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军《三进南开 感念师恩》

周学军：退役中校军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聘任制编辑

今年5月21日，适逢业师张友伦教授九十寿诞。作为师母李景云教授的1984级本科学生和恩师张友伦教授的1991级硕士研究生，现回顾一下我就教于师母和恩师的经过，以表达我对师母的怀念之情，并祝恩师健康长寿。由于时隔久远，加之三进南开，我的一些记忆不免重叠混淆在一起。如有失实之处，请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补正。

第一次走进南开园

我对历史学的兴趣，大约萌芽于1978年7月—1981年7月初中学习时期和1981年9月—1984年7月高中学习时期。1984年7月7—9日高考结束后，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河北省考生就按照统一下发的标准答案，估算各自的成绩后，填报了高考志愿。出于对历史课程的喜爱，我在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所有报考志愿中，无一例外地填报了历史学专业。8月下旬的一天，家父冒着酷暑，骑车20多里，从我的高中母校拿回了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如愿以偿地被录取到历史系世界史专业。

1984年9月初，我第一次独自离开家乡河北省定县（1986年改称定州市），前往天津入学报到，第一次走进了南开大学校门。在随即进行的入学教育中，历史系团支部的徐达老师、元青老师和班主任侯杰老师陆续向我们介绍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基本情况。我们这些刚刚入学几天、尚处于懵懂状态的新生，第一次知道了张友伦先生的名字。不过，在本科学习期间，我们接触更多的是师母李景云老师。1985年3—7月，师母为我们这些1984级中国史、世界史和博物馆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世界中古史》课程。师母声音洪亮，授课认真，常年坚持在本科教学第一线。同时，结合教学工作，对世界中古史诸多课题进行研究，在俄罗斯和东欧中古史领域用力尤勤，深得国内史学界同仁的认可和赞誉。虽然师母为我们授课已经过去了35年，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她为我们授课时的情景，同学们在微信群中也不断提及当年上课时的场景。

南开大学作为美国史研究的重镇，研究队伍之强、研究水平之高、图书资料之丰，一直在国内史学界名列前茅，与欧美等国的学术交流也非常活跃。这令我渐渐对美国史产生了兴趣。我第一次聆听张友伦先生的学术讲座，大约是在1986年，地点是主楼328教室。当时，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的著名专家为同学们集体开设讲座，每位老师讲授十几分钟，介绍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当时，会场还安排了一位年轻老师负责摇铃铛，提醒发言的老师不要超时。

我模糊地记得，在美国史专业中，参与讲座的教授至少有易廷镇先生、张友伦先生、冯承柏先生。1986年9月—1987年2月，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系William Shea教授为我们开设了《美国通史》，选课的学生主要是世界史专业本科生和美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同时，冯承柏教授为我们这些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了《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一同选课的学生还有很多硕士研究生。本科学习期间，我们还选修了《专业英语》，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王敦书教授为我们讲授了前半段，美国史专业的陆镜生教授为我们讲授了后半段，采用的教材是L. S. 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出于对美国史的兴趣，1987年秋冬在考虑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时，我最终选择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法美关系》。冯承柏教授担任了我的指导教师，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设置文章结构和章节布局，并指导我到主楼一层西侧的美国史资料室查阅资料。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美国史资料室的林静芬老师、赵福星老师为我提供了极大帮助。正是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我才得以写成了本科毕业论文。

我对南开大学的深深依恋，既源于母校对我的培养，更源于历史系师生们对我的慷慨救助。经过“文革”十年浩劫的瞎指挥和穷折腾，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家乡河北省定县仍然处于一片贫穷之中。我家更是属于世代贫穷的农民家庭，住的是低矮破败的土坯房，穿的是补丁落补丁的旧衣服，一直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父母深知，对于我们这个赤贫的农民家庭而言，努力读书是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为了供养我们五个儿女上学，父母早早地就被贫穷、疾病和繁重的农业劳动拖垮了身体，身患重病却无钱医治，挣扎在死亡线上。我在本科学习期间，接连遭遇了家庭变故。家母自青年时期起，就患有癫痫病。70年代和80年代初，病情日益加重，几乎每年发作，因贫穷而无法就医。1985年4月下旬，家母不幸去世（1941—1985）。1987年3月中旬，家父又因癌症不幸去世（1940—1987）。当时，我和大姐正在大学学习，二姐在高中学习，两个妹妹分别在初中和小学读书。母亲和父亲接连去世后，我们五个孩子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无依无靠，生存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为了生存下去，二姐和大妹妹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我和大姐也面临被迫休学的危险。

