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办主任杨伟民：中国离工业化国家仍有差距，质量效益应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编者按：

杨伟民作为中财办主任，负责起草重要决策文件，他这篇演讲中透露了写作思路，同时也披露了很多重要节点的决策过程，是研判政策参考不可多得的材料。

感谢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将此文发出来和大家共享。本文为2018年7月7日杨伟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年夏季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杨伟民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演讲正文：

非常荣幸参加这个盛典。对本届毕业生们圆满完成学业、对老师们又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表示衷心祝贺。

我过去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大半生干的就一件事，码字。成千上万的汉字，如何组合、如何配置才能有用，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呢？我把自己30多年组合文字的体会说给大家听听，也许对大家今后会有点用。

第一，要研究，不要写文章。

好的文稿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做文章做出来的。写不出来、写不好的，肯定是因为没有想法，没有想法肯定是研究不够。我们的研究，不同于研究机构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型、对策建议型、方案比选型研究。

研究方式也不是事先列个课题，拉开架势写，很多情况下，研究是贯穿到一篇文稿从拉提纲到成稿的几十遍的反反复复修改。

要研究，是因为责任重大。我们的研究成果直接体现为领导人的讲话、党中央的文件、全国人大批准的规划，成为党中央决策、国家意志、政府工作重点。

如果新词很多，口号很响，空话套话满满，但看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干，这样的文稿，就不是好文稿。领导人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反复研究的结果，不是为了写文章写出来的。

2012年第4季度到2015年，经济运行面临“四降一升”，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金融风险上升。“四降一升”，关键点在哪里？反复研究讨论，大家最后认为是价格，是工业品价格连续50多个月的下跌，带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

价格为什么跌，是需求不足，还是产能过剩？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是需求侧问题，还是供给侧问题。当时，钢铁、煤炭价格连续两年下降，但全社会表观消费量却在减少，供求规律为什么失效了？原因不是基建投资规模小、增长速度慢等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钢铁、煤炭的产能产量达到了物理性峰值。

所以，“四降一升”是现象，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失衡、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刻根源是僵尸企业不能及时出清这类要素配置的扭曲。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增发货币，加大投资，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

领导人及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告诉大家要干正确的事，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16年10月价格稳住了，第4季度增长也稳住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1998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扩大需求政策的颠覆性变革，是宏观调控的方向性改变。治大国如烹小鲜。没有深入的研究思考和比选，是不敢提出这种颠覆性思路的。

第二，要思考，不要浅尝辄止。

对任何问题，都要深入思考，刨根问底，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像剥洋葱一样，由表及里，一层层剥，找出最终的病根。这样形成的看法，肯定是独特的。

大家都知道北京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交通拥堵、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房价过高。有的认为是外地人来的太多，千方百计控制人口，但为什么越控制人越多呢？人是跟着就业岗位走的，农业社会人跟着耕地走，工业社会人跟着功能走，功能来了，就业岗位来了，人就来了。

既要建设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总部基地、工业基地、商贸中心、物流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又要成为文化体育中心、教育医疗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所有功能集于一城，就堵不住人口的蜂拥而入、房价的蒸蒸日上，也难免拥挤不堪的交通、频频光临的雾霾。

北京的城市病，病根是功能太多，功能走了，人才能走。治疗城市病，必须动外科手术，疏解北京功能。疏解到哪里去呢？重点是天津、河北，这就有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第三，要创新，不要人云亦云，创新是起草文稿的灵魂。

解决中国特有的发展难题，既不能全盘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必须敢想，敢于突破理论的、体制的条条框框，有创新性思维，超前性意识。

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起草组工作班子的领导就要求大家创新，在哪些方面创新呢？作为改革文件，必须在基础性制度上创新。中国40年的改革，一直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产权制度或所有制改革，二是市场化改革。最后，反复研究讨论，把过去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

这种创新，其意义不亚于当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虽然提出了这一改革方向，但没有定义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点上留下了尾巴。改为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告诉全党全社会，虽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共同规律我们必须遵守。

再如，套用西方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的区域差距就是正确的吗？这能成为政策方向吗？经济理论需要抽象，可以抽象掉东部地区和青藏高原的海拔，但制定经济政策如果也抽象掉这种海拔，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区域协调发展，绝不是要缩小青藏高原的GDP差距。

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级，生态极其重要，若为了缩小差距、增加GDP而盲目开发、过度开发，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将是釜底抽薪式的毁灭性破坏。基于这样的创新性、超前性思维，我们在2003年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各地区应该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发展。

随后，又提出了空间均衡、空间发展、空间结构、空间规划、空间治理、生态产品、开发强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一系列概念，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要坚持，不要轻言妥协。

真理是坚持下来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应该是文稿起草者的职业准则。对各方面意见，有些不得不妥协；有些能坚持就坚持，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坚持下来的内容，往往最亮眼的、最有用的。

在编制“十一五”规划时，我们提出主要污染物减排10%的约束性指标，尽管有关方面一直不同意，但我们一直坚持，并请当时的国家发改委主要领导事先向国务院领导小范围汇报一次，这样国务院领导事先有了思想准备。第二天国务院全体会讨论时，有关方面刚要提出不同意见，就被国务院领导挡回去了。

