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契约文书汇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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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的图版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名，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自2005年开始出版，煌煌146册，至2012年出版完毕，国图所藏16000多号敦煌文书的全貌终得以展示。
利用《国图藏》新刊图版，笔者粗略统计其中有数十件敦煌契约文书，但除了十多年前《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所刊布的8个卷号（即北收43v贴片、北余81v、北生25v、北剑98、北咸59v、北乃76、北周14、北殷41与41v），国图藏敦煌契约文书目前尚未有人全面整理公布。即使在《辑校》中，也存在着一些文书编号引用有误、定名定性不确等问题，以及文书的旧编号与《国图藏》新编号的对应也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本节即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契约文书”为题，首先对已刊契约文书的新旧编号对应及内容等略作刊补，其次将未刊国图藏契约文书（按照新刊图版的统一流水编号）逐一过录，并就相关问题稍作探讨。
《国图藏》以“BD”为首将所藏敦煌文书统一编号刊布，但因国图所藏敦煌文书曾多次编目，且来源成份较为复杂，因此在正式行文前，笔者先利用前辈的成果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将有关国图藏敦煌文书的来源、历次编目与新旧编号的对照情况稍作梳理，以便正文论述。
1910年，清朝学部将敦煌文书解运北京后即入藏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从中挑选了一批较为完整的文书，按千字文顺序（每字下系100号）从“地”至“位”（编至79号）87字（“天”“玄”“火”三字缺）编得8679号，于1911年完成，题名《敦煌石室经卷总目》。1931年3月，陈垣利用前人成果及原千字文编号而编成《敦煌劫余录》，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专刊之四”出版，著录扩充至8743号（上世纪50年代国图拍摄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即依托这一编号）。1935年，图书馆又编成更为完善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编号仍为8679号，此次编号为后人沿用，在《国图藏》中对应的新编号为BD00001—BD08679号，这批文书的图版位于本套书的第1至103册。
上世纪20年代，国图成立写经组，专门从事敦煌文书的整理、编目、研究。1927年，国图在上次编目所余的残卷中又挑出相对完整的一批文书（1192件），衔接上千字文编号排序，从“让”至“朝”（编至92号）12字（“吊”“民”“伐”“罪”四字缺）编得1192号，按《敦煌石室写经详目》体例，至1935年编成《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这次编号在《国图藏》中对应的新编号为BD08680—BD09871号，这批文书的图版依次位于本套书的第104至106册。
