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渔村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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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渔村秘史

From: 公子羽大地理馆 2020-01-01

渔村套路深，一针就扎心

撰文｜公子羽

以漫长的历史文明长河为尺度，深圳、上海、天津、大连、青岛，是中国城市的“年轻梯队”。正因为这些地名有着极高的曝光度和出镜率。

很长时间以来，你早已习惯这样的“常识”：

改革开放前深圳是个小渔村

近代开埠前上海是个小渔村

德国人来之前青岛是小渔村

俄国人建市前大连是小渔村

这些描述并非来自野史谣言，因为官员、记者、学者等“权威人士”，也频频不假思索地认可并使用用这样的说法。

敢情，今天沿海这些明星城市，过去果真都是打渔的村儿吗？公子羽告诉你答案：村你妹！

深

圳

改革开放前是渔村吗？

NO！

老县城1600多岁！新县城升级成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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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两岸卫星遥感图

提起深圳，人们一定会想到南海边的那个圈儿。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画出的圈，圈起了深圳经济特区，也就是深圳市的行政区域。传奇的地方，总能诞生传奇的段子。回顾深圳的发展之路，我们常常被这样的话所萦绕：“小渔村变特区”。

改革开放将近40年，广大专家媒体以及人民群众似乎对这个“常识”深信不疑。

渔村说的始作俑者已经无法考证清楚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我在课堂上听说深圳这个名词的时候，这座传奇之城，已经跟“渔村”撇不开关系了。

我曾天真地以为，“深圳过去是个渔村”只是个别人的煽情，是乌合之众的不严谨描。而事实是：专业的媒体、权威的专家、正式的文书，都对“渔村说”津津乐道。不仅外地对深圳如此认知，部分深圳媒体也认同这一说法。

首先出场的是两大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系媒体。

“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繁华特区，深圳的巨变，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徐蕾《深圳：小渔村创造大奇迹》，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2月2日，第03 版）

深圳原本是南中国的一个小渔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奇迹，一跃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杨世国、程全兵《深圳：“创新之城”是如何炼成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年04月15日，第 07 版）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深圳由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世人见证了无数‘深圳故事'、'深圳速度'、'深圳奇迹'……”(盛卉等《时隔5年，深圳再上人民日报头条反映了什么？》人民网-时政频道，2015年06月19日)

“37年前，位于华南的深圳经济特区，从昔日小渔村起步，发展成繁华都市，引领着珠三角经济增长极崛起，成为中国开启国门走向开放的重要标志。”（霍小光等《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新华社2017年4月13日关于雄安新区的长篇通讯）

再看深圳本地主流媒体的说法。

“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远小渔村发展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史……”（《深港东部“明日之城”腾飞在即》，深圳特区报2007年8月31日）

同是深圳报业旗下媒体的深圳新闻网，2016年8月23日的一篇文章，标题就直接冠以“小渔村”：《一座魅力之城！南下见证一个小渔村巨变》。

以“小渔村”做标题报道深圳，成为很多媒体喜欢使用的法宝，再如成都传媒集团旗下《每日经济新闻》2017年7月2日文章《深圳——小渔村38年“蝶变”特区创新点燃起舞之魂》。

《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并非特例，另一家专业财经媒体《中国经济时报》在报道深圳的创业故事时也念念不忘“小渔村” 《深圳蜕变：从小渔村走向创客之都》（《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11月30日，记者周子勋张孔娟报道）

时政、财经新闻媒体以生产快餐为特色，那精耕细作的专业期刊媒体是否也认同“小渔村”说法呢？然也。

“几十年前，深圳还是个名不见经传之地，如今却已是拥有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同样的天，同样的地，是什么使曾经偏居在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深圳，忽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从南海边一个小小的渔村成为今日的大城市，大家似乎都公认的一个原因是1979年邓小平视察广东时的一席讲话，他使深圳一跃成为中国首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经济特区。”（叶春生《深圳：天意一半，人为一半》，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01期）

2010年10月刊，民政部主管的《中国地名》杂志刊登文章《深圳：从小渔村到大都市的精彩巨变》。

部分学术文章同样对“渔村说”深信不疑。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近十多年来全世界共同的呼声，深圳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发展到今天世人瞩目的大都市，无疑深刻地阐释了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刘筱《转型时期深圳城市空间管治研究》，中国地理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小渔村似乎还不过瘾，为了“突出”深圳过去的“落后”，还特意加一个“边陲”！

