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Hitler's National Socialism.
翻译 / Helmut Bogler（英译），石榴树（中译）
我们已经看到，把希特勒按传统的左/右两派来区分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他的理论——正如我们目前为止所描述的那样——包含了更多的「左翼」元素而非「右翼」元素，但他世界观中的种族主义成分已经禁止我们将他归类为政治左派。为了完全理解希特勒政治上的自我理解，即他在政治光谱中的自我评价，有必要描绘他对相关及对立的其他政治运动和制度方面的立场。在这一背景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对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或斯大林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及西班牙佛朗哥反动政权的立场。尽管人们习惯地认为，受到他最严酷的迫害的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与他距离最远，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政治上与民族社会主义关系更密切，但我们打算证明，尽管事实并非完全相反，但这种观点仍须进行相当大的修改。
希特勒在许多发言中表达了对社会民主党的钦佩。他在1923年4月27日说：「社民党不仅是德国，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组织得最好的运动。」它也是「欧洲最有纪律的政党」。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声称他最初对社民党持相当正面的态度。虽然无法得到明确证实，但确实有报告显示，在1918年建立的那些（德国的）苏维埃覆灭之前，希特勒曾试图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从SPD分裂出来的激进派）和共产党，但未成功。这可以解释希特勒在许多发言中对USPD积极得惊人，甚至过高的评价。它 [社民党-作者注] 为普选和无记名投票而战，这让我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那时我的理智已经告诉我，这必然会削弱我所深恶痛绝的哈布斯堡政权……因此，社民党的这种活动并没有使我不满。它还试图提高工人的生活条件，正如我天真的心灵仍然愚蠢地相信的那样，在我看来，它确实还是更多地在这么做而不是相反。
希特勒说，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社民党对奥地利境内德意志主义运动所持的敌对立场，以及「讨好斯拉夫『同志』」的可怜态度。希特勒接着描述了他作为一名建筑工人，是如何第一次与社民党，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工会有了负面的经历，这足以让他仔细观察他们。然后，他分析了社民党成功的原因——例如宣传方法——并试图从中学习。然而，在他开始认识到犹太人在这场运动中的影响之后，他对社民党或马克思主义的负面立场才得到充分发展：只有了解了犹太人，才能理解社民党的内在意图，从而理解其真正目的。只要是了解这个种族的人，就会从他的眼睛里看穿关于这个党的目的和意图的错误观念的面纱，从社会术语的迷雾中识破马克思主义的狞笑。
《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还在另一个背景下谈到了社民党。在他看来，SPD已经从一个革命党——因为党员太多——沦落为一个纯粹的改良党。虽然他赞同社民党领导人仍然拥有革命意图，…...最后剩下的只有意图和一具不再适合执行的身体。有着一千万党员的党就不能再搞革命了。这样的运动不再拥有极端派的活力，而只有中间派的泛泛之辈，因此不思进取。
当社民党因此「不断失去一个残酷革命党的色彩」，它激进活跃的部分分裂了出来：「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同盟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风暴突击队。」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引用了希特勒在汉堡民族俱乐部的演讲，他在其中表达了同样的推理思路，并由此得出了建立一个小型的、组织严密的、核心极端激进的党的必要性。希特勒试图从社民党的成功中吸取经验，也试图从它成为一个纯粹的改良党的堕落中吸取教训，但他始终是旧社民党的崇拜者。在1925年6月12日的一次讲话中，他说：社民党不是一蹴而就的。谁要研究它，就必须研究它的发展过程，研究它是怎样从工人小团体中产生的，研究它是怎样非常合理、非常恰当地发展起来的！现在这个有着一万五千名雇员的官僚机构自我保护的本能保证了他的存续。
当然，希特勒通常不会在公开发言中表达他对社民党的钦佩。但是，他的私下谈话表明，他对社民党的态度要比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积极得多。在1930年6月与瓦格纳的一次谈话中，他说：现在我来谈谈社民党。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来自各个圈子和阶层的广大善良、勤奋的德国人民……种族上最完美、最优秀的德国人民共同生活在社民党中。但不幸的是在错误的领导人下。但这不是他们的错！
民族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误入歧途的人民」从他们错误的领导人那里解放出来，把他们争取过来为自己的事业服务。让我们把他对SPD的评价与希特勒对德国人民党、商人政党、房东等的评价进行比较：…...一群蚂蚁，从早到晚，在工作的道路上勤奋而忙碌地来回奔跑，偶尔互相问候，然后又匆匆离去，有些人拖着沉重的包袱，至少有个公文包，里面除了面包、黄油和卫生纸外，还装着无关痛痒的文件，然而，对于相关的人来说，它暂时作为值钱的抵押债券出现，以满足他对利润那荒谬的贪婪，这对世界历史的进程是完全不重要的。这是一种常见的种族混杂。它是毫无影响的，无关紧要的，在政治上没有力量。它只是无所事事地过活。
希特勒对民主党的评价甚至更为负面：他简单地称呼民主党为「民族内部的臭疮」。相比之下，他对社民党的评价是非常积极的。在他的桌上谈话中，希特勒也多次正面评价社民党，通常是在赞扬社民党于11月革命废除君主制的背景下。[1]在1941年9月18日的谈话中，科彭（Werner Koeppen，罗森伯格的副官）记录到他说…...最腐败的是中间派政党，他们的政客无一例外都是可以收买的。人们不会这样评价主要的社民党人[布劳恩 (Otto Braun)，塞弗林 (Carl Severing)，勒博 (Paul Löbe)]。因此，这些人几乎没有进过集中营。布劳恩也没有必要逃到国外。元首相信这些前社民党人今天都是第三帝国的坚定支持者。在萨尔问题上的投票，以及现在战争再次爆发时，塞弗林主动提出向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们发表一份宣言。元首出于原则拒绝了这一点。[2]
希特勒于他1941年12月28/29日的桌上谈话再次赞扬社民党人「除掉了这个害虫（即君主制）」并声称他帮助了所有不是「卑鄙的敌人」的人（「让他们离开集中营」），例如他从意大利回来后增加了诺斯克等人的养老金：「但我绝不允许这些人为我发表政治声明，比如塞弗林多次提出要这么做。那看起来就跟我收买来的一样！我知道他们其中一人说：『我们 (NSDAP) 取得的成就超乎想象！』」在1942年2月1日的一次桌上谈话中，希特勒宣布：我把1918年的人们做个区分。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像彼拉多被载入圣经一样滑入其中 [意指偶然、不应该]：他们没想过要搞革命。其中包括诺斯克，艾伯特，谢德曼，塞弗林，巴伐利亚的奥尔 (Erhard Auer)。但我不能容忍[他们参与此次革命]这点，在与这些人的战斗中，我也不接受任何借口。我只有在胜利之后才能说：我理解你的理由。但中央党的人都很卑鄙，比如斯皮克 (Carl Spiecker)。他们用谎言和诡计来工作。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曾任总理）也是没个性的东西，特雷维拉努斯 （Gottfried Treviranus，国家人民党政治家）是个无赖。一个生长在他都无法理解的世界里的小小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但这些蠢猪：希法亭，考茨基！
