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佳择、杨富学丨归义军史上三起人伦悲剧疑云剖析
盖佳泽，1989年生，江苏淮安人。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员，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敦煌学、宗教学、西北民族史研究，在《宗教学研究》、《世界宗教文化》、《中东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杨富学，1965年生，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北民族史、古代宗教研究。
归义军史上三起人伦悲剧疑云剖析
——晚唐五代节度使家族权力争端之一瞥
摘要：晚唐五代之乱世，传统儒家之伦理道德荡然无存，手足相残之悲剧频频上演，作为藩镇的归义军自不能例外。这一时期敦煌节度使家族先后发生三四起人伦悲剧：张淮深全家被兄弟抑或姻亲杀害；李弘愿被表弟张承奉杀害；曹议金子“尚书”或为兄弟曹元德杀害……权力斗争异化了人性，使得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利益，这就是悲剧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原因。
关键词：张淮深；李弘愿；曹元德；敦煌；归义军政权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西汉民谣所道手足相残的人伦悲剧，并非只在汉朝上演，而是频频出现于帝王之家。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父子兄弟之间很难看到亲情，举目则是赤裸裸的利益。而在晚唐五代身份地位仅亚于帝王的节度使之家，这样的事情更是司空见惯。“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安史乱后，唐朝皇帝对节度使开始失去权力控制，藩镇多各行其是，而至五代，更是诸侯林立，遍地天子，且无论天子抑或节度使皆唯兵强马壮者能为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儒家价值理念已是荡然无存。故而晚唐五代节度使除多被兵士所逐弑外，父杀子，子弑父，兄杀弟，弟弑兄的事情亦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胡化最严重的河朔三镇。魏博田绪为节度使田悦之从弟而弑杀其兄[1]，幽州刘守光为节度使、燕王刘仁恭之子而囚父[2]，宣武刘玄佐被其义子刘士朝鸩死[3]，皆是其例。
而长期作为中原王朝一个偏远藩镇，甚可云半独立王国而存在的归义军节度使，亦同样频演晚唐五代的这种“河朔旧事”，长达180年横跨唐、五代、北宋三个时期的归义军政权高层至少发生过四起诸如此类的骨肉相残悲剧，其中两起发生在张氏归义军时期，两起发生在曹氏归义军时期。这四起事件招致张淮深全家被杀案、张太夫人（张议潮第十四女）三子相继死亡案、天公主之子尚书诸郎君一夜皆亡案与曹宗寿围杀其叔父曹延禄、延瑞案。其中曹延禄兄弟被弑背后明显有沙州回鹘的影子，其事为敦煌各民族矛盾的总爆发，归义军回鹘化的转折点[4]，行弑者为曹宗寿，其初衷不过是为了自任节度使，案情明晰，无需再辨。而其前三起事件则皆为归义军历史上有名的疑案，作案者身份不明，死者死因模糊不清，其后两起是否可以定性为谋杀亦含混难明。而三起事件的受益者则是显而易见的：张淮深死亡导致张淮鼎、索勋相继秉政，张太夫人之子李氏兄弟之死使张承奉得以亲政，天公主之子尚书诸郎君之死使曹元德、元深兄弟相继再无阻力。这三起事件之成因、经过皆在学界争议多年，假说众多。笔者不才，试将其事条分缕析，辨明因果，以解众惑。笔者愚者之言，即知不免见笑于方家，亦未必不能一得矣。
一、张淮深及其诸子之死
