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郎·别友
贺新郎·别友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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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新郎·别友》一词从“挥手”告别踏上火车起笔，写到“汽笛一声”，把丰富的内容压缩到短暂的瞬间，又用很慢的镜头把这瞬间的丰富内容徐徐展现出来。
整首诗描写了诗人与妻子的离别之情和革命志士的远大抱负，既有缠绵的儿女情长，更有为革命事业的义无反顾，将青年毛泽东独特而丰富的情感世界描绘的淋漓尽致，整首诗巧妙的古诗词的或诗句或文意或意境，感情表达得情真意切，实属佳作。
词的上阕，首句“挥手从兹去”引用唐代诗人李白《送友人》诗句：“挥手从兹去”点化而成！这五个字，独成一句，不但总括全词，而且引出下文许多动人情节。。作者为读者展示一幅幅感人肺腑的惜别图。请看临别之前，夫妻情意绵绵跃然纸上：“凄然相向”“苦情重诉”形象地表达了这对为祖国献身、志同道合的夫妻，即将分别难于割舍离愁别绪之态。“更那堪”三个字，增强了爱侣内心悲戚苦痛之情。“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情深意切，传神之笔！“似恨”从“眼角眉梢”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饱含着多少人间的爱侣柔情？“热泪欲零”情泪欲滴，是以何等的毅力强忍悲痛的心情，没有流下来。“还住”？不！泪向心里流，心在滴血！多么坚强的性格。善良的读者禁不住也会对这真情的伴侣潸潸泪下。此时读者会联想到柳永《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之句。与其意境、其境界之高远乃天壤之别。
“知误会前翻书语”。“书语”书信中的话，作者知道从前写给夫人杨开慧的书信，产生了误会。为革命献出全部智慧、才能和精力的杨开慧，怎会区区计较呢？“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过去的往事如云涛雾涌一件件从眼前而过，但算起来人间的知己惟有“我和你”，这是对杨开慧情深意切的安慰和崇高的评价。毛泽东在白色恐怖艰险的岁月，杨开慧全身心地支持他从事伟大事业，可谓难得的红颜知己，革命的伴侣！
“人有病，天知否？” 不仅把不忍离别炙热的情感推向高峰，而且暗喻对当时生活在水深火热劳苦大众疾苦关注。“ 天知否？”敢问苍天你知道吗？作者如伟大诗人屈原《离骚》、《天问》一样，向浩渺的苍穹发出警世的慨叹！表达了忧国忧民之情。故而他义无反顾地要远离恩爱的妻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砸碎旧世界，建立新天地的革命洪流中。以设问句结束上阕，不但干净利落，而且增强了词的感染力。
下阙开头三句写离人上路时的所见所感，缘情布景，融情入景。这是一个寒冻肃杀的冬晨，浓霜满地，残月在天，水塘倒映一钩月影。“常恐寒节至，凝气结为霜”（晋傅玄《杂诗》）。以霜景融悲衬悲，在中国古典诗歌作品中几乎触目可见。像“正月繁霜，我心忧伤”（《诗经·小雅·正月》）、“夜郎迁客带霜寒”（唐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一类诗句，都着意渲染出冷落萧瑟的氛围，以烘托人物孤寂凄苦的心境。“今朝霜重东门路”，东门路是离别路，踏霜人是断肠人，情与景合。“横塘”但映“半天残月”，残月不是团圆之象，月残人分，此情此景，自然又让人想到《雨霖铃》词中纯用白描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境。柳词是虚拟别后情景，而这里的“照横塘半天残月”则是实景，把主人公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凄婉忧伤之情，更加深切、形象地抒发出来。“凄清如许”的万端感慨，为下面痛陈别情的“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作了铺垫。触景凄切，悲绪又添几重，更蓦地传来凄厉惊心的汽笛声，火车启动，能不令人悲肠寸断、悲恸欲绝？劳燕分飞，音容远隔，天涯孤旅，两地相思，悲难消，恨未了。这愁丝恨缕岂能割断？但又必须忍痛割断。因为革命的形势与任务，要求革命者为事业作出必要的个人牺牲。“凭割断”一句，以理智克制感情，似夔门束逼江水，为结尾四句的大江出峡般的豪情奔涌蓄势。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作者以生动形象的比喻展示所预想的未来的革命风暴的猛烈壮阔，笔力千钧，气势磅礴。这两句因情设景，显示了抒情主人公从悲戚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彻底砸烂旧世界的宏大理想抱负，成为全篇格调由沉郁转向高昂的关键，同时也为词的结尾提供了辽阔高浑的背景。作者热切地期待着在将来的斗争中与志同道合的伴侣重新相会，双双展翅，翱翔云天。“重比翼，和云翥”两句，写出了忠贞的爱情，也写出了豪迈的激情；有美好的憧憬，也有庄严的盟誓；是衷肠的倾诉，也是热忱的激励；既有气势，又见性情，笔饱墨酣，刚柔相济，闪耀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熠熠光辉，使作品的主题和意境得到了升华。。
《贺新郎·别友》一词最后两句“重比翼，和云翥”是毛泽东给杨开慧的一句美好的承诺，他说等我和你在将来的革命斗争中会晤时再在云霄中比翼双飞，是一个充满革命人情味的希望。词以婉约收结，婉约中仍带有豪放。
另一种说法：