“在过去的30余年中，深圳由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经济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李君《对外开放与深圳经济增长》，2017年深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以上提到的“小渔村”叙述，只是众多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的九牛一毛。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到底是谁最早用“小渔村”来称呼深圳的前世。

尽然没法追根溯源，那么我们就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实和常识。

我隐隐觉得，“渔村论”有点阴谋论的意思，在很多“底蕴主义者”眼里，深圳这些如日中天中的新型都市的历史，似乎就应该是一张白纸。如果稍微有点常，稍微考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结论，是多么的无脑。

深圳过去是个小渔村——这个“过去”到底上限何时，似乎也没明说，但揣摩其前后文后，我们应该可以判断：大多数人说的“过去”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为了多普及点知识，我们简要追溯一下深圳地区的前世今生。

就跟北京市与北京城一样，深圳也有两种含义：一是人口、商业和建筑最密集的深圳主城区，二是行政区域包括郊区的深圳市。前者，我们一般用“深圳主城区”表述；后者我们文中一般用“深圳地区”表述。

先说大行政区的深圳地区。

今深圳、香港区域，古代的确没有出过长安、洛阳、广州、杭州、苏州这种大咖级的名城。但是，作为秦汉以来就有大规模人口聚居的地方，出产几座古城是不在话下的。早的无法考证遗址的就不说了。公元331年，距今1600多年，当时深圳这一带属于“东官郡”，郡的治所和当时的宝安县城，就在今天深圳的南头一带。这个东官，后来改成了东莞。

插一句，珠三角这个东莞，是后取的，更早的“东莞”诞生在在遥远的北方齐鲁大地，今临沂市沂水、莒县北部一带，汉代琅邪郡下就有一个东莞县，这里到了东汉末设东莞郡（郡的级别高于县，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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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行政区及历代重要城址位置图

深圳地区的建城可分为三部曲：

一：深圳地区已知最早的城，东官郡城、宝安县城，始建于东晋。

在东官郡管辖的时候，郡的中心城市（郡治）就设在深圳地区的南头城，这里同时也是古宝安县的治所。南头城一带，现在变成了南山区的一部分，早已成为深圳的繁华区域——南头古城遗址，就在深南大道附近，这里的建城史，保守地从东晋开始，已有 1686 年历史。到了至唐朝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更名东莞县，县城由南头古城迁至涌地，即今东莞市莞城。

若以东晋南头城为前身，这个实打实的郡城，能说是个村儿吗？不能！

二：重新回到南头的新安（后恢复宝安）县城，始于明代。

明朝隆庆六年（1572年），南头地区人民向上级请求恢复设县，县名“新安”。到了万历元年（1573年），上级批复，原东莞县南部分拆出新安县，清代以来这里经历迁海、鸦片战争、抗日、解放战争，风云变幻岁月中，此城饱经沧桑，曾迁出又迁回，直到1953年，由南头古城迁到后来的深圳镇。明朝初设新安县，就有有居民7608户，33971人。

明朝新安县是深圳的前身，这个实打实的县城，这能说是个村儿吗？不能！

三：设于深圳镇的宝安县城，始于1953年

深圳镇设立于1931年，跟古代县城因不同，这里是因为商业而形成集镇的，当地人称为“深圳墟”。我国东南沿海的“墟”，类似于北方人说的“集市”。1953年，因为深圳墟连接广九铁路，交通便利，宝安县城从南头古城搬到深圳墟。1979年，邓爷爷海边画圈，原宝安县升格为深圳市。今宝安区，并不是宝安县城所在地，而是原县西北面的一片区域。这个深圳镇，是深圳特区升级前的中心区域，也是深圳市政府驻地罗湖区所在。

这个县城所在的深圳墟，最早也是形成于元明时期，虽然当时不是县城，却也不是荒凉的地方。老居民记忆最深的是东门老街。这里的门，不是城门，应该是集市开市、闭市的栅门。明晚期，今罗湖区一带形成了多个客家村落，因为生产生活需要，村落之间建起了集市——墟，这里有一条深水沟，沟在南方称为“圳”，“深圳墟”因此得名。那条深水沟，即今天流经深圳市区的清水河。

