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丨和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译补正》
作者简介
和智，1987年生，云南丽江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史。在《中华文史论丛》、《文献》、《敦煌研究》、《云南社会科学》、《西夏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二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勘与研究”。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译补正》
和智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22年04月
内容简介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是目前所见数量最大、涉及西夏社会领域最宽、内容最丰富、翻译难度最大的西夏文世俗文献，也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西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西夏文文献汉译的代表作。本书在掌握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做了系统评议，梳理了西夏学界完善史金波等译注本的成绩与不足。本书的重点是对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卷依次进行校补。本书主要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9册图版，通过西夏语语法和文献学方法首次对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误识字、衍字、误译字、误译词组作了系统校正，补译了其所漏译字、词、句和条款，增补了一些新识字，改正了不少句子和条款。本书具有较高的创新性，通过校补，显著提高了这部文献译本的使用价值。
目 录
序
凡例
绪论
一、《天盛律令》的翻译
二、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律令》
三、对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律令》的完善
四、《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译补正的主要内容
五、《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译补正的几点心得
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译补正只是一个尝试
原书校译补正
卷一校译补正
卷二校译补正
卷三校译补正
卷四校译补正
卷五校译补正
卷六校译补正
卷七校译补正
卷八校译补正
卷九校译补正
卷十校译补正
卷十一校译补正
卷十二校译补正
卷十三校译补正
卷十四校译补正
卷十五校译补正
卷十七校译补正
卷十八校译补正
卷十九校译补正
卷二十校译补正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 史金波
和智博士撰著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译补正》即将付梓出版，值得祝贺。回想起五年以前，他对西夏文还一无所知，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潜心研究，现在已经有这样扎实的西夏文献研究成果，令人高兴！
所谓“校译补正”，说白了就是挑错。这部挑错的书有两个看点。一是其挑错的对象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译本。《天盛律令》是一部近代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法典。此法典有20卷，达20余万言，在出土的西夏文世俗文献中它体量最大；此书作为西夏王朝的权威法典，全面反映了西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习俗等，学术价值很高。对这样一部重要文献译文的校补，其难度可知，其价值可期。二是挑错的译本译者是包括我在内的他的老师辈。这项挑错工作虽然有我的鼓励和支持，但和智敢于承担此特殊任务的勇气也值得嘉许。
和智硕士就读于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大学的历史教学和科研享誉学界，上世纪80年代我在何耀华教授的陪同下，分别拜访过云南大学的著名史学家方国瑜教授、江应樑教授，受益良多。后来与他们的学生林超民博士联系较多。当时我先后协助中国民族史学会翁独健、白寿彝两位会长主持学会常务工作，超民教授时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是年富力强的民族史学家，被选为学会副会长，于是过从甚密。时移世易，一晃进入了21世纪，十年前我已年逾古稀，超民也年近花甲。因为西夏语与彝语支语言为亲属语言，我在招收西夏文博士生时曾考虑能否招收母语是汉藏语系彝语支的学生，与超民教授交流时请他在云南大学留意物色。大概超民教授在授课时提及西夏研究事，引起了听讲的纳西族学生和智的重视。后来和智便开始关注西夏。毕业后已经工作的和智两次报考我招收的西夏文博士生，表明了其执着追求从事西夏研究的决心，终于2015年被破格录取。
