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是陇东地区规模较大的石窟，学界认为南北石窟寺是奚康生任泾州刺史时修建的，南北石窟寺以哪里为地理坐标命名，却不为人们关注。文章认为奚康生任职的华州治所是今甘肃省宁县，不是今陕西大荔县一带的华州，奚康生永平二年（509年）任泾州刺史时兼华、泾二州刺史，华、泾二州相邻，之前任华州刺史时就开始了华州彭阳县治下的北石窟寺的修建，北石窟才会在永平二年（509年）完工，解决了学界对北石窟规模较大的165窟在当年就能修建的怀疑；奚康生封安武县开国男，安武县是南北石窟寺命名的地理坐标，文章通过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结合，确定北魏安武县城的治所今镇原县上肖乡上肖古城遗址，北魏安武县在南北石窟寺之间，南距南石窟寺23km，北距北石窟寺22km，距离基本相等；同时复原了经过安武县附近的两条古道，分别命名为“安武道”和“乌氏道”。
关键词：华州；安武县；南北石窟寺；“安武道”；“乌氏道”
众所周知，甘肃庆阳北石窟寺165窟与泾川南石窟寺1号窟均是北魏建造，窟内均以七佛造像为主体，并以半圆形排列，在全国早期石窟中实属罕见，不同的是北石窟造像高8米，南石窟造像高6米，北石窟规模大于南石窟。
《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列传》载：“康生以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青、华、泾、相），皆有建置。”《南石窟寺之碑》有“永平三年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数字，[1]北石窟保存有宋代残碑一块，曰：“……寺者达千百年矣，究诸寺额□……有本县令柳公图□云，厥寺案图□□年泾州节度使奚侯创置……”等文。据此，邓健吾在1963年《文物》第七期上发表的《庆阳寺沟石窟“佛洞”介绍》一文中，肯定了北石窟165窟的创建年代是北魏永平二年（509），南石窟1号窟创建年代是北魏永平三年（510），认为“南北石窟寺为奚康生所营造无疑”。[2]这一研究为北石窟的断代奠定了基础，后来董玉祥《庆阳北石窟寺》[3],张宝玺《陇东石窟》都肯定了这一观点[4]。杜斗成和宋文玉在《南、北石窟与奚康生》一文中也重申这一观点[5]。南北石窟寺均为奚康生所建，学术界几乎没有争议。
《庆阳北石窟寺》认为：奚康生在镇压泾州沙门刘惠汪的反叛以后才任泾州刺史的，他在出任泾州刺史后，为了安定泾州一带的民心，加上他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立即着手筹划了南北石窟寺的开凿与修建。[6]提出奚康生在镇压泾州沙门反叛，为了安定民心以及对宗教的虔诚，是其修建南北石窟寺的动机。检索奚康生一生，大战无数，镇压泾州沙门刘惠汪的反叛的杀戮，与其一生征战比较起来，不足挂齿。加之据奚康生个人品格，镇压一次沙门反叛，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所以修建南北石窟寺当另有动机。
奚康生的任职地泾州的治所以及所辖安定郡、附郭县临泾县均在甘肃泾川县水泉寺，笔者在《历史时期临泾县地望变迁研究》一文中做了考察。[7]从方位上看，南石窟寺在泾州以东7.5km，北石窟寺在泾州以北45km，南、北石窟以哪里为地理坐标而命名，学界深感疑惑。有必要就南、北石窟寺的地理问题作进一步考证，尤其奚康生任职的华州、受封地安武县的地望、古城遗址进行野外考察，以解决南北石窟寺的修建时间和南北石窟寺的命名问题。
一、奚康生任职之华州地望与北石窟始修建年代
1.奚康生任职华州的时间
