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粟特语高昌延相买婢契补考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18ZDA177）”成果之一

 作 者 简 介  

 







王丁（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Wang Di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dditional notes toThe Sogdian Contract of a Slave-girl purchasedby Yanxiang王丁教授，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曾在京都大学、汉堡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丝绸之路研究。出版《语藏集》（2021年）及中外文论文多篇。


摘要：吐鲁番出土的粟特语婢女买卖契，自1989年首次公布以来，就以其纪年（公元639年）与发现地点明确、文书文本完整、内容重要而受到广泛的重视，被国际学界视为中古西域史的第一等史料。就目前解读研究看，其内容大体明确：买家是一位汉僧，卖家是粟特康姓胡人，被买卖的女孩出生于突厥地面，契约的保人和书手均为胡人，交易以中亚流行的国际货币波斯银钱支付。汉、粟特、突厥三大族的人物在这一件买卖契约中同时出现，再现了七世纪西域民族交往的实相。文献的完备解读是研究的基础，这里尝试讨论契约文本中的一个疑难词与突厥朱耶部落的关系，旨在为解决夙疑提供一个方案。
关键词：吐鲁番文书 粟特语 突厥朱耶（朱邪）部 （张）延相

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135号墓出土一件非汉文写本文书（69TAM135：1；分0777）（图一），1988年由吉田丰与森安孝夫合作解读，确认为粟特文书写粟特语的契约文书，1989年由二氏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联名首次公布，名为“女奴隶卖买文书”。[1] 文书保存状态完好，文本首尾完整。主要情节是高昌延寿十六年（639年）五月二十七日僧人 Cʾn Yʾnsyʾn 在高昌城市场向康国人 Wxwšwβyrt 买下名为 ʾw pʾch 的突厥女婢一人，出价120枚波斯银钱，契约还就买卖两方各自对 ʾw pʾch的后续权利做了规定，最后是四名证人和一名书记的署名。

粟特语女婢买卖契公布后，出现了一系列论文，继续讨论其中的问题，如：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第49-54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68-79页；荒川正晴《トゥルファン出土「麹氏高昌国時代のソグド文女奴隷売買文書」の理解をめぐっ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5号，第137-153页，对文书中涉及的制度名词进行了一些疏释；吴震有《唐代丝绸之路与胡奴婢买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史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收入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90-408页，该契约译文在407-408页；《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胡人》，《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1999年，245-264页。[2] 近年乜小红《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券》（《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第37-42页）也作了类似的尝试，方法与结果总体没有超过吴震文，但增加了契约比较材料，在人名处理上照录原语拉丁转写，不轻作猜测，态度慎重。

图一粟特语639年高昌张延相买婢契（新疆博物馆编号XB9219）

图二 张延相（《唐龙朔二年（662年）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局部）

因为最初解读尚留下一些不甚确定之处，吉田丰后来对这件契约全文再次进行译释，以英译文附刊于韩森的一篇有关粟特胡商研究最新进展的综述论文中，并见引于魏义天的《胡商史》[3] 。其英译文的核心部分如下：

Thus, before the people in the bazaar of Gaochang, a monk [by the name of] Yansyan, the son of Uta, who is from the family of Chan, bought a female slave by the name of Upach, who is from the family of Chuyakk and was born in Turkestan, from Wakhushuvirt, son of Tudhakk originating from Samarqand, for [the price of] 120 drachms [coins which are] very pure [and were]minted in [Sassanian] Persia.

契约日译文有吉田丰的修订本，2006年由森安孝夫教授公布于他的著作《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中。与前述英文引文对应的日译段落如下[4]：

かくして高昌の市場で、人々の面前で、チャン姓のオタの息子である沙門ヤンシャンが、サマルカンド出身のトゥザックの息子であるワクシュヴィルトから、チュヤック姓の女でトルキスタン生まれのオパチという名の女奴隷を、とても純度の高い（ササン朝）ペルシア製の一二〇（枚の）ドラクマ（銀貨）で買った。

另参卢湃沙关于女婢部分的英语语译（Lurje No. 195）：The slavegirl ʾwpʾcH, of cwyʾkkH family, native of Turkestan, who was purchased from wxwšwβyrt by the monk yʾnsyʾn.

