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森垚 | 大斗拔谷新考
作者简介：
刘森垚，1989年生，甘肃临泽人，历史学博士。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古史、河西史地。
从名称演变、地理形势、军事路线等多方面来看，古代的大斗拔谷就是今天的大都麻谷，而非扁都谷。自汉代以来，张掖以南祁连山中就存在多条翻越大山通向青海、河湟的道路，其中以大都麻口和扁都口较为关键。中古时期，因频繁直通青海湖的战争（赵充国伐羌、隋炀帝西巡、唐蕃间战争），由张掖途经大斗拔谷向南的山路更显重要。时至近世，“大斗拔”音讹为“大都麻”，并日渐衰落；扁都口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由于明代以后张掖与西宁关系日趋紧密、青海蒙古诸部借由扁都口驻牧大草滩。清代以来，世人先入为主，把明清时方便且显著的扁都口追认为大斗拔谷，实在是两三百年来的一大误会。
大斗拔谷是中古时期张掖最为著名的一条山谷通路，因隋炀帝西巡张掖途中穿越而广为人知，之后唐代的数次军事活动也与该谷相关。然而唐末以后，大斗拔谷不见于记载。直到清代中期，乾隆《甘肃通志》始以今扁都口为古之大斗拔谷。自兹以后，此说逐渐流行。然而，地名中断记载又突然重新比附，且名称差异显著，现今扁都谷与古代大斗拔谷之间的对应关系恐怕很有问题。
中古时期的大斗拔谷关涉河西与青海的交通地理、族群交往、军事活动等诸多方面，学者向来多有关注。然而曩者多为零散考据、沿袭旧说，往往不能在系统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得到可靠结论，更不要说近来考古资料、卫星影像、古旧地图等新材料的陆续公布和发现。因此，本文旨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综合使用多种资料，检讨旧说，推翻“扁都口就是大斗拔谷”的观点，重新确定大斗拔谷的地理位置，对与大斗拔谷相关的诸多历史事件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以期在整体上对张掖与青海河湟交通交往的历史面貌有大致的勾勒，在细节处对丝绸之路陇右段的走向与路线有更进一步的描绘。
一 辨析观点与提出新论
清代中期以来形成的“扁都口即是大斗拔谷口”的观点影响很大，再经当代学者的论证，几成常识，但此论存疑之处甚多。从古旧地图展示、名称演变、地理形势、文化遗存等多方面来看，古代的大斗拔谷就是今天的大都麻谷。本节将做具体分析、考察。
就目前搜集的材料而言，明代并无有关大斗拔谷的明确信息，甚至清初详述河西各山口的《秦边纪略》也没有具体记载。乾隆元年（1736）《甘肃通志》载：“大斗拔谷······《一统志》云即今扁都口也。”然《大清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并无此内容。乾隆四十四年（1779）《甘州府志》将扁都口与大斗拔谷并举，另外也标注了“《一统志》云即今扁都口”的说法。很可能由于《甘肃通志》托古言物，又传播甚广，自此以后，此说逐渐流行，后世如《辛卯侍行记》《甘肃新通志》等皆沿袭此论。近几十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关注大斗拔谷。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较为综合地分析多种史料，又依据祁连山张掖段的具体情况，指出“张掖县及山丹县南境山口甚多”，白崖口、扁都口“皆有为古大斗拔谷之可能”。严氏不完全沿袭旧说，较为具体地分析地理形势，洞察甚明，但仍未能跳出旧论范畴。之后，冯玉新、侯丕勋、刘再聪等学者沿着严耕望的思路，更进一步推断出扁都口即是古代的大斗拔谷。再后，刘满《隋炀帝西巡有关地名路线考》则主要从两个方面更进一步确认了上述观点，一是根据民国时期旅行者以及自己的实地考察的情况，二是以《元和郡县图志·甘州删丹县》所谓“大斗拔谷，在县南二百里”的方位里程来贴合实际情况。经过以上学者的论证，今之扁都口就是古代大斗拔谷的观点成为常识。
