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中国人眼里的斯密形象
1901年，在中国，一部名为《原富》书出版了，中国人由此知道了亚当.斯密这个人。自那以来，过去了一个多世纪，斯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处的位置是十分奇怪的。和康德、休谟这些哲学家不同，斯密在中国一直被置于意识形态和学术的两极之间，而且在绝大多数时候，斯密的学说都承载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诉求，他的纯粹学术思想的价值直到最近才引起严肃学者们的关注。
斯密在中国的命运的这个基调，从他的作品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被确定下来了。
《原富》是中国近代的社会改革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国富论》时所取的中文名，这个译本让我们感到非常困惑的一点是，与其说这是一个翻译版，不如说这是一个“创作本”。译成中文后的内容与原书之间存在大量无法对应的地方。不能认为是严复本人的英文水平存在问题，更有可能的是，严复对《国富论》进行了自己的解读，并将这种解读变成了文字。严复在遴选译介给国人的作品时，是立基于他对晚晴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基本需求的个人判断之上的。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和当政者最应该了解的是西方世界那种开启民智和富国强兵的社会政治经济观念。孟德斯鸠、斯密、穆勒、赫胥黎、斯宾塞这些西方学者的作品之所以被他选中，所反映的是他自己关于中国社会何去何从何求的总体思考，是他在自己的作品《原强》中所体现出来的中西比较论的基础上确定的。今天看来，在他所推崇的这些西方作家中，持续地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转型结合在一起的人，大概只有亚当.斯密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严复眼里的斯密斯密形象，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眼里斯密形象的一个缩影。斯密通过严复进入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历程。
由于已经有专文讨论严复之后、1949年之前亚当.斯密在中国的情况，本文的重点放在1949年之后，即中共取得政权之后的这段时间里。
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先驱亚当.斯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众所周知，这是一个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现实的一个新的政治体。指导这个国家运行的意识形态是某种有趣的混合体，其中既有经过苏联人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又有中国革命者自己的某种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后的最初几年时间里，全面仿效苏联的体制和模式。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苏联也派出了大批的专家作为老师和顾问到中国进行现场指导。直到1960年7月，两国关系破裂，这些专家才被全部被撤回。
在新中国的学术事业中，苏联专家的影响同样十分巨大。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都是苏联培养起来的。他们的崛起，带来了多重后果，首先是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控制了中国的学术研究，被作为指导学术事业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学术由此逐渐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附庸；第二个后果就是俄语成为学者接受中国以外世界学术动向的主要语言，这意味着中国的学术研究与英语世界的信息联系几近中断。与此相关，在欧美其他国家受过学术训练和熟悉英语文献的学者失去了学术事务中的发言权，迅速地被边缘化，甚至离开了学术领域。虽然，在中苏两国交恶以后，中国全面开始了去苏联化的过程，但是一直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由苏联人所塑造的中国学术的基本气质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学术始终是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一项工作。学术研究服从于政治需要以及满足政治正确性的标准，这几乎是中国学术机构管理的通例。这种情况其实一直持续到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推行新的体制时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时间里，亚当.斯密在中国大陆是什么命运呢？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学者关于亚当.斯密的研究，基本上是沿袭了苏联人的评价，而这又是以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术史》一书和《资本论》撰写各个阶段遗留的数量庞大的手稿中关于亚当.斯密的评论的解说和阐发为基础的。在马克思那里，斯密具有双重特性，即，一方面，他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创始人，他关于价值受一般劳动决定的思想直接启发了大卫.李嘉图创立劳动价值论，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直接渊源，马克思自己引以为豪的“剩余价值学说”正是建立在经过改造的李嘉图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在斯密作为李嘉图的学术先驱的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给予斯密以一定的正面评价。另一方面，斯密的理论也开启了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经济学流派的源头，这个流派通过马尔萨斯和萨伊等人的发展成为解释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主要理论。即为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辩护的理论。而这，也是马克思毕生要与之搏斗的“错误”理论。马克思把斯密作为一个自相矛盾的经济学体系的创造者来看待，试图接受其中他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抛弃和改造那些错误的部分。马克思本人以及经过苏联学者加工过的亚当.斯密理论体现在鲁友章、李宗正教授编写的《经济学说史》（上、下）教科书中，该书初版于1965年，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是中国大学的经济系使用的官方标准教材。关于亚当.斯密的内容集中在该书上册。
经济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
斯大林主义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难以为继，接近破产，促使中国共产党下决心抛弃这一模式。1978年12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清算，开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局面。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决定。从根本上说，这个决定的基本意图是要摆脱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要清算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治模式，推行新的适合于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受到这个决定的影响，中国社会迅速呈现出了极大的活力。1979年开始，中国学术界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与共产党内部主张彻底改革的政治家建立了联盟，有此保障，在中国，学术和思想的自由氛围开始形成。1979年以后共产党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79年以后的中国学术界呈现出了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景象，虽然，官方仍然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研究的指导，但是伴随着对旧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原教旨主义马克思学派的很多方面遭到学术界的不断清算。在这个时期，以引进市场和推动产权分散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进展非常快。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可以给与这类改革的理论支撑完全不敷实际的需要。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转而向其他方面寻求理论支持，由于直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还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第一步首先是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派寻求理论支持，但在尝试了不到十年后，中国人发现前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们确立的建基于人道主义马克思理论基础上的改革理论依然无法满足中国正在热烈推进的全面改革的需要。
