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在外交学会工作的回忆
作者:孔繁农
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参赞、亚行执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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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至1955年,我曾在初创时期的外交学会工作约两年。
外交学会是建国之初,由当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倡议、筹组并于1949年12月正式成立的,与外交部的筹建同步,它是新中国第一个对外交流的民间团体。
初创时期,它主要具有影响独特的几个功能:
一是开展对外交流;
二是提供政策咨询;
三是传播国际活动的前沿信息。
外交学会初创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模式,但周总理提出与筹建外交部同步创办外交学会,显示了他审时度势开创新中国外交局面的高度智慧和先见之明,是超越了当时西方国家外交界和学界的一种创新思维。
初创时期,外交学会由周总理兼名誉会长(1958年陈毅副总理出任外交部长以后,又根据周总理的安排兼任名誉副会长)。其正式领导成员也都有很高的知识层次、学术声誉和社会地位。
会长张奚若为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副会长有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国际法权威周鲠生,文化巨子、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著名经济学家、南亚问题专家陈翰笙,学术造诣厚实的原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
1954年以后又增设了两位副会长:罗隆基,著名政治学教授、民主同盟副主席;乔冠华,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新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秘书长是著名民主人士吴茂荪。
对外交流方面的功能,就是开辟一条不便政府正式出面的民间外交渠道,也就是在当前新形势下西方国家盛行并着力运用的所谓“第二轨道”。
《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撰写。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外交“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这意味着新中国要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国家则要经过谈判才能建交。在这种情况下,预期一时不可能与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了与它们打交道,保持沟通,这就需要设计一种机制和渠道,主要与未建交国家进行交往、开展工作。所以外交学会的工作对象一开始就明确是面向资本主义国家,重点是西方国家。
记得在我工作的两年期间,曾接待过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日本前总理大臣、社会党元老片山哲,英国、法国、日本等国会议员代表团,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新西兰等国的国会议员和政要,芬兰、挪威、瑞典等国文化界人士和市议员,以及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秘书思纳尔斯(英国人)等。在我离开学会以后,它又接待过法国前总理富尔、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后出任总统)、西德基民盟领导人施罗德。这些政要来访,有的开创了两国交往的新局面,甚至直接促成了两国建交,有的则为建交做了铺垫工作,影响深远。
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基本上处于被西方国家封锁的状态,国际处境比较孤立。外交学会的民间外交对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改善新中国外交形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声誉卓著。
政策咨询方面,就是荟萃有关国际问题的知识精英,就分析评估国际形势和处理对外事务向政府建言献策,是在外交领域政府和学界之间沟通架起的一座桥梁,可称之为外交智库。
初创时期,外交学会提供政策咨询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每周一次的午餐会。在我工作的两年期间几乎是雷打不动的,参与的主要是正副会长、秘书长和驻会理事,由外交部主管地区司长就有关问题进行吹风,然后无拘束地自由交谈,不做记录,气氛活跃,相处融洽。
当年经常参加午餐会活动的外交部司长有:陈家康、宦乡、柯柏年、黄华、徐永瑛等,乔冠华兼任副会长后只要有空也经常到会。
当年,外交学会还不定期地举办国际形势或外事活动情况通报会,邀请中央有关部门、团体的外事干部参加聆听,主要由重大外交事件或外事活动的参与者以亲身经历作报告,内容虚实结合、生动活泼,深受欢迎,每场报告座无虚席,在外事活动圈产生轰动效应。
我在学会工作的两年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报告有:柯柏年参加日内瓦会议归来谈观感、宦乡报告接待英国前首相艾德礼的体会、谢冰心谈访问印度见闻等。
当年所擢选的外交学会的领导成员和理事都是能适应其主要功能作用的:
一是他们的外语应用能力都很强,都能用外语与外宾直接交流。
二是他们都曾留学欧美,在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生活过,不仅学识渊博,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比较深透的了解,而且对与资本主义国家上层人士交往有直觉的体认。
还有,资深国际问题学者,如金仲华、刘思慕定居上海,也获选为学会理事,每当应学会邀请的外宾访问上海时,除上海市政府负责人以外,他们也都以学会在沪理事的身份出面接待,凸显了外交学会在国内的影响是超越地域的。因此,他们在当时是外交领域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记得有一次陈毅副总理接见瑞典外宾,谈及他们国内的一些情况,以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担任这部分翻译确有难度,在场陪见的陈翰笙副会长立刻替我解了围。
我当时是离校不久的大学毕业生,才从朝鲜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和非军事区联合观察小组做临时翻译归来,分配到外交学会工作,挂名是干事,除午餐会活动偶尔在场外,其他活动大部分都参与了,对于我此后一生的外交工作实践受益匪浅。
这些都是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外交队伍和国际问题专家学者队伍也无可比拟地壮大,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新世纪里,主权国家政府虽仍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的趋势也是客观存在的。
外交学会作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第一面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结合当前实际,借鉴其初创时期的辉煌业绩和宝贵经验,与时俱进,探索继承当年周总理创办外交学会初衷和创新思维的路子,充分挖掘潜力,发挥其独特的先驱作用,这是一个现实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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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外交纪实(一)》 作者 | 孔繁农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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