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让人沉重到不能呼吸。孙立平教授今天就此撰文，题为《不想讨论别的，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文章讲了四个故事，其中两个，有关人与人；另外两个，有关人与动物。故事讲完，答案呼之欲出。孙教授终归没有直说，只是抛给读者一连串问号。年龄大了，见不得杀戮。对于此案中的血腥惨烈细节，几乎没有勇气细读，只是记住了两个案外的情节。第一个是，拘押中的三名少年凶手，翘着二郎腿，脸上充满笑意。第二个是，一人事发后躺在床上打游戏，第二天还能若无其事地去上学。这种气定神闲，比杀人埋尸本身更令人怵惕。也正是这一点，同样刺中了孙教授。案发后，校长说学生遇害纯属意外，班主任也很好，遇害者生前在学校没有受到欺凌。这难免有推卸学校责任之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校长。那么问题来了，或许校长也不明白，抑或没来得及思考，自己的学生何至于残暴至斯。如果有机会，很想抛开事件本身，跟这位校长聊一聊，在其从教生涯中，有没有向学生施加过“仇恨教育”的东西——倘若有，或也会被其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属于正确的事情。暂不论家庭教育，无从知道邯郸这三个少年，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学校教育。决计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虽然未必经历过拿“枪”刺杀安倍、背炸药包之类的游戏——这些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却大抵不是以爱心取代敌意、以悲悯取代强蛮、以宽厚取代偏狭为根本取向的教育。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幽暗、残暴、非人性的一面。生活在高压或无序社会中的人，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机缘，人性里的恶就会发芽生长。好的教育，弘扬人性善的一面，使人内心变得柔和温淳；坏的教育，诱发人性恶的一面，使人沦为禽兽。根据孙教授讲述的故事，邯郸三少年的恶，连禽兽都不如的。从生活经验来说，在许多暴力、戾气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魔影在推动。仇恨教育、仇恨思维影响之下的孩子，必然从小对周围世界缺乏安全感，对周围人没有真正的信任，长大后与人共事合作也会磕磕绊绊，往往对强者诺诺唯唯，对弱者施予暴戾。这些年，校园欺凌现象愈演愈烈，很多行为残忍到令人发指，背后很难说没有仇恨思维所强化的极端倾向在起作用。无非认为有些生命是可以轻视乃至消灭的。其实不止于学校。我们成年人的社会，不也每天都能听到对抗那个、抵制那个、平掉那个的声浪吗？总之都是仇恨的声音，且分贝很高。教育若不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终将造成一种精神品质的畸形发展。一个正在办理移民的朋友表示，下决心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某些教育，令他不解和惊悚。孙立平教授忧心忡忡却欲言又止的，不外乎于此吧。

贵州六盘水市女企业家马艺珈伊，向水城区政府讨要工程款，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以同样理由被抓的，还有为她代理的律师和助理10余人。面对汹汹舆情，当地政府指称“报道失实”，说是所欠款项目前已支付89.82%。这不仅未能平复舆情，反而招致更大的质疑声浪，并开始引发舆情次生灾害。工程款支付了89.82%，何不晒出实际支付流水表？如果拖欠款项仅占10.18%，事情何至于闹到这个地步？我更为在意的，是当地政府的态度。官方通报满篇尽是对“债主”的指责，至于己方责任和问题，未有一句提及。这自说自话的姿态，分明透着一种睥睨：都是当事人在瞎闹腾，都是媒体在瞎报道，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瞎起哄。就该事件，这两天的舆论场上，也有设身处地为当地政府着想的声音。比如有人说，包括六盘水市在内的一些地方政府，显性和隐形的债务沉重，不拖欠工程款，你当水城区的书记区长试试？“打摆子”症状依旧的胡锡进，也就此发文表示，“现在有少数地方连公务员的工资都拖欠，如果还有欠民营企业的款项，拿什么还？”这种体己话，估计水城区及其他不少地方的官员，会引起强烈共鸣，都要被感动哭了。这类混账话，貌似不乏道理，却半点经不起推敲。以水城区为例，政府债务压顶固然是事实，但财政困难局面，是这位女企业家造成的什么？恰恰是一地官员为了追求所谓政绩，不切实际、不顾财力、不计后果，全凭个人意志，盲目铺摊子、加杠杆、上项目所致。政府过度举债造成的恶果，凭什么由作为受害方的企业无限期承担？你解不解放思想，经济回不回暖，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你若是思想不解放，经济不回暖，这欠债就可以不管不顾了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抛开晦涩的学究式定义，这句俗语经常使用的场景下，大概率是合理合法的，适用于描述相应场景的法律关系。包括水城区，即便欠钱是前任官员的行为，只要钱是以政府的名义欠的，其作为一级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就有责任对政府部门的民事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就连中世纪某时期英国王室举行宴会，因自家的餐具不够高档，要借大臣更好的餐具应付场面，用毕也要还的。哪怕是王室，也不能因为地位至尊，而冒犯人类社会生活的公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我们的各级政府，可以是“诚实而不幸的欠款人”，其未清偿债务可以免除。除非某地政府敢于公开承认，其不再是人民的政府，宣告政府的信誉已经破产。前两天，我在《必须大声疾呼：清除匪患，重振民企》一文中谈到，地方政府对于各种欠债，除了水城区式的以刑化债，还有以拖化债、以吓化债、以讼化债。每一种类型，都有真实离奇的故事，成为这个时代的三言二拍。这些摆不上台面的化债方式，其背后的逻辑便是：政府没钱。仿佛仗着政府没钱，就可以光膀子横着走路了，就要放刁耍泼，对主张债权者动不动就抓就判。事实上，被拖欠账款的企业，也都知道政府时下没钱，未必指望政府马上清偿债务。西部某省一个民营企业，与政府签订协议，垫资三亿多元修建沿黄公路。路修好了，却迟迟拿不到钱。这家企业负责人谈到，不可能逼着政府一夜间生出钱来，只希望政府开会出个正式纪要，载明欠款数额和偿还计划即可，免得政府换届后无人认账。就是这样合情合理的要求，也被当地政府一再拒绝。包括招商引资欠债、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欠债，仔细考察官员横着走路的地方，无不是狭隘的、草莽形态的革命意识在作怪。这种意识大部分时候，不会见诸公文而行于天下。发生在水城区的事情，具有风向标意义。倘若该地政府横着走路要走到底，就意味着一个债权人坐牢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势必导致政府欠债的经济负资产，在转化为政商关系负资产后，升化为政治负资产。到了那个地步，社会就彻底崩坏了。

