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再憧憬婚姻？

单身比例提高，只是冰山一角。综观历史，人类的生活和生计通常涉及三个基本架构，由内向外推展分别是核心家庭、扩展家庭，以及由家庭组成的地方社群。家庭身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其地位不容挑战，因此新家庭的起始点——婚姻，更是焦点所在。现今由地方政府及机关提供的服务，过去是家庭肩负的责任：家庭照料个人的温饱、健康、教育及住屋。个人的职业也离不开家庭，通常牵涉到家族历史及家族在地方社群所扮演的角色，假如偏离这样的角色，很可能会影响或打乱社群的平衡。

不过，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及现代福利国家出现后有了急剧的改变。传统家庭在照顾个人方面曾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逐渐被蓬勃发展的国家及市场力量所取代。由于家庭不再是个人生存所必需，一连串影响家庭及婚姻的变化开始出现。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将讨论促成婚姻地位改变的八大原因：一是人口变化；二是女性的社会角色改变；三是在离婚兴盛的年代回避风险；四是经济因素；五是教育因素，六是宗教变迁；七是大众文化、媒体及社群网络的发展；八是都市化；九是国际移民。这九项因素当然不是全部的原因，也不是互相独立，很可能彼此牵涉、相互影响。不过，我的主要论点是，这些因素同时发挥影响力，使单身比例上升变成确确实实、持续发生的趋势。

一、人口变化

近来各地人口组成的变化大幅推动单身比例的提升，世界各国出生率急剧下降就是一大因素。以下是几个生育率降低的明显例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库，1970年墨西哥平均每位女性生育6.6个子女，2016年降至2.2个；印度尼西亚同时期从5.4个降至2.4个；土耳其则自5个降至2.1个。

在西方国家中，这样的变化出现得更早。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生育率，约于1970至1980年代开始大幅降低，甚至跌至人口替代率以下。今日的数据更是创下史无前例的新低，举例而言，西班牙的生育率为1.3，意大利、德国、奥地利为1.4，加拿大1.6，荷兰、丹麦1.7，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则为1.8。

低生育率会引发一系列影响，导致单身人数上升。第一，如果生育的子女较少，夫妻就可以较晚结婚，也就是说，整个生育年龄只需生一两个小孩，而不是六七个，那首次生产的年龄就可以延后。第二，孩子较少的话，离婚时照顾孩子的负担也比较轻， 甚至可能没有子女需要照顾。第三，低生育率代表有些人根本不必结婚或缔结伴侣关系：单亲照顾一两个小孩要比抚养6个子女轻松得多。第四，这样的情形会延续到下一代，在小家庭中成长和未来建立小家庭具有相关性，因此这样的现象会持续下去。

另一个影响到单身人数人口变化的是预期寿命的提高，导致许多老年人独自生活的时间延长。现代医学的奇迹大幅延长平均寿命，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1940年时，美国社会约有11%为65岁以上人口。至1970年代，老年人口比率提高到17%，2010年的比率大约为2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的数据指出，成员国国民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将近80岁。随着寿命延长，个人离婚或丧偶后独自生活的年数很可能会随之增加。举例来说，“欧洲健康、老化及退休状况调查”的数据指出，2015年欧洲75岁以上的民众有57%为丧偶人士。此外，2010年离婚的美国人中，50岁以上的人数是1990年的两倍之多。

在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快速延长，预计将扩大老年人口， 因此使单身人数急剧增长。以中国为例，该国的平均寿命由1990年的68.5岁延长至2010年的74.8岁，因此老年独居户也有相当大的增幅。此外，这个现象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独居老人所面临的健康、经济及社会问题，为年青一代带来不小的社会及财务负担，这样的负担很可能使年轻人延后结婚，逃避成家的责任。这在中国社会中尤为明显，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老年及青年人口的比例失衡。