张淮深于大顺元年（890）二月廿二日蹊跷陨毙于敦煌，同时死亡的还有其夫人陈氏及其六子：“兼夫人颍川郡陈氏，六子：长曰延晖、次延礼、次延寿、次延锷、次延信、次延武等，并连坟一茔”。在P. 2913《张淮深墓志铭》中有这样几句话：“竖牛作孽，君主见欺，殒不以道，天胡鉴之”，透漏出其为凶死。张淮深之死竟由何人造成？长期以来学界众说纷纭。索勋、李氏家族、皇帝、张淮深庶子、张淮鼎等等都是学者们怀疑的对象。最早被怀疑的是索勋。作为归义军第四位节度使，索勋的死亡也同样存在疑点，而且仅在张淮深死亡三年后，故而学界一直怀疑是他策划了张淮深阖家灭门大案，在事情败露后被杀。早期的敦煌学家如藤枝晃[5]、向达[6]、苏莹辉[7] 皆认定凶手为索勋。向达据《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兄亡弟丧”句认为是索勋诛杀了张淮深兄弟全家；而苏莹辉则误认887年求旌节者为索勋，求节未果后诬害淮深，蒙蔽天子，故云“君主见欺”；1982年孙修身则从“河西兵”及P. 2044《斋文》“两收宫阙”出发认为张淮深的河西兵马曾有两收长安之功，但因为曾隶叛首王行瑜下，故被唐廷镇压[8]；（按孙氏立论依据已被荣新江、李军驳倒，荣先生以为河西兵指黄河以西的鄜坊、邠宁等节度使，而两收宫阙的太保相公实为仆固怀恩而非张淮深[9]。李军则依《族谱·王尚父请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举兵牒》而以为河西兵实是翁郜的凉州军[10]，总之不是张淮深的沙州兵。李永宁则以为中央受蒙蔽不授予淮深旌节，淮鼎以突袭手段杀害张淮深一家夺了大权[11]。1988年邓文宽发现S. 5630《张淮深修功德记》中提及的淮深子延思、延嗣二人不见于与张淮深一同被杀害的六子之中，故而强烈怀疑此二人为张淮深庶子，他们杀死了其他人，并立张议谭庶子张淮鼎为节度使：这恰符合“竖牛作孽”的原意：庶长子不得志，杀父及嫡子，另立庶子[12]。按：张淮鼎为张议潮而非议谭之子已得到文献证实，余皆成理。李军则认为是张淮鼎出于对张淮深逼走其父议潮并独霸沙州的愤然，乃利用延嗣、延思二人杀张淮深，然后自立，将节度使之权再次转移到议潮系手中，并认为884年张淮诠、张淮鼎兄弟西归是其导火索[13]。“竖牛作孽”这个典故无疑是解开张淮深被杀案的关键。然而这一典故的原始涵义却与邓文宽所说略有不同。《左传》中介绍竖牛身世的主要有这两段文字：“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14] 叔孙豹在庚宗一妇人处食宿过，若干年后再次遇到这个妇人，妇人给叔孙氏一只雉鸟，叔孙知道当年一宿之缘的妇人已经有子，于是认真的问了她。妇人说不但有儿子，而且已经五六岁了。叔孙豹看到这个孩子正是梦中助己胜天之坠的，于是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这是竖牛故事最原始的文本，笔者怀疑叔孙豹是否在食宿时私通于妇人，但是竖牛是否为叔孙豹非婚生子，《左传》并未给出有力的佐证，虽然竖牛在应答叔孙豹时用了儿答父之语“唯”（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按《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唯而起。”），但亦不能因此确定他就是将叔孙氏认做父亲，而叔孙豹当然也未认他为子，仅充作贴身仆侍。即便按后世说法叔孙豹认为他是自己野合所生，但野合之子亦不可等同于庶子，而要低贱的多。且竖牛既非庶子，更谈不上不得志，相反，他比叔孙豹的亲子更加被信用，当了叔孙氏的家臣，所以就导致了竖牛玩叔孙豹于股掌之上，最终导致了叔孙一家愚蠢的死亡。《韩非子·内储上》有云：“夫听所信之言，而子父为人僇”，竖牛，主要是叔孙豹的所爱者，所信者，或非其子，而即便竖牛后来如此受宠信，其身份亦不过是一个家臣，没有人真正拿他当叔孙豹的亲子（按春秋鲜有亲子为家臣者。）[15]。邓文宽氏指出的凶手张延思、张延嗣确定无疑是张淮深的亲子，而且他们或当是不得志者，与竖牛的身份略异。故而“竖牛作孽”这个典故或非是指向庶子，而当是所爱者。这个所爱所信者是索勋的可能性较大。索勋通过婚姻关系，成为与归义军政权世家大族（张氏、李氏、曹氏）相结合的第二代实力派人物。首先，索勋娶张议潮女（张氏）为妻，给张议潮生外孙索承勋和一个外孙女。通过姻亲关系，他和同样娶了张议潮女（第十四女）的李氏实权人物李明振成了义理兄弟。尤有进者，索勋和张氏所生女儿索氏又嫁给了曹议金，借由这种婚姻，索勋与第三代最终的获胜者曹氏之间也建立起了最亲密的关系。由系谱观之，索勋在归义军内部人际关系方面可谓举足轻重，在政权中地位显赫。[16] 职是之故，P.4638《张淮深奏荐索中丞为使持节瓜州刺史牒》云“索中丞况当亲懿，德合潘阳。事须请守使持节、瓜州刺史”，被举荐为瓜州刺史。按归义军势力范围主要就在瓜沙二州，故瓜州择刺史必极谨慎。历代担任瓜州刺史的几乎都是节度使的亲懿，张承奉时期担任瓜州刺史的是李氏兄弟中的老二李弘定；曹议金时期担任瓜州刺史的是曹议金的姻亲慕容归盈；曹议金之后担任瓜州刺史的都是曹氏诸太子。故而索勋当极得张淮深宠信。应该说除了身份外，索勋是满足“竖牛”的多数条件的。