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卫星发射服务打进国际市场

作者：王立

曾任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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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的技术日臻成熟，已经多次发射成功。当时，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不可能把大量资金用到发展火箭上，而火箭发射服务的国内市场也十分有限，因此，中国的火箭事业要争取到必需的资金，不断推进技术的改进和创新，重要的途径就是打开国际市场、参与竞争。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长征三号是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研制的一型三级液体运载火箭，为发射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而研制。

当时，中国的卫星发射服务要走向国际市场，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

有利的一面：1986年之后，随着美国航天飞机的发展，一些美国公司停止生产几种型号的火箭，缩减了卫星火箭发射服务的业务，把希望寄托在航天飞机上，但航天飞机一时间满足不了众多客户的要求。只要抓住这个机遇，中国就能在卫星发射服务的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不利的一面：首先，中国的通讯卫星技术还相对落后，打入国际市场的方式只能是由中国提供火箭发射服务，卫星则由用户自筹，而这些卫星多数是从美国购买的。这就使美国得以以限制对华卫星出口为由，对中国发射服务设置障碍。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中国的发射服务就无法走出国门。其次，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竞争激烈，美、英、法等国的一些火箭发射公司唯恐中国以低价打入国际市场，因此到处游说，包括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力图阻止中国进入国际市场。

航天工业部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毅然决定，克服万难、排除障碍，不失时机地挺进国际市场。外交部全力支持这一重大行动，与航天工业部及其下属长城工业公司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促成此事向重点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做了大量工作。

澳大利亚的公司是长城公司的第一个客户，它订购了美国休斯公司的卫星，拟请中国的长城公司发射上天。澳大利亚政府因涉及自身利益，爽快答应促成此事，余下的问题就是打开美国这一关。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美国同意出口卫星，这件事就大功告成了。

大力展开对美交涉

1986年8月，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向其递交一份中国政府的书面说贴，陈述中国在商业卫星服务方面的立场，要求美国政府准予发放卫星出口许可证。洛德表示将向国内报告，他相信美国政府对此将予以积极考虑。

在外交辞令上，“积极考虑”是非常肯定的用语。但西方一些公司为了垄断发射市场，向美国政府进行游说和施压，致使美国政府的“积极考虑”久久不能落实。

为了扭转美方的拖延战术，1988年起，中国政府又向美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交涉。7月，钱其琛外长当面向舒尔茨国务卿提出此事，要求美方积极和公正对待中国为澳大利亚提供发射服务的合作项目。

8月1日，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也会见洛德大使，要求美国政府批准休斯公司申请的卫星出口许可证，并希望美方协助做好“巴统”成员国政府的工作。从手续上说，美国批准后还要经过“巴统”这一关，但实际上只要美国同意，这一关就比较容易通过了。

洛德同意将林部长的要求报告美国政府，并表示希望从长城工业公司了解更多情况，如发射成本、价格等，以利美方做决定时参考。

同年8月12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华秋再次会见洛德大使，就中国公司为澳大利亚发射卫星事提交一份照会。照会说明：澳大利亚将于1991年用中国火箭发射其第二代通讯卫星（购自美国休斯公司），1988年6月双方已就此签约，7月休斯公司已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证。

照会指出，据了解，西方一些公司企图阻止中澳间的这一合作项目，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的发射服务会对他们的利益构成“威胁”，还说中方想从中获取“技术”等。照会驳斥了上述借口，并希望美方对此事做出积极答复。

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也在华盛顿做各方工作。针对美方存在的各种误解，韩叙大使向美国防部、商务部、知名国会议员以及有关卫星公司的负责人广泛致函，以大量事实向美方说明：

1. 中国的卫星发射服务能力有限，只是对国际发射服务的一种补充，对欧美公司形不成竞争，更谈不上“威胁”。

2. 中国不谋求获取“技术秘密”，在整个发射过程中，卫星受到用户的监控，卫星过境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3. 中国不谋求高额利润，成本费用较低，因此价格相对较低，也是合理的，长城工业公司没有得到政府补贴。

经过中方各部门通力协作，向美方做了上述工作后，美方立场开始松动。9月9日，里根总统签署了批准美制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的文件。但他在文件中也提出了如下条件：

1. 技术安全得到保障；

2. 双方对发射事故责任达成协议；

3. 中方发射的次数和价格要取得美方同意。

以上三条都要形成协议并见诸文字。为了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中美双方决定进行谈判。

达成三个协议备忘录的过程

1988年10月17日，美国政府派代表团到北京，与中方开始会谈。中国代表团以航天工业部人员为主，团长为该部副部长孙家栋。外交部派我（时任美大司参赞）和条法司的一位法律专家参加该团。美方代表团由总统贸易谈判代表和商务部人员组成。

双方经过认真谈判，在卫星技术安全和事故责任两个问题上首先达成原则协议，草签了两个协议备忘录。对发射服务的价格和次数也深入交换了意见，草签了会谈纪要。双方约定11月在华盛顿继续会谈。

11月下旬，双方在华盛顿展开最后一轮会谈。由于谈判涉及双方切身利益，争论十分激烈，延续了半个月之久。

最后余下一个问题仍陷入僵局，即：今后6年内，中国可为外国客户发射几颗商业卫星。美方坚持最多7颗，中方要求放宽，双方相持不下，但又互不亮底牌。这时我们需要摸清美方的底牌，以争取最佳结果。中方底牌是最低7颗也可勉强达成协议，争取多1-2颗，如能达到8颗就算胜利，9颗是更大胜利。

经请示孙家栋团长同意，我去找了美方代表团的迪克·威廉姆斯。他当时是美国务院中国处处长，我与他交往较多。我脱开外交辞令，率直告诉他：允许中国进入国际发射市场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当前双方都要做出妥协。他同意我的观点并试探说美允许中方发射9颗。我表示中方要求发射9颗，不能再少，希望他回去做工作，在9颗上达成协议。

结果，在12月16日的会议上，中方一提出6 年发射9颗的方案，美方团长就立即建议休会一刻钟。我们看到美方人员全部进入另一间会议室，与等在那里的一群公司老板举行紧急会谈。这是美方的习惯做法，每当重要会谈进行时，有关的大公司老板就坐镇在会议室旁，密切注视会议的动向，美国政府代表则随时与他们保持联系，有时还得向这些老板们“请示汇报”，等待老板点头。

我们当时估计，美方代表团内部已对妥协方案达成共识，但还没来得及征求公司老板们的意见，所以建议休会，以便取得他们的认可。美方会议室内不时传出激烈辩论的喧哗声，休会时间也一再延长，我们只好耐心等待。

孙家栋（右一）在对外发射服务签字仪式上。

约摸过了大半个小时，他们才出来，美方团长宣布同意中方建议的方案。双方情绪为之一振。次日，双方正式签署《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协议备忘录》和《关于卫星发射责任的协议备忘录》，并草签了《关于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1989年1月正式签署）。三个协议于1989年3月16日同时生效，美国政府当日就批准颁发澳大利亚卫星由中国发射的许可证，中国终于打开了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国际市场。

— END —

选自 | 《外交纪实（四）》   作者 | 王立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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