此次编目所余的两箱敦煌文书（主要是残片、护首、素纸，共190包）存放在国图善本书库，后渐被遗忘，直至1990年才被“重新发现”。图书馆遂组织专人对这批残卷进行了清点，后统一编为“临”（简作“L”）3879号。这次编号在《国图藏》中对应的新编号为BD09872—BD13750号，这批文书的图版依次位于本套书的第107至112册。此外，这6册书中还收有50件其他编号的敦煌文书图版，如旧编为“简”、“登”、“善”字号的8件文书，以及14个空号，这批文书或残件对应的新编号延续为BD13751-BD13800号。此外，这次编目还剩了一些残卷、残绢、残麻布、唐卡、缥带、麻绳等残片，始终没有编号，在国图藏敦煌文书最后出版时才得以著录。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65年通过文化部调拨、求购、社会各界捐赠等多种途径，国图又征集了1000多件敦煌文书入馆，1980年，图书馆从中挑选了1560件文书拍摄缩微胶卷，并统一编为“新”号。1981年，以这批文书为主编成《敦煌劫余录续编》，其中著录了1065号。1986年起，又有一些文书陆续进入“新”号序列，最终编得“新”1600号。这次编号在《国图藏》中对应的新编号为BD13801—BD15400号，这批文书的图版依次位于本套书的第113至143册（部分）。
国图历年来修复敦煌文书时发现有些文书内裹杂若干和本卷无关的残片，以及从文书背面剥离下来的补纸也编为“临”号，即L4001—L4507号，这批编号在《国图藏》中对应的新编号为BD15996—BD16445号，这批文书的图版依次位于本套书的第145至146册。此外，第143-146册中还穿插收入了旧编为“简”、“善”、“登”字号（如金石组保存1件归入敦煌特藏库、归入过善本书系列的文书、民族语文组保存的文书等）的数百件敦煌文书，以及若干空号，故国图藏敦煌文书的最终编号为BD16579号。
一、《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所收国图藏敦煌契约文书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将所收契约文书按买卖、便贷、雇佣、租佃质典、凭约、分书放书遗书、性质不明等分为七类，这样虽便于研究者按类索求，但也无形中割裂了每件文书的原貌，故将《辑校》所收国图藏契约文书按其旧（千字文）编号及所对应的新“BD”编号次序刊补，以求最大限度地体现每件文书的原貌。
（一）北收43v贴片
北收43v贴片，存3行，抄于原卷背面，《辑校》定名《天复九年（909）杜通信便粟麦契习字》（便贷类）。
据《国图藏》，该文书正面抄《妙法莲华经卷三》，对应新编号为BD01943；文书背面的补纸上即抄该契约，对应新编号为BD01943v，定名《天复九年杜通信便麦粟历》。
该契约《辑校》与《国图新》皆有相关录文参考，但略有不同，且定名中有“契”、“历”之别。
BD01943v号、BD16563号
BD01943v号是裁剪而成的补纸，因此很难判断原卷内容的完整性，以及是否为实用契约或仅为文稿抄件，故《辑校》定名中的“习字”似显多余，而参照其他相近时期便贷类契约的格式及用语，如S.5811《乙丑年索猪苟贷麦契》、BD09520v11《癸未年平康乡百姓彭顺子便麦粟契稿》，BD01943v号当为“契”而非“历”，又鉴于文书第1行即有确切年月日“天复九年岁次己巳十二月二日”，故应定名《唐天复九年十二月二日杜通信便粟麦契》。又，《辑校》在该契约（旧千字文）编号后注以“贴片”，似是提示其本为补纸的形态特征，但敦煌契约文书中多有存在于补纸上者（详下文），编目或定名者一般不会将这一特征体现在文书的编号上，这一点应值得注意。有趣的是，还有另一件契约文书与BD01943v号颇有关联。《国图藏》第146册中所收BD16563号，存3行，亦定名《天复九年杜通信便麦粟历》，所抄内容与BD01943v号无二，字迹也很接近。唯一不同处是，BD01943v号第1行首之“天”与末之“家”字、第2行首之“内”字、第3行首之“硕”字皆有残缺，而BD16563号中的这几个字皆完整无缺。据《国图藏》中对BD16563号物质形态的描述，其宽、高分别为7.3、27.3厘米；BD01943v号的物质形态虽无明确记载，但其正面的佛经高24.8厘米，该契约为其背面的补纸，高度当与此相当而不会超过这个数值。同样地，BD16563号也揭自BD01843号背面，该卷正面所抄为《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以上说明，这两件契约或抄自同一底稿，或本为一卷，后被裁成大致相等的补纸修补佛经，唯BD16563号的尺寸稍大，保存的字迹相应更为完整。至于BD16563号的定名，据上文所述理由，也当为《唐天复九年十二月二日杜通信便粟麦契》。（二）北余81v
