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上的狮子，到底是外来符号，还是本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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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梦如雨
最近，在总公司的北京培训部，参加为期一周的培训学习。培训部设在丰台区芳菲路，这里离卢沟桥较近。培训结束，要次日才离开，因而下午无事，于是独自来到卢沟桥游览。
对卢沟桥景物，记忆最深刻的有三样东西：古旧的桥面、翻新的狮子、卢沟晓月碑。然而，是内心想的却是另外的问题：同为东方民族，他们日本何以能侵略我们中国，并且是以小犯大？小编找到的答案是两个字：文化。
崇古，是我们文化的一个传统习惯，或许其发端于孔子时代的恢复周礼。崇古，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持文化传统，有其较大的积极意义。
然而，崇古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传统，因为它不利于社会向前发展。同时，崇古的文化传统，也是导致科学技术文明得以在西方，而不是东方首先产生的原因。这也是对“李约瑟难题”的另一种解答。
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中华文明在遭遇率先采用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西方文明的侵略与打圧之后，被迫加入使用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快车道，与人类其他文明同台竞技、谋求发展。此时的崇古传统，则成了阻碍中华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的障碍。
在今天中国，鼓吹崇古者的手中有两大经典道具或忽悠法宝：一是易经，二是中医。我们对加在易经身上的高大上及科学化包装，几乎没有人质疑。因为，易经是哲学，同时它仿佛还与科学有某种关联关系，因而没有敢质疑。
在网上检索会发现，除了杨振宁在演讲《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中对易经有不痛不痒的批判外，再很难找到批判易的文章。这里打一个小广告，小编曾写过一篇批判易经的肤浅粗陋文章，《当代易经，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文末附有链接）
中医与易经，两者在品味上并无多大差别，实质就是哲学加巫术。两者的区别在于功能上：易经是哲学，中医是医术。对于作为哲学的易经，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因为没有质疑的价值和必要，两者都是清谈而已。
然而，对作为医术的中医，则有质疑的必要，因为人命关天。但是，这还不是中医最要命的地方，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中医，只是玩玩而已，不会当真，至多将其作一种替代与补充。中医最要命的地方，在于其阴阳五行理念浸透于我们的文化话语及生活细节之中，导致一个民族在进入科技时代以后其思维方式仍处于非理性的半蒙昧状态，这才是中医于我们民族及国家最要命的地方。
其实，质疑的人有很多人。近代如伍连德（见《国士无双》）、余云岫、梁实秋、鲁迅、胡适等；现代如张功耀、方舟子、罗永浩、罗振宇等。然而，到了当代，正如罗振宇所说：中医是否有效的问题，已经成了亲朋好友之割席断交第一争论话题。
我们的邻国日本，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推行的国家策略是脱亚入欧，其中有一项文化国策就是废除汉医。后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强大起来，先后打败大清帝国与沙俄帝国。然而，其民族文化传统并未丢掉，这说明文化的内核、精髓与灵魂，是深藏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与基因之中，而不是体现为那些表面的文化符号。
关于在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如何对待文化的问题，我们做得远不如日本那样理智。对科学技术文明的接纳，我们相对较为被动，甚至很是抵触，总显得那么心不甘、情不愿的。
即使到了今天，许多人仍想把我们文明曾经存在过的一些文化表层符号，如玄学巫术之类的，当作传统文化来发扬光大，以此为借口拒绝接受科学技术文明。殊不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当代社会，这些东西早已沦为落后及愚昧的象征。
其实，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上，这类玄学巫术的文化传统及其发达程度，与我们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现代西方现代文明，早已将其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多作为多元文化的一种例证予以保留，即放在陈列柜中展览。我们的先辈林则徐、魏源等，早就呼唤过要睁眼看世界，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有的人仍认为，玄学巫术我们民族的专有，是我们文化的特征。此与井底之蛙相去不远。
离甲午战争已过去一百二十多年，离九一八事件日本第二次大规模入侵中国已过近九十年，历史在不断地推进，也在不断地重复。然而，至今我们似乎仍然还未弄明白：同为东方民族，小国日本凭借什么脱颖而出，两次侵略我大中华，并且占领我国大片领土长达十四年之久。
看着那些形态各异的狮子，小编在想：它们作为一种中国文化元素，到底是代表着保守还是开放？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狮子原非中国本土物种，但它一样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元素符号。那么，小编要问：科学技术，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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