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外交官交往二三事
作者:于振起
1988年7月,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2年3月-2005年8月,中国驻白俄罗斯共和国大使;2005年10月-2007年10月,中国驻保加利亚共和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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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俄罗斯的外交重点是美欧和独联体,我把与外交使团的交往重点也放在这两个方向,其中美国又是重中之重。
美国驻俄使馆的公使衔参赞科洛尔和他的前任奥德维,法国使馆首席政务参赞布谢丝,德国使馆的公使衔参赞科廷、政务参赞沃博丝都是我很熟悉的西方外交官朋友。我在与这些西方高级外交官的交往中,遇到过一些值得记忆的事情。
01
科洛尔是个自由派,他对布什政府的一些保守主义的政策时有微词。美俄之间关于反导、科索沃、伊拉克问题的一些重要接触,我都能从他那里及时了解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并且能听到他的一些见解。
除了外交问题,我们有时也聊一些其他事情。有一次他问我:“听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是这样吗?”我回答说:“我们国家的确存在腐败现象,其中有一些还比较严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反对腐败的决心是很坚决的,打击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我随即问他:“你们美国有没有腐败问题?”他坦率地回答:“比中国有过之无不及。”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的腐败是政治上的腐败,是体制上的腐败,是金钱对政治的侵蚀。例如,我们的选举实际上是金钱选举。”他的这番话着实让我感到意外,一个高级外交官竟敢如此激烈地批判本国的政治制度。
还有一次,我们聊起朝鲜半岛问题。我发现他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的历史,就给他详细介绍了自抗美援朝以来朝鲜问题演变的历史,然后指出:
美国政府现在对朝鲜奉行的打压政策是不会奏效的,如果使用武力更是不明智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朝鲜半岛问题唯一的解决途径是进行对话和谈判,政治解决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用和平协议取代停战协定,从而为半岛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
美国作为朝鲜停战协定的当事方之一,在这方面具有关键作用,而且这样做也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的利益。
朝鲜半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科洛尔听后,连声说:“讲得好。你应该给我们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讲讲。”我开玩笑地说:“你可以把我讲的向她报告。”
几年后,当我们在明斯克见面时,他还提起过这次谈话,称赞我有远见,事实证明我讲的是对的,华盛顿对朝鲜的政策已有明显调整,加入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
解决朝核问题的协商平台——六方会谈
我跟科洛尔的前任奥德维也比较熟悉。此人待人比较傲慢,在外交场合对那些小国的外交代表总是不屑一顾的态度。他对我还是很客气,尽管如此,我也曾“修理”过他。
有一次,我请他和刚到任的科洛尔在莫斯科的北京餐厅吃饭,属于与科洛尔结识性的接触。出席的还有双方的几位同事。他的秘书提前给我打电话约好了时间,定的是晚上6时30分。我们讲的是英语,因为他的美国秘书不会讲俄语。当天晚上,我和同事按照外交惯例提前10分钟到了饭店,选定了餐位,看了看菜谱,便等他们到来。
一直等到6时45分还没见人影,这已经是不正常的了。按照外交惯例,如果不能按时赴约,应该给对方打个招呼,表示歉意,或者派同行的下属先到现场,向主人当面解释,并陪主人一起等待。此时,我跟我的同事说:“再等5分钟,如果他还不来,我们就走。”又过了5分钟,他还没来,我们就准备离开。
刚走到门口,奥德维带着他的人进来了。他连连向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并解释说,他刚要离开使馆,大使科林斯把他叫住了,有件急事要跟他研究,所以耽搁了。
我心里想,他讲的即使是事实,也不能原谅,他应该让下属先来,他还是不懂外交规矩,便回了一句带刺儿的话:“我和你秘书说好是6时30分,我还以为她不懂英文呢!”
他显然听出了我的不满,表情显得很尴尬,连说:“她听明白了,也记下来了。”自从那次以后,奥德维在和我的约会中再没有迟到过。当时在场的科洛尔第一次见面就领教了我的脾气,在以后与我多年交往中一直都很守时。
2002年2月,我从莫斯科离任,科洛尔与我道别时诚恳地说,他把我看作他的好朋友,他很荣幸与我结识,称我是一位有学识、有经验、有修养的外交官,特别是我对美国很了解,让他很感动。
02
在西方国家,只有少数人是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很多人是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再加上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往往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不理解或产生误解。我和德国外交官交往时就遇到这样一件事。
一次聚会时,科廷等人谈到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他们认为不应该限制生第二胎,因为生育权属于人权,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奖励那些自觉不生第二胎者的政策。
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人口状况,说明了中国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已经产生的积极效果。中国政府控制人口增长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民本身有利,而且也是对全世界作出的贡献。如果中国人口继续增加,单就粮食需求来说就会给全世界带来巨大压力。我特别指出:
在任何国家,每个人享受个人的权利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的,由于国情不同,这种相对限制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所不同。
在人口问题上,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面临的不是人口急剧增加的问题,而是人口持续下降的问题。因此,你们实行的是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不可能考虑控制人口增长,因为你们没有这种需要。
我去过德国,了解你们国家的人口状况。你们没有去过中国,难以想象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希望你们有机会去中国看看,那样也许会有助于你们客观看待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后来,他们中的两个人来中国出差,回到莫斯科后与我谈起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新感受。他们说:“当我们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时,密密麻麻的人群把我们惊呆了,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情景。柏林最繁华的街道与王府井比起来,简直清静得很。中国人口实在是太多了,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政策是必要的、明智的。”
通过这件事,我更加体会到,积极推动中国与西方国家各个领域的接触和交往,特别是让那里的人亲自到中国来看看,可以消除很多文化和价值观念差异造成的隔阂,以及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偏见和误解,促进相互间的了解和理解。
03
我与法国使馆的布谢丝参赞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也曾发生过一件意外的不愉快事情。
有一次,我派我的同事给她送中国使馆活动的请柬。法国使馆的门卫是法国军人,不懂俄语,只讲法语。我的同事到了那里后,双方沟通发生困难,没想到法国门卫竟然粗暴地把我的同事推出门外,请柬也没送成。
我听说此事后,便与布谢丝联系,给她讲了事情的经过,并表示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意外和遗憾。我说“如果你到中国大使馆来办事,因为你不懂中文而被推出去,你会有何感受?我希望你了解一下此事,并作出解释。”她听后感到很惊讶,她说,发生这样的事情让她难以相信,她会马上了解有关情况,然后向我作出解释。
第二天她给我打来电话说,经过了解,昨天的确发生了我所说的事情,她向我表示道歉,同时解释说,他们的门卫没有一秒钟意识到面前站的是一位中国外交官。她最后表示,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我与她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后来她还就此事给我写了书面道歉信。
这件事使我产生两点感想:
一是我们在与外国人交往中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外交官是代表国家的,维护自己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的尊严。
二是布谢丝女士敢于面对己方人员的错误,而不是护短,并且能够坦诚地道歉,这种态度令人钦佩。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文明修养。
尽管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但由于我们双方处理得十分恰当,因此丝毫没有影响彼此的良好工作关系。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布谢丝还专门为我饯行。
- END -
文字 | 《驻外札记——一个知青大使的外交生活片段》
作者 | 于振起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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