北余81v，存3行，抄于原卷背面，《辑校》定名《辛巳年洪池乡百姓何通子典男契习字》（租佃质典类）。
据《北图藏》，该文书正面抄《无量寿宗要经》，对应新编号为BD02381；背面抄写两种内容，前为以“季春犹寒”开头的书仪用语2行，若干留白后再抄写该契约，两项内容对应新编号为BD02381v，定名《辛巳年何通子典儿契稿》。
该契约《辑校》与《国图藏》皆有相关录文参考，但略有不同，定名也有差异。
BD02381v号
据《国图藏》敦煌文书新编号标准，若一件文书内抄录多种内容，则编号当应在其所属流水号后再加1、2、3……以示区别。BD02381号背面虽然所抄内容皆残缺不全，但分别为书仪用语与契约两种内容无疑，故该契约编号为BD02381v2似更为精确。
据笔者理解，敦煌文书中可当作“习字”的文书，类似于各种内容不完整的杂写，而“稿”则可包括所有未正式成型或实用的文稿抄件。BD02381v号先抄书仪用语2行未完，可确定为杂写或习字，而所抄契约仅有2行半，第3行仅存“宗只典与押牙”，后整件文书残缺不全。同样，鉴于该契约第1行即有确切的年月日“辛巳年五月八日”，故当定名《辛巳年五月八日洪池乡百姓何通子典男契稿》。
（三）北生25v
北生25v，该文书中抄写了5种契约，分别存14、12、1、1、2行，皆抄于原卷背面，《辑校》分别定名《宋开宝九年（976）莫高乡百姓郑丑挞卖宅舍契习字》（买卖类）、《甲戌年慈惠乡百姓窦跛蹄雇工契习字》（雇契类）、《乙亥年慈惠乡百姓氾幸深契习字》（性质不明类）、《乙亥年敦煌乡邓讷儿钵契习字》（性质不明类）、《丙子年索残子契习字》（性质不明类）。
据《北图藏》，该文书正面抄《降生礼文》、《揭帝礼》、《观音礼文》3种内容，对应新编号分别为BD039251、BD039252、BD039253；背面抄《金光明最胜王经（杂写）卷一》、《观世音经（杂写）》、《劝学诗一首》、《甲戌年慈惠乡百姓窦跛蹄雇工契稿》、《大乘净土赞》、《佛母赞》、《地藏菩萨十宅日》、《云何得长寿偈》、《诸杂字》、《诸杂字》、《丙子年三月一日郑丑挞出卖房舍地基契稿》、《地藏菩萨经》（倒书）12种内容，对应新编号分别为BD03925v1、BD03925v2、BD03925v3、BD03925v4、BD03925v5、BD03925v6、BD03925v7、BD03925v8、BD03925v9、BD03925v10、BD03925v11、BD39250v12，其中BD03925v11、BD03925v4号为《辑校》所收，但为窦跛蹄契（BD03925v4）抄写在前而郑丑挞契（BD03925v11）在后。
BD03925v号
以上契约《辑校》与《国图藏》皆有相关录文参考，但略有不同，定名也有差异。
BD03925号背面所抄内容杂乱，不仅多有重复或隔断，还有倒书与不少出现了年月或地名、人名的杂写，除了收录两件首尾相对完整的契约稿外，《辑校》还将其中三句杂写过录并归为“性质不明类”契约，但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
据《国图藏》，BD03925v3拟名《劝学诗一首》，存6行，该号第1行、第2行皆为《辑校》所收，即：
1 乙亥年二月三日立契。慈惠乡百姓氾幸深状呈
2 龙兴寺。乙亥年三月五日立契。敦煌乡邓讷儿钵
BD03925v3号部分
第3行至第4行上部才是“劝学诗”一首；第4行下部至第6行又为其他杂写（第6行还出现了“敕归义节度使押牙银青光禄大夫兼（检）校上书曹元忠”句，说明该文书抄于曹元忠时期或之后，也可资推算文书中干支纪年对应的大概时期）。因此，BD03925v3号其实是由诸种杂写综合而成的，而非仅为“劝学诗一首”，其定名或当为《契约用语等杂写》更确切。
再看BD03925号背面所抄其他内容之间的关联。BD03925v4号为窦跛蹄契，该契约与BD03925v5《大乘净土赞》之间也有杂写1行，即“奉敕修造，大王在。急急如律令。索残子自手书”。BD03925v5号尾题又为“知进、索残子自手题记耳，交流长囗囗”。
BD03925v号部分
