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红丨敦煌与西部的学术情结

冯培红，1973年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与内陆亚洲史等研究。《丝路文明》副主编，兼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著有《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在《历史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8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多项。入选2004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17年度浙江大学优秀新生之友。

敦煌与西部的学术情结

——齐陈骏《敦煌学与古代西部文化》介评

齐陈骏教授生平简介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师齐陈骏教授，于2022年1月24日在浙江绍兴不幸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六岁。齐陈骏，男，汉族，1936年8月出生，浙江省天台县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1940年在浙江省天台县义学幼儿园读书，1941年9月至1947年8月在浙江省天台县城东小学完成小学教育，1947年9月至1953年6月在浙江省天台县立中学完成初中及高中教育，1953年10月至1957年8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1957年9月至1959年4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助教，1958年2月由兰州大学下放酒泉边湾农场锻炼，1959年4月锻炼回校，自1959年4月至1961年2月分配至甘肃省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1961年2月返回兰州大学历史系担任助教，1964年参加兰州大学社教工作队，并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漫路公社参加为期8个月的社教工作，1969年至1970年在兰州大学永登五七干校劳动十三个月，1976年参加省农宣队，在通渭县城关公社进行为期8个月的农宣工作，1978年6月获聘讲师，1981年9月获聘副教授，1985年9月获聘教授，1992年获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998年为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2000年8月退休。1983年加入民盟，1983年任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1987年10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12月当选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9年担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任丝绸之路研究会理事。齐陈骏老师忠于教育事业，长期在教学一线勤恳工作，在岗期间兢兢业业，呕心沥血，精心育人，在他不平凡的艰苦岁月里积淀了丰厚的教学成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及敦煌学的教学与研究，1959年担任《隋唐五代史》课程部分教学任务，1963年开设《北宋史》课程，1965年担任中文系隋唐至鸦片战争史的教学任务，1972年开设《魏晋南北朝》课程，1981年开设《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课程，1984年开设《汉唐职官制度》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完成了《中国古代史讲义》（第四册）的编著。多次获得甘肃省社联、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获得兰州大学1983-1984学年教学质量优秀奖。齐陈骏老师基础理论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治学严谨，潜心研究，硕果累累。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试论隋和唐初的政权》《敦煌沿革与人口》《河西历代人口简述》《唐代的科举与官僚入仕》等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河西史研究》、《西北通史（第二卷）》、《枳室史稿》、《五凉史略》（合著）、《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合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省》（副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地理卷》（主编）等专著。齐陈骏老师热爱本职工作，为人师表，勤勤恳恳，诲人不倦，成果丰硕。他的一生，是为兰州大学教学育人、勤奋工作、努力奋斗的一生。他始终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对学校和学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齐陈骏老师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前辈、好老师。他的师德风范和学术成果将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齐陈骏老师的精神财富和渊博学识，将永垂于世，嘉惠后人！齐陈骏老师千古！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年01月24日齐陈骏先生于1957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大西北，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至2000年退休，在西北工作了43年。退休以后，他继续发挥余热，指导完刚招了一年的博士生，依然从事学术研究，并于2005年出版了《西北通史》第二卷、《枳室史稿》等著作。