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

1939年1月17日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2]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3]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4]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敬祝努力!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注释】

[1]何干之（一九○五——一九六九），广东台山人。当时任陕北公学的教授和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2]陈伯达（一九○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3]班超（三二——一○二），扶风安陵（今属咸阳市）人，东汉名将。曾在西域征战三十一年，迫使匈奴西迁，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4]指何干之著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三民主义研究》。前一本书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后一本书于一九四○年八月由新中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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