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黎丽、黄嫚丨互鉴交融 共书中华——评汪受宽教授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作者简介
徐黎丽，1966年生，上海人。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萃英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著作15部，发表论文130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民族研究》4篇，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族问题研究》全文转载。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人社部百千万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兰州大学国华领军人才、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获甘肃省精品课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兰州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现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及边境民族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边海防研究中心法学组咨询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
黄嫚，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9级博士生。
摘要：由汪受宽教授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分为四个阶段论述了中国古代和现在少数民族史学史。其贡献如下：第一，以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民族观和史学观为指导编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第二，在论述每个民族史学研究之前，简介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展示各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史学传统，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各民族历史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第三，充分展现了中国各民族史学同时起步、从民间口传史向官修史书逐渐演变的发展过程；第四，总结出交融互鉴是中国各民族史学史发展的显著特征；第五，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本书史学理论与思想的主题；第六，填补了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关民族史学史研究的空白，促进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基于以上贡献，因此本书为目前书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中华民族史奠定了史学基础。
关键词：中国 少数民族 中华民族 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产生已百年之久，白寿彝先生提出“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也有三十余年，但直到2020年以前没有一部少数民族史学史问世。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汪受宽教授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05JJD770109）的结项成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由华夏出版社于2020年12月出版后，就弥补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少数民族史学史缺失的缺憾。本书分上、下两册，总计100万字，历时16年完成，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和现代少数民族史学形成、发展、特点、成果及社会影响。本书出版之际，正值中共中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主线之时，因此本书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与写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书评如下，期许更多的人从这本资料详实、历史清晰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中吸取养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历史基础。
一、《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内容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将上古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公元前3000－公元580年），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开创阶段。涉及的内容有中原史家对少数民族史学的构建、十六国少数民族、早期彝族、匈奴族、西南夷各族、百越各族、鲜卑族、吐谷浑族等史学发展。由于这一阶段出现了最早的少数民族政权修史机构是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设置的著作局、最早的少数民族政权正史是魏收撰写的《魏书》以及最早对少数民族区域的历史记载，因此“开创”就是这一阶段的特点；第二阶段，隋唐宋辽夏金时期（公元581－公元1279年），为少数民族史学全面展开阶段。主要论述了突厥、回鹘、吐蕃、南诏大理各族、唐宋岭南各族、渤海族、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等史学史发展；这一时期，无论在修史机构、方法、类别、成果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如突厥、回鹘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和按历史发展顺序记史的方法；辽金撰修起居注、日历、实录和国史；西夏创立西夏文后撰写了《李氏实录》、《西夏国谱》、《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一系列成果。因此“全面展开”是此一阶段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特点；第三阶段，元明清时期（公元1206－公元1911年），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兴盛阶段。涉及的内容有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族、满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壮族、苗族、纳西族、傣族、白族、彝族、土家族及西南其他民族、黎族、台湾少数民族等史学发展。由于这一历史时期蒙古族和满族分别建立一统中国的元朝和清朝，因此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得以快速发展，如“藏族史学由复兴走向成熟，回族史家的中外交通史、史学思想、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独占鳌头，维吾尔、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史学成就独特，南方各民族史学纷呈奇葩，黎族和台湾少数民族史学初露锋芒。”因此“兴盛”是这一阶段的特点；第四阶段，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公元1911－至今）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全面开拓、充分发展阶段。主要论述了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概略、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回族、苗族、彝族、纳西族、傣族、白族、壮族、满族、黎族、台湾少数民族、西南其他各族史学、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史学发展。由于这一时期是中国由半殖民地社会向再次统一富强过渡时期，因此包含中国民族史观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中国民族史学体系形成、由国家民委牵头组织出版的少数民族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众多版本的中国民族史的出版，呈现出“全面开拓、充分发展”的特点。
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贡献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以历史和当代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用史学史的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以照顾到全体（中华民族、中国史学史）与个别（各少数民族及各个少数民族史学）的有机联系及相互影响。”总体来看，有以下贡献：
第一，以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民族观和史学观为指导编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本书开篇就写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秦汉皇朝的建立，更奠定了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虽然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乏短暂的分裂，但中国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统一的趋势，并逐步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但是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如果“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因此“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史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总结中国民族史研究，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和发展中国民族史研究，为繁荣中国史学、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做出积极贡献。”本书之所以基于以上民族观和史学观展开全书写作，并非本书杜撰，而是各民族史学史研究过程中收集的史料就是如此。如吐谷浑就是有大一统思想的民族，其王视连临终时所说的话就证明了此点：“我高祖吐谷浑公常言子孙必有兴者，永为中国之西藩，庆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及，当在汝之子孙辈耳。”那么本书作者忠实地记载了各民族的史学思想和传统，并上升为本书的指导思想。