[1] 如今，叶落归根，他南下投依儿子生活，回到故乡定居在浙江绍兴。齐先生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大西北，他在兰州大学开创了敦煌学事业，致力于研究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西北历史。这本《敦煌学与古代西部文化》是他研究敦煌学、丝绸之路、西北史的论文结集。展读此书，可以感受到他对敦煌与西部的浓郁学术情结。现在出版业发达过度，各地都在出版各种论文集，这是因为论文集所收多为旧作，出版起来快，能够收到马上见书的“效益”。最近十年间，齐先生的论文集出了三种，内容大同小异，或各有侧重，但齐集的接连“再版”却饱含着甘肃、浙江两地的学术感情。第一种于2005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书名取作《枳室史稿》，当时正值齐先生七十岁生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编此文集，将其论文裒为一册，自然是最好的纪念方式；第二种于2012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陇上学人文存·齐陈骏卷》，是甘肃省为在该省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出版的文集之一；第三种于2015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即本文所介评者，是浙江大学为研究丝路敦煌的浙江学者出版的文集之一。这三部论文集充分体现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对其开创者、甘肃省政府对陇上学者、浙江大学对浙籍学者的关怀和感情，以至于出现了这样奇特的“再版”现象。齐陈骏先生是兰州大学敦煌学事业的开创者，1979年他在该校率先创办了敦煌学研究小组，翌年出版的《敦煌学辑刊》是大陆第一份敦煌学专业杂志。八、九十年代，敦煌学研究小组先后升格为研究室、研究所，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在齐先生退休前一年，该所被批准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拥有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专业博士、硕士点，成为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重镇。作为齐先生的学生，十余年前我负责编校《枳室史稿》《西北通史》第二卷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齐陈骏教授七十华诞暨从教五十周年颂寿专号》，当时很想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如今，论文集已经出了三版，齐先生也已年逾八旬，更加让我觉得应该总结一下他的学术成就。兹以书评的方式，来介评最近出版的《敦煌学与古代西部文化》一书，客观评述齐先生的学术业绩及其对敦煌与西部的学术情结。《敦煌学与古代西部文化》一书是以其中的一篇论文名来命作书名的，体现了鲜明的敦煌与西部特色。此书为《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第1辑十种之一，该书系由浙江大学的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研究团队组织出版，张涌泉、柴剑虹、刘进宝主编，拟推出20世纪以来浙江籍和曾在浙江工作的丝路、敦煌学者的代表性成果，以彰显浙江学者在该领域中作出的学术贡献。[2] 齐陈骏先生是浙江天台人，虽然生长于江南，但长年在西北研究敦煌学、丝绸之路与西北史，故其论文集得以入选书系而在故乡“再版”。按照整套书系的体例，该书前面是一篇题作《我与丝路及敦煌学的研究》的学术前言，详细地叙述了作者从事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历程，让我们对他如何接触并结缘敦煌，开展敦煌学、丝绸之路与西北史研究，特别是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开创敦煌学研究事业有了完整的了解。20世纪六、十七年代，作者两次去敦煌参观莫高窟，并且聆听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多位专家的学术报告，他还到武汉大学参加高校青年教师进修班，聆听唐长孺、陈仲安等先生的学术讲座，了解到当时正在整理的吐鲁番文书的情况。随着学术眼界的不断开阔与对敦煌、吐鲁番的深入认识，齐先生在兰州大学提出要研究西部特色的历史，兰州大学历史系遂成立了汉简、敦煌学、民族学、中亚史、苏联史等五个研究小组，创办了《敦煌学辑刊》《西北史地》等刊物。齐先生还积极参与国内学术界的活动，如1980年参加中国唐史学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参加学会在翌年组织的行程万余里、费时近两月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针对这次丝路考察，他满怀着学术热情撰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丝路考察纪略》，在扬州举行的下一届学会年会上作了报告；另一篇是《古代河西的兴衰》，收入考察论文集《丝路访古》中。可以说，成立敦煌学研究小组、创办《敦煌学辑刊》、考察丝绸之路，是齐先生研究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的学术起点。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齐先生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并当选为学会副秘书长。此后，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获得了硕、博士学位点，建起了资料中心，与国内外学术界的联系也加强了，这些都凝聚着先生的心血与功劳。在学术研究上，他围绕着敦煌学、丝绸之路与西北史逐渐展开，先后出版了《五凉史略》《河西史研究》《枳室史稿》《西北通史》第二卷等著作。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做了一辈子的西北人，也就与丝路与敦煌学结下了不解的缘分”（11页），这话中饱含了这位年少时生长江南、青春时奉献西北、老年后叶落归根的学者对敦煌与西部的深深情结。本书共收录19篇论文，是齐先生研究丝绸之路、敦煌学与西北史的代表性成果。