清代迁海政策让深圳墟一度沉寂，到了民国广九铁路建成通车，带动了深圳墟的重新繁荣，这里有商号店铺、骑楼、庙宇、书院、祠堂、古钟，多建于晚清民国。这里既不是以打渔为主，也不是村儿，怎么能被视为“渔村”呢？“深圳墟”，在清康熙27年间（1688年）的《新安县志》里就出现了——为啥还有人动不动就“名不见经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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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宝安县时，深圳墟道路两旁站立着的民众

这里是“深圳”得名的原点，也是当代深圳华丽转身的地方，这个实打实的县城（新宝安县），保守说还是个“深圳镇”，它能说是个“村儿”吗？必须不能！

PS:明朝初期设千户所城——大鹏所，深圳别称“鹏程”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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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鹏千户所城

除了行政意义上的城，深圳境内还有一座军事城堡——大鹏所城，位于大鹏新区半岛东部沿海。明朝初期的军事组织是卫所制度，卫的级别较高，像天津卫、威海卫。卫城管辖若干所，大鹏所的上级是广州左卫。所有较大的千户所和较小的百户所，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占地约11万平方米的大鹏所，是千户所，所城的长官正千户为正五品，而其驻地的县城县令也只有正七品。从规模和级别上说，这大鹏所城，已经超过了县城。即便没有县城，这里还有一座军事城堡，这样的深圳能说是个“村儿”吗？必须不能！

相比这些有理有据的常识，“小渔村”的说法根本经不住推敲。

那么，“小渔村”之说到底是如何被忽悠起来的呢？

作为深圳的前身，宝安县的沿海地区一定有渔业经济，但小渔村再多，它们也不是深圳市的前身。早期媒体还不十分发达的年代，官方文件对深圳之前的定位已经十分明确。新编《宝安县志》称：“自鸦片战争后，深圳成为中国与英租地港九相毗邻的边陲小镇。”国家领导人、深圳市官员在讲话中，也说深圳当年是“边陲小镇”（从常识的角度讲，也值得商榷，但也比小渔村要更准确）。考虑到经济实力、历史文化、影响力等因素，当时的宝安县与周边地区相比，堪称“小镇”。

直到21世纪初，媒体人不知如何就把“小镇”偷换成小渔村了。

2005年8月28日，人民网发表署名“胡媒”的文章《见证深圳25年》斩钉截铁地指出了“小渔村”的地理坐标：“这个‘小渔村’，就是现在罗湖区的渔民村”。

不过，这就怪了：这个罗湖村的裕民村，历史比深圳建市还要短，它原是宝安县附城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后来被安置为一个城中社区。它，是如何被媒体抓住大做文章的呢的呢？深圳论坛网友卢兄1957爆料：邓小平同志1984年视察深圳时到过渔民村，渔民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深圳的典型。那些记者、作家以为宝安县城一直在南头，用极其跨张手法，用小渔村代表深圳写作。从此，以讹传讹，一发不可收拾……

正常情况下，直接对人说“无知”不太礼貌，但对于这群忽略常识，而醉心于制造神话的人，还真适合用“无知”来形容。殊不知，这样自以为很有创意的“发明”，丝毫不会为文章增光添彩，而深圳城市传奇，也不需要这样苍白无力的渲染。

除了“小渔村”，跟深圳有关的渲染、煽情还有：

改革开放前深圳没有照相馆、没有眼镜店，深圳是个文化沙漠等云云。古代的东官郡城、宝安县城、大鹏所城，近代以来形成的深圳墟即新宝安县城，地图上的它们，就像一个个粗壮的钉子，扎在那些无知者的脸上。尼玛，这活生生的城就在深圳市区，村村村，村你妹！

从小渔村到大都市——伟光正的标题之下，没有诚意、常识，反而隐藏着一种猥琐邪恶的哲学：引领潮流的前卫之地，过去都是文化的沙漠。

上

海

晚清开埠前是渔村吗？

NO！

“上海县”720多岁！城隍庙是天上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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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城及租界变化地图

