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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东丨“草圣”张芝及其历史影响考索
作者简介
张芝是中国书法史上名冠古今的艺术巨匠，也是有史料记载最早的书法家之一。他幼年在敦煌生活期间就刻苦钻研，从当时传统的书法字体练起，由浅入深，掌握了篆、隶、章草等多种书体的书写方法，在师承前人的基础上，敢于超越前人，变“章草”为“今草”，创造了中国书法史上独特的书法形体。经过历代书法家的推崇，被世人推崇为“草圣”。张芝也是东汉著名学者和书法理论研究的开先河者，曾著书法理论文章《笔心论》五篇；同时传说张芝还是一位有名的制笔专家。像他这样有多种造诣的书法大家，在两千余年涌现出来的众多书法家中，还是十分罕见的。“草圣”张芝成为一座不可动摇的历史丰碑而屹立于中国书坛，闪烁着永恒璀璨的光芒，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一、张芝籍贯诸论辨析
张芝，字伯英，生年不详，卒于汉献帝（刘协）初平三年（192年），东汉时期人。张芝出身官宦家庭，其祖父的张惇曾任汉时的汉阳太守，其父张奂更是东汉名臣。“张奂字然明，敦煌（酒）〔渊〕泉人也。父惇，为汉阳太守。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以疾去官，复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1]盛年时张奂以九卿之位督掌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在智降匈奴，抗击羌、乌桓和鲜卑的反叛与进犯中屡建奇功，声名卓著，“后历任使匈奴中郎将、威武太守、大司农、护匈奴中郎将。因得罪权贵王寓，被禁锢归田里，乃设馆传授儒学，有门徒千余人。”[2](2)“长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3]因东汉遗存资料未记录张芝的籍贯，后来人们判定张芝的籍贯主要根据其父亲张奂的籍贯“敦煌酒泉人也”之说为依据的，但这个记载令后人非常困惑。凡论及张芝的籍贯，故亦随其父籍贯的字面上的原始记录衍生为“敦煌人”或“酒泉人”。如《甘肃风物志》：张芝,字伯英,敦煌郡酒泉县人。新版《辞海》:“张芝,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其他相关观点更是不胜枚举。汉代敦煌酒泉两郡互不统属，“敦煌酒泉人也”不合常理，径自去掉后缀酒泉，变成了“敦煌人”。唐代敦煌遗书P.2635《类林残卷第九》工书条：“张芝，字伯英，敦煌人也，善草书，”也是张芝籍贯是敦煌的一个根据。梁蔚英先生依据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祥载张芝墨池及其他佐证也认为张芝是敦煌人。[4]还有因敦煌和酒泉汉代行政级别同为郡级，人们不明所以直言张芝为“酒泉人”。张芝籍贯“渊泉人”之说，最早是东汉应诏《风俗通》中称张奂为渊泉人；《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有渊泉县。至《晋书﹒地理志》却改为深泉县，因《晋书》为唐初房玄龄等奉钦而撰，为避高祖（李渊）讳将“渊”改为“深”。在章怀太子李贤注的《后汉书》中，也避讳作“深”。据《资冶通鉴》卷六十五胡三省注云：“张奂，敦煌渊泉人。”说明南宋胡三省所依据的本子尚未讹误，讹误是后来造成的。[5]清乾隆年间训诂学巨擘钱大昕检索前代有关资料考证认为，“案, 酒泉, 郡名, 非县名, 当作‘渊泉’。”《后汉书》记载的“酒泉”系“渊泉”之误，汉代敦煌郡有渊泉县, 《晋志》作‘深泉’……盖避唐讳。章怀本亦当作‘深’, 后人妄改为‘酒’耳。《郡国志》作拼泉, ‘拼’亦‘渊’字之伪。”[6]张芝应为东汉敦煌郡渊泉县（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四道沟老城一带）人氏(6)。钱大昕（1728年—1804年），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汉族，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清代史学家、汉学家。是中国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考据的学术大师，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音韵学、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清代有人认为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钱大昕关于张芝“敦煌渊泉人”的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钱大昕之后，清武威学者张澍在他的《续敦煌实录》中也说: “太常(张奂曾官至太常卿) 为敦煌渊泉人。渊泉为敦煌属县, 后汉为拼泉, 若酒泉, 自为郡也。今《后汉书》作‘酒泉’者，传写之讹。”[7]清道光年间编撰《敦煌县志》亦称张奂为敦煌渊泉人。清末王先谦云：“酒泉郡名，非县名，当作渊泉……后人妄改为‘酒’耳”。[8]钱大昕等关于张芝敦煌渊泉人这个推理，从历史学的角度讲，笔者通过仔细分析认为此说言之有据；因从酒泉、敦煌二郡建郡的时间上说，学术界公认为酒泉郡建立是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说明酒泉郡建郡在先，敦煌郡建郡在后，敦煌郡不辖酒泉郡，建郡其相隔十年时间。两郡为郡一级别的同等行政单位,互不统辖。且酒泉郡是一个成立比敦煌郡早，人口比敦煌郡多的大郡，更不应当是敦煌郡领属酒泉。