故“竖牛作孽，君主见欺”或可解读为索勋杀害张淮深一家，扶立张淮鼎（斯事或本为淮鼎假手索勋），而淮鼎死后索勋继任，又欺瞒天子骗取节度。而索勋的最终死亡，除去霸占节度使，辜负淮鼎托孤之意外，与他或曾谋害张淮深也不无干系。当然，《张淮深墓志铭》的作者张球（张景球，按学界多认为二人为同一人）虽是一位长期宦游敦煌的学养深厚的江南文士，却并非皓首穷经的老儒，故其用典未必溯源经义，是故竖牛为延思、延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竖牛这一人物从伪《孔子家语》时代起即已由一个疑似的私生子而名正言顺的变成叔孙氏的亲子[17]，故张球在不详究经义或对之断章取义的情况下按照流俗之说将其事简单作为“庶子杀父”的典故援引以讽延嗣兄弟，显亦可能，当然，不排除与张淮深素日交好的张球故意歪曲“竖牛”典故讽刺索勋，将之骂作张淮深的小辈，抑或索勋实藉延思二人之手杀戮淮深一家。然张球（张景球）后又为索勋作《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碑》以美誉之，或因索勋同样很器重他，依旧让他担任节度判官兼掌书记这一要职，或因“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杀淮深者若为淮鼎，则为堂兄弟之相残，杀淮深、延晖、延礼、延寿、延锷、延信、延武者若为延嗣、延思，则为父子相残，亦手足之相灭也。无论如何，都是9世纪末敦煌的人伦大惨剧。二、李氏兄弟之死
张太夫人即张议潮女儿张十四娘，其与李明振所生四子李弘愿、李弘定、李弘谏、李弘益，亦即归义军节度副使（李弘愿）和使君（李弘定为瓜州刺史）、端公（李弘谏为侍御史）、衙推（李弘益），兄弟四人的死亡情形相当暗昧，我们只能从S. 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尾题得知李氏诸子俱逝于900年6月之前[18]，死因则完全不得而知。很多人怀疑张承奉应该是发动了一场倒李的政变，恰好归义军衙内有位叫张忠贤的押衙所撰的一卷文字为此猜测提供了一定的佐证。文节录如下：
葬录卷上并序[19]夫论阴阳之道，由如海江,非圣不裁，时遇乱世，根浅性微。俗化所易，王教风移。其君欲与贪狼为政，其臣欲与枵智求尊。人心变改，邪魅得便。政法不从，非道为美。得事者不师轨，寻求同类，擅作异谋，货赂求名，破灭真宗，离害能德。能德既无，恣行非法。非法既盛，邪道日兴。但忠贤生居所陋，长在危时，学业微浅，不遇明师。年至从心，命如悬丝。忽遇我归义军节度使，蓝(览)观前事，意有慨焉……于时大唐乾宁三年（896）五月日下记。”序后又谀张氏云：今遇我归义军节度使南阳张公讳承奉，有大威慧，真俗变行，道俗虔虔，出言无非，三边晏净，万姓仰覆。实邦家之宝，栋梁之才。押衙是唐五代藩镇使府中的重要军将，“位列辕门，官分宪署，出入旄旌之侧”，为节度使的亲信，职级高，权位重，每每能弄权纵悠、作奸犯科、劫杀使主、左右藩镇之政局。作为节度衙内的支柱，押衙张忠贤自然代表着归义军高层，亦代表着张氏家族的利益，其《葬录序》中对李氏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归义军节度衙内和本族内的意见。他们认为张承奉于896年亲政之前李氏兄弟掌权的三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这个乱世也可能是指从张淮深薨逝到李氏兄弟倒台的六年），掌权者是“贪狼”“邪魅”，所行为“邪道”“非法”，总而言之，是无边的黑暗，不见光明。序文中李氏时期的乱世与张承奉亲政后“三边晏静，万姓仰覆”的治世形成鲜明的对比，李氏被树立成负面典型，遭到全盘否定，这说明张承奉很大可能是彻底推翻李氏势力才得以亲政。李氏兄弟对归义军最高权力一直有所觊觎，景福二年（893）十月，四兄弟随其母张太夫人推翻索勋，并杀之，扶张议潮之孙张承奉上台，而实际上张承奉完全是傀儡，实权基本操于李氏家族之手。在同年除夕夜的P. 3552《儿郎伟》祈愿文中，李氏兄弟中的老大李弘愿甚至不假思索的表达出“长史大唐节制”[20] 的愿望，而事实上他基本做到了，至少在乾宁二年（895）即李氏倒台的前一年，李弘愿已经担任了归义军节度副使，而以节度使的身份批阅管内文书，例如Дх. 1435残牒（图1）：（前缺）牒乾宁二年十月十日牒图1：节度副使兼御史大夫李（画押）