[3] 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丝绸之路研究，有《丝路考察纪略》《丝路古道上的法律文化资料简介》《对古丝路贸易的估价》《漫谈古丝路的研究》等4篇论文。如前所说，齐先生对丝绸之路的关注是从1981年参加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丝路考察队开始的。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丝路考察活动，考察队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多达24人，由北京师范学院宁可教授任队长，为期近两月，行程万余里，对于推动唐史学者研究丝绸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察归来后，齐先生所撰《丝路考察纪略》是对这次考察活动的记录及思考，梳理了考察所经丝绸之路的沿途走向，探讨了丝绸之路与宗教、民族融合、古代军事设防、古城遗址等问题，既有现场实地的考察体验，又有学术性的问题探讨，对他后来研究西北史、敦煌学等丝路相关问题具有指导意义。比如，考察队从青海穿过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丝绸之路“除了东西的大道以外，值得注意的是，河西内部南北之间的交通亦是非常重要的”，得出了“河西地区是我国西部地区东行西去、南来北往的十字路口”的结论（16页），是客观全面的。这一观点在他撰写《五凉史略》《河西史研究》《西北通史》等书时也常有体现。《漫谈古丝路的研究》是一篇概括性的理论之作，明确提出丝绸之路研究“是一门贯通古今、又涉及沿路诸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390页），注意到它的规律性和阶段性，指出丝绸之路并不仅仅局限于商路，也可称之为中西文化交流之路、宗教之路、民族友好之路，这些见解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建设与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对古丝路贸易的估价》一文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发掘运用历史文献资料，对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汉朝和匈奴之间战争与丝绸的关系、中原王朝封建经济及其对对外贸易的管制等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考论，批驳了把丝绸之路简单地说成是一条商路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商业贸易估价得太高，而应从宗教、文化交流、民族友好等角度来全面阐释丝绸之路的内涵。《丝路古道上的法律文化资料简介》是齐先生在三年前发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法律文化资料简介》的姊妹篇。由于此前已对敦煌、吐鲁番法律文化资料作过介绍，所以该文不再涉及丝路沿线出土的文书，而是利用传世史籍对汉唐间各个时段的丝路法律文化进行考述，特别注意到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律状况，如汉代时期的匈奴、羌政权与西域诸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氐、羌、鲜卑、柔然政权与西域诸国，隋唐时期的吐谷浑、突厥、薛延陀、回鹘、吐蕃政权与西域诸国，考论其刑罚制度、继承法、政治制度、赋税制度、风俗状况等。从中可以看出，齐先生对传世史籍极为熟悉并且运用自如，对汉唐之间丝路诸政权的法律文化历数家珍，了如指掌。总的来说，齐先生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既有实地考察，又有理论探讨，对丝绸之路上的法律文化、经济贸易二题较为关注，特别在掀起“丝路热”的时候能够客观冷静地看待丝路贸易，提出对丝路贸易不能估价太高的观点，体现了一个历史学者冷静思考的严肃态度。齐先生对丝路法律文化的研究，既利用传世史籍对丝路诸政权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又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来作具体性的考察，两者起到了互补作用，做到了宏观与微观、传世史籍与出土文书相结合。但也必须指出，齐先生对丝绸之路的实地考察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持续深化下去，未能利用自己身在西北的便利条件对各种文物与古迹遗址进行再考察与研究，致使相关问题的讨论点到为止，未能深入。对于丝路贸易的研究，他提出不能估价太高的观点非常谨慎，[4] 但对丝路贸易的实际论证却显得不足。我们虽然不宜过分夸大古代丝绸之路的商业功用，但从丝路沿线出土文书与文物的研究来看，丝路贸易其实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么弱化。在丝路通畅时期，汉简资料证实了汉代对外贸易的存在，其规模也相当可观，甚至伴随着这种贸易而出现了帝国版图的扩张；[5] 在丝路衰落时期，丝路商队的规模有时也非常庞大，[6] 敦煌文书反映了即便在唐末宋初，丝路贸易仍然不绝如缕，[7] 因此丝路贸易的商业性质也不可低估。二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有《敦煌学与古代西部文化》《敦煌沿革与人口》《简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职田的资料》《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法律文化资料简介》《有关遗产继承的几件敦煌遗书》《读P.3813〈唐判集〉札记》《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敦煌学辑刊〉廿年回顾与展望》等8篇论文。在敦煌学领域，齐先生最早发表的论文是《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刊于1979年，这正是他在兰州大学创建敦煌学研究小组的那一年。唐蕃关系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农民起义研究也是当时学界的热门议题，[8] 而张议潮则是敦煌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人物。