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8纸张在同一探方及层位出土有帛书一件，其中一面文字内容为：不可忽こ置舍所圣人こ不可已强饭自こ爱こ幸甚万幸こ甚こ谨因赵伟君奉书再拜白·知君谢子恩敬君强饭自こ爱こ知君病偷矣

作者简介冯培红，1973年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魏晋隋唐史、西北史研究。著有《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发表论文122篇。《看兰台》2023年3月31日，第9-10+12页兰州大学历史系有个“三驾马车”的传说，很多在兰大上过学或工作过的人都曾听说过，那就是以赵俪生先生为头马，刘光华、齐陈骏、李蔚先生组成的三驾马车。赵先生才高八斗，通贯古今，兼擅中外，打通文史，在学界享有盛誉；刘、齐、李三位先生年龄相仿，分别研究秦汉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西夏宋史，各专断代，连成一线。在改革开放后的兰大历史系，这套三驾马车成为中国古代史方向的骨干力量，也铸就了兰大古代史的辉煌。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全国各大高校纷纷提出办学打算与计划，兰大自然也不例外。老师曾经多次说过，当时历史系许多教师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方案，提议立即招收研究生，对有一定基础的学科进行重点扶持，以便形成研究团队，在国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最后商议下来，形成三个比较明确要扶持的方向：一是以赵俪生先生为首，刘、齐、李先生等人组成的中国古代史；二是以跟北大请来的苏联专家学习过的李天祜、李建先生为首的世界史；三是以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过的杨建新、马曼丽先生为首的西北少数民族史。在这三个方向中，中国古代史的赵老先生与世界史的李天祜老先生最早招收研究生。在中国古代史方向，老师提到，赵先生亲口说过他是“头马”，拉着刘、齐、李三驾马车，开展古代史方面的研究。关于这个说法，曾任历史系主任的王希隆先生也在聊谈中对我们说起过，大概很多人都听说过吧。我有次与老师在兰大本部家属院散步，在南门遇到赵先生，他一见到老师就拱手高举，然后慢慢垂放，并向老师弯腰鞠躬，拖着长长的声音说“齐教授好！”赵先生不拘一格的幽默性格，于此可见。我侍立在侧，观听两位先生言谈，赵先生四六文句，出口成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留校工作后，住在家属院16号楼，正好位于赵先生的22号楼和老师的17号楼之间，南北相邻。因为住得近，平时一分部系上有两位先生的信件，通常是我代为取回并递送到他们家的。这套三驾马车曾经合作编写过《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一书，由赵先生主编，刘、齐、李三位先生及西北师范大学李宝通、兰大王希隆先生共同撰写。此书迟至1997年才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但实际上是在80年代写作的。刘、王两先生甚至先期写成《汉代西北屯田研究》、《清代西北屯田研究》两书，分别于1988、1990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而老师撰写的《隋唐西北屯田》也是个长篇，收入《河西史研究》一书，于1989年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图1

作者简介冯培红，1973年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魏晋隋唐史、西北史研究。著有《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发表论文122篇。作者：冯培红出版社：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定价：96元ISBN：978-7-5423-5582-9总

作者简介缪哲，1965年生，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秦汉艺术史研究。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集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后从事新闻工作。200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学学院（中国美术史方向），获博士学位。2007—2009年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2008年入职浙江大学，现供职艺术与考古学院、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引子张骞出使约一个世纪后，欧亚大陆之间，由东往西，便依次有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并立。在诸帝国统治的和平之下，人类迎来了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所谓“丝绸之路”，便是这古典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的主干道。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首都波斯波里斯任何一部关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叙事，都绕不开丝绸之路。因为丝绸之路所覆盖的区域，是人类文明发祥并获得最初发展的地区，如地中海沿岸、近东、伊朗高原、印度、中亚与远东中国。其未覆盖的地方，如美洲、澳洲、西北欧、不列颠诸岛、俄罗斯与中国之外的其他远东地区，在丝路贯通的近千年间，大多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故丝绸之路的历史，其实是一部人类早期不同文明相互阻断、交流、冲突与对话的历史。丝路之于古代，亦如航空线、航海线、铁路、公路与互联网之于现在，可谓人类早期文明交流与互动的主渠道。作为一历史地理名词，“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始创于德国学者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吴廷璆先生祖籍浙江绍兴，191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不满一岁时，父亲去世，九岁慈母病故后，为叔父收养。1929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由于参加学生运动，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逮捕，1932年9月到西安避难。11月东渡日本，1933年初到1936年6月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回国后曾任教于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1949年后一直任南开大学教授。吴先生是著名的日本史专家，也是中国日本史学会的筹备者和第一任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的第一位日本史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日本史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除了在日本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外，吴廷璆先生还与敦煌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吴先生他们那一代学者，与今天的学者有较大的区别，一方面，他们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是有比较宽广的基础和知识面，如我们熟知吴先生是日本史专家，但不知道他还开设了中西交通史课程，在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从吴先生自编的《吴廷璆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马德，1955年生，甘肃会宁人，历史学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导，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曾任日本国立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客员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主要从事敦煌文献、敦煌石窟、敦煌佛教文化、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等研究。出版专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敦煌古代工匠研究》、《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等10部，在国内外学术书刊发表论文150余篇，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敦煌是世界范围内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宝库，至今保存着我国中古时期的石窟850多座、壁画50000多平方米、彩塑3000多身以及70000多卷公元3至10世纪的写本文书和美术品、印刷品等。敦煌文化遗产因此被视作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而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敦煌古代劳动者，特别是历代敦煌工匠的创造和奉献。独具地域特色的一族古代敦煌工匠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社会生产及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为人们提供劳动工具和衣食住行需要服务的各行业工匠；第二类是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画匠、塑匠、打窟人、纸匠、笔匠等。古代敦煌工匠是建立在本地资源、本地需要基础上的一支庞大的手工业者队伍。作为农业区，以农业为基础的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不断改变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习惯，形成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社会生产、生活风俗；金银匠、金银行、玉匠、玉行等记载表明古代敦煌有丰富的金、玉资源；大量棉、毛、麻、丝等纺织品的记载及壁画中的纺织机具图像表明敦煌有比较庞大且技术全面、工艺先进的纺织业队伍；作为牧业基地，各类皮货加工业颇为兴盛；在地处大漠戈壁的战略要塞，战争中主要使用远距离杀伤武器，使敦煌有完整的弓箭制造业及其附属设备如箭袋、鞍具等军马装备，皮衣、鞋靴、铠甲等军人服饰的制造产业。敦煌石窟各时期的壁画中都有表现古代工匠劳作的场面，如钉马掌、凿石磨、制陶、酿酒、打铁、纺线、织布、制皮、做靴等，生动展现了敦煌古代手工业劳动的情景。此外，历史上的敦煌手工业及各类产品还展示出多民族、多宗教和多元文化特色，中国传统的造纸业、制笔业也比较成熟。作为佛教圣域，千年的石窟营造业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工种齐全、技术高超的石窟营造队伍。穷且益坚的劳动者敦煌古代的工匠们按技术分都料、博士、匠、生等级别。都料是工匠中技术级别最高者，也是本行业工程的规划、指挥者；博士是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可从事高难度技术劳动并可独立完成所承担工程的工匠（博士之名为一般匠工之俗称，系从方言“把式”演变而来，非一般学位或文职）；匠是能独立从事一般技术性劳动者，在工匠队伍中占多数；工匠的最低一级是作为学徒的“生”。工匠们一般隶属于官府、寺院或者大户人家，没有人身自由，身份也是世袭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部分都料级的工匠可以在官府担任“押衙”一职，也出现了自由民身份的工匠，还有了自己的行会组织。敦煌壁画中反映工匠们劳作的画面，无论哪个时代，参与施工的工匠们都是赤裸着上身，衣不蔽体，暴骨露筋，这侧面说明敦煌古代工匠们生活的贫困和窘迫。唐代张廷珪《谏表》有所描述：“通计工匠，率多贫窭，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簟食标饮，晨饮星饭，饥渴所致，疾病交集。”敦煌文献《王梵志诗》悲壮地吟道：“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尽管工匠们有行业类别和技术等级，但不论哪一类、哪个级别的工匠，都是一日两餐、一餐两块胡饼。敦煌文献中还记载了作为都料的塑匠赵僧子因为生活所迫，将自己唯一的儿子质典于他人的悲惨情景。民间艺术大师敦煌石窟的创建与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艺术设计史。敦煌石窟艺术体现的是佛教内容，佛教思想在艺术设计方面起主导作用，也对艺术活动有所制约。面对敦煌艺术，很多专家都会说，这些根本不像是出自民间工匠之手，而应该都是出自大师之手，因为这些作品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师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这里有制度的因素，即中国古代手工业，从工匠的培训、考核，到产品的规格、式样、标准，以及对不合格产品及其制造者的惩罚等方面，一直有详细而严格的管理制度。塑匠、画匠属古代手工业之一类，也必然受到手工业管理制度的制约，一般塑匠、画匠的水平，以及其作品的风格，都必须达到当时的要求。这就决定了一个时期的手工业者及其产品都具有当时的标准、水平和时代风格。大师的作品与一般工匠的作品没有太大差距，只是因平台不同而角色不同，譬如做塑像时是艺术家，做泥火炉时是泥匠。这些默默无闻的工匠中间不乏伟大的艺术家，留下的很多艺术品都是大师级的，但因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手工业者，他们往往没有机会扬名后世。敦煌文书《董保德等功德赞》（S.3929）描述董保德是一位了不起的大画家，可以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画师相提并论。实际上，它所赞颂的并不是董保德一个人，而是非常突出地标明“董保德等”，即以董为首的一个画家群体，这是对一个时代的民间画工团队成就的肯定，利用历史上对历代名画家的溢美之词，赞颂以董保德为首的出自社会最底层的一众画匠。敦煌不仅有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而且有灿烂的文化，书法艺术、音乐舞蹈、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等都十分发达。这一切都离不开敦煌古代的劳动者，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创造精神。他们在创造光辉灿烂的敦煌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把他们的聪明智慧、吃苦耐劳以及创造、奉献与包容精神留给了我们。敦煌石窟本身就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是敦煌艺术的历代创造者奉献精神的历史见证。工匠们依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但对佛教的信仰和对艺术的追求使他们陶醉于艺术想象，痴心于创作，全身心地投入佛窟营造之中，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敦煌石窟艺术事业。而以汉文化为根基的敦煌，用自己博大宽广的胸怀，容纳、吸收了外来的佛教文化，在敦煌石窟里装载了人类多种多样的文化，也体现了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文章来源

作者简介买小英，1977年生，宁夏固原人，历史学博士。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敦煌学、伦理学研究。在《敦煌学辑刊》《兰州大学学报》《甘肃社会科学》《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4部，主持、参与各级各类课题40余项。兼任甘肃省哲学学会理事、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中国现代哲学学会会员、中国社会学学会会员等。文章来源

