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外交 | 外交官的必修课（上）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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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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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到外交部后，看到的外交官大体有三代。

第一代外交官都是老革命，打过仗。当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到外交部来，外交部优秀干部云集。这些人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掌控全局的能力比较强，能够很好地掌握中国的利益是什么。他们讲话都很有气势，看问题不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研究。

第二代外交官是早年参加革命的一批知识分子。这一批外交官外文、中文都很好。他们一方面继承老一辈的经验，另一方面知识面很广。他们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再下来就是我们这一代，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的特点是受到前两代外交官的熏陶，能够继承他们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同外面的世界接触较多，思想没有停留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约束要少得多，做外交更专业。

中国外交官主要从学校选拔，经过考试进入外交队伍，这和国外是一样的。但国外也有一部分人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再当外交官，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很少，如法国有国家行政学院，多位法国总统和一大批部长都来自这个学院。这个学院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能上，出来之后，这批人可以当政府官员，也可以当外交官。

中央已经注意到外交官来源应该多样化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从全国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干部中选拔了一些外交官，到驻外使馆担任大使、参赞。第一批从全国几百人中选择了12个人，这批人来了之后就是准备当高级外交官的。如果外交官来源太单一，他们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就会受到限制。我希望将来外交官也能到省市去就职，而省市领导也可以过来当外交官，中国外交官的素质就会有所提高。

搞外交要有点真功夫

一个人的气质，是他的理念、学识、为人的综合。和外国人打交道，更需要有不卑不亢的气质，有令人佩服的谈吐。否则，人家觉得你是个草包，连你的国家都会被看扁！

我在联合国工作时，针对印巴冲突，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展开激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支持印度、巴基斯坦立即停火，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始终以圆滑的措辞表示反对，旨在拖延时间。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华沙条约诸国都随声附和，特别是波兰的代表与马立克积极呼应。

后来乔冠华、黄华在一起商议，认为应该在发言里点一点波兰。副代表唐明照随后在辩论发言中说了这样的话：波兰历史上曾多次被瓜分，而如今当另一个国家面临被瓜分时，怎么竟然扮演起推波助澜的角色？

当时我只是代表团里的“小萝卜头”，但听到这样的发言，觉得特别在理，感到适当地援引一些历史事实，比外交辞令来得更有力量。

还有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国指责了犹太复国主义后，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特柯阿不紧不慢地回应说：“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你们批评我们。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中国人不是很尊重孙中山先生吗？孙中山先生当年曾经发电报给我们，对犹太人复国表示支持。这是个事实。”

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虽然在“一战”前后就有人鼓吹犹太复国，但在原属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划出一块，重建以色列国，是“二战”以后的事。以色列国被联合国承认接纳已到了1949年5月，孙中山早在1925年就逝世了，他在世时以色列“国”尚不存在，孙中山给谁发电报表示支持呢？

因此，当时坐在代表席上的周南马上发言反驳，指出特柯阿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但此事毕竟来得突然，周南心里不踏实，散会后马上给国内发电报让立即查一下。外交部在部藏档案里查了一下，发现没有孙中山时期的外交档案，就派人到北京图书馆去查，没想到还真查到了孙中山确实给犹太人发过一封电报。这说明以色列的调研工作做得非常周密，他们所说确有凭据，而中国代表团仓促应战露出了破绽，显得有些被动。

这些案例说明，外交确实有着很深的学问，外交舞台上几招一过，外交努力的效果、外交官的才华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外交官的自我修炼

外交是门综合学科，培养的不是专才，而是通才。有志于从事外交工作的人一定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视野要开阔。

第一，要爱国。这是最起码的。爱国并不是只挂在嘴上，而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利益所在。作为外交官，我们在国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在我们背后，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一个爱好和平、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古国。中国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也让我们这些外交官在与人交流时更有底气。

第二，要懂中国。一个优秀的外交官还应该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对中华文化要有比较深的了解，这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时是很重要的。现在新一代的外交官外文都还不错，但是中华文化的底蕴差一些，这是一个欠缺。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外界对中国有些理解，有些不理解。一名优秀的外交官要能把中国的事情对世界讲清楚。

第三，要懂世界。外交就是与世界打交道，因此要了解对方的文化、需求，同时发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一个好的外交官要有广阔的视野，要有全球眼光，要有渊博的知识。即使是看本民族、本国的利益，也应该以全球的眼光来看，不仅要了解世界的局部，还要对全局有总体的认识，懂得某个局部在全局中的作用。

第四，外文要好，要会交流。外交官的职责说到底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对中国人讲外国，如果外文不好，交流能力不足，就难以胜任。过去外交官不大见媒体，现在要求见媒体的事情太多了。如此一来，对外交官的要求就大大提高了。一个好的外交官应该懂得跟媒体打交道，而且乐于与媒体打交道。好比我请客吃饭，请一桌十个人，只有十个人听我讲话，但若我的一些看法通过媒体传播，成千上万的人就能知道我的观点。外交官把媒体用好了，能很好地传播中国的声音，起的作用要比关起门来工作大得多。

在这方面，大体上讲，中国外交官比较拘谨，谨慎有余，开放不足，外国优秀的外交官比较放得开。在外交风格上，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得具体，直接切题。大原则很重要，有指导作用，但人家不一定听得懂。这时候就要讲具体，最好有具体的事例来支撑说明，让人家一听就明白，而不是云里雾里。这就需要钻研，有些东西在报纸上能找到材料，但有些找不到，需要自己去发现、梳理、集中，然后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第五，搞外交的人应该多学一点历史。2000年初，我在巴黎大学作了一场报告，听众有1000多人。演讲结束后，观众可以随便提问。（每次我都很重视提问这一环节，因为我就是要针对他们的问题去介绍中国。）有一位听众问道：“中国为什么不讲民主？”

在国外工作多年，我已经不止一次遇到此类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我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然而每个国家实现民主的方式不一样，这是由各国的情况所决定的。法国的民主思想出现较早，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可是，你们法国哪一年才给妇女选举权？是1945年。150多年后，法国妇女才有选举权。这就说明，民主体制在你们国家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而且，一开始你们国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选举权，‘积极公民’有选举权，上税的公民有选举权，不积极、不上税的公民就没有选举权。”

我接着说：“你们经过几百年才到了如今这个程度，而中国有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新中国才经历了几十年，中国当然有自己的民主历程。中国的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你们不能拿你们的模式来套中国。我们愿意与你们讨论民主问题，但讨论应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是老子教训儿子，否则中国人不能接受！”

最后我反问道：“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你们谈民主了吗？”

我讲话结束后离开会场前，全场听众起立鼓掌。需要说明的是，法国人鼓掌绝不慷慨，他赞赏你才会鼓掌，可根本谈不上起立。大概因为我的话有理有据，尤其是举了法国人的历史说明问题，他们无法辩驳，心悦诚服。这说明懂点历史是很有好处的。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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