新一代中国经济学家认识到，通过马克思传统，无法寻求建设新的基于自由竞争制度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依据。中国的改革需要价格理论和市场竞争理论。与此同时，当代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开始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夫妇的畅销书《自由选择》等于1982年译成中文，并且成为畅销书，影响了大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大陆学者通过这些作品进一步了解到亚当.斯密在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支持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而中国确实需要亚当.斯密这样为人的自利心和自由市场经济进行有力辩护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作为劳动价值论主要创建人的那个马克思主义的亚当.斯密消失了，而作为经济自由主义鼻祖的亚当.斯密走到了舞台中央，站在聚光灯下。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场经济、商业社会的运行原理及其制度框架问题上。对亚当.斯密系统表达的基于自爱的利益动机，自由交易和竞争可能增进国民财富和公共福利的命题，中国学者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当然，这种兴趣总体来说并没有导致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亚当.斯密的著作本身寻求答案，而是集中到从大批引进英语国家的新古典学派价格理论教科书中寻求答案。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倾向于同意如下看法，即，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精确化，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可以说，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和弗里德曼、贝克尔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被作为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正当继承人。
我们发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亚当.斯密研究存在着有趣的矛盾，不少学者仍然在旧的马克思式的问题意识指导下对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做仔细的学术性的考据，而学术界那些接近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彻底放弃了关于亚当.斯密的旧的话语体系，他们未必认真地研读过《国富论》这类原著，但是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在进行自由放任主义教条的讲解和宣传。他们其实并不关心亚当.斯密究竟说了些什么，到底想要说什么，只关心中国的发展亟需确立经济自由的观念，他们把亚当.斯密符号化为自由放任主义之父，并且认同他和利用他。和上一次不同，亚当.斯密学说的意识形态化走到了另一端。
德性主义者亚当.斯密
深受传统儒家政治伦理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人，其实对自利和市场自发作用抱有深刻的怀疑甚至隐约的恐惧。
1992年春天，年迈的邓小平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速度产生了严重不满，他到北京以外的中国南方城市深圳旅行，并针对性地发出了强烈的市场化改革的呼吁。鉴于他在中国政治界的巨大影响，中共高层迅速做出了反映。加快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速度，当年即开放了股票市场，放开了消费品市场的价格，不断解除和放松对重要资本品的价格管制。私人企业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迅速提高。中国社会的经济自由度和活力在上升。但另一方面，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各类问题也在打击社会对自由市场的信心，各种高度自私的行为被市场所支持，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价格机制的影响席卷几乎一切中国人的生活领域，甚至不断扩大至传统社会道德规范所不允许的领域，比如在人类情感和各类公共事务之中。政治、教育、医疗、文化，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自由交易和价格调节的幽灵。维持多年的稳定的道德体系开始瓦解。
商业社会的兴起，对于企业家而言是一个福音，而对于很多的普通居民和知识分子而言，则是潘多拉的盒子。它引起了全社会的道德焦虑。不少人认为，作为自利理性人和自由放任主义模式的始作俑者，斯密等经济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道德溃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人需要重新反思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需要给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确立一个道德的基点。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中国的学术界开始关注市场经济体系与行为主体伦理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开始提出警惕自由市场毁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警告。
1995年前后，在中国学术界，举办了多次以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或者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大多数都是非经济学家组织和参与的。在经济学界，只有少数有人文主义倾向的学者对此有兴趣。
1997年，第一个《道德情操论》的中文译本出版。对于中国公众了解和认识亚当.斯密，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启动了中国研究亚当.斯密的新的阶段。如果说，在此前的中国，人们关于斯密的认识，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只是建立在《国富论》中文译本的基础之上，那么，1997年以后，隐藏在《道德情操论》中的另一个亚当.斯密开始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在研究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以及如何正确理解《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斯密的人性观、经济行为与伦理要求、道德哲学体系等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争论也非常活跃，在这个主题上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这些研究旨在复原斯密的真实面目，但是另一种倾向，就是力图将斯密塑造成一个德性论者。显然，这样的斯密形象，合乎社会各方面的心理需要。更重要的是，德性主义者的亚当.斯密形象合乎中国长期以来儒家倡导的价值观。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是，把斯密的同情概念与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的“仁”的概念进行比较研究，著名的儒家哲学家杜维明教授很早就提出了斯密与中国儒家之间关系的命题，早在2005年，浙江大学就曾经在杭州发起举办过题为“斯密与中国”的研讨会，在会上，大家围绕斯密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的“仁学”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讨论。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欢迎亚当.斯密作为德性主义者登场。2005年先后，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亲自向国民推荐《道德情操论》，引起了一轮出版《道德情操论》的高潮，到2013年为止，根据我们的统计，中国大陆先后出版的该书中文译本多达24种，另外还有4种中文注释、导读或者中英文对照的版本。这个数字不仅远远超过了康德、休谟作品的中文版数字，也超过了马克思作品的中文版本数字。