车娟娟丨叶尼塞碑铭所见华夏称号“王”考关注请长按二维码微信号：西北学属地：金城府学编辑：鸿翾投稿邮箱：2441053148@qq.com

作者简介李旭东，1965年生，甘肃敦煌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特聘教授、敦煌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教授，担任敦煌学院本科班《中国古代史》《敦煌文学与写作》《敦煌历史文化》《敦煌学教程》等课程。主要从事高校历史学教学和敦煌学、丝绸之路、张大千与敦煌等相关课题研究，出版有敦煌学专著2部，合著7部，在国内外纸质媒体、期刊发表敦煌学研究论文90余篇，发表文学作品180余篇。作者：李旭东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9月ISBN：978-75126-6562-0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程对山，1966年生，笔名北野，甘肃武威人。作家，编剧，文史研究、文博策展、文创设计及宣传策划工作者。中国作协“志愿文学奖”、全国“铁观音”“普陀山”“大美武夷”文学奖获得者。个人独著《走进武威》《风在风里絮语》等。

作者简介潘洁，1981年生，宁夏石嘴山人，法学博士。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黑水城文献与西夏历史研究，先后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天盛律令＞农业门整理研究》、《黑水城出土赋役文书研究》等著作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各1项。获宁夏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作者：潘洁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9月ISBN：9787549023837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贾小军，1979年生，甘肃秦安人，历史学博士（后）。现为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研究员，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河西史地、美术考古、丝绸之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社会科学战线》《敦煌研究》《历史教学》《敦煌学辑刊》《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六部。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多项。曾先后被评为河西学院“祁连学术带头人”、甘肃省“飞天学者”，获甘肃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奖。研究成果曾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张掖市社科成果奖等奖项。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3月定价：118.00元ISBN：9787522713724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赵天英，1974年生，甘肃天祝人，历史学博士。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在《中国藏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文献》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参编专著6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

作者简介王晶波，1964年生，吉林洮安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敦煌学、文献学的研究与教学，出版《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敦煌写本相书研究》等著作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3），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2）等多项。《走进敦煌》成果名称：《走进敦煌》出版时间：2023年01月出版单位：甘肃教育出版社ISBN

作者简介张同胜，1973年生，山东昌乐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于文化关系研究。主持囯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级项目13项，参与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5项。完成学术著作7部，在《中国比较文学》、Interdisciplinary

作者简介韩小忙，1963年生，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考古专业本科毕业，自愿赴塞北宁夏工作，先后就职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宁夏大学，从事考古、西夏研究多年。2001年入陕西师范大学师从著名西夏文专家李范文先生攻读博士学位，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2004年10月至2006年12月在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目前已出版学术专著9部（含合著），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等科研课题10余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西夏文词典（世俗文献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成果名称：《西夏文词典（世俗文献部分）》出版时间：2020年11月出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SBN

作者简介杜建录，1962年生，宁夏同心县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先后在《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西夏经济史》《俄藏黑水城文书研究》等专著十余部，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等大型文献丛书多部。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出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西夏碑刻文献整理研究”等国家课题。西夏学（第二十五辑）主编：杜建录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作者简介杜建录，1962年生，宁夏同心县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先后在《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西夏经济史》《俄藏黑水城文书研究》等专著十余部，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等大型文献丛书多部。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出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西夏碑刻文献整理研究”等国家课题。西夏学（第二十四辑）主编：杜建录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作者简介杜建录，1962年生，宁夏同心县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先后在《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西夏经济史》《俄藏黑水城文书研究》等专著十余部，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等大型文献丛书多部。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出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西夏碑刻文献整理研究”等国家课题。西夏学（第二十三辑）主编：杜建录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作者简介张小贵，1978年生，山东威海人，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古代外来宗教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等研究。书名：《中古祆教东传及其华化研究》作者：张小贵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1月定价：58元ISBN：9787573204844壹内容简介本书广泛吸收国际伊朗学界有关研究成果，注重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元典的分析，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努力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全书共分为五章，重点对祆教传统进行了介绍，并以此为线索考释了祆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视野宏大。贰目录前言第一章

作者简介张多勇，1966年生，甘肃华池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方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方民族大学鄂尔多斯盆地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荒漠化防治等学科教学与研究，著有《西夏监军司遗址与边防体系》（中华书局2020年版）等专著5部，在《人类学学报》《历史地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创办区域文化研究刊物《豳风论丛》（以书代刊）。担任中国范仲淹研究会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研究基地”主任。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主持省科技支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等10多项。获省部级社科成果二等奖1次，三等奖1次，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次。在陕甘宁蒙毗邻地区，骑摩托车进行古城址考察，行走60多个县，行程6万多公里，发现众多古城遗址，搞清了古代丝绸之路的陇山以东的走向，并对道路进行命名。提出“鄂尔多斯盆地区域共同体”的概念，倡导黄河“几字弯”区域研究。书名：《西夏监军司遗址及军事布局》作者：张多勇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22年9月定价：98元ISBN：978-7-101-15820-5壹内容简介监军司是西夏重要的地方管理区划，具有军政合一、军事管制的特点，传世文献有十二、十六、十七、十八等不同的数量记载。学界对监军司驻地的研究颇有争议，作者对通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梳理，并结合古城遗址的野外调查，确定了西夏监军司的驻地，对监军司周边的堡寨进行考察，并对西夏监军司的边防体系进行相关的研究，从而对前人的研究进行验证、补漏和纠误。贰目录叁序言肆后记文章来源

Hymes）的审读报告对我有莫大帮助，衷心感谢他对本书每一章提出的详细评论和热情鼓励；第二位匿名审读者的建议帮助我更准确地阐述结语部分的论点。我还要感谢编辑罗伯特·格雷厄姆（Robert

著者简介：魏道明，1963年生，河南遂平人。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现为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隋唐史研究。内容提要魏道明先生《古代社会家庭财产关系略论》主要讨论中国古代社会家庭内部的财产关系。全书共三章，