红色为上海县城墙及以内

那种审视解读深圳的邪恶哲学，同样用在了上海身上。在今天的语境下，这个被民众昵称为“魔都”的地方，意味着摩登、潮流、前卫，上海滩的表情，几乎是监测新事物进入中国的晴雨表。

王安忆先生（先生是尊称，与男女无关）在《长恨歌》开篇“弄堂”里描绘了经典的上海形象，低矮、阴沉、潮湿的弄堂，也是壮观、性感、汹涌的弄堂。她特别写到这样两行有趣的文字：“上海的弄堂如果能够说话，说出来的就一定是流言。它们是上海弄堂的思想，昼里夜里都在传播。上海弄堂如果有梦的话，那梦，也就是流言。”

今天的上海，也正在被一种流言误读着。东海边的魔都，跟南海边的深圳一样，也被视为一个“曾是渔村的地方”。

“开埠前的上海是个渔村。”

这种流言不知道何时开始传播，并迅速地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常识。相比深圳渔村的热闹，媒体报道和正式出版物直接这么说的并不多，这种流言，多散布于网络论坛以及差钱饭后的闲聊，但它引导了众多人对魔都的讨伐：上海你牛什么，你过去就是东海边的渔村；上海你牛什么，你历史上就是文化的沙漠。

“上海渔村说”，正式出版物上很少提到，但还是有文章和著作，将古时候的上海视为渔村。

“它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到明清时期，形成世所习称的‘江海同津，东南都会‘’”（王燕华《从渔村到国际大都市——上海政区变迁》，地理教学2013年第6期）

与坊间流言不同的是，这里对上海历史沿革的认知其实是比较深入的，或许是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作者还是在标题及文中，多次提到上海的前身是“小渔村”。不过，读完此文，作者始终没有提到上海的前身到底是哪个渔村？什么时候成为渔村的？这大概就是“标题党”吧。

2010年，一本叫《上海崛起：从渔村到国际大都市)》（李功豪著）的书出版上市。跟前文相同，该书将上海前身视为“小渔村”，但说的并非近代上海，而是指古代的上海。

西晋时期，距今一千六、七百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渔村。在吴淞江沿岸，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渔民们制造一种专门用于海口捕鱼的工具，称作“扈”。渔民们用绳编列竹栅，插在水中的涨土上，向两岸张开，潮来时，“扈”倒伏在河滩上，潮退时，“扈”竖起，随潮而入的鱼群被“扈”挡住。这种捕鱼工具在吴淞江下游一带被广泛使用。因此，当时这一带地方被称为“沪渎”。因为上海正处于“沪渎”近旁，所以后人就把上海称为“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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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镇遗址与上海水系变迁

历史上长江口海岸线不停变迁

沪渎时期，吴淞江直接汇入长江

后来黄埔江在元末明初发育成熟

此时的吴淞江方开始汇入黄浦江

以上两例提到上海前身是“渔村”，而且上海的简称“沪”，还跟捕鱼有关。不过，若以1600年为尺度，东南沿海又有多少地方不是渔村呢？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上海是渔村”并不具有特殊性，因为那时候南方水乡地区到处都是渔村。

不过，“一千六七百年前上海是渔村”的说法也并站不住脚。“晋代上海渔村论”的根据应该是来自南朝梁简文帝的《浮海石像铭》，说娄县（今江苏昆山北，县境管辖上海地区）松江之下有这样一个地方：“曰沪渎，此处有居人，以渔者为业。”注意，这个沪读只是上海地区一个聚落点之一，一个小聚落最后被偷换概念，变成了“当时的上海只是一个小渔村”。

跟“渔村论”想配套的，还有另一种说辞：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这类说法有多种版本，此种说法是出自一个叫王进的山西人，源自2001年凤凰卫视策划节目时提出来的）

这里没有直接说上海是渔村，但我们很容易看出：“百年中国看上海”，这就是许多人对上海的定位与认知。

只有出现热门新闻的时候，人们似乎才愿意去懒洋洋地关注一点常识。

对于河南、陕西这样的地方来说，出现一次考古大发现并不新鲜，但对于上海来说，就是特大新闻了。201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一项就来自上海——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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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青龙镇隆平寺塔基发掘现场航拍