这两天，数家官方媒体发声，批评“碰瓷式爱国”，称“流量蚂蟥”的“爱国生意”，非但不是爱国，而且是“害国”。不知道这些媒体，是实在看不下去的良心发现，还是奉了上头的旨意，抑或嗅到了某种微妙的风向。在我看来，主要原因还是被批评的对象，近期“爱国”的动静搞得太猛，外溢效应不断扩大，

这是一篇历经艰难才侥幸发出的文字，看来它们急于为事故责任定调，开始不容骘评了。我倒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宁可无话题可说。贵省也该争点气，别在短期内，频频酿出惊天事端来啊。学校发生惨烈火灾的那个县，以“事故处置指挥部”发布的一则通报，读完如鲠在喉。这是截至目前，就该校10+3个学生殒命火灾事故，最为权威的官方通报。却通篇语无伦次、逻辑混乱、飘忽游移、毫无诚意。问了几个熟知的朋友，都表示有同感。再烂的文字，一般也无法掩饰它到底想说些什么，这则通报亦然。通报说，“该宿舍共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供学生正常出入，此门夜间从不落锁”。此为重点一。“当晚该宿舍住有32名三年级男学生，一名宿管员（班主任）”。此为重点二。该通报唯一明确的用意，大抵就是针对舆论场上“舍门上锁”的传言和质疑，进行斩钉截铁、明白无误、不容置疑的澄清。其中的逻辑却无法自洽。既然室门未锁，屋里也有宿管员同住，32个学生中，为何只有19人逃生？宿管员有未被烧伤，伤势如何？此前，官方媒体借助进入现场的消防员之口报道称，遇难学生“遗体均在各自床上呈躺睡状态”。宿管员发现起火，但凡有过呼叫，这些孩子也不至于一个个沉睡到毫无察觉，连一点挣扎、蜷缩痕迹都没有留下。通报对此无任何解释。前两天有媒体说，起火后该宿舍孩子曾对着窗外大声哭嚎求救。彼时到底有无此种情形、宿管员在做些什么，通报居然只字不提。或许起火时，现场情况极为复杂混乱。比如人挤人、床挨床，宿管员根本来不及迅速全部组织学生转移等。倘如此，完全有必要在通报中说清楚真实情况和客观原因，而不是将疑问交给公众。细细咂摸，这本质上是一则抢先发声的“免责”宣示。当地官方要强调的，这是又一起“门开着的，他们不跑”的非人祸事件。而此时发出这则通报，显得突兀和莫名。通报说，“省调查组正在对事故原因、事故性质、消防器材配备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通报”。你一个县级火灾事故处置指挥部，在基本情况尚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急吼吼跳将出来，胡言乱语地打一通乱拳，此为何意呢？如此无法不让人思忖，县里提前出来说叨一番，至少是得到更高层级官方首肯的。在公共政策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决策气球”，也叫“试探气球”。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方城县官方的这则通报，烂归烂一些，却也属于一只舆论探测气球。提前定调，放风造势，进行舆论铺垫，就公众对特定话题的接受程度进行测试，窥探舆论场有哪些反应，反应程度如何，从公众的评说中观察民意，谋定而后动。如果舆论对“从不落锁”、“宿管在场”的说法反应平平，那么最终更高层级的调查结果，就笃定会调高“从不落锁”、“宿管在场”的分贝，你们信不信都是它了。如果舆论对此说辞反弹强烈，无法接受乃至于口诛笔伐，最终的调查结论，当会根据舆情传播量、社会关注量、网民浏览量和跟帖评论量数据，相机作出调整。我所担忧的是，从昨晚通报发出到今天，新浪微博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其他社交平台上，除了几个自媒体人发出诘问，似乎未引起多少关注；一些官媒虽然转发通报原文，却无一家置评。民间的忽略不难理解，岁末年终，大家都千头万绪，都在忙着与过年有关的事务。同时，面对这类天灾人祸，面对真相总是被掩藏，大家普遍都有无力感。唏嘘喟叹几句，两三天的热度过去，新的热点事件又会冒出来。方城县官方这一火灾事故的“试探气球”飘过，测得的结果乃是波澜不惊。眼见着“从不落锁”、“宿管在场”的说辞，虽不敢言万无一失，也该“坐实”和落定了。这对于某省官方，无论如何算是一个惊喜，应该可以无忧过年了罢。