综合以上释读，汉译如下：

兹有张 Uta 之子沙门延相，于高昌市当众从康国人 Tudhakk 之子康握廋鼻边买婢，其名为 Upach，出身于Chuyakk 氏，生于突厥，出价120个高纯度波斯银钱。

交易的买主cʾn yʾnsyʾn明显有一个汉语的名字，cʾn（Chan）即张，这一点吉田丰已经指出。[5] 至于他就是吐鲁番汉文文书中出现的张延相，这一发现则是15年以后借助新发现的吐鲁番汉文文书作出，发现者仍然是吉田丰。在此之前，学者对这个名字有过一些推测，如“乘军”“因嵩”[6]，都是基于音韵表面的构拟，并无证据支撑。张延相是同时期高昌的真实人物，其名见于多件吐鲁番文书，如《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兵部差人往青阳门等处上现文书》（TCW II/74-75），与粟特语买婢契自书立约时间639年相近。特别是《唐龙朔二年（662年）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其中提到“僧崇道，年三十五岁，高昌县宁道乡正道里户主张延相男，伪延寿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度，计至今廿五年”（新获第61页）（图二），僧人崇道是张延相之子，也为多年的佛僧，这一点与粟特语契约中提到的他为“沙门”的身份结合判断，张延相、崇道父子两代为僧。至此，买方的名字勘定为张延相可以完全确定。

张延相家族的其他成员，在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一些踪迹可寻。与粟特语买婢契同时于阿斯塔纳墓葬群出土、“合卷在一起，粟特文契在内”的另一件文书（69TAM135：4，TCW I/410 高昌延寿五年/628年赵善众买舍地券），所买地块的北侧邻里是“张延守坞舍”，张延守可能是张延相的亲兄弟或至少是关系很近的本家同辈兄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理解何以家族文书作为一个群体在TAM135中出现。另外，张延相、张延钦同时出现于一件官文书（TCW I/374 高昌残名籍二）；637年的一次兵部统筹的供应客馆差役分配名单中，出现一位名叫张延幢（TCW II/77 高昌延寿十四年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的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张姓延字的名字还有十数个[7]，倘若时间可考，则可以推证他们是否可能是张延相的昆弟族兄。

契约叙述人物，除了交代其本名，还附述父名，这是粟特人名形态学的一个特征。张延相的父亲名 ʾwtʾ/Uta，也应该是一个汉语名，如何复原，诸家束手，尚待进一步研究。

卖主的父亲名Tudhakk，语义不明，其汉写形式也未见。卖主本人 Wakhushuvirt 的名字在粟特语范围可考，所以其人应为粟特人（本契约的证人、书佐的名氏均为粟特语，吉田丰1989文已经说明）。粟特语 Wakhushuvirt 一名还有两例，见于印度河上有崖壁行客题名：UI1, No. 58 (30: 9)、UI1, No. 113 (31: 84)。该名为一个两节名，前半部分 Wakhushu 即“乌浒（水）”，但是在北朝墓志和唐代吐鲁番文书中还有其他几个别译形式：（1）沃休：康沃休延（康业墓志，康业长子。571年）；（2）握廋/乌廋：乌廋延（TCW I/461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握廋延（TCW II/2 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身份为“商胡”）（札三，第183-186页）。后半部分Virt，义为“（被）给予”，是粟特人名中常见的构件，通常音译形式为“鼻”，如：安薄鼻 βγʾβyʾrt, βγyβyrt，P.3559唐天宝九载（750年）敦煌从化乡差科簿；康莫鼻 mʾxβyʾrt，武威金石录62页/唐代墓志汇编124页/全唐文补遗7/250页大唐上仪同故康莫量息阿达墓志铭，西域康国人。阿达祖拔达，父莫鼻（鼻，旧读量，误）（札一，第242页）。唐贞观年间（627-649年）；翟莫鼻，唐贞观十七年（643年）文书，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4、456页。Virt 或译“毗”，如：曹莫毗 mʾxβyʾrt，TCW I/359 高昌曹莫门阤等名籍；婆颉毗 βγyβyrt，TCW I/240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587年后）。综此，Wakhushuvirt 可以拟构为“乌浒/握廋/乌廋-鼻/毗”，本文对契约的汉译使用了吐鲁番文书中译例，写作“（康）握廋鼻”。