希特勒继续说「前社民党只是缺少一个领袖。它做了最坏的事情，在并不想的情况下，它甚至引领了事态的疯狂蔓延。」因此，希特勒不仅准备承认社民党的正面成就，而且还准备区分它的各个代表人物。但是，他强调——这很重要——在斗争期间，他不能考虑这种区别。对社民党的另一个正面评价，主要是对谢德曼的评价，可以在1942年1月27日的桌上谈话中找到。在这里，希特勒谈到了《凡尔赛条约》的签署，赞扬了谢德曼，批评了中央党政治家维尔特 (Joseph Karl Wirth)和埃兹伯格 (Matthias Erzberger)：「有些社民党人准备走极端。这是维尔特和埃兹伯格干的！」这句话的背景是，1919年6月20日，社民党人谢德曼作为总理因拒绝合约条件，与1919年2月13日组建的内阁一起辞职。另一方面，维尔特是中央党内最直言不讳的和解与赔偿政策的倡导者之一。埃兹伯格（1921年遇刺）签署了停战协定，并在谢德曼的内阁中主张接受和约。1942年8月24日，希特勒回到了这个话题：「事实证明，当时的情况[即凡尔赛条约的签署-作者注] 实际上主要归功于中央党。社民党人不希望这样，所以才有了谢德曼的草率声明」。[3]希特勒的这些言论表明，尽管他在宣传中不加区分地侮辱（1919年的）魏玛联合政府的所有政党为「11月罪犯」，但事实上，对他来说有罪的只是中央党的领导人，同时他却把废除君主制视为有利于社民党的一项正面成就。对希特勒来说，11月党人的「罪行」不是革命，也不是废除君主制，而是「使德国丧失防御能力」，即签署《凡尔赛条约》。由于社民党总理拒绝签署条约，对希特勒来说，社民党人与中央党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相比，基本上没什么污点。在本研究中所描述的希特勒的观点中，他对社民党的同情是可以理解的。它所倡导的机会平等和工人阶级的社会诉求，与它的经济观点一样，都不是否定它的理由。使他成为社民党反对者的，是他在演讲中不断尖锐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要素——倡导议会民主，即希特勒所鄙视的「多数原则」，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在调查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之前，我们首先要讨论他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因为对他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温和版本和激进版本。
希特勒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以一种奇怪的矛盾心理为特征。出于这样的原因，他对共产主义既钦佩又恐惧。如果我们理解了他欣赏共产主义的动机，即从希特勒自己的思想前提来追溯这些原因，那我们也就理解了他立场的另一面，即他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希特勒欣赏共产主义，因为它与资产阶级势力相反，「狂热地」主张一个世界观。他钦佩它，因为它带着所有这些特征和能力，他认为这些特征和能力是「载入史册的少数人」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的基本属性。作为激进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共产主义者已经证明，他们不属于机会主义者，而是属于那些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的勇敢无畏的人。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特征被认为特别应该受谴责，但正是这些特征激起了希特勒最大的钦佩——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强烈反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不受限制的权力意志，以及明确声明的目标，不仅要「狂热地」打击一切政治对手，而且最终要彻底消灭他们。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恩斯特·诺尔特的解释有一个根本的弱点，就是没有区分资产阶级和民族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反共动机。由于大部分资产阶级的反共立场源于共产主义的反自由主义立场及其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坚决反对，因此诺尔特所写的希特勒「拥有所有那些战后的反共情绪」并不正确。[4]当然，反共动机在资产阶级和民族社会主义者中都扮演了不小的角色，尽管它在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中并没有诺尔特宣称的那么重要。但我们不能忽视，资产阶级反共的理由和内容与希特勒反共的理由和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希特勒经常欣赏的，正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资产阶级反共的东西。希特勒多次以苏联共产党为例，证明了一个以世界观为导向的小型激进精英政党的效率，它在只有47万党员的情况下成功地统治了超过1.38亿人。希特勒在1925年6月12日的一次演讲中宣称：「这是一支无法分裂的军队。这就是权力和力量所在。如果我们有60万人都致力于这一目标，那我们就会掌权。」希特勒特别欣赏共产主义的偏执性，它的目标是无情地实施激进的世界观，并以「我们不承认任何人道的原则，而只承认保护运动、思想或思想执行的原则」为前提。我们以奥托·瓦格纳的记载来看，他报告了希特勒对魏玛共和国各种政治运动和政党的看法，其中在共产主义者内部划分了三个群体——「理想主义者」、「失意者」和「种族堕落者」。前两组「可能会再次变得有价值」，因为他们「实际上品格优秀，但成了意识形态或命运的牺牲品」，而第三组「没什么用……对于斗争的发展来说」。在瓦格纳未注明日期的另一次与希特勒的谈话中，后者说，虽然共产党是祖国的叛徒，但与反动派和民主党派相比，他们至少是诚实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也会支持民族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学校原则（旨在「机会平等」）。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公开向共产主义者征集党员。在1935年10月8日的一次讲话中，他宣称，如果共产主义者「恢复理智，回归祖国，那么我们非常欢迎他」。DAF的领导人罗伯特·莱伊报告说：印象最深的时刻之一是在上一次纽伦堡大会[1935年的-作者注]期间，元首走进了游行到他住所外的工人们中，并欢迎他们。多大了？什么职业？你以前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其中一人回答说：「我曾是共产主义者。」元首用双手捧住这个年轻人的脸，凝视他说：「你们都来吧！你们都要来这边！」
在1941年8月2日的一次桌上谈话中，希特勒说他不责怪…...任何一个曾是共产党的小人物;我只能怪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知道，对他的需要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台尔曼，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小人物，他没有别的办法。他的缺点是不像托格勒[5]那么机灵。他是个疯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紧紧抓住他，却放了托格勒，不是出于报复，只因为他是个危险人物。只要俄国的巨大威胁解除了，他就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 与俄国的协定绝不会使我对国内的危险采取不同立场。但我对我们的共产党们比对施塔亨贝格 (Ernst von Starhemberg) 这样的人偏爱一千倍。他们是群硬汉，如果他们去俄国待那么一段时间，就能以完全的状态卷土重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比较了反动的「奥地利法西斯」冯·施塔亨贝格王子与KPD领导人台尔曼，前者参加过上西里西亚的解放斗争和1923年的希特勒暴动，但后来与NSDAP不欢而散，他从1930年起一直是奥地利「家园防卫」[Österreichischer Heimatschutz，右翼准军事组织] 的民族领袖，后来在许士尼格领导下担任副总理。在斗争时期，希特勒曾严厉批评奥地利「家园防卫」组织，因为他们跟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希特勒说了，比起施塔亨贝格这样的人，他「偏爱共产党们一千倍」，这符合他的世界观。他自然觉得自己更接近那些勇敢无畏的，像自己一样为世界观的理想而奋斗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1941年11月2日的另一次桌上谈话中，他谈到了「斗争时期」以及他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对资产阶级的「蔑视」，他说：「只有共产党和我们的妇女不会在枪声响起时退缩。他们都是像样的人，有了他们，你就可以维持一个国家。」为了表达他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希特勒在1941年12月28日至29日的一次桌上谈话中不诚实地声称台尔曼「在集中营受到非常体面的对待，他在那里有自己的小房子」。希特勒继续说，托格勒…...被释放；他正在德国写一本关于19世纪社会主义的著作。我确信是他放火烧了国会大厦，但我无法证明。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什么可责怪他的，他也完全远离了这一切。要是我十年前见过那个人一次就好了！他实际上是个聪明人。