然而以上观点最显著的问题在于，大斗拔谷这个地名在中断具体记载很长一段时间后又突然重新被人比附、追认，大概率并不可靠，且“大斗拔”“达斗拔”与“扁都”“匾都儿”二者的发音明显不同。扁都口与大斗拔谷的对应关系应当重新审视。
（一）古旧地图中的线索
明代古旧地图中对河西交通路线、地理形势的描绘，确能给我们以新的线索。第一，万历三十年（1602）《两河地理图》中，张掖以南的关隘只有一座，在洪水堡东南，无疑是今扁都口。但在岔（叉）家堡以南也明显有山口，应即大都麻口。第二，嘉靖二十五年（1546）张雨所作《边政考》中也有甘州附近的总图（见图1），翻越祁连山向南的通路明显是两条：一是顺化堡以南，通向东南的山路；二是新添堡以南，直通青海的岭口。对应到该书后文的另外一组具体小图（见图2），甘州以南只画有两个明显的山口，但标注的文字应有错位，较东的山口实际是宁番口，较西的山口实际就是新添堡以南的大都麻口，“匾都儿口”反而不很显著。
第三，顺治年间《重刊甘镇志》直接取材于万历时的《甘镇志》并有少量补充，其中所绘张掖南山诸岭口（见图3），仁寿驿以南的大都麻口最显著，而扁都口则大约类似明番口和酥油口这样的小山口，至多与大都麻口相埒。《重刊甘镇志》是张掖现存最早的地方文献，其图值得重视。结合前面几幅地图可以说明，明代中后期由张掖翻越祁连山的常用通路，扁都口虽重要，但也存在其他可行的山路；洪水堡东南扁都口的地位也远不如清代以后那样显著，反而是新添堡、岔家堡正南的大都麻口频繁出现在视线之中。而到了乾隆《甘州府志》“甘州府全图”中，张掖东南山路只标有扁都一口。其《戎兵志》又云“扁都口，青海西宁大道也······汉唐以来，番夷内犯，王师于征，多由此道”，可见这是时人观念中的南北交通主干道。此说法很可能直接来源于康熙年间的《秦边纪略》，其载：“有明时，张掖、青海相往来，内若王师，外若海夷，咸出入扁都口，而止宿于野马川。”这样的情况，显然与明清之交主要活动在今大通、门源一带的青海蒙古诸部频繁往来于大草滩有直接关系。清代史料中，鲜见有彰显大都麻口重要价值的记载。正因如此，自清代以后，扁都口的作用更加突出，时人只知有扁都口，而逐渐淡忘大都麻口。后人更先入为主，自然而然把中古时极为有名的大斗拔谷和扁都口直接对应了起来。
（二）大都麻即是大斗拔
实际上，现今的大都麻谷才是中古时的大斗拔谷。
第一，读音十分近似。“大都麻”就是近世对“大斗拔”的音讹。“大斗拔”又写作“达斗拔”，可知此“大”非大小之大；虽然存在“小都麻”之称，但也很有可能是后世因“大都麻”之“大”而加以区分。“都”（dou）即是“斗”。“拔”与“麻”，韵母近似，声母则有类似的发音机制、存在互转现象，“‘麻’的双唇音浊声亦可发为‘拔’”。刘铁程认为大斗拔即藏文’Dus（’Du）mdo Bar的汉译，甚恰；然其又指出，“大都麻”当与“大斗拔”无关，则可商榷：首先，据上文，大都麻口并非如清代以来人们所认为的“不便通行”“寻常不走”，反而是在明代与扁都口相埒，甚至过之。其次，刘铁程据《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地名资料汇编》指出都麻（朵玛gtor ma）为古时藏族寺院一种塔状施舍食品，因此处山形似塔即称都麻；然钟进文据《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标准地名录》认为“有一自然形成的红崖，外形酷似‘都麻’，因而这里的藏民取名为‘都麻’”。都麻（朵玛）究竟是什么？存在争议，其词源来历很可能原就模糊，本就是“斗拔”的音讹，并无直接对应的词汇。再次，《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载有“大都麻”“小都麻”部落名，实际上他们本有自己的族名——拉曲、拉嘉；更可能是因该部常驻此区域而得名，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民族史中很常见。最后，地方上《地名资料》《地名录》的编修是近些年来的事情，特别看重对地名来历的叙述，但往往是以今人的常识、眼光来溯源和记载，未必可信。