13个孩子，都才八九岁，一夜间殒命于河南方城县独树镇英才学校宿舍火灾中。13个家庭的天，轰然塌了。悲愤之余，公众不禁要追问：这痛彻心扉的一幕，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事故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毕竟都置身事外，此时似乎不宜妄加揣测。但面对如此惊天惨剧，公众有诸多疑惑亦属正常。包括鄙人在内，最大的疑惑是：起火之时，宿舍门到底有没被锁死且无人值守？这群孩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经历了怎样的一幕？这一疑惑并非凭空生就，而是建立在大量经验认知之上。危急时刻，一“锁”当关、万夫莫开，平添种种危险甚至无辜死亡，却归咎遇难者缺乏自防自救能力，这样的例证还少吗？尽管有此不堪传统，这两天本人还是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今日却有报道说，消防人员进入现场时发现，遇难的13名学生，遗体均在各自床上呈躺睡状态。宁肯相信这就是事实。说明这些孩子们走得很平静，未有太多痛苦，而不至于令生者心碎。此话看似风轻云淡，却也不能不让人疑窦顿生，要去揣度背后的玄机。学生宿舍起火，并无危化品爆炸情形，着火初始应该不会很迅猛，会有一个蔓延和加重的过程。农村小学三年级学生，情急之下逃生经验和能力不足，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无论如何，求生是人的本能，就如人摔倒时会下意识用手支撑，实施自我保护一样。火灾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也确有可能致人窒息死亡。但一般而言，火灾遇难者会留下挣扎、蜷缩痕迹，除非处于醉酒、服用安眠药状态。13个孩子“步调一致”，竟然全无察觉和反应，整整齐齐在床上“躺平”，连短暂的挣扎都似未发生。这更像三流的蹩脚编剧笔下的剧情。今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该事故的一个细节，分明排除了这种集体烟熏、平静窒息的可能——“有学生在窗户防盗网下侧打开了一个小口，从此口跳楼逃生”（见题图）。这一细节，提供了一个逻辑推理方向：困身于火场的孩子，必然经历了从室门奔逃而不得，进而惨烈挣扎的过程，万不得已才有孩子侥幸地从窗户部位找到突破口，纵身一跳逃出生天。值此情形，若是继续强调这些孩子在生死关头，齐刷刷浑然不觉，近乎安详地离去，这仅仅为了安抚悲痛欲绝的家长么？而该校附近有住户向媒体描述，事发时“听到了学生们的呼救声”，这两种镜像呈现的强烈反差，令人情何以堪！另据媒体报道，一名自称从该学校毕业的学生透露，在学生晚上睡觉期间，宿舍是被锁起来的。这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证明事发之时，舍门处于被锁状态的极大可能性。宿舍夜间锁门，应急通道事实上不复存在的。九死一生的概率被拉到零。一扇看似为了保证学生安全而关闭的室门，成了学生们通往死亡之境的大门。把逃生门锁死，也许并不能直接导致突发事件的发生，但一定会在突发事件时，导致人为悲剧的发生。刻意强调“遇难学生遗体呈躺睡状态”，只差描述为“带着安详的微笑”，这岂不是在有意无意抢先预告，起火时宿舍门根本就没锁死，要以此将“人祸”最小化吗？或许这并非一个事先张扬的“阴谋”。试看最终的调查结论吧。只是在避责作派大行其道，“善良管理人”日益逃遁，将管理对象看作是死亡客体的世风之下，或许这一次，真相仍终将云山雾罩。

岁末之际，总会产生时光易逝的沧桑感，叹岁月蹉跎，对来年也有所期待。

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近日公布的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昭示着江西南昌“鼠头鸭脖”事件要翻篇了。涉事企业被罚款1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325.5元；三名责任人被处以罚款共计706万元。消息系媒体记者从“企查查”搜索获得，而非江西方面主动发布。这事曾经引得街谈巷议，却