当年5月确定和智被录取为我的博士生后，我便与他商量提前学习西夏文。因西夏文学习难度大，他没有西夏文基础，三年的博士生学习时间除后期撰写论文需要一年多时间外，真正学习课程时间仅一年多时间，而且是多门课程并举，真正学习西夏文时间有限。我建议他在未入学的三四个月时间，放弃假期，以我的《西夏文教程》为教材，立即正式投入有计划的学习，以补学习时间的不足。远在云南的和智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安排。我们就这样开始了远程教学。本来可以在未开课前轻松放飞的一段时间，和智却在日以继夜地伏案苦读西夏文。和智根据我的要求，按照《教程》的授课顺序，对每一课反复阅读，练习书写西夏文，次第学习西夏文语音、词汇和语法，体会课文中西夏文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做好课后的练习。他按计划认真学习，我定期检查，答疑解难。待到九月初正式来京入学时，和智已经初步掌握西夏文了，看来百日强化学习颇见成效。开学后西夏文仍然是他的主课，我继续深入引导，并分阶段闭卷笔试，以增强其西夏文掌握能力。
学习西夏文的目的是为了很好地翻译西夏文文献。西夏文的掌握绝不仅仅是记认西夏文字，更重要的是领会西夏语语法，这是体现西夏文文献翻译水平的关键。西夏文文献翻译的难点或容易出错之处，往往是语法问题。和智对西夏文语法的学习十分认真，也很有悟性，逐步登堂入室，达到掌握较好的程度。和智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撰写过几篇有关历史文献校勘的文章，奠定了校雠的基础。他一面学习，一面撰写了有关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译文的校勘文章。我看到后觉得他在校勘西夏文文献的实践中，能够比较好的运用和发挥其西夏文识认和对语法理解的能力，便提议他校勘我们翻译的《天盛律令》译本作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挑战。
回想1988年著名俄国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教授刊布《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原文后，鉴于此书的巨大学术价值，我们很快组织了翻译和研究此文献的课题组。课题组除我以外，还有白滨、聂鸿音、黄振华三位，后黄振华先生因忙于他事退出。此工作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们在过去译释研究《文海》、《类林》和其他一些西夏文文献的基础上，集多人之力，费五年之时，始完成译稿。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刘海年教授和杨一凡教授正组织编纂《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知道我们翻译西夏法典后，极望将此西夏文法典译稿和西夏文图版纳入《集成》中。因是多卷本集体编纂，书稿需赶时间克期完成。后此译稿和图版于1994年作为《集成》甲编第五册出版，名为《西夏天盛律令》。尽管我们当时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反复核校，使译文尽量做到准确，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可资使用的译本。当时为摆脱其他繁杂事务的干扰，我们还在一段时间里集体躲在郊区小宾馆里集中精力校译此书。我们深知此项工作难度很大，水平有限，译文会有错漏之处，因此认为这仅是一个初译本。此译本出版后，以其内容的重要而丰富，受到大家的欢迎。而《集成》一套13册定价颇高，且不拆零出售，读者不便。当我将此书带到银川后，很多西夏学同行争相复印，竟将新书弄得几乎散架。
后来法律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中华传世法典》，又看上了这部有特色的西夏法典。历数中国各王朝，所修法典颇多，但能具有系统规模并传至后世的王朝法典却屈指可数。就连与西夏同时、并长期作为西夏宗主国的辽朝、金朝也没有留下各自的法典。西夏王朝法典破土而出，规模宏阔，并有了汉文译本，给中国法典系列填补了一支生力军，法学界为之侧目。《中华传世法典》的策划者是著名法学家、藏书家田涛教授。田涛教授注重法制史，当时也关注了新问世的西夏法典，便与我联系希望将此法典汉译本纳入到《中华传世法典》出版。该系列传世法典2000年出版，共6种，包括《唐律疏议》《宋刑统》《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大元通制条格》《大明律》《大清律例》。此前我们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在整理文献过程中又发现了部分《天盛律令》的新资料，如《名略》二卷以及卷十四的一些条款，此次出版我们适时翻译补充。此外随着西夏文译释的新进展，改译了其中的一些词语，增加了有关法律术语和专有名词的《译名对照表》。当然，也因系多卷本同时编纂出版，时间有限，未能做更多的修订。我总希望像我们出版的《文海研究》那样，对《天盛律令》也做全文索引，以统一词语译释，提高译文水平，方便读者查找。但此愿望始终因忙于他事而搁浅。