画押的签名很像是弘愿二字，上钤“沙州节度使印”一方，足见李弘愿已经行了僭越之事。当时李弘愿的身份是归义军节度副使兼沙州刺史，集中央与地方大权于一身，其弟李弘定担任瓜州刺史，李弘谏担任新收复的甘州刺史，后来又回任沙州长史，可以说在893-896年间归义军管内完全是李氏的天下，故张承奉心有不满，谋划铲除李氏是自然而然的。李氏四兄弟中的老大节度副使李弘愿野心最强，权力最大，896年张氏家族的倒李政变主要针对的就是此人，故896年之后李弘愿绝无生存之理。而从P. 2825v《唐乾宁三年丙辰岁二月十七日平康乡百姓冯文达奉差入京》[21] 文书中可断，李氏或于二月之前倒台，故亲政后的张承奉急切遣使入京汇报对李氏兄弟的剿灭及求旌节。关于此次政变，在莫高窟第9窟的供养人题记及画像中也可见一些蛛丝马迹，此窟甬道西向绘张承奉、李弘定、索勋、李弘谏四人并附题名，而无李弘愿，主室东壁门列北向第三身南侧供养人像题云“亡兄岳□□”或“亡兄李□□”，李军以为当是李弘愿，若属实，则此人确已先于三兄弟身亡[22]。而在甬道门口相当于造窟功德主的位置上画着四人，三人衣紫，一人衣青，或即四兄弟（图2），可知造窟时尚未发生政变，李弘愿尚未身亡，而在李氏家族势力已被推翻后李弘谏等三人虽仍保持职衔不变，名字仍能上窟，但实权或已被剥夺。而三人又在政变后四年内相继离世，虽然《金光明最胜王经》抄经题记中未述死因，然荣新江分析认为是死于张承奉斩草除根之举。[23] 笔者十分赞同，即便不然，三人亦当是在幽囚中忧惧而死。四人中唯前瓜州刺史李弘定有后嗣显于后，为后晋时担任归义军节度押衙知敦煌郡务的李绍宗，其余人的子嗣虽不必尽被杀戮，至少无能贵显，担任要职。李氏兄弟之母张太夫人实为张承奉姑母，张承奉与四人为表兄弟，无论其用什么手段导致了四兄弟的早亡，都无疑是手足相残。图2：莫高窟第9窟造窟功德主像（甬道门上，晚唐）
三 . 曹议金、天公主之子尚书诸郎君之死
天公主之子尚书诸郎君之死发生在曹议金初去世时。尚书为曹议金与天公主所生子，两人所生子尚有“长史”“司马”等人，遗憾的是这几人都未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曹议金有三位夫人，一位是索氏夫人，为前节度索勋姻亲，一位是回鹘天公主，为甘州回鹘可汗之女，[24] 另一位为广平宋氏夫人，为曹元忠的生母。索氏生子情况不明，姜亮夫以为有曹元深，但无凭据[25]。天公主所生子，姜亮夫等诸位先生以为还有曹元德等[26]。按：宋氏的相关情况见P. 4638《曹夫人宋氏邈真赞》：夫人者，即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曹大王之夫人也……辞天公主，嘱讬偏照于孤遗。别男司空，何世再逢于玉眷。郎君躃踊，二州天地而苍黄。小娘子悲啼，百鸟同哀而助泣。某等谨奉旨命，略述数言，驻笔念悲，乃为赞曰:广平鼎族，暂诞河湟。禀灵山岳，降下遐方。年当卯岁，淑德恒彰。豪宗求聘，出事侯王。母仪婉顺，妇礼寻常。冰姿皎洁，桃李争芳。操越秋妇，德亚恭姜。谋孙育子，训习忠良。方保受荫，岳石延长。何兮祸逼，卞璧沉湘。辞天公主，偏照孤孀。执司空手，永别威光。郎君躃踊，寸断肝肠。小娘子叫切，此世难望。邈真赞说明了几个问题：宋氏夫人死于曹议金之后，此时天公主还健在；宋氏夫人身后留下“孤遗”，当即其生子曹元忠，当时上下呼为“郎君”；宋氏夫人还有一个儿子（不必定为亲子）当时为司空，按曹议金统治后期，敦煌只有一个司空，即曹元德。曹议金索氏夫人的相关情况见S. 5957《结坛祈祷发愿文》：北方圣天公主居闺，助治安跪(危)；寿等贞松，桃李芳颜不变。广平夫人宋氏入阁，忠谏弘舒，月桂仙娥，劫石长存，保美中承。郎君兄弟忠孝，艺备三明。小娘子姊妹花丛婉顺，善贞四德。诸宅至亲眷属，山岳固而恒荣；内外沐荫宗枝，江海涌而不竭。亦愿先亡幽魂尊重承莲，早座（坐）玄宫；近故国太夫人福感，速登佛果[27]。这里提到了宋氏、公主和已故的国太夫人，这位国太夫人无疑就是曹议金三位夫人之一的索氏。索氏虽称太夫人，且为前节度使索勋懿亲，但其地位显然不如回鹘天公主高，在莫高窟第98窟等的题名中，她位于回鹘天公主与宋氏夫人之间[28]。索氏是否有子尚不能知，未有称其为“故母”或“慈母”者，与她相关的文献中亦不见子嗣的记载。郑炳林、杜海依《曹夫人宋氏邈真赞》得出元德、元深皆为索氏子之结论，以为宋氏夫人去世之前曾经托孤于回鹘天公主，《赞》文中的“孤遗”“孤孀”应具体指后文出现的“司空”“郎君”“小娘子”。“司空（曹元德）”被称为“孤遗”，而此时天公主仍然在世，说明“司空”可能不是天公主亲生的儿子。宋氏夫人的生子可以确知为曹元忠，因此曹元德很有可能是“国太夫人”索氏所生。[29]
此说并不能成立，根据上文，孤遗＝郎君＝曹元忠，乃宋氏夫人托年纪尚幼的元忠于天公主，曹元德的代称为“男司空”，宋氏夫人只与他执手告别：宋氏死时元德已成为新一代节度使，何须求天公主关照？从上文“别男司空”中可推测，非独元忠，曹元德或亦为宋夫人之男。