根据郡县制隶属关系，汉代敦煌郡统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从字面及中国传统先郡后县的排序看，其后缀“酒泉”很可能是“渊泉”的误写。“敦煌酒泉人也”之说，存在明显的笔误，钱大昕之论使人恍然大悟。由此可见，导致这一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传写之讹”和“后人妄改。”所以，称张芝为汉代敦煌郡渊泉县人或今酒泉市瓜州县人，才比较合理。张芝为敦煌渊泉人这一论断也逐渐被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同。笔者要说，如果钱大昕等人的考索，关于张芝的籍贯至今很可能还在“敦煌酒泉人也”之旧说间徘徊。另外还有一种说张芝为弘农人。汉武帝设立弘农郡，设郡治在秦国名关函谷关边，县名也是弘农，故址在今天河南省灵宝市东北。张奂晚年获朝廷恩准徙居弘农华阴,持这一说法的是西晋的卫桓、东晋的羊欣、唐代的张怀瓘等(9)。[9]如卫桓《四体书势》云：“弘农张伯英……。”“张奂因军功被恩准徙居弘农华阴，张芝亦可能随父移居弘农。但若以此断称张芝为弘农人，显然欠当。按照通例一个人的籍贯多以其祖居地或出身地而言，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一生中可能有多次迁徙，但均不以其后来的迁居地为籍贯。”(10)故弘农人之说存在明显错误。二、“草圣”的学书经历与张芝墨池的传扬
张芝出身于豪门显族，家学渊远，并未养尊处优，沉沦于豪华奢侈的生活，而是拒染纨绔之气，自孩提时代起，就谨听教诲，操守高节，树立远大的志向，决心干一番名垂青史的功业。他刻苦学习并深入研究当时著名的章草大家崔瑗、杜操之法，立志练好书法。崔瑗、杜度是东汉晚期著名的书法家，以章草见称于世。张芝跟随崔、杜学习章草，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张芝还有一个弟弟，叫张昶，字文舒，也善草书，又极工八分书（汉隶的别名），时人称之为“亚圣”，书有《西岳华山堂阙碑铭》。传说张奂为方便张芝兄弟习文练字，在家门前的水池旁找人锻造石桌、石凳。由于缺乏纸张，就在绸缎上习字。张芝刻苦学习书法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境界，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是这样记述的：“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10]张怀瓘说：“张芝字伯英……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书……韦仲将谓之‘草圣’……韦诞云：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其草书《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又善隶书……伯英草、行入神，隶书入妙。[11]张芝家门前的一池清水由于长期漂洗练字的衣帛和洗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临池学书，水为之黑”，这池黑水被人称为“墨池”。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对张芝佩服的五体投地，其言称书圣者，草书学张芝，真书学钟繇，“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dān，酷爱)之若是，未必后之也。’”[12]还曾说：“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弗及也。”并认为：“汉魏书迹，独钟（繇）张（芝）两家，其余不可观之。”王羲之《番书论》云:“吾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芝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酬谢之。后之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也。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不及也”。[13]唐代敦煌李翔诗云：独登仙馆欲从谁， 闻者王君旧墨池。
苔藓（廯）已侵行履迹， 洼坳犹是古来规。
竹梢声认挥毫日， 殿角阴疑洗砚时。
叹倚坛边红叶树， 霜重欲还下山迟。[14]
汉代敦煌一带，由于名士们的云集，也产生了一大批草书名家，像赵袭、罗晖、张越等人，唐张怀瓘《书断》云：“赵袭字元嗣，京兆长安人。为燉煌太守，与罗晖并以能草见重关西，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与张芝素相亲善……燉煌有张越，仕至梁州剌史，亦善草书。”[15]这些有一定地位的地方官吏和草书名家，都是张芝交往和学习交流草书的对象。而面对无数的高手和名家，张芝更是心不旁骛，专精书海，孜孜以求。据唐代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张芝墨池，在县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右后汉献帝时，前件人于此池学书，其池尽墨，书绝世，天下名传，因兹王羲之《番页书论》云：‘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弗及也。’又草书出自张芝，时人谓之（草）圣。其池年代既远，并磨灭，古老相传，池在前件所。去开元二年九月，正议大夫使持节沙州诸军事行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上柱国杜楚臣赴任，寻坟典，文武俱明，访睹此池，未获安惜。至四年六月，敦煌县令赵智本到任，其令博览经史，通达九经，寻诸古典，委张芝、索靖俱是敦煌人，各捡古迹，具知处所。其年九月，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乃劝诸张族一十八代孙上柱国张仁会，上柱国张履暹，上柱国张怀钦，上柱国张仁会，上柱国张楚珪，上柱国张嗣业，文举人昭武校尉、甘州三水镇将、上柱国张大爽，[口]学博士上柱国张大忠，游击将军、守右玉钤卫西州蒲昌府折冲都尉、摄本卫中郎将、充于阗录守使、敦煌郡开国公张怀福，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上柱国张怀立，壮武将军行右屯卫、岷州临洮府折冲都尉、上柱国张燕容，昭武校尉、前西州岸头府左果毅都尉、摄本府折冲、充墨离军子将张履古等，令修茸墨池，中立庙及张芝容”。[16] 敦煌遗书《敦煌廿咏》中的《墨池咏》有这样的诗句赞美它：昔人精篆素， 尽妙许张芝。