 契约第五行：smʾrknδc δʾyh cwyʾkkh kwtrʾnch ʾwyh twrstny zʾtcwh ʾwpʾc，包含了作为买卖对象女婢的身份信息，也就是女婢的名号、出生地以及籍贯，是本契的一大重点，以往的解读犹有賸义。女婢的名字 Upach 的语源不明，吉田、卢湃沙（No.195）均阙疑未做解说。值得注意的是，吐鲁番汉文文书中有一个颇为常见的胡名，其前半音节的“乌破”（*ʔuo pʰuɑ），似与 upa 相合（-ch为粟特语阴性人名的后缀）：康乌破延（TCW III/485唐咸亨四年/673年西州前庭府杜队正买驼契，康国“兴胡”，也就是从事跨地贸易的商队游商）；史乌破延（TCW III/253唐田绪欢等课役名籍）。乌破延，吉田先生与影山博士有说：Upā-yān “favour of the god Upā”。[8] 另外吐鲁番文书中还有康乌破门陁（TCW III/128-129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以上三例表明，乌破这个名字成分不仅比较常见于昭武九姓人的名字，而且汉字转写形式比较稳定。Upach或许与乌破有关，但是目前胡、汉两名均无解。

至于 cwyʾkkh kwtrʾnch，这是解读的难点所在。kwtrʾnch 乃 kwtrʾk 的阴性对应型（参巴黎粟特语佛经卷末题记供养人题名中的 ʾʾn kwttrʾk“安氏”、西安出土史君墓志中的 kšyʾnʾk kwtrʾk “史氏”）。在最初的解读中，吉田丰就表示“cwyʾkk 姓之女，cwyʾkk 原义不明”。[9] 与吉田的矜慎不同，林梅村将 cwyʾkkh kwtrʾnch 讲成“曹族人”[10]。卢湃沙在《粟特人名集成》中说，cwyʾkkh 亦可释读为 cwtʾkkh，可能是粟特语，也有可能是汉语，甚或是突厥语（基于契约中提及的女婢出生地为 twrkstn 这一情节），“似来自 *cw-，即粟特语表示曹国的Ustrūšana（cwyʾkkH couldbe formed from *cw-, a S rendering of Chinese Cao, the name of Ustrūšana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amarkand oasis）”[11]，猜想与林说相同。但是，这个考证肯定是不对的，胡语的c不可能用来代表“曹”的韵母 dz。另外，圣彼得堡藏敦煌文书 Dx.09539 有一个人名 Tsau yišo y(ä)gän，是一个混合语人名（hybrid name），以汉字译写就是“曹夷数野干”[12]，“曹”的译音字母为Tsau，不是Cw，至为清楚。林说只解释cw-，把 yʾkk 笼统称为“语尾”，视之为可以忽略，而这一忽略恰恰出了问题。总之“曹国说”不成立。吴震为 cwyʾkk 制作了一个音译名“粟弋柯克”[13]，似乎暗示这个词与“粟弋”（即“粟特”）有某种关联，但这个仿佛翻译，完全在音义之理的范围之外，不足采信。

