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你阳就阳”，是吹牛皮还是真实力

“阴性阳性不是核酸测出来的，是石河子社区书记说出来的”。

这句掷地有声的箴言，流传于社交媒体。

网传的起因是，石河子市清泉新村社区外头，有人在路边卖大葱，每公斤2元。社区书记获知，遂制止小区居民购买，要买只能买小区内4元一公斤的大葱。

众居民不服，与社区书记争执。该书记当众口吐狂言：你们信不信，我要你们阴就阴，要你们阳就阳！

随后不久，网上又传出该社区书记被就地免职的消息。

这属于一个由两段叙事组成的相对完整故事，有争执现场的视频及截图为证，且在网上有不同信源交叉印证。

应该说这起网传舆情事件，有起因、有经过、有结果，逻辑自洽，形成闭环。

而当地官方很快发通报，说此为虚假信息。这份通报的蹊跷之处在于，对事件直接加以“虚假”定性，却完全回避了当时现场到底发生过什么，也未提及该书记是否被免职。

既然言之凿凿说是谣传，就应交代清楚，事件起因是什么，社区书记在现场说了什么，以证明其并无谵妄之言。

如此就形成一个悖论：公众可以相信当地官方通报，即该书记没说过“我让你阳就阳”；公众也可以相信网传信息，即该书记说过“我让你阳就阳”。

在民众饱受核酸之苦，乃至于由此阻滞延误就医、酿成多人殒命的当下，一个社区书记当众喊出“我让你阳就阳”，绝对惊世骇俗，有如天雷落顶。

“我让你阳就阳”，于社区书记而言，是吹牛皮还是真实力？

我宁愿相信这是权力优越感冲头之时，吹出的一句不用上税的牛皮大话。

而自从郑州社区女书记刘红英拿着电喇叭，用强硬口气宣布“我们还是需要7+3（隔离），但是没有新文件，这是我自己定的”，又强烈感到“拿社区书记不当干部”，是一种认知局限。

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以村居组织为代表的的“准公权力”，近几年日渐兴起，且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倘若撇开政治属性不谈，现今村居组织主体和外围人员，其非官非民的身份，与古代吏役有一定的相似性。

虽然都身在体制之外，只是领伙食补助的“服役人”，但游走于国家和基层民众、“正式活动”与“非正式活动”之间，做着事关官僚体系正常运转的大事。

以清代地方吏役为例，其重要作用在口齿激增、事务繁剧的当时社会，是无可替代的。同时，也被视为败坏纲纪、扰乱社会的“源头”。

有史学家说，凡事到了吏役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

当今的村居组织干部，当然不能与古代吏役同日而已。虽无品无级，也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

不可否认的是，村居组织在疫情防控事务的诸多方面，已然享有对组织成员进行组织、指挥、控制、惩戒等方面的权力。

另一方面，没有合法的体制内身份，也意味着它们无法受到官僚组织内部的纪律约束，同样无法令其对自己越轨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负责。

不论过去的吏役，还是今天的村居干部，相同之处还在于，劳动回报低微，未忝列任何行政级别，抬头就是天花板，几无晋升空间。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当一个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取其向往的价值——经济报酬、腾升机会，当然就可能选择以非正常手段去获取这些价值。

清初历史学家傅维鳞在《亟更役法疏》中论及吏役之害：“官聪察则借官之严以害民，官贪横则张官之威以害民，或阴用官之能以害民，或阳窃官之权以害民，或害民以奉官，或害民以坏官，官堕其术，民受其病，役收其利。”

时代不同了。我相信大多数村居干部是守法敬业的，在疫情防控中付出了艰苦努力。

但我们今天还未能完善对公权力的制约机制和制度，保证权力无一例外地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况乎对于处于权力最末端的村居组织书记。

近来多地曝出核酸检测造假问题，有的没做核酸就有了采样结果，有的将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反馈为阳性。

很难说，这全都是核酸检测机构一家的问题，而无外力参与其中。

我宁可相信，“我让你阳就阳”是一种权力臆想，相信石河子官方通报的公信力。这至少会让受困于疫情的每个人，都少一些惶恐。

但不可否认，“准公权力”虽不像国家公权力那样强有力，但同样具有相较于个人权利的优越地位。

倘若一个社区书记，为了某种特定目的，动了某种歪心思，要去影响不法检测机构，做个“阴阳判官”，未必就是吹牛，没准还真不乏那个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