草圣雄千古， 芳名冠一时。
舒笺鸟行迹， 研墨染鱼池。
长想临池处， 兴来聊咏诗。[17]
敦煌遗书P.3721《瓜沙两郡大事记并序》记：“玄宗开元二年九月，正议大夫、使持节沙州诸军事、行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上柱国杜楚臣赴任到府，寻问张芝学业之处，到于池边。其时未有庙堂”。[18]张芝之后，敦煌一直有他的后人活动，而且以“墨池”作为地望，名其族为“墨池张氏”。[19]“有关东汉张奂、张乏（芝）直系子孙的众多张氏，应该占去已散佚了的族志前面部分的大部分篇幅，残存的仅是末尾一小部分而已”。[20]敦煌遗书P.3721《瓜沙大事系年》有与《沙州都府图经》相似的详细记录，可互为参证。但王重民先生认为：“张芝墨池一条，虽有开元四年纪事，然全卷纪事，无逾证圣以后者，且墨池条与全书体例不合，（按原文明云其池已磨灭，故老相传，池在前件所去，而标题下乃称在县东北一里云云，此行显系后人窜入，不然应叙入正文，方与全书体例一致。）自开元二年九月以下，当系后人增入，应据全书以疑此条，不应据此条以定作书年代。又记查墨池为刺史杜楚臣、县令赵智本所主使，而张氏又为敦煌右族，则事举之后，窜入图经，至为易易”。[21]据《沙州都府图经》所示，有关敦煌学专家及张芝的崇拜者认为张芝墨池故址就在今敦煌城党河西岸。上世纪80年代，在敦煌沙州城故址内修建楼房挖地基，发现了一处疑似张芝墨池的故址。李正宇先生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节目中说：当时“挖出来了黑的，黑泥巴，很多的黑泥巴，那很可能就是那个墨池的所在地，但这个发现还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2014年6月30日，笔者打电话向远在新疆的李正宇先生求证，李先生说，当时敦煌市博物馆馆长荣恩奇告诉他，挖地基挖出一大片黑泥，面积大约好几平方米，几吨重，颜色与质地与墨侵相似，与周围土质迥然有别，前往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后李正宇先生也到敦煌亲自踏查，其位置在敦煌城西大桥桥头南向南走五、六十米再向西走不到100米处，其根据汉唐代敦煌城故址的地理位置，结合唐代《沙州都府图经》相关记述，推测今天党河西岸一片楼宇下那片发现黑泥的地方大约是张芝墨池的位置。笔者也在当时看到疑似墨池的目击者、敦煌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付有宏的陪同下到实地凭吊。三、“草圣“书风及社会影响
张芝将当时字字区别、带有隶意、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一笔到底、连缀不断、气脉通联的“一笔书”，又称 “一笔飞白”， 如惊蛇入草，飞鸟入林，满足人们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了书写快捷而优美的今草，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书体从此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的阔大空间，从而使书法家的艺术个性得到彻底的张扬和解放。三国魏光禄大夫、著名的书法家韦诞认为：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崔氏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转其精巧，可谓草圣，超前绝后，独步无双。张芝自谓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诚则尊师之辞，亦其心肺间语。伯英损益伯度章草，亦犹逸少增减元常真书，虽润色精于断割，意则美矣。[22]
此为张芝“草圣”称谓的来历。后代书法家在临习浏览欣赏前代书家的作品时，对张芝书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褒扬声连续不断。张芝开启了士大夫热爱书法艺术的先河，影响了魏晋以后的一大批书法家。羊欣云：“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并号‘书圣’，然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23]西晋书法家卫恒《四体书势》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称皆工……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24]
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张怀瓘《六体书论》称：草书者，张芝造也。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创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临乎篆籀，探于万象，取其元精，至于形似，景为近也。字势生动，宛若天然，实得造化之姿，神变无极。[25]
