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丨樊锦诗、楊富學主编《敦煌与中外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

杨富学，1965年生，河南邓州人。先后就学于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印度德里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任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兼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裕固族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钱币学会副会长、甘肃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敦煌学、古代宗教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西部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科研项目等10余项。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续编》《敦煌民族史探幽》《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回鹘摩尼教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研究》《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霞浦摩尼教研究》《汉唐长安与丝路文明》《敦煌民族史》等30余种学术著作，发表论文400余篇，序跋评论60余篇，译文百余篇。

总 序

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亚、欧、非三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们都会在不同环境、不同传统的背景下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成就，而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能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西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在中西的交往经久历程中，中国的茶叶、瓷器及四大发明西传至欧洲，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带来了影响，至今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反观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传来的大多是香料、金银器等特殊商品，还有胡腾舞、胡旋舞等西方文化。尽管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考古现场也有发现，在壁画、诗词等艺术形式上西方的文化元素也有展示，但始终没有触及中华文明的根基。早在远古时期，虽然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之间并非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草创期的丝绸之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最开初起首要的交易物资并不是丝绸。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交流。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于是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才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不断的争斗、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不过，随着各定居民族强国的不断反击和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就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对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促使张骞动身西域的大月氏西迁。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出入中国的河西走廊和连通各国的陆路交通业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中原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其次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商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紫驼载锦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成了中原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代的财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珍奇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诚如美国学者谢弗所言：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更是繁荣昌盛。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如印度文化系统、中亚诸族系统、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统、环地中海文化系统、西域民族文化系统、河西走廊文化系统、黄河民族文化系统、西藏高原文化系统等等。而在这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无疑是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季羡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这两个地方汇聚了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不仅是多民族地区，也是多宗教的地区，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宗教，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甚至还有印度教，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文化，都曾在这里交汇、融合，进而促成了当地文化的高度发展。尤其是摩尼教，以其与商人的特殊关系，始终沿丝绸之路沿线传播。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摩尼教自13世纪始即已彻底消亡，而最近在福建霞浦等地发现了大批摩尼教文献与文物，证明摩尼教以改变了的形式，在福建、浙江一带留存至今。对霞浦摩尼教文献的研究与刊布，将是本丛书的重点议题之一。季先生之所以要使用“最好的”和“最有条件”这两个具有限定性意义的词语，其实是别有一番深意的，因为除了敦煌和新疆外，不同文明的交汇点还有许多，如张掖、武威、西安、洛阳乃至东南沿海地带的泉州，莫不如此。新疆以西，这样的交汇点就更多，如中亚之讹答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怛罗斯、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花剌子模，巴基斯坦之犍陀罗地区，阿富汗之大夏（巴克特里亚）、喀布尔，伊朗之巴姆、亚兹德，土耳其之以弗所、伊斯坦布尔等，亦都概莫能外，其中尤以长安、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最具有典型意义。西安古称长安，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的坩锅，世所瞩目的长安文明就是由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汇而成的，其来源是多元的，在本体上又是一元的，这种融汇百家而成的文化进一步支撑和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吸收整合大量外域文化之后，长安文明又向周边广大地域辐射，带动了全国的文明进程，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推向高峰，并进一步影响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纸张大量输出，长安文明的许多方面如冶铁、穿井、造纸、丝织等技术都传到域外，为域外广大地区所接受，对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出长安文化的扩散性和长安文明的辐射性。这是东西方文化长期交流、沟通的结果。在兼容并蓄思想的推动下，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不断进取，由此谱写了一部辉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长安文化中数量浩繁的遗存遗物、宗教遗迹和文献记载，是印证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重要内容。撒马尔罕可谓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其地连接着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关于该城的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为康国的都城，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由这里出发，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这里汇聚了世界上的多种文明，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都有传播。位于撒马尔罕市中心的“列吉斯坦”神学院存在于15~17世纪，由三座神学院组成，他们虽建于不同时代，但风格相偕，结构合理，堪称中世纪建筑的杰作。撒马尔罕的东北郊坐落着举世闻名的兀鲁伯天文台，建造于1428~1429年，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乌兹别克斯坦著名天文学家、学者、诗人、哲学家兀鲁伯所制，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天文台之一。兀鲁伯在此测出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他对星辰位置的测定，堪称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尔赫之后最准确的测定。撒马尔罕北边的卡塞西亚，原本为何国的都城，都城附近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面是突厥、婆罗门君王，西面供奉波斯、拂菻（拜占庭）等国帝王，这些都受到国王的崇拜。文化之多样性显而易见。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最大城市和港口，其前身为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地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大都市，海峡以北为欧洲部分（色雷斯），以南为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为欧亚交通之要冲。伊斯坦布尔自公元前658年开始建城，至今已有2600年的历史，其间，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位处亚洲、欧洲两大洲的结合部，是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终点和欧洲部分的起点，其历史进程始终与欧亚大陆之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见证了两大洲许许多多的历史大事。来自东方的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这里彼此融合、繁荣共处，使这里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地区。综上可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多元、民族和谐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族政策的宽松——无论是中原王朝控制时期，还是地方政权当政期间，都不轻易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包含着各民族对各种外来思想观念的改造和调适。“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通过多手段、多途径的传播与交流，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构成一道独具魅力、异彩纷呈的历史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称得上是一条东西方异质经济的交流之路和多元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又是不同宗教的碰撞与交融之路。为了进一步推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本人在甘肃文化出版社的支持与通力合作下策划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的出版事宜，得到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幸运的事，该丛书一经申报，便被批准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为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丝绸之路的兴衰演进及沿线地区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有自身个性，即特别注重于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的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今天呈现于诸位面前的这5册图书只是该丛书的第一批成果，今后会连续出版第二第三批乃至更多，竭诚欢迎各位同仁的参与、批评与指导。