此文运用传世史籍考述了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吐蕃对河陇的统治、张议潮率领敦煌人民的逐蕃起义，历史脉络清晰；又利用敦煌出土的《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揭开了归义军前期历史的一缕面纱。80年代初发表的《敦煌沿革与人口》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性成果。尽管此文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而使用敦煌文书较少，但敦煌文书的时代范围主要在唐五代时期，不可能覆盖敦煌的整个历史沿革，所以该文主要依靠传世史籍考察了敦煌的行政区划与人口变迁，上溯先秦，下及明清，充分展现了作者对史籍的精熟程度与对长时段历史脉络的清晰把握。到1986年发表《简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职田的资料》时，已经可以看到不少敦煌、吐鲁番文书了，特别是当时正在陆续出版中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这是时代发展使然，也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获得飞跃发展的真实写照。该文共搜集到与职田有关的文书达五十多件，用这些细碎却实际的资料补充了典志史籍关于职田制度记载的不足，并且探讨该制度在唐帝国西陲地区的实施情况，非常珍贵。有4篇论文发表于90年代。其中，《敦煌学与古代西部文化》是一篇概说性的论文，总结了西部文化的三个特点，即：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活动的场所、游牧民族的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的交融、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中继站，并把关中地区归属于中原文化，而不在西部文化之列。齐先生一贯坚持西部文化的核心在凉州，这不仅是他一直从事西北史研究的结论，也是其长期生活在西北的真切感受。在这样的西部文化特点下，他阐述了敦煌的历史发展内容并分析敦煌学的内涵特征，进一步认为敦煌学是古代西部文化的典型代表与结晶。《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法律文化资料简介》《有关遗产继承的几件敦煌遗书》《读P.3813〈唐判集〉札记》三文均是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来研究中古时期的法律文化，再加上本书所收的利用传世史籍研究丝路法律文化的两篇论文，可见丝绸之路法律文化是齐先生研究专攻的一个重点领域，而敦煌、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两颗璀璨明珠，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书资料。他既关注史籍所载丝路诸政权的法律文化，又比较全面地清理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法律资料，既包括律、令、格、式等中央王朝的法律条文，又介绍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官府文书与法律案卷，使我们对古代丝路及敦煌、吐鲁番的法律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至于具体的敦煌法律文书，他选取了与遗产继承有关的二十多件文书及P.3813《唐判集》来进行解读与分析，提供了很好的研究个案，特别是私财不分的现象、绝户遗产的处理等问题，只有靠敦煌文书才能得到清晰的解释。作为《敦煌学辑刊》的创办人及主编，齐先生于2000年发表《〈敦煌学辑刊〉廿年回顾与展望》一文，回顾了杂志创刊以来的历史，既有80年代初初创阶段的学术热情及受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及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也有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的艰难曲折。站在世纪之交，作者虽然自己即将退休，但当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刚刚获得博士点，并入选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又赶上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在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蒸蒸日上，他对《敦煌学辑刊》的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希冀。敦煌、吐鲁番学是一门以出土资料为基础的学问，并且随着国家乃至国际的形势而发展变化，齐先生在兰州大学开创敦煌学研究也同样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从本书所收的这8篇敦煌、吐鲁番学论文来看，初创阶段受当时文书刊布较少的局限，只能主要依靠传世史籍进行研究，而对文书利用极少，比如《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一文中，所引《阴处士修功德记》《李氏再修功德碑》《索法律铭》均出自张维的《陇右金石录》，《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则引自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除了唐蕃关系之外，他对张议潮的研究结论并未大幅超越早年罗振玉、向达先生的研究，[9] 所引敦煌文书也比姜亮夫先生同年发表的同一主题的论文要少。[10]《敦煌沿革与人口》一文仅在考察归义军及西夏时期略引了《张淮深变文》《寿昌县地境》两件文书与莫高窟第429窟、榆林窟第29窟两条题记。于此可见，改革开放初期的敦煌学研究真可谓筚路蓝缕，步履艰难。而如今，对吐蕃统治敦煌与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研究，学术界依据大量的敦煌文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11] 对敦煌、吐鲁番职田与法律文化的研究，齐先生虽然引用文书极多，对文书的解读和问题的分析以及与史籍的结合论证亦较深入，而且对敦煌、吐鲁番法律文书的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阵地，但却突然戛然而止，没有进一步铺展开来，他当时的主要精力转向于《西北通史》的撰作。