希特勒深信，他不仅赢得了大多数社民党人的支持，还有大多数共产主义者的。在1944年3月17日与保加利亚摄政内阁的一次会议上，他宣称：「在德国，民族社会党已经完全吸收了共产主义者，除了被残酷镇压的犯罪分子。」我们知道事实上在斗争时期冲锋队和红色阵线（KPD的准军事组织）之间有很大的互相转化的波动。许多共产主义者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后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这不足为奇。KPD一直声称，希特勒永远不会解决失业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是法国的傀儡，是反德奥合并理想的民族叛徒等等，他永远不会修改凡尔赛条约。但是，由于与这一切相反的情况发生了，此外，民族社会党人还推行了部分进步的社会政策，甚至实现了某些在魏玛共和国没有机会实现的诉求，因此，许多共产主义者转向民族社会主义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满足了KPD的诉求，并且在反资产阶级的进攻方向上与它达成了一致。
红色阵线宣传画
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既然希特勒同情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他对付他们却比对付他所深仇大恨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冷酷得多，残忍得多呢?就像对待犹太人一样，希特勒评价他的马克思主义对手时，钦佩中夹杂着恐惧。他钦佩犹太人的「种族纯洁性」，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害怕他们。他钦佩共产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世界观做出牺牲。但他们代表了一种危险的精英，与「懦弱的、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截然不同。希特勒的措施取决于危险的程度，不管是实际的或预想的。对他来说，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自己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宣传方法，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现在我们先讨论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然后再讨论他对斯大林的立场。
希特勒的马克思主义批判[6]不仅仅是廉价的争论和宣传，我们先看这三点。希特勒在1927年4月2日说：「但马克思主义的教义用和平主义取代了战斗，国际取代了种族，民主取代了个人。」就这样，马克思主义向「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支柱」宣战。我们知道「永恒的战斗」原则是希特勒世界观的关键点。因为对希特勒来说，在自然和社会中只有战斗才能保证不断的向上发展，他否定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他认为这些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项指控，即马克思主义把国际置于种族之上，这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以世界革命为目标，宣传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的团结，而希特勒深信各种族的不平等和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并将自己的社会主义定义为「民族社会主义」，即不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只为德意志民族创造的社会主义。第三项指控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尽管更多是理论上而非实践上的。希特勒指责马克思主义尊崇「多数原则」，否定「个人原则」。尽管希特勒与马克思主义对民主（资本统治）的批判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但归根到底他们的前提是互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至少在理论上——要求传播民主，例如通过苏维埃民主，而希特勒从根本上批判民主的多数决策原则。希特勒所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中的观点不一定符合卡尔·马克思的确切教义。一个和平主义，反对种族理论，赞成民主多数原则的人也很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对于理解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是至关重要的——当希特勒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他并不是指卡尔·马克思学说的具体内容，比如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他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演讲中强调，他必须「最尖锐地反对仅仅把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划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还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客，他们站在议会、民主、反战、国际主义、反种族的立场上。」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今普遍应用的世界观之浓缩思想片段」。因此任何「来自所谓资产阶级世界对他的斗争都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谬的，因为这个资产阶级世界本质上充满了一切相同的毒素，并尊崇这样一种只在程度和人物上与马克思主义有区别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于资产阶级也沦为国际主义、和平主义和「多数原则」的牺牲品，希特勒总结道：「在世界观的一切重大问题方面，资产阶级政党的世界已经把自己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了。」这一论点表明，希特勒的反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反共关系不大。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希特勒钦佩马克思主义政党，并经常承认自己从它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1924年2月26日，在对1923年11月暴动的审判中希特勒宣称马克思主义…...用两个庞大的工具来运作。一是大规模的宣传，大规模的影响…...这场运动的第二个工具是一种可怕的恐怖。没有哪场运动像马克思主义运动那样以如此透彻的知识塑造了群众的面貌。它知道群众尊重力量和决心，它用残酷的力量和意志代替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优柔寡断，无情地压制个人，让工人面临两种选择，你要么成为我的兄弟，要么被我打翻在地。我年轻时就认识到了这个运动在这两方面的影响。而资产阶级政党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
但这场运动从对手那里学习，也为自己创造了两个工具，它认识到什么是必要的。最广大的群众启蒙和民族启蒙。人民的心态是这样构成的：首先要尊重力量……对于那些愿意用精神武器战斗的人，我们有思想上的战斗，对于那些想用拳头战斗的人，我们有拳头。这场运动的两个工具，即宣传机器，还有冲锋队。