第二，地理形势上，大都麻谷有自己的优势。张掖南部通往青海的山路，诸史记载有名字的就有20个左右，陶保廉则称“蹊径百数”。由前文可知，诸山口中，扁都口、大都麻口确属特别。扁都北口海拔2900米，南部最高海拔3900米，从北口到峨堡（海拔3500米）长约33公里。古时道路崎岖狭窄，并不好走，陶保廉称其“鸟道环崖，裁容一轨。途经深涧，溜急石多。夏秋骑步均艰，严冬堕指裂肤”。大都麻谷在张掖南山诸岭中，最为特殊。大都麻北口海拔2400米，向南延伸大约15公里，海拔才到2900米；而且北口在海拔2800米以下区域远比周边其他山谷都宽大（见图4）。也正因为有这样特别的地理优势，在岔家堡以南6公里的山谷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设有乡一级建置。以大都麻口海拔2900米处为起点，向黑河河谷较宽处（海拔2600米）行进，则需翻越海拔4200米的山岭，过柏树峡，路长约35公里。由大都麻南口向东，则是长达90公里的峨堡河（八宝河）谷地，较平坦且宽敞，翻过景阳岭后到达门源；由大都麻南口向南，则可穿越比祁连山矮小的峨堡南山、大通山，沿诸河河谷抵达青海湖北岸。大都麻谷可汇聚从东南、正南两个方向想要翻越祁连山北上的行人，更是由青海湖北岸北入河西走廊的捷径，从这个角度讲，其地理位置更为关键。另外，黑河（张掖河）河谷，其与八宝河合流并向北转折处，较为开阔，但自此以北11公里后，陡然变得狭隘，水流湍急，十分难走，且出山距离太长，不宜作为跨越祁连山之山路。
第三，山谷内存在重要文化、军事遗址。岔家堡以南9公里、大都麻谷主路西侧有金塔寺石窟，其开凿年代可追至北凉。河西地区的石窟、佛寺，往往建在河谷、岭路、要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大都麻谷确在由张掖通向南部高原的关键通路之上。岔家堡村东南有被判定为汉代的岔家堡古城遗址（见图4）。岔家堡以南4公里的大都麻山谷之中，存在一座元代军事要塞遗址——瓦房城古城（见图4）。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04.5米、东西宽168.5米，规模较大，正扼峡谷。整个河西地区，在山谷中设置的较大规模要塞的情况很少见，这充分显示了大都麻谷具有绝非寻常的军事、交通价值。而且它的废弃时间当在元明之际，这也暗示明代以后这条山路确实地位下降、逐渐没落。
二 大斗拔谷与唐代军事
大都麻口与扁都口的功用明显不同，其所处位置正在张掖与青海湖之间，其主要价值一如前文图1所示，即是直达青海湖之通路，《甘州府志》也说“大都麻口······土人云通青海”。唐朝几次穿越大斗拔谷的军事活动，并非是以图便捷、直达西宁为目的的，这恰好能说明其沟通张掖与青海湖的作用。另外，唐代大斗军的设置并非以直接镇守大斗拔谷口为目的，而是为了连接甘凉二州，其具体位置应在焉支山东麓、现今永昌水泉子一带。
（一）天宝元年唐蕃战事
天宝元年（742），王倕发起河西之役，大破吐蕃，其路线载于《河西破蕃贼露布》，与大斗拔谷关联非常紧密：
十二月会于大斗之南······臣自以马步三千，于大斗、建康、三水、张掖等五大贼路为应接······尔须自大斗南山来入，取建康西路而归······十二日至新城南······十五日至清海北界······十六日进至鱼海军······凡七八日间，约三百余阵。至合河之北······
