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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东 |《亚当·斯密传》:生活史和思想史的精彩协奏

罗卫东 来英书院 2022-07-15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6月19日10 版)





《亚当·斯密传》,[英]伊安·罗斯著,张亚萍译,罗卫东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98.00元




  这本传记的传主是一位十分独特的人,未出生就失去了父亲,幼儿时曾经被吉普赛人拐走,幸得叔父奋力解救,得以生还。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与寡母相依为命,侍母至孝,终身未娶。他体弱多病,一直以为自己活不到老,但直到67岁才逝去,这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远远高出了大多数人的寿命。

  他虽然就读于著名的牛津大学,但内心厌恶这所学校,一生中不止一次指责这所学校的老师散漫渎职、不务正业、误人子弟。在与人交流时,他常常心不在焉、灵魂出窍,但一上讲台却变身为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的良师,为学生喜爱和尊敬。

  他在学术上十分顺利,不到三十岁就被任命为大学的正教授,36岁出版了为他赢得巨大声望的第一部著作。这部作品的一个特殊读者,仰慕作者的道德文章,聘任他作为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他毅然辞去大学教授的职位,陪伴自己的学生游历欧洲大陆数年后,还乡隐居,专心著述。在53岁那年,出版了第二部影响更大的作品。53岁之前,他只被人看做是一个哲学家,而53岁以后则只被人看做是经济学家。而其实,他的作品主题涉及到天文学、语言学、修辞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方面。

  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享尽荣华富贵,被推举为自己就读的那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并得到了薪资极高而无甚责务的海关专员职位。

  他一生痛恨学术剽窃者,而自己死后也曾被诬为剽窃者。他极度在意自己的文名,一生中把仅有的两部公开出版作品反复修订,直到死前三个月,自己无力再改。死前,嘱咐朋友和学生当着自己的面把大量自己不满意的手稿付之一炬。

  死后的两百多年里,关于他在学术上的核心观点到底是什么,人们的争论从未停息,直到今天,很多人还被这个问题折磨得很苦恼。

  他虽然是英国人,却支持美国摆脱英国殖民制度的独立战争,他创设的理论体系为美国的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据,被人当作美国文明的缔造者之一。

  在逝世217年以后的2007年4月13号,他的侧面素描头像被印在20英镑的钞票上在全国流通。

  这个人就是亚当·斯密,一个活在18世纪的苏格兰人。

  除了幼儿时期那次有惊无险的被劫持,他本人的生命没有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在法国旅行期间曾经与几位淑女有过算是暧昧的交往,在他身上似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也不像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词典学家塞缪尔·约翰逊那样,被追随者包斯威尔记录下一言一行。他不爱旅行,也不爱通信,一生中与他人的信件来往不过是百余通。除了思考和阅读,以及在很小范围里结交朋友,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爱好。斯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慵懒的人。要为这样一个比较单纯的学者做传,不太容易,而要写出一部让普通读者也有兴趣阅读的传记,就更加困难。

  尽管如此,斯密死后,关于他的传记并不少。死后不到三年,他的学生斯图尔特就写了一本题为《亚当·斯密的生平与著作》的小册子,在很长时间里,这本薄薄的小书几乎可以说是除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外人们了解斯密的唯一管道。在19世纪,曾经出现过至少三部关于斯密的传记作品,法莱尔的《亚当·斯密》(1887年)、赫德恩的《亚当·斯密生平》(1887年)以及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1893年)。到了20世纪,又有几部传记问世,其中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是斯科特的《学生与教授时期的斯密》(1937年)以及拉法埃尔的《亚当·斯密》(1985年)以及于1995年出版的这部罗斯的《亚当·斯密传》的第一版。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亚当·斯密的传记作品仍然在出现,詹姆斯·布坎出版了《真实的亚当·斯密》(2005年),盖文·肯尼迪出版了《亚当·斯密》(2007年)。

  虽然按照世俗的偏好,亚当·斯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传主,但居然还有若干种传记问世,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斯密在西方思想史上公认的重要地位;二是因为斯密的思想体系所具有的复杂性所造成的理解上的困难,增强了大家进一步了解其真实面貌的愿望。他的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基本的立论依据给后人造成了十分矛盾的印象,产生了大量的理解上的困难。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历史学派的那些作者们正是在这个方面对斯密进行质疑,而英国本土的学者则极力为斯密辩护。双方的笔仗虽然在斯密的讲课笔记被发现以后,平息了下去,但悬念并未彻底消除。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斯密一生的两部主要作品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理论冲突。围绕斯密所展开的论争也激发了后人关于斯密本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探究的欲望。