那么，就吉田丰先生阙疑未加解说、后起研究众说纷纭的疑难词 cwyʾkk，果有答案否？我思考多年，现有一个猜想，谨提出以备参详：如果仍基于吉田丰的释读进行探源，则在汉文史料中所见的突厥部落名称“朱耶”（*cuə̆ jia）可能与之颇有关系，换句话说，cwyʾkkh kwtrʾnch 即“朱耶氏”。朱耶（也写作朱邪）是突厥的属部之一，在西域非常活跃。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二月，唐朝设立瑶池都督府，并任命叶护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这是唐朝首次在西突厥故地设立羁縻府州，史载贺鲁“统五啜、五俟斤二十余部”，则贺鲁是以瑶池都督的身份统领了西突厥诸部。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新唐书·沙陀传》218/6153页）。永徽元年（650年）阿史那贺鲁叛唐，处月朱邪孤注为首响应，杀招慰使单道惠，与突厥贺鲁相结。三年为梁建方、契苾何力所破（《资治通鉴》唐纪十五199/6277）。案：在唐初在与西突厥的博弈中，均有处月朱邪氏部落的身影。吐蕃攻下北庭之時，回鹘失利，“北庭人苦于回鹘诛求，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233/7521，贞元六年/790年）。后来被后唐皇室尊为先祖，为金山沙陀引出追溯性的记载，乃至有“将朱耶三世与唐室四庙连叙昭穆”之举（《旧五代史》唐庄宗纪29/461，即李存勖称帝后追尊其父李克用、其祖李国昌、曾祖朱邪执宜为太祖、献祖、懿祖，与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并立为七庙）。有名的人物有朱邪阿厥、朱邪赤心、朱邪辅国、朱邪孤注、朱邪骨咄支。[14] 史称后晋是三沙陀部之一[15]，石敬瑭出自沙陀，但这不是事实；因“其父臬捩鸡，本出于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资治通鉴》后晋纪一280/9139页胡注），所言是跟从入唐，意谓臬捩鸡并非出自朱邪部落。[16] 史文对朱耶、沙陀的叙述往往含糊其辞，多有划等号的印象。但事实不然，安史之乱初期，“（天宝十四载）九月，我以京兆尹牧荣王琬为行宫元帅，以河西、陇右节度使、西平王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刺、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恩结等一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安禄山事迹》卷中）[17] 这里非常清楚的是，朱耶、沙陀是作为各自独立的部落加入哥舒翰的军事联盟，共同对抗安禄山的反唐叛乱。

非常有意思的是，朱耶部落在唐西州时期的吐鲁番文书中登场：阙俟斤朱耶波德（大谷文书5840k唐开元十六年/728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朱耶部落请纸文书），该人是有突厥官称Kül Irkin[18]的部落首领。朱耶彦（TCW IV/402-408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康福等领用充料钱物等抄）是供职于西域唐家军队的折冲。可见这个突厥部族成员在唐时西域之活跃、与西州关系之多。据考证，曾发生过朱耶部落隶属于西州都督府，迁西州的时间在先天初年（712年）。[19] 以上这些汉文文书记录的朱耶部落及其在天山地区的活动为突厥部族史丰富了前半期史料。[20] 现在随着639年粟特语契约的女孩乌破遮的朱耶族属被勘定，又增加了朱耶部落人物的更早记载。