作者简介：白玉冬，1969年生，辽宁阜新人，历史学博士。师从大阪大学森安孝夫、荒川正晴二位教授，主要从事中古时期内亚历史语言与出土文献、碑刻研究，擅长解读利用突厥鲁尼文与回鹘文文献。现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学研究所教授，日本学术振兴会外籍特别研究员（大阪大学）。先后在国内《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西域研究》等，日本《史学杂志》《东洋学报》《内陆亚细亚史研究》《内陆亚细亚言语研究》等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日本学术振兴会外籍特别研究员奖励金项目一项。专著《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八至十一世纪）》入选第六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成果文库。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外籍特别研究员奖励金、中国社会科学优秀博士后成果奖等荣誉。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12定价：128元ISBN：9787573202406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邵如林，1950年，甘肃通渭人。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系甘肃作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会员。曾在甘肃武威博物馆工作多年，后调入金川集团公司。主要从事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出版有《丝绸之路古遗址图集——河西走廊段》《中国河西走廊》《丝路起点看洛阳》等多部专著。武威雷台一号墓发现五十余年来，根据甘肃省博物馆于1972和1974年先后发表的两份《武威雷台汉墓》清理简报，一直称其为一位年俸“二千石”以上的“张姓将军夫妻合葬墓”，流传至今。其主要依据，来自当地社员事后的回忆和甘肃省博物馆工作人员魏怀珩、张学正在对破坏严重的墓室经过简单清理、还原后所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首先，雷台一号墓遭到了严重破坏。据武威博物馆原馆长党寿山先生所撰《铜奔马保护纪实》一文，雷台一号墓发现于1969年9月那个非常时期，遭受到当地社员如同盗墓一样粗暴而严重的破坏。他们在破开封闭1600多年的墓室后，对外封锁消息，连续多日，许多人野蛮、粗暴地任意进入墓中，在本无积土的砖室墓内，践踏着满布地面的数万枚古钱币，乱翻乱找。他们先是寻找金银，打散原来尚有完整形状的棺木，将棺中陪葬品扔出来，然后在墓室中乱挖乱掘，撬起地砖，踢飞陶器，抢夺铜器中原有的不明液体，剩下的倒掉。打乱了文物的排列组合，使大量文物损失惨重。一些珍贵无比，容易损毁的漆器、木器和纺织品等，在他们的粗暴翻找下，更是消失不见踪影。满布墓室地面的三万多枚古钱币，有七千多枚被踩踏得破烂不堪，许多还被倾倒至水沟里。在找不到“值钱”东西的情况下，他们在没有任何包装的情况下，把原来排列有序的铜车马俑和大批金、银、铜、铁、玉、石器等，乱七八糟地装进麻袋，扔在架子车中，拉到生产队库房，相互叠压，倒进一个空油柜里面！雷台一号墓中珍贵的出土文物所遭受的破坏性灾难，可想而知！其次，雷台一号墓的清理工作过于仓促。据党寿山《铜奔马保护纪实》一文，雷台一号墓被发现时间是1969年9月22日上午，由于新鲜大队十三生产队负责人的有意隐瞒，当时的武威县文化馆文物干部党寿山直到10月19日方得知消息。经多次与生产队负责人据理力争，直到10月23日，全部出土文物才拉到文庙，移交至县文化馆。此时距雷台一号墓被发现，处于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已有月余！11月3日，甘肃省政治部文艺办派省博物馆魏怀珩先生来到武威调取25件文物赴省。12月12日，省政治部宣传组再派魏怀珩、张学正二位先生前来武威，代表省博物馆调运雷台一号墓全部出土文物。调运之前，党寿山配合省馆二位先生，对雷台一号墓墓室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在中室盗洞下堆土中，清出了一些小件金银器和骨器，在墓门口清出铜镇墓兽，墓道两侧清出壁画。”这是雷台一号墓发现后唯一一次由文博人员进行的正式清理，属于调运雷台出土文物时的顺便清理。之后再没有组织过任何针对雷台一号墓的清理、研究工作。尽管当年时间过于仓促，不具备一项重大考古发掘工作所必要的条件，但几位文博工作人员还是克服困难，充分发挥自己专长，认真地对破坏严重的雷台一号墓进行了仔细清理，再三询问社员，尽可能对那些已遭破坏、消失了踪迹的文物排放原始位置进行了参考性复原，并在数年后写出了清理报告，先后在国家级杂志《文物》和《考古学报》上发表，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雷台一号墓研究的原始材料！此后直到1984年3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方由武威市博物馆对雷台一号墓墓室进行了加固，并清理、加固了一号墓墓道。清理墓道时，在距离一号墓墓门三米左右处，由民工清理出埋藏在墓道填土中一具长约50余厘米、保存较好的马头骨骼。大约是当年祭祀墓主人所留。笔者当时在场并拍下照片。雷台一号墓墓门1972年和1974年，以甘博文和甘肃省博物馆名义，在国家级的《文物》和《考古学报》第二期，分别发表了《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和《武威雷台汉墓》清理报告。报告根据墓制和出土文物，推测雷台一号墓“似应为比二千石的某某将军夫妻合葬墓”。这应该是魏怀珩、张学正二位先生于1969年12月来武威调运雷台一号墓文物时清理雷台墓的成果。其三，雷台一号墓虽经盗扰，但出土随葬品仍多达231件，有铜车马、铜俑、镇墓兽、铜樽、铜壶、铜盘、铜甑、铜连枝灯、铜耳杯、铜弩机、铜熏炉、铁镜、铃形金器、琥珀珠、银印章、玉带钩、漆樽、陶瓮、陶仓、釉陶钟、石灯、石砚、骨器、木器等231件。其中铜器达171件，占墓葬出土器物的75%，是中国魏晋以来青铜器工艺的一次重要发现。尤其是99件铜车马的出土，为研究中国古代魏晋以后车马舆服制度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另外，墓中出土的琥珀珠、错金铁镜、鎏金镶嵌红绿宝石的酒樽等，均是墓主人奢华生活的再现，也是当时凉州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及铸铜业高度发达的具体体现。认真检视这些出土文物，我们所见，只是一位古代男性高官的陪葬品，唯独不见女性用品！所谓“后室中间有髹黑漆的木棺痕迹，东西并列，似为二具，其下有横排的垫木若干”，这只是在询问最早进入墓室的社员时所言，考古人员并没有亲眼所见。所以才在清理报告中写出“似为二具”，存在疑问。至于人骨，“两具”棺木中所应有的多件人骨，却“仅发现腿骨一支”！而据进入后室的社员说，墓中出土龟形石垫（棺托）四个，“出土时系两两相背，分别支垫于两棺首尾”！两具棺木，四个棺托，这就有点不好理解了！如果按社员所见，“四个棺托，两两相背”，这只能是一具棺木的棺杔！究竟雷台一号墓后室中是一具棺木还是两具棺木，已经成为千古之迷！武威雷台一号墓出土垫棺用的石龟（共4件）其四，纵观雷台一号墓中出土文物，除了男性所使用的印章、弩机、耳杯、石砚、铜壶、铜盘以及数量众多的铜车马外，并不见女性墓葬中常见的耳环、发簪、项链、戒指等物。尤其是项链，可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女性墓葬中的常见物品。凡女性墓葬，均可出土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项链、戒指。而在雷台一号墓中，却不见项链、戒指等女性用品。后室出土的骨梳形笄（jī）、8枚琥珀珠和两只铃形金鐻（jù），也算不上是女性用品。骨梳形笄，系古人束发所用，男女皆可。琥珀珠只有8枚，且圆雕成卧虎形，更象是男性所戴的手琏之类。而两只中空的铃形金鐻，据载应该是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用品，显系男性所用！再看后凉时期盗贼从前凉张骏大陵（雷台一号墓）盗走的那些奇珍异宝，主要有白玉樽、受三升、紫玉笛、赤玉箫、珍珠帘箔、云母屏风、珊瑚鞭、琉璃榼、玛瑙钟、黄金勒等，应为墓主人生前珍爱的酒器、乐器、马具和宫廷用具等，均系男性用品。再说，一号墓后室甬道高1.06、长1.15、宽1.13米。墓室长方形，室内东西长3.4、南北宽2.78、顶高2.84米。如此狭小的空间，怎么能够容纳两具棺木呢？这些情况完全表明，雷台一号墓绝不是有两具棺木的“夫妻合葬墓”，而应该是仅有一具棺木的张姓将军单人墓葬！据推测，由于造墓在先，墓门狭小，装殓墓主人的棺木无法运入，很可能是先将棺板运入墓室后组装成棺，尔后再将墓主人运入殡殓入棺。雷台一号墓狭小的墓室墓门其五，据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卷八十二·后凉录二》，《晋书·卷一百二十二·载记第二十二》，以及《册府元龟·吕纂》等载，当年盗贼胡安據等盜發张骏墓时，见骏貌如生，还像活着似的，盗贼见状，惊骇不已。此时距张骏去世已有五十余年。根据史书所记，盗贼在墓中只见到相貌如生的张骏一人，并未提及还有夫人。另据史书所载，前凉国主张骏于346年五月病逝时，他的四位妻妾均在世。相传，西域古国楼兰当年盛产美女，有惊世之美，在丝绸之路上久负盛名。当时各国王公贵族纷纷以重金娶楼兰女为荣。建兴二十三年(335)，张骏命沙州刺史杨宣率军“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并遣将谢艾等征服了于阗、焉耆，结束了晋初以来西域阻绝的局面，前凉设西域长史统辖之。于是焉耆、鄯善、于阗等西域诸国皆向前凉遣使纳贡。十一月，张骏始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建都姑臧。当时的前凉政权“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至葱岭，北暨居延”，“士马强盛”，占有今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大部分土地，疆域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分武威、张掖、酒泉、湟河等十一郡为凉州；兴晋、金城、武始、汉中等八郡为河州；敦煌、晋昌、高昌以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郡三营为沙州。前凉成了当时北方地区除后赵石勒之外最大的一个政权，是当时十六国中唯一一个汉族政权，也是凉州政权建立以来版图最大的时期，成为前凉政权发展的鼎盛时期。西域诸国俱遣使“诣姑臧奉贡”，各国使者、商人云集姑臧，进献汗血宝马、孔雀、挚牛、大象等各种珍奇异兽及黄金珠宝。鄯善王元孟为讨好前凉，也向张骏献上了金发碧眼、美丽的楼兰美女，深得张骏欢欣，不仅给她“美人”封号，以各种金银珠宝供美人赏玩，还特地营造了一座名叫“宾遐观”的宫殿，供美人居住。

作者简介黎树科，1975年生，甘肃武威人。现为武威市五凉文化博物馆馆长、文博馆员，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文物考古、博物馆学及河西史地、西夏学研究。曾参与甘肃省馆藏珍贵文物调查及数据采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长城资源调查等重大文物资源调查工作。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与文物研究》子课题《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工作，合著出版了《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先后发表研究文章十余篇。西晋末年，先后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中原内乱外祸迭至，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乘机崛起，起兵反晋，西晋灭亡。此后，中国北方各民族上层分子和汉族人士乘机纷纷立国，陆续出现了十六个区域性政权，史称十六国。这一时期，在河西走廊及青海、内蒙古等部分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以“凉”为国号的政权，即：汉族张氏建立的前凉（301年-376年，公元纪年，下同），氐族吕氏建立的后凉（386年-401年），鲜卑族秃发氏建立的南凉（397年-414年），汉族李氏建立的西凉（400年-421年），匈奴族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397年-439年），史称“五凉”。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十六国文物潘岳书札残页一、前凉：文治武功永宁元年（301年），“才堪御远”的西晋散骑常侍、安定乌氏（今平凉泾川）人张轨以“晋室多难，阴图保据河西，追窦融故事”，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拉开了五凉政权经营河西的序幕。张轨到凉州后，果断出兵平息鲜卑反叛，“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随后，他着意恢复河西社会秩序，“拔贤才”，依靠河西著姓，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尊崇儒学，振兴文教。河西也因此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唯一安定的地区。“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尔”，“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张轨“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今武威）西北置武兴郡”“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进行妥善安置。“避难者”不仅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推进了河西地区开发，而且江琼、程骏、杜骥等中原学者及家族子弟均得以倾身接纳，量才擢用，为中原文化的传承、河西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因此，也有了“永嘉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的赞誉。314年，张轨卒，世子张寔继位。320年，张寔被部下阎沙所杀，弟张茂继位。324年，张茂死，张骏继任。“为贻厥之资,