青龙镇是个因水港而繁荣的镇子，今上海青浦（字面意思青色的码头）的地名的与此关系密切，此地名早就出现在宋代文人的笔记中。北宋陈林在《隆平寺藏经记》说：“青龙镇瞰松江之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船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另一位宋代文人梅尧臣所著《青龙杂志》，就是以这个镇命名的，提到镇上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

考古发掘，印证了文献记载，印证了在近代上海港繁荣之前，更上游地区就有过这样一个繁华的唐宋港口。此次考古发现，让很多媒体在“上海是渔村”方面大做文章，如有报道标题为《上海开埠前是小渔村？唐宋时就已经是“魔都”了》。

上海是不是渔村，又何须一次考古发现来证明！如果我们稍微将视野放大就能知道：南北朝以来，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广大地区得到充分开发，唐宋时期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已不输中原。

当然，这样一次发现，并不足以让一些人服气，因为：青龙镇位于上海远郊区，这还不是正宗的上海市区。而青龙镇不过是当时上海地区的一个镇，而今上海主城区，唐代就设置了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元代升级为华亭府。在宋代的记载中，已经有了“上海镇”、“上海浦”、“上海务”。上海浦，是当时的著名的水港，与此相对的还有一处下海浦。

因为临近上海浦，北宋设置了一处叫“上海务”榷酒税务机构，因为这个只能，到了南宋发展成为上海镇，后来取代了港口贸易繁华的青龙镇，成为当时华亭县的主要外贸港口。元代文献记载，宋代的上海镇是“华亭县东北巨镇”。

听到没？人家宋代的上海镇，就是“巨镇”了！

原文出元代唐时措所写的《（华亭）县治记》中说: “ 上海襟江带海，舟车揍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肆，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毗血、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

因为商业繁荣，这一带人口也增加了——到了元代，一个叫上海县的新县城诞生了，那一年是1290年，从这一年算起，今上海主城区有城的历史已经有700多年了！在此之前，上海镇已经有了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全国只有七个）。也就是说：元代上海港口规模虽比不上广州泉州明州，但也能排进前七了。

上海郊区还有一个比县级更高的松江府，驻地也在今上海（松江区，旧华亭县城也在这里）。

近代上海开埠之前，这里先后有华亭府、松江府，又先后有华亭县、青龙镇、上海镇、上海县。到了明代，上海地区就更加重要了，松江府一度将办公业务迁到上海县。明代修筑的上海县城墙周长9华里、高2.4丈——这奠定了上海县城的轮廓。1927年，上海由县变市，城市规模早已突破城墙，用地扩大了好几倍。但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的经济政治中心始终在黄浦江左岸，即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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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行政区及历代重要城址位置图

上海的发展变迁始终与水港有关：

唐宋：华亭县、青龙镇，沪渎（内陆一条小支流）时代

元明：从华亭府、上海镇到松江府、上海县设立，吴淞江（今苏州河，黄浦江支流）时代

清至近代：由上海县到上海市，中心在浦西，黄浦江时代

共和国至今：跨越黄浦江，浦西浦东全面发展，由长江面走向大海，江海时代

渔村？过去的上海或许有，但纯粹的渔业从来不是这里的主流。

码头、贸易、商业、资本——上海的崛起，始终跟这些有关。放在整个江浙沪大区域中，从遥远的先秦吴越，到现在的全球化时代，江南的中心从南京、苏杭、再到上海，经历了从内河到海上的过程。南京-苏杭-上海，经过接力棒的传递，让今天的上海是成为江南乃至中国的经济中心。

在漫长的古代，它不是大都会，但你没有任何理由将它的历史视为一张白纸：缺乏常识的无脑人士，便苍白地献祭出了“东海渔村”的猥琐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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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青龙镇隆平寺塔基发掘现场航拍

上海的繁荣，是经济发展的趋势所致，但这样一个伪定理始终萦绕在许多人的脑海：近代开埠口岸的繁荣，是西方列强殖民带来的。即使你不了解这些尝试也没关系，总该听说过著名的上海城隍庙——城隍，城隍，若没有城，哪来的城隍庙？古代就有城的地方，怎么能是个“村儿”呢？