学界传统说法以为曹元德为天公主子，此说更具合理性。按曹元德与天公主同时出现在以下数件文书中：
P.3567：“令公宝位，等劫石而齐坚。夫人花颜，比贞松而不变。司空等诸郎君昆季，常增磐石之乐。应小娘子，以内外金枝恒耀，争春之貌之福会也。伏惟我府主令公，天资凤骨，地杰龙胎；广含倾江海之能，气应风云之量……又持胜福，次用庄严我府主令公贵位，伏愿南山作寿，北极标尊，常为菩萨之人王，永作河西之父母。次用庄严，我国母夫人贵位，伏愿鲜颜转茂，桃李驰芳，播柔服于邦家，匡母仪于王室。司空等郎君，文採夏叶争芳。应小娘子姊妹，红颜春花竞馥。”[30]
P.6006：“伏惟我大王云云，故得威稜赫弈，疑兜率而初来……天公主、夫人恒泰，誓播美于宫闱。小娘子姊妹欢颜，每宠同于金燧。刺史司空昆季，永继愿于河湟。”[31]
然而，在S .4245《河西节度使司空曹元德造佛窟功德记》与P. 3269《河西节度使司徒佛会祈愿文》中，天公主都将被称作“国母（圣）天公主”，是知元德视天公主如母不误。
P. 2850《厶官燃灯祈愿文》中的“厶官”，郑炳林、杜海以为即公主子尚书，其实未必。文献载曰：
时则有坐前持炉厶官先奉为龙天八部……莲府大王，遐延久载;亲征张掖，统鸿军以静东羌;讨伐狼徒，愿清平而归西国;慈母公主永荫长春，小娘子、郎君中外康吉诸（之）福会也。伏惟厶官天资正气，神授韬志;仰玄门虑城为与钳。怀所(佐)国之宏规，韫安边之上略……厥今……奉为厶官染患经今累旬，药饵虽施，不蒙瘳减。谨得寡尠，投仗雄门，伏乞济危，希垂拔厄之福会也。伏惟厶官天生异哲，雅量神资，奉国为竭力之忠，佐世显赤诚之志。时则有坐前厶官先奉为龙天八部……又愿我大王宝位以与五岳齐高，夫人、郎君等椿松而竞茂;亦愿厶官合家福延万叶诸福会也。惟厶官乃天生英俊，异性标奇;文武双全，忠孝兼备。[32]厶官视天公主为“慈母公主”，则其应为天公主亲生无疑。天公主李氏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称谓，其中就有“慈母公主”之谓。[33] 文中高度评价此人“怀所(佐)国之宏规，韫安边之上略”，可见其在内政外交上成绩卓然。在曹议金时期曹元德一直是作为节度使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来培养，其先后担任（沙州）刺史、归义军节度副使，虽不能说“雄才大略”，但佐国安边，当之绝无愧，而天公主子尚书虽也被赞誉为“分符千里，建节百城”，但只是“指挥尚书”即都指挥使，地位亚于刺史，可见其文韬武略较之元德相差甚远。况此祈愿文乃为厶官之病祈福之用，而吾等故知，曹元德一直以来就是个病秧子，文书中多有其（司空）患病记录，如P. 2032V《戊戌年净土寺破用例残卷》记“司空患时还马价众僧用（405行）”“司空患时燃灯用（410）”“司空患时马价用（480行）”“太保亡时吊公主郎君小娘子等用（469—470行）”。[34] 甚至迎接天朝来使也因病体沉重，不能起身而遣其弟曹元深代迎[35]，而文书中从未见有“尚书”的患病记录，而其死亦极突然而无预兆，故知此患重病的“厶官”，为元德的可能性极大，而既然“厶官”亦即元德视天公主为“慈母”，则其为公主子的可能性无疑是很大的。
综上，言称曹元德为索氏子完全无凭据，若为宋氏子，可引《邈真赞》“别男司空”一语为证，然事实上曹议金诸子名义上都可称是三位夫人的儿子，而宋氏又特别念其“孤遗”曹元忠，故宋氏难称是曹元德生母。多数学者支持回鹘天公主为其生母，佐以上面数件文书特别是P. 3567和P. 2850文献，足见其有着较高的合理性。
既如是，则曹元德与“尚书”实为亲兄弟，同为甘州回鹘天公主之子，而“尚书”显见是天公主最宠爱的一个儿子，也是元德节度使之路上唯一的对手。S. 663《某官佛事斋文》云：“公主、夫人恒昌，保芳颜而永洁。刺史、尚书等固受（寿)，愿接踵而绍隆。[36] ”此文书写于曹议金做太保时（925-928），尚书位居刺史（曹元德）之后一位；P. 2058文书云:“又持胜福，次用庄严河西节度使令公贵位……又持胜福，次用庄严常(尚)书郎君贵位，伏愿金柯益茂，玉叶常荣，盘石增高，维城作固。天公主助治，以（与）秋月而长圆。夫人应祥，保闺颜而永春。”[37] 文书写于曹议金称令公时（928-931），此件文书不见曹元德，“尚书”位居曹议金与天公主、二位夫人之间，郑炳林、杜海以为“天公主助治”为公主辅弼议金并希图其废长立幼，助己爱子登上节度使之位。其说似过度解读。虽不能说此时尚书已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曹元德的地位一定是遭遇了极大的挑战；S. 1181长兴二年（932）文书正背面两篇愿文都未出现曹元德的身影，尚书却紧随大王与天公主[38]，显而易见，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然而这位惊才绝艳的尚书却并未有成功继任，曹议金还是把大位传给了一直悉心培养的接班人曹元德，于是“尚书”的噩梦就来临了。