《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列传》载：“及寿春来降也，遣康生领羽林一千人，给龙廐马两匹，驰赴寿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内旧老，宣诏抚赉。俄而，萧宝卷将桓和顿军梁城，陈伯之据硖石，民心骇动，颇有异谋。康生乃防御内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军乃至。康生出击桓和、伯之等二军，并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迁征虏将军，封安武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 此次战事奚康生力挽狂澜，固守寿春，又夺得梁城、合肥、洛口三戍。北魏在与南朝梁争夺中，奚康生取得寿春、合肥等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塞，因而迁征虏将军，封安武县开国男。不久，奚康生“出为南青州刺史”，看来对受封的安武县是遥领，奚康生并未就藩。后，奚康生“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颇有声绩。转泾州刺史，仍本将军（平西将军）”。奚康生任职华州的时间史无明载，但从任华州刺史，“颇有声绩”推测，任职当有三年以上，任华州刺史当开始于正始二年（505年）左右。永平二年（509年）正月“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根据《南石窟寺之碑》：奚康生在泾州官职为：“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史、安武县开国男。”[8]永平二年春正月以后，奚康生任泾州刺史时，兼领华、泾二州刺史。
2.奚康生任职华州的地望与北石窟的修建
奚康生 “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颇有声绩。转泾州刺史，仍本将军（平西将军）”。前已述及，北魏的泾州治所在今天泾川县水泉寺。北魏华州治所在哪里？对于奚康生修建北石窟寺至关重要。
查阅《魏书·地形志》，北魏曾有两个华州，一是，“华州，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华山、澄城、白水置”。 华州“领郡三，县十三。华山郡（领县五：华阴、郑、夏阳、敷西、合阳）。澄城郡（领县五：澄城、五泉、三门、宫城、南五泉）、白水郡（领县三：姚谷、白水、南白水）。” 这个华州太和十一年置，其地理位置明显在今陕西大荔县一带。《魏书·地形志》记载了另一华州：“豳州，皇兴二年（468年）为华州，延兴二年为三县，太和十一年改为班州，十四年为邠州，二十年（496年）改焉。” 皇兴二年（468年）为华州，太和二十年（496年）改豳州，其治所即今甘肃宁县。中间曾改三县镇，北魏护军与镇戍的统治方式是不同于郡县制度之处，具有军事色彩的军政合一、以军统民的制度。[9] 2004年7月，在今甘肃宁县县城出土“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其碑是北魏正始元年（504年），持节、督豳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豳州刺史山累为孝文帝建寺立碑之事的题记，附有豳州地方官吏的题名。[10]证明正始元年（504年）这里为豳州，原华州在太和二十年（496年）改豳州的记载，确为可信。
奚康生“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 华州应当是后来改名为豳州的华州（甘肃宁县），其证据有七。一是，奚康生“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这个华州如在今陕西大荔县一带，属于洛阳首都圈的外围，从地域范围来看，平西将军不宜设置在京都的外围，应在北魏的西陲。二是，《魏书》卷八《世宗纪》载，永平二年春正月“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华州（改名豳州）与泾州相邻，命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伐泾州沙门聚众反，可能性较大。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一事对于战事较多的北魏来说并不算大事，要从远在今陕西大荔县一带调集平西将军、华州刺史镇压，似乎没有必要。