汉代的书法家和书论家赵壹曰张芝：“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26]索靖在《草书势》中说：“苍颉既生，书契是为。蝌蚪鸟篆，类物象形……盖草书之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纠缪，或往或还……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窳窿扬其波，芝草葡萄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逐而差池。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娆廉苫，随体散布……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焕烂。体磊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璀璨。命杜度运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绝势于纨素，垂百世之殊观”。[30]“篆素”，篆书于素帛，书法的泛称。《晋书·王羲之传》中有：“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鸟迹”，是指鸟迹形的篆书，泛指文字。古人认为文字是苍颉造出来的。《吕览》高诱注云：“苍颉生而知书，写仿鸟迹以造文字。”如果说，蝌蚪游过，还有迹可循，而飞鸟经天，为什么能启发他创造文字的灵感，让人费解。可见，张芝对于学习书法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敦煌遗书《草书歌》有吟：
草书四海共传名， 变得千般笔下生。
白练展时闻鬼哭， 紫毫挥处见龙惊。
收纵屈曲如蛇走， 放点徘徊□鸟行。
遥望远山烟雾卷， 寒光透出满天明。[31]
梁武帝云：“（张）芝如汉武爱道，冯虚欲仙”。唐太宗李世民亦叹曰：“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今欲归帖》释文：
今欲归。复何适报之。遣不知。总散往并侍郎耶言。别事有及。过谢忧勤。唐张怀瓘《书断》赞之：“钟繇、张芝之迹，不盈片素……其章草《金人铭》可谓精熟至极；其草书《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合于自然，可谓变化至极……伯英章草、草、行入神，隶书入妙”。[32]张怀瓘将先秦至唐初以来的著名书法家的作品，根据其书体、书法特点和影响大小依次分为神品、妙品、能品三个等级。[33]神品乃得自然之造化，浑然天成，是一种超然的艺术境界，普通人很难通过努力所能达到。其用大量的笔墨对张芝及其书法的进行了评价。张怀瓘还言：“案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之所作也……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伯英即草书之祖也。”[34]“虽史游始草，书传不纪其能，又绝其迹。创其神妙，其惟杜公。”又以张芝与杜度相论曰：“伯英(张芝)损益伯度章草，亦犹逸少增减元常真书，虽润色精于断割，意则美矣；至若高深之意，质素之风，俱不及其师也。”[35]“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36]唐虞世南言：“及乎蔡邕，张（芝），索（靖）之辈，钟繇、卫（瑾）、王（羲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37]唐孙过庭论张芝草书：“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从此以降……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38] 唐人李嗣真的《书后品》云：“伯英（张芝）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又似沃雾沾濡，繁霜摇落”(39)。[39]大体意思是这样的书品，今人也许不好理解，但那浑厚飘逸顾盼的线条，象春天雨后的彩虹与山中的溪涧交融；行笔顿挫而造成奔跃的地方，又像夏天缤纷的晚霞将没入波光灿烂的渡头；通篇书写形成的墨法像秋天的浓雾，干爽清肃的沾濡在刚健虬劲的植物枝叶上；活泼腾挪的点画和行笔中带动的游丝，神妙得犹如观赏冬天积压在劲枝上的繁霜在风的摇动下缠绵飘逸地媚婉下落。[40]
《二月八日贴》释文：
复得鄱阳等。多时不耳。为慰如何。平安等人当与行。不足不过彼与消息。
欧阳询说：“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41]狂草大师怀素也自谓草书得于“从二张（芝）、张（旭），得益最多”。张芝获得“草圣”的殊荣绝非偶然，这同他的社会经历有密切关系。汉代比张芝时代要早的崔瑗（77—142年），在他撰写的《草书势》中，这样描写东汉时的草书：“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员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竦企鸟跱，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从郁，放逸生奇。”这样丰富的想象力，只有连绵放逸的今草意象才能产生，并非“字字区别”的章草所能出现。[42]东汉末年，草书已非常流行，学练草书的人也很多。赵壹在《非草书》中描述当时人们如醉如痴练习草书的盛况，说道研习草书之人，“专用为务，钻坚高仰，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戏谈，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催折，见䚡出血，犹不休辍。”