朱耶婢的出生地 twrkstn 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名词，不是近代意义的“突厥斯坦”，而是六至七世纪的西突厥“咄陆部之地”。本契约结成于639年，当时西突厥的情势是十箭，即唐贞观八年（634年）西突厥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立，领有天山南北广大西域地区，西突厥大约在此时分为十部，每部各有酋长一人，从可汗处各领一箭，作为统领本部的权利象征，通称十姓，又称十箭。十箭又分为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置五大啜，居碎叶以东。右厢号弩失毕，置五大俟斤，居碎叶以西。贞观十二年（638年），西突厥酋长欲谷设自立为乙毗咄陆可汗，与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争权抗衡，西突厥自此又有南北庭之对立，咥利失领有龟兹、焉耆、吐火罗及康、安、史、何、穆、石等昭武九姓国，号南庭。乙毗咄陆可汗领有北方駮马、结骨等民族，号北庭。按照左右厢的势力范围划分，左厢五咄陆处于碎叶以东，朱耶部的主要活动正落在此范围内。这个时期的Turkestan 相当于“（五）咄陆”的意思。根据西突厥自638年起存在南北庭抗衡的情势推断，朱耶部处在乙毗咄陆可汗的控制范围。“咄陆”（史料中也有“都陆”“都六”的写法）这个部族名词，不见于吐鲁番汉文文书，其异译“头六”是当时的主流译名，见用于人名的例子甚夥，仅举几例：头六抴（大谷文书1040 高昌国迦匕贪旱等钱谷物备忘，《大谷文书集成》I/9）；曹头六贪旱（TCW I/359高昌曹莫门阤等名籍）；康头六得（传吐鲁番出土写本唐代西州名籍，2012年10月笔者在乌鲁木齐市某收藏家处所见），以及非胡行的隗头六奴（高昌国时期的纸师，TCW II/106高昌逋人史延明等名籍）。[21] 胡语方面，Türk出现在胡人名字中的例子，可以举出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颂书 Maḥrnâmag 中的Zāryūδ Türk。[22]

就有关朱耶记载的缺乏，史文曾有“朱邪又微不足录，故其后世自失其传”（《新五代史・唐庄宗纪上》4/40）之叹。汉、粟特、突厥三大族，在这一件买卖契约中同时出现，再现了七世纪西域民族交往的实相。以往有学者在讨论这件买卖婢女的契约文书时，喜欢推展开来谈论古今大众喜闻乐见的胡婢胡姬问题，是因为这里有个含糊地带，乃以人们往往容易将北地异族女性笼统视为胡女，复因本文书的Upach姑娘的族属称谓 cwyʾkkh“朱耶氏”未获解读，遂启以康姓卖家所出的婢女理所当然必是胡女的推论。现在Upach的突厥身份情形大明，不应继续把她与胡女混为一谈。

（2010年初稿于汉堡大学，2022年夏改订于上海衡山寓所）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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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简称：

Lurje = Pavel B. Lurje, 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0.

TCW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录文本四册），唐长孺主编，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U 1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I. Lon­don: School of the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9.

新获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中华书局，2008年。

札一 = 王丁《中古碑志、写本中的汉胡语文札记（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第235-243页。

札三 = 王丁《中古碑志、写本中的汉胡语文札记（三）》，吐鲁番学研究院主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3-187页。

[1] 吉田豊、森安孝夫、新疆ウィダル自治区博物馆《麴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売買文書》，《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4号，1988年（1989年出刊），第1-50页。此文有柳洪亮的节略中译文《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第108-115页。

[2] Engl. tr. by V. Hansen & Guangda Zhang: Wu Zhen, “‘Hu’ Non-Chinese as They Appear in the Materials from the Astana Graveyard at Turfan.” Sino-Platonic Papers, No.119, 2002, pp.1-21

[3] V. Hansen, “New Works on the Sogdians,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rs on the Silk Road, A.D. 500–1000”, with an Appendix by Y. Yoshida “Transla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Purchase of a Slave-Girl found at Turfan and Dated 639”, T’oung Pao, LXXXIX, 2003, pp. 149–161. 魏义天也及时采用了这一新成果：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tr. by James Ward, Leiden: Brill, 2005, pp. 169-170；女婢买卖契的法译文见。吉田丰2007年京都大学文学部授课讲义也曾提及张延相的补释（笔者曾旁听过吉田丰教授的课堂讲授）。

[4] 附载于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讲谈社，2007年，第224-226页；同书，讲谈社学术文库本，2016年，第234-235页，两个版本间此段译释无别。案：《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有中译本《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八旗文化，2018年），译文错误多，今不取。

[5] 上揭吉田丰等1988，第13页。

[6] 林梅村1992/1995，第72页；吴震1999，第256页。

[7] 李方、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9-70页。

[8] Yoshida Yutaka & Kageyama Etsuko, “Sogdian nam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Pinyin, reconstructed Sogdian pronunciation, and English meanings.” Apud Valerie Hansen, ‘The impact of the Silk Road trade on a local community: The Turfan Oasis, 500-800.” In: É. de la Vaissière & É. Trombert (eds.), Les Sogdiens en Chine.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6, no.32.