BD03925v6《佛母赞》尾题为“乙亥正月廿十二日立契。慈惠”，与BD03925v3号中出现的两句契约用语类似。BD03925v7《地藏菩萨十斋日》尾题“智进书记题”。BD03925v9《诸杂字》末行首题“丙子年二月二十八日，索残子、进”（《辑校》收），后抄杂字若干。BD03925v10号与BD03925v11号中再次出现了僧人知（智）进的抄写题记（详下文）。因此BD03925号背面所抄大部分内容皆与索残子或知（智）进相关，只是他们的名字有时似为正式身份的书手，有时又仅像是随意的杂写。值得注意的是，《辑校》将BD03925v9号末的索残子题记与BD03925v10号末的智进题记（当为BD03925v11号郑丑挞契的开头，详下）误作为同一件契约的内容过录，应予纠正。
关于文书定名中出现的时间与人物。BD03925v4号为窦跛蹄契，第1行有确切的年月日“甲戌年正月一日立契”；第2行叙述窦跛蹄雇“龙勒乡邓讷儿钵”男造作，而“邓讷儿钵”的名字又以杂写的形式出现在BD03925v3号的第2行，这进一步说明BD03925号背面两件相对完整的契约稿与其他契约用语杂写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具体到BD03935v4号的定名，当为《甲戌年正月一日慈惠乡百姓窦跛蹄雇工契稿》。
BD03925v11号郑丑挞契中则出现了两次纪年，分别是位于第6行的“大宋开宝八年岁次丙子三月一日”和第14行的“丙子年三月一日”，故该契约的定名当以其中出现的确切年号为准。此外，该契约先描述了郑丑挞所在宅舍的位置与院落四至，接着言明因家贫而愿将“口分地舍”出卖，文中并未特意涉及“地基”，故定名中无“地基”二字似更妥。综上，BD03925v11号当定名《宋开宝九年三月一日莫高乡百姓郑丑挞卖宅舍契稿》。此外，据《国图藏》，BD03925v11号前所抄《诸杂字》即BD03925v10号末行有“丙子年二月廿八日立契。僧知进书”句，而BD03925v11号末行亦为“僧智进自手题之耳记也”句，可知BD03925v10号末行一句应与BD03925v11号相关，而与BD03925v9号中出现的“丙子年二月二十八日，索残子进”杂写无关。
总之，BD03925号背面出现的诸多与契约相关的年月、人名，因多穿插于其他内容之间，且多仅有1行，故很难都被看作一件契约，从定名角度而言，似更应为“契约用语杂写”。而据《辑校》与《国图藏》的研究，前者虽注意到了其中出现的部分契约用语，但过录仍有不少遗漏；后者虽在条记目录中详细列举说明了这些用语，但未将它们与契约用语挂钩，以及综合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和价值。
（四）北剑98
北剑98，存13行，《辑校》定名《乙亥年金银匠翟信子等三人状》（凭约类）。
据《国图藏》，该文书正面抄《妙法莲华经卷二》，对应新编号为BD04698；背面抄该契约，对应新编号为BD04698v，定名《翟信子等为矜放旧年宿债状及判词》。
该文书《辑校》与《国图藏》皆有相关录文参考，但略有不同，且关于文书的定名与定性截然不同。
从内容判断，BD04698v号前11行为翟信子三人陈述，因缺少种子而在甲戌年一起向高都头借贷麦三硕，后因重息而于当年、乙亥年、丙子年三年间分批偿还，至“今年”还有两硕未还，适逢阿郎“放其大赦，矜割旧年宿债”，于是上状请求“阿郎特赐公凭，裁下处分”，即免除所剩债务；第12-13行即为阿郎免除翟信子等人债务的判词与签署。故该文书虽与粮食借贷有关，但内容并非契约，而是为请求免除债务的上状与判词，《辑校》将其作为“凭约”类契约不妥，其定性与定名当以《国图藏》为准。至于文书所写具体的年份，因借贷关系从甲戌年延续至丙子年，以及出现的“今年”，可能所指即丙子年，也可能是其后某年，故一时难以确定。
（五）北咸59v
北咸59v，该文书中抄写了7种契约，分别存14、15、15、12、9、10、11行，皆抄于背面，《辑校》分别定名《辛丑年龙兴寺寺户团头李庭秀等请便麦牒（附处分）》（便贷类）、《丑年开元寺寺户张僧奴等请便麦牒（附处分）》（便贷类）、《丑年安国寺寺户氾奉世等请便麦牒（附处分）》（便贷类）、《丑年灵修寺寺户团头刘进国等请便麦牒（附处分）》（便贷类）、《丑年金光明寺寺户团头史太平等请便麦牒（附处分）》（便贷类）、《丑年报恩寺人户团头刘沙沙等请便麦牒（附处分）》（便贷类）、《寅年僧慈灯雇博士氾英振造佛堂契》（雇佣类）。