熟悉上海的人对徐家汇不会陌生，这个地名来自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大明王朝松江府人士。当然，除了行政上的府城、县城，上海也有军事上的卫所——今上海行政区内，有卫城一座：金山卫，还有所城5座。卫城的长官级别是正三品，仅次于当时的省部级官员巡抚的从二品。

青

岛

德国人来之前是荒凉渔村？

NO！

大明卫所600岁！码头市镇很繁荣！

那个可笑的伪定理，同样被套用在黄海之滨的青岛身上。

关于青岛的建城史，德国的殖民史是无法绕过的话题。每年暴雨期间，那个关于青岛下水道的著名的月经贴也时不时会跳出来刷屏，标题诸如《德国人在青岛待了17年竟然干了这个》。除了下水道，国人还将青岛城建的剧变和繁荣，归功于德国列强，天花乱坠的溢美之词实在太多。

我们当然不能无知地回避德国人的功劳，但我们更不能忽略：青岛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凝结着中国劳工的心血。下水道的设计，或出自德意志人，但一条青岛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让此前的德国神话大打折扣：青岛2900公里的下水道中，只有3%为“德国制造”。这一说法，还被德国媒体人克里斯托夫·奈德哈尔特的文章所引用。

回到正题：德国人租借胶州湾之前，青岛到底是不是渔村呢？

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取经高僧法显，回国时后是乘坐海船从长广郡的牢山（今青岛崂山）登陆的，“昼夜十二日到达长广郡界牢山南岸”（法显《佛国记》）法显此行，到底是被迫登陆，还是主动登陆？当时此地是否开辟有港口？至今无法确认。

明代之前的史料记载较为模糊，但我们可以肯定：青岛胶州湾一带，很早就有了军港的。春秋时期见于记载的齐国与吴国的海战，在今青岛金海域。“吴王夫差哭於军门外三日，将从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乃去。”（《史记·齐太公世家》）另外，《左传·哀公十年》中记载：“（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今天的青岛市，是中国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管辖7个市辖区和3个县级市。在很多人看来，青岛港的优越条件，是德国人的发现。而事实上，这样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祖先怎么会放过！

明代万历年间，因南部青葱小岛而得名的青岛村，就被明廷辟为海上贸易港口。当时的港口被称为青岛口。清道光年间《胶州志》载：“青岛口海船装卸货物抽取税银，尽征鲜无定额……”

清同治四年（1865年）的《募建戏楼碑记》说：“窃闻青岛开创以来，百有余年矣，迄今旅客商人云集而至……”啥意思呢？青岛这个地方已经有百余年了，现在到这里做生意的人老多了。七年后的《天后宫重修碑记》又说：“青岛口宏舸连舳，巨舰接舻…”意思是：青岛口一带，大船林立，热闹非凡。

中国政府官员显然早已知道青岛的重要，1891年，将登莱青镇总兵衙门搬到了青岛口办公。这个总兵衙门啥级别呢？二品，比地方的省巡抚还高半级。难道说，这总兵衙门所在地，仅仅是一个渔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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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青岛的登莱青镇总兵衙门照片

一个叫胡存约的商人，生活于晚清民国，是个老青岛。他在《海云堂随记》中提到了1896年的青岛口商业状况：各类商铺“计65家”。这样的事，真真切切发生在青岛被德人占领之前。

当然，跟上海、深圳一样，青岛地区同是海防重镇，诞生了多座军事城堡，卫有位于今即墨的鳌山卫和今胶州的灵山卫，即便范围缩小至青岛市区，也有浮山所这样的军堡——这是一座千户所，最高长官正五品，级别高于地方县令。

浮山所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422米，东西宽403米，周长约1500米，占地约17公顷。这座城池完工于明建文四年（1402年），距今已600多年。浮山所城遗址，在青岛最核心的市南区，距离市政府数百米。

青岛百年前还是海滨的一个小渔村。1891年，清朝大臣李鸿章来到青岛视察，并奏请清廷颁发“上谕”，决议在青岛设防。翌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奉命率兵进驻胶澳，从此揭开了青岛建置新纪元。（中学考试某阅读理解题）