因此次出版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只有译文，不含原件图版，使用方便，价格低廉， 流行较广。当年出版社还在北京组织作者签名售书活动，以扩大学术影响。此后学界利用、引注西夏法典多用法律出版社版本。策划此书的田涛先生当时还组织专家为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生开设中国法制史讲座，我受邀做《西夏法典》的授课。可惜田涛先生竟天不假年，十多年后未至还历之年竟与世长辞，令人唏嘘悲伤！
《天盛律令》原件图版的刊布和汉文译本的问世，为西夏社会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对推动西夏研究做出了贡献。毋庸讳言，由于我们对西夏语文的理解不足，限于译者水平，译本中存在着不少疏漏和错误。正如克恰诺夫教授所言：“这类典籍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一译而就。需要一代、两代、三代学者对他们二次、三次甚至十次翻译，每次都要仔细推敲原文，才能使译文臻于完善。”作为译者，我们在后来使用《天盛律令》译文时，也在不断校订，在撰写有关论文时，对原译文有关部分提出校改意见。
更可庆幸的是，自译本出版后，20年来得到学界的关爱，不断有专家对译文提出批评指正。值得指出的是首先对《天盛律令》译文指正的是两位青年专家。孙颖新、宋璐璐撰写《西夏<天盛律令·节亲门>辨正》一文，纠正了原译文在“节亲门”中翻译的错误。此后又有十多位专家就不同卷次、从不同角度对译文提出补充或指正，拯弊救亡，贡献良多。这在和智的书稿中已一一列举，兹不赘述。各位专家所提补充订正意见，使《天盛律令》译文愈趋准确、完善，对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示感谢，对各位的西夏文译释水平表示赞赏！
随着近些年对西夏语文认识的提高，西夏文献译释能力不断加强，对《天盛律令》的译文进行一次全面的校勘已成为可能。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和智身上。一方面是学术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我想通过此项工作历练和提高他翻译和校勘西夏文文献的能力。这是一项一个人力难胜任的“苦活”，也是一次展示校勘西夏文文献水平、显示西夏文研究成果的“甜活”。和智未负期望。当我看到他对《天盛律令》第一卷的校勘文稿时，感到他具备了这样的能力，鼓励他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和智就这样一卷接一卷地校勘。因距毕业答辩时间有限，将全部译文校完十分困难，但如果只完成一部分，遗留一部分又感到很遗憾。2017年2月和智做论文开题报告后，商定抓紧时间，争取校勘完《天盛律令》全部译本。和智从此便更加集中精力发力冲击，经过一年多的持续认真的校勘，在2018年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前交出了这篇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们对和智的论文给予较高的评价：“论文的重点是在系统学习西夏文，特别是在较好掌握西夏语语法的基础上，对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卷依次进行校补。论文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九册图版，主要通过西夏语语法和文献学方法，对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误识字、衍字、误译字词、误译词组和句子做了系统校正，补译了其所漏译字、词、句和条款，增补了一些新识字，改正了不少句子和条款。论文新见突出，成果累累，具有创新性，通过校补，显著提高了这部文献译本的使用价值。”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同年，和智的博士论文又幸运地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8年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
在博士生期间，和智还按学习计划和要求进行了认真的社会实践。主要是通过参加与西夏相关的学术会议，到宁夏、甘肃等西夏故地实地考察，并搜集相关资料。比如我与敦煌研究院院长、《西夏文物·石窟编》樊锦诗先生协商，于2016年11月在敦煌研究院召开第十次《西夏文物》编纂工作会，重点讨论《西夏文物·石窟编》的编纂问题。和智随我参加会议，并负责会务工作。会上和智有幸见识著名敦煌学家樊锦诗、彭金章伉俪、西夏学家陈育宁、汤晓芳伉俪等前辈的学术风采，提高了对西夏学与敦煌学密切关系的认识，同时还与与会代表一起实地考察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大量洞窟和西夏瓜州遗址（锁阳城），增加了有关西夏洞窟的感性知识，会后认真将学习心得写成报告。同时他也圆满地完成了包括会议经费支出管理和报账等繁杂的会务工作。