冲锋队（SA，Sturmabteilung），纳粹20-30年代的核心准军事组织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的宣传原则主要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观察。他分析了「社民党成功的内在原因」，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社民党面对的是一种更现实但执行得同样残酷的理论，后者将会获胜，即使要经过一场最惨烈的战斗。」希特勒说，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里，「社民党的教义和技术手段」在他眼里都变得清晰起来。「这是一种在精确计算人类一切弱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策略，如果对方不学会以毒攻毒，那么结果是这种策略几乎必然会自动走向成功。」社民党的例子也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对个人和群众的肉体恐怖的重要性」。「这里也有对心理影响的精确计算。工作中的恐怖，工厂里的恐怖，会议厅里的恐怖，群众集会上的恐怖，总是会带来成功，只要没有同样巨大的恐怖来对抗。」在《我的奋斗》著名的关于宣传的第六章中，希特勒在开头写道：在我专心从事所有这些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宣传活动总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在其中看到了一种工具，尤其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组织所掌握并能巧妙运用的工具。我很早就明白，正确的运用宣传实际上是一门艺术，资产阶级政党过去和现在都几乎完全不了解这种艺术。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的第五章中，希特勒批评了民粹运动，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破坏性负面批判的例子：今天所谓的民粹主义者非常重视避免进行负面批判，而只致力于建设，这表明他们缺乏对历史性发展的更深层次的洞察。这种口吃就是典型的幼稚愚蠢的「民粹主义」，也证明了这些人的脑袋里没有当代历史的痕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目标，它也知道建设（即使只是国际金融犹太专制主义的建设！），但在此之前，它花了七十年进行批判，而且是破坏性的分裂性的批判，不间断的批判，直到旧国家被这样滚烫的酸液腐蚀并摧毁。直到那时，所谓的「建设」才开始。这是自然的，真实的，合理的。
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工人阶级的，这一事实也为希特勒自己的策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资产阶级总是哀叹，只有所谓的未受教育的群众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事实上正是它成功的先决条件。」他坚信口头语言、演讲比书面语言，即传单上的宣传和书籍上的严谨讨论更优越，他还引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使马克思主义对群众具有惊人力量的根本不是犹太思想的正式书面著作，而是多年来掌握群众的巨大口头宣传浪潮……使千百万工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传教士的书面作品，而是成千上万不知疲倦的鼓动者日以继夜的、真正海量的宣传工作，从伟大的煽动者开始，一直到小小的工会官僚、理事和发言人。正是在成千上万次的会议中，这些受欢迎的演讲者站在烟雾弥漫的旅馆房间的桌子上，向群众发表演说，因此能够获得对这种人力资源的绝妙认知，从而使他们能够选择最合适的武器来攻击舆论的堡垒。这些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这些数十万人的游行，使这个可怜的小人物坚信，他是一条巨龙的一部分，在巨龙的烈焰下，可憎的资产阶级世界总有一天会在烈火中毁灭，无产阶级专政将庆祝最后的胜利。
我们已经在三.3章节[7]看到，希特勒嘲笑资产阶级集会的拙劣戏剧表演。相比之下，他欣赏马克思主义集会「总有盲目的纪律」，「因此，破坏马克思主义集会的想法不会实现，至少不会让资产阶级一方来实现……在这里，我们试图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集会的经验，我们确实学到了」。恩斯特·汉夫丹格报告了一段关于党旗的对话，这面党旗是希特勒亲手设计的，在对话中，汉夫丹格不认可黑色的 卐 标志：「作为太阳的象征，我想象的卐只能是热情的红色或黄色。」希特勒回复道：但是，我们不能占用作为底色的红色，我拒绝背离这点。几年前，我曾在柏林的卢斯特花园 (Lustgarten) 目击过一次社民党的群众集会，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举行群众集会时，只有一种颜色能打动人，那就是红色，革命的颜色！[8]
这个不重要的例子表明希特勒是多么强烈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方法。当希特勒在1930年5月31日的《观察家画报》上批评奥地利「家园防卫」组织，因为他们拒绝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解体必然也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党的解体」，他指责他们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评价了资产阶级政党的世界：没人比马克思主义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组织的无能。它知道如何对付这些党派，这意味着它一方面用最残忍的方式使他们退缩，另一方面时不时给他们一小块面包和黄油。
让我们总结一下。希特勒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由一种奇怪的矛盾心理决定的。他一方面欣赏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运动为榜样，努力学习。另一方面，他拒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它否定了「永恒的战斗」原则和种族以及个人原则。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应该再次强调这点——并不完全针对卡尔·马克思学说中的任何具体观点，而且在许多方面与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不同。诺尔特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它试图构建出一种完全对立但仍相关的意识形态和用途几乎一致但仍具有不同色彩的重塑的方法，去进行破坏，但总是在民族自信、自主的难以动摇的框架内」。这个定义确实非常接近民族社会主义的本质。然而，民族社会主义不应该主要被解释为反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替代性的、同位竞争的革命运动，它不以摧毁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目标，但必须摧毁，尽管它们很相似，但这就是原因。纳粹党游行标语“死亡属于马克思主义”
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当一些意识形态或宗教关系密切时，或者有共同的起源时，它们之间的斗争就会更加激烈和无情。G·施拉姆（Gottfried Schramm，历史学家）的论点「基督徒给犹太人造成了如此多的苦难，尽管犹太人与他们是多么的相似，但这正是原因」也适用于希特勒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像魏玛共和国的共产党人对社民党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进行了最激烈、最无情的斗争一样，尽管他们有共同的起源，但这正是原因，比起与他几乎没有共性的 例如保守主义，希特勒不得不更加坚决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钦佩又恐惧的典型矛盾心理在他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立场上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
希特勒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评价再次证明了希特勒的宣传与真实观点之间的矛盾。虽然他在演讲中不断抨击「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但不晚于1940年，他就清楚地意识到斯大林并不是犹太人利益的代表，而是消除了犹太人的影响，并正在奉行彼得大帝传统的民族主义俄国政策。希特勒第一次提到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是在他1928年写的《第二本书》中：然而，可以想象，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世界内部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犹太元素可能会被或多或少的俄罗斯民族势力排挤。那么，也不排除当前真正的犹太资本布尔什维克主义俄国可能走向民族反资本主义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它似乎正在某些事情上显现出来，然而，可以想象，西欧资本主义将严肃地采取反俄立场。
希特勒后来宣称的事实，即俄国从「犹太人专政」转变为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反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28年就被他描述为一种可能性和趋势。然而，希特勒暂时对这种可能的发展持怀疑态度，至少他在公开发言中警告不要高估这种趋势。例如1929年2月9日刊登在《观察家画报》上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既然我谈论的是俄国，我也想在这里提醒自己警惕不断出现的关于俄国「反犹主义日益增长」的报道。十二年来，俄国的「反犹主义进展」被不断声张。即使是流行作家也经常这样写。然而，事实上，犹太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地掌握着权力。