浙江金华武义县一学校发布通知，称新市民子女，如果想在该地就读公办小学，需有相应积分。积分可通过无偿献血、向慈善机构捐款等方式获得。通知着重强调，献血每100ml得2分，最高可通过献血得30分。举凡与子女教育有关的点滴公共政策，都格外牵动人心。这事遂在微博上激起波澜。无偿献血、慈善捐款，都是善行善举，值得大力提倡，本人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本应发自内心的公益行为，与入学资格挂钩，且明码标价，其中蕴含着精妙的拿捏，抓“软肋”如此稳和准。咂摸起来，多少有些欺生的意味。献血成为家长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就有了功利色彩，好说不好听。正如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言，“

上海“血槽女”那点事，吵闹了数日，网民仍不依不饶，要扒出那位“牛逼”的“小姑姑”到底是谁。也难怪网民太执着，这故事太具戏剧性。有“小姑姑”在背后运筹帷幄，可以通过神秘渠道发函给上海卫健委，并远程对接阿里医疗系统。当地库存血量告急，可以组织全阿里地区公务员献血。技术不够，可以周末从日喀则派上海援藏医生急赴阿里。其父可以迅疾筹款100多万元包机，载着医疗团队直飞阿里实施转诊。到了成都华西医院，所有无障碍通道全为“血槽女”而开。所有的幸运和契机，都占全了。一段无意识地纪念生死经历的视频，刺痛了众多普通人神经。换作另外一个老百姓，大概率死路一条。也是在近日，一女孩确诊感染支原体，在北方一家儿童医院门诊寻医，其母亲排到的就诊号为“1600号”，而女孩高烧40℃已两天多。那些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同等境遇下注定只能得到不平等待遇时，就会产生卑微感。今日有报道说，记者以普通人身份求助上海卫健委协调异地献血，得到的答复是：需在当地申请。相当于说，协调异地献血非常态化、普惠性渠道。谁让你不是“血槽女”呢。这进一步引爆舆论场，也助推了公众的愤怒——“难怪我在负重前行，原来有人骑在我背上尽享特殊”。被打脸的还有胡锡进。11月30日，老胡就“血槽女”事件舆情，不失时机给我等上了一课。老胡在长微博中称，“大家还是应当看到这件事的正面价值”，“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个救死扶伤的成功案例“，网民的质疑“是当下社会对不公平心理失衡的真实表现”。老胡还强调，能够直接联系上卫健委里的人并且求助，也是有可能的。对于上海卫健委“需在当地申请”的意见，老胡自然会装作没看见的。概因老胡们眼里，看到的全是光明。反复看“血槽女”自曝的“生死历程”

自从“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提法响亮起来，《疫情面前，每个人都是英雄》《疫情之下，每一个坚守居家的人都是英雄》《这场“战疫”每个人都是英雄》《人人都是抗疫英雄》的大标题遍及各大报章。

一场疫情，让很多人脑子坏掉了。最新的例证，是一篇题为《以养老金为抓手推动中国老人接种疫苗》的雄文。操笔者为重庆大学法学院某博导、法学博士。此文洋洋数千言，以做真学问的架势，提出以绑定养老金调增与打疫苗的方法来倒逼退休老人打疫苗，缓解养老金发放压力，通过经济手段倒逼老人尽快完成疫苗接种。堪称一代奇文，从字里行间，依稀看到作者“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搥胸”。这愈发强化了其主旨上的荒诞意味。似乎应验了某网红教授所言：“某些同学读法律读到后来简直让自己丧失人性，失去了普通人共情和判断一件事情是非的能力？”对于接种新冠疫苗，目前国家并无强制性要求，这个暂且不论。领取不断增长的养老金，是劳动者多年积累、退休之后享有的法定权利，怎就与医学防疫范畴的疫苗接种挂上钩了呢？从宪法学的意义上，国家承担相应养老责任，不仅有对个人的“生存照顾”“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作为理论基础，更有宪法规范上的直接依据。国家之于养老金，有的只是指引责任、给付责任、制度建设责任和监督责任，具有权利义务单向性的特点。依该博士的观点，不接种疫苗，就不能享受养老金调整。老年人享受宪法权利，也需支付一定的“对价”，这种建议算不算是违宪？如果这一逻辑能够成立，具有保基本、兜底线功能的养老金，岂不成了底线可以随时下移，甚至可以随时收回的一般性补贴政策？要说这篇文章的唯一贡献，是稳准狠地抓住了老年人的软肋。这种文章的出笼，说来并不偶然。它迎合的乃是“利用普通人弱点”的胁迫治理思维。你不是不配合、不服从行政指令吗？别以为真的治不住你。你有儿女吧，要上学、找工作、求进步吧？啥也不怕，上个人信用征信怕不怕？啥都无所谓，养老金不能不在意吧？会有一百种办法，总有一款适合你。据反映，上述种种，有的地方已有践之，有的正欲欲跃试。只不过前不久某居委会干部直言不讳，喊出“他的软肋是儿子”，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而已。当“软肋”成为一门显学，某些经验主义的治理手段，便会过于关注工具性层面，无视合法性价值而沦为纯粹权术运作。通俗地说，是精于治人，而不是治事。如推动老年人接种疫苗，不是以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而释疑，而是要拿“保命钱”做要挟。倘若大面积推广开来，想必会杠杠的，有立竿见影、所向披靡之奇效。胁迫治理思维，是疫情引发和强化的诸多扭曲性思维之一，属一种“官状病毒”。养老金与接种疫苗挂钩，提出这馊主意的虽不是官，迎合的却是某种官意。所有胁迫治理，不管目的多么有正当性，都只是一种二流子式的治理。这种治理思维，视法治为敝屣。因为坏到透顶，无一不招致民怨民愤。