三是，北石窟所在地在北魏属于彭阳县，属于华州更名为豳州的西北地郡管辖，如果奚康生是从今陕西大荔县一带的华州任职，“转泾州刺史”后，在豳州管辖的西北地郡彭阳县修石窟，可能不大方便。四是，如果永平二年春正月奚康生才来到西陲，一年内要修成规模较大的北石窟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认为，奚康生“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就在其治所在今甘肃宁县的豳州（华州）任职。也就是说奚康生先任华州（豳州）刺史时，就在华州（豳州）治下西北地郡的彭阳县修筑北石窟寺，“转泾州刺史”后，方修建南石窟寺，所以我们从出土资料考得的结论是，北石窟建成于永平二年（509年），南石窟建成于永平三年（510年）。五是，南石窟碑落款“大魏永平三年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奚康生兼华、泾二州刺史，奚康生控制今天整个陇东地区。如果华州在今陕西大荔县一带，奚康生不可能兼任不相邻二州的刺史。六是，奚康生任职的华州，如果在陕西大荔县一带，南北石窟寺只能是奚康生在永平二年（509年）正月到达泾州以后，才能动工，北石窟165窟规模较大，在永平二年（509年）完工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当是奚康生在华州（改名豳州）任上，就开始在华州（改名豳州）属县彭阳县境内修建北石窟寺。七是，奚康生一生任过征虏将军，出为南青州刺史，与南朝萧梁进行了多次大战。后又为平西将军，出任华州刺史，转泾州刺史，这个华州如果是今大荔县一带，当不符合北魏朝廷对奚康生委以大任的做法，奚康生任职多事之秋的西北，才符合平西将军的称谓。之后奚康生还担任抚军将军、相州刺史，安西将军，领步骑三万取四川绵竹，这些都是关乎北魏国家战略的军事举措。
有理由推测，治所在今甘肃宁县的华州，按《魏书·地形志》的记载，在皇兴二年（468年）设置华州，延兴二年（472）为三县镇，在太和十一年（487年）改为班州，太和十四年（490年）改为邠州，太和二十年（496年）改为豳州。名称几次改易，给人们带来不便，百姓和官员恐怕连名称都难记得下，人们可能习惯上使用最初的“华州”之名。可能是《魏书·奚康生列传》也将华州与豳州混淆，或者当时普遍认同华州、豳州互换的叫法。
在泾州，奚康生“以輙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 輙用， 随便使用，当是指奚康生随便使用官家的炭、瓦，被所劾，削除官爵。不久“遭父忧，起为平西将军、西中郎将。是岁大举征蜀，假康生安西将军，领步骑三万邪趣绵竹，至陇右，世宗崩，班师。”“除卫尉卿，出为抚军将军、相州刺史。” 《魏书·奚康生列传》说：“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奚康生一生多所杀戮，但所任四州：南青州、华州、泾州、相州，都修建佛教寺院。
二、奚康生封地之安武县
北魏安武县是奚康生的封地，安武县治所在哪里？值得研究。
1.北魏安武县地望
北魏安武县治所当与汉代安武县治所有一定的联系。《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属县21，其中有安武县。但仅六字：“安武，莽曰安桓。”再无记录。安武县东汉废，北魏复置，属西北地郡，隋省。2006年12月15日，笔者在镇原县城东南25km的曙光乡川口村发现一座汉代古城遗址。这个古城遗址虽然没有保留城墙，但保留了以绳纹瓦片为主的文化层2-3m，遗址东西长300m，南北宽240m，符合汉代现成规模。这个位置，正符合清代《平凉府志》关于“汉临泾城，在今县东南五十里”的位置。 但依据唐宋人的记录，汉代临泾古城在今泾川县。依据《元和郡县图志》泾州条：“临泾县，县界兼有汉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之地。”唐代的临泾县所辖范围在今镇原县境，可知汉安武县治所亦应在今镇原县境内。确定该遗址为汉代安武县遗址。汉代安武县的确定，为在附近寻找北魏安武县提供了依据。
