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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种族差异，最常讨论的是财富差异。尽管白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仅比黑人家庭高65％，但其净资产却高出十倍。此外，与个人一生中赚取的收入不同，财富是代代相传的。白人从父辈继承遗产的可能比黑人要多三倍以上，故而，在有关种族不平等的公开辩论中，财富差距成了自由派最强有力的证据。当保守派说美国是精英治国，同时也有黑人落后文化的因素时，自由派会用无可辩驳的单一的统计数据证明，这一切差距都是白人特权造成的。 统计数字是靠解释的，贫富差距也不例外。最近流行的学术观点，包括梅尔莎·巴拉达兰（Mehrsa Baradaran）的《金钱的色彩》，理查德·罗斯坦（Richard Rothstein）的《法律的色彩》和塔·奈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的《赔偿案》，都认为贫富差距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奴隶制以及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新政。科茨在他《大西洋月刊》文章中指出，奴隶制成就了美国的繁荣。他写道：“四分之一的南方白人拥有奴隶，美国以及整个大西洋世界的经济基础都是奴隶的血汗建成的。“ 因此，财富差距实际上是美国不道德获取的繁荣的量化体现。 然而奴隶制不可能是美国繁荣的根本原因。如果是的话，实行奴隶制的州应该比没有实行奴隶制的州更加富有。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的说法，奴隶制蓬勃发展的南部是“美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现在仍然如此。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禁止奴隶制的东北部州“最富有”，而“东南部州最贫穷”。奴隶制与财富无关的现象并不是美国独有，在巴西也如此。曾经是废奴主义的南部地区比过去拥有奴隶的北部地区更富裕。科茨关于美国财富起源的观点体现了人们对国家财富普遍存在盲点。这种假设是，如果一个国家富裕，它一定是从其他地方窃取了财富。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财富更多取决于其经济体体制和公民的技能。新加坡的例子就颇具启发性：尽管它在17世纪受到葡萄牙的侵略，并在19世纪成为其殖民地，就人均财富中值而言，今天的新加坡比葡萄牙和英国都富有。同理，亚特兰大黑星杂志列出的“从奴役黑人中吸纳肮脏财富的六大国家”没有一个跻身当今最富有的六国之列。他们分别排在第9、11、12、21、24和30位。国家的财富不是靠掠夺而是被创造的。 造成种族财富差异的第二个因素是，罗斯福实行的一系列新政都将黑人排除在外。这些新政的目的是提高房屋所有权，促进收入和财富积累，而二战后，政府提供的房屋抵押贷款都只面向白人。到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后黑人可以享用这些房贷优惠时，为时已晚。过去二十年的经济繁荣使房产价值迅速增长，而黑人面临低收入和财政赤字，买不起房房屋，从父辈到子辈的财产继承成为了白人的特权。财富转移权的被剥夺使黑人陷入贫困的陷阱，难以自拔。虽然这一切都是事实，但这种描述容易给人一种误解，那就是政府的善意是财富积累的前提， 而这种叙事本身与事实不符。比如，罗斯斯坦（Rothstein）错误地宣称“直到六十年代，非裔美国人的收入才开始增长”，“黑人工人没有享受到[白人]蓝领工人的收入增长”。事实是，1939年至1960年之间，白人的中位数收入增加了两倍多（从1,112美元增至5,137美元），但黑人的中位数却增加了五倍多（从460美元增至3,075美元），与此同时，黑人女性收入增长也比白人女性快。巴拉达兰在描述40年代和50年代的黑人生活时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认为贫穷导致制度崩溃和进一步的贫穷。然而1940年到1960年，在民权运动发生之前，黑人的贫困率已经从87％下降到47％。当时流行的进步派对移民面对种族歧视又没有政府帮助下的故事也才采取回避的态度。例如，巴拉达兰（Baradaran）就批评那些完全靠自己的努力的成功是一种普遍的神话，相反，她声称，“大多数移民的自举是政府提供的。” 但历史呈现的却是不同的故事。 先看看1913年颁发的《加利福尼亚外国人土地法》，有十四个州通过了这项禁止日裔美国农民拥有土地和财产的法律。 这个法律直到1952年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才被废除。考虑到二战期间，12万名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可以说日裔美国人真没有得到什么政府的恩惠。而197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日裔美国人的收入高于英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德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和波兰裔美国人。Exclusion Order directing Japanese Americans living in the first San Francisco section to evacuate.一项对1989年－2013年家庭财富的分析表明，亚裔美国人收入的中位数会很快超过白人。如果财富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偏爱某些群体造成的，那很难解释为什么从未受到青睐的亚裔美国人有望比白人变得更加富有。用历史上的种族主义行径同样也无法解释同一种族群内部的贫富悬殊。2015年波士顿的一项财富调查发现，黑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只有8美元，这一数字被《新闻周刊》在题为“波士顿的种族主义” 一文中披露。 