事后看，二氧化硫和COD减排10%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看你是不是真干。十八大报告对生态环境形势的判断说得很重的，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当时有的领导认为说过了，但我们坚持不改。十八大一结束，北京就遭遇了严重雾霾，后来大家说，幸亏没有改。

当年提出主体功能区时，国家发改委内部就有不同意见，我们坚持下来了。在中央研究“十一五”规划建议时，工作班子激烈争辩，说服了大家，坚持了下来。后来起草组讨论时，有的地方领导不同意，说限制开发就是限制发展，当时两位部级领导坚持了没有改。

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十七大仍有这个目标。起草十八大报告时，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不了，建议删除，但没有被采纳。三年后，在起草十八届五中全会时，仍建议删除，被采纳了，改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十九大报告也没有再提这一目标。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说再过三年就基本实现工业化，可能吗？

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220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产品质量居世界第一有多少啊？哪个是你原创的，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有多少，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有吗？别人一断货，就休克了，好意思说基本实现工业化了吗？

工业化是质与量的统一，有规模没质量，不能说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也不能仅看工业，还要看农业，我们的农业还是小农的、传统的，离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第五，要动手，不要捉刀代笔。

自1989年进入政府部门后，我的职务在变，从主任科员升到副部，但有一条没有变，就是坚持自己动手、自己动笔、自己动脑（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抠。中央财办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亲自动手，官越大写的越多。

要动手，是要把握文稿之魂。各个部分可以分工负责、写出初稿，但好的文稿，要求主持者按照统一的想法统稿修改，这样才能有贯穿全篇的思想，一以贯之的逻辑。

要动手，是职责所在。起草文稿也是一种权力，是对决策的影响力。手中这只笔，重如泰山，自己不动笔，就意味着放弃了权力，更是一种失职。

要动手，也是个人成长的需要。大脑要用，文笔要练。不动脑，就出不了好主意；不动手，就练不出好文笔。没有好主意、好文笔，就跟不上时代，随时会被时代“调整”掉。

要动手，是因为把起草文稿当作事业。这样，就能写出乐趣、写出快乐、写出人生价值。

我给大家说这些，不是让大家从事这个职业。码字其实是很苦的，一旦上了车，很难下来，所谓的乐也是不过是苦中求乐。再次祝贺大家、祝福大家！谢谢。

附杨伟民最近的演讲：

7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出席由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2018前海合作论坛。

以下为杨伟民现场发言实录：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深圳前海论坛。我今天就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背景、内涵和主要途径讲点自己的看法。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背景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经济发展也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30多年，我们创造了“中国速度”，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500多种产品中有220多种变成世界第一，在国际标准分类的22个大行业中，中国的产值要么居世界第一，要么居世界第二。

但过去的高增长，依靠的是大规模高强度投资，依靠的是模仿型排浪式的低端消费，依靠的是低成本低价值的大量出口。现在，这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供给看，劳动年龄人口已过峰值，相当一部分行业的产能或产量已达到物理性峰值，资源承载能力减弱，污染排放总量超出环境容量，生态损害超过了自然再生能力。总之，支撑高增长的需求和供给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时，我们应该清醒看到，中国速度并没有同步带来中国质量。中国产品的质量位居世界第一的不多，原创型产品不多，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不多，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更是几乎没有。产业体系虽然很完整，什么都能生产，但普遍缺少核心技术，现代化程度不高。

如果把工业4.0比作智能化，我们处于智能化的还几乎没有，真正实现3.0即信息化的也不是很多，多数仍处于2.0的自动化阶段和1.0的机械化阶段，农业甚至还没有过机械化这一关。

对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搞清楚了，才能解决经济形势怎么看的问题，才能知道应该干什么。如果以为仍处于高增长阶段，就会不遗余力、不惜代价保增长，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出发点错了，以后的事，都会错。

近期质疑金融去杠杆的声音多了起来，觉得实体经济困难是货币信贷过紧。但是，即使货币放水，就能流入实体吗？即使进入实体，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无非是原有技术的规模放大，不就是再制造新的产能过剩吗？

事实上，货币放水不会流入实体，无非是在金融系统和房地产领域炒来炒去，赚钱的是从事或炒作金融和房地产的少数人，受害的是实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去杠杆，不能再走债务支撑高速度的老路。

二、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路径。

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不同的纬度观察：
一是从宏观运行看，就是速度、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宏观指标比较均衡，不是高速度、高失业、高物价，以及进出口长期大规模失衡。

二是从供给体系看，就是生产体系、产业体系、供给体系比较完整，生产方式实现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形成一些我国做得最好，别人离不开的技术、产品、零部件。

三是从经济结构看，就是城乡、区域、产业之间，实体经济与金融、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等比较协调，既不能追求数量型的工业化，也不能追求服务业的高比重。