作者简介冯培红，1973年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魏晋隋唐史、西北史研究。著有《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发表论文122篇。施萍婷老师是我读博士时的第二导师，那是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兰州大学和敦煌研究院首次联合招收博士生，施老师是作为敦煌研究院方的导师。就这样，我有幸成为老师门下的学生。时间一晃很快，22年在弹指之间过去了。今年老师90岁，要写点文字以为纪念和庆祝。打开记忆的闸门，回首多年的师生情谊，以及步入师门之前或清晰或模糊的交往，充盈了幸福和感动。就像一个孩子回忆母亲一样，那一幕幕的往日图景，又将我带回到过去那值得忆念的时光。1999年秋，我考取兰大敦煌学的博士生，成为施萍婷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从此，跟随老师开始了系统的学习研究工作，也有了更多机会询问老师的早年经历。施老师对我讲过她的过去，我才知道她原来的名字叫“银杏”。是她父亲从小说《说唐三传》中的金桃、银杏公主给取的。后来老师报名参军，有位男同学帮她改名为“娉婷”。上大学后老师觉得“娉”字不合她的性格，又自己改为“萍婷”。以后在《敦煌研究》《东洋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时还写作“萍亭”。我还是觉得最初的银杏可亲，称她为银杏公主。▲1953年2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给施老师颁发立功证，原名施银杏。老师虽然是军人出身，且在学术上极其严格，但在生活中却是非常的可爱。她对待学生不仅像一位慈爱的母亲，悉心呵护学生的成长，而且有时与学生同乐，与朋友同乐，又表现出率真的可爱。2021年5月底，敦煌研究院的同事来杭州，在断桥边相会，晚饭后从“酒旗风”饭店出来，话别之时，我拍了一张老师与同事们的照片，留下那一刻美好的纪念。照片中，老师拄着拐杖，微缩着脖颈，笑眯了眼睛，愉快之情溢于言表。这次编辑纪念册，老师的侄媳施跃娟给我发来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前年国庆节后去拜访老师的聊谈照。看神情，老师笑得那么开心，同样也是笑眯了眼睛。这样同款的笑眯表情，或许老师在其他场合也时常有。▲2021年5月30日与敦煌研究院同事在杭州西湖断桥边。在老师的生活中，真的是充满了快乐，所以才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这种真正的可爱来。老师年纪大了以后，记性不太好，同一件事经常要问好几遍，甚至直到现在还问我在哪里工作，但她对我的名字却记得牢牢的。其实，我还挺羡慕老师的忘性，因为她心中无事，向来磊落，根本记不住任何不快乐的事。这未尝不是益寿延年的妙方呢。从2008年起，我也开始招博士生了。没有想到的是，三年后竟然有幸与老师一起合招博士生，这也是老师招的最后一名博士生，名叫王百岁。从1999年到2011年，老师共招了14名博士生。我是到老师门下读书的第一个博士生，而老师的最后一个博士生又是与我合招的，12年一轮回，事情竟是如此的机缘巧合。施老师是百岁的第一导师，平时对他要求非常严，按照老师的话说是“骂得也最多”。其实，老师在兰大招了多少学生，恐怕她自己并不十分清楚。老师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招生在兰大，具体名额是兰大定的，只有开学初学生去登门拜见，她才知道谁是自己的学生。课表上排的课，老师恐怕也不清楚，所以也从来没有上过课，只是带学生去敦煌看洞窟，把课堂搬到了洞窟里。▲2012年3月至4月，施老师带领学生考察莫高窟。左起：王百岁、施老师、石建刚、吕德廷。在我们之后，老师又带了其他博士生去洞窟教学，其中很多人并不在她名下，但她照单全收，无私教诲。老师招的博士生大多是在职的，自学能力比较强；也有个别应届生，主动去找老师的，老师都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悉心教导，倾囊相授。但如果不主动去找老师，老师根本不知道名下还有这位学生。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对维章和百岁的指导，其实不只是老师，对于维章来说，贺老师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导师。记得贺老师病逝时，维章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访学，闻讯之后急忙从北京赶来兰州。贺老师的《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书稿写成后，我让刚读硕士的张善庆通读一遍，这既是自己学习敦煌石窟的好门径，又可以为贺老师的大稿校对一遍。善庆专注于石窟探究，阅读书稿十分认真，不仅向贺老师的研究学习很多，而且他的校读也为贺老师的书稿贡献了一点力量，这让我甚感欣慰。王百岁为人实诚，性格敦厚，年龄比我大6岁，虽然在校学习由我督促，但平时他经常去施老师家汇报学习情况，老师对他关心多，也批评得多。老师常把百岁的学习情况告诉我，而百岁也会把老师对他的论文指导意见转告我。从中我深深地知道，老师对百岁的学习用了很大心力，以至于批评也是最多。然而，百岁答辩之前，施老师因为是第一导师，博士论文评语由她来写，写完后交给我，让我带到兰大。捧读老师的评语，我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老师那军人风格的钢笔字，写得刚硬挺拔，但内容却柔软感人。她平时对百岁骂得多，但评语中却字字充满了爱，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在老师严厉的批评背后，深藏着对学生如此深沉的关爱。▲2012年5月施老师带学生和同事考察武山县木梯寺。左起：王惠民老师、邰惠莉老师、施老师、王百岁、刘永增老师。为了百岁博士论文的写作，老师不顾81岁高龄，于2012年3月29日至4月8日带百岁及我的另两位研究生吕德廷、石建刚考察莫高窟，尤其是在5月9日至17日，又亲自带百岁去陇南考察石窟。当时，百岁是博一下半期，博士论文定的是陇南石窟研究。我翻出当年他们考察归来后百岁在研读班上所作的报告，其中写道：这次考察的动因是，第一，我的两位导师（施老师和冯老师）从去年我们入学不久就非常关心我毕业论文的选题，后经过两位导师提出意见，大家协商一致，决定让我以陇南石窟及相关内容作为选题。……后来施老师明确提出，只有带我到陇南去进行实地考察，才能便于她指导、便于我撰写。文中说施老师指导他野外考察，提示注意窟龛的数目和窟形，多看明清时期的石窟。问他是否关注前人的考察情况，并让他向同行的陈菊霞拷贝电子版材料。13日近午到达徽县江洛镇，入住长河饭店，午餐后其他人都在休息，老师把百岁叫到她房间，询问他这几天考察石窟的收获，以及平时阅读佛教史著作等情况，提示武都柏林寺的研究价值，叮嘱他背诵《西狭颂》，以及讨论博士论文的写作。百岁还写道：“她要求我学好计算机、用好计算机，学会拓碑，学会绘图。她让我专心搞学问、研究课题，不要关心她。她让我回去以后写一份考察报告给她”。▲2012年8月在兰州施老师家整理赠书后，老师请大家晚餐。前排左起：冯培红、邰惠莉老师、冯尔康、施老师、王惠民老师。后排左起：石建刚、王百岁、屈直敏、朱艳桐、杨洁、梁栋。在这次为期9天的考察中，老师第三天在成县大云寺石窟门前摔了一跤，受了伤，但依然坚持考察完了全部石窟。这次陇南之行的考察最初是我提议的，我原来打算带百岁及同级博士生樊翔（研究仇池国）、即将毕业留校的博士生杨洁（武都人）一起去陇南考察，但后来老师要亲自带百岁去考察，敦煌研究院还专门派了车，所以就由老师带百岁前去。百岁的费用也由老师负担，他说考察完后回来，“刚进兰大校园，陈师姐打来电话说，我的费用由施老师负担”。今天撰写此文，重读百岁当年的考察报告，真是百感交集，内心对老师的教育之心充满无限的感动。2011年贺老师因病去世，施老师便南下回老家浙江，住在杭州侄子家，在钱塘江东岸，冠山之南。没想到五年后，我也回到了故乡浙江，竟与老师同住一城，隔江相望。也正因此，我得以随时有机会过江探望老师。老师的晚年是幸福的，侄子一家对她照顾得十分周到，侄媳辞职在家，陪伴侍候老人。老师的居室是家中唯一朝阳的卧室，也是最大的一间，望16层窗外，阳光与美景同收。光凭这一点，我就在心底里替老师感到幸福，也感动于劲榕、跃娟伉俪的无比孝心。我读研究生时有三位导师，其中两位是浙江人，都在退休或离休后叶落归根，回到了故乡浙江。硕士导师齐老师住在绍兴，博士导师施老师住在杭州，所以我调到浙大以后，可以方便地过江看望两位老师。有时先去绍兴，看望齐老师后返杭再去施老师那，或者反之。▲2019年10月10日冯培红到杭州滨江区看望施老师，手举纪念章题“施萍婷为石窟工作逾三十年谨志纪念/敦煌研究院”，施老师胸佩建国70周年纪念章。每次去看望施老师，我都会在10点半左右到，话谈半个多小时，然后一起到外面午餐。老师的胃口不错，所以身体也健朗。不过，老师侄子家在钱塘江东，比较偏远，附近没什么饭店，每次都是到城里吃饭，幸好有跃娟开车，而老师也喜欢外出开心。吃完饭后，她们总是热情地要把我送回紫金港，万般推辞不得，但看到老师能有心情出来，体力可支，所以也就只好同意。就这样，老师从城东南到城西北，往返于钱塘江两岸，万幸她一直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到了紫金港，因为出来时间长，怕她太累，不敢再叫她上楼。我好几次说要请她来紫金港，在家里小住几天，但却一直没有兑现，后来发生疫情，更是无从谈起。▲2021年5月30日敦煌研究院同事来杭州看望施老师，摄于西湖断桥边。左起：夏生平老师、王进玉老师、冯培红、施老师、党燕妮、王慧慧。以前在兰州时，老师将她与贺老师的藏书捐赠给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需要人手帮助登记造册。忘了是邰惠莉还是王惠民老师联系我，我让研究生们去她家帮忙登记书目，其中石建刚、朱艳桐出力最多，也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师来到杭州以后，仍对他俩念念不忘。贺老师走后的几个清明节，老师都去敦煌扫墓祭奠，艳桐还曾陪老师在莫高窟住过一个月。2018年艳桐从兰大博士毕业，到浙大做博士后，去年出站后到浙江理工大学工作，也成为新杭州人。每次我去看望老师，她也总是要跟我一起去，说想要看施老师。去年，同门王晶波也调到杭州师范大学工作，我们去看望老师的队伍也就变得更大了。2021年6月，我们在中国丝绸博物馆附近召开敦煌吐鲁番会议，北京大学荣新江老师与同门陈菊霞、陆离及敦煌研究院赵晓星也来参加，午间我联系跃娟，问施老师能否来一起晚餐？没想到她们也在城里，敦煌研究院赵声良院长和夏生平老师正和施老师一起午餐。因为中午已经外出，怕她太累，所以建议晚上勿再出来。老师在杭州，常有亲朋故友前来探望，时相欢聚，颇不寂寞呢。有时候外地师友来杭州，我也有陪同前去看望老师的机会，或者是老师进城来一起吃饭聚谈。一个月前，刘进宝老师举办敦煌学术史会议，敦煌研究院王进玉、党燕妮、夏生平、王慧慧老师来杭参会，会后在断桥边的“酒旗风”饭店与老师共进晚餐，席间的欢乐，亲人般的感情，以及老师的风趣幽默，都在其中。▲2021年8月20日浙江敦煌学界为施萍婷老师庆祝90岁生日。记得，有次在兰州，我们几个学生带老师去唱卡拉OK，原以为像她这个年龄的人，不太会唱歌，可是没想到真正的歌后竟然是她！不用说军营歌曲，老师的民族歌曲也是唱得极好，日语歌曲竟然是全部歌词都记得，有些不带假名提示的日语汉字也都流利地唱出，更令我们刮目相看的是，老师的一首蔡琴《明月千里寄相思》，简直惊呆了在场的我们，至今仍然忘不了老师的美丽动听的歌声。衷心地祝愿这位步入90后的“银杏公主”：身体健康、精神爽朗！像那个少女时代的银杏公主一样，永葆青春！施萍婷，1932年出生于浙江永康县，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1956年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59年到兰州艺术学院工作。1961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考古室主任。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遗书研究室主任，1984年担任敦煌遗书研究所所长，至1995年离休。1999年，被兰州大学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了14名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