毛泽东早年所写的一些情诗，恰恰表现出典型的婉约风格，1923年12月写下的《贺新郎·别友》又可谓其中的代表作。不过，这首情词中所写的“友”到底是谁呢？
《贺新郎》在1978年发表，随之出现疑问
毛泽东启蒙就学时便很喜欢诗词，直至80岁时还在动笔写诗，可以说诗词伴随了他的一生。在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几十载峥嵘岁月里，毛泽东写下过众多诗词，而且与同时代的文人一样好写旧体诗词。
毛泽东去世前，一般人能读到他的诗词只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39首，即1964年出版的37首和1975年又发表的2首。毛泽东去世后的两年后，他所写的一首《贺新郎》于1978年9月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并说明是1923年时写给杨开慧的抒情词。当时发表的全文是：
这首《贺新郎》发表后，读者纷纷赞美全词的意境颇有古代“长亭送别”的风格。不过有些专家感到其中“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词句不像是那个时代的话语。因为1923年以前的毛泽东没有可能表述他在60年代以后那种热度非常高的“世界革命”思想和蓝图。从全词起承关系看，这一充满了“扫寰宇”般“革命豪情”的词句同整首词以及下阕的意境也不相符。经历过那个特定年代的人，会感到这两句明显带有“文革”印记，于是有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1923年所写？
对此疑问，了解毛泽东写作风格的人后来说明，这位领袖对过去的作品总在不断修改，对自己的诗词多年后仍对字句不断推敲修正。“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这两句，恰是在“文革”后期的1973年加上去的。
对这首《贺新郎》，毛泽东又体现了少有的重视，在1961年曾将此词亲手书写交给贴身卫士张仙鹏，叫他好好保存。1973年冬天，毛泽东在重病缠身时又让人拿来12年前的原稿，反复斟酌加以修改，最后又将这首词加上“别友”的标题，并注明是1923年12月所写，交给了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
看到“别友”这一标题，再看一下毛泽东标注此词写于1923年12月，知道作者生平的人仔细琢磨后又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这首表现男女离别的情诗是写给谁的？1920年末毛泽东同杨开慧已经结婚，至1923年12月已生下毛岸英、毛岸青两个儿子。写作时一向用词严谨的毛泽东，此时称呼杨开慧明显应该用“妻”而不应用“友”。这首词中描绘的那位“热泪欲零还住”的美丽倩影，即“人间知己”的“友”，自然应该是一位女朋友，那么她到底又是谁呢？
陶斯咏系新民学会时的女友，应是“别友”对象
1978年9月发表词作《贺新郎》之时，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过去神化领袖的习惯还存在。当时按照传统理解，已婚两年的毛泽东写下的男女告别情词自然被解释为赠给杨开慧。
但有些历史当事人如易礼容就不以为然。
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易礼容，曾同毛泽东、陶斯咏一起参加新民学会并且相互熟悉，在1921年还参加创建了共产党长沙小组。看到这首《贺新郎·别友》后，他便对该词是赠给杨开慧的一说提出异议，认为可能是写给陶毅的。
陶毅，字斯咏，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和新民学会时的女友。她生于1896年，原籍湘潭，于1916年考入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因思想开放激进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在1918年成立的新民学会中，出色的女生有陶毅（斯咏）、任培道和向警予三人。她们后来也都是国内知名人物，陶斯咏成为一位教育家，曾在湖南开办学校，却不幸于1931年早逝。
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期间，曾同陶斯咏交往密切并有过很深的感情，毛陶分别时在几年间也有书信来往。2007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恰同学少年》这部电视连续剧，便向全国观众揭示了这段往昔佳话。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国内拍摄并播出了多部电视剧，里面一再出现了陶斯咏的形象，已经广为关心毛泽东生平的人所知。包括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的《毛泽东》，里面也有陶斯咏和毛泽东共同创办文化书社的镜头。
青年毛泽东作为一个“挥斥方遒”的高才书生，在长沙城内是人所瞩目的俊杰，年龄又在二十多岁，有丰富的感情生活才是正常的，只是过去因神化领袖避而不谈这些。其实若如实地讲述毛泽东年轻时的情感过程，不会有损他的形象，还能让人看到这位年轻时即有名气的“润之先生”真实的人生经历。
“书生意气”时毛泽东的难能可贵，在于个人情感能服从于追求的理想。在新民学会的多次讨论中，陶斯咏主张“教育救国”，她虽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却不赞成也不愿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毛陶之间由于有家庭和政治追求不同等原因，有情人最终未能成眷属。