据《国图藏》，该文书正面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对应新编号为BD06359；背面抄《油面酥入破历》、《吐蕃时期僧司行事名录》、《未年灵树寺慈灯等为节儿节儿娘福田转经录》、《寅年僧慈灯雇博士氾英振造佛堂契》（倒书）、《丑年报恩寺人户团头刘沙沙请便麦牒及处分》、《辛丑年龙兴寺寺户团头李庭秀等请便麦牒及处分》、《丑年开元寺寺户张僧奴等请便麦牒及处分》、《丑年安国寺寺户氾奉世等请便麦牒及处分》、《丑年灵修寺寺户团头刘进国等请便麦牒及处分》、《丑年金光明寺寺户团头史太平等请便麦牒及处分》、《纳酥历》、《本寺所由麦粟历》（倒书）等12种内容，分别对应新编号为BD06359v1、BD06359v2、BD06359v3、BD06359v4、BD06359v5、BD06359v6、BD06359v7、BD06359v8、BD06359v9、BD06359v10、BD06359v11、BD06359v12，其中BD06359v4-BD06359v10为《辑校》所收，但据抄写次序，慈灯雇氾博士造佛堂契（BD06359v4）抄于最前，之后依次为刘沙沙等请便麦牒（BD06359v5）、李庭秀等请便麦牒（BD06359v6）、张僧奴等请便麦牒（BD06359v7）、氾奉世等请便麦牒（BD06359v8）、刘进国等请便麦牒（BD06359v9）、史太平等请便麦牒（BD06359v10）。
以上文书《辑校》与《国图藏》皆有相关录文参考，但略有不同，定名也有差异。
据笔者对契约文书性质的理解，以上请便麦牒及处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契约，故BD06359号背面所抄契约仅有一件，即BD06359v4号。该契约第1行有确切的年月日“寅年八月七日”，故当定名《寅年八月七日僧慈灯雇氾英振造佛堂契》。
（六）北乃76
北乃76，存11行，《辑校》定名《甲辰年洪池乡百姓安员进卖舍契》（买卖类）。沙知先生在说明中提到，该契约是由揭自原卷背面的4块残片缀合而成，将另编新号。
据《国图藏》，该文书正面抄《天地八阳神咒经》，对应新编号为BD08176，背面无内容，但有揭下的补纸27块，现编号为BD16238-BD16246。安员进卖舍契确为其中4块补纸缀合而成，原编为L4113号，对应新编号为BD16238号，定名同《辑校》。
BD16238号
该契约《辑校》与《国图藏》皆有相关录文参考，但略有不同。
应该注意的是，这批出自BD08176号背面的补纸因被重新编号，与原编号已无关系。据BD16238号第2行有确切的年月日“时甲辰年十一月十二日”，该契约当定名《甲辰年十一月十二日洪池乡百姓安员进卖舍契》。
（七）北周14
北周14，该文书中抄写了4种契约，分别存6、10、7、32行，《辑校》分别定名《丙辰年神沙乡百姓兵马使氾流□卖铛契》（买卖类）、《辛酉年团头米平水等领物凭》（凭约类）、《辛酉年吕某出社凭》（凭约类）、《年代不详令狐留留叔侄共东四妨兄弟分产书》（分书放书遗书类）。
据《国图藏》，氾流□卖铛契与米平水等领物凭为同一编号之下的两件独立文书，对应的新编号分别为BD09239B、BD09239A号，分别定名《丙辰年神沙乡氾流囗卖铛契》、《辛酉年团头康石柱米平水交付诸物凭》。至于吕某出社凭，据《辑校》，该文书为揭自北周14号背面的残片，将会有新编号。而据《国图藏》，该文书实出自北乃76号背面，为其中27块补纸之一，原编为L4113号，对应新编号为BD16239号，定名《辛酉年吕某出社契》。
同样地，令狐留留叔侄等分产书，据《辑校》，该文书是1993年整理国图藏敦煌文书时新发现的文书之一，此前未见于已发行的缩微胶卷。而据《国图藏》，该文书旧编号实为北周21号，对应新编号为BD09300，定名《令狐留留叔侄等分产书》。
以上文书《辑校》与《北图藏》皆有相关录文参考，但略有不同，定名也有差异。
BD09239B号氾流囗卖铛契，第1行首有确切的年月日“丙辰年十二月十八日”，故当定名《丙辰年十二月十八日神沙乡百姓氾流囗卖铛契》。至于BD09239A号，当为第四团头康石柱等十人向第五团头米平水等十人交付（粟、麦、麻、油）诸物的凭约及米平水等人的签署，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定名也当以《国图藏》为准。