作者简介：汪受宽，1943年生，江苏省东台县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西北地方史、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谥法研究》《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史学史论文自选集》《骊靬梦断——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辨识》等著作十几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和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首席专家。狮子舞是我国民间乃至海外华人圈吉庆时的传统娱乐舞蹈活动。经过长期流传，狮子舞形成南狮和北狮两派。狮子舞是我国民间乃至海外华人圈吉庆时的传统娱乐舞蹈活动。经过长期流传，狮子舞形成南狮和北狮两派。南派刚柔相济，以轻灵敏捷见长，表现了狮子喜、怒、哀、乐、动、静、惊、疑等各种神态。北狮威武神勇，辅以踩球、过跷跷板、攀高登台等招式，展示了狮子百兽之王的雄风。藏族地区则盛行白色的雪狮舞。狮子本非中土所产，何以狮子舞却在中土如此风行，想来这是读者都想了解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狮子为巨型猫科动物，原产非洲和亚洲西部。在先秦典籍《穆天子传》中，就提到狮子，称其为“狻猊”，言其每天能“走五百里”。郭璞注释称，狻猊，就是狮子，是一种能吃虎豹的猛兽。西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就有狮子运来中国，与其他珍禽异兽一起被畜养在长安城外皇家苑囿。三国时的孟康对狮子的外形有过传神生动的描述。唐初虞世南奉唐太宗之命所作的《狮子赋》,称狮子是“异域之神兽”，能“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随兕于龈腭，屈巴蛇于指掌。践籍则林麓摧残，哮呼则江河振荡。”真是威武凶猛！东汉章和元年（87年），西域月氏国向中原王朝进献狮子，是史书中关于此事的最早记载。东汉以后直至清代，经常有西域、南海及非洲诸国向中国王朝进献狮子。除了普通的黄狮子外还有其他毛色的狮子。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咀喃番邦遣使进献黑狮子。献狮子是王朝大事。公元五二八年夏，万俟丑奴称帝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正好截留到西域嚈哒国所贡狮子，遂称自己新建王朝的年号为神兽。饲养和守护狮子的花费极大。明朝人记载道，当时朝廷狮苑里豢养着各国进贡的狮子，每头狮子每天要吃两只活羊，还要以醋、苦酒、蜂蜜和奶酪给它调味。驯养狮子的西域胡人，以白布缠头，身上佩着金饰，穿着绿色的官袍，领着三品官的俸禄，光禄寺每天还给他供给好酒好菜，另外每头狮子还要派五十名军校看护。难怪当时一些官员见此情形，自叹俸薄不如畜牲。将野狮子经过长期驯养，以使其随着指挥或音乐节奏跳跃舞蹈，西域诸国早已有之。《新唐书·回鹘传下》载，在今西亚叶尼塞河一带的突厥系黠戛斯国的乐戏就有逗耍真狮子。唐开元间，米国曾向唐王朝进“献璧、舞筵狮子、胡旋女”。此舞筵狮子就是真狮子，而不是以人装扮的狮子。这种逗耍真狮子的娱乐活动，被胡人带来中国。南朝梁周舍《上云乐》言：“西方老胡，厥名文康。……凤凰是老胡家鸡，狮子是老胡家狗。……歌管愔愔，铿鼓锵锵。响振钧天，声若鹓皇。前却中规矩，进退得宫商。举技无不佳，胡舞最所长。老胡寄箧中，复有奇乐章。赍持数万里，愿以奉圣皇。”说的就是胡人文康到梁朝逗耍真狮子的事。唐代吴文残碑有狮子蔓草纹舞人的图像，当应是这种逗耍真狮子进行舞蹈的艺术再现。由艺人假扮成狮子进行表演的活动，即今天所说的狮子舞或者耍狮子的形式，中国至迟在三国时已有。曹魏学者孟康在注释《汉书·礼乐志》中的“象人”一词时说：所谓象人，就是当今百戏中扮作鱼、虾、狮子舞蹈的艺人。但是由于文献不足，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狮子舞表演的详情。北魏都城洛阳，每到四月初四就要举行抬佛像游行的活动，人们将以金玉制成的佛像从长秋寺中抬出，前边是由人装扮的辟邪和狮子边走边舞，作为引导。另外还有吞刀吐火、彩幢登索的各种杂伎表演。沿途观众拥挤，争相观看，经常发生挤踏死人的事情。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的一次战争中，指挥官曾让士兵披着毛皮扮作狮子在战场上跳跃舞蹈，以吓退敌军。该年，宋派军队讨伐一再犯边的林邑（今越南境），在决战时，林邑王范阳迈倾全国兵力，且以武装的大象队出战，宋士卒无法阻挡。振武将军宗悫大概受了狮子舞的启发，提出：“我听说，狮子威服百兽。”“于是制其形，用来与大象相对阵，大象队见到狮子队果然大惊而逃，敌众溃不成军，终于攻克了林邑城。”（《宋书·宗悫传》）这里所说的“制其形”，就是以人装扮为狮子的形状上阵。中国古代，战争与舞蹈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从《尚书·牧誓》的记载就可知一二。南朝宋的将士们穿上带毛的服装，头上顶着与狮子一样的面具，在战场上随着指挥官的鼓点旗帜同时动作，竟然将林邑国王的大象队吓跑了。这岂不可以视作一次关于狮子舞的生动描述？在金蒙战争中，军吏石抹虎也提出，将一百匹战马套上狮子面具，制青麻布为足、尾，系大铃于颈，以壮士乘之冲入敌阵，惊吓敌骑，从而战胜敌军。然将领未用其策。在佛经和史书中多有狮子威镇百兽的记载。《涅盘经》记载：阿阇王让醉象用脚去踏释迦佛，释边佛以慈善根力，张开五指，立刻就有五只狮子出现，那些醉象见状都惶惧而退。《洛阳伽蓝记》载，北魏孝庄帝时，波斯国献来一只狮子。庄帝说：“朕听说老虎见了狮子就会跪伏，你们给我试验一下。”于是下诏让近山郡县捕了老虎送来洛阳。巩县、山阳县很快送来二虎一豹，平日威风无比的虎豹见了狮子，“全都闭了眼睛不敢抬头仰视”。当时皇家园林中养有一头盲熊。孝庄帝让虞人牵了来，盲熊闻到狮子的气味，竟“惊怖跳踉，曵锁而走”。狮子真不愧为百兽之王！从《隋书·音乐志上》的记载看，朝廷正月元旦皇帝朝见群臣活动（元会）的娱乐中有舞龙、舞鹿和舞狮子，至迟到南朝陈时已成定制。唐朝狮子舞作为皇家乐舞进入最兴盛的时期。《新唐书·礼乐志十一》记载道：“燕乐。高祖即位后，沿用隋朝的制度设九部乐，其中的《龟兹伎》，乐队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觱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齐鼓、檐鼓、贝等各种乐器，每样一只；有二对铜钹。由四个人配舞。设五方狮子，每头狮子高达一丈多，毛皮装饰成五方的颜色。每头狮子由十二个人扮演。逗狮者穿着带画纹的衣服，手执红拂，额部围以红袜，称为狮子郎。”《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道：“高祖登极之后，享宴沿用隋朝旧制，为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现今的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太平乐》，也叫做五方狮子舞。狮子是凶猛的野兽，出于西南夷天竺、狮子等国。联缀各种皮毛作为衣套，人居其中，扮演狮子俯仰驯狎的动作。有两个人一手持绳牵狮，另一手秉拂尘，表演驯弄狮子的样子。五只狮子各自立在自己一方的位置。有一百四十个人唱着《太平乐》的歌曲，舞动着脚。持绳人的服饰都是昆仑人的样子。”由以上记载可以知道，唐代宫廷狮子舞，本为九部乐之龟兹伎，后来成为宴乐八部中的太平乐，又称为五方狮子舞。龟兹乐，以八种鼓、两对铜钹和其他乐器演奏乐曲，一百二十人组成的歌咏队和着音乐高唱《太平乐》，而且蹋着足打节拍。将皮毛联缀成狮子的形状，每十二人为一组钻在狮子毛壳内装扮成一只高达一丈余的大狮子，总共有五只狮子，其毛皮分别染成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逗耍狮子者头部系以红色的带子（称红袜额），装扮成昆仑人的样子，被称为狮子郎。由四位或两位舞师一手持绳牵着狮子，一手持用牦牛尾巴染成红色做的拂尘，用来击打逗耍狮子，狮子随着音乐鼓点和狮子郎的指挥摇头摆尾、扭身俯仰，以足跳跃舞蹈。其宏伟壮观的场面与博大的气势真是不同一般。唐代宫中狮子舞与现代民间狮子舞不完全相同之处，只是唐代逗狮者是持绳秉拂，现代多为手持绣球。昆仑人是古代对黑人的称谓。所谓狮子郎，就是狮子国之黑人驯狮者。唐时狮子国指今斯里兰卡。晋释法显西行取经，由印度回程就到过狮子国。后来，狮子国由海道与唐朝交往甚多。唐李肇《国史补》卷下记载，“南海的大舶，是外国的船，每年来到安南和广州。狮子国的海舶最大，用木梯上下有好几丈高，船里装载的都是珍奇宝货。每当南海舶来到港口就由本道向朝廷奏报，广州全郡城都为之喧阗。”《新唐书·西域下·师子国传》称，由于该国人善于驯养狮子，所以称其为狮子国。狮子国的原住居民为矮黑人，就是古籍所称之昆仑人。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言：细兰国（狮子国在宋时的称谓）“该国的国王全身乌黑，毛发卷曲，头顶暴露，不穿衣服，身上用五色布缰裹，脚上穿着金线红皮履。”看来，唐朝前后各国向中原王朝进献狮子，多以黑人作为驯养者，所以唐代《太平乐》之逗狮子舞者，服饰仿作昆仑人的形象。西安碑林博物馆举办之《历代石刻展览》，展有陕西礼县吴村出土的一对巨型行走状石狮，其雄狮右侧有一躯头部被砍、着单翻领窄袖衣的牵狮昆仑人形象，是上说的最好左证。中国古代朝廷以上国自居，每当太平盛世，总有万方来朝，而狮子则是万方来朝时贡献的异兽之一。五色狮子代表了东西南北中各地。狮子又凶猛无比，能战胜各种野兽，可以保人平安吉祥。五色狮子舞蹈，于是就成了《太平乐》。后来，每当天下太平、年丰人和之时，就舞狮子予以庆祝，不仅活跃了喜庆的气氛，更是继承唐代《太平乐》寓含庆贺太平之意。唐代宫廷之狮子舞只在很隆重的会盟、朝会、聘使、享宴时才能演出。唐景龙三年（709年）在大庆殿举行欢迎吐蕃使者宴会时，就曾表演过“五方狮子、太平破阵乐”（《玉海》卷一百零五）。平时，即使是皇帝也不可随便要求表演狮子舞。唐穆宗初年（821年），太常卿赵宗儒就是因为不敢阻止青年皇帝随意召来教坊演出狮子舞，而被宰相撤职改任太子少师。五色狮子舞中尤以黄狮子不可轻易舞蹈。《唐语林》卷五载：诗人王维曾担任大乐丞之职，被人嗾使私自下令舞黄狮子，因而被赶出宫廷。书中说“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后辈慎之。”唐时民间狮子舞颇为流行。1960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狮子泥俑，狮身的外壳上披着长毛，背部有带条的披饰，壳下前后有两个人的脚，显然这是艺人扮演狮子的造型。狮子舞表演的情景，在唐诗中多有咏叹。李白亲自见过皇家狮子舞的表现，在《上云乐》诗中称赞：“五色狮子，九苞凤凰。”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西凉伎》言：“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这是安史之乱前西北地区高官宴会时作为百戏之一的舞狮子的情景。白居易《西凉伎》写道：“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狮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娱宾犒士宴监军，狮子胡儿长在目。”这是一首关于贞元年间（785-805年）边将以狮子舞宴请监军的场景描绘。其中明确说道，假扮的狮子的头部是木头刻成的，尾巴是用丝线做的，狮子的眼晴上边镀有金色，而牙齿上则贴以银箔。扮狮者舞动身上披着的毛制外衣跳出，双耳摆动，犹如自万里之外远徙流沙而来。而戴着假面具紫髯深目的两名逗狮者，也是随着鼓点跳到前台向观众致意。逗狮人与狮子还有情节表演，大意是凉州已被吐蕃所占，他们再也回不了西方故国了，故而逗狮人垂泪，狮子悲吼西望，而观者却无动于衷。作者藉此诗表现了对安史乱后国土沦陷忧国忧民之意。宋、金、元、明时，朝廷和民间都有狮子舞。宋朝教坊“百戏有蹴球、踏蹻、藏擫、杂旋、狮子、弄枪、铃瓶、茶碗、毡龊、碎剑、踏索、上竿、筋斗、擎戴、拗腰、透剑门、打弹丸之类。”（《宋史·乐志十七》）文中的狮子就是指狮子舞。山西金朝墓葬中出土的砖雕，有许多舞蹈形象，其中就包括儿童戏狮舞。《元史·贺胜传》记载，至元二十四年，元世祖打猎归来，伶人身上蒙着彩色的毛皮表演狮子舞在路边迎驾，为皇帝驾车的大象见到舞蹈的假狮子受到惊吓，突然发狂地奔跑，幸亏随驾的贺胜奋不顾身地挡到大象前边，其他人迅速割断了大象牵拉的绳子，元世祖的乘舆这才脱离了危险。明朝宫廷将狮子舞称为《狮子回回舞》。弘治三年（1490年），明孝宗曾“召番人入大内看戏狮子”，受到阁臣刘吉的批评（《明史·西域传一》）。清代绘画《北京走会图》，所画的狮子舞，一只大狮子由二人装扮，三只小狮子各由一人装扮，另有二人手执“拂子”，逗戏狮子。清代学者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有专门咏《狮子滚绣球》的诗，诗前的题解中说：“以羊毛饰为狮形，人披之，滚球跳舞。”其诗言：“毛羽狻猊碧间金，锈球落处舞嶙峋。方山寄语休心悸，皮相原来不吼人。”狮子的装扮以及以拂尘或绣球逗引狮子舞蹈的形式，自三国传至现代，时间长达一千八百年，可谓源远流长。狮子舞不仅在我国广泛流行，古代还传至日本、越南等国。日本的《信西古乐图》收有狮子舞图，画中的狮子郎，牵着艺人扮演的狮子，旁边还有乐队伴奏。现在日本的民间歌舞伎还常上演舞狮子，如《镜狮子》是由女子拿着狮子头舞蹈，而《越后狮子》是男子戴狮子头舞蹈。最近几十年，狮子舞经过艺人的加工提高，形成多个流派，动作难度加大，更为繁复优美，而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喜爱。一种中国本来没有的动物，终于被聪明的中国人想象加工，而成为国人喜庆时最爱装扮表演和观赏的极具代表性的传统节目，真是洋为中用成瑰宝。文章来源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年生，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兼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裕固族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钱币学会副会长、甘肃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敦煌学、古代宗教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西部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科研项目等10余项。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续编》《敦煌民族史探幽》《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回鹘摩尼教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研究》《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霞浦摩尼教研究》《汉唐长安与丝路文明》《敦煌民族史》等30余种学术著作，发表论文400余篇，序跋评论60余篇，译文百余篇。书籍简介作者：杨富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1月ISBN：9787030733467内容简介本书利用出土的多方墓志等新资料，结合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唐宋时期史乘记载和具体实物，充分利用敦煌出土的各类文书，对唐宋时期回鹘的历史进行全面考察，涵盖的内容主要包括10世纪以前的回鹘先民、漠北回鹘、西迁回鹘的具体史实及其与周边政权的交往，以及回鹘文文献、佛教状况、文学成就、摩尼教的传播、回鹘文化等问题。目