1929年3月30日，他在《观察家画报》的另一篇文章中再次详细讨论了这个话题：「我一直认为，在我们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媒体甚至大众媒体上，关于俄国反犹主义『进展』的报道以某种可怕的规律传播，这是件坏事。」实际上犹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地掌控着俄国。但是，反犹主义的小骚乱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这也与某些移民团体有关，他们仍然梦想着罗曼诺夫家族的复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以此为生。这种梦想是多么不可能，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历史来了解。当革命失败时，新主人也不会是旧的那些。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新一代的战士和领袖成长起来。认为那些有着钢铁意志的领袖和最勇敢心灵的人们在战斗胜利后会把领导权交给那些曾被证明无力掌舵然后逃到国外躲避风暴的弱者，这是幼稚的，也是不妥的。
希特勒在1929年3月30日的《观察家画报》上发表的文章显示，他最初也认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只是小打小闹。他说这只是一场「上演中的大型喜剧」。他在1930年1月中旬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不再那么肯定了，他在文章中写道：斯大林是个布尔什维克，因此他应该跟托洛茨基差不多，但也可能不是这样。在反复深思托洛茨基最新出版的著作之后，我自己直到今天仍然有理由怀疑，整个表面上的冲突是否只是一场精彩的喜剧……但是，即使我的这种看法是错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冲突也只是两个仇敌之间的斗争。犹太人托洛茨基对抗反犹主义者斯大林的观点毫无根据，甚至很可笑……就算斯大林本人不需要接受割礼[犹太人的习俗]，无论如何，他的同伙至少有九成是真正的希伯来人。他的行动是继续将俄罗斯民族彻底铲除，使其完全处于犹太人专政之下。[9]
很难确定希特勒最终是什么时候改变了他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冲突的评价，并形成了他后来一直主张的观点，即斯大林已经把自己从犹太人手中解放出来，正在推行一种民族主义反犹政策。戈培尔在1937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对俄国发生的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没有完全下定论：莫斯科的另一场公审。这次又只针对犹太人。拉狄克等人。元首仍然怀疑是否有隐藏的反犹倾向。也许斯大林终究是想把犹太人赶出去。军方也被认为是强烈的反犹主义者。因此，睁大眼睛。暂时保持观望状态。
1937年7月10日，戈培尔写道：「对于俄国，他（希特勒）已经摸不着头脑了。斯大林一定是脑子坏了。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他的嗜血了。」然而，从1940年初开始，希特勒发表了越来越多的相关言论，在这些言论中，他对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钦佩变得清晰起来。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了维护他在1939年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例如，他在1940年3月8日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中写道：「自从斯大林的最终胜利以来，俄国无疑正在经历布尔什维克主义原则向俄罗斯民族生活方式的转变。」[10]但是，即使在进攻苏联之后，当希特勒不再需要为这个盟友辩护以后，他仍然坚持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并越来越多地接受长期在「保守革命」圈子里存在的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看法。例如，1941年9月23日，科彭记录了希特勒的以下发言：斯大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因为他成功地从这群斯拉夫兔子中缔造了一个国家，尽管用了最残酷的强制手段。为此，他自然要利用犹太人，因为原先统治国家的少数西化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些势力再也不会从纯粹的俄罗斯环境上生长起来。
当然，这种评价并没有阻止希特勒继续在他的演讲中传播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说法，以达到宣传的目的。1941年10月1日，在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进攻之际，希特勒在对东线将士的讲话中宣布：现在，同志们，你们亲眼看到了「工人和农民的天堂」。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足以养活全世界人的国家，却存在着我们德国人难以想象的贫困现象。这是犹太人统治近25年的结果，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它到底只是资本主义最卑鄙的形式。这两种制度的支持者是相同的：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
在1941年11月8日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也否认了「民族倾向」在俄国占上风的观点——这与他的内部发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42年4月26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的一次会议上重申，归根到底，斯大林不过是「无所不能的犹太人手中的工具」，在苏联，「犹太人正在实行他们的独裁专政」。与这些公开宣传的言论相反，希特勒在1942年1月初的一次桌上谈话中说：「斯大林被认为是有意帮助布尔什维克思想取胜的人。实际上他只是俄罗斯的，沙皇泛斯拉夫主义的延续！对他来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用作一种对日耳曼和拉丁诸民族的伪装。」希特勒在另一次谈话中说，不得不佩服斯大林，「因为他不让『犹太因素』进入艺术中。」194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桌上谈话中声称，「斯大林曾在里宾特洛甫面前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只是在等待苏联知识分子成熟的时刻，以消灭他今天仍然需要的犹太领导人。」皮克记录到希特勒多次在进一步讨论中表达对斯大林的钦佩或为他辩护。例如，当有人称斯大林为前「银行劫匪」时，希特勒总是很生气。他会立即为斯大林辩护，宣称斯大林不是作为个人去抢银行，也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为了资助共产主义运动」。希特勒在1942年7月22日说，对于斯大林，「无论如何都要尊重。就他的作风而言，他是个相当明智的家伙！」
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 Heim，鲍曼的副官）也记录了希特勒对斯大林的许多正面评价。1942年8月26日，希特勒说：如果斯大林继续干10到15年，苏联将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事本可能需要150年，200年，300年，多么独一无二的 杰出的人！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没人挨饿。综合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他们在这里建了工厂，两年前这里除了没名字的村庄什么也没有，这些工厂有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那么大。他们甚至建了我们的地图上都没标注的铁路。在德国铁路开工之前我们就在为票价而争吵。我有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伟人，一个真正的苦行僧，他用铁拳把一个庞大的帝国团结在一起。有人说那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天大的骗局！它是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国家：2亿人口、铁、锰、镍、燃油、原油和任何你喜欢的东西——无限的。在最上面这个人问道：你们认为对一个伟大的想法来说，1300万人的损失会不会太大?
