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皮鞋的“赤脚医生”

作者：施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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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公益基金会会长；外交部英文专家，长期担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口译、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语定稿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美国的外交官；曾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主要译作有《命运悠关的决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豪门秘史》《大座钟的秘密》《企业家——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荣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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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做翻译使我有机会接触中外各界人士，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在纽约，我陪同黄华大使会见了一位美国医生——塞缪尔·罗森。

塞缪尔·罗森医生和他的夫人海伦·罗森

罗森大夫个子不高，慈祥和蔼，说话声音平静柔和。他的夫人海伦，中等个儿，身材苗条，端庄典雅。

1

1971年9月，罗森夫妇和其他三位美国医生夫妇应中华医学会的邀请访问中国。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他们必须到加拿大去办签证，在那里他们认识了黄华大使，成为好朋友。

罗森大夫知道我是代表团的翻译，就主动提出要带我去书店逛逛。我来纽约后，不知道书店在哪里，很想了解一下最新版本的英语词典以及其他参考书的情况，他的建议正中下怀。

世界上最大的书店是位于美国纽约的巴恩斯和诺布尔书店，占地面积14430平方米，书架全长20.17公里。

我坐着罗森大夫的车，到纽约一家很大的书店，叫“巴恩斯和诺布尔斯书店”（Barnes & Nobles），照现在北京的标准，可称为“书城”了。

我从没想象过书店可以像百货公司那么大，十分吃惊，站在门口，不知该朝哪个方向找我需要的书。罗森大夫像牵着小孩的手那样带我走到社会、政治类的书架，他显然清楚外交官需要看什么书。

他挑了几本书送我，其中有尼克松著的《六次危机》，他说这本书很畅销，读读这本书可以对美国政治有一定了解。

1972年的Doubleday书店

他还带我去了道布尔戴书店（Doubleday）。这样，我对纽约最大的两家书店都熟悉了。

2

罗森夫妇住在中央公园旁边花园大道的一幢高级公寓楼里，他们经常请我和吴建民去做客。

纽约中央公园

罗森大夫第一次见到吴建民时，毫不犹豫地称他为“施先生”，吴建民急忙纠正说：“不，我姓吴，不姓施。”罗森愣住了，他说：“你是施太太（Mrs. Shi）的丈夫，但是你不姓施？”我们不得不详细解释中国人的称呼习惯，说中国妇女结婚后仍保留其原来的姓和名，显示男女平等。

海伦听了拍手叫好，说她以后也要改为娘家的姓——范德努特。我灵机一动，对罗森大夫说：“那你就是范德努特先生了。”我们四人哈哈大笑了一阵。称呼的差错成为我们和他们夫妇之间永久的笑料。罗森大夫见到吴建民还经常故意逗他“Mr. Shi.”，吴建民就回击说“Mr.van Dernoot.”，接着是会心的大笑。

3

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室办事。我穿了一身宽大的深藏青色西服和裤子，剪着短发。罗森大夫的秘书是一位50多岁的妇女，她打量了我一下，便进去报告了。

当我被引进罗森大夫的办公室时，他见到我就哈哈大笑。我很奇怪，坐下后，他告诉我：“你知道我的秘书把你当什么人了？她对我说，有一个中国男孩（a Chinese boy）要见您！你的头发剪得那么短，又穿着裤子，人家当然要把你当成boy了。”

3

罗森大夫很幽默，经常讲些笑话。他告诉我，四位美国医生分别从香港入境到广州，原定9月13日飞北京，但中方人员却让他们在广州待了两三天，每天晚上请他们看样板戏电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他们时差还没倒过来，也看不懂样板戏，几乎是从头到尾都在沉睡中。医生们在下面议论，不知中方有什么意图，为什么让他们看这么多电影。

后来到了北京才知道，原来他们遇到了林彪叛逃事件，北京天空禁飞，他们只好看样板戏了。

4

罗森夫妇俩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自第一次访华后，以后每年都来，直至1981年11月罗森84岁时在北京去世。

1971年，周总理亲切接见塞缪尔·罗森先生及夫人。

罗森说，早在50年代，他们就一直想访问中国，但当时中美对抗，双方没有人员交流。为什么罗森那么想访问中国？他不是去旅游，而是想帮助中国发展耳外科医学。

罗森大夫是世界闻名的耳外科大夫。1952年，他在一次局部麻醉的耳科手术中，无意拨动了中耳的一块小骨头，病人开始说话了：“罗森大夫，我听见了。”罗森喜出望外，他立即意识到，这可能导致耳外科医术的突破。这是什么神奇的小骨头？

罗森大夫拿出一张纸，画了一只大耳朵，像一个耐心的老师教一个笨拙的学生，给我讲解起来。讲完把笔朝我手里一塞，说：“给你！”

在罗森画的“大耳朵”里，有一根形如马镫的小骨头，叫镫骨，连接内耳，如果镫骨硬化不动了，声音传不到内耳神经，人就变聋了。现在罗森大夫把镫骨“激活”了，声音能正常传入内耳神经，病人恢复了听力。

这手术称为“镫骨拨动术”。镫骨只有十分之一寸大，要动它，用力要恰当，否则可能伤及鼓室，病人将永远失去听力。罗森大夫在死人耳朵上做了无数试验，体验压力大小，不断修改工具的大小或弯度。经过在人体和动物身上100多次的试验，他才开始用这新的办法治疗病人，极为成功。

