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勤首任知县杜振宜

清代镇番（今民勤）县，民风淳朴，物产丰富，水利灌溉、丝纺织业发达，科举人才辈出，这与首任知县杜振宜的清廉善治有着一定的关系。一、雍正初改卫为县虽然清朝自1644年入关，推翻了朱明王朝，但全国范围内的明清易代，典章制度的变革才刚刚起步。在清代初期，边远地区的军事、行政建制还是继续沿用明朝的旧制，直到雍正初年，镇番才改卫为县。关于镇番改卫为县的具体时间，有雍正二年（1724）和雍正三年（1725）两种记载，例如《清史稿》卷六四志第三九“凉州府：镇番繁疲，府东北二百里，故镇番卫，雍正二年置县。”《道光重修镇番县志》卷六官师表记载“雍正二年改卫为县，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教谕一员。”《镇番遗事历鉴》卷七“世宗雍正二年甲辰”条中也采用“是年，本卫改县，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教谕一员。”但是在《乾隆镇番县志》的地理志和官师志中，却有“国朝雍正三年改县。”和“国初设卫千总一员，经收草束，康熙四十年经历司奉裁。雍正三年改卫为县，卫守备、千总俱裁，改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改教授为教谕。”的记载，成书较晚些的《光绪镇番县乡土志》历史志第一也记载“我朝开国伊始，因明之旧设卫。雍正三年改设县。”其实针对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并不能盲目非此即彼的论断。之所以会相差一个年份，是因为凉州地处西北，距离京师遥远，在古代交通落后，政令信息传达全凭马跑人传。朝廷饬准镇番改卫为县确乎在二年十一月，而县府接到旨意遵行已经是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所以，镇番改卫为县之事，应该遵照朝廷饬令下达的时间，即以雍正二年为宜。二、首任知县杜振宜清廷改卫为县后，原来的卫守备、千总等全部裁撤，改设知县一员，为一县之长。江南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杜振宜首任县事，《道光重修镇番县志》卷六官师表中详细记载了各个时期镇番县官佐的任职情况，按照杜振宜之后是四川巴州（今四川巴中）举人王联槐于雍正六年（1728）接任，则杜振宜担任知县时间是雍正三年至雍正六（1725-1728），期间为官清廉，着有政绩。杜振宜的事迹，《光绪镇番县乡土志·政绩录第二》中有传记，兹摘录点校如下：杜振宜，江南江都人，雍正三年初设县，杜振宜首任县事，廉明阔达，布公开诚，经始庶务，悉心洽与情而中。窾要其尤著者，以定水例、教纺织、划剔粮弊，为镇人造无疆之福也。初，镇之水源发于洪水、石羊二河。五年，武威之金羊、下坝民请于石羊河东岸开渠加垦，具陈府道讨照。振宜与武威县郑松龄奉委会勘，振宜以不可开渠之故，为当道力白之，事遂寝。至今武威民不敢擅遏上流者，赖有此耳。  当是时，镇民不知纺织，又无商贾辐辏，振宜令其内子集民妇之老成者数十人教之，俾艺成而退，普教乡村，不数年而机杼比户，虽官绅富贵家妇女莫不竞为。而女子未字时，其父母教以纺绩，与童子读书并重。又，镇民纳粮者或十人、或五人，集腋成裘，朋纳一串所从来远矣。其后吏缘为奸，以一名一串为法，概不听民朋纳，其意在肉渔利也，而民以不堪矣。振宜革一名一串之弊，民便之。后获篆张掖以诖误，返居镇。布衣疏食若寒士然。数年卒，门无五尺之童，簏无十金之蓄，卜葬东郊。葬之日，白衣壶酒号而奠者殆数百人。墓在龙王宫后，高冢巍立，至今岁时犹有拜扫者。又建祠城隍行宫，肖像祀之，香火之盛比城隍云。近年墓被沙压，遗迹就灭，地于葬焉。传记中记载了杜振宜解决民勤和武威水利纠纷的事情，此事在《清武威校尉沟、羊下坝、洪水河三案碑记》中也有记载。教妇女纺织、革除纳粮弊端等事，也都是造福百姓的良政善举。并且其为官清廉、寒衣疏食，以至于在去世时，全县百姓有感于其品行，争相哀号恸哭，为其建立祠像祭拜。三、身受诬陷竟革职如此勤政爱民的父母官，却受到了张掖甘山道岳礼、甘肃巡抚莽鹄立的诬陷。对此，《（清）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二百十二上中有详细的记载：有原任镇番县知县杜振宜，因与甘山道岳礼互讦，经前抚臣莽鹄立题参革职。臣奉命至陕，即闻杜振宜为河西能员，抵兰之后细加访察，伊在镇番并历署武威、张掖等县，俱有声名，颇见风力。复查与岳礼互讦原系，同日详到。前抚臣莽鹄立将杜振宜参革提审，将岳礼留任质问，其偏私之处，久在皇上明鉴之中。嗣经布政使孔毓璞承审此案，所有岳礼原揭杜振宜荒芜耕田，不但并未荒芜，且收获粮石多于往年；其短发马夫工价，查有空缺银三十两，粮四十余石，系贴补西宁安塘马夫，事属因公，亦未侵蚀入已。而岳礼短发豆价等项确有证据，岳礼自知不能倖免，乃以孔毓璞偏袒详揭，经署抚臣张廷栋改委按察使李世倬承审，以致此案尚未题结，又莽鹄立续参杜振宜亏空草十余万束，银二百余两，当经凉州府查明，原系实贮，并无亏空是。杜振宜于此二案均无大过，虽该员居心操守，未能确有所见，而才堪办事，实系众口同声。若令整顿地方，必有一番振作，但系革职之员，缘事未结，不敢越例保题。可否仰邀皇上特恩，将杜振宜署理崇信县知县，效力赎罪。题请实授，倘有败检越闲并致贻误地方，仍当据实严参，加倍治罪，臣为地方需人起见，不揣冒昧缮折陈奏。伏祈皇上睿鉴施行。谨奏。从上述奏折中我们明显看到，岳礼揭发杜振宜“荒芜耕田、短发马夫工价”，甘肃巡抚莽鹄立参核杜振宜“亏空草十余万束，银二百余两”等事全部都是诬陷，而杜振宜揭发岳礼“短发豆价等项” 却是实情。此案虽然有正直的官员为杜振宜仗义执言，但岳礼和莽鹄立，作为八旗贵族，且深受雍正信赖，在雍正心目中早已形成了“持此以往则是大开属员奔竞之门，宁有底止耶！且众口同声俱未曾保其居心操守，纵才堪办事，亦属才胜德之小人明矣”的不好印象。因此，雍正在处理此案时，存在着明显的私心和不公。四、杜公事迹永流传

知县，虽然从官制级别上来说是正七品“芝麻官”，但是他却是和老百姓最接近的。如果一个地方能遇到清正廉洁的知县，对一县的政治、经济、军事、诉讼、文化等各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虽然历史已经远去，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清代民勤首任知县杜振宜虽然为官一任（三年），但他一心为民，清贫廉洁的事迹和形象，却被人们铭记。

作
者简介

贾海鹏，男，中共党员，甘肃宁县人，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荣获甘肃省社科院第十四届青年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参与撰写《中国国家人文地理·武威》《武威故事》等。

编辑、审核：贾海鹏

终审：席晓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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