这种伪知识如何经得起推敲。大明朝1402年的千户所城浮山所，难道是摆设？同治年间的码头市镇是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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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行政区及主要城址位置图

那时的青岛，只是胶州所属的即墨县仁化乡几个渔村而已------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冬，随着青岛湾畔的总兵衙门成了德国占领军司令部，青岛村、会前村、杨家村、大鲍岛、小泥洼------渔民们或无奈或情愿地“农转非”了，成了德国人管辖的“胶澳商埠”的市民。（青岛某作家作品文字）扎心了老铁！级别比省巡抚还高的总兵衙门，驻扎在村里吗？

自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开始，青岛由一个荒凉的渔村迅速变成一个中西文化和宗教的熔炉。两座教堂聚集在青岛老城区的中心，离基督教堂的绿色圆顶不远就是青岛天主教堂的红尖顶。（《青岛：海誓山盟之城》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1月）

从德占之后青岛开始了城市建设，并用十几年时间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城市，也就有了今天的青岛老城。（《全国都有“爬楼党”》，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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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后宫建于1467年，已有500多年历史

一个从古代就有港口的青岛，一个从明代就有军堡的青岛，一个在清同治年间就有繁荣市镇的青岛，怎么会是渔村呢？

大

连

两个渔村成了大城市？

NO！

明有金州卫！清有旅顺港！

市区前身青泥洼有村十多座！

说道“渔村论”，人们轮过了青岛，又怎会放过辽东半岛的明星大连？

“大连从开埠至形成今天的规模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座新兴的近代城市，100 年前还只是一个小渔村, 而今已成为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窗口、辽东半岛对外开放的龙头。”（朱春红、刘年《略谈大连城市性质的变迁》，1999年2月《城市》杂志）

除了“一个小渔村”说法，关于大连城市前身，更多的定论是“两个小渔村”。大连当地史志办专家王军提到，这种观点在大连当地已经颇受认可，他为此写了文章进行考据。

起源时“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东西青泥洼两个小渔村”的观点在大连史学界已成定论。近年来，随着大连历史文化的发展，这个说法已经被固定化、模式化、格式化。（王军《大连城市起源时真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两个小渔村吗？》，2015年5月7日《大连日报》）

先说广义的大连地区，即大连市行政区。相比前几座城市，位于关外的大连地区，大型城堡出现的时间更晚，规模也不如中原地区。但是，这并不代表古时候的大连地区就是一片荒芜。战国时期，燕国实力已经波及辽东，秦结束战国纷争之后也在辽东半岛设郡，汉代更是在东北与朝鲜半岛设立四郡。随着东北少数民族崛起，中原王朝与东北部落来回争夺拉锯——大连地区一直是中原与东北民族融合的地带。强大的辽金王朝已经在大连地区设立多座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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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行政区及主要城址位置图

到了明朝，今大连地区有复州、金州两座级别较高的卫城，其中金州城后来发展为大连市辖区之一。围绕金州这座主城，周围还有千户所、百户所、堡、寨等据点。辽东半岛以北是渔猎民族势力，内地移民尚少，明朝在大连地区所筑城都是军事要塞。

军事功能的城市，推动了集市贸易和经济发展，巨大的军需，刺激了集市贸易的发展，尤在漕运军码头周边，集市的规模更大。因漕运军在运输军需（粮食、军装）之外，往往还捎带一些诸如丝绸、茶叶、瓷器之类商品到金州、旅顺一带参加民间交易，使得金州城郊集市成为名噪辽东的综合性大集市，这种繁盛景象几乎伴随明朝始终，长达二百多年，直到明末才因战乱而衰。（田禹《1945年以前大连社会变迁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6月）

可以说：大连地区在明朝时期就有军事性质的城，并且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这样的规模肯定超过了“渔村”。清代早期大连沿袭明代金州为中心的格局，晚清洋务运动，李鸿章等看中了大连旅顺口地理环境，开辟为水师基地，建造了旅顺港。清政府投资、法国人承建了大部分工程设施，还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自来水工程，标志着大连地区开始走向近代化，并显现出现代化城市的端倪。此时，旅顺已有驻军和平民约 2 万人。