被很多愿文极力鼓吹的文武双全的“尚书”，绝非盛名难副，曹议金刚刚去世，天公主又格外偏爱此子，其对曹元德的统治自然构成了威胁，以致于后者必除此（亲）兄弟而后快。马德先生以为“尚书”死于曹元深时，乃因元深时文书P. 4046、P. 3763等皆出现“尚书”“尚书小郎君”等称。[39] 按“尚书”乃是曹议金后期、曹元德初期天公主爱子的检校官，如他活至曹元深时期，职衔当不止于此，曹元深时代的“尚书”实当为曹元忠抑或元德之子延恭等。“尚书”这样一位对元德兄弟节度使宝位威胁很大的青年才俊，岂能苟活如此多年？郑、杜以为其死于元德时，尚称精当。
S. 6417[40] 《国母天公主奉为故男尚书诸郎君百日追念文》（图3）为天公主为去世的诸子追念祷福之文，今节录如下：
时则有我国母天公主奉为故男尚书诸郎君百日追念之福会也。伏惟故尚书，天资直气，岳降英灵，怀济物之深仁，蕴调元之盛业，故得分苻(符)千里，建节百城，常彰龚遂之风，户叹吴忠之化。长史乃文星曜质，豹变资神。司马书剑辟才，英猷独步。诸郎君俊哲，皆含梦锦之龙(花);雅量超群，武备由基之略。理应棣萼相映，玉树莲(连)青;何图一日千秋，杳然冥寞。所恨孔怀恚重，天轮（伦）俄逝于重泉，同气情深，手足顿倾于厚夜。潺溪绿水，幽壹（臺)增涕泗之悲;苍萃青松，箫飒助凄凉之韵。日驰月驰，渺透冥露(路)之人;福往资来，大展馨香之会。其从良乃比詥有德;乳哺代亲，奉孝尊堂，并无愆过，念无仁孝，有彼成生，抽放从良，广无构钩。幻(愿)使人天等秀，贵贱齐闻，断怨烦恼之根，厥使菩提之萼，致使国母悲深丧目，庭亏问礼之踪;痛切肝肠，堂绝献甘之迹。空遣书剑，有苗不实芳兰;更想形仪，泣断趋庭之诲。阳升阴谢，昧去明来，斋为钦□，俄临百日。其从男云云。于是清吟梵匣，供备香？食，命真子于鹿园，构纯陀于鹫岭[41]。图3：S.6417《国母天公主奉为故男尚书诸郎君百日追念文》
使公主“悲深丧目”的事显然是其长子（或许还有曹元深等之参与）屠戮其爱子之事。文中“一日千秋，杳然冥寞”“天轮俄逝于重泉”“手足顿倾于厚夜”说明尚书兄弟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死亡的，其死法类于张淮深一家。而“所恨孔怀恚重”一语则暗示其死于兄弟不睦——从文意可断，尚书兄弟十分友爱，似未互相残杀，则“孔怀”定为死者之外的兄弟，或以为是曹元忠[42]，或以为是曹元德[43]，后说较有道理。元忠生母宋氏夫人亡故于元德时期，如元忠参与杀害尚书兄弟，宋氏岂会托元忠于公主？然郑炳林、杜海将“从男云云”判断为凶手曹元德则无据。
马德、郑炳林、杜海皆怀疑尚书之死与甘州回鹘的过于强大和归义军对回鹘政策的调整相关，也就是说，做了甘州回鹘与归义军之间紧张关系的牺牲品。窃以为未然。由上论述可知，曹元德本人很可能为天公主亲子，与尚书实为同父同母的亲兄弟，那么这一起兄弟阋墙的人伦惨剧恐就与外交政治无关，只是归义军内部争权夺利的结果：固天公主取代宋氏、索氏二位议金唯一正妻，则尚书小郎君做为嫡子，自然威胁了元德掌权，古因此而遭戮。
张淮深、李弘愿、曹姓尚书，一位节度使、一位大权在握的节度副使和一位很可能成为节度使的青年才俊，都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去，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究其原因，张淮深对其叔议潮及其堂兄弟淮诠、淮鼎可能过于绝情，导致矛盾深化，故可以推测张淮诠之死与张淮深有关。[44] 李氏兄弟野心太大，违背了张氏“义立侄男”“能使南阳重霸”的初衷，低估了张氏家族的反扑力度，从而导致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结局；天公主之子尚书则当失于根系不深，其母过于揠苗助长想扶他上位，引发大兄猜忌，从中作梗，结果造成了个人及幼弟共同的悲剧。综而言之，皆是权力欲熏心、行事嚣张，不听人言所致也。权力一如毒品，一旦沾惹，非死不休，节度使又是最易攫取的一种权力，马壮兵强，善用死士而可得之。故节度之家人人心怀鬼胎，钩心斗角，生存大是不易，相似的人伦悲剧频频上演，亦可谓晚唐之五代一大特色也。