和智取得博士学位后，当年又幸运地进入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成为著名宋史学家李华瑞老师指导的博士后。在博士后期间，和智一方面向李老师认真学习宋史知识和史学研究方法，一方面仍深入研究《天盛律令》。李老师也邀我协助他在西夏文方面继续指导和智。和智在博士后期间对《天盛律令》的三种版本做了比较研究，对《名略》做了新的探讨，并继续深化、细化《天盛律令》校勘，顺利完成了博士后的工作，按期出站。同时在此期间将其博士后出站报告申请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幸运地得到资助。
和智从首都师范大学出站后，得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今年有招收博雅博士后的名额，在李华瑞老师和我的推荐下，他与北京大学著名宋史学家邓小南老师联系请益，希望到著名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向邓小南老师继续学习深造。得邓小南老师大力支持和推荐，不易进入的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又向和智敞开了大门。老一辈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与我的老师王静如先生过从甚密，他们都曾受教于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我做王先生研究生时，王先生经常到邓广铭先生家做客叙谈。改革开放后，我几次开会遇到邓先生，并曾向先生扼要汇报西夏研究进展情况。特别是1997年我们在俄罗斯整理西夏文献时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后，返京即向邓先生汇报，得到先生的指点和鼓励，受益匪浅，启发和促进了我对西夏文社会文书的译释和研究。不料翌年邓先生以90高龄辞世，史学界为之痛悼不已。2013年我们组织召开“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王静如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我在会前请时任宋史研究会会长的邓小南教授莅临会议并做发言，小南教授欣然接受邀请与会，并热情发言。如今我的博士生和智又做了邓广铭先生之女邓小南老师的博士后学生，三代学人的学术交往真可谓机缘巧合。
现在国家重视史学研究，倡导使古文字“活起来”。和智是个幸运儿，5年多来，他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研人员，又是获奖，又得社科基金，可谓进步很快，幸运连连。但是我知道他5年多来做冷板凳付出的艰苦努力。我曾对学生们讲，要为国家做出有益的学问，一定要不辞辛苦，花大力气，下大工夫，既不能畏难退缩，也不可浅尝辄止，要从心里喜欢自己的专业。和智能用心领悟，身体力行，大概他心中深深地喜爱西夏学这个专业。他能有此书这样的成绩是经过不惧烦难，艰苦跋涉攀登而得，其中甘苦备尝。
目前西夏研究新资料不断推出，西夏文被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冷门”“绝学”范围，受到重视。一些相关部门将西夏研究列为重点，热情有增无减。当前国内外西夏学专家各展所长，创新成果不断，无虑数千百种，而更新的成果备受期待。
西夏研究，特别是《天盛律令》的研究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包括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军事学、宗教学，以及文献学、语言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和智在读博初期，我曾给他开设“语言学概论”课，并布置他参考学习有关语言学的几部著作，冀其补足短板，很好的利用懂得纳西语的长处，促进自己西夏文字文献的研究。
《天盛律令》的翻译和研究还有很多未了工作，如编辑全文索引，重新精准校译文本等。希望和智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西夏研究人员，充分利用当前大好时机，虚心学习他人之长，把这部书当做一个新的起点，以平静之心做平静之事，继续做好西夏法典的译释和研究工作，为锻造升级版《天盛律令》译文做出新贡献。 （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10月29日
后记 / 和智
我与西夏的缘分始于硕士导师林超民先生。记得恩师林超民先生在一次博士生课上提到西夏，说史金波先生曾请他推荐学生，但云南学者至今没有人从事西夏研究。课后，我开始研读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并引用其中一条史料作为《元代云南政区名词“察罕章”与“哈剌章”考辨》一文的立论依据。