部分地区的性别比，也对单身人数有大幅影响。性别比失衡会使当地潜在伴侣的人数减少，使许多人找不到对象。举例来说， 印度部分地区的性别比严重失调，每100位男性相对只有62位女性。即便是印度北方最富裕、开发程度最高的哈里亚纳邦，当地的性别比也高度失衡：各年龄层每100位男性相对只有88位女性。在这种性别比失衡的环境中，年轻男性可能无法找到另一半。事实上，由于失衡过于严重，2015年某地方议会决定放宽跨种姓婚姻的禁令，以便村民就近与邻居结婚，这在传统印度是前所未见的举措。

现今的性别失衡问题，主要发生于三个情境。首先，偏好男孩导致中国、韩国、印度部分地区及世界各地某些较小型的社群出现性别比失衡的现象。其次，国内的人口迁移或国际移民也有性别不均的情形。比方说，2016年欧洲统计局（欧盟的统计机关） 的报告显示，14岁至34岁寻求欧洲庇护者有75%为男性，35岁至64岁的年龄区间则有60%为男性。除非能克服语言及文化障碍，否则这种性别不均的现象会限制他们的择偶范围。最后，流向城市的国内人口也会造成性别失衡。举例来说，威廉姆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的报告显示，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及同性恋男性大多集中于城市。以曼哈顿为例，当地的大学毕业单身女性比男性多了32%。此外，曼哈顿有9%至12%的男性为同性恋，而同地区女同性恋只有1%至2%，这自然缩减了女性的潜在对象人数。

这几项近年来的人口发展改变了婚姻制度的基础。有些变动是不可逆的，比方说，许多研究者都预测出生率会持续下降，预期寿命也将继续增加。而性别失衡等现象可能只是暂时性的，也许会随着移民融入社会或中国二胎政策等政府措施而缓解。不过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拆解了过去建立家庭的基础条件。

二、女性的社会角色改变

20世纪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是另一个促使单身比例提高的重大原因。尤其是在西方性别较为平等的社会中，女性婚育的压力较低，同时拥有更多机会追求职业与学术成就。过去女性对于是否结婚没有太多选择，因为她们在财务方面必须依赖男性。过去女性若无法自给自足或独自抚养小孩，就必须留在家庭中，借此确保经济来源。不过，如今性别趋于平等，尤其是在西方的劳动市场中，有越来越多女性能在传统婚姻关系之外蓬勃发展，因此迈入交往或婚姻关系的人数下降，有时甚至将事业置于家庭之前。

结婚率降低的另一个类似原因，是女性的受教育的水平。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第一次结婚的年纪就越大。研究也显示，职位空缺增加与女性延后或避免生育具有相关性。这些趋势背后所显现的观念是，就读大学或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女性还没准备好面对婚育。

此外，社会对于单身女性的看法变得不那么严苛。声援单身女性的社会团体及活动纷纷出现，对抗“老处女”的污名，让单身女子不必感觉自己像局外人。因此，虽然单身女性仍会受到负面的社会批判，但这种新论述鼓舞更多女性不必因为单身而羞愧。有些社会较为传统，当地法律严重歧视女性并禁止她们与丈夫离婚，但即便在这些社会中，女性主义发展也影响了家庭结构及交往或婚姻关系。举例来说，阿拉伯女子赋权的程度越来越高， 尤其是在2010年至2012年的“阿拉伯之春”期间及之后，参加这场社会运动的女性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虽然部分阿拉伯世界目前正在经历反抗过程，年青一代变得更为保守，不过女性地位仍逐步提高，对于结婚的时机及对象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 这导致生育率陡降，平均初婚年龄稳定上升。即便是有意结婚的女性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伴侣，女性地位及独立程度的提升对某些男性来说并不是好事，这些男性可能偏好抱持传统价值观的女子。不可否认，这些观念正在逐渐改变，不过在许多社会仍然是普遍现象，且对婚姻模式有负面的影响。

此外，医学及科技的进展也会影响女性交往、结婚、建立家庭的决定。随着当今不孕症治疗的进展及普及，女性不再觉得有必要为了把握生育年龄而早早进入婚姻、生儿育女。部分国家的政府甚至补助单身女性接受不孕治疗，为生育下一代提供更多选择。因此，女性即便有意生小孩，也能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观察辅助生殖科技的保险承保发现，不孕症治疗的普及与初婚年龄上升之间具有相关性。此现象在保险承保范围较为全面的富裕人口中更为明显。