[1]《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26—5932页。[2]《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传》，第5985—5987页。[3]《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传》，第5999—6001页。[4]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26—427页。[5] 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一）》，《東方学報》（京都）第12册第3分，1941年，第75、82—83页。[6] 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瓜沙谈往之四》，《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22—423页。[7] 苏莹辉：《补唐书张淮深传》，《敦煌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250—252页。[8] 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33—38页。[9] 荣新江：《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1—7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83—197页。[10] 李军：《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与晚唐河西历史》，《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52—55页。[11] 李永宁：《竖牛作孽 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政者之更迭》，《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第15—19页。[12] 邓文宽：《也谈张淮深之死》，《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第76—80页。[13] 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60—162页。[1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56—1263页。[15] 按清高建章、高麟超撰写的《左史比事》，以叔孙豹与韩信并列相比，——用韩信受漂母恩惠典故，说：“叔孙穆子之宿庚宗，犹漂母之留王孙也。”并明确指明：（竖牛）“狼子野心，将恩仇报，杀孟丙、杀仲壬，方且冒认为奸生之子，以便其袭位之谋。”亦即以为叔孙氏“宿”妇人，实未与发生关系，而竖牛，自然就是他冒牌的儿子。[16] 阪尻彰宏：《三つの索勳像――供養人像からみた歸義軍史》，高田時雄主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0號，2016年，第311—312頁。[17] 廖名春、邹新明校点，魏王肃注：《孔子家语.正论解》，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9—110页。文曰：叔孙穆子，避难奔齐，宿于庚宗之邑，庚宗寡妇通焉而生牛。此在《左传》基础上稍有发挥。[18]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916页。[19] 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文献》1989年第3期，第96—98页；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64—185页。[20] 李正宇：《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史事考》，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21]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03页。