在恩师史金波先生、林超民先生的推荐下，我于2015年9月破格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当年5月，得知已被录取时，史先生即命我研读《西夏文教程》，每两个星期汇报一次学习心得并提出问题。入学后，史先生曾闭卷考试三次，主要是考察常用字词的夏汉互译及西夏语法的记忆程度。之后，我校勘了西夏文《圣立义海》，并就原译存在的问题，撰写了《西夏文<圣立义海>翻译中的若干语法问题》、《<圣立义海研究>校译补正》、《西夏语两种重要语法现象拾得——以西夏文<圣立义海>为中心》三篇论文。导师看到我校勘《圣立义海》还不错，建议我校勘他们翻译的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根据史先生意见，2016年10月开始对导师等人所翻译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进行校译补正。通过校勘，发现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翻译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存在误译、漏译的情况。每校勘完一卷，就发现的问题撰写成文，交导师审阅，就困惑的问题向导师请教。从第一卷到第三卷，史先生就我所交的文章认真做了批改，我也及时做了修改。2017年12月，校勘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2018年1月，完成博士论文初稿，计二十多万字。
回忆校勘《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像爬陌生的山，有时速度很快，有时速度很慢，有时充满困惑，有时不想再爬。史先生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进的步伐。没有史先生，要完成博士论文是难以想象的。史先生在我校勘博士论文的开始阶段，即无私的将他手里的《天盛律令》译文的电子版和梁继红老师录的西夏文交给我，又回忆他们当年翻译《天盛律令》的情况，指出原译的成绩与问题，要我实事求是的写出。他还指出校补的原则是只挑有毛病并且有把握的，不挑两可的，强调引文要完整，论证要清楚。校勘完前三卷后，史先生又给我转来彭向前研究员的《<天盛律令>译文勘误数则》一文，要我参考其格式和论述方法，我博士论文中的格式和论述方法即得益于此。当博士论文完成一半时，史先生提醒我要关注近些年的语法，要关注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涉及《天盛律令》的成果，应参考李华瑞教授关于《天盛律令》与《庆元条法事类》的比较，要我抓紧时间完成剩下的一半。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史先生又将尚未发表的论文《俄藏No.6990a西夏书仪考》发给我，指出文中已将《天盛律令》职官中的“经判、习判”改译为“签判”。答辩前，史先生又帮我看论文，将论文摘要、目录、绪论和每一条款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指出，论文从头到尾一片红。答辩后，史先生又给我看了一遍论文，帮我修改俄文文献和后记。如果说我的博士论文有可取之处，那么与导师史金波先生的辛勤指导是分不开的。论文中的不足和错误，则是我不够勤奋，学识不足造成的，一概由我承当。
读博期间，在导师带领下一方面通过参加与专业有关的重要学术会议向与会专家学习、交流，报告自己的学术论文，搜集与博士论文相关资料；一方面到甘肃、宁夏等西夏故地实地考察，搜集与西夏相关资料，到国家图书馆观摩西夏文文献。特别是2016年11月到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锁阳城，重点考察了与西夏有关的洞窟和遗迹；2017年5月参加“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展示讲座”，在先生讲解下一口气看了11件国图所藏西夏文珍品。通过这些实践，不但丰富了学识，也对西夏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使自己得到锻炼和提高，为博士论文的写作起到有益的帮助。
史先生不仅从学业上指导我，还在各种场合激励我，在生活中关心我。在去敦煌开会、考察的2016年11月28日下午5点，史金波先生做完报告。樊锦诗先生要赠送史老师《敦煌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第一卷第一、二分册，让人去取。老师招呼我过来，让我和樊锦诗先生、彭金章先生一起拍照留念。老师一边招呼，一边介绍我，说我是纳西族，招我是想让我做西夏语和纳西语比较，又说我现在学的还不错。我感到受宠若惊。国图赵亮老师准备拍照片，站在一旁的李东晔老师说我怎么站在中间，我顿时感觉不妥，急忙想走开。老师一边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培养年轻人、重视年轻人的方式”，一边用手把我拦住。这让我十分感动。现在想想还有些惭愧，没有能够做西夏语和纳西语的比较研究。吃完晚饭，老师让我和他一起出去散步。到老师房间，老师把他带的羽绒服拿给我，要我穿上，说我穿的太少。我说不冷，但老师坚持要我穿上，我只好穿上。这羽绒服是师母让老师带的，怕老师冷。老师叮嘱我说：“你也是结婚的人了，不能像小孩子。所谓‘饱食带干粮，天热带暖衣。’天这么冷，以后出门要多带衣服。”那时的敦煌很冷，我穿的衣服有点少，我很感激老师，感觉老师就像我的爷爷。