[43]可见这些学习草书的人，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对艺术的一种执着追求，他们如痴如迷地学习草书，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张芝临池学书的精神与其书法成就的影响。宋苏东坡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44]说明王羲之的墨池与张芝墨池有异曲同工之妙。南朝宋王愔《文字志》中所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皆不至，号张有道”。[45]从王愔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张芝在少年时起，就有相当的志向，要达到“文学武学都出众的人。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讲：“张芝圣于草法”。[46]近代草书大家于右任在《敦煌纪事诗》中也讲：“草圣家山石窟经”。[47]
《终年贴》释文：
终年缠此，当治何理耶？且方有诸分张，不知比去复得一会。不讲意不意，可恨汝还，当思更就理。所游悉，谁同故数往虎丘，不此甚萧索……药欲数处。看过还复，共集散耳。不见奴，粗悉书，云见左军，弥若论听故也。有了如上等各类书法家和书法评论家及敦煌遗书诗作的推崇褒扬，张芝草书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已达到出神入化，众妙皆备的高超境界而名扬四海。近年来兰州碑林将五帖悉数翻刻，并把《冠军帖》放大上石，作为甘肃历代书法名家的第一块碑，镶嵌在碑廊同时将主题建筑命名为“草圣阁”。草圣故里瓜州修建了张芝纪念馆、“草圣祠”和索靖纪念馆、“张芝墨池”等，把《冠军帖》放大刻于地景浮雕，把其他四贴刻与墙壁。2012年9月24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张芝奖全国书法大展”等系列活动。两地都请请著名雕塑家何鄂分别雕刻了万年青花岗岩和青铜材料张芝雕像供后人朝拜。
四、“草圣”留传于世的书作概览
张芝经过刻苦努力，攀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峰，随其声名逐渐增大，其墨迹为世人所宝，但传世作品则寥寥无几。张芝专精其书，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不同时期的书法家和收藏家都非常钟爱。其曾积年如一日潜心研究书法理论，把心得体会写成《笔心论》五篇，由于兵荒马乱，也可惜年代久远散佚不传，历代书法家皆心疼不已。王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并写信给王羲之说：“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48]钟繇（yáo）、张芝有许多纸质书迹在南北朝时期被国家收藏，梁府内有“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縑素及纸书四千八百二十五字”。[49]张芝流传于世的作品很多，相传张芝的一部分书作是其弟弟张昶的作品。张昶著有《龙山史记注》，唐时为柳宗元家藏，后毁于火。南朝时，有人谓“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所作也”。[50]“上自书开元二字为印，以印记之。王右军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张芝、张旭各一卷。”[52]留存于世的张芝书法作品，有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的冠军帖、终年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平善帖、今欲归帖5个刻帖，传为张芝之或为唐张旭所作，是真品还是伪品，众说纷纭，至今难以论定。今观宋人刻印《淳化阁帖》中《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帖》五帖三十八行二百六十字，书法理论界认为既然没有证据认定是张旭的作品，那就是张芝墨迹绝无仅有的珍存。
兰州碑林一角
清康熙年间，武威凉庄道署内井中曾掘出张芝手书一块石碣，上刻“澄华井”三字并有铭文。此很可能是张芝在其父张奂任武威太守其间所书。这一发现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嘉庆时武威知名学者张澍在《闲居杂咏》第五首中云：“南宫旧井最甘香，安国寺前今冽凉，可惜澄华碑已失，未探修绠一秤量”。[53]其在注解中又说，“康熙初，井中掘出石碣，镌‘澄华井’三字，系张芝隶书，并有铭，某观察迁任，载之去”，记述有一宦吏在武威离任后用车载走。张澍的好友张美如亦留有“斯邀鸿文播艺林，伯英健笔自森森，奇峰怪石云离合，春蚓秋蛇草浅深，妙道欲仙思汉武，精能入圣忆王愔。二千年后搜遗迹，碑卧枯槐数尺阴”。张美如兼工书画，在清代甘肃颇有名气，他在观赏张芝当年所书石碣时，充分得到了艺术美的享受，所用赞词引用了古人“行云离合，惊蛇入草”的典故，可惜“澄华井”书法形体当时未公诸于世，今下落不明。[参考文献请参阅原文]
文章来源
原刊《第三届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方联合出版传媒万卷出版公司，2021年10月。感谢李旭东先生惠赐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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