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t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这首诗表达的，丝毫不是嫌贫爱富，句句紧扣对自由的追求和不舍。大爱和普世，向阳而生。深深包含了敦促美国敞开国门拥抱移民的思想。但是，它诞生的时代是1883年，那时候的美国人口只有5000万人，且工业化尚不太发达。当时的人均生产效率基本与人头挂钩，国民生产总值主要拼的就是人口数量。 而现在是21世纪，国家的竞争力，最大来自科技实力的较量。与美国相似的同类发达国家，譬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早已采用技术移民为主导的吸纳人才的移民系统。相比之下，美国合法移民还是源自60年前确立的家庭移民为主，技术移民包括配偶只占总额的16%左右。 这个配额本身就是建立在60年代的格局下，而再加上短时间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势必让美国新进移民结构上出现技术移民比例偏少、人均财富低、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的特点。 在右边，有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亿万富翁Koch兄弟，信奉自由贸易、开放国界。其创立的智库CATO，支持扩张移民数量。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保守的CATO与左派先锋的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神奇地站到了同一个阵营。 此外，农场、建筑公司和酒店餐饮等行业，都有强大的组织为非法移民游说，每年注入巨资。这些行业的业主里面，也不乏保守派。 左右都有支持非法移民的资本势力在运作。包括支持非法移民在内的各种类型的移民法案，背后的游说团体近千，往往几年之内就能花费二十亿美元以上。而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的说法，美国底层工人(working poor)背后却没有一个政治说客力量。而他们是受非法移民问题冲击最直接的人群。 面对非法移民的态度，也并非简单地与左右站位挂钩。 举个例子，加拿大是一个普遍认为比美国左倾的国家。但是加拿大非法移民的比例远比美国低，官方估计的数字在2-12万之间。这在总人口约3759万人的加拿大，比例最多只占0.32%，低于美国的十分之一。除了历史原因、边境管理力度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当然也有地理位置等因素叠加的效果。 2011年，加拿大第二级最高法院(the second-highest Canadian court)判决，加拿大的非法移民无资格享受免费的医疗。加拿大人对此民意反馈如何？ 实际上，整个加拿大没有任何对此的民意调查，国民对待非法移民的态度可见一斑。也是因为加国非法移民太少，形成不了有效的政治力量，因此沉默无声。 对比之下，民主党在2019年党内初选过程中，曾经有一个问答环节震惊了不少美国人。当时NBC主持人提问在场十位候选人，是否愿意给非法移民家庭提供免费医疗？包括拜登(Biden)在内的所有候选人都举起了手。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美国左派走在了加拿大的左边。 04 作为已经上岸的移民我们应该欢迎移民，然而欢迎移民不是就等于只能支持不加调控地扩张这一种选择，也该要考虑对已经在美国生活安家的移民负责这个方面。既然“美国人都是移民”，那么早上岸的移民（本土美国人）也有他们的权利，也该公平地受到政策保护。 非法移民没有身份，愿意做廉价劳动力，即使是一天收入$20超时工作的待遇，也总是比老家工资水平好太多。但是代价是，那些不愿以更低价收入出卖劳动力的美国人和合法移民，失业了。 非法移民竞争的主要是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线上的低收入工人，会造成拉低行业工资水平。但从雇主省成本的角度不一定是坏事，这反而逆向淘汰了那些坚持雇用合法工人的小业主。这也是为什么合法西裔和本土长大的西裔里面，一样有不支持非法移民的人群。实际上，西裔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很分裂，46%反对，52%支持。 美国公共广播台(PBS)在2014年拍过一个纪录片，还一举拿下艾米奖(Emmy)，片名叫亚利桑那州(The State of Arizona)，内容是讲述非法移民的故事。但是一个被采访的西裔小老板透露，当时他接受了摄制组的拍摄，讲述了许多非法移民问题的糟糕之处。他一度以为自己的内容会成为记录片的重要部分，结果剪辑成型后，他的故事完全没有出现在整个纪录片中。 除了刻意不采用这个受非法移民之害的小业主的故事，纪录片里还把一个人喊“适应美国(acclimate to the country)”，错误注解成“滚回你的国家(Go back to your country)”。 这也反映出今天美国主流媒体存在的一个问题，偏爱报道符合他们定调的新闻，甚至制造一些有利于强化自己立场的有意或无意的错误，导致一些美国民众开始失去信任，怀疑其背后有利益驱使。 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媒体还是以报纸为主，新闻业有大量与印刷、卡车运输、搬运报纸、分发派送报纸等体力活有关系的人员。而记者中也有一些高中文化毕业生。整个媒体从业人员，具备接触了解工薪阶层和普罗大众世界的能力和机会。 现在的媒体从业人员，精英化、都市化程度高，青壮派挑大梁的不少来自藤校一级的名校毕业，往往富裕家庭出来的比例高，大部分缺乏对美国落后地方生活的体验，也没有从事过基本工资线上的工作。左派的精英化，形成了沉溺于小圈子的意识形态和一味追求道德标杆，却忽视大众普遍需求的一批人。但这些人却掌握着很强的话语权。 以纽约时报为例，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两次出版人换届，老出版人亚瑟·奥克斯·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于1992年将工作转给儿子小亚瑟·奥克斯·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接班。25年后，小亚瑟又退居二线换手给自己80年出生的大左派儿子，编辑部也出来一个正宗左派平权战士。 人们依然把七十年代，纽时出版人家庭发生的一次对话作为谈资。老亚瑟去儿子所在的塔弗茨大学(Tufts Univ.)探望小亚瑟。当忙于反越战并两次因此游行被捕的小亚瑟，被老爸问及，如果一个北越南士兵和一个在越南的美军相遇，你希望谁被打死。他的回答足够震惊老兵出生的父亲，“我希望被打的是美军，因为这是别人的国家，美军不该去。” 这深深地刺痛了老亚瑟的爱国心，也清晰地反映了伴随小亚瑟未来行事风格的性格和立场。那种与左派大鳄索罗斯不强调国家和国界的思路，不谋而合的意识形态。 纽约时报掌门人的工作交班，改变的不仅仅是舵手，还有老亚瑟管理下那个温和适度、道德谦虚的往昔新闻人的风格。 在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上就移民问题发文，还是提醒非法移民对低收入低技能工人的负面影响。到了2007年，纽约时报编辑部，则已开启将非法合法移民不再区分，统一称之为移民的转变。此外模糊“非法”这个概念，用“无证移民”取代。而实际上，很多非法移民是通过合法入境或者伪造证件，并非没有证件。 纽时越来越变成代表以曼哈顿为中心的一部分左派精英层的意识形态，却与公众需求渐行渐远。常识交流往往变成道德竞标。 媒体宣传的背后，也有大量资金的运作推动支持。包括卡内基基金在内的很多声名显赫的慈善基金，尽管按照规则是无党派的机构，但是查阅他们在移民问题上的捐助，不成比例地支持开放边境的扩张主义。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