《庆阳北石窟寺》认为：北石窟的位置正是修凿在安武县境内的蒲、茹两河的交汇之处。[11]张宝玺亦认为，北石窟之所以早于南石窟而且规模大于南石窟，证明了南、北石窟的开凿过程中首先重视了北石窟，而北石窟选择在安武县附近的蒲河岸边，这与奚康生封安武县男有密切的关系。[12]均认为北石窟在安武县境内。但据《魏书·地形志》记载：“豳州，领郡三，县十。西北地郡，领县三：彭阳、富平、安武。赵兴郡，领县五：阳周、独乐、定安、赵安、髙望（今正宁、宁县一带）。襄乐郡，领县二：襄乐、肤施（今宁县北部、合水一带）” 。西北地郡所领三县：彭阳县，治所应在北石窟西5公里当在镇原县彭阳古城，富平县，治所在西峰区彭原乡庙头嘴北遗址。[13]综合北魏郡县分布，北石窟所在地，当属于豳州西北地郡彭阳县管辖。安武县，应在甘肃省镇原西部一带。审之奚康生任泾州刺史时，开凿南北石窟寺，而今南北石窟，不在泾州（今泾川县北五里水泉寺）南北位置，当应处于安武县的南北位置之上。在今南北石窟寺的中间有一条古道，遗迹尚存，李红雄、张耀民、宋文玉都曾作过报道。[14]笔者也考察过这条古道，今天遗迹历历在目，在原区多表现为深3－5m的槽形地貌，当地人称“胡同”。在南北石窟故道中间的位置，万俟沟圈正好有一遗址，王荫槐先生认为万俟沟圈遗址是北魏时的泾州治所。[15]
笔者于2006年12月15日，踏勘万俟沟圈遗址。该遗址座落在镇原县上肖乡杨城村，这里位于黄土塬区两面侵蚀的崾岘处，崾岘宽500m，在万俟沟圈西沟沿边发现布纹瓦片、灰陶片剖面，其南北长150m，东西长度100m，文化层厚1.5-2m。周长500m，不足县城规模，据地形看来是扼守崾岘的一处关隘遗址，据此可遏制镇原县屯字原与泾川县荔堡原的通道。李红雄在《北石窟寺古代交通初探》一文中，亦认为此遗址为北魏泾州治所，[16]误。该文还认为此遗址是万俟丑奴反魏起义，称王的地方。当有可能，因为当地保留了“万俟”这一地名，笔者曾访当地村民，有说沟圈东面的庙宇原来墙面上镶嵌一块石碑，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记得上面有“万俟”等字样。李红雄还说万俟沟圈北有北魏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的祖墓，证据是当时有两个埄冢，上世纪七十年代平田整地时挖毁。胡国珍是临泾人，封安定公，北魏安定县遗址在今镇原县新城乡原峰村，这座古城，今城墙不存，但其文化层范围200×300米，具县城规模，村子有城隍庙一座，虽为新修，但在信仰问题上当地居民不会随便将阎王、判官代替其他神祗供奉。当为北魏安定县遗址，胡国珍的祖墓不在临泾县，就在安定县，不会到安武县。
听说在距万俟沟圈3km的马家沟圈，有一城隍庙，2007年8月5日，笔者前往考察。上肖村村主任赵其义接待，并做了简单介绍。隍庙位于上肖北庄村，上肖村有一古城遗址，北距万俟沟圈3.5km，村部院内有城墙高4-7m，北墙残长30m，西墙残长20m，夯层11cm，墙体棱角分明，外有城壕，北城壕宽22m，长100m，村委会南有一剖面，文化层厚1m，多为布纹瓦片，东西约500m。据地下文化层复原古城，其规模约在300×400㎡左右，是一个较大的县城遗址。联系文献，此遗址当是北魏安武县古城。
上肖遗址为安武县古城遗址，是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的封地，南北石窟寺的命名，正是以安武县为地理坐标，南称南石窟，北称北石窟，这里南距南石窟寺23km，北距北石窟寺22km，距离基本相等。
奚康生取得寿春、合肥等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塞，因而迁征虏将军，封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死后，其子“定国袭康生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安武县即是豳州（华州）所辖之县。奚康生来到授封地任职，必然对封地有特殊的感情，到任华州后，奚康生就着手开凿北石窟，在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之时，已经初具规模，永平二年（509）完工。永平二年（509）奚康生兼任华泾二州刺史，有了在泾州附近修建石窟的便利，着手南石窟的修建工作，永平三年（510）南石窟寺完工，故有《南石窟寺之碑》。