BD16239号吕某出社文书，据原卷第1行首“辛酉年十一月一日立契。吕”，第7行又有“此契，用为后凭”句，可知该文书为“契”而非“凭”，定名当为《辛酉年十一月一日吕某出社契》。
BD09300号令狐留留叔侄等分产书，原卷第1-2行有残损，无法得知确切年代。据文书内容，这是以令狐留留、神奴、住住兄弟三人与侄男合子为主的一份析产契约，文书中出现的“四防（房）兄弟”僧惠满、晟子、胜君、文文只是这次析产的见证人，故文书定名当以《国图藏》为准。
BD16239号
总之，《辑校》原归于北周14号之下的四件文书性质不一、出处不一，除了BD09239A号不算契约外，BD16239与BD09300号的原编号分别为北乃76与北周21号，囿于无法看到原卷的条件限制，《辑校》将这两件文书误归于北周14号之下，随着《国图藏》图版的刊布以及文书新编号的通行，我们在今后利用这两件文书时，应将其新编号有所订正。
（八）北殷41与41v
北殷41，该文书中抄写了5种契约，分别存7、7、8、5、9行，《辑校》分别定名《癸未年王勺勺敦贷绢契（稿）》（便贷类）、《癸未年平康乡百姓沈延庆贷布契（稿）》（便贷类）、《癸未年龙勒乡囗文德雇工契习字》（雇契类）、《癸未年张修造雇驼契（习字）》（雇契类）、《癸未年张修造雇驼契习字》（雇契类）；北殷41v，存5行，《辑校》定名《癸未年平康乡百姓彭顺子便麦粟契稿》（便贷类）。
据《国图藏》，该文书正面为《木捺佛像》，对应新编号为BD09520；背面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即BD09520v1，抄有七言诗两首；第二部分为BD09520v2《癸未年三月王勺勺敦贷生绢契稿》、BD09520v3《癸未年三月龙勒乡囗文德雇工契稿》、BD09520v4《癸未年四月平康百姓沈延庆货绁契稿》、BD09520v5《癸未年四月张修造于王通通雇驼契稿》、BD09520v6《癸未年四月张修造于价延德雇驼契稿》、BD09520v11《癸未年五月平康乡彭顺子便麦粟契稿》等6件“癸未年”契约稿；第三部分即BD09520v7-10，为各种社司转帖稿。彭顺子便麦粟契虽与其他契约之间相隔了几件社司转贴稿，但同样抄于文书背面，即本件文书中出现的契约皆抄于其背面而非正、背面皆有。
以上契约《辑校》与《北图藏》皆有相关录文参考，但略有不同，定名也有差异。
BD09520号背面所抄的6件契约文书稿件中皆出现了具体年月日，这些皆应体现在文书的定名中，又比如《国图藏》中，BD09520v 3号定名中漏“百”字、未补“姓”字；BD09520v4号定名中漏“乡”字、错将“贷”作“货”字等。故以上文书当分别定名为《癸未年三月廿八日王勺勺敦贷生绢契稿》、《癸未年三月廿八日龙勒乡百姓囗文德雇工契稿》、《癸未年四月十五日平康乡百姓沈延庆贷绁契稿》、《癸未年四月十五日张修造雇驼契稿》、《癸未年七月十五日张修造雇驼契稿》、《癸未年五月十六日平康乡（百）姓彭顺子便麦粟契稿》。
通过一些简单介绍与补正，参考《国图藏》的图版与条记目录，能够比较清晰的了解到，《辑校》所收北图藏敦煌契约文书新旧编号之间的对比与变化，以及作者的一些疏漏或收录范围的变动。现将《辑校》所收国图藏契约文书新旧编号之间的变动列简表如下：
北收43v贴片=BD01943v北余81v=BD02381v2北生25v=BD03925v3、BD03925v4、BD03925v11等北剑98=BD04698v北咸59v=BD06359v4北乃76（=BD08176）≠BD16238、BD16239北周14=BD09293B北周21=BD09300北殷41v=BD09520v2—BD09520v6、BD09520v11未完
文章来源
原刊于黄正建先生主编《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125-159页。此次推送时作者略有增改。引用请参见原文。
转自公众号“CNU古代经济史”2021年09月23日，感谢师姐同意转载，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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