第二，在论述每个民族史学研究之前，简介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展示各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史学传统，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各民族历史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比如在写女真史学研究之前，先写女真族及其建立的金朝政权、女真文字的创制及其使用，通过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女真发展简史，使读者对女真有一个基本认识后，再切入建立金国后女真统治者的史学思想、史学人才培养、典籍文献的收藏和学习、编撰史书的“直书”要求、撰史机构、史书体裁等撰写，便于读者对女真史学及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历史有一个全面地了解。对于现代民族，则在追溯其族源的基础上，撰写其史学成就、总结其史学特点，如在达翰尔族史学中，首先回顾了达翰尔族的族谱，然后书写其口传史和英雄史诗和历史著述，也论述了达翰尔与其他民族交流互鉴的成果，这样就使读者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达翰尔族的史学特点。其他各民族均为这样的写作体例。这样，即使没有史学基础的读者，也会读懂各民族的历史和史学研究成果，从而达到了普及各民族共创中华历史的效果。
第三，充分展现了中国各民族史学同时起步、从民间口传史向官修史书逐渐演变的发展过程。如以产生于四五千年前的彝文写作的《洪水泛滥史》、《宇宙人文论》、《德布氏史略》、《阿者后裔迁徙考》等证明了西南夷与华夏历史同时起步；居于文献首位的藏族的典籍如《红史》、《白史》、《如意宝树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佛教史大宝藏论》、《贤者喜宴》等典籍也充分证明了华夏各民族同时起步的历史。与此同时，各民族都经历过通过神话、诗歌、故事等口传史的记载历史形式到官修史书过渡的发展过程。如不同版本的《蒙古秘史》都记载了蒙古族早期的折箭传说，但蒙古族建立的蒙古帝国、塔塔统阿创制的蒙古文字都为蒙古族官修史书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基础。如成吉思汗时期就有记言记事官；元世祖忽必烈则于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设翰林国史院“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同，起馆舍，给俸以赡之。”、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始设起居注官。”从而为元朝各代帝王后妃功臣实录、《大元通志》、《大元大一统志》、《经世大典》等史籍编撰奠定了基础。其他各族莫不如此。因此《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充分展现了中国各民族史学同时起步、从民间口传史向官修史书逐渐演变的发展过程。
第四，总结出交融互鉴是中国各民族史学史发展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贯穿在从史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各个方面。如在史料方面，各民族民间史料、官方史料、国外史料杂糅其中。在这方面，蒙古族的史学史表现更为突出，如《蒙古秘史》就是通过官方力量收集整理民间史料的结果，除此之外，因为蒙古族建立的帝国涉及亚欧非，因此一些外国史籍也专门著书立说，如波斯的拉施特著《史集》、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在修史方面：从史官、史馆、修史人等方面交融互鉴。如太史令早在夏商周就有，以后各民族政权多效仿，如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政权均设有太史令，所述史学著作也与司马迁所著《史记》体例大同小异，如《上党国记》、《大单于传》、《燕书》、《敦煌实录》等；在编史人员方面，“他者书写”比比皆是。如汉人汉著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等百越史、唐文宗的使臣张建章著《渤海国记》、宋人所撰《契丹国志》都是汉族对其他民族历史研究的作品。在内容方面，各个民族的史学作品相互借鉴，如北朝的地志强调实用性，如《十三州志》《水经注》的写作内容，更多地关系到国计民生，而不是田园式的散文。除此之外，更注重历史的连贯性，无论人物传记或族谱的编写均如此，这就为以后历代历史的撰写提供了样板。因此汪受宽教授评价道：“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身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的承上启下期，并且打破了十六国割据政权之间、南北政权之间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双重禁锢。”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深度交融更体现在史学史方面，如维吾尔族史学方面，不仅有多种文字研究作品，如《伊米德史〉、《阿帕克和卓传》，也有国外研究成果，更有内地对维吾尔的修史成果，内容相互借鉴和补充，共同成就了中华民族历史。
第五，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本书史学理论与思想的主题。本文仍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说明。当时“汉族政权的史书《晋书》、《宋书》、《南齐书》将北朝民族政权斥为‘索虏’，而北朝民族政权的史书《魏书》、《北史》又将东晋斥为‘僭晋’，将南朝政权讥讽为‘岛夷’。”这种相互贬低的记载，从本质上来说是互争正统的表现，即各民族政权都在争取自己为华夏正统王朝，客观上为中国隋唐突厥时期的再度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元朝在修撰《宋》、《辽》、《金》三朝历史时，也因体例问题争而不决，直到元顺帝提出“分史置局，纂修成书”的指示后，总裁脱脱确定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办法后，争论才平息。这说明元朝统治者在修史指导思想方面，即肯定前朝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且从肯定中奠定了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后世肯定元朝的正统地位，一是元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更大的多民族统一政权，二是后世了解元朝的贡献的方式就是读史。因此《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忠实地记载了历史上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所在，同时也以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为主线，记载中国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
第六，填补了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关民族史学史研究的空白，促进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出版之前，有研究某一个民族的史学论著，如匈奴，论著很多，我们从《百年来匈奴族历史地理研究综述》可以看到；也有研究某一区域各民族的历史作品，如《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也有研究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或某一方面的作品，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歌史、美术史等等，但研究中国各民族史学史的作品相对较少，将历史与现代各民族的史学史作为研究内容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汪受宽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出版，填补了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缺陷，从而也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总评
以史为鉴，汪受宽教授的此部作品对我们今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具有十分重要参考作用。
首先，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又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不仅是对藏学工作者的特别要求和鼓励，更是对全国各民族研究者的殷切希望。汪受宽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全面收集和整理了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迁徙、重组、战争、和亲、质子、结盟、互市等不同的方式进行全面交往、广泛交流和深度交融的口头传统资料、多民族文字资料和通用语言文字资料，这些资料则为书写中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奠定了史料基础。
其次，为中华民族史的写作奠定了史学理论基础。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民族团结是国家的生命线。认同是团结的前提，没有认同就没有团结；认同是团结的根基，没有认同，团结就是无本之末。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认同的作用，并总结为五个认同。如2015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民族渊源、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基础之上，因此通过书写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开创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历史过程，势在必行。汪受宽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就为我们书写中华民族史奠定了史学理论基础，这个史学理论基础就是以中华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为主题，以大一统的历史观和民族观为基础，在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基础上，书写中华民族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依据。
以上就是本文作者对汪受宽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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