2.南北石窟寺之间的道路
奚康生修建南北石窟寺，完全是出于对于受封地的深厚感情和对佛教的虔诚。特别重要的是，奚康生任华州刺史开凿北石窟，任泾州刺史开凿南石窟，而开凿北石窟早，南石窟晚，地处华州的北石窟规模大，而地处泾州的南石窟规模小，都说明南北石窟寺不是以泾州为中心开凿的，完全是以奚康生的受封地安武县为中心开凿的，南北石窟寺也是以安武县为地理坐标命名的。南北石窟寺都在丝绸之路的要道上。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过陇东地区，有两条主干道：一条是由关中出发，经今天的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分两路：一路经长武至泾川县泾明（汉代阴槃县、唐代长武城）下原入泾河河谷一路，沿泾河经泾川（汉临泾县，唐宋元明清泾州）、平凉（瘪家沟有汉代月氏道遗址、十里铺有秦汉乌氏县遗址、安国镇有秦汉泾阳县遗址[17]），由弹筝峡至固原，在木峡关越六盘山，沿祖厉河，在靖远哈思堡渡河，经汉媪围县进入河西走廊，我们称为“泾河道”。南石窟寺在这条道路上。一条沿长武县相公乡（汉代大要县治所）至宁县政平（唐定平县治所）渡泾河，经早胜（唐宋早社驿）、宁县（秦汉泥阳县，唐宋宁州治所）、至董志原，从今北石窟寺下原，[18]渡蒲河，溯茹河，经镇原县（汉彭阳县、唐宋原州临泾县、开边有汉安定县遗址）、宁夏彭阳县（古城镇为秦汉朝那县[19]），度萧关至固原（古高平），我们称为“茹河道”。[20]北石窟在这条道路上。南北石窟寺之间的道路由于以安武县为中心，并成为南北石窟寺之间的通道，连接泾州与华州（豳州），并连接丝绸之路两条主干道“泾河道”与“茹河道”，对于北魏布局西部地区行政、军事、贸易至关重要，我们命名为“安武道”。原平凉市博物馆馆长刘玉林先生提醒笔者，在玉都附近还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笔者果然发现在泾川县北泾河与茹河的分水岭之间，经泾川县的荔堡乡、渡过洪河，丰台乡、太阳墩、玉都乡、党原乡，进入镇原县中原乡、平泉乡，至平凉市崆峒区草峰乡，有另一条古道，今天古道遗址深2-3m，宽5-15m不等，清晰可见，因经过北魏乌氏县，《旧唐书·肃宗纪》载：“安史之乱”发生后，太子李亨至安定郡（治所今泾川县），斩新平、保定二太守。随后“上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马以助军。”彭原太守至乌氏驿迎接，即走这条道路，我们将其命名为“乌氏道”（见图）。
3.南石窟寺与胡太后的关系
如果说南北石窟寺与灵太后胡氏有关，胡太后是泾州临泾人，北魏临泾县治所在泾川县水泉寺，南石窟寺正在临泾县地，南石窟寺规模小于北石窟寺，当于胡太后无关，否则不会太小，况且永平二年胡氏尚未生子，其地位尚且低下。胡太后是孝明帝元诩之母，元诩于永平三年（510年）三月丙戌出生，延昌元年（512年）十月乙亥，立为皇太子，延昌四年（515年）正月丁巳继位，二月尊母为皇太妃，七月丙子，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壬辰，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从时间上看，南北石窟寺修建之时胡太后势力尚未兴起，但南石窟寺建造时胡氏是皇亲国戚，《南石窟寺碑》碑阴题名的有：安定、平凉、新平、赵平、陇东五郡的郡太守、郡丞、内史、曹吏、参军、主薄、从事……等各级官吏；泾州各郡属县安定、临泾、石堂、朝那、乌氏、白土、三水、爰得、鹑觚、阴密、祖厉、抚夷、阴槃、高平、泾阳等十五县的县令。[21]署名的还有胡氏4人，皇甫氏（胡太后母舅）2人，正如党燕妮所说，胡氏、皇甫氏等大族都支持和参加了南石窟寺的修造 。胡氏、灵皇后母舅家皇甫氏在泾州均是世家大族，奚康生联合这些权势家族，并动用全泾州人力财力兴建南北石窟寺。[22]