城管执法人员跪压货车司机头部，视频在网上刷屏。事发山西太原市小店区。多名城管执法人员，与一男性货车司机发生争执。男子称无违规违法，他的货车有“疫情防控通行证”，要去外地拉医用物资。城管坚持要扣车。男子据理力争，不予遵从。一干执法人员合力将男子摁倒在地，反剪双手。视频显示，一戴红袖套者，单腿跪压男子头部，另有执法人员踩踏男子身体，彻底予以制服。对此，小店街道办工作人员先是称“可能存在误会”。啥误会呢？从视频看，该男子未持凶器，亦无激烈抵抗动作，双方体力素质方面，城管占有明显的优势。要说误会，大抵是男子被跪压的头，不识相硌痛了施压者金贵的腿膝盖关节。“摁倒跪压”，刚刚发生于宁夏银川，舆论余波尚在，太原趋前跟进。银川“蓝马甲”事件甫出，意见领袖胡锡进发文说，“它当然是个局部事件，不能用它来标记我们的基层社会，也不能用它来标记整个防疫”。太原城管迅疾以生动的斗争实践，再次证明胡大总编不过“双手插裤兜里”。银川、太原两地的“摁倒跪压”，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气势。啥气势呢？摁人施跪雄赳赳。元代前期杂剧作家张国宾，在《薛仁贵》中描述主人公:“则你那雄赳赳，气昂昂，身凛凛，貌堂堂。”薛仁贵的雄壮勇武，气宇轩昂，用于抗御外敌，是军中的特级战斗英雄。银川、太原两地的执法者，英雄气概用在对付手无寸铁的弱势百姓身上。这种威武神勇，无论如何也让人无法仰视。这充其量是一种暴力美学。其本质是形式美学，而不是内容美学。尽管如此，强势者却似乎很欣赏，不约而同地要实之于心，践之于行，一展斗争风采。“摁倒跪压”，看样子有流行趋势。流行的未必都是好东西，比如流行感冒，比如奥密克戎。流行的坏东西，却总是有人喜欢。比如当年的“喷气式”，曾风行一时。就是将人拉上台去，身体折成90度，两腿绷直，双臂向后平伸，做喷气式飞机状。读过季羡林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我尝过“喷气式”的滋味》。对于“喷气式”，季先生喟叹，“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类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而行之。季先生说，“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文末季先生还是难掩愤懑，称“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估计当年坐“喷气式”者，撅腚伸臂，该是不到十分钟，即大汗淋漓，腿打哆嗦，像是马蛇子吃了烟油，浑身扭动起来。要说制人之功效，“摁倒跪压”也毫不逊色。普通人头颈部，通常无法承受短暂的强大压力和瞬时的突然冲击，更不消说长时间的承重跪压了。当年那个弗洛伊德，正是死于这种跪压控制。按季先生的意思，“喷气式”非禽兽发明，禽兽们却爱用。“摁倒跪压”亦非禽兽发明，也颇受禽兽青睐。它们其实知道，这搞法有危险性后果，非特定情形一般不可用的。只是一见到、一听到某种苗头和风声，会立即激起它们适逢其时般的兴奋感。往深里说，一旦历史生成某种相似的机缘，在风向时势或微妙、或明显的某种变动中，它们扭曲的欲望和狂想，便以这种举动顽强地呈现。眼下将施虐冲动对准银川的求医百姓、太原的司机百姓，也逃不出上述逻辑。即便不在银川、太原，它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出施暴对象。而它们的施暴，又往往安然无虞。疫情以来，基层权力突然被放大。法理、伦理开始退后，几近于被弃如敝屣，暴戾开始蔓延并不受规制。先是有禽兽先亦步亦趋，行进中的低烈度兽行，往往难以追责也无人追责，于是便有了赳赳之气，要往大里猛里整，惟恐不上热搜。太原小店区官方通报说，强力部门已介入调查，但公众已经预知结果。大不了“罚酒三杯”，或弄出个“临时工”。要说杜绝禽兽般施向弱者的“摁倒跪压”，当然需要法律规训。同时也少不了一个内因条件，即禽兽回归为人。