三、在离婚兴盛的年代回避风险

这个因素较少被考虑到，不过同样重要，那就是回避离婚的风险，因为离婚的经历可能带来严重的情绪、心理、财务创伤。离婚率陡升的同时，越来越多人也干脆不结婚。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个人的幸福安康是最重要的事，人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计算各种人生大事的利与弊。计算之后就会发现，离婚会危及个人的幸福，而婚姻带来的好处不足以弥补。

理查德·卢卡斯及其团队的研究前后长达15年，这份获得奖项肯定且具开创性的纵向研究发现，婚姻能暂时提升快乐感，不过结婚两年之后，快乐感通常又会降回婚前的基准。惊人的是， 这样的发现也有生物学的依据，与幸福感相关的脑部化学物质苯乙胺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相应的波动。研究人员主张，快乐感的降低（以及性生活频率的下降）可能有两个原因：神经元开始适应苯乙胺的作用，或是苯乙胺的浓度随时间逐渐下降。就算某些研究显示婚姻会使快乐感长期小幅提升，研究者也承认，这可能是选择效应所造成。也就是说，这是因为比较快乐的人结婚概率较高，而不是因为婚姻能让长期坏脾气的人变得开心。

另一方面，离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较为持久。卢卡斯的研究团队并未发现结婚能对幸福感造成长期的影响，不过在离婚方面，幸福感会在正式离婚之前就开始下降，离婚期间幸福感降至谷底，虽然之后会逐渐回升，但不会恢复到基准水平。后来的研究，一再证明这样的结果。即便是显示结婚能使幸福感长期小幅上升的研究，也指出离婚会大幅降低幸福感，超过结婚所提升的幅度。

这些研究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启发不只限于学术层面，还反映了现实情况：婚姻对于幸福感的正面影响比一般认知小得多。首先，结婚两年后，满足感就下滑到基准点；其次，离婚的人会比原来更不快乐，幸福感降到基准以下，而且也不会再回升。

年轻男女衡量利弊之后，决定审慎看待婚姻。在这个不太受传统束缚的年代，人们更重视自己的幸福，于是人们剥去婚姻假想优点的外衣，审视婚姻有何确定的益处，然后发现也许这不值得冒险，而且风险还很高：近来的数据显示，有40%到60%的西方夫妇离婚，而发展中国家的离婚数字也紧追其后。

回避离婚风险，对于社会中的单身人口有直接与间接的长期影响。直接影响是，由于避免离婚的思维变得普及，结婚率因此下降。间接的影响是，有更多孩子是在婚姻关系之外出生，或是在离婚后的单亲家庭中成长。因此，单亲家庭的孩子也可能对于婚姻缺乏兴趣，更热衷于婚姻以外的选项。在此情况下，避免离婚的策略间接却必然地将单身状态延续到下一代。

此外，为了避免风险，与其干脆不结婚，也有许多人选择延后结婚。不过讽刺的是，晚婚的人更容易离婚。证据显示，结婚年龄在32岁以上的伴侣，每晚一年结婚，离婚率约增加5%。因此，如果有位年轻人为了避免离婚而逃避婚姻，于是延后到30多岁才结婚，那他／她离婚的概率就更高了。而后，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又对其他人进入婚姻产生阻碍。有鉴于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初婚年龄正逐渐接近（或已超过）30岁，可以预期的是，上述现象会进一步推升离婚率。

把逃避结婚当做回避风险的手段，这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保守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通常较低，社会较注重群体，离婚这个禁忌以及随之而来的污名让人们不敢轻易走入婚姻。这种现象可能在无意间鼓励延长青春期或推迟结婚， 借此管控风险，避免离婚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

在较注重个人、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选择以同居取代婚姻。由于解除同居关系比起离婚容易又常见得多，这能缓和关系结束的痛苦与风险。同居提供了在交往关系中搬进搬出的自由，离开之后就与交往对象无牵无挂。开放的国家对于同居的接受度高，因此同居及单身人数都不少。

