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外交 | 国之兴盛，与有荣焉（上）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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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音频
正文
Foreword
没有一种职业像外交官一样，能深切体验各自国家在世界舞台的荣辱起伏。在我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有25年是在国外度过的，那正是新中国从贫穷逐步走向富强的时期。
法国大使馆的狗
1947年春天，我才8岁，在南京陶行知先生办的知行小学上四年级。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同学们在教室里上劳作课。老师教我们用黄泥做小房子。但是课桌太小，大家胳膊碰胳膊，施展不开。不知谁说了一声：“嗨，外面太阳这么好，咱们到外面做多好！”话音未落，许多人跳了起来，手握着泥巴，像一群快活的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跑出了校门。
法国驻中华民国公使馆旧址
学校对面是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后门，门前有一大块平滑干净的水泥地，真是盖泥房子的好地方！我们全班四十几个同学立即把这块水泥地变成了大工地，叽叽喳喳，兴高采烈，还互相比较着各自的“成就”。每个人都想盖出世界上最美的“房子”。和煦的阳光照在我们背上，暖洋洋的。
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盖泥房子时，突然，从法国使馆里传出了狗叫声，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回过头一看，院子门是关着的。“不要紧，狗不会出来咬我们的！”大家互相鼓励着，并继续我们的劳作。
过了一会儿，只听“咔嚓”一声门开了，一个“大鼻子”把一条毛发油光光的棕色大狼狗放了出来。靠近使馆后门的同学先发现，拔腿就跑。我正好在边上，最后才发现有狗，看见其他同学跑了，便也跟着跑。但我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个子也比别的同学矮，跑在最后。那条狼狗向我扑来，在我右脚踝咬了一口，我只感到右脚踝热乎乎的，顿时不听使唤了。我一下栽倒在地上，右脚踝鲜血直流，痛得我忍不住大哭起来。那“大鼻子”见狗咬了我，得意地叫住了那可恶的狗，摇摇摆摆地回到使馆，关上了大门。
同学们见我躺在地上，急忙过来扶我，但我已站不起来了。女校长闻声赶来，含着眼泪把我抱了起来，学校工友叫来一辆黄包车，校长抱我上车，直奔鼓楼医院。
一路上，脚上的伤口不断流着血，校长不断地安慰我：“别哭，别哭，到医院就不痛了。”到了医院，由于伤势较重，大夫决定立即开刀，对我进行了全身麻醉。事后听说大夫告诉我妈妈：“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如果咬得再深一点，你的孩子就成残废了。”
1998年，法国华侨华人会热烈欢迎吴建民大使伉俪莅法履新宴会。
51年后，命运安排我到法国当大使。在我的官邸里养着一条名叫罗伯尔的德国牧羊犬，与当年法国使馆里的那条大狼狗相似。但这条狼狗始终忠诚地守卫着官邸的院子，绝不伤害无辜。
我第一次到巴黎是在1965年，当时我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常驻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总部。那是去非洲开会回来路过巴黎，黄镇大使还请我们吃了饭。没想到30多年后，我会在巴黎开始新的外交人生。人生的际遇真是奇特。更重要的是，世界已经变了，中国也不复当年的积贫积弱。外国使馆的狗咬伤中国儿童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中国公使卖电影票？
1998年12月，作者向希拉克总统递交国书后合影。
1998年12月16日，我向希拉克总统递交国书后，记者进来照相，希拉克让我站在中间，在我的两旁是总统和外长。我觉得不好意思，推让说，总统应该站在中间。希拉克说：“不，不，大使在中间。”我推让了两次，希拉克都很坚持。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在他们中间站定。
1964年6月，黄镇大使向戴高乐总统递交国书后合影。
这时，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1964年6月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向戴高乐将军递交国书的照片。当时也是由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陪见。黄镇大使站在戴高乐的右侧，德姆维尔站在戴高乐的左侧。
我是第八任中国驻法大使，34年过去了，我居然站在了总统和外长的中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个国力迅速增强、以自身发展给全世界带来好处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自然随之水涨船高。
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宽敞的办公室里，我常忍不住猜想使馆所在大楼这栋20世纪初建的建筑，当年是什么样子？它保持着法国的古典风格，又布置了许多中国艺术品，中西合璧，古朴典雅。如果几经沧桑的墙壁能说话，它会告诉你多少故事！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位于巴黎第八区的乔治五世大街，这条大街连接着香榭丽舍大街和塞纳河上的阿尔马桥，堪称巴黎的“黄金地段”。19世纪时，这条街上住的都是贵族或大商人，有王子、侯爵等。
使馆所在地11号楼曾是法国糖业大王勒伯第的私宅。
1936年下半年
时任国民政府驻法大使顾维钧先生以500万法郎的价格买下了这幢四层楼房。
1937年3月1日起
这栋楼正式成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馆址。
1964年
新中国同法国建交，这栋楼作为外交资产，属国家的财产，人民共和国有继承权。第一任大使黄镇到任后，经过一番交涉，乔治五世大街11号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的馆址。
我听说，在顾维钧买这栋楼之前，发生过一些可笑而令人心酸的故事。
1932年8月，顾维钧（ 右二）出任驻法公使，图为他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右三）。
1932年10月，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国公使。当时两国不是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在对方只设公使馆，原因是当时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没有资格派大使。国家弱，就被人瞧不起。
顾先生抵达巴黎的第二天就到公使馆上班了。公使馆在巴比伦路的一栋楼里租了两层，楼里还有许多其他房客。没想到他第一天上班就遇上一户房客家里死人，正出殡呢，大门上挂着黑纱，真不吉利。
还有一天，他坐在办公室里，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对方要预订当晚的电影票。他告诉对方这里是中国公使馆。人家说：“电影院也在你们这里。”原来公使馆旁边就是电影院，属于同一个房东，也许电话线也是合用的。
如今，我们享用着使馆各项便利设施，很难想象当年顾先生哭笑不得的样子。顾先生是很有才华的外交家，无奈生不逢时，为一个腐败的政府服务。
1935年年中，法国同意将中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顾维钧是首任大使。他在法国努力开展工作，交了不少朋友。但纵然他有三头六臂，也难扭转乾坤。
沧海桑田，如今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庆幸自己比前任有更好的条件、更大的平台来为祖国服务，也时常感慨，外交人员的境遇和命运，是如此深切地与祖国的地位和实力联系在一起。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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