21日，凤凰新闻曝出疫情管控中令人惊悸的一幕。几个防疫人员将一男子反手跪压在地，质问“你为什么违反规定出来？”视频中的男子很配合：接受盘问搜身，面壁前倾站立，双腿横向劈叉，未有任何反抗。男子最终却在责令双腿打开的极限难以站稳，踉跄中被反剪手臂、顺势按倒，后施予跪压。被按在地的人说了一句：“我要吃药。”这段视频在网上刷屏，或因视觉冲击力太过强烈，被迅疾删除。不少网民质疑：为何不直接问询，而非要实施跪压？这一幕，与曾经曝出的撬房门、砸桌子、扇耳光、掐脖子、绑胶带等规训行为一样，充斥着一股戾气。近一个时期以来，在疫情管控过程中，某些地方的一线工作人员戾气充盈，且势炽日甚，这当能为公众所普遍感知。需要指出的是，防控人员做出这些出格举动时，面对的往往并非对抗性矛盾冲突。这些“硬核”手段，看似展现了神勇、收获了奇效，却徒耗公共舆论资源，损伤地方治理形象，销蚀公众法治信心。每每谈及于此，一种愤懑而又无力的情绪弥漫于舆论场，并引发社会失范焦虑，进而产生相当程度的“群体性怨愤”。一线防控人员确乎压力巨大、工作辛苦、付出很多。但须知疫情三年，普罗大众为防控也做出了相当的权利让渡和私益牺牲。不少家庭面临生计之虞。经此一疫，才知道中国老百姓，乃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近期社会情绪暴戾化加重，这种情绪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张力，底层群体中产生一系列非理性冲动，有的走向自我生命终结，有的泄愤于他人或社会。对于行使疫情防控权力的人员，需要问一问：社会层面的暴戾之气，是否也有疫情防控中权力失范、法纪不彰、暴戾滋长的助推因素？如果这是源于一种自己也会遭遇同样境遇的不安，则应该如何抚平焦虑、重建信任？当下，我们需要认真解读社会情绪暴戾之气释放的信号，防止负面社会情绪在发泄和忍隐之间，一步步突破临界点、导致总体性爆发。这固然需要疫情防控政策层面的调整和优化，也需要多方努力调适社会心态。几乎所有防疫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都有形无形地被赋予一定权力。调适社会心态，缓解社会紧张，直接跟百姓打交道的一线防控人员，责任尤为重要。故在此必须大声疾呼，请疫情防控人员“除戾气、守谦抑”！“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不“横”，就是要祛除暴戾之气。权力的戾气少一些，权利的保障就会多一些。在疫情防控中，须放下权力傲慢，回归“公共服务者”的角色。谦抑性是司法原则，也适用于疫情防控权力，为之乃是本分和职守，不为则是失职渎职。所谓谦抑，就是有能力做而不做，就是做了必有效力但不做。简单点说，就是按规则程序办事，不要动辄打人、斗人、绑人，多一些人性化、人本化和人道化。坚守谦抑品格，不是示弱的表现，更非无力的外露，而是既保持弹性，又保持效力，以融洽国家与民众、民众与民众间关系。疫情防控权力保持谦抑，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标识之一。疫情终将成为过去。“后疫情时代”，每个人在这场社会性检阅中的作为，或都将得到回溯与盘点，包括对于权力善恶的评价乃至道义清算。做个人吧，免得日后出门被吐唾沫、打闷棍。