四是从收入分配看，起点公平，各生产要素取得按市场评价得到的要素收入，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政府、企业、居民等各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比较合理，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五是从要素效率看，就是资本效率、劳动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能源效率、环境效率都比较高，人才、科技、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效率也较高。

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代表当代生产力水平的经济体系，包括：

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创新驱动和引领，而不是自然资源驱动的；是人力资本支撑的，而不是人力资源支撑的；是结构先进自动升级的，而不是比例失衡的；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协同进步的，而不是相互脱节的；是绿色循环低碳的，而不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

二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水资源、交通、能源、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安全高效，实现网络化、便捷化、智能化。

三是现代化市场体系，市场准入畅通、市场退出便捷，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市场价格信号真实，市场供求自动调节。市场的微观主体，各类所有制的企业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四是现代化城乡区域体系，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实现空间均衡，城市化地区高密度高效率集聚经济和人口，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提供农产品，生态功能区主要提供清洁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优美环境等生态产品，更多的国土空间将还给大自然。生产要素在城乡区域间自由流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

五是现代化开放体系，产业、市场、城乡、区域是完全开放包容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法律上是一视同仁、在政策上平等对待，内需和外需是协调的、进出口是平衡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均衡的。

六是现代化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现代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企业制度、创新体制、人力资本体制、社会保障、宏观调控、政府治理，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途径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讲了5个途径，时间的关系，我这里讲三条。

第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方针。

党中央一直要求提高质量效益，把质量效益作为中心等，但一是由于客观上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二是主观上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都提出或重申了GDP翻番类的目标，所以事实上质量效益没有真正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还是增长速度。

今后，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决破除唯增长速度的惯性思维，把质量效益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检验发展成效，不是看GDP增长有多快，而是要看质量效益有多好。中央政府可以考虑降低GDP增长率目标的重要性，恢复其预期性指标的性质。

这个指挥棒解决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很多矛盾会迎刃而解。应取消市县一级的GDP统计，使市县政府专心做好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第二，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只要不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要坚持这一主线。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破”，就是大力处置僵尸企业，不破不立，僵尸企业不处置，仍占压大量资源，没有多少新水流到有前景的新产业新企业，而货币放水，实际上就是在维持僵尸企业。

另一方面，要“立”，就是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这就要靠创新，创新需要肥沃的土壤。创新能力不强的根本原因是创新土壤中有毒有害的东西还不少。

要赋予职务发明人科研成果所有权，科研人员的大脑是科技成果的价值源，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应该由出资方和科研人员共同拥有。

要建立吸引人才的激励机制，把引进人才的自主权还给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政府没有必要制定各类人才计划，政府的作用是建立激励境外人才来华的绿卡制度，给他们真正的国民待遇，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允许他们持有企业股权期权，帮助解决看病就业难等问题。

要形成宽容失败和容忍亏损的创新文化，科研领域不能单纯以成功论英雄。对研发投入大的企业，也不能以短期盈利论英雄。要形成激励创新的金融生态，对高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给予一定税收优惠。资本市场要适应高技术企业发展规律，允许暂不盈利的高科技企业上市。

要实行激励创始人企业制度，对公司法、公司治理结构、发言权、投票权、管理权等进行改革，允许企业选择同股不同权制度，给创始人更多投票权，根除恶意收购的土壤。

第三，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必须以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主要讲一下产权制度改革。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在现代经济中，所有权已经不像古典经济学时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产权制度。

产权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是对以所有权为基础派生的各项权能的法律界定。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处置、收益等的权利。

国家不仅要依法保护所有权，也要同样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特许经营权、知识产权、排污权、收益权、抵押权、继承权、处置权等。不要动辄扣上私有化的帽子，我们完全可以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的大前提下，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权制度，以实现十九大提出实现产权有效激励的改革目标。

比如，国有企业应进行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改革。国有企业运营的国有资本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国有资本的使用权是企业，企业经营不能靠企业所有员工投票决定。所以，国有资本的经营权应该是企业家。建立企业家充分行使经营权的激励机制，使其得到市场评价的报酬，就可以调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积极性。

再如，目前空置的农村宅基地有3000万亩，比城市住宅用地的总量还多，若拿出一小部分转到城市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地价。宅基地之所以流动不起来，也是因为产权制度不清。可以实行所有权、使用权分置改革，赋予农户对宅基地充分的用益物权，可以长租、流转、抵押、继承。

还有，大家都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原来的绿水青山已经变成了污水秃山，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造成的生态破坏，仅靠国家出资需要的时间会很长很长，但人们对良好生态的需求是急迫的、爆发式增加的。

要建立基于生态文明思想的产权制度，赋予修复主体对退化林地、沙化草原、荒山荒地等的使用权，根据塞罕坝的经验，荒山秃山变成绿水青山再变成金山银山需要50年，可考虑赋予修复主体60年以上的土地使用权。

修复主体在长达50年的修复中，必须持续投入，根据太原西山的经验，应根据不同情况允许不同强度的开发，解决修复主体的现金流问题，这样才能形成可持续的生态修复机制。

注：本文转自“智谷趋势”，源于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转载本文并不代表我们认同作者观点，特此说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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