但没有提到的是， 这个数字是相对美国本土黑人说的， 加勒比血统的波士顿黑人却拥有12,000美元的财富，尽管他们和美国本土黑人住在同一城市，拥有相同的大学毕业率。按宗教信仰分组时也会出现类似的差距。一项2003年的研究发现，尽管美国更偏爱新教徒，但犹太人的家庭比保守的新教徒的家庭拥有7比1的财富优势。由于此类事情与政府偏爱推动财富积累的假设冲突，很少出现在进步派的语境中。当把各种考量都包括进来时，故事发生了变化：财富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由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产生的。这个过程需要数百万人将他们各自的技能，习俗和知识贡献出来而完成。虽然进步派对财富差异的解释不尽人意，但是它还是反应了一定的事实的。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的研究人员从1984年到2009年追踪了美国1,700个家庭，记录这段时期的财富增长。他们的结论是，是否有继承财富的机会和房屋拥有的时间在种族歧视造成的财富差异中分别占5％和27％。 即使如此，两者加起来32% 也不能将财富差异全部归结于种族歧视。 其余的68％需要用其他原因来解释。简而言之，有关人士将问题的一小部分放大了，而忽略了余下部分， 只因为这小部分适合他们要讲的故事的叙事。很明显， 黑人一直在进步派对种族财富差距的对话中缺席。读Baradaran，Rothstein和Coates的书给人的印象是，除了要求政府提供激进的政策解决方案外，黑人什么也做不了。 但实际上，如果黑人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可以改变，黑人积累财富的程度可能任何政府政策都无法企及。 支出方式是黑人文化中对财富积累影响最大的方面。全球领先的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 （ Nielsen） 拥有按人口统计细分的大量的消费者行为数据。根据其2017年的一份报告，黑人女性拥有豪华车的可能性比白人女性高出14％，购买定制服装的可能性高出16％，购买高级珠宝的可能性高出9％。其2013年发表的类似报告发现，相比只有62％的美国人拥有智能手机，71％的黑人拥有一部智能手机， 而所有这些支出并不取决于财富和收入。不良的消费习惯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贫富差距的持续存在？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分析了16年来自消费者支出调查的数据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与尼尔森（Nielsen）的数据一致，黑人在教育上的支出比收入相当的白人低17％，在汽车，珠宝和服装上的花费高出32％。此外，“在控制了可见的支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以永久性收入为条件，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财富差距降低了50％。” 需要明确的是，这50％的数字与总的贫富差距无关，而是考虑了收入后与剩余的贫富差距相关的比例。 结果是：20％的种族财富差距是由于黑人在汽车，珠宝和服装上更多的支出造成的。
更糟糕的是，支出模式只是黑人落后的众多财务技能的一部分。从1989年到2013年，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追踪了40,000多个家庭，记录他们的财富积累和财务决策。他们制定了从0到5的财务健康量表，测量每个家庭做出“有助于财富积累的常规财务健康选择”的程度， 例如，存款，按时支付信用卡账单等。 数据显示，亚洲家庭得分最高，为3.12，其次是白人（3.11），西班牙裔（2.71）和黑人（2.63）。
接下来，他们想看看将财务差异比较限制在具有高学历的中年家庭。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金融健康评分中的种族差距并未缩小，还扩大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亚洲家庭得分为3.49，白人得分为3.38，西班牙裔得分为2.94，黑人得分仅为2.66。因此，研究者得出结论，“时间或金钱的周期性短缺”或“较低的学历”都不是财务决策差异的决定性因素。许多人难以面对这样的数据，并担心讨论黑人这种不合比例的消费行为陷入了白人至上者的种族脸谱化。易卜拉欣·肯迪（Ibram X. Kendi）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戳记》中表达了这种担忧：“当您真正相信种族平等但您还坚持种族有差异，那一定是种族歧视造成的。” 可这是没道理的。说白人比黑人更容易酒驾，是种族主义吗？说英国的黑人移民在标准化考试中考的比英国白人好，是种族主义吗？说美国黑人文化产生的音乐偶像数量多于亚裔美国人文化，也是种族主义吗？如果说这都不是种族主义，那么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反着说就总被指控为种族主义呢？此外，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同一种族的群体差异，例如前面讲的居住在波士顿的美国黑人与加勒比海黑人间的贫富差距，或者台湾裔美国人与苗族的收入差距（ 高达4:1）. 讨论同种族的不同行为模式不是种族歧视， 种族和文化虽然相互关联，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像没有人天生知道如何酿造啤酒或打篮球，也没有人天生知道如何积累财富，这些技能必须要被传授。就像某些文化能够更好的教你酿酒或打球， 有些文化则可以更好地教你积累财富。有的人孩子时代就常从父母那里听到“资产多元化”，“共同基金”和“通货膨胀率”等词汇，而来自另一种文化的孩子可能直到成年甚至一辈子都听不到这些词汇。 更重要的是，鼓励黑人归咎一切为外在因素并不是在帮助他们。 坦率布公地批评他们的有害行为才是唯一可靠的办法。想象如果是你的亲人做了灾难性的财务决策，你会担心你的批评会被他们责备吗？