三是西北史研究，有《汉代以来西域的社会状态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方略》《古代河西的兴衰》《河西历代人口简述》《五凉政权与西域》《凉州文化与武威的开发》《从麦积山“寂陵”谈西魏时期关陇地区的文化融合》《隋唐西北的屯田》等7篇论文。《隋唐西北的屯田》是一篇很下功夫的长文，详细考察了隋唐王朝在西域、河西、河湟和丰胜、灵盐、泾原等地的屯田，其地域范围囊括了所有西北地区，尤其是在探讨西域、河西屯田及其经营管理时运用了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此文无论在传世史籍与出土文书的结合运用，还是在具体问题的论证深度与广度上，都堪称是隋唐西北史研究的高水平之作。《古代河西的兴衰》《河西历代人口简述》《五凉政权与西域》《凉州文化与武威的开发》4文主要立足于河西走廊的研究，个别兼及与西域的关系。前二文从纵向的角度分阶段考察了河西走廊的政治兴衰与人口变迁状况，均呈现出两汉、隋唐、明清等三个发展高峰期，河西兴则人口多，河西衰则人口少，两者完全是同步的。齐先生指出，河西的兴衰是与同时期全国的形势、中西交通及军事设防中的地位密切相关的，而河西人口的变迁也与国家形势、河西开发、移民政策分不开。这两篇论文史学功底扎实，纵向贯通的学术视野十分开阔，至今仍是研究河西史的重要基础。后二文从横向的角度选择一个时期（五凉）或一个地域（武威）来作论述。齐先生对五凉史作过专门研究，出版了《五凉史略》及相关的系列论文，大多属于河西本土范围，而《五凉政权与西域》则对史载不多的五凉时期的西域状况，综合运用传世史籍与吐鲁番文书进行探讨，填补了五凉史上的研究空白。《凉州文化与武威的开发》论述西部文化的特色是中原汉族的农业文化、西北的游牧民族文化、西来的西域文化相互交汇融合，并指出“古代真正的西部文化应在凉州”（280页），考察了凉州武威的历史沿革及以武威为中心的凉州文化诸方面。另外2篇论文中，《汉代以来西域的社会状态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方略》关注的是西域地区，而《从麦积山“寂陵”谈西魏时期关陇地区的文化融合》虽然在题目中标称关陇地区，实际上只讨论了陇右。如前所言，前文是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论述汉唐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管理，体现了齐先生对传世史籍的娴熟之功；后文从麦积山石窟第43窟即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寂陵”切入论述，主旨在探讨陇右地区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问题，其研究手法同样是擅长于历史学的分析与阐述。上述7文所探讨的地域范围，是陆上丝路沿线所经的关陇、河西、西域等地，很显然，齐先生的研究重心是在河西走廊，西域、陇右只不过是他研究河西史的延伸而已。汉唐时期西北地区的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既是中原王朝西向经营的基地，又是各少数民族的活动舞台，而且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齐先生主要运用传世史籍，兼参考部分敦煌、吐鲁番文书，对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西北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除了上述诸文外，他还出版了《五凉史略》《河西史研究》《西北通史》第二卷等书，可谓成果丰硕，尤其是奠定了河西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成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当然，从今天的学术发展来回看这些成果，很多研究是基础性的，许多问题还需要在细节上深入考探。比如，对河西兴衰诸阶段的划分显得比较粗线条，魏晋时期史载颇为阙略，但楼兰文书可以提供诸多补充；吐蕃及归义军时期仅有寥寥数语，对敦煌文书与石窟资料利用不多。作者虽然对隋唐时期的西北屯田作了比较透彻的研究，但类似的问题式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基于史籍所作的描述阐释，研究的突破性相对有限。读罢此书，可以发现齐陈骏先生在敦煌学、丝绸之路与西北史的研究上有以下特点：第一，齐先生在兰州大学开创了敦煌学研究事业，主要体现在创办了敦煌学研究小组、《敦煌学辑刊》，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组织出版了系列著作，建设了资料中心，加强了与国内外学术交流。这些学科建设方面的努力，使兰州大学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重镇，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个人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主要在敦煌、吐鲁番法律文化等领域，然涉足未多。第二，齐先生非常娴熟于传世史籍，特别是对汉唐间的正史、《资治通鉴》及地理志等书籍，可谓信手拈来，用之于对西北历史的研究中。这不仅在研究西北史的诸篇论文中得到充分反映，而且在研究丝绸之路、敦煌吐鲁番学的论文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具备深厚的史学基本功，书中对传世史籍的使用占了极大比重，远远超过了敦煌文书。这既是本书及作者的优点，但反过来也说明对敦煌文书使用不足，当然这也是早期论文发表时敦煌文书还正在逐渐刊布中的缘故。第三，齐先生身在甘肃，重点关注河西、敦煌，同时略及西域、陇右。他参加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穿越了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在利用传世史籍研究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丝路法律文化与商业贸易、五凉政权与西域、隋唐西北屯田等问题时，他都把目光投放到了西域地区；在研究唐代职田与法律文化时，又重点使用了吐鲁番文书。在考论西魏时期关陇地区民族文化融合时，又涉及到陇右地区。总的来说，河西走廊是齐先生关注与研究的核心区域，因此河西史也成了他最具代表性的耕耘园地，西域、陇右是其研究河西史的一种延伸。第四，我们说齐先生开创了河西史研究，也开创了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事业，并且推动了丝绸之路与西北史的研究，但他只是个开创者，很多领域尚待后人进一步深入挖掘。