就在我们陷入困顿之际，1987年春天，南开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刘泽华教授、党总支书记陈致远教授、党总支副书记门连凤老师、世界史专业班主任陈志强老师，得知我的家庭困难后，在历史系为我发起了募捐活动。老师们慷慨解囊，很多同学也节衣缩食，纷纷向我伸出援手。当时，我正在家中照顾病危的父亲、料理父亲的后事，并不知道历史系师生们为我募捐的情况。直到我料理完家务返回学校时，才得知此事。经过历史系申请，南开大学也为我提供了特等助学金。

正是得益于南开大学和历史系师生对我的大力救助，我才避免了被迫休学的可能。假如没有这些慷慨救助，我实在难以想象如何才能生存下去，更不可能如期完成本科学业。1988年7月上旬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工作，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开设《世界近代史》课程。

30多年来，我一直对母校怀着深深的眷恋，对历史系师生们抱着深深的感恩之情。这也成为我第二次、第三次回到南开园继续深造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次走进南开园

按照国家教委当时的规定，在职人员须工作至少两年，才能报考硕士研究生。对母校的深深依恋，促使我于1990年春夏决定报考硕士研究生，开始进入复习备考阶段。大约1990年秋天，经过工作单位的批准，我报考了张友伦先生的“美国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1年1月，在石家庄市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成绩和复试分数线公布后，我幸运地具备了复试资格，收到了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复试通知书。

大约1991年5月，我从石家庄市回到母校，参加研究生入学复试。复试地点就在我非常熟悉的美国史资料室，参加复试的老师有张友伦先生、陆镜生先生、李剑鸣老师、原祖杰老师和张聪师姐。我在主楼一层西侧的走廊里面等候时，结识了一同参加复试的考生潘峰、王慧英和吴金平。潘峰和王慧英是应届考生，我和吴金平是在职考生。面试时，复试老师们首先向我们表示欢迎报考，并祝贺我们进入复试。然后，询问了我们各自的情况，向我们简要介绍了南开大学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状况。随后，让我们分别用英语进行了自我介绍、为什么要报考美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有哪些学习兴趣等。接下来，张聪师姐朗读了一段有关罗斯福新政的英文资料，让我们写下来并译成汉语。然后，我们到室外等候，复试老师们对我们的译文进行审阅。过了一会儿，张聪师姐让我们回到美国史资料室，复试老师们对我们表示了祝贺，让我们回家等候通知。

大约1991年6月下旬，我收到了南开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8月下旬，在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办理了离职手续，结束了三年的教学生活。9月初，前往南开大学报到，第二次走进了母校的大门。

我们入学报到后不久，张友伦教授先后前往印第安纳大学、堪萨斯大学访问研究。大约1992年秋天，张先生回国后，历史研究所美国史专业的老师们为我们四位1991级硕士研究生确定了导师。按照报考志愿和个人意愿，潘峰、我和王慧英由张友伦教授进行指导，吴金平由陆镜生教授进行指导。1993年，陆先生前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从事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因此，在张友伦教授、陆镜生教授先后赴美访问研究的时间里，我们四位研究生事实上一直由美国史专业各位老师集体进行指导，同学关系也非常友好。每次去拜访杨生茂先生、周基堃先生、张友伦先生、冯承柏先生、陆镜生先生、李剑鸣老师、原祖杰老师、张聪师姐，我们四个人几乎都结伴前往，有时还与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一同前往。

在杨生茂先生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带领之下，南开大学美国史专业在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治学传统，那就是严谨扎实、团结协作，从来没有画地为牢的门户之见。各位老师在治学上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在为人处世上又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架子。我们每次去拜访时，老师和师母都热情地招待我们，为我们斟茶倒水。各位老师对我们的教诲，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例如，1991年（也许是1992年）教师节的上午，美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们集体到南开大学北村教师宿舍楼拜访了杨生茂先生，给杨先生送去了一张贺卡和一束鲜花。第二天上午，大约10点多钟，居住在17学生宿舍楼423房间的潘峰、白冰潮（日本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为武安隆教授）和我，以及居住在隔壁宿舍422房间的吴金平、雷炳炎（明清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为郑克晟教授）、陈望东（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为刘焱教授），都在睡懒觉。忽然，宿舍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我们询问来人是谁。出乎我们所料，来人回答说：“我是杨生茂，我来看一看你们”。我们吓得手足无措，慌慌张张地起床。打开宿舍房门后，看到杨先生手里拿着一网兜苹果。我们赶紧请杨先生进屋落座，忙不迭地表示歉意。杨先生和蔼地说：“昨天上午，你们去我家看望了我。今天，我来回访，来看一看你们，给你们带来了一些苹果”。从杨先生居住的北村教师宿舍楼，到我们居住的17学生宿舍楼，大约1000多米。当时，杨先生已经70多岁，拎着沉沉的一网兜苹果，从北村步行到17学生宿舍楼，肯定非常辛苦。而且，17学生宿舍楼没有电梯，杨先生还要拎着沉重的苹果，走楼梯到达我们居住的第4层。杨先生如此辛苦地前来看望我们几个年轻后生，令我们非常过意不去，心中一阵阵儿酸楚，差点儿流下热泪。送走杨先生以后，我们唏嘘不已。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的其他研究生闻知此事，纷纷说道：“真是没有想到啊，杨先生作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历史学家，竟然如此平易近人！”