所谓“大斗之南”当指大斗拔谷以南。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新城亦即威戎军。又据赵青山、刘满《唐威戎军位置考》，新城即在今海晏县城附近，也就是在青海湖东北隅。据王蕾的研究，鱼海军当在海晏以西310里的汉龙夷故城，仍在青海湖稍北地区。换言之，这次军事行动之所以兵出大斗拔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进军“青海北界”。更需注意的是，这次军事活动的返回路线为“合河之北→建康军”，必然“自大斗南山来入”。汉龙夷故城向西北到建康军的通路中，所谓“合河”者，应当就是指重要的河流汇合处，也就是黑河上游（摆通河）与八宝河（峨堡河）的汇合处，亦即今天祁连县城附近。因此，大斗南山必然贴近此处，而非在东南60公里外绕行至今扁都口的远路之上。
王倕所接应的方位是他自己布置好的诸军归路——大斗南山→建康西路。以3000兵马做“五大贼路”的接应，这五路肯定不会相距太远，这也从侧面佐证了大斗之位置当在“合河”一带——建康一路，就是建康军以南山路；大斗一路就是大都麻谷以南山路；张掖一路，也不会像李宗俊认为的远在武威，而应当是张掖以南的山路，也就是“甘州守捉”负责的区域；三水一路，情况不详，李宗俊推测当在建康路与大斗路之间，较合理。王倕的部队想要控扼大斗、建康、三水、张掖几路，只能守候在合河附近接应，与《露布》所记十分吻合。总之，大斗、建康、三水、张掖、合黎川，作为3000人部队行军计划内的策应点，分布较为集中，应当在今张掖以南、祁连县一带。换言之，此次军事行动主要是围绕着甘州为中心发起的，其目标是在青海湖北岸，那么往返经由大斗拔谷及合河附近，确实符合当时的军事、交通形势（见图5）。
另外，刘铁程指出，“大斗拔”当即’Dus（’Du）mdo Bar，其义为“中部汇聚处”，但又进一步发挥说“大斗拔谷在祁连山及河西走廊中部，‘当河西陇右南北交通之要’，特别是对军事行动而言，青海、河西间的交通须从此处聚集进出”。以道路的汇聚来命名某地，可能在认知上过于抽象复杂，把’Dus（’Du）mdo Bar训释为河流的汇合（“合河”），无疑更自然直观。刘铁程所举的江达县东斗乡（东都村’Du mdo）也恰处在独曲与多曲的汇合之处。由此，则可进一步讨论扁都口的情况。刘铁程指出，“扁都”当为藏文Bar mdo的汉译，其义为“中间沟”，当无疑问。但扁都谷南北并无较明显的河流汇聚，因此这就很难与“大斗拔”的音义联系起来。
（二）大斗军位置的辨析
因与大斗拔谷名字相近，这里还需探讨大斗军的相关问题。
《新唐书·地理志四》载：“（赤水军）西二百里有大斗军，本赤水守捉，开元十六年为军，因大斗拔谷为名。”《元和郡县图志》略同，《旧唐志》作“西二百余里”。诸史记载对大斗军的位置并无异议，均曰在凉州以西200里，可以信从。但后世往往以“因大斗拔谷为名”而认为此军当扼守该谷口。前田正名指出，大斗军当在凉州以西200里之处、驻守大斗拔谷。他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到大斗拔谷位处祁连山而将该谷定位在今天焉支山东侧；严耕望则甚至不惜要把新旧《唐书》与《元和郡县图志》的“二百里”改做三百里而把扁都口稍北的某处当做是大斗军所在。实际上，大斗拔谷与大斗军有关联，但并非是直接的镇守关系，其应在凉州以西200里、焉支山东麓，这里也正是前田正名所说的“处于大黄山块的马鞍部，是控制山路的极其重要的贸易、交通上的要地”。按照此思路，今永昌水泉堡城址则能吻合唐代大斗军的设置情况：其一，地处武威到张掖的主干道上，距武威里程为200里稍多。其二，较唐代一般的县城、守捉城的规模更大：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660米、南北宽260米。其三，确在焉支东麓山脚下，相较严耕望对大斗军的定位，更符合《前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盖嘉运制［开元］二十九年燕支贼下事》记载的吐蕃逼近大斗军属于“燕支贼下”的情况、《河西破蕃贼露布》中“诱我石堡之城，践我蕃禾之麦”的说法。李学东指出，所谓“诱我石堡之城”指开元二十九年之事。