作者简介郭维宏，1976年生，甘肃陇西人。1995年毕业于陇西师范，散文随笔《土门行》《夜宿张掖古城》《却上镢头山》《二月二》《文峰塔的影子》等散见于《文化月刊》《飞天》《定西日报》，碑文咸阳《清渭楼记》被《陕西日报》登载，《巩昌万卷楼》获得“大美甘肃

作者简介黄维忠，1969年生，江苏南通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域历史语言集刊》主编，《国学学刊》副主编，曾任《中国藏学》主编。主要从事藏族史、敦煌文献、藏学学术史等研究，著有《8至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西藏通史》《西藏百年史》《佛光西渐——藏传佛教大趋势》等专著（含合著），在《民族研究》《中国藏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7辑主编：黄维忠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1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创刊于2007年，最初为年刊。自2019年总第11辑开始，改为半年刊，每年出版两辑，现已出版至总第17辑（2022年第1辑），主编为黄维忠教授。本辑为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十五周年专辑，特推出目录信息，以飨读者。文章来源

作者简介：赵天英，1974年生，甘肃天祝人，历史学博士。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在《中国藏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文献》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参编专著6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

作者简介孙伯君，1966年生，河北秦皇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兼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夏学、民族古文献整理等研究。文章来源

作者简介沙武田，1973年生，甘肃会宁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丝绸之路研究集刊》主编，主要从事敦煌学、佛教石窟考古、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文章来源

转自“简牍学”2022年11月29日，特此备注！往期回顾书刊出版丨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七辑新刊征稿丨历史期刊《夏鼎》征稿启事新刊征稿丨《社科大史学》征稿启事（附第一辑）丝绸之路

主编简介刘进宝，1961年生，甘肃兰州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丝路文明》主编。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暨西北史地、隋唐五代史等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图书信息主编：刘进宝《丝路文明》第七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1月ISBN：978-7-5732-0464-6定价：98元国家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使得“一带一路”成为国内外最受关注的经济话题之一，之前就已经备受关注的敦煌学也再次受到更多人的重视。随之而来，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著作等也不断涌现，《丝路文明》就是其中一种。《丝路文明》是由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专业性学术期刊，主要刊发研究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学术论文、考察报告、书评、学术综述、资料整理、学术信息等。《丝路文明》（第七辑）收录王子今、郑炳林、王素、石云涛、芮传明、陈烨轩、荣新江、朱振宏、王璐、白玉冬、王永平、蓝琪、高田时雄、宋翔、赵大旺、马娟、刘进宝等人18篇文章，或是学术论文，或是书评，所论涉及丝路沿线方方面面。所收文章大部分文章有一定学术性，可读性兼具。有关丝路文明的探讨，对推进丝绸之路研究不无裨益。目

编者简介董华锋，1982年生，山西昔阳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佛教考古、敦煌学、出土碑志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四川省社科重大项目1项，其他省部级项目5项，出版著作3部，在《考古》《文物》《敦煌学辑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佛教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入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书籍简介作者：董华锋出版社：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8月定价：68元ISBN：9787542349040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对陇东北朝佛教造像题记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识读、梳理和分析，探讨了该地区北朝石窟和造像龛的窟型、龛型及各石窟寺的分布状况；同时结合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时代审美风尚，对陇东北朝佛教造像艺术的特征作了深入探究和详细总结。全书资料详实，引用论据充分，图文并茂，结构合理，逻辑清楚，语言文字流畅，可读性较强。本书所涉及的相关研究，对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

作者简介刘军君，1982年生，陕西神木人，法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藏学人类学、民间法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多项，在《宗教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云南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摘

作者简介麻晓芳，1982年生，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献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研究，著有《西夏文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译音对勘的材料与方法》（黄山书社，2021年），在《民族语文》《语言研究》《西夏学》《宁夏社会科学》《西夏研究》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摘

