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的“文化外交”

作者：吴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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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生于广州潮州，1965年毕业于外交学院，同年调入外交部，先后任礼宾司科员、驻卡拉奇总领事馆职员、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礼宾司处长并为该司领导成员之一、中国驻古晋首任总领事。

主要著作有：《世界各国国旗》《最新各国国旗国徽》《从礼宾官到总领事》《花园国度——马来西亚》《犀鸟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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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液和灵魂。文化是滋养一个民族的养分，渗透在人民血液中。文化与人的行为、国家的行为关系重大，因为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决定一个民族的思维意识。

全球迈入“文化外交”时代。所谓“文化外交”，即观点、信息、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文化领域内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交往，是一种软实力外交。事实上，很多场合下，这种“心灵之间的交流”可以在传统外交中不期而遇。文学艺术交流、体育交流、学术交流、展会交流，以及其他文化事宜等是文化外交的主要体现。

1971年4月13日，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友谊比赛。

过去的“乒乓外交”和“熊猫外交”等都属文化外交之列。在国际交往中，各国政要互赠礼品是一种国际惯例，是传统的礼仪，实际上它也是文化交流。多年来，中国传统上向外国政要或来访国宾赠送的国礼，包括向他们赠送中国字画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外交”。

中国画当国礼赠送

国画是中国人的传统绘画形式。中国画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

在我记忆里，我国领导人把国画作为国礼对外赠送，难于数计。例如，1957年刘力上与其他10名画家合作的《岱山旭日》巨幅山水画，作为国家礼品由毛泽东主席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带往苏联，赠给苏共中央。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我有幸随行。

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副总理前往日本皇宫正殿的竹厅，会见了裕仁天皇。

23日中午，邓副总理前往皇宫会见裕仁天皇。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会见结束时，天皇和皇后赠送邓副总理夫妇一张署名照片和一对银花瓶，邓副总理夫妇回赠了黄青先生的一幅水墨画卷和彩色艳丽的刺绣屏风。将中国书画作品当作国礼对外赠送显示了新中国文化外交的魅力。

1951年复原的张衡地动仪

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时，根据日本是一个与我国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的国家之特点，向明仁天皇赠送仿汉代张衡地动仪。天皇很欣赏这件礼品，说它"体现中国古代的科学进步“”。

何海霞创作的《黄山莲花峰图》国画

向日本朋友赠送中国画，为江总书记访问日本锦上添花。我记得，当时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赠送何海霞创作的《黄山莲花峰图》国画。而赠送日本首相宫泽喜一的，是一幅少数民族人物画，专门请著名画家黄胄创作的。

当年4月8日早8时，江总书记在东京迎宾馆和风别馆，邀请福田赳夫、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树等六位前首相共进早餐。他们都是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人，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有功之臣。在短短的40分钟的早餐会上，宾主交谈甚欢，对过去20年两国关系发展的成果以及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取得共识。

早餐会上，江总书记向各位前首相赠送中国画及印章。当他们逐一接过名作打开欣赏时，都赞扬那些作品。礼宾司代司长鲁培新和我在场，见证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

法隆寺，又称为斑鸠寺，全名为法隆学问寺，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是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的佛教木结构寺庙。

同年，明仁天皇访华，带来的一份国礼意义深邃。天皇说，那是他特地请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画的法隆寺。法隆寺是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修建的建筑，是日本现存的古老的木结构建筑，这幅画与这次访问十分相宜。

法隆寺是日本圣德太子主持修建的，他热衷中国文化，当时派遣许多使者到中国访问。鉴真大师接受日本天皇的邀请到日本传法布教，唐招提寺是由鉴真大师在759年主持建造的，法隆寺也在同一时期建造。法隆寺体现中国佛教建筑与日本文化的融合，说明日中文化交流历史悠长。

唐招提寺，原名建初律寺、招提寺，位于日本奈良县奈良市五条町，始建于唐乾元二年（759年），原址为日本新田部亲王旧宅邸地，赐予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建成唐招提寺，为中国佛教律宗寺院、日本南都律宗总本山（祖庭）。