“践我蕃禾之麦”也当发生在同一年，其与“燕支贼下”、吐蕃进逼大斗军之事直接相关。因此，大斗军当在番禾（蕃禾）县境，亦即焉支山东面，而非在删丹县境、焉支山西南侧。换言之，大斗军主要是为了镇守“燕支”，这与控扼扁都口并不兼容，更不用说在张掖正南的大都麻口。其四，唐代某军名称未必与当地地名有直接关系，比如墨离军之“墨离”本在青海一带、河源军设在西宁、积石军设在达化县。李文才认为武威赤水原在今石羊河上游一带，而赤水守捉却在武威以西二百里。其五，建康军的设置是因为王孝杰以“以甘、肃二州相距回远”，于二州连线中点“置军”。大斗军设置在今天永昌水泉子也当包含类似的意图，并非为了直接控扼大斗拔谷。
此外，在唐代还有三次事件与大斗拔谷相关。其一，开元十四年（726）吐蕃大将悉诺逻穿越大斗谷，进攻甘州，焚掠而去。悉诺逻北上的路线缺载，但尚可根据其返程情况进行推断——悉诺逻自河西南下至积石军，再向大非川、青海湖西进军，而《旧唐书·王君㚟传》称为“而还”“归路”，正是要返回青海湖畔据点。那么，悉诺逻北上大斗谷的路线大致就是由其青海湖西的基地，先趋青海湖之北，再正北进军过大斗拔谷。其二，《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记朝廷于大斗拔谷慰劳契苾何力等讨伐吐谷浑的军队，《资治通鉴》系在贞观九年七月乙卯，是在李靖奏报平定吐谷浑之后（五月十八日）。根据周伟洲《吐谷浑史》，侯君集等人向南进军，至于黄河河源，回师与李靖会师在大非川；后李大亮、契苾何力、薛万均等追击伏允远至柴达木盆地西缘，回师与李靖在青海湖西畔汇合，也就是李靖平定吐谷浑后停驻的伏俟城一带。集结后大军返回内地，由青海湖之西的伏俟城，北向河西，穿过大斗拔谷，亦与前文几次军事行动类似。其三，《新唐书·突厥传下》：“隋西戎使者曹琼据甘州诱之，（阙可汗）俄与琼合，共击轨，兵不胜，走达斗拔谷，与吐谷浑相辅车。”大业十三年（617）时，廓州、鄯州为薛举所占，吐谷浑只能活动在青海湖一带，核心当在伏俟城。甘州曹琼、阙可汗与吐谷浑联结，穿过张掖正南的大斗拔谷而直通青海湖，确在情理之中。
三 唐代以前的大斗拔谷
大斗拔谷因炀帝西巡而闻名。杨广越过浩亹川后的西巡路线与大斗拔谷的位置相关，特别是“覆袁川”的具体所指。学者向来把扁都口比为大斗拔谷，把覆袁川比为八宝河，在勾画炀帝西巡路线上存在很大误解。实际上，炀帝西至合河、北出大都麻口，在时间、空间、逻辑上都存在很大的可能，本节将做具体辨析。汉晋时期尚无有关大斗拔谷的记载，但张掖南山诸岭路，特别是大都麻口及扁都口理应在军事交通、文化交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隋炀帝西巡中的大斗拔谷
要讨论隋炀帝西巡中著名的“大斗拔谷事件”，首先需搞清楚一个问题——《隋书·炀帝纪》记隋炀帝于六月初八在前往张掖的路上途经大斗拔谷，并因风雪交加而冻饿死伤；《资治通鉴》则记杨广于七月初三在由张掖返回都城的路上穿过大斗拔谷，并冻饿死伤，哪一种说法可信？据濮仲远的细致梳理，以上两种说法各有证据和支持者，但又不能彻底地反驳对方，因此目前只能相信隋炀帝去程和归程都经过了大斗拔谷，那么死伤事件只能发生在归途。只有在这里达成共识，才能进行接下来的讨论。
杨广离开西平后“入长宁谷，度星岭，过浩亹川”，伏允于五月二十一日“保覆袁川”，这些地名经近来学者探究，大致可以搞清。但史料中后来出现的雪山、琵琶峡、泥岭、车我真山等，其实无法给出一个较为可靠的位置。而且从五月二十一日到六月初八途经大斗拔谷，这么长时间内隋炀帝的行程也未有记载。这段时间内由祁连山南麓的北上路线存在多种可能，由门源、过永安、上景阳岭、沿八宝河、入扁都口，是为通路，当然可行。但隋炀帝此行并非只图便捷而是早有规划——《隋书·西突厥传》：“帝将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韦节召处罗，今与车驾会于大斗拔谷。”虽然此处“六年”有误，但事件是较清楚的；再加上杨广还要在“覆袁川”围攻伏允，其行进路线很可能并非由河湟径直前往张掖。