正是在各位老师的循循善诱和耳提面命之下，我才一点一滴地了解学术研究规范，一步一步地迈入史学研究的大门。1990年秋冬，我在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讲授《世界近代史》课程期间，对《世界历史》1990年第4期刊登的《联姻——封建王朝的外交特色》一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产生了质疑。当时苦于缺乏原始资料，我无法对自己的看法加以论证。1991年9月第二次回到母校后，9月下旬办理了图书馆的借书阅览证，我开始夜以继日地到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搜集资料，12月底写成了《联姻外交是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吗？——与朱志辉同志商榷》。由于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文稿投给了《世界历史》编辑部。1992年寒假结束后，大约2月下旬的一天，我刚刚从石家庄市的家里回到南开大学的宿舍，就在书桌上看到了一封落款为“世界历史编辑部”的来信。《世界历史》杂志的古代史编辑朱建军先生在来信中，对拙稿的基本论点予以肯定和鼓励，并要求我尽快修改完善。由于我自己水平有限，尚未掌握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我不懂得如何进一步修改。当时，恩师张友伦先生正在印第安纳大学访学。于是，潘峰、王慧英、吴金平和我一同去看望陆镜生教授时，我抱着忐忑的心情，将留存的手写文稿复印件呈给了陆先生，请他予以指导。陆先生翻阅了一下文稿后，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

大概两天以后的下午，我去操场跑步。回到宿舍后，在书桌上看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我的稿件和陆先生书写的修改意见。我询问了潘峰和吴金平，才知道陆先生从南开大学西南村38号教师宿舍楼，亲自把拙稿和他的修改意见送到了我的宿舍里。陆先生对拙稿的布局结构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并叮嘱我仔细阅读一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这将对我修改拙稿起到启迪和指导作用。遵照陆先生的意见，我反复阅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相关文献，顺利完成了修改任务。1992年8月，承蒙世界历史编辑部不弃，拙稿得以在《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发表。虽然1990年我曾经在《太行学刊》（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当时属于内部刊物）发表了2篇稿件、1991年在历史教学社《历史学习》发表了1篇历史知识短文，但在《世界历史》发表的这篇文章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研究论文，这给了我很大鼓舞。我一直对陆先生心存感激，如果没有他的指导和教诲，我是很难完成这一修改任务的。

杨生茂先生、张友伦先生、冯承柏先生、陆镜生先生、李剑鸣老师、原祖杰老师等诸位师长，在讲座、课堂和日常交谈中，对我们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指导我们逐渐摸索学术研究规范和论证逻辑。1992年春夏，我从各位老师的论文和著作中受到启发，撰写了《对<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中宪法译文的意见》，并请李剑鸣老师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修改以后，大约1992年6月，将稿件投给了《世界历史》编辑部。稿件投出去半年左右，我一直没有接到编辑部退稿或录用的通知。按照编辑部的稿约，《世界历史》审稿期限一般为三四个月。我心想，既然投稿已经半年之久却无任何音讯，稿件肯定不会被刊用了。因此，大约1992年12月，我向李剑鸣老师说明了此事。李老师说：“如果你的文章被退稿，我可以考虑推荐给《美国研究参考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试一试能不能在那里发表”。正在我准备另投《美国研究参考资料》时，大约1992年12月底或1993年1月初，我在历史系资料室浏览最新期刊时，意外地发现《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刊登了这篇短稿。于是，我赶紧告诉了李剑鸣老师，从而避免了无意之中一稿两投的情况。

我反复拜读杨先生、张先生、冯先生、陆先生、杨令侠老师、原祖杰老师、李剑鸣老师的文章，仔细揣摩、模仿各位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和论证技巧，1993年又接连撰写了《澳大利亚对土著居民政策的演变》、《澳大利亚与西新几内亚争端》。经过张先生、陆先生和李剑鸣老师修改后，分别发表于《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和《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同时，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历史大观园》和天津历史教学社主办的《历史学习》，发表了20多篇历史知识短文。