1918年9月，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北京，经第一师范时的恩师杨昌济向李大钊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据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对斯诺回忆第一次北京之行时所说，“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
1920年1月杨昌济病逝，随后杨夫人携女返乡，杨开慧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到长沙上中学。此时毛泽东已回长沙主持新民学会的工作，毛杨二人也明确了恋爱关系。据李淑一回忆，这时毛泽东曾向杨开慧写过情诗，即现已收入诗词集的《虞美人·枕上》。不过杨开慧当时的嫂子、杨开智的妻子李一纯（后来又曾先后嫁过李立三、蔡和森）看到毛泽东同陶斯咏仍有来往，直接问他到底是喜欢“霞姑”还是陶毅？毛泽东马上向杨开慧这位性急的嫂子说明，心爱的人只有霞姑（即杨开慧）。
中央文献出版社经对史料反复研究审定后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也记载，1920年6月，毛泽东、杨开慧、陶斯咏三人曾一同游岳麓山。此后不久，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陶斯咏则离开长沙赴南京进修教育学。1920年末毛泽东与杨开慧同居结婚，当时不做嫁妆，不举行婚礼，按他们的话就是“不作俗人之举”。
毛泽东同杨开慧结婚半年多后，于1921年7月间去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载明，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又从上海去南京看望了在那里学习的陶斯咏，说明二人仍保持着联系。
前些年湖南学者彭明道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贺新郎》这首词并非是写给杨开慧的，而是写给陶毅（斯咏）的。笔者同意这种意见，并且认为说明毛泽东在与杨开慧婚后仍未忘同陶斯咏的昔日之情，这并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恰恰还说明他为了理想追求能不惜割舍凡人很难切断的脉脉深情。
手书赠丁玲的《贺新郎》原本，更体现昔日情感
《贺新郎·别友》被认定是写给陶斯咏的，还有一个佐证，那便是1937年毛泽东曾抄录此词赠给女作家丁玲。这个于1928年在文坛上以“沙菲女士的日记”一举闻名于全国的共产党员作家在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脱险后在1936年11月赴陕北。毛泽东不仅写了一首《临江仙》称赞她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在丁玲自我介绍曾是陶斯咏的学生后还手书了《贺新郎》一词相赠。这首词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稿本，比后两个版本更有婉约之气且情柔更深，全文是：
应该说，这首《贺新郎》可能是最早版本，在目前看到三个版本中最符合作者当年的创作意境。这首词略有悲凉之气，而且像“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以及“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一类的词句，可谓情诗的佳作。
毛泽东平时将自己的诗词赠人时，往往都含有深意。他知道丁玲曾是陶斯咏的学生，便手书这首情词相送，很有可能是触发了年轻时那段难忘情感而发。
如果考证一下毛泽东生平活动的年谱，再对照这首《贺新郎》描绘的场景，也可看出此词不可能是写给杨开慧的。毛泽东自己标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是1923年12月，那么此时毛泽东、杨开慧二人身在何处呢？杨开慧能够到“汽笛一声”码头，能有过这种“挥手从兹去”、“凄然相向，惨然无绪”情意绵绵的送别吗？若看一下时间顺序，人们自然能得到答案。
对1923年内毛泽东夫妇的行踪，按现有史料记载和回忆录已大致能排列出来。1982年夏天笔者曾采访过当时在中央主管会计财务工作的罗章龙，他在长沙时曾是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交友”时结交的最好朋友。据罗章龙回忆，1923年春天的中共三大之后，毛泽东作为刚当选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秘书，住到上海闸北区的中央秘密机关内主持工作，杨开慧当时挺着大肚子陪着他。当时他们三户湖南人（毛泽东家、蔡和森家、罗章龙家）住在一个小楼内，便于对外掩护身份。党内的历史档案记载，1923年夏秋毛泽东确在上海。
1923年秋天，毛泽东曾回过长沙一次。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笔者在80年代也参加过此书的编写）记载，他是在“九月十六日，回到长沙”。此次回湘的原因之一，是送快要临盆的妻子杨开慧回老家生产。
毛泽东何时又离开长沙，不见于文献记载，却大体可判断在1923年11月下旬之前。因为此时杨开慧在板仓老家（距长沙还有40华里）分娩生下次子毛岸青，毛泽东并没有在她的身边。至于毛泽东为何未等到妻子分娩便离开长沙，原因是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主要讨论如何进行国共合作和参加改组的国民党召开一大的事。此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自然要参加这次全会并担负重要工作，并在会后赴广州。