他对丝绸之路的考察，只是跟随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丝路考察队一同前行，之后没有利用身在西北的机会再多作考察，致使研究成果只能依靠传世史籍与敦煌、吐鲁番文书，而未能使用丝路沿线出土的各种文物考古资料。他对丝绸之路、敦煌吐鲁番学、西北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概论性的观点，如西部文化的特点、对丝路贸易的估价等，但相关的实证性论文则比较少，有些甚至不足以支撑其提出的概论性观点。第五，从书中可以读出齐先生对西部地区的学术感情，尤其是对甘肃河西走廊有着深厚的学术情结。他在工作之初到酒泉农场参加劳动，“文革”前带学生到敦煌参观及“文革”中到莫高窟“开门办学”，都与河西走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兰州大学提出研究具有西部特色的历史，创建敦煌学研究小组与《敦煌学辑刊》，以至于今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重镇，都凝聚着齐先生的无数心血。他的学术研究以河西史为主，兼及西域、陇右，并且推动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更是把一生的学术青春奉献给了西部。尽管该书内容大多已属三版，但仍然存在一些编校问题，如53页叙张骞第一次西使，为匈奴所获，“居留一年”，“一”字当为“十”之误。121页“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的“莫”字，应作“无”。214页“韩益”、“韩盆”实为“韩■（上分下瓦）”，221页“合成”当作“合城”，241页“盈群”当作“盈君”，242页“清占”当作“侵占”，等等。关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小组的成立时间，一说在1979年底（4页），一说在1979年元月（392页），当是作者回忆有所疏失，以致出现前后不一致，核之《敦煌学辑刊》第1集“编后记”，可知元月为确。《简述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关职田的资料》一文中有些地方发生了注释错位的现象。这些编校失误皆我之责，十分惭愧。此外，书中有些地方的表述不尽准确，如21页说骆驼城是“北凉沮渠蒙逊建都的地址”，实际上骆驼城是段业所建北凉的都城，沮渠蒙逊都于张掖和武威；22页言及鄯善，称“这里出现大量的回鹘文书，说明魏晋隋唐时期……”，把回鹘文书的时间上溯到魏晋隋朝是不合适的；48页论述漠北游牧政权对西域绿洲王国的控制，说到了宋代的女真（即金朝），自不准确。

参考文献

[1] 齐陈骏主编《西北通史》第二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齐陈骏《枳室史稿》，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2] 截至目前，该书系已经出版了2辑14本，后续诸书正在陆续付印中。[3] 除此之外，齐先生在隋唐史领域也有不少成果，如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试论隋和唐初的政权》《唐代宦官述论》《从隋代官制改革看专制主义政治的加强》等论文。关于他的治学领域，《枳室史稿》分为“汉唐史”、“敦煌学”、“河西史”、“丝绸之路与西北史”四个栏目，已经作了很好的概括。《敦煌学与古代西部文化》实际上收录了后三个栏目的部分内容。本书评对齐先生在丝路、敦煌以外的研究成果不作评论。[4] 类似的观点可参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5] 余英时著、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96页。[6] 参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载《文物》2005年第3期，第48—50页。[7]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与齐先生曾经合作撰文予以考论，见齐陈骏、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对外商业贸易》，载《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第38—51页。[8] 同年，作者还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农民起义的论文，即《略论隋末瓦岗军的领袖李密——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原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编《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此据《枳室史稿》，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40—160页。[9] 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载《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大通书局，1984年，第2册，第719-730页；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9—420页。[10] 姜亮夫《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补唐书张义潮传〉订补》，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7—45页。[11] 对吐蕃统治敦煌的研究，参见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对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研究，参见Yang Jidong, “Zhang Yichao and Dunhuang in the 9th Centur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32, no.2, 1998, pp.97-144；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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