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摩洛哥的留学生活

作者：宋允孚 

世界卫生组织原资深外交官，原卫生部外事司司长，18岁出国留学，在国外学习、工作前后20多年，掌握英、法两门外语，有丰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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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64年7月15日是高考的第一天，那天早晨我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集训。两个月的集训让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懂得了个人前途并非命中注定的。派我们留学是国家外交事业的需要，我们要树立家国情怀，拓展国际视野，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总理的关怀

周总理1963年年底访问亚非14国，开辟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国家急需培养一批年轻的外交官。周总理决定选拔一批高三毕业生，送到国外学习外语。

1964年3月，高教部发出《关于1964年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派外语留学生的通知》，选派条件有以下几项：

一、政治可靠，思想进步，背景清楚，在各项政治运动中表现较好。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学习努力，确有培养前途。

二、各科成绩优良，语文成绩优秀，英语基础较好。

三、口齿清楚，发音准确，会讲普通话。

四、身体健康，五官端正，体检合格。

高教部从京、津、沪、宁选拔了400名高三毕业生，派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的人学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较大的语种，也有人学挪威语、丹麦语，甚至马里当时还没文字的班巴拉语。

这体现了周总理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一旦国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要大力发展外交关系，包括与大国、小国，穷国、富国的关系。领导对我们说，我们的留学任务紧急，万一国家急需，没毕业证书也要回国服务。

1964年7月31日，周总理会见首都应届大学毕业生。我们这批留学预备生聆听了总理的报告《革命与劳动》。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外交部王炳南副部长、国务院外办张彦副主任分别给我们作报告。

我们还参观了上海江南造船厂、鞍山钢铁、抚顺露天煤矿、长春汽车制造厂。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看到国家建设的成就，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

凉鞋的故事

国家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集训时发个人生活用品，我领到平生第一块香皂。我们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每顿饭十人一桌、四菜一汤。每人发了600元，除了做两套西装，剩下的由个人支配，购买毛衣、衬衫、领带、鞋袜。我买的凉鞋比普通皮鞋贵，还有女生买了高跟鞋和花色连衣裙。

谁知这事汇报给中央领导后，邓小平指示如果买了，一定要换。李富春副总理指示，要在思想上、行动上艰苦朴素，要有勤工俭学的风气。集训班立刻开会传达，我便把凉鞋换成了普通皮鞋。

这段往事，反映了当年的政治气氛和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正是这样的教育，培养了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

留学摩洛哥同学出国前合影（二排右五为笔者）

从外地参观返京后，我得到通知被分配去摩洛哥学法语。那时，我们还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

从ABC学起

我们于1964年9月21日出发，途经莫斯科，25日抵达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那时，在国外要抵制国外资产阶级风气腐蚀，警惕敌对势力“策反”。大使馆专门为我们租了一幢别墅，国内还派来厨师，照顾我们的生活。每天早点面包牛奶、黄油果酱，法棍面包（baguette）外焦里嫩越嚼越香，开始每人吃一整根，腮帮子都磨破了。

摩洛哥没有专教留学生的预科学校，学习条件不如法国。我们“目不识丁”，不能马上进当地大学，便请了家庭教师，从26个字母学起。开始没字典，第一堂课请大使馆的翻译帮忙。

老师带着香蕉、苹果、鸭梨。我们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看图识字。开始我们闹过不少笑话，老师在黑板上画一个图形，有人猜是砝码，有人说像井台，老师写上kg，才明白是千克的意思。

还有一次考试，老师在黑板上画了几个圈，圆心画上了两条线。我们看不懂问什么问题，很久才明白圆圈是时钟，他要我们用法文写出是几点钟。

凭着年轻好胜，我们进步很快，第二年全部进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文学院，和当地同学一起上课。高教部考察组到法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视察时，对我们留摩同学的成绩表示满意。

使馆非常重视我们，杨琪良大使经常给我们作形势报告，讲述外交政策。使馆安排我们参加国庆招待会，让我们在实践中学习。

笔者（左一）和任效忠、王敬诚排演活报剧

使馆还和我们搞文体活动，我们还自己排演任效忠同学创作的活报剧。辅导员指导我们学《毛泽东选集》、写日记、谈感想。沈孝泉、杨文珍、钱慰曾等同学文笔好，我们一起出黑板报、墙报，交流学习心得。

摩洛哥曾是法国殖民地，受欧洲的影响比较大。我们身处“花花世界”，必须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们有一台电视机，但只许看新闻节目，新闻一结束必须立刻关机，不让看其他节目。

海滨游泳照和照片背后的几句话

拉巴特海边是日光浴胜地，我们在大西洋游泳锻炼时，也不忘阶级斗争。1966年我在海滩拍照留念，照片背面写的几句话反映了当年的思想“不怕国外海滨游泳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学好毛著，心明眼亮，站稳立场，勇于斗争。不仅经风吹浪打，炼壮了身体，更战胜香风臭气，练红了思想! ”

我不是疯子

我们那时年轻，政治上不成熟，有时显得相当稚嫩。老师是第一次教中国学生，汉语四声对他来说是“佶屈螯牙”，因此他独创了点名方式，梅广海叫两字“没—光”，徐东华成了“冬一瓜”，陈琴坤被叫成“顷—顷—哐”，毛桂荣只呼其姓“玛—奥”。

他称呼我，只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而“孚”的发音fou在法语里是疯子的意思，我便装没听见。他把眼镜推到鼻尖，两眼盯着我∶“听到我叫你吗？”我回答：“Je m’appelle Yunfu，je ne suis pas fou!”（我叫允孚，不是疯子! ）从此他不再叫我fou了。

按计划，我们1966年暑期要回国休假，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由于爆发“文革”，中央决定暂时不让我们回国。国内给我们寄来《毛主席语录》，我们手捧“红宝书”和使馆领导合影，没想到这是我们在摩洛哥的最后一次合影。不久，接到回国的通知，我们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拉巴特完成学业。

回国前和使馆领导合影（二排左一为笔者）

回顾在摩洛哥的留学生活，我感激杨大使等使馆领导，感激管理员王景文三秘、辅导员关崇恩和王志诚老师。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领导指导我们，在学习上、生活上关怀关心我们，使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做出各自的成绩。

— END —

图文 | 《全球治理 家国情怀 国际公务员的成长》 

本文作者 | 宋允孚   原标题 | 《出国留学》  

编辑 | 走近外交 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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