  在迄今为止关于斯密的传记中,我个人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三种,即斯图尔特(1794)、雷(1895)和罗斯(1995)的。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这三种传记的问世时间刚好间隔一个世纪。前两种皆已经有中译本,现在我们把罗斯的传记译介到中国,显然有其历史的意义。

  斯图尔特是亚当·斯密的学生,是迄今为止的作者中唯一与斯密有长期交往的人。他的记载虽然简短,但是很多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可信度很高。作者虽然饱含对传主的崇敬之情,但语言朴素平实,记录一些重要的细节又颇为传神。问世以来,成为研究亚当·斯密的可靠史料。


  约翰·雷的传记自出版以后一直被公认为是最详尽、最优秀的关于斯密的传记作品。关于这本传记的特点,陈岱孙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原书是对斯密生平的最详尽的全面叙述,但它校略于斯密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分析而详于他的生活、轶事、亲友关系、通信往来,甚至未必有确据的传闻的描写。前者,经常被遗憾地认为原书的缺点。而后者,在丰富的内容上益以流畅明细的行文,却是使原书成为引人入胜的读物的一个重要原因,约翰·雷不是把斯密单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描写,而是企图以多少带有‘纯文学’意味的笔调来讲述一个去他已经一百年的历史名人的完整的一生的故事。”事实上,在罗斯的这本更为详尽的传记问世之前,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最优秀的传记。



  以下我们着重说说罗斯的这部传记。

  为了纪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格拉斯哥大学发起了重新整理出版《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的项目,当时预计在1976到1983年间出齐全部的作品。罗斯的这部《亚当·斯密传》本来是作为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的中《通信集》的补卷来安排写作的。按照预定的计划,传记应该配合《亚当·斯密通信集》出版而同时出版。但是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传记直到通信集出版的十多年以后的1995年才问世。据罗斯自己解释,传记延迟问世的原因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亚当·斯密的研究十分活跃,大量的新材料被发现,他的写作过程需要时时吸收、补充这些新材料,以及调整甚至修改已经写出的部分,故此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后出版的日期。

  说罗斯的《亚当·斯密传》是迄今为止关于亚当·斯密生平和思想的最为详尽的传记这一点是毫不为过的。斯图尔特的传记信则信矣,但篇幅过于短小,几乎只能说是一个斯密生平和著述活动的概要,对于想要进一步了解斯密的读者而言,尤其是对于研究者而言,显然远不足用;约翰·雷的传记详则详矣,但只是从一名记者的视角出发来刻画亚当·斯密其人其事,作者的兴趣在于描述斯密的人生活动和逸闻趣事,而对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不甚了了,而且,还有不少史实上的错误,以至于贻误读者。相比之下,罗斯的这本传记力图在斯密的生活、生命情节叙述与思想理论解读两者之间实现有机结合。弥补了以往的传记所存在的缺陷,实现了品质上的历史超越。

  这部新的传记,在文采上似乎无法超越雷的作品,但我们却不能不对作者爬梳丰富史料的努力以及巨细无遗的考据功夫印象深刻。不仅如此,这部传记还为解决若干思想史上悬而未决的争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献线索。在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的这部《亚当·斯密传》对一般读者而言固然重要,但对专业学者的帮助也许更大。

  1995年,本书出版第一版,引起了热烈的评价。此后,罗斯根据这些评论以及新发现的文献史料对其进行了非常用心的修订,于2010年出版了新版。本书的中文本就是根据新版译出的。

  110年前,严复以《原富》为题翻译出版了《国富论》,亚当·斯密这个人的名字开始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国富论》的名气实在太大,亚当·斯密基本上被当做是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为人熟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斯密主要是作为劳动价值论创始人之一才有某种历史价值。上世纪末以来,随着斯密的另外一部重要作品《道德情操论》被介绍到国内并且被广泛阅读,斯密才开始摆脱长期以来作为经济学家的单调形象,呈现出此前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严复译:《斯密亚丹原富》,商务印书馆1901年出版。

  尽管如此,与国际上亚当·斯密研究日益兴旺的状况以及业已形成的斯密形象认知格局相比,中国人关于斯密的认识仍然十分粗陋甚至误解。这部代表国际最高水平的新版《亚当·斯密传》中文版问世,无疑将有助于促进我们对斯密这位西方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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