作者简介孔伟，1982年生，河南新蔡县人。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博士。河南新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讲《隋唐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课程。在《深圳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著有《明代皇权与基层社会控制研究》，收录于“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卓越学术文库”。在传统社会中，豫北地处中原腹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豫北宗族在冰与火的交锋之中繁衍生息，延绵不绝。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明清以来豫北宗族的构建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豫北宗族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社会职能，2019年9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所出版的《明清以来的豫北宗族与社会》（申红星著）一书便是这方面的研究典范。全书共分为绪论、明清以来豫北宗族的发展历程与移民宗族、明清以来豫北宗族的组织化建设、明清以来的豫北宗族：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改革开放以来的豫北宗族、结论与思考七个部分。从“问题意识、问题状态、相关研究的差异性、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史料的选拔、研究的范式”等学科性与学理性规范对《明清以来的豫北宗族与社会》进行观照，可以发现申著具有如下特色：一、问题意识突出，学术价值较大申著阐述了明清两代豫北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明清时期理学在豫北的发展，以豫北宗族为中心，澄清了豫北宗族的历史事实；描述了豫北宗族的历史过程；评判了豫北宗族的历史价值；挖掘了豫北宗族的历史原因。申著指出“豫北宗族的组织化建设乃是在士大夫导引下，依据古典宗法理论与宋儒复兴宗族制度的主张，在实践中日益开展起来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修族谱、建祠堂、设祭田等活动”（第178页）。申著通过南北宗族的对比，归纳总结出豫北宗族的组织化建设的特色，如“豫北宗族异常重视族规的设立，认为其是控制族众、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第179页）。豫北宗族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明清统治者正是意识到了宗族在基层管理中的作用，才通常会“采用各种措施，支持和保证宗族的发展，使其更加‘正统化’与‘官方化’，希望通过宗族以及以士绅为代表的宗族代理人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和对民众的控制。”（第188页）申著还进一步指出“统治者对于宗族的支持，实属官方的基层势力不能贯彻或不能完全贯彻到地方社会的无奈之举，并且政府对于宗族的支持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不违背自己统治基础的条件下的，如果宗族与国家政权产生了冲突，宗族影响到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此时统治者便会毫不客气地实行对宗族进行打击的政策。”（第199页）此论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在基层社会中，宗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组织单位，人口众多，性格迥异，价值取向相差甚远，数世同堂而居，矛盾纠纷不可避免，清官难断家务事，因此族规就成为家族长老管理家务的准则，成为控制族人的依据。家族长老可以依据族规对越轨之人进行惩罚，约束家人，控制族众。族规的控制力较之国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家法族规离族众较近，因而其控制力度和刚度也远较法律为甚。“在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与秩序”[1]。宗族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充当控制“中介”，是国家搭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为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2]忠孝之间的巧妙结合，使国、家相通。家族中的家长与国家中的皇帝是同构的，皇帝“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3]，皇帝是君父，是全天下子民的大家长，地方官是地方上的“父母官”，“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父权的代表。”[4]基层士兵是“子弟兵”，皇权借宗族之力得以下县，宗族借皇权之力得以繁荣昌盛，宗族只有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时才会被扶持，一旦与国家的统治一直与管理思想背道而驰则会被无情地戕灭殆尽。二、学术前史熟悉，解题路径独特首先，申著对学术前史进行批判性分析，既公正地评判前人已经取得的成绩，又以批判的眼光分析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找准自己所研究问题在前人基础上得以继续深入研究的路径。如申著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分为“明清区域宗族研究”和“河南地方史研究”两个大类目来分别回顾，以便于了解问题现状，找到研究起点。申著坚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原则，理清前人所提出的学术观点、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所赖以指导的理论、所用的研究方法、所占有的文献资料及其前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正是因为对学术前史的详尽分析，申著在面对高手云集的海内外宗族史研究专家和琳琅满目的宗族史研究成果时，才能以批判性分析的眼光细致解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宗族史研究“南强北弱”和“清强明弱”的特点，并根据此特点重人之所轻，轻人之所重，忽人之所谨，谨人之所忽，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异人之所同，“有以独断于一心”，找到自己与他人研究的差异性，独辟蹊径，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成功地解决了对手问题和理论问题。其次，申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豫北宗族尚无人涉及，于是开展了对豫北宗族的社会史综合研究，为北方宗族史研究又增加一部力作。在解题路径上，申著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利用“长时段”的视角，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以豫北宗族为视角，去了解基层民众的物质与精神世界，进而呈现出明清以来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复杂关系”（第21-22页）。申著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来探析豫北宗族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申著指出在社会安定时期，豫北宗族不仅在救济乡民、处理纠纷、建设乡里等基层社会一般性公共事务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且“明清豫北宗族倡导风俗、移风易俗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宗族内士绅们以儒家伦理道德为理念，来感化乡民，进行化乡教育。尤其是在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士绅们所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第204页）。申著观点不仅与“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5]的观点不谋而合，而且与“至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只延于州县，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型力量”[6]的观点遥相呼应。申著不但阐述了豫北宗族对地方社会的贡献，还论述了豫北宗族对地方社会会的破坏，因为宗族具有封闭性与保守性的固有习性，所以宗族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具有不可避免性，申著通过三个方面来论述宗族与国家的冲突，即宗族司法权与国家法律条文的冲突、宗族间私斗与地方稳定的冲突、宗族士绅与官府的冲突，对于这些冲突申著没有刻意回避，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加以挖掘其深层的历史成因。最后，申著采用宏观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解题路径，把豫北宗族放在社会动乱的历史情境之下加以考察。面临社会动乱时，豫北宗族会在其首领的带领下，保卫乡里，参与镇压动乱，成为维护地方安宁的关键性角色。申著揆之于明末清初的农民战争中，指出在此次明末战争之中殉节之人“皆非活动于乡里的普通乡绅，而是在宗族内饱读诗书、获取功名并且出任明朝官职的族人，乃是宗族内出类拔萃的领袖级人物”（第214页）。并以获嘉贺仲轼的殉节行为作为典型个案，深入研究贺仲轼的忠节行为对贺氏宗族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力，贺仲轼殉节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大大提升了贺氏宗族在获嘉县名门望族中的声望，从而使其在地方社会中出于领导地位。此外，申著还深入分析了清朝中期天理教和捻党在豫北兴起的历史成因，在紧急严峻的军事形势之下，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不得不让渡部分权力与地方士绅，以使其率领民众修筑寨堡，构筑防御工事，保卫家园，从而达到平息叛乱，稳定地方的目的。在豫北地区修筑寨堡，构筑防御工事方面，豫北宗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申著以新乡张氏宗族为例，深入探析张氏宗族在战乱时期的结寨自保和抵御捻军、匪患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申著还以动态的视角来研究豫北宗族与士绅的关系，并指出豫北士绅在倡办团练以抵御捻军的过程中，也积极扩大自己在地方社会中的各项权力，有时为了谋取地方利益，甚至不惜同清政府产生剧烈冲突。三、史料竭泽而渔，结论真实可靠申著在搜集史料时注重多途并举，竭泽而渔，在重视文献资料使用的同时还深入田野调查，走村窜镇，充分利用现存的实物资料（如祠堂）和文字资料（如家谱、村志、碑刻、文集），并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甄别、概括，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成功地解决了史料根底问题，据笔者统计：申著共使用正史典章制度类文献11种、方志类文献39种、家谱族谱村志类文献75种、文集类文献28种、著作类文献119种、期刊论文类文献128种、学位论文类文献19种，故申著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求真务实，无证不信，将严格按照史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决定取舍，一切从史料出发，以事实为依据，如对改革开放后“豫北宗族复兴原因”的探析，申著将其归纳为“传统思想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宽松”“经济条件的改善”“海外亲族的影响”“族内热心人士的努力”五个方面的原因，观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又如对改革开放以来豫北宗族的“不变”与“变”的论述，申著指出豫北现代宗族的“不变”，主要包括“尊祖敬宗的追求不变”“字辈收族的延续不变”两个方面；而豫北现代宗族的“变”则主要包括“修谱功能的转变”“修谱体例的转变”“宗族经济基础发生改变”“宗族性质的转变”四个方面，资料详实，论从史出，结论可靠。再如申著关于“豫北现代宗族对地方社会中的作用”的探讨，主要分为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来研讨，积极作用包括“教育族人，维护地方秩序”“满足族人的精神生活”“寻根祭祖，开展海内外交流”三个方面；消极作用则包括“部分宗族有宣扬封建迷信的苗头”“在农村基层选举中宗族的影响较大”“一些类似农村宗族势力有破坏地方法治的行为”三个方面，申著的论点不但结论可靠，而且充满人文关怀，富有现实意义，可以为当今的基层社会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资鉴。此外，申著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问题，申著绘制了大量列表，如第二章中“明朝卫辉府所辖人口列表”“明末清初卫辉府各县人丁对比一览表”“明清豫北卫辉府各县书院建设一览表”“明清豫北卫辉府各县具有亲戚关系进士一览表”；第三章中“新、辉、获三县不同时期修谱数量表”“获嘉县宗族迁入时代及原籍表”“宁山卫屯田各县民户、军户数目一览表”“获嘉县军户宗族情况一览表”“获嘉冯氏科举仕宦一览表”；第四章中“封丘县宗族祠堂改建小学校一览表”“民国《获嘉县志》所载宗祠一览表”；第五章中“明清豫北部分地区基层组织名称一览表”“清后期新乡县修筑堡寨概况一览表”；第六章中“20世纪50年代豫北宗族修谱一览表”“1980年代以来豫北宗族修谱一览表”。申著中所列的这些列表，既直观清晰，又可以不容易遗漏信息，这充分体现了申著论证的严密性与准确性。四、学术观点极具学理性申著通过梳理史料，采用个案研究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归纳总结出豫北移民与豫北宗族的形成发展关系，豫北移民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为民户移民，即山西洪洞大槐树；并结合大量方志与家谱分析豫北移民将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深入人心的历史成因，“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反映了某种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更为关键的是将祖先的历史定位于明初奉诏自山西洪洞迁移而来，从而使他们的合法身份得以确立，反映了移民宗族对于保护与维护自己实际利益的诉求”（第121页）；二为军户移民，即宁山卫；通过对获嘉冯氏宗族的个案研究来加深对军户宗族的认识。申著通过对大量豫北宗族家谱的分析，将明代后期视为豫北宗族发展的萌芽起步阶段，清代中前期豫北宗族发展的发展成熟阶段，晚清民国时期豫北宗族完成了庶民化的过程，所以这一时期为豫北宗族发展的高潮期。申著认为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给以豫北现代宗族以客观全面的认识和充分的理解认同，“豫北现代宗族可以看作是维护和代表农民利益的群体组织，当前我们开展新农村建设，现代宗族也是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源”（第254页），并进一步指出“当前农村宗族变革是一项长期而又需要由各方面力量协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对农村宗族问题应采用审慎而又有针对性的对策与措施。”（第255页）申著认为要正确地规范和引导现代宗族，实现宗族的自我更新发展，使其更加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应该从三个方面的下功夫，即“加强有关现代宗族的法制建设”“加强各级政府的调控监管力度”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大力提高农民素质，唯有如此，现代宗族才能与时俱进，与时偕行，不断自我更新。申著学术观点极具学理性，可以为现代宗族的自我完善提高资鉴。五、研究范式极具启发性首先，申著总是在与其他学者的学术对话中展开论述。如“明清以来豫北宗族构建的背景”一章，申著先列出侯旭东、阎爱民、刘志伟等学者的观点，然后在与其展开学术对话，并在对话中开始自己的论述；又如“明清以来豫北宗族组织化建设”一章，申著先列出徐杨杰、郑振满、刘志伟等学者的观点，然后在与他们的谈论中展开论述，行文层层推进，如行云流水，毫无突兀之感，文从字顺，收放自如。其次，申著征引史料，选材很精，非常重视第一手资料的使用。如揭秘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深入人心的历史成因的探析；又如对“豫北祠堂演变”的论述；再如对“豫北祠堂祭祀仪式”的论述。申著取材广博，论证精审，注释规范，文风朴实无华，言简意赅，自然流畅，始终以平和冲淡的笔法娓娓道来，毫无浮燥凌厉之感。再次，申著在征引古文献资料时加以译述，是全文明白易晓。如对“豫北族谱编纂”过程的论述；再如对“豫北宗族祠堂演变与形成”的论述，论述有条不紊，事理圆融，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最后，申著所引文献都较短，与正文珠联璧合，文风简练而洁净，贯通而流畅。如对“豫北族谱特点”的论述。又如对“豫北宗族的建构与管理”的论述，将民国《获嘉县志》中所记载的104个宗祠按照五个类别（名称、数量、位置、修建时间、其他说明）绘制成一个表格，在比较中发现其特点，总结其规律。六、研究方法极具创新性申著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争鸣而不讨伐，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批评。首先，申著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去评价豫北宗族，并坚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原则，不虚美，不掩恶，实事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明清豫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出发来考察豫北宗族诸问题。申著重视历史的基本联系，纵横交叉，十字定位，不仅将豫北宗族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考察其前因后果，还把它与周围的事务联系起来，弄清豫北地理环境中的诸因素对它的规定性。如申著指出，在“山高路远土层薄，十年九年灾荒多。守着深山没柴烧，住在河边没水喝”的山区，因其生存环境的恶劣，开发困难，人口规模小，联系不紧密，所以宗族构建的时间要较之生态环境优越、农业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带宗族构建所需要的时间或更长一点（第24页）。其次，申著在继承和批判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明清以来的历史大背景和豫北宗族自身的发展脉络，细致地阐释了豫北宗族构建的历史大背景、发展沿革及组织化建设过程。申著探析了豫北社会经济的发展、豫北理学发展、豫北科举士人群体与豫北宗族构建的关系，并以豫北宗族族谱的编纂与特点、豫北祠堂的演变与形成、豫北祠堂的建构与管理、豫北宗族的族产与族规来考察豫北宗族的组织化建设，并按照事实判断、成因判断、价值判断的逻辑顺序来层层推进，抽丝剥茧，逻辑缜密，思路清晰，见解深邃，高屋建瓴。复次，申著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角度，阐述了豫北理学社会化的过程以及其在构建豫北宗族中的作用及影响。如申著指出“豫北当地的文人以诗文为载体，以维护共同的儒家伦理纲常为追求，以书信往来、文人结社为形式，逐渐形成了豫北地区的士人团体，而当地士人群体的出现，对豫北宗族的构建影响重大而深远。”（第62页）再次，申著从地域社会与宗族个案的研究出发，展现了明代卫所军户宗族发展演变之全貌；并进一步剖析豫北宗族在豫北地方社会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明清两代的政府主要是儒家模式控制型政府，这种“儒家模式控制型政府”主要是主要依靠道德礼教来维护基层社会本身的秩序，这种政府希望建立一种“儒家模式”的管理制度，希望通过道德教化来打造出一个无讼的社会，民不告，官不纠，国家允许基层民众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自己所遇到的问题，于是在此种境况之下，宗族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宗族成为了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系和交涉的“中介”，所以宗族在很大程度上控住着移动的意识形态，左右着政治制度的正常实施，影响着基层社会的基层治理。申著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视角，“长时段”地动态考察和探析豫北宗族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关系、豫北宗族与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豫北宗族与地方战乱的关系，视角新颖，论述精当。最后，申著探明了清中后期豫北地区天理教等非正统宗教组织活动频繁的缘由，以及近现代豫北宗族的发展及其作用。七、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申著缺少豫北宗族与其他地区宗族的对比研究。其次，申著缺少民国至建国之前这一时期豫北宗族的研讨，第五章研讨的还是明清时期，到了第六章直接就到了改革开发以来的豫北宗族，显得有些断层，题目既为“明清以来的豫北宗族与地方社会”，从学理上说也应有这一部分的论述，略过去似乎不妥。复次，申著中缺少豫北宗族与当地户籍、赋役制度关系的分析，再次，申著中缺少豫北地区民间信仰的分析，这些民间信仰在豫北地方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并会对豫北宗族产生什么影响。最后，申著中缺少豫北现代宗族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深层次互动关系的探析。尽管申著有这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瑕不掩瑜，丝毫不损害他自圆其说、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价值。总之，申著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求真务实，无证不信，严格按照史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决定取舍，一切从史料出发，以事实为依据；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注重历史因果律的探讨和历史调查法的应用，树立了高度的“问题意识”，以“问题”与“过程”为基本导向，从明清以来豫北宗族的组织化建设，以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作用入手，系统阐释了整体史架构下宗族与地方社会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在总体研究的基础上，辅以将个案研究与重点突破，努力实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统一，从特殊性中归纳总结出一般性，历史感非常强，读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申著堪为北方宗族史研究的新探索。注释：[1]

