平同志，我想把会见的有关情况向您汇报一下。”小平同志说：“不用了。”韩叙又拿出一份简报，小平同志说：“不看了。”接着就坐在那里沉思。

我一时无事，便望着他，觉得他安详的神态与前额上的皱纹、微闭的双目，正慢慢凝为一体，融入时空，成为一座思想者、智慧者的经典雕塑。

待外宾进入会见厅，这尊“雕塑”立即活跃起来，话匣子一经打开，便滔滔不绝，引人入胜。时间不长，却似乎比一般人用两三倍的时间谈的内容还要丰富。

我抓紧时间写我的吹风稿，想在会见结束前成文，以便呈送小平同志审阅。这是我的前任留给我的宝贵经验。

会谈结束前六七分钟，我写好了草稿，然后紧紧盯着小平，心想他可千万不能不看、不听我的稿子就走了。我的前任们说过，等他离开后再找他就难了。

不一会儿，小平同志和外宾握手告别。外宾走后，我顾不上初次见到小平同志的拘谨，径直走到他面前说：“小平同志，我已写完了消息草稿，想给您念念，请您审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听懂了我的山东普通话，微微笑了笑，摆摆手，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道：“消息稿？不用念了。责任制嘛，这是你的事。”接着又说：“替我感谢外交部的同志，你们工作得不错。不拉手了，再见。”

没想到，第一次担任小平同志的发言人就这样平平常常地结束了。

消息稿经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审阅后，于当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第二天被各大报章刊载。我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有时，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直到一整天没有听到什么反应，我才放了心。小平同志没有直接阅改草稿，但从他对自己部下的部下那么放手、信任中，我得到了鼓舞，工作更努力了。看来，慢慢学，认真点儿，发言人也不是不能当的。

1989年，钱其琛外长陪同邓小平主席会见来访的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

一次，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小平同志对他说：“你们说向我们学习，这是友好的话。但中国的做法只能供你们参考，你们要走自己的路。我看，你们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

客人听后先是一阵惊讶，之后又感慨万千，说一位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建议他们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在场的中国同志在感到意外之后，也深受教育。的确，友谊贵在坦诚。

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平同志“三落三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为了人民，为了事业，小平同志做到了。小平同志讲那段话的时候我不在场，我是从外方人员那里听来的。

后来我到过那个非洲国家。它的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有我国海南省那么大，人口是海南的1/3，90%的工业品靠进口，60%的粮食靠进口，主要靠出口劳动力和资源为生。如果劝这样一个友好国家立刻按中国的样子去搞社会主义，说不定会害了人家。小平同志如此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话说得这么深刻，又这么浅显，令我永远难忘。

我们工作人员喜欢听小平同志讲话，外宾也喜欢。原因之一，是他说话直奔主题，简单明了。我不记得他有哪一次会见，包括翻译时间在内，超过一个小时。但谈话内容浩繁，让人觉得像在大学里一口气上了好几节课，需要好多时间复习、消化。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

1982年9月的一天，他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香港问题。落座之后，稍加寒暄，他就明确地提出：“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深沉有力，又直率纯朴。后来事态就是按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演变的。

外交艺术似乎高深莫测，但小平同志的对外谈话总是通俗易懂，让一般老百姓也能对中国的外交方略心领神会。

对于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小平同志在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时这样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1986年春季的一天，小平同志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在谈世界和平这样重大的问题时，同样生动形象。他说：“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

1979年9月18日，邓小平举行宴会，

欢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是他在人民大会堂宴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那天兴致特别高，谈话既像以往那样深刻，又有前所未有的幽默。

他对尼克松说：“外交部最近搞了礼宾改革，规定吃饭不上茅台。我已经退下来了，今天咱们都是老百姓，可以不听他们的喽。”

席间，小平同志说：“中国人民取得现在的成绩不容易。我们还要艰苦奋斗好几代人，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老家很穷，家里条件不好，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干活累，吃得又不好，所以个子长得小。”尼克松频频点头、微笑。小平同志又爽朗地说：“个子小也没关系，小个子有小个子的好处，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

小平同志和尼克松告别后，转过身来亲切地对钱其琛部长和外交部的年轻同志说：“我接待外宾的任务完成了吧？今后我就不再见外宾了，好不好？”其琛同志说：“外交部这些同志都很高兴在您身边工作，但从来没跟您合过影。以后恐怕机会更少了。这次他们能不能和您一起合张影？”我们激动地等待小平同志的回答。一听他说“好嘛”，就热烈地鼓起掌来。

我这才意识到，我大约总共参加过小平同志三四十次会见外宾的活动，这是第一次与他合影留念。照完相后，他说：“外交部的同志们这么好，我感谢你们。这次拉拉手吧。”说完，和我们一一握手，一一说再见。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这位伟人握手。

作者伏案工作。图源：《说不尽的外交》

在外交战线的40多年里，我感到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的时光特别轻松，收获也特别大。每每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回忆起他不辞辛劳，而又创造性地工作，我都会记起他那句永远让我感到钦佩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每每记起这句话，我眼睛里常常充满泪水。

是的，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儿子之一。他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却一直满怀着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坦荡豁达，又平易可亲。历史将永远记住他！

对我来说，小平同志是领袖，更是导师。遗憾的是，他的思想我永远也学不完，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学生。好在导师的思想和精神永在，我会永远学下去。

— END —

文字 |《说不尽的外交》李肇星   图片 | 网络

出处 | 外交官说事儿    编辑 | 走近外交 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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