[22] 徐自强、张永强、徐晶等编著：《敦煌莫高窟题记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8页史岩编号405窟即敦煌研究院编号第9窟录主室东壁殿前壁右方第三身为“亡兄李□□”，敦煌研究院录文为“亡兄□岳”，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第175—182页。[23]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10页。[24] 关于甘州回鹘天公主与曹议金的和亲，可参见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第112—118页；杨富学、路虹：《甘州回鹘天公主再考》，《石河子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91—101页。[25] 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谱》，《浙江学刊》1983年第1期，第106页。[26] 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谱》，《浙江学刊》1983年第1期，第105页。[27]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590页。[28]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页。[29] 郑炳林、杜海：《曹议金节度使位继承权之争———以“国太夫人”、“尚书”称号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4期，第3—4页。[30]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2页。[31]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7页。[32]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279－280页。[33] 杨富学、路虹：《甘州回鹘天公主再考》，《石河子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94—96页。[34] 这里的司空、太保皆指代曹元德。故曹元德或从曹议金晚年即开始患病一直未好直至940年之前最终病亡。“太保亡时吊公主郎君小娘子等用”。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言天公主死于曹元深时期（943），故此公主当即天公主。元德病亡，人向天公主吊唁，知天公主或为元德生母。[35]《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于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8页。[36] 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6页。[37]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338－339页。[3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3页。[39] 马德：《尚书曹仁贵史事钩沉》，《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第12—13页。[40] 马德及郑炳林、杜海以为是S. 6417v，误。[41]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760、761页。[42] 马德：《尚书曹仁贵史事钩沉》，《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第15页。[43]《曹议金节度使位继承权之争———以“国太夫人”、“尚书”称号为中心》，第6页。[44] 杨宝玉：《<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敦煌研究》2017年第2期，第66页注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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