您是会不厌其烦的向他们证实是社会造成了所有的问题， 还是将其视为己任，指出他们自欺欺人的行为并鼓励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引用改写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一段话：我热爱美国黑人文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要坚持对其永久批评的权利。 暂时假设我错了，所有种族财富的差距都是奴隶制和种族歧视造成的，然后怎样呢？如果政府造成了贫富差距，那么政府不应该消除它吗？这种思路一直主导着关于贫富差距的学术研究。罗斯斯坦写道：“是美国政府隔离了美国居民区，所以应由政府来补救。同样，科茨坚持认为，“正如贫富差距的产生是由社会的多方面造成的， 降低差距也需要社会多方的努力。 但是，造成损害的实体并不是都可以被纠正。法律学者艾米·瓦克斯（Amy Wax）的“行人寓言” 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位鲁莽的司机没有在停止路牌前停车， 把一位行人的脊柱撞坏。医生告诉这位被撞的女士，如果想再行走必须经过艰苦的长时间理疗。显然这位行人对自己的伤害不负任何责任，然而司机也没法撤销他以前的行为。他可以支付医疗费用，但不能代她参加理疗课程，只有她自己能做。她可能会抵抗，会写文章描述司机的行为如何，以及为何伤害她。当理疗师提出更高的要求时，她还会指责理疗师为什么难为受害者。她可以沉迷于这一切的不公平，但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她恢复疗伤。 行人寓言的隐喻适用于整个社会。拖黑人进步后腿的不是种族因素，而是一系列文化因素。这些因素有的来自南方白人，有的源于历史遗留的种族主义，有的来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还有一些有着神秘的起源。所有这一切因素阻碍着黑人在信息经济中获得成功。尽管听起来不公平，其实黑人自己可以做的事比白人和政府能做的要多的多。许多人不愿承认这一点，宁愿相信对黑人所做的一切都可以逆转。例如，罗斯斯坦（Rothstein）就曾建议联邦政府颁发政策“分离”美国的郊区。如果纽约大都市区的黑人比例为15％，那么可采用“正负10％的规则” 让任何黑人人口小于15%的地区采取措施，强行融合。如果隔离是社会工程学中一种种族歧视的形式，那么必须有反歧视的社会工程学来纠正。而纠正过程中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和其他不良后果却很少有人考虑。Drinking fountain on the Halifax County Courthouse (North Carolina) in April 1938.民权运动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左派学者一直在问，黑人的问题应该归咎于谁？觉得一旦确定了有罪的一方，我们就可以上书要求解决方案。巴拉达兰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她认为，“解决贫富差距的第一步是承认它是由种族主义的公共政策所造成的。” 但是，这种“承认”除了让承认者获得道德上的肯定外还能带来什么？
显然，核心问题不是谁该为黑人的困境负责，而是谁能解决问题。如果仅仅是资金短缺，政府应该介入。六十年代福利扩张后， 暴力犯罪和单身母亲爆增说明，现金支付无法解决不是因为没钱而造成的问题。这也是奴隶制赔偿的问题之一：那就是它无法解决造成黑人成就欠佳的根本原因。支持这一概念的人应该问自己：获得赔偿后的第二天，黑人学生仍比白人学生花更少的时间做功课，黑人仍然在财务决策上很差，每三个黑人孩子中仍有两个处在单亲家庭，那该怎么办？在那一天，我希望看到进步派学者承认50年来他们一直在问错误的问题， 当然我也不会惊讶他们会坚持认为只要赔偿的金额再大一些，美国黑人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认为自上而下的文化改革是幼稚的人可能会认为自下而上的改革也是自欺欺人。确切地说，如何去改变复杂和分散的文化？在这方面，以前落后民族的经历有些启发。无论是通过酗酒，高中毕业率还是收入来衡量，爱尔兰裔美国人过去都远远落后于其他种族的美国人。1904年，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监禁率是德国裔美国人的五倍。当一些爱尔兰领导人指责社会时，其他人，尤其是天主教会的领导人，发起了一场内省运动，以改变爱尔兰社区内部的行为方式。受过训练的德裔美国人，犹太人也做过类似的努力，他们为文化欠缺的东欧人制定的严格计划甚至包括了如何用肥皂和水的重点课程。 这并不是说这些自我帮助的计划细节是明智的也是可以复制的，这只说明存在这样的成功案例。而我没有看到少数族裔靠政府发赔偿金，为了纠正过去的不公而提供教育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而成功的案例。由于历史偏见，提倡自我帮助的一方需要证明自己的政策为什么可行， 而按常理，那些推行从来没有成功过的计划的人应该说明，为什么那些政策可以有效。关于种族财富差距和相关问题，我们似乎已陷入政治僵局。有权发起关于文化的对话的左派拒绝承认文化是造成系统种族主义和许多种族差距的原因；承认文化作用的右翼人士又与黑人主流的交流平台相距甚远，以至于没有机会就黑人社区中的文化问题展开对话。一方无知，另一方无能，黑人年轻一代夹在中间。他们与非黑人同龄人相比持有更不利于财富积累的价值观，皆因为上一代黑人不知如何诚实地谈论黑人文化。
作者：科尔曼·休斯（Coleman Hughes，@ coldxman）20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现任曼哈顿学院研究员，也是《城市日报》的特约作家。他的文章经常发表在《 Quillette》，《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国家评论》和《旁观者》等杂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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