“阴性阳性不是核酸测出来的，是石河子社区书记说出来的”。这句掷地有声的箴言，流传于社交媒体。网传的起因是，石河子市清泉新村社区外头，有人在路边卖大葱，每公斤2元。社区书记获知，遂制止小区居民购买，要买只能买小区内4元一公斤的大葱。众居民不服，与社区书记争执。该书记当众口吐狂言：你们信不信，我要你们阴就阴，要你们阳就阳！随后不久，网上又传出该社区书记被就地免职的消息。这属于一个由两段叙事组成的相对完整故事，有争执现场的视频及截图为证，且在网上有不同信源交叉印证。应该说这起网传舆情事件，有起因、有经过、有结果，逻辑自洽，形成闭环。而当地官方很快发通报，说此为虚假信息。这份通报的蹊跷之处在于，对事件直接加以“虚假”定性，却完全回避了当时现场到底发生过什么，也未提及该书记是否被免职。既然言之凿凿说是谣传，就应交代清楚，事件起因是什么，社区书记在现场说了什么，以证明其并无谵妄之言。如此就形成一个悖论：公众可以相信当地官方通报，即该书记没说过“我让你阳就阳”；公众也可以相信网传信息，即该书记说过“我让你阳就阳”。在民众饱受核酸之苦，乃至于由此阻滞延误就医、酿成多人殒命的当下，一个社区书记当众喊出“我让你阳就阳”，绝对惊世骇俗，有如天雷落顶。“我让你阳就阳”，于社区书记而言，是吹牛皮还是真实力？我宁愿相信这是权力优越感冲头之时，吹出的一句不用上税的牛皮大话。而自从郑州社区女书记刘红英拿着电喇叭，用强硬口气宣布“我们还是需要7+3（隔离），但是没有新文件，这是我自己定的”，又强烈感到“拿社区书记不当干部”，是一种认知局限。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以村居组织为代表的的“准公权力”，近几年日渐兴起，且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倘若撇开政治属性不谈，现今村居组织主体和外围人员，其非官非民的身份，与古代吏役有一定的相似性。虽然都身在体制之外，只是领伙食补助的“服役人”，但游走于国家和基层民众、“正式活动”与“非正式活动”之间，做着事关官僚体系正常运转的大事。以清代地方吏役为例，其重要作用在口齿激增、事务繁剧的当时社会，是无可替代的。同时，也被视为败坏纲纪、扰乱社会的“源头”。有史学家说，凡事到了吏役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当今的村居组织干部，当然不能与古代吏役同日而已。虽无品无级，也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不可否认的是，村居组织在疫情防控事务的诸多方面，已然享有对组织成员进行组织、指挥、控制、惩戒等方面的权力。另一方面，没有合法的体制内身份，也意味着它们无法受到官僚组织内部的纪律约束，同样无法令其对自己越轨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负责。不论过去的吏役，还是今天的村居干部，相同之处还在于，劳动回报低微，未忝列任何行政级别，抬头就是天花板，几无晋升空间。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当一个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取其向往的价值——经济报酬、腾升机会，当然就可能选择以非正常手段去获取这些价值。清初历史学家傅维鳞在《亟更役法疏》中论及吏役之害：“官聪察则借官之严以害民，官贪横则张官之威以害民，或阴用官之能以害民，或阳窃官之权以害民，或害民以奉官，或害民以坏官，官堕其术，民受其病，役收其利。”时代不同了。我相信大多数村居干部是守法敬业的，在疫情防控中付出了艰苦努力。但我们今天还未能完善对公权力的制约机制和制度，保证权力无一例外地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况乎对于处于权力最末端的村居组织书记。近来多地曝出核酸检测造假问题，有的没做核酸就有了采样结果，有的将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反馈为阳性。很难说，这全都是核酸检测机构一家的问题，而无外力参与其中。我宁可相信，“我让你阳就阳”是一种权力臆想，相信石河子官方通报的公信力。这至少会让受困于疫情的每个人，都少一些惶恐。但不可否认，“准公权力”虽不像国家公权力那样强有力，但同样具有相较于个人权利的优越地位。倘若一个社区书记，为了某种特定目的，动了某种歪心思，要去影响不法检测机构，做个“阴阳判官”，未必就是吹牛，没准还真不乏那个实力。

前几天有朋友说，某某地方不是正陷于热搜新闻事件漩涡，就是在奔向热搜的路上。客观地说，有那么几个地方，近来甚至近一个时期以来，成了热搜榜常客。网上每每有涉疫负面舆情曝出，公众不免惊呼：又是某某地方。且这些负面舆情，往往充满怪诞性、谬妄性和乖张性，关涉民生民瘼、施政怠惰和治理失当。舆情带来的刷屏和围观，使得这几个地方“脱颖而出”，具有了符号象征和想象空间。伴随每一起负面舆情，常有网民喟叹，“幸好没生活在那个地方”，“有事没事少去某某市”。身在这几个地方的不少人，也往往生出一种负向的心理预期与主观评价。有人声称要“卖房卖车，离开这里”。涉疫负面舆情，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只在疫情集中时冒出，有的地方则一直不断，成为热搜榜上的“批发户”。病毒没有省界、市界，每个地方发生疫情的外部条件因素，大致都差不多。个别地方或有特殊的不利因素，但其特殊性并不十分显著。况且国家疫情防控政策也是统一的。于是就生出疑问：热搜榜为何总是格外偏爱这些地方？或许当地官员会说，应急状态下，“家家锅底都有灰”，冒出负面舆情事件，不过是“隔墙扔砖头，砸中我这里”。而毋需辩驳的是，浙江、山东等省份，甚至包括一些欠发达省市，就是远比你们做得好。尽管不能说上述地方不存在问题，不会出现负面舆情，但鲜见总在负面舆情泥潭里难以自拔。舆情危机的生成跟突发事件一样，从表面看，具体触点多属孤立个案，确有某种偶然性。但疫情负面新闻在一个地方多发复发，很难说没有必然性。单个舆情事件，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而与现实互通，说到底是由现实决定的，是网下问题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与投射。“线下”决定“线上”，实情决定舆情。负面舆情指向的，终究是个案背后的深层问题。说到底，还是疫情防控不力。要么方法有问题，要么作风有问题。防控情况确实复杂，但实战三年了，再说“经验不足”，恐怕难以服人。甚至可以提出一个议题：疫情负面新闻事件在某个地方扎堆出现，那么这个地方的政治生态，是否需要考量一番了？按说一个地方的治理者，面对负面舆情一般会有趋荣避辱的道德心理，会对自己的治理不足感到内疚和自责。而值得注意的是，负面舆情多发的那么几个地方，似乎满不在乎舆情影响了。往轻里说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往重里说是开始“摆烂”。因为一些负面舆情事件发生后，并未在当地产生倒逼效应，既看不到积极明朗的公共回应，也看不到有力的治理跟进。他们似乎不再愿意探究现实环境中，是否存同类问题，并寻找正确的政策方向，提高治理水平和绩效，而是无非问题再来一回的倨傲。道德反省能力钝化、耻感变弱，面对负面舆情，就不再那么尴尬了，基本的敬畏感几近于无。从行政伦理的角度说，执政耻感的丧失，必然伴随着价值理念的错位和治理责任的弱化。而正是这种错位和弱化，使得问题源头无以得到有效治理，潜伏和积累的同类问题一旦接近燃点，就会被某些看似孤立、诱因很小的个案引爆。面对负面舆情，倘若这些地方的官员知耻而有为，当地疫情状况势必会好许多，老百姓也不至于总是遭罪。