天皇访华期间，我国向陛下赠送了山东产的“琅琊砚”以及我国书法家书写的《茶经》。

“肖像国礼外交”之忆

擅长人物肖像画的画家袁熙坤教授是礼宾司的老朋友。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是画坛奇人。

袁熙坤先生曾邀请鲁培新和我到他家做客。他长期从事中国水墨人物画、动物画创作，作品栩栩如生，以神写形、以意取情，妙趣天成、浑朴自然。做客时，他自告奋勇，说他可以为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写生创作水墨肖像画。他的许诺让我们欣喜万分，这样，我们对外赠送礼品又有了新的门路！可以把他写生创作的作品当作国礼赠送国宾，就这样，“肖像外交”开始了。

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一行，第二排右一为作者。

1991年8月，日本国总理大臣海部俊树正式访华，他是袁熙坤先生画的水墨肖像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当年7月26日，袁熙坤先生专程飞往东京在首相官邸为海部首相作画。这是海部首相有生以来第一次请画家为他作水墨肖像画，此前海部首相曾通过日本文部省全面了解袁熙坤先生。

1991年，袁熙坤为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写生画像。

肖像完成之后，海部首相十分满意，海部温和、真诚的神态洋溢在肖像画上。袁画家认为海部首相当时配合十分默契，他在沙发上静坐半个多小时，神态自然，加上当时会客室光线、角度都不错，写生十分有利，一气呵成。

8月11日，在中日友好协会举行盛大招待会上，国家副主席、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正式把袁熙坤先生所画的海部俊树肖像画赠送给他，海部首相十分高兴。

1992年是水墨肖像画丰收之年，那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南非非国大主席曼德拉、日本明仁天皇陛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等重要国宾相继访华，礼宾司都及时请袁熙坤先生到钓鱼台国宾馆为国宾写生作画。袁熙坤先生记忆最深是为曼德拉画像，当时在场有一大群官员和记者包围，但他十分沉着、仔细观察，静静地画了25分钟。

1992年10月16日，袁熙坤为前南非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写生创作水墨肖像。

他认为曼德拉的经历比其他领袖人物坎坷，20多年的牢狱生活没有摧毁他的意志，使他老而弥坚。曼德拉主席接到肖像画时说：“能请您这样著名的画家为我画像，使我对中国的访问更加难以忘怀。”

当礼宾司将肖像画赠送给其他国宾时，他们都很满意。对肖像画评价很高，赞扬画家的创作艺术，说肖像画十分逼真感人。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我将把此幅画像挂在显著的位置上。”1993年，袁熙坤先生又在钓鱼台国宾馆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国宾写生创作画像，得到国宾的赞扬。

1993年6月16日，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高兴地观看袁熙坤（左）为他写生创作的肖像。

在礼宾司的积极支持和密切的配合下，他还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以及以色列总统魏茨曼等数十位国宾写生创作肖像画。有些肖像画被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德国柏林博物馆等外国博物馆作为珍贵艺术品收藏展示。

1999年11月4日，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德国总理施罗德面对袁熙坤为其所绘写生肖像，喜不自禁，与袁熙坤热烈拥抱。

袁熙坤先生的肖像画，得到外交部领导的好评和赞扬，外交部很多人被他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后来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在题袁熙坤先生画集上这样写着：“肖像传神韵，和平多使者”。

多年来，袁熙坤先生被誉为"肖像外交大使"，他以国画艺术为纽带，为我国外交事业，为发展和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友好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化交流年方兴未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交流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中国成立了对外文化联络局，后来又扩大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外的文化交流工作。“文革”期间，“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被撤销。后来文化部内设立对外文化联络局，并加强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文化官员工作，加强文化交流，并常常与驻在国签订文化交流或文化合作协定，并将此项重要工作“常态化”。

我很高兴地看到，多年来，文化外交已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和新的外交增长点，成为中国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软实力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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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礼宾轶事》    作者 | 吴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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