三、北魏泾州属县与胡太后籍贯
一些学者意识到，南北石窟寺命名的地理坐标应在南石窟、北石窟的中间位置，王荫槐《浅议泾州遗址与北南石窟寺的关系》一文，提出这个位置就是北魏的泾州治所，并提出万俟沟圈遗址，为北魏时泾州城。[23]李红雄在《北石窟寺古代交通初探》一文中，亦认为万俟沟圈遗址为北魏泾州治所。[24]这样北魏的泾州城就到了今泾川县北20km的镇原县上肖乡杨城村东西宽不足0.5km的一个崾岘——万俟沟圈。谬甚。
关于西汉临泾县、东汉临泾县及安定郡治所，北魏泾州、安定郡、临泾县，均在甘肃泾川县水泉寺的观点，笔者在《历史时期临泾县地望变迁研究》一文中做了论证，现就有关问题再做一强调。
北魏临泾县、安定郡、泾州遗址在甘肃泾川县水泉寺，除了文献记在意外，近年来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2005年泾川县博物馆在泾河南部距县10km的太平乡三星村清理一座北魏墓葬，出土墓志砖3块，铭曰：“恭惟大魏正始四年（507年）十一月五日，临泾民王明生/积业精微，二尊并背，不能损没，偷□徙秋仰/先灵墳域，分散府悼，不孝罪男，……诚迁众栖，集葬中原，……刊石立铭，记之云尔……”说明北魏时泾河南属于临泾县管辖，北魏泾州领郡六、领县十七，其中安定郡就领县五，北魏实行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今泾川水泉寺既是附郭临泾县县城又是安定郡城，还是泾州治所，垮境20km才到镇原县万俟沟圈，一般治所处于行政区划境域的几何中心位置，万俟沟圈如果成为临泾县治所，其统辖区域还会向北部延伸，他就与北魏郡县密集的现象不符。况有其他证据证明，北魏临泾县治所当在今泾川县水泉寺无疑。[25]泾州安定郡其他各县安定、临泾、朝那、乌氐、石堂现在均有遗址为证。北魏胡太后是安定临泾人，其籍贯当在今甘肃省泾川县，胡太后与甘肃镇原县没有关系，镇原县是在唐代以后设置临泾县的。
汉代实行郡县制，《汉书·地理志》记载，全国有郡国103个，县1587个。三国以降，州、郡、县三级政区成为正式制度。北朝时郡县设置增多，出现“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西晋前期，全国共19个州，172个郡国，1232个县，到了南北朝，郡县倍增，共有220州，999郡，比之西晋，州膨胀11倍，郡膨胀10倍。[26]故此，我们有必要对北魏时泾州郡县设置情况进行一下梳理，为北魏历史研究提供地理坐标。
关于北魏泾州的建制，《魏书·地形志》记载：“泾州，领郡六，县十七。”笔者近十年来在陕甘宁蒙毗邻地区考察古城遗址300多座，对北魏泾州所辖各郡县，大多找到古城遗址。安定郡，领县五：安定（遗址在今镇原县新城乡原峰）、临泾（遗址在泾川水泉寺）、朝那（遗址在镇原中原乡武亭）、乌氐（应为乌氏，遗址在泾川玉都镇太阳墩）、石堂（遗址在泾川县荔堡）；陇东郡，领县三：泾阳（崆峒区安国镇油坊庄北遗址）、祖居（宁夏彭阳县）、抚夷（镇原县三岔）；新平郡（当在今陕西彬县一带），领县四：白土（陕西长武县）、爰得（泾川县黑河）、三水（陕西彬县）、髙平（泾川县高平遗址）；随平郡，领县二：鹑觚（今灵台邵寨遗址）、东盘（今泾川县窑店遗址）；平凉郡，领县二：鹑阴（华亭县一带）、阴密（灵台县）；平原郡，领县一：阴盘（今平凉崆峒区四十里曹湾遗址）。
《魏书·地形志》泾州，领郡六，县十七。《南石窟之碑》碑阴题名有泾州所辖五郡十五县，缺平原一郡和东盘和鹑阴二县。张宝玺认为，“碑文采自当时的建置，有更大的可靠性。”是论甚是。但又曰：“地形志录武定时制，期间有所变化。”当有误。武定（543-550年），是东魏孝静帝年号。《陕西通志》卷四《建置第三》北魏：“新平郡，属泾州领县四。”有东盘县，“东盘，属随平郡。后魏明帝熙平二年（517年），析鹑觚县置东阴盘县。周地图记按：东阴盘即长武地。”东阴盘县即东盘县，明确记载了东盘县设置于明帝熙平二年（517年），东盘县的设置晚于南石窟寺建成的509年。东盘遗址在今泾川县窑店古城遗址，城墙上保留，地处长武原，行政建制属于今天甘肃泾川县。
原刊：《敦煌研究》2017年第1期。感谢张老师赐稿！
注释
[1] 甘肃省博物馆（张宝玺执笔）：《甘肃泾川南石窟调查报告》，《考古》，1983（10）：908-914.