针对一男同学穿背心做核酸，甘肃农业大学一学院副院长发飙了，在班务群里发长文予以猛批。该领导称，“这种行为是对学校巨大付出的沉重打击，毫无底线挫伤着所有人的工作积极性”。除了声称“要向校长道歉、请罪”，该领导还要求每个班开展主题班会，对该男生的行为进行反思，并要求所有学生写检讨。对此，网上嘘声一片，成为新闻事件冲上热搜。也难怪公众置喙。让当事学生衣着得体，以示对核酸检测人员的尊重，尚可以理解。但干嘛要连坐，让别的同学也写检讨书？再就是，病毒会通过背心传染吗？涉事男生穿得少，却没光膀子和光着腚。接受核酸检测难不成该西装革履？一个并不复杂和严重的问题，被该领导搞得兴师动众、上纲上线，这就很有必要做个探究：大学生穿背心做核酸，“沉重打击”了谁？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是该领导担心男生受凉感冒。置身当下语境，感冒发烧可能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某些麻烦。但问题在于，感冒和感染新冠有必然联系吗？万一该学生此番患上感冒，也不该被视为大逆不道甚至某种罪过，“沉重打击”何以谈起呢？思忖一整天，“背心男生”（领导称之“马赛克”）的举动，不过“沉重打击”了某些人在防疫背景下的“伪崇高”。于大多数人而言，抗疫中的付出，辛苦归辛苦，但严格说来也是分内之责。正如疫情下的芸芸众生，配合防疫也作出了种种牺牲，可视为某种义务。我几乎从来没见受困于疫情、出现生计之虞的个体百姓，宣称自己如何如何顾全大局、如何如何高尚伟岸。惯见的倒是一些公职、准公职人员，明明做了很多可归为过度防疫，甚至不近情理、不合法理的事情，却把付出的努力说得无比感人，声音凝噎，甚至泪如雨下。有人开始由此获得某种过度的崇高感，把这种律令和权威支配下的崇高，人为地进行拔高，进而营造一种自负甚或致幻的“荣耀”。比如郑州的女社区书记刘红英。她所拥有的荣耀感是不容任何质疑的，否则就要架起喇叭，公开回击公众。又比如郑州某社区女工作人员，以超乎寻常的优越感、咄咄逼人的气势，连珠炮式地训斥拍摄防疫相关视频的市民。迎合某种标准的“荣耀”，在较长时间的社会训诫和功利实用的影响下，形成了某种约定俗成的道德。

这几天最热的话题，莫过于新出台的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规定，是严禁层层加码，随意采取“静默”管理。话音甫落，黑龙江省铁力市就来了个反向操作，使得掷地有声的政令，一拳砸在棉团上。因为发现一例初筛阳性，该市13日宣告在全域实施三天临时性管控。如果放在过去，铁力市官员此举，或可博得“高度负责”“态度坚决”“行动迅速”之类的褒誉。而在今日之语境下，这不是明明显显、毫不掩饰的“顶风”么？按照防疫新政，一般情况下，阳性出现在哪个楼栋，“静默”哪个楼栋即是，至多管控一个小区，再至多管控一个街道吧。出手就来个“顶格”处置，事实上全市都给封了，整体停摆。且开始劝返抵达该市人员。狗皮膏药好贴不好揭。说是三天，根据经验判断，该市如期解封的概率约为0.0001%。铁力市不屑于“市民自发静默三天”式的噱头，不藏不掖，不虚不矫，上来就往大里、狠里搞，着实有股子“敢搞”的彪劲儿，因此

因为在郑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说了句“错过了女儿成人礼”，女社区书记刘红英在网络舆论场成为“众矢之的”，遭遇唾沫横飞、口诛笔伐。这起网络公共事件，冲击着一线干部、先进典型的正面形象。面对这种网络舆论乱象，刘红英书记毫不退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不当鸵鸟，不做淑女，在小区公开喊话、回应争议

疫情肆虐的时候，这个群体的人，一是忙于制造和传递盛大的感恩和感动，咬牙切齿却无暇顾及；二是此时若是群起而攻之，生生掐灭方方日记，公众恐怕不习惯，也不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