1998年，荷兰通过下议院立法正式承认登记同居，是少数的先行国家之一，那在当时被视为政策方面的突破。不过，有些研究者提出疑问，认为这项立法引发了交往及婚姻关系的根本变革。有一份评鉴研究，试图厘清这项立法行动的影响。这份研究进行了7次群体焦点访谈，访谈对象共40人，研究发现受访者大致赞同通过同居降低风险的策略：因为比起婚姻，同居的约束力较低，变动性较大，提供更多弹性与独立空间。换言之，同居作为一种降低风险的策略，某种程度上已取代婚姻，在荷兰的高离婚率社会中更是如此。

担忧离婚与倾向单身之间的关联，在不同族群中也存在差异。研究显示美国民众的少数族群身份、教育程度、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会影响他们对婚姻制度的信任程度与对离婚的担忧程度。比方说，有一份关于性别及社会阶层的差异对离婚观念影响的研究，虽然整体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试者担心离婚，不过低收入的女性对于婚姻最没有安全感，因为离婚会为她们带来巨大的财务损失。也难怪在某些社会中，低收入族群的风险规避比例与单身人口上升幅度最大。已有研究注意到并证实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单身的影响出现在各种语境中，尽管各自稍有差异，但都显示单身与经济的交互效应。

四、经济因素

山田昌弘在其1999年出版的著作《单身寄生时代》（The Age of Parasite Singles）中打破禁忌，使日本大众注意到有越来越多30多岁的单身人士仍与父母同住。山田先生发明了“单身寄生族”这个词汇，用来形容这些30多岁仍与父母同住的日本年轻人，他们不仅因此省下房租，还逃避分担家务的责任。1995年，约有1000万年轻日本男女符合单身寄生族的定义。虽然日本人口逐渐萎缩，但这个数据至今已增长三成，累计13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根据最近一份调查，在日本的单身人士中，男性约有60%，女性约有 80% 属于单身寄生族。

日本年轻单身人士绝对不是唯一维持这种生活形态的族群。在英语国家中，“地下室寄居者”（basement dweller）这个词也有同样的含义；意大利称这种族群为“成年巨婴”（bamboccioni）。虽然这些称呼带有不以为然的贬低意味，不认同年轻单身人士及其家人的自主选择，但的确透露出单身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些单身人士中有不少人的收入是可自由支配的， 因此他们才能维持这种惬意、经济稳定的生活方式。假如搬出父母家或结婚，就得放弃这种随性的富裕生活。

经济因素对于单身有各种不同的影响，不论经济状况是困顿、稳定还是富有，这三种情况都提供了人们维持单身的充分理由。

经济困顿与近来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单身人士交往或结婚的方式。许多单身人士推迟婚姻，担心收入不足以养家。经济弱势者即便肯定婚姻价值，也不太相信自己有能力维持财务稳定，进而维系婚姻。许多社会视财务稳定为结婚的先决条件，因此假如社会出现经济危机或缺乏就业机会，年轻人保持单身的时间会延长。如果同样的时间与资源拿来追求财务稳定，就较难用以维持稳定的交往关系。

2008年经济危机后，西班牙及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的年轻人受到经济衰颓及房价上涨两方面的冲击。在欧洲，住房成本会占掉一大半的可支配收入，所以许多年轻人干脆延后结婚，把交往约会的时间用来赚钱。在今天的巴塞罗那或米兰，经常能见到成年单身人士在派对狂欢过后在车上做爱。之所以选择在车中单纯是因为他们没别的地方好去。天亮后，他们各自回家，也就是自己爸妈的家。

即便政府减轻了年轻人的经济不安感，单身人士也不急着进入婚姻——因为与另一半共同生活的经济动机减少了。举例来说， 高福利国家瑞典提供在高中毕业后搬进自己公寓、独立生活的经济条件。瑞典年轻人把握了这项福利，把它当成维持单身的动力， 也难怪斯德哥尔摩独居户比例达60%，高居世界之冠。