启蒙主义者亚当.斯密
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出发，中国的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中包含了不少严重的消极产物，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问题接踵而至。中国人在经历三十多年的试错法以后，开始意识到，社会作为一个形态的整体特性和历史特性，任何旨在建设美好社会的改革都应该是系统的作业，而且，历史传统在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单向的、片面的、忽视历史的制度设计无法帮助一个国家实现良好的改革愿景。对社会演化所具有的变革和继承的双重特性以及各种共时因素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正确认识和理解，这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巨大的复杂性的国家的转型向知识界提出的要求。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法国式的浪漫理性主义启蒙思想体系所提供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斯密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性思想家的作用也开始逐渐地被中国学术界所关注。
从2006年开始，浙江大学组织中国数十位研究启蒙思想的学者定期研读哈奇逊、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重要作品，并召开学术年会。从西方社会史、思想史以及比较文化史的角度展开对苏格兰启蒙主义者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全面研究。试图从斯密等人那里寻求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思想资源。同时，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组织了对此前在中国不被注意的苏格兰启蒙学者的作品的翻译出版，在几年时间里，将哈奇逊、休谟、托马斯.里德、弗格森等重要的苏格兰思想家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同一个出版社还选择了若干西方较为重要的研究斯密和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文献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哈孔森的《立法者的科学：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自然法理学》、洪特和伊格拉提夫主编的《财富与德性：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等。中国的其他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克罗波西、沃哈恩、温奇、艾玛.罗斯柴尔德等人的作品。
在这个学术圈子里，亚当.斯密的思想开始呈现出本来意义上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作为启蒙主义者的亚当.斯密不仅是西方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西方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斯密的思想与晚期希腊罗马的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的学术工作致力于发展一个整体上把握社会的独特的架构，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尝试。这对于当代中国也有种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启蒙主义的角度进行的解读，使得中国学术界有可能开始逐渐驱散一直以来笼罩在亚当.斯密身上的意识形态迷雾，接近真实的亚当.斯密。
作为行为科学家的亚当.斯密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推动实验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的进步。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关于人的判断、决策和行为原理的大量一般性讨论也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兴趣。在最近的几年里，行为实验科学家通过实验室实验来对斯密提出的重要命题进行检验，试图发现其中可以被科学化的部分，其中，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专家在博弈策略方面的实验研究引起了相当大的国际反响，关于“同情心”在道德判断和道德实践中的作用机理的行为实验研究也在持续进行之中。也有一些学者尝试运用神经科学实验手段来研究斯密提出的道德科学假说，若干研究是运用核磁共振设备来寻找“同情心”的神经元基础。这些进展有可能进一步调整和强化支撑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赖以成立的人性假说，进而为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新的动力。
显然，把斯密作为行为科学家的研究进路意味着，中国的斯密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魔咒。
还有一点也需要指出，在中国，仍然有不少文献对亚当.斯密著作中包括分工、资本、货币、贸易、收入分配、国家税收、经济史在内的主题进行研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对斯密分工理论及其应用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问题的若干成果，比如已故杨小凯教授（后来加入澳大利亚国籍）从纯理论上发展了斯密-杨格定理，建立了超边际分析经济学派，并试图重新表达基于分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取代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等等。
除了道德哲学和经济学以外，关于亚当.斯密还涉及到以下领域的讨论，它们是社会学、政府、教育改革、军事、法学、社会组织、合作社、历史观等，不过，与关于亚当.斯密经济学和哲学的讨论相比，这些方面的论文数量少很多。
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和学术性研究的兴起
自斯密进入中国人的意识，迄今为止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斯密长期被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个特征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开始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历史事实和文献学意义上的“事实”的兴趣。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中国大陆对斯密的兴趣在最近几年来的不断升温。如前所述，截止到2013年底，《道德情操论》已经有约30种译本。格拉斯哥学术版的中文译本也将在不久之后问世。《国富论》的中文译本数量更加惊人，仅2006年以后到现在的不到十年时间里，一共出版了37种。
中国人对斯密本人的兴趣之大，从关于斯密传记的出版上可以确认。1983年7月，约翰.劳的《亚当.斯密传》译成中文首次出版，随后不到一个月，杜格尔德.斯图亚特的《亚当.斯密的著作与生平》中文本也出版，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都是中国人研究亚当.斯密本人的主要参考书。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若干种关于亚当.斯密的传记陆续被译介成中文，其中有拉法埃尔、布禅、肯尼迪等的作品。中国学者也撰写了几种介绍斯密生平事迹和学术的传记类著作。2013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斯教授撰写的最新版的《亚当.斯密传》中文译本，这应该是斯密研究的一件大事。
我认为，在对斯密学术思想的兴趣继续上升的时代，如何使得斯密进一步去意识形态化，脱离一时一地的政治需要而返回到学术的自身逻辑，这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仍然非常必要，而且还需要做出巨大的集体努力。
*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张亚萍博士、博士生程晨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