杨广略过扁都南口而继续向西北穿越大都麻口在时间和逻辑上是有可能的。而且由门源往西、不经景阳岭的通路，似乎长期存在——《辛卯侍行记》记载了一条由永安到测尔兔、三角城，再到八宝河、八丝墩川古佛寺的路线，并不经过景阳岭与八宝河上游（见图5）。八丝墩川古佛寺在祁连县城西侧，亦即前文提到的“合河”。当然，隋炀帝也有可能翻越景阳岭，路过峨堡（扁都南口），继续向西，直到“合河”——郭声波、苏阳指出，今峨堡三角城即是唐初羁縻定州所在，隋唐时期由青海通往河西的道路为“（从门源）有路北上经羁縻定州（今祁连县峨堡镇三角城）穿大斗拔谷（今祁连县东扁都口）至张掖郡（甘州）”。但实际上，三角城在峨堡以西18公里处，断不会在从门源向西北进入扁都口的路线上，反而说明应当有可以路过峨堡、沿八宝河谷继续向西的通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满认为覆袁川亦即黑河东源峨博河，当可商榷。其一，刘满观点的前提是青海湖并非鲜水，此说不成立，笔者后文有辨析。其二，《括地志》：“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一名鲜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张掖河，南自吐谷浑界流入甘州张掖县。”《隋书·炀帝纪》：“吐谷浑王率众保覆袁川。”实际上，覆袁、覆表、副投三词当同指，其中袁、表、投三字形近，或是全误，或有一个正确。又，明代天顺《大明一统志》：“张掖河，在都司城西一十里，源出摆通川，经祁连山，西出合黎北，名合黎水，又名鲜水，流入亦集乃界。”摆通川实际就是覆（副）投川的音变——古无轻唇音，后来“副”（
（二）汉晋时张掖与青海的交通
魏晋南北朝时，“大斗拔谷”之名尚未出现在史籍中，但由青海湖直通张掖河流域的道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据《晋书》中所载乞伏他子进攻乙弗觅地之事分析指出：“扁都口支道西侧应当还有另外一条沟通青海湖与弱水流域的通道；该道无需经行湟水流域中部的西宁，而是起自青海湖北岸的某个地点；他子只有启用这条通道，才有可能进入北大河、托来河和黑水河，进攻吐谷浑觅地，将其打败，并迫其降西秦。”这与本文的观点十分相近，这条扁都口西侧的通路，正是上文唐代军事活动中的主干道，应与今天青海204省道大致相当。五凉时期，诸政权争夺河西，军事活动更加频繁，往来于祁连山南北的记载也不少，但能确定路线的情况并不多。朱艳桐结合前人研究与具体地形情况，认为北凉与祁连山南麓沟通的白岸、白草岭、苕藋几个重要岭口当在今武威市域南部，甚恰；然又云“此三点扼守沟通河西与青海的重要孔道，五凉时期，军事上经由此三地翻越冷龙岭是比大斗拔谷更常用的交通路线”，此论似可补充：
其一，沮渠氏通过白岸、白草岭、苕藋三处与河湟沟通，都是属于北凉定都姑臧之后或由姑臧发兵的情况，其路线经由番禾以南或东南的山岭，合乎情理。其二，在张掖市域内的大都麻口和扁都口，也发挥着重要且频繁的交通作用。《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吕光遣其二子绍、纂伐业，业请救于秃发乌孤，乌孤遣其弟鹿孤及杨轨救业。”段业刚刚独立，最东领域不过西安郡，其地当在今民乐县西北部一带。那么，要遣使向秃发鲜卑求救，则不会走番禾东南方向，而是应当自西安郡以南或东南。西安城下有多条河流，可向南或东南溯源至大都麻、扁都等山口。又《资治通鉴》载秃发利鹿孤遣将攻击沮渠蒙逊，至万岁、临松。《晋书·秃发傉檀载记》云傉檀遣将攻击沮渠蒙逊，掠临松千余户而还。《宋书·大且渠蒙逊传》：“枹罕虏乞佛炽盘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岭，临松郡皆没。”由以上几段材料可知，南凉、西秦屡屡北上河西，往往先出临松。临松一地一般认为就是在今民乐县南古城，其东南数公里处就是大都麻北口。其三，大都麻口金塔寺的开凿年代早至北凉，是张掖南山各石窟寺中最早的。从这个角度讲，法显于北凉段业在位时“夏坐讫，前行至傉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其路线未必如学者认为的“一定途经扁都口”。