这种手术比传统手术便宜，费时少，效果好。但是罗森大夫在推广“镫骨拨动术”时遇到了很大阻力，他说是“钱和政治”在起作用。因为改用“镫骨拨动术”，医生不仅要反复练习、熟练掌握技巧，而且由于手术时间短，挣的钱也会减少。加上罗森夫妇在麦卡锡时期被怀疑“亲共”，医院领导把他看作“另类”，对他的学术研究不予支持。但是罗森发明的手术成功率极高，深得病人信赖。大约5年后，罗森的“镫骨拨动术”才被美国耳科医学界认可，誉为“耳外科的先驱”，并获得了诸多奖章。

5

罗森大夫要让世界各国的病人都受益。他带着自制的手术工具走向世界，免费为贫困地区的病人动手术，还向许多国家的耳科医生示范、传授经验。他梦想有一天到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去传授他的方法。

50年代末，罗森在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参加世界耳科医生大会时，遇到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他向中国医生讲解了他的手术法，因时间太短，不能详细讲，更无法示范。他把一大堆资料和一箱手术工具送给了中国医生。

罗森大夫很想知道中国医生是否听懂了，他的工具是否用上了？十多年后，当罗森大夫参观北京“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文革”时改为“反帝”医院）时，他惊喜地看到了自己的工具，看到了中国医生熟练操作这套工具。不仅如此，协和医院的医生还向他展示了自己制作的工具，十分有效。他回来后，多次对我们说：“中国人真聪明。”

那时罗森大夫已是74岁高龄，在中国他第一次看到了针灸麻醉手术、针灸治聋哑、中西医结合等。作为严肃的科学家，他对疗效很重视，他发现中国医生用针炙治聋哑，没有精确的科学仪器测量，便送了一套给有关医院，并要求详细记录。第二年他到中国时，还专程去检查了一番。

他每次访华回来都要向我“唠叨”一番，还要我把他的看法、疑问等转告有关单位。我听后非常佩服他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应该像他那样，踏踏实实，锲而不舍，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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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流行一个名词——“赤脚医生”，指的是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为农民治病的医生。外文是照字面翻的，就是“bare-foot doctor”（“光着脚的医生”）。罗森夫妇学会了这新名词，还多次参观过农村医务室，很赞赏这样的做法，认为这样解决了贫困人群享受医疗的问题。

1971年，大兴赤脚医生深入田间为农民服务。（刘乐棠摄）

罗森医生和海伦一起，走遍五大洲40多个国家，教学、治病，海伦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他们为穷人治病，费用部分由基金会资助，部分是他们自己掏腰包。罗森直接或间接治愈的失聪者多达100万人。

他的仁慈心肠深深地打动了我，他真正做到了把自己的才能无偿地奉献给人类。有一天我对他说：“你也是一个‘赤脚医生’！”他调皮地眨眨眼说：“嗯，是穿皮鞋的‘赤脚医生’。”

7

罗森在纽约市北面郊区有一幢别墅，挨着一大片草地，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一年夏天，他请我们去过周末。我们到达时，两位老人穿着中国人做被面的大花布衣裳出来迎接。我夸海伦的中式衣服好看，她说：“这是白毛女的衣服。”她参加我们代表团的活动，总穿中式斜襟短袄、绸长裤，以表示对中国的友好。她那苗条的身材，穿这身“白毛女的衣服”还挺出彩。

芬兰桑拿文化

75岁的罗森指着游泳池旁的小屋说：“那是桑拿屋。”我那时很“土”，不知“桑拿”为何物。他给我讲解了一通，现在我知道那是芬兰式桑拿。罗森问谁敢试试，吴建民挺身而出，跟他一起走进了那小屋，过了一会儿，两人走了出来，全身通红，像刚出炉的烤肉。扑通！他们跳进了水温才20度左右的游泳池。老头划了几下就上来了，吴建民比他多游了一会儿。

吃饭时，罗森兴致很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美国习俗。然后，他突然停顿，以玩笑的口吻说：“我们是在腐蚀你们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不都是好的。”然后又说：“要知道，一般美国人是买不起这样的别墅的，在纽约街头，你们会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我们是幸运者。”

罗森认为，要了解美国，应该接触美国各阶层的人，不能只同美国官员打交道。有一次，他们夫妇在自己家里请了十来个美国朋友，把我和吴建民也请去了。客人们坐在大客厅的沙发上、椅子上，食品是自取的，大家把大盘子放在膝盖上，边吃边聊，十分自在。客人来自各个行业，看上去并不富有。

阿尔杰·希斯（1904年-199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美国国务院就职，1948年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因已过诉讼时效，后以伪证罪被判入狱5年。

其中有一位年近70的瘦老头，罗森告诉我们：“他是阿尔杰·希斯。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中写到过他，尼克松就是靠诬陷希斯向共产党提供情报，在政治上发家的。”吴建民正好坐在希斯旁边，了解到他本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外交官，曾随罗斯福总统参加了雅尔塔会议，后因这案子被判了5年徒刑，虽然他坚持自己是无罪的，但他的外交生涯从此戛然而止，出狱后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当窘迫。

怪不得罗森要送我《六次危机》，他希望我了解50年代麦卡锡时期迫害进步人士的真相。这些美国人对中国都很感兴趣，问了各种问题。

有一个人问我中美关系问题，说二次大战时中美是盟友，为什么现在却互相敌对？尼克松访华后是否能建交？我简单讲述了中美关系的症结，最后，我“现学现卖”，用了从美国报刊上学到的一句话：“球在贵方场地。”意思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在于美国，美国应主动采取行动。在座的美国人频频点头。

事后，罗森多次提起这事，夸奖我这句话说得好。我这个小翻译初次练了一下外交表态，认识到学好外语，用对方熟悉的用语是沟通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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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作者 | 施燕华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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