2018年7月开始边做博士后出站报告，重新校勘西夏文《天盛律令》，边修改博士论文。经过一年半的打磨，博士论文又有不少新收获。增补的内容主要分三种：一种是新资料。《天盛律令》卷九《越司曲断有罪担保门》“以无理担保有罪亡失”条第二小条第三小款残佚过半。无论是克恰诺夫俄译本，还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均不能补其缺。2018年9月，杜建录、波波娃、潘洁、于光建整理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依据该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可补30字，使卷九《越司曲断有罪担保门》“以无理担保有罪亡失”条第二小条第三小款款文完整。一种是对笔者原校补的新补充。笔者此前曾校补克恰诺夫俄译本与史金波等译注本所未译的十条款文。但未指出其中所补为卷二《戴铁枷门》“当置中间”条（《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册第77页上左）、卷九《贪奏无回文门》“无理行文字”条（《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册第208页上右第1-4行）、卷十三《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转领符牌告导送”条（《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册第296页下左第4行-297页上右）及卷十七《物离库门》“库人禄食谷物有法”条（《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册第344页上右）中间部分。一种是对原译的新校补。如此者最多。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翻译后没有校勘全书，西夏文《天盛律令》又无校勘本，故每重新校勘一次都会有新发现。另外，张笑峰和尤桦的博士论文，在我完成博士论文后才在知网上线。他们的论文与我的论文有重复处，因此我又对博士论文作了修改。
书稿没有提供西夏文《天盛律令》校勘本，没有做全书词条索引。限于体例，本书几乎没有校补《名略》与《颁律表》。基于篇幅考虑，有些原译有问题的地方，因修改的仅是个别字，书稿没有收入。西夏文《天盛律令》现主要有克恰诺夫俄译本所载图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9册所载图版、杜建录等整理本三个版本。博士论文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9册是《天盛律令》最完整本，因此以该本为依据校补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书稿中没有专门讨论《天盛律令》的版本，但经过系统比较三个版本，发现这个断判是没有问题的。上述存留的问题大都已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中解决。
孙宏开先生、黄润华老师、周润年老师、朱崇先老师、张铁山老师、沈卫荣老师、杜建录老师、彭向前老师、蓝庆元老师、周峰师兄、木仕华老师、苏航老师、吴贵飚老师、萨仁高娃老师、赵天英师姐、朱旭东师兄等，或对开题报告，或对博士论文，或对书稿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一并致谢！
没有家人的理解，就不可能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本科毕业后，我本已获得还算安逸的一份工作，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家人为此高兴许久。但由于工作与预期不符，我选择考研。之后，为履行协议，硕士毕业后我仍回山区小学教书。但因专业与兴趣，我最终辞职来读博士。博士毕业后，没有找到满意工作，于是接着做第一站博士后、第二站博士后。很幸运，家人始终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
找别人的错误和不足，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找翻译中的问题更是如此。即使是不懂西夏文的专家，也能对比原译和新译提出自己的意见。很幸运，史先生却支持我给他们找错误和不足。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我研习西夏语文五年多以来的一个小结。书中还有诸多不足，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2020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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