1986年、1990年、1993年，张先生三次连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大致同一时期，他又担任着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学、科研、行政、学术团体事务非常繁杂。尽管如此繁忙，张先生丝毫不放松对我们的要求，一直对我们耳提面命。1992—1993年，在李剑鸣老师的提携下，我参与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一些具体事务，担任研究会会刊《美国史研究通讯》责任编辑，协助肖军师兄从事编辑和校对工作。同时，张先生和陆先生合著的近60万字《美国工人运动史》，199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剑鸣老师又安排我参与了部分文稿的校对工作。通过校对书稿，我对两位先生的治学思路有了进一步了解。这对我走上科研之路、掌握研究规范，起到了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启迪作用。在张先生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时间，恰好是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蹒跚学步的阶段。正是在张先生等诸位师长的奖掖和扶持下，我踉踉跄跄地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1992年秋天、1993年秋天，先后获得了南开大学光华基金会二等奖学金和一等奖学金。

孔子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用这句话来形容张先生，大抵是比较准确的。很多师兄师姐、师弟师妹都说：张先生看上去很威严，每次见到张先生，心中都有些发怵，感到害怕，担心受到批评。不过，我在南开学习的时间比较长，与师母李景云老师和恩师张先生接触较多，我倒是没有这种发怵的感觉。与张先生接触久了，就会发现，虽然他对治学的要求非常严谨，但为人和蔼可亲，对学生循循善诱。同时，又尊重学生的个人选择，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例如，按照我被录取时的美国经济史研究方向，我本来应该在这一领域确定硕士论文选题。然而，由于我对美国经济史知之不多，对经济理论更是一窍不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选题。大约1992年底至1993年春，我几经犹豫，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1945—1955年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并就写作框架向张先生做了汇报。张先生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同意了我的这一选题，并对我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指导和调整。大约1994年春，我将6万多字的初稿呈交张先生审改。张先生仔细进行了审阅，并对文章布局、措辞甚至残存的标点符号错误都一一进行了更正。正是在张先生的耐心指导下，1994年5月，我才顺利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后被评选为“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论文二等奖”。

1994年6月底硕士毕业后，我参军入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政治教研室工作。经过8—11月在山西省忻州市黄龙王沟总参大学生训练基地为期三个月的入伍集训，我第二次走上工作岗位，历任上尉、少校、中校教员。

第三次走进南开园

1994年6月底—2004年8月底，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政治教研室服役任教期间，担任《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教学。1997年10月起，又兼任了《中国革命史》教学任务。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和图书资料的缺乏，我渐渐远离了自己的老本行美国史乃至世界史专业。经过几年的痛苦转折和误打误撞，1998年起，我逐渐转向了清代蒙古史、清代北部边疆史领域。由于日益荒废了美国史专业，我自感汗颜无地，对不起恩师的培养和教诲，很长时间内羞于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联系。

经过2002年、2003年两次申请，并经军校和总部机关批准，2004年8月，我从军队退役，以中校副团职讲师自主择业（大致相当于提前退休），从此永久地退出了编制体制。2005年1月起，成为一名领取退役金的退休系列人员，从现役军人转为预备役军人。2005年3月中旬，我先后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亚太研究专业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美国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虽然亲人、同事和朋友纷纷劝说我到北京大学读博，但出于对母校的深深眷恋，我主动放弃了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博的机会。同年9月初，第三次走进南开园，师从李剑鸣教授，并受教于韩铁教授、杨令侠教授等诸位老师，才得以重返美国史行列。第三次回到母校后，我和同学们多次拜访杨生茂先生、张友伦先生、冯承柏先生、陆镜生先生，重新聆听诸位先生的教诲。2011年6月博士毕业前夕，适逢恩师张友伦先生八十寿诞，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在范孙楼举行了庆贺活动。作为张先生的弟子，我也有幸参加，与各位老师和同门师友一起祝贺张先生八旬寿诞。

2011年7月博士毕业后，在李剑鸣老师引见下，我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担任聘任制编辑，开始了为作者做嫁衣的生涯。2012年、2015年，我到天津开会时，两次拜见张先生和陆先生。2018年10月中旬到母校参加99年校庆暨1988届毕业30周年庆典、2019年10月中旬参加百年校庆时，我又两次拜见了两位先生。看到张先生和陆先生年逾八旬，身体颇为硬朗，思维敏捷，笔耕不辍，弟子由衷地感到欣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自从我第一次走进南开园受教于师母李景云教授和恩师张友伦教授以来，一晃30多年过去了。2020年5月21日，喜逢恩师九十寿诞。弟子谨恭祝恩师开心快乐、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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