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5月20日

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筹备了很久，早就要开的，因为生产运动的关系，拖延到今天才开。现在各机关的同志，响应中央关于学习运动的号召，组织了学习小组，有的已经开始学习，而且有了相当的成绩，这是很好的。今天开这个会，把有关学习运动的几个问题来讲一下。

一、学习运动是必要的

      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以及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是有普遍的意义和永久的意义的。

      大家知道，生产运动是为了搞饭吃，搞衣穿。穿衣吃饭，我们是十分需要的，因此，现在我们的生产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全国都要吃饭穿衣，所以它在全国也是重要的。推而广之，不但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所以生产运动是有它的普遍性的。吃饭穿衣不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也是要吃饭穿衣的。因此生产运动不但过去要，现在要，将来还是要，这是生产运动的永久性的根据。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1]，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我们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有它的普遍意义和永久意义，这从一般地讲是如此。现在我来讲发起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现在虽然有一点，但是将来困难起来，就会不够吃、不够穿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先准备。这样，穿衣吃饭问题就成了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

      那末，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这是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有些老干部，他们从前在其他部队里搞过一个时期，一切工作都是靠下命令；但是在我们红军里，单靠发命令就不行了。人家不听你，就打人，结果，工作就领导不起来，战士逃跑的很多。在部队中发命令，这是威风，但光有威风而没有本领是无用的。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所有的干部，在有威风之外，还要有本领，这就要学习。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在指导员上课的时候，不去听课，他们以为这课是战斗员听的，他们去听，未免要“失格”了!为了要维持“格”，结果，他们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因此，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我们的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真是“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他不知道结合新的形势把书上的东西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在民众团体里，在军队中，在支部中，这种情形也有看到。我们现在要打破这种现状，改善我们的工作，就要加紧学习。

      使学习成为迫切需要的第三点，是我们党的特点。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过去是小的，现在要大，那末怎么办?现在正处于由小到大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在全国发展党员。可是某些人说“你们何必要大”，他们不要我们大起来。但是我们觉得大一点好，而且依照老百姓的意见，也要我们大，因为他们到处找共产党找不到，我们的党大起来了才好找。这方面，我们要顽固一些，同某些人不同，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时刻注意，我们要率领几万万人革命，现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我们六中全会关于学习运动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党历来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过去是有学习的，但组织得比较差，没有现在这样好。现在是更进一步了，有了组织，不像过去那样无政府状态了。

      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一样，要设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

      同志们：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

二、学习运动是可能的

      学习运动必要虽然必要，但是不是可能呢?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并不多，只有两个：一个是大家忙得很，一个是看不懂。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实情。这样忙的工作，外加生产运动，在前方的要作战，不能够学习，不但一般人如此说，甚至高级的干部也是这样说。“没有功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的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陈云[2]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这种情形的确存在，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忙可以“挤”，这是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是不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校仇”，校对确实很难，非以仇人对之是不胜所为的。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无攻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过去韩文公[3]《祭鳄鱼文》里，有一段是说限它三天走去，三天不走，五天，七天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一刀杀掉。我们要像韩文公祭鳄鱼一样，十天不通，二十天，三十天，九十天……，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这样下去，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

      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三、学习运动是会有成绩的

      学习运动现在已经看到了成绩，有许多学习小组已经组织起来。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从前不懂哲学的人现在懂了一点，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也懂了一点。在军队里也有这样的组织，而且多少也有些成效。在外边许多地方，有读书会的组织，同我们在职干部的教育差不多，这是可供我们参考的。我们共产党员对学习是热情的。有人告诉我，有许多同志，自从学习运动开始后，非常热情，很高兴，本来要求调动工作的，现在不愿意调动了。这也是学习运动的功效。

      学习运动的基础，是我们同志们自觉的热情。我们的方法是采取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互相配合起来。有些学校最初没有注意个人活动，不给他们以自由看书的时间，平常都是紧张得很，在组织活动方面算是不错，但这是一个不好的毛病，个人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关于这点，现在正在想法改正。我们是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配合起来的，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因此我们的学习运动一定会有成绩的。

      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讲一点，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他们以为年纪大了学习没有希望，我以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年纪大一点谁说不行呢?有句古话：“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那末，你若是五十四岁的话，还是青年呢，哪有不可学的道理?!这是我附带说到的一点。

      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讲到大学，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在外边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在外国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他们都是学习五年、六年便要毕业，叫做有期大学。而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活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我们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不过是任何人都可以进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不论什么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可以进这个长期大学的。

      在长期大学念书成功的人，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

      孙中山先生也是一样。当他在学校里的时候，并没有三民主义。大家知道他是学医学的，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之后才有的。而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开始只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他到欧洲去跑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

      至于外国，有马克思，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马克思主义，学的是唯心论。后来他在学校外面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他的老师不同的。至于学历短的人，我可以举高尔基为例，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博士”，但他没有进过小学，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更没有进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

      所以进学校是可以进，但是这只是进一个门而已，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现在你若还不认得字，也不要紧，有希望的，只要你努力学习。

四、学习应该学到底

      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

      我们学的学问，如罗迈[4]同志所讲，有党的建设，联共党史，这些东西我们要长期地学下去，把学习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下去，是一定可以把这些学问搞好的，但主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如果不是这样，那会一无所成的。

      除了这些学问之外，还有时事问题与党的政策。这两项，过去的计划中没有包括进去，但这是十分需要的，因为这是实际的学问，也就是“今”的学问。关于时事问题，中央已在把时事问题的材料摘出来，准备编个综合文摘，可以供给同志们研究与参考。至于党的政策，六中全会的决议，大概大家都已看过一遍，但一看就丢掉是不对的，应该把党的政策经常地研究。六中全会与七中全会之间，一切会议报告，包括政治局会议的，都要研究。不研究党的政策，单学习那些理论是不够的，会跟实际脱节的。

      现在在职干部教育的学习运动，是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我们的会开了之后，大家都要努力，互相帮助，把从前有书只管自己读不给人家读的作风改正过来，今后要互相帮助学习，互相做先生，互相做学生，做同学。中央的同志，也是一样，跟同志们一道研究。罗迈同志告诉我，底下已在催材料了，同志们已在研究了，这是很好的，充分地表现了同志们的热情。好吧！在座的同志，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我们相信，我们采取学到底的方针，一定可以克服自满的坏现象。

      我们的学习运动是必要的。我们是能够学习的。学习已经看到了成绩，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成绩。我们是采取学到底的方针。在干部教育部领导之下，干部学习运动的结果我相信一定很好。我们尝试的这种办法，要推广到全党去，特别是华北的党。

【注释】

[1]见韩愈《符读书城南》诗。

[2]陈云，一九○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3]韩文公，即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4]罗迈，即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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