主编简介朱玉麒，1965年生，江苏宜兴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唐代典籍与西域文献等研究。主编：朱玉麒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定价：218元ISBN：978-7-03-073449-5目次朱玉麒丨李征的西域石刻研究李正一丨李征《吉木萨尔北庭故城遗址调查报告》整理与研究陈爱峰丨李征《吐鲁番小桃儿沟石窟寺遗址调查报告》整理与研究徐

その一（补遗）》，《有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纪要》第10号，1974年，第1-7页。刘安志《唐代西州的突厥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2-122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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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毅婷，1982年生，福建厦门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及其海外传播，尤其关注儒家文化在东亚、东南亚的传播。

作者简介贾小军，1979年生，甘肃秦安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河西史地、美术考古、丝绸之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汉及唐，武威郡（或凉州）治所姑臧城一直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最为著名的都市之一。魏晋五凉时期姑臧城一直时河西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五凉政权中前凉、后凉、南凉和北凉都曾以之为都城，“从张氏前凉起，姑臧城的建设就日渐往规模成型、功能完备的名邑大都方向发展。到五凉时代落幕时，它已成为集政治、军事、文化各项功能于一体的河西大都会。而在经济方面，它更是通货四方的贸易中心。”[1]其中前凉时期对姑臧城的经营最为重要。一、前凉经营姑臧城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受命出任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开始了张氏家族在河西建功立业的历史。张轨到凉州之后，首先做的与姑臧城建设有关的事应该就是“立学校”。《晋书》卷86《张轨传》云：“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2]晋惠帝永兴年间（公元304-306年），张轨派宋配平定鲜卑若罗拔能的叛乱之后，“于是大城姑臧”[3]，开始正式经营姑臧城。史籍中缺少张轨“大城姑臧”之前姑臧建城的具体细节，但后世相关资料仍能提供一些信息。清代康熙初年,武威凉庄道署内出土一块张芝手书石碣,上刻“澄华井”三字（相关讨论详后）。张芝为东汉桓帝时期的武威太守张奂之子，凉庄道署位于今武威市政府所在地。党菊红、党寿山认为：“东汉武威郡机关驻地，就在清凉庄道署、民国甘肃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今武威市政府院内。”[4]如此，则东汉武威郡府对此地建筑有所修缮。据《晋书》卷86《张轨传》：“初，汉末博士敦煌侯瑾谓其门人曰：‘后城西泉水当竭，有双阙起其上，与东门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学馆，筑双阙于泉上，与东门正相望矣。”[5]知曹魏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之前的姑臧城西有“泉水”，与此相对的是“东门”，嘉平年间，武威郡官员在泉水枯竭了的城西修建“学馆”，并“筑双阙于泉上”，“与东门正相望”。张轨如何“大城姑臧”，史书记载阙如，但我们可以推知，东汉时期的武威郡府、曹魏时期所建“学馆”“双阙”及之前的姑臧城“东门”等，应该被张轨利用，如曹魏“学馆”应该是张轨初到凉州时“立学校”的重要基础。张轨之后，大规模进行土木兴建的先是张茂，再是张骏。张茂嗣位不久，“筑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6]此次筑台因“世难未夷，不宜劳役”而作罢[7]。永元三年，“茂复大城姑臧，修灵钧台。”[8]应该是在张轨的基础上对姑臧城进行了较为彻底的修缮。虽然此次修城筑台也有别驾吴绍进谏反对，但张茂以“亡兄怛然失身于物。王公设险，武夫重闭，亦达人之至戒”[9]的理由反驳，其事乃成。今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李家磨村海藏寺后院有“灵钧台遗址”：“略作方台形，夯土筑成，东西长46.5米、南北宽45.8米、高7.3米，夯层厚0.11-0.12米。清乾隆年间《武威县志》：‘灵钧台，城北，晋张茂筑。’台西南角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石碑1通，长方形，高1.2米、宽0.45米。碑阳正中刻‘晋筑灵钧台’，首题‘东晋明帝太宁中凉王张茂之古台’，碑文楷书，记载张茂筑台之事，尾题‘安肃护使者摄甘凉道事廷栋立石’。台经后代重修。”[10]据此，则该台周长为184.6米。朱艳桐据《春秋公羊传》记载“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11]的记载推算，若灵钧台为正方形台，“灵钧台周长为736余米……则灵钧台边长约为184米，面积约33856平方米……灵钧台与战国时期大梁城、赫连勃勃之统万城城墙高度相仿，且高于统万城宫墙，说明其高也。……灵钧台约高15米左右。”[12]如此，则现存灵钧台遗址已远远小于张茂时新筑的灵钧台了，而张茂修筑的灵钧台规模堪比一座不小的城池。核之河西走廊现存汉魏城址，位于武威市凉州区东河乡王景寨村东100米的汉代王景寨城址“东西长250米、南北宽150米”[13]，周长800米，李并成认为此城即汉武威郡张掖县城[14]；张掖肃南县明花乡上井村北3公里处的汉唐明海城遗址“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55米”[15]，周长620米，此城当为汉酒泉郡乐涫县治[16]；玉门市玉门镇中渠村东南1公里处的一座魏晋古城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52米，南北宽105米”[17]，周长514米，该城当为汉代酒泉郡沙头县城，魏晋沿置于此[18]。与此相对照，则灵钧台规模相当于汉魏时期河西走廊一座较大的县城城址了。正因具备如此规模，灵钧台应该是前凉张茂凉州牧署即前凉王宫所在。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张茂卒后，张骏继立。“赦其境内，置左右前后四率官，缮南宫。……辛晏阻兵于枹罕，骏宴群僚于闲豫堂，命窦涛等进讨辛晏。”[19]知张骏之前已有“南宫”和“闲豫堂”，它们应为张轨或张茂“大城姑臧”时所修建，由于张轨时期凉州尚为西晋地方政权，而张茂时期前凉割据局面已经形成，故张茂新筑并命名“南宫”的可能性更大，而“闲豫堂”已难确知是张轨还是张茂修建了。张骏新筑宫观，在张骏十二年。是年，“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20]也在此年，张骏“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处，不复依四时而居。”[21]张骏“于姑臧城南筑城”，可知张骏新筑之城在之前姑臧城的南面。据《晋书》卷60《索靖传》：“先时，靖行见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后当起宫殿。’至张骏，于其地立南城，起宗庙，建宫殿焉。”[22]《魏书》卷99《张骏传》也记载：“骏筑南城，起谦光殿于其中，穷尽珍巧，又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南曰朱阳赤殿，西曰正德白殿，北曰玄武黑殿，服章器物皆依色岁四时居之，其旁有直省寺署，一依方色。”[23]可知张骏所筑的新城成了新的“南城”，它是一个以谦光殿为中心、规模庞大的建筑群，谦光殿东、南、西、北四面分别是宜阳青殿、朱阳赤殿、政刑白殿、玄武黑殿，这四座宫殿后来应分别被简称为“宜阳殿、朱阳殿、政刑殿（正德殿）、玄武殿”[24]。四殿周围又是建筑颜色与主殿一致的直省内官寺署，中间的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所谓“谦光殿”，胡三省云：“谦光殿，张骏所起；自以专制河右而世执臣节，虽谦而光，故以名殿。”[25]在新的“南城”中，直省内官寺署在外，内有春、夏、秋、冬四殿，四殿又将最为豪华的谦光殿围在中间，形成层层叠叠的三重建筑结构（图1）。

编者简介荣新江，1960年生，天津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是敦煌吐鲁番学、中外关系史、隋唐史等。著有《归义军史研究》《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主编《唐研究》（1-23卷）《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马可·波罗扬州丝绸之路》等。主编：荣新江、朱玉麒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出版時間：2019年11月文章来源转自“先秦秦汉史”2022年9月13日，特此备注！长按二维码关注我哦~公众号：西北学编辑：鸿翾属地：金城府学投稿邮箱：244105314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