      杨富学

2016年8月23日于敦煌莫高窟

后 记

在敦煌研究院领导的支持下，由本人出面组织的“2015敦煌论坛：敦煌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8月13日~17日在敦煌莫高窟顺利召开，来自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伊朗、土耳其、美国、尼泊尔、印度、尼泊尔、蒙古、柬埔寨、越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大陆、台湾、澳门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两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108篇，内容涉及丝路宗教文化与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与史地研究等多个领域。

按照敦煌研究院的传统，举办大型的高质量的学术会议，一般都要出版会议文集，一来作为新成果的展示，二来有点“雁过留声”之意。后来，由于高校系统对学术成果的评价机制有所变化，有些学者不愿将论文在会议文集中刊布。因应这种变化，我院决定不再出版会议文集。由于本人后知后觉，无从知晓规则的改变，在会议结束时竟信誓旦旦要求作者尽早将论文修订稿发过来以便尽早结集出版。浑然不觉的经费断供，使我一下子如临深渊，但不服输的性格又使我不能轻言放弃，相信会有峰回路转的机会，因为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已发生过多次。果不其然，及至2017年，甘肃文化出版社郧军涛社长约我主持《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同意将当时许下宏愿而难以实现的本次会议文集连同后来举办的两次会议的文集——《汉唐长安与丝路文明》和《裕固族文化研究》——一并纳入丛书，这才如释负重。有幸的是，2018年，丛书获准立项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本书的出版才最终画上了尽管算不得圆满但已令本人欣喜的句号。这里谨向郧军涛社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为此书出版付出很多心血的甄惠娟、凯旋二位年轻编辑的辛勤劳作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各种周折，本书的出版耽延日久，这里向诸位作者致以深深的歉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考虑到情况的多样性，我们事先已经表示，既同意论文先在刊物发表再收入文集，以保持会议信息的完整性，也同意撤掉或更换与会议主题相关的论文。在文集出版过程中，我的几位年轻同事和弟子彭晓静、刘源、米小强、杨琛为本书的校对、联络、资料查找付出了很多心血，这里谨对他们的认真细致的工作和任劳任怨的付出致以衷心的感谢。

杨

杨富学

2020年3月14日

文章来源

转自公众号“嘤鸣丝路”2021年12月14日，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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