在这句话中，希特勒欣赏斯大林的地方变得尤为明显：斯大林的坚定性，甚至是残酷[「铁拳」-作者注]——即使牺牲了千百万人——实现了「伟大的想法」，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这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斯大林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现代化专政的执行者，就算用最残酷的手段也毫不畏惧。另一方面，他称布尔什维克主义宣称的社会主义是「天大的骗局」。卡尔·图特(Karl Thöt)，1942年9月至战争结束在元首总部工作的帝国速记员，他于1943年2月4日记录道：然后元首比较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和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例如，当俄国人在某个地方建了一个工厂，他就把这个地区所有能干活的人都集中起来，但他只为政委和技术人员建造了宜居的住所。另一方面，工人们不得不在最原始的洞穴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我们在德国建新工厂时，工厂的建设只消耗了一小部分资金，除此之外都用来为工人建造宜居的家园。德国工人的高文化水平要求在工作之外有适当的享受。例如，在萨尔茨吉特建造了巨大的工厂，所以必须为它建造一个全新的城市，现在人口已经超过10万，很快就会增长到25万。为此不得不建设街道、广场、电力、下水道，还有剧院、电影院和各种其他文化设施。俄国人根本不在乎这些。他让他的人民保持原始状态，这使他能发动一场全面得多的战争。
希特勒引用这些论点是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够解释民族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区别及后者的相对优势的办法，否则他就「在内心中沦为了俄国榜样的猎物」，正如沙伊特在笔记中所说，「他输掉了长期以来所宣扬的世界观的冲突或者说输掉了从一开始就在知识层面上进行的十字军东征。从那时起，他对人和生活的评价就不再与共产主义有任何不同了。」希特勒学会了「欣赏那里的严格制度……他开始置疑以前自己对斯大林的错误认知，他的言论表达了对斯大林的崇拜，甚至表明斯大林的范例就像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希特勒开始暗自崇拜斯大林。从那以后，他的怨恨变成了嫉妒……他抱着这样的希望：假如他在德国和占领区复刻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就可以用布尔什维克主义自己的武器击败它……他越来越多地向身边人推荐俄国的方法，称其为典范。他经常说，没有他们那样的冷酷无情，我们就无法进行这场生存之战。他拒绝任何异议，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
1944年7月20日之后，希特勒哀叹自己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清洗国防军并将其转变为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军。施佩尔在1944年7月21日的一次部长会议中报告：今天，他（希特勒）意识到，在对抗图哈切夫斯基的斗争中，斯大林已经做出了使战争得以成功开展的决定性步骤。他清洗了总参谋部，从而为不属于沙皇时代的新力量腾出了空间。他以前一直认为1937年莫斯科审判中的指控是捏造的。现在，在经历了7月20日的事情之后，他想知道他们究竟是否清白。希特勒继续说，虽然他没有任何证据，但他仍然不能排除两个总参谋部之间的叛国合作[即图哈切夫斯基勾结德军的指控]。
这个问题在布尔什维克俄国已经完全解决了。完全清楚的情况，完全清楚的所有军官和专家有关对国家立场的言论，当然，这与忠诚有着清楚的关系，非常清楚的关系。在德国，整个过程很快就不幸被战争打断了，因为你们肯定认为，假如没有战争，今天正在进行的这些课程也许根本就没有必要。相反，对德国军官团有计划的全面教育，就像对进入国防军之前的所有德国士兵一样，应该是统一地、循序渐进地进行的。按照我认为正确的程序，即不打碎任何瓶罐，换句话说，不破坏好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必然会缓慢但无疑地达到既定目标。因此，在这场斗争中，除了设法弥补可以弥补的一切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我向元首推荐我对苏联总参谋部关于苏联元帅和将军的书的评论，并补充说，我的印象是，我们在任何方面都无法与这种领导人选拔机制竞争。元首完全赞同。我们的将军们都太老了，才思枯竭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立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们的许多将军甚至不希望民族社会主义取胜。相反，苏联的将军们不仅狂热地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同样狂热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而战，这自然使苏联的将军们具有巨大的优势。元首决心在战争期间对国防军进行改革，使其在战争结束后具备基本的民族社会主义立场。
因此，希特勒最欣赏斯大林的是其在消灭旧精英方面的革命坚定性。他自己就没有这种坚定性，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他失败的一部分原因。希特勒对斯大林的钦佩不仅是他对其个人的尊重;他与斯大林的关系也反映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上总是既钦佩又恐惧的矛盾立场。希特勒最钦佩斯大林的革命坚定性，但正是这种坚定性，比他自己的坚定性更加突出，这让他感到害怕，并使得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他唯一真正的对手。我们必须注意到本章节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毫无疑问，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仇犹者，但他也纯粹的出于战术或宣传的原因使用反犹主义。希特勒本人也不再相信德国宣传部门一直重复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陈词滥调，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使用这一难以捉摸的主张来进行宣传。一个基本问题是，希特勒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工具，直到什么时候，以及他这么说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这符合《我的奋斗》中的宣传原则：而且，古往今来所有真正伟大的人民领袖的艺术，要点在于他不仅能够分散一个民族的注意力，而且总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对手身上。一个民族的这种战斗意志部署得越统一，运动的吸引力就越大，它打击的力量也就越大。一个伟大领袖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总是使那些相差甚远的对手[在这个例子中，即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者注]看起来属于同一个类别[即，作为犹太人在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战斗中的工具-作者注]，因为出现五花八门的敌人很容易导致软弱不自信的人们开始怀疑自己立场的公正性。