汉代由河西进军青海的军事行动，也当与上文所述情况类似。《汉书·赵充国传》载：“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䍐、开在鲜水上者······以七月二十二日击䍐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这次进军的目标是鲜水，鲜水在何处？大多学者向来认为是青海湖，但刘满认为当指上文提及的八宝河。然而，刘氏之文可商榷之处甚多，兹举关键一例——《汉书》中“鲜水北句廉上”距酒泉800里，无疑；其距临羌1200里，明显有误，当衍“千”字。如通过上文所谓“建康西路”或大斗拔谷，则青海湖北部某地距离酒泉、临羌的里程基本贴合（800里、200里）。但刘满认为河西进入青海只能途经扁都口，里程800也就只能从酒泉走到扁都南口（景阳岭、八宝河上游）；从临羌到景阳岭最少在300里以上，但刘满仍认为汉军的目标是八宝河一带，显然很不合理。再结合其他文献记载，《赵充国传》中的“鲜水”当确指青海湖。那么，汉军“分兵并出”张掖一支的路线，当无需绕行至扁都口，而应类似上文唐蕃战争、乞伏他子北上的路线。又，大都麻北口岔家堡古城属汉代古城，附近顺化、新天等祁连山北麓乡镇遍布汉墓，更加说明这里曾是汉代的交通要道。
四 大斗拔谷的逐渐衰落
自汉代以来，张掖以南祁连山中就存在多条翻越大山通向青海、河湟的道路，其中以大都麻口和扁都口较为关键。中古时期，因频繁发生直通青海湖的战争，由张掖途经大斗拔谷向南的路线更显重要。近世以来，“大斗拔”音渐讹为“大都麻”；直到明代中后期，各种古旧地图中，仍能发现大都麻口与扁都口并重的情况，但扁都口的地位似乎越来越突出，以至于后人一谈起河西与青海的交通道路时，首先想起的就是扁都口。明代以后大都麻口被人逐渐淡忘的变化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大都麻口地位的下降与扁都口价值的凸显。
其一，据上文考察，大斗拔谷（大都麻口）的最显著的交通价值在于由张掖附近直通青海湖周边。但是到了明代后期，乃至整个清代，这种直接的联通作用被大大削弱了。据安玉军《裕固族形成史研究》，明代中期以前，裕固族先民撒里畏兀儿不断东迁，其主要分布地区在甘、肃交界山中，最东则到“下八字墩指野牛沟及其以东的黑河谷地，直至八宝山东西”，这正好就在大都麻谷南侧。不比早先小月氏、卢水胡、羌人、河西鲜卑规模较大、散布在祁连山南北的广大区域，撒里畏兀儿总数不过几千，又被分割安置，其活动区域基本就局限在祁连山南北两麓，未能成为大范围沟通河西与青海的流动族群。不仅如此，明代中期以后，祁连山至青海湖之间的区域，基本形成了三种族群的层状分布：藏族分布在祁连山北麓，撒里畏兀儿分布在祁连山山中、南麓。从正德到万历年间，蒙古诸部分批南下青海，主要分布在青海湖东北一带。特别到了清代中后期，朝廷对诸游牧部族的管控较为严格，往往以藏传佛教寺庙划定驻牧范围，不允许跨界。《辛卯侍行记》：“此番族旧牧河南（野马川），道光时私渡河北，用兵逐之。”不同族群的分层、小范围活动，确实不利于由张掖南下大都麻口再到青海湖的直接通达。那么有关这条山路的行人、记忆、记载都会随之减少，而这又导致恶性循环，重要程度自然远不如从前。当然，这条通路也并非完全断绝。