从时间表看，毛泽东离开长沙时，分娩期的杨开慧不可能前去码头相送（当时板仓到长沙连公路都没有）。何况毛泽东标定写《贺新郎·别友》的时间是1923年12月，那时他又是从上海启程去广州，杨开慧此刻还在长沙“坐月子”，更不会有码头上“凄清如许”的离别一幕。此时陶斯咏到底在哪儿，虽找不到明确记载，不过她经常在长沙和上海之间活动，前往送别倒是很有可能的。
《贺新郎·别友》一词中所用的“过眼滔滔云共雾”以及“曾不记：倚楼处”的用语，又不像是写给几年来绝大多数时间在一起生活的妻子，而像是赠给已分别很久即“过眼滔滔”的昔日情侣。难怪当年同毛泽东和陶斯咏都很熟悉的易礼容看到此词，便认为可能是写给陶毅的。这一判断应该是准确的。
“不为昵昵儿女语”，更显可贵情操
自提倡思想解放，让领袖“走下神坛”后，众多历史当事人的回忆都说明，毛泽东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也非常念旧。他在1961年春又修改那首《贺新郎》，并手书赠给副卫士长张仙鹏，此时修订的全稿如下：
用这首1961年改过的《贺新郎》同1937年的版本对照，下阕的两句话即“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剿珠树”被删掉，而添加上“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这两句话再加上原有的“割断愁思恨缕”词句，明显是表示当时要斩断儿女私情而“欲为江海客”，更证明了该词所赠对象应是陶斯咏。
从1923年末毛泽东的个人生活来看，当时很快要同杨开慧重聚，修改时写下这种表达“割断”之情的对象不可能是当时的妻子，而应该是昔日的恋人。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毛泽东从此确以“肠已断”的心情舍弃旧时的“昵昵儿女语”，成为投身于革命波澜的“江海客”。随后他为实现革命理想，奋斗奔走在万里神州，与留在教育书院中的陶斯咏算是彻底分道扬镳。
毛泽东对青年时代的情词《贺新郎》在几十年间反复修改，生前又不让发表，这又反映出他毕生难忘却难以对外人言的情感。人到老年时常愿意怀念自己的初恋。如宋代诗人陆游年过八十时还特别怀念年轻时被迫离异的爱妻唐婉，写下了著名的《沈园》——“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垂绵”。毛泽东在80岁时改词时，又特别标明这首《贺新郎》是写给女“友”的，大概怀有同样的情思。
说明毛泽东珍视同陶斯咏的情感，反而能体现出当年这位“润之先生”志向高远。若论才华，陶斯咏在长沙曾有“江南第一才女”之称，据说又是才貌双全，家中更是省内富豪。陶本人对毛泽东充满敬慕，后来又一直未嫁，至1931年不幸病逝，年仅35岁。毛泽东当初若想追求荣华安逸，同陶斯咏结合是最好选择。但他最终却选择了一条不惜舍家舍命的革命道路。面对“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旧情人，尽管心碎到“重感慨，泪如雨”的程度，以政治理念为择偶标准的毛泽东还是毅然斩断旧情。杨开慧在政治上完全跟随毛泽东，于1921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并甘当斗争中的助手，自然被选择为妻子。
今天的人可以试想一下，像陶斯咏这样一个习惯于富裕生活只想“教育救国”的小姐，能跟随毛泽东下乡搞农民运动吗？能上井冈山过穿草鞋、过吃红米饭、喝南瓜汤的日子吗？显然这是很难办到的。只有像杨开慧、贺子珍这样的女性，才能跟随毛泽东历尽革命斗争和战火中的艰辛。2007年热播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就对毛泽东同陶斯咏最终未能结合表示了深深的感叹。
据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在这位领袖进入暮年时仍表达了对早年恋人、妻子的怀念。随着对江青的厌恶感增长，这种怀念也愈发明显。从毛泽东在80岁时还修改《贺新郎》并专门注明是“别友”来看，他在晚年可能也追忆起那位红颜薄命的陶斯咏。据1975年至1976年在毛泽东身边照料的孟锦云在回忆录中说，这位重病在床的领袖曾问她，自己如果同江青离婚会怎么样？当然，由于江青与“文化大革命”不可分的关系，这时毛泽东已不能取消这位“旗手”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却会通过对早年情感的追思表露出对自己后来婚姻的遗憾。
如今，当我们重温《贺新郎·别友》这首词并研究其创作始末时，能体会到这位历史的伟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同样有七情六欲。人们感慨也赞叹的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追求最终压倒了个人情感。
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曾赞誉诗友毛润之：“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及他的诗友们虽然已先后魂上重霄九，然而他给后人留下的那些瑰丽诗词，仍是激励亿万人奋进的心曲。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诗词，从中可以看到的是人而不是神的毛泽东，同时能够品味到中华文明中的传统文学所带来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