在1925年2月27日的纲领演讲中，希特勒还宣称，「从心理上讲，设定多个斗争目标是错误的」，正确的是「只选择一个敌人，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只有他是有罪的」。希特勒说，这个敌人就是犹太人。因此，希特勒还是始终如一的谈到「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即使他自己不再持有这种观点。虽然希特勒本人能很轻松地来辨析性地看待问题，但他不相信群众能这样做。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出了他最重要的宣传原则，「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区别，只有正面或负面，爱或恨，对或错，真或假，永远没有一半这个，一半那个，或部分的，诸如此类。」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希特勒在公开讲话中极少表达他对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真实看法。希特勒自我的革命评价和谱系定位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另一方面，他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西班牙佛朗哥反动政权的评价要比他在公开场合营造的友好印象消极得多。
希特勒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西班牙佛朗哥反动政权的批判很难确定希特勒开始批判法西斯主义的确切时间点。在缔结与意大利的联盟之前——这纯粹是强权政治性质的，决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动机——他不希望因为公开发表负面或贬损性的言论来危及他的外交政策，在战争中，人们理所应当的不会主动把注意力放到自己阵营内部的冲突上来，给敌人递刀子。尽管如此，我们从希特勒的密友与他的桌上谈话中得知，他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持高度批判态度。虽然希特勒在他的世界观中反复宣称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相联的，或谈论「法西斯和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共同体」，但他对意大利体制的批判变得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在他1938年访问意大利之后。将希特勒在1942年1月30日的演讲与次日的桌上谈话进行比较，极具启发性。在他的演讲中，他宣称「两场革命」，法西斯革命和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走的几乎是同样的路」：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利用闲暇时间读了很多关于意大利法西斯革命的书，在我看来，我面前的仿佛是我们党自己的历史，如此相似，一模一样，同样的斗争，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对手，同样的争论。这真是个怪异的奇迹。
第二天晚上，希特勒在桌上谈话重申了这一观点，但随后又发表了一些言论，这些言论不是针对公众的，而是针对餐桌上的亲密听众。希特勒首先指出，虽然意大利人民是理想主义者，但「领导层是反动的」：真法西斯和冒牌货的区别有如白天黑夜一般。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阶级（指旧统治阶级）是举世皆有的，就像我们的情况……Duce（墨索里尼的头衔）的革命可能早了一年：赤色分子会杀掉王室，他本该成为国家元首的 [而不是让国王来当] 。这样的话那群人早就消失了。
一方面，希特勒认识到法西斯革命和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之处;但另一方面，他又一再批评教会、国王和反动将领在意大利的持续影响。不要忘了希特勒曾对罗森伯格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地位不像希特勒自己在德国那样高。事实上，在意大利，旧势力——国王、将军和教会——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意大利很难称得上是极权主义政权。希特勒说，「Duce有麻烦，因为他的武装部队是保王党，因为梵蒂冈的国际势力在罗马有自己的权位，因为这个国家，不是人民的，只算半个法西斯。」希特勒还批评了法西斯意大利社会的落后，他在1941年11月5日评论道：「新欧洲最病态的社会之一是匈牙利，其次是意大利。一边是富翁，另一边是困苦的广大群众。」他指责墨索里尼在与教会的斗争中缺乏革命坚定性。希特勒在1941年12月13日说，Duce本人是反宗教传统的，「但他做出了让步，要是我在他的位置上，我会更革命一点。我要进军梵蒂冈，把全部人都赶走。我会说：对不起，我闯了祸！但他们得滚！」希特勒不仅批评了教会对法西斯国家的影响，而且从原则上批评旧上层阶级仍然掌权的情况：正选择不会发生，除非这个上层世界的黑社会团体被消灭。它就像黑手党一样卑鄙：一个阴谋集团，尽管它们本身可能很愚蠢，但仍然保留着察觉（并阻碍）天赋的动物本能！他们是天赋最野蛮的敌人！意大利的情况不会进步，除非他们拥有一个完全的领袖国家！
1943年7月墨索里尼倒台后，希特勒认为「资本主义元素」渗入了法西斯，这是导致这种局势的原因之一。1944年5月12日，他对斯洛伐克总统蒂索说：但法西斯主义自己也负有部分责任，它变得太浮于表面了。在变化频繁的领导阶层中，只有Duce始终如一。其他主要人物都与资本主义元素有了牵连，然后被财富污染了，比如沃尔皮[Giuseppe Volpi，意大利银行家，1934-43年法西斯工业社团主席-作者注]。与意大利不同的是，今天的元首仍然被20年前和他在一起的人环绕着。但是元首不允许任何黑市商人靠近他。相反，他阻止了重要人物发展商业利益。德国国会中没有人被允许在监事会中拥有席位。例如，齐亚诺曾是个穷人[他就是这样发财的]。
我们已经从四.4章节 [11] 得知希特勒非常重视政客在监事会中占有席位或拥有股份的问题。他指责法西斯主义非但没有打破资本的规则，反而与资本结盟，从而腐化堕落。1945年2月，希特勒分析了自己失败的原因，他承认与意大利结盟是他最大的错误之一。它阻止了德国加入伊斯兰解放运动：显而易见，意大利盟友处处挡我们的路。因为他，我们无法在北非施行一项全新的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意大利想把这一地区占为己有是不言而喻的，而Duce总是提出这个宣称。但我们有可能解放法国统治下的伊斯兰诸民族。这样的起义将对被英国征服的埃及和中东地区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将我们的命运与意大利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这样的政策变得不可能。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一直期待着我们的胜利。埃及、伊拉克和整个中东地区的人民都准备起义。我们本应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鼓舞他们的勇气，这是我们的利益和责任所要求的。与意大利人结盟使我们陷入了瘫痪，而且在我们的穆斯林朋友中引起了不安，因为在他们眼中，我们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压迫者的帮凶……只有意大利人阻止了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打出最好的一张牌。这包括宣布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所有民族获得独立，并在受英国压迫的地区发动大起义。
我们总结一下：希特勒经常强调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在「斗争时期」 即运动阶段的共性。然而，在执政阶段，他看到了实质性的差异。在意大利，教会、国王、反动将领和资本家仍然掌握着重要权力。墨索里尼做出了让步，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对抗他们。在国内，法西斯分子同反动的、君主的、资本的势力结盟。在国外，他们奉行落后的殖民政策，阻止德国发展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希特勒欣赏斯大林，即他在清除精英阶层方面的革命坚定性，他发现法西斯主义缺乏这点。然而，希特勒对西班牙佛朗哥反动政权的批判要严厉得多。虽然希特勒在1936年至1939年的内战期间支持佛朗哥和长枪党，但不晚于1940年，他成为了该政权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并后悔没有在内战期间支持另一方——「赤色分子」。佛朗哥，在德国他连区长都做不了，这个「天生的下等人」，在政治事务上一窍不通，而且「认识到他自己的无能……他把自己完全交到天主教会手中」。希特勒在1942年2月19日至20日的一次桌上谈话中说，要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有蔓延到欧洲的危险，「我不会阻止西班牙的革命：教士早该被消灭了！假如教士跟我们一起掌权，欧洲就会倒退回黑暗的中世纪！」希特勒一再批评佛朗哥对教会的友好政策。希特勒在1942年6月7日说，所有这些「教士和君主派，他们也是德意志民族起义的死敌」，在西班牙联合起来篡夺了民族的领导权。因此，「人们不必感到奇怪，假如发生一场新的内战，长枪党将不得不加入赤色分子一方，以制止教士和君主派的祸害」。这句话表明，希特勒在政治上更倾向「赤色分子」，而不是君主派或教士势力。此外，正如弗里兹·托特向他证实的那样，西班牙的红色人士不感觉自己…...是我们说的那种「赤色分子」。他们自称革命者，在他们的勤奋和工作成果中显示出相当可贵的姿态。因此，我们除了尽可能多地保留他们——从我们集中营里的4万人开始——以外，别无他法，以备西班牙最终爆发新的内战。跟老长枪党人并肩作战，他们仍然是最可靠的。