其二，与南古城以南的诸山口作用减弱不同，洪水营以东的关隘则在明清时期越来越重要。陕西行都司治所在张掖，其在行政上管辖西宁卫。官方层面需要频繁交通，途经扁都口自然是最佳选择。《重刊甘镇志》记载杨博、杨一清等人所奏西宁与甘肃镇（甘州）之间的茶马供给及贸易的情况，可知往来活动应当长期存在。万历三年（1575），朝廷在洪水扁都口与丙兔等西海蒙古互市；之后，此岭口更成“与虏互易总会地”。万历十八年（1590），扯力克入青海。据《万历武功录》，第二年（1591）五月其谋求经扁都口北归，朝廷不允。再后，“又经略郑洛会师，洗青海火落赤、真相等，而甘肃之兵悉由扁都口出，会于西宁焉”，主要还是直通西宁。再加上经由“合河”北上到大都麻口的路不再通畅，以致“凡往来青海、西宁者，由（扁都）口而行”。到清初，仍延续明末的情况。《清世祖实录》载：“今后边内番人······著从西宁地方镇海堡、北川二口，洪水一口出入，不得任意往来，取道他处。”洪水一口实际就是扁都口，此时已经成为官方要求的能与河西贸易的唯一口岸，地位更获抬升。后因清政府并未能限制青海诸王进入到大草滩一带游牧，扁都口则更加繁忙——“出入扁都口者，马相接，肩相摩矣”。正是由于大都麻口日渐衰落，而张掖与西宁关系日趋紧密、万历间洪水扁都口开设厂市、青海蒙古诸部借由扁都口驻牧大草滩，自明清之交，扁都口的地位和价值完全是大都麻口难以望其项背的。然而，清人不明源流、先入为主，把明清时方便且显著的扁都口追认、附会为中古时期著名的大斗拔谷，实在是两三百年来的一大误会！
总之，从名称演变、地理形势、军事路线等多方面来看，古代的大斗拔谷就是今天的大都麻谷，而非扁都谷。明白了这一点，对我们更深入理解丝绸之路陇右河西段的路线走向确有帮助：其一，不比明清阶段扁都口沟通作用的凸显，中古时期甚至更早时候，联系祁连山南北两侧族群的山路很多，商贸、经略、行军、宗教等活动都可以借由多条通路往返，这其中有个别几条孔道行人多、较出名。其二，西宁作为陕西行都司下属卫所，在明时与张掖的关联十分密切。这种情况，在更早时期中很难看到；张掖反而与正南的青海湖周边的交往更频繁。这其中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河西鲜卑（吐谷浑）、羌人、藏人（吐蕃）等游牧族群在大范围迁徙活动中充当了媒介。其三，丝绸之路上的地名关乎其具体走向，但地名总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有完全变化的，如“鲜水”“苕藋”“大斗军”等；也存在没有变化的，如“张掖”“长宁”等；更有介于二者的，如“摆通”“浩亹”“大斗拔”等。地名的变与不变往往与族群的迁徙有较为密切的关联，综合考察族群的分布嬗变正是研究地名、路线重要的途径之一，这也就是张力仁所指出的“通过地名起源的追索、地名空间分布的分析，能了解河西走廊历史上民族分布、民族迁徙和民族关系。这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其四，明确大斗拔谷的相关信息，对张掖一地战略地位的再认识，也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既然大斗拔谷就是直通青海湖的大都麻谷，再加上张掖一地沟通东西、直通漠北的路线，则清晰彰显了张掖作为丝路十字路口的关键价值。
最后，大斗拔谷的位置、交通等内容，确与甘肃中部、青海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活动紧密相连。特别是有关古代西北地区的边疆族群与边疆经略的历史，大斗拔谷无疑是具有关键串联作用：是汉人、羌人、吐蕃、回鹘、吐谷浑、青海蒙古、河西鲜卑、撒里畏兀儿等在长时段中的交往与汇聚的关键通道；在赵充国伐羌、五凉时纷争、隋炀帝西巡、唐蕃间战役、明代守河西、青海蒙古诸部与中央的互动等重要历史事件中或多或少都有大斗拔谷的身影。无疑，大斗拔谷的确是我们观察古代西北历史的绝佳窗口。
文章来源
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3辑，注释从略。特此备注！
关注请长按二维码
微信号：西北学属地：金城府学编辑：沈琳娜、任俊巍 投稿邮箱：244105314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