经济发展也有促进单身的效果，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印度普遍仍十分传统，但是该国的经济发展使许多年轻人获得经济独立，新的家庭形态也因此越来越普遍。印度年轻人购买力提高，拥有独自生活的条件，这在过去是很罕见的情况。许多印度单身人士离家搬到就业机会多的大城市生活。

此外，独自生活不仅成为可能的选项，社会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由于媒体及影视传播，现代印度对于西方价值观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经济发展、独自生活的普遍与个人主义的出现同时发生，这都与延后交往及婚姻关系有所关联，下一个段落将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不论是要开源节流，还是提高消费，年轻单身人士都把婚姻看成“不划算”的奢侈品。然而经济因素不只限于表面的收入 / 支出计算，下一段我们将探讨更深层的价值观、文化，以及它们对单身兴起的影响。

日本年轻人借由与父母同住、维持单身状态，来让可支配收入最大化。不过，单身寄生族这个词具有贬义，并未充分呈现年轻人的偏好选择。当今日本的年轻单身人士喜欢改变，也重新排列了人生的优先次序。他们更乐于与朋友外出、追求事业、培养时尚鉴赏力，然后才考虑进入一段稳定关系。

调查显示这样的选择不光是出于经济考虑，价值观的改变也是一大因素。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有45%的女性及25%的男性表示自己对于性关系没有兴趣，甚至带有鄙视或不置可否。此外，近半数受访者表示调查的前一个月未曾有性行为。因此今日的日本是价值观变迁的显著例子：渐离传统与宗教，步向市场导向、追求事业、消费主义的文化。

日本是极端例子，但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及消费主义趋势都加速了单身人口的增长。这其中涉及几个因素。首先，消费主义的兴起，使社会更推崇在自由市场中从事买卖的个体，这些人对家庭承担义务较少。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一心追求自己而非他人的利益，因此偏离传统价值观，转而思考婚姻是否于己有利。事业的重要性提升，与女性的独立与追求自我实现息息相关。虽然有些研究指出已婚人士的财务状况较好，但许多人更想成为拥有个人品位的独立消费者，对通过两性交往或婚姻关系获得财务保障已渐失兴趣。

其次，资本主义促使人们思考并比较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隐私变成受欢迎的“商品”，而随着收入提高，人们有能力独自生活。一方面，资本主义让人们将传统观念放在一旁，依照理性思考来为自己的偏好排列优先次序，并列出重要性。其次，资本主义体系所带来的财富让人们有能力依循自己的价值观生活，而现代人通常选择独立而非婚姻，更注重隐私而非家庭生活。

最后，分工及劳动市场的变化创造出新的弹性与机会。人们开始从事家族事业以外的工作，同事不再是亲戚。此外，生育下一代来延续家族事业及供养父母的需求越来越少。此外，在今日的全球化社会中，有些职业需要离开家到外地工作，因此对许多年轻人来说，结婚会是追求事业发展的一项阻碍。

甚至可以说，市场更欢迎单身人士，因为比起家庭单位中的个人，单身人士能消费更多资源。单身人士独自居住，提高公寓租赁的需求，促进不动产市场增长。一份美国报告指出，比起四口之家中的个人，单身人士消费的农产品多出38%，包装材料多42%，电力多55%，汽油多61%。而离婚人士更被视为具有消费潜力的族群，因为离婚的双方各自变成单身，需要以较高价格购买产品并重新安排居住事宜，而且通常不会寻找室友。虽然这个观点可能稍嫌偏激，不过纯粹从经济观点来看，单身人士的物质消费庞大，导致市场不断进行调整以迎合他们的需求，甚至鼓励单身，形成一个循环。

从各大媒体中明显可见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反应。虽然社会整体仍持续歧视单身人士，但媒体正调整舆论方向，单身人士逐渐成为广告的目标对象，在住房、约会、旅游方面尤其明显。单身人士的消费文化逐渐发展成型，为维持单身提供了更多条件和理由。

编辑：成都夏虎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