[9] 吉田等1989，第14页。

[10] 林梅村1992/1995，第74页。

[11] Lurje No. 395.

[12] Peter Zieme, “Hybrid names as a special device of Central Asian naming.” Lars Johanson & Christiane Bulut (eds.), Turkic-Iranian Contact Areas.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p. 123.

[13] 吴震1999，第256页。

[14] 参见徐庭云《沙陀与昭武九姓》，《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5-346页。《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北京）》1993年第6期，第10-16页。森部豊、石見清裕《唐末沙陀「李克用墓誌」訳注・考察》，《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8号，2003年，第40-46页。李丹婕《沙陀部族特性与后唐的建立》，《文史》2005年第4期，第229-244页。

[15] 沙畹《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196页。

[16] 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522页。

[17] 《安禄山事迹》此句文字、标点均有令人疑惑处，如“恩结”当是“思结”（参《通鉴考异》，《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217/6943）。《通鉴》引《禄山事迹》此句，校点本将“颉、跌”点开，通行的曾贻芬标点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97页）也将十三部落点读为“奴刺、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恩结”。颇疑“颉、跌”为失句。我们知道，颉跌是一个词，多见于突厥可汗的尊号，如颉跌利施（elteriš）可汗（见《通典》、两《唐书》）；颉跌作为部族名（Ädiz），还有别译“阿跌”（《旧唐书》迴纥传195/5196）、“也咥”、“跌”（《通鉴》唐纪四十九233/7515贞元三年（788年）跌与回纥同出铁勒而异种），所以似不当破读成两个词，本文将“颉跌”连读。不过，如此一来，上述这个“十三部落”名单便只有十二个名字了。考《新唐书・哥舒翰传》135/4570：“（天宝）十四载，禄山反，封常清以王师败。帝乃召见翰，拜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以田良丘为军司马，萧昕为判官，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荡、苏法鼎、管崇嗣为属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以本部隶麾下，凡河、陇、朔方、奴剌等十二部兵二十万守潼关。”所记为同一事，正作“奴剌等十二部落”，可据以校《安禄山事迹》。其他部族名词也有问题（参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5页1，有校勘：李彦光，光当作允；丹大华，丹当作冉），仍待细考。

[18] 试比较构型类似的突厥语官称：阙特勤Kül Tegin（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突厥大首领苏农屈达干Kül Tarkhan，《册府元龟》九七五/11453页；康阿义屈达干Ayï Kül Tarkhan[18]（《全唐文》342/3474-3476页颜真卿撰《康公神道碑》；近年入藏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颜真卿撰《康阿义屈达干墓志》）。案：有关“阿义”（*ʔa ŋiăh）的语源，以往有一些推测。鄙见以为是突厥回鹘语 ʾʾyy/ayï的音译，义为“母亲”。详见待刊拙稿《中古胡名考》《胡名释例》1.2.11）；

[19] 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第五章《西州少数民族部落及其相关问题》第一节《西州城傍朱耶部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9-320页。

[20] 室永芳三《吐鲁蕃发见朱邪部落文书について——沙陀部族考 その一（补遗）》，《有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纪要》第10号，1974年，第1-7页。刘安志《唐代西州的突厥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2-122页。

[21] 王丁《人名之为史料》，《中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16-117页。

[22] F. W. 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Maḥrnâmag). Abhandlungen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2, Nr. 5, p. 10; Peter Zieme,“Hybrid names as a special device of Central Asian naming.” Turkic-Iranian Contact Areas.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Wiesbaden, 2006, p. 122.

漫漫丝路，愿君采撷

本文刊《国学学刊》2022年第3期，第109-114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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