希特勒说，佛朗哥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在第一次内战期间获得了意大利和德国的支持，「因为西班牙的红色人士一直声称，他们被迫寻求苏俄的支持，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因为缺乏任何其他力量的支持，从而被迫进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治雷区」。希特勒对他的建筑师赫尔曼·吉斯勒 (Hermann Giesler) 说，他相信，如果他在1936年了解佛朗哥的政治目标和他本人，他的同情会「更多地站在那些反对封建制度和教士的人一方」。他不反对西班牙的社会主义，但他担心西班牙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希特勒一再预言西班牙「不久将再次爆发革命」。西班牙灾难性的政治发展的结局将是「一场爆炸……这里会再次体现一个基本定律。寄生虫们没有意识到，由于它们的贪婪，它们也在破坏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地。」1945年2月，希特勒自我批评地说，与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让我同情，由教士控制的财阀剥削政权结盟是一个错误！」这是佛朗哥的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未能在内战结束后使西班牙民族实现和解，…...他把长枪党人雪藏了，西班牙本该不得不为了我们的援助而感谢他们，而且他把以前的对手，那些不完全是真正的赤色分子的人，都当作土匪对待。这不是个好结果，半个国家被取缔，少数剥削者以牺牲全体利益为代价而发财——在教士的祝福下。我敢肯定，在西班牙所谓的赤色分子当中，共产党是很少的。我们被骗了，因为如果我知道真相，我就不会允许我们的飞机被用来消灭饥民，也不会让西班牙贵族和黑袍子们（教士）复辟他们的中世纪特权。
我们可以从希特勒对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佛朗哥反动政权的立场中得出什么结论?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希特勒的政治立场放到谱系的右端边缘是错误的。正如西班牙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希特勒觉得自己更接近「赤色分子」，而不是反动势力。希特勒是一个革命者，这也可以从他对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立场的分析中得到证明：他钦佩斯大林清除旧精英的革命坚定性，而批判法西斯主义对反动、资本势力的妥协。/参考：
[1] 参见本研究二.1章节。https://zhuanlan.zhihu.com/p/601771248[2] 弗里茨·托比亚斯认为「塞弗林完全不可能这么奴性」，并善意地将支持这一判断的文件(1988年8月13日给作者的信)提供给我们。在托比亚斯看来，塞弗林多次自愿向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发布」呼吁的观点是基于当时共产党人散布的谣言。无论如何，塞弗林在1934年12月30日接受《科隆时报》(Kölnische Zeitung) 采访时宣称：「我和以前一样强烈地希望，投票的那一天，萨尔地区将以引人注目的多数票回归德国。我在萨尔问题上的立场从来不是我党派政治信仰的表达，而是我民族感情和宗旨的自然表达，不受政权更迭影响。」[3] 背景如下。1919年5月12日，SPD党团以五票反对决定让其发言人在国会宣布，目前形式的和平条件对德国来说不可接受。谢德曼代表政府宣布：「…...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甚至不想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只要是作为一个信守诺言的诚实的人，谁受得了这样的条件呢?把我们捆在这样的锁链里的人不会羞愧吗?这个条约是德国政府不能接受的。」[4] 诺尔特在《欧洲内战》一书的引言中写道：「这本书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希特勒的情感和意识形态的中心动机实际上是他对共产主义充满仇恨——以及恐惧——的关系，他只是以一种特别强烈的方式表达了同时代许多德国人和非德国人的感受，所有这些情感和恐惧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当的。」这些「希特勒实际上的故事，最发人深省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故事」。这里诺尔特夸大了反共在希特勒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5] 恩斯特·托格勒 (Ernst Torgler)，1929-1933年KPD党团主席，国会纵火案的主要被告之一。他在向民族社会党提供了反共宣传材料后于1935年从保护性监禁中获释。1935年他被KPD开除。[6] 分析民族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研究界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诺尔特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中有一些起始点，然而，他把重点放在了描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的关系上，但仍成功产生了有趣的结果。关于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诺尔特引用《我的奋斗》第1卷第11章写道：「在这一点上，希特勒所描述的历史进程显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就算思想水平低得多也是如此，不满基调也不无相似之处：经济自由主义将一切转化为纯粹的商品，把人与人的关系变得非个人化，建立了一个纯粹形式上的民主以及一个由利益集团操纵的新闻界，并使人们疏远他们的世界，以至于股份，乃至匿名，成为商业生活的关键因素或标志。希特勒身上重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故事，尤其是这一点经常被直白的人所证明：他一下就看穿了表象。」然而，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是，希特勒并不认为这一事件的原因是基于附加值积累的生产方式，而是犹太人的阴谋。这是诺尔特的一个并非完全错误的解读，但在我们看来，这并不符合希特勒对有关现象的看法。[7]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3836175[8] 当希特勒在1942年4月8日的桌上谈话谈到斗争时期时，他宣称当时他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工人阶级：例如，在选了红色用于海报一事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党派一致。[9] 1930年2月8日希特勒在《观察家画报》再次重申斯大林是犹太人的代理人。[10] 希特勒于1940年3月4日对斯文·赫定（著名探险家）发表了类似言论，1940年3月18日与墨索里尼的谈话也一样。还能参见希特勒1941年1月20日在德国和意大利军事专家会议上的发言。[11] https://zhuanlan.zhihu.com/p/643458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