[2] 邓建吾.庆阳寺沟石窟“佛洞”介绍[J].文物，1963(7).
[3] 甘肃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庆阳北石窟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陇东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5] 杜斗成、宋文玉.南、北石窟与奚康生[G].丝绸之路文论,2004年下半年版.
[6] 甘肃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庆阳北石窟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40.
[7] 张多勇.历史时期临泾县地望变迁研究[C].2015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158—173.
[8] 甘肃省博物馆（张宝玺执笔）.甘肃泾川南石窟调查报告[J].考古，1983(10).
[9] 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J].中国社会科学, 2008（5）：168-182.
[10] 吴荭，张陇宁，尚海啸.新发现的北魏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J].文物， 2007（7）： 89-96.
[11]甘肃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庆阳北石窟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40.
[12]甘肃省博物馆（张宝玺执笔.甘肃泾川南石窟调查报告[J].考古，1983（10）：908-914.
[13] 张多勇.历史时期彭阳县城址的变迁[J].历史地理（第2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46-366.
[14] 李红雄.北石窟寺古代交通初探[C].张耀民、宋文玉.北南石窟故道踏勘记[C].北石窟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139－151 .
[15] 王荫槐.浅议泾州遗址与北南石窟寺的关系[C].北石窟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169－171.
[16] 李红雄.北石窟寺古代交通初探[C].北石窟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151.
[17] 张多勇. 从居延E·P·T59·582汉简看汉代泾阳县、乌氏县、月氏道城址[J].敦煌研究.2008（2）.
[18] 崔惠萍，张多勇，张亚萍. 北石窟的研究现状与尚待解决的问题[J].敦煌学辑刊,2009（4）.
[19] 张多勇. 朝那县城址变迁概述[J].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
[20] 张多勇.丝绸之路陇山以东段考察报告[A].金塔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663-668.
[21] 甘肃省博物馆（张宝玺执笔）.甘肃泾川南石窟调查报告[J].考古，1983（10）：914.
[] 党燕妮.〈南石窟寺碑〉校录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5（2）：221-231.
[] 王荫槐.浅议泾州遗址与北南石窟寺的关系[C].北石窟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169－171.
[22] 李红雄.北石窟寺古代交通初探[C].北石窟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143－151.
[23] 张多勇. 泾河中上游汉安定郡属县城址及其变迁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13.
[24] 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62-63.
作者简介
张多勇，甘肃华池县人，历史学博士。陇东学院教授。担任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理事、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敦煌学会理事，庆阳市荒漠化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具有西夏文释读、翻译能力。近年来，在陕甘宁蒙毗邻地区，骑摩托车进行古城址考察，行走60多个县，行程60000多公里。通过野外踏勘，借助航空照片、卫星照片复原古城遗址，发现了众多秦汉等古城遗址，解决部分争议。通过野外考察，找到义渠戎国的古都遗址。
李并成，山西运城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敦煌学、沙漠化防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崔惠萍，甘肃天水人，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文博馆员，主要从事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