无论是金州卫城等军事城堡，还是旅顺港口水师城，肯定都是秒杀“两个渔村”村的存在。

不过，更多人揪住的可能是狭义的大连，即大连中心城区，在俄国人建市之前，这里是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小渔村呢？

近代以前，大连地区的中心也经历了三步走：先是在金州，然后清朝又开辟了旅顺港，俄国人租借旅顺之后，在大连湾地区的“青泥洼”规划并建立了“达里尼市”，这是大连近代化城市的开端——这是大连历史上第三个中心，也是今大连市的雏形，这没有太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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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俄绘达里尼市（今大连市）居民区及铁路分布规划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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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5月前大连湾港口和城市规划总平面图

俄国人规划“达里尼市”时，期平面图上标注了城市用地上原来的村庄，1899年5月的大连湾港口和城市规划总平面图，计有15个村庄（屯）。1903年俄人绘制的达里尼市（今大连市）居民区及铁路分布规划图上，标注了11个村庄（屯）。尽管今大连主城区，在当时的确没有什么城市基础，但也不并不是蛮荒的一两个渔村。

小结一下：大连地区，明代有了以金州卫城为中心的军事城市群，是军事功能为主的古典式城堡；清晚洋务运动催生了旅顺军港为中心，“中体西用”的半近代化城市；俄国在大连湾建造了大连市的前身“达里尼市”，为近代化城市的开端——但其前身并非一个或两个渔村，而是至少有十余个村庄。

开发历史最晚、前身规模最小的大连，其前身竟然也不是一两个渔村儿。

海滨城市，为啥总被说成“小渔村”？

一：典型的农耕中心思维在作祟。中华文明虽然营养多元，但主流价值观还是以农耕文明的知识为纲，这种话语权势必主导强势的社会舆论。农耕经济的主流之下，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多少会被遮蔽或忽略。古代我国滨海地区人口规模的确不如农耕腹地，在话语权劣势的情况下，海洋文明的身世被描述时，必然偏离真相。说沿海城市前身，就是“小渔村”；说边疆游牧地区前身，就是“几顶帐篷”……我们举例时这种逻辑很容易看出它的荒诞，但一到生活中，这种荒诞又开始我行我素起来。

二：市场驱动下的“标题党思维”。对于很多常识，很多人并非不想去了解，而是选择了偏离常识的“惊人之论”——以点击量、发行量、收视率为信条的媒体，很乐于追求标题中出现反差大的词汇。从小城到大都市、从城镇到大都市、从小渔村到大都市——三个标题，哪个更能短时间博取眼球呢？显而易见。可怕的是，许多专业媒体和学者，也堕入陷阱，经过这些“意见领袖”二次加工传播，反常识的结论，也就成了“常识”。

三：探究常识、考证细节的精神缺失。有的人是无知，有的人是无脑，有的人懒得思考。身体油腻不可怕，连获取常识的勇气都没有才最可怕，因为这是——大脑油腻了。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发现，“小渔村套路”这个神秘的魔棒，绝不是仅针对国内城市。这不，尼玛迪拜原来也是屌丝逆袭的小渔村！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发现，“渔村论”绝不是针对国内城市，果然是：谁火谁挨轮！

接着往下看，我马上哭笑不得，因为我看到了一张迪拜1833年的画（摄影术1832年，此图可能是油画）。这可是170多年前的迪拜，那时明显就已经是繁华的港口了，那“20年前还是小渔村”是逗我吗？

迪拜后来的发展，的确有点像我国的深圳，但人家也不是一天建成、一夜暴富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迪拜迎来发展商机，成为许多外国商人云集的海上贸易港口，它的宽松的自由贸易价格和合理的税制，吸引着来自各个地区的冒险家们相继来到这里寻求发展。与周围市镇不同，迪拜的管理者鼓励商业贸易。1966年，在离迪拜海岸线120千米的地方发现了石油，之后迪拜获得石油开采权。随着石油的开采与出口，迪拜的经济和城市基础建设得到了更大的发展，1968年至1975年间，迪拜人口成长超过三倍。

注意，上图40年前的迪拜，小编能不能捂着良心告诉我：这就是你口中的沙漠渔村吗？

如何避免自己变成小编这样的油腻青年？

答案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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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我

学

地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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