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璆先生祖籍浙江绍兴，191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不满一岁时，父亲去世，九岁慈母病故后，为叔父收养。1929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由于参加学生运动，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逮捕，1932年9月到西安避难。11月东渡日本，1933年初到1936年6月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回国后曾任教于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1949年后一直任南开大学教授。吴先生是著名的日本史专家，也是中国日本史学会的筹备者和第一任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的第一位日本史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日本史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除了在日本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外，吴廷璆先生还与敦煌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吴先生他们那一代学者，与今天的学者有较大的区别，一方面，他们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是有比较宽广的基础和知识面，如我们熟知吴先生是日本史专家，但不知道他还开设了中西交通史课程，在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从吴先生自编的《吴廷璆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 1997，以下引用本书，只注明页码）可知，前面的两篇概论性文章，一篇是世界史，一篇是“中国学”（与敦煌学、丝绸之路关系密切），收入的十二篇论文，中外关系史和日本史各六篇，而且将中外关系史的放在前面，篇幅也比日本史的多，可见吴先生是比较看重自己在中外关系史方面的成就。
1936年1月8日吴廷璆先生（前排右四）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同学毕业合影。后排左二为藤枝晃，前排右二为日比野丈夫。另一方面，他们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即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选择。他在日本留学时，当时国际学术的潮流是东方学，与其相关的西域历史和中西交通史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他便投身到这一领域，在日本东洋史学家羽田亨的指导下，完成了《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的毕业论文。六十年后的1996年4月25日，他在为自己的《吴廷璆史学论集》所写“前言”中说，个人不能离开历史，如果 “人们的思想意识脱离了历史长河的源流，那无论人生或社会都将变得枯燥和衰落”，即个人的志趣要与时代、社会的要求相结合。“例如，最初写关于汉朝西域经贸关系的论文是在三十年代中期，那时，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已经多年，但在诸如中国如何通过对外交往方能使本国富强起来，以及，怎样才能在同外国进行自主、平等、互利的交往过程中，逐步使自己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等许多根本性问题上，都尚未得到解决。所以，便希冀从过去中西交通的历史发展中，去找寻其规律和获得启示。以后，对此方面研究的兴趣遂一发而不可止。”（“前言 ”，1— 2页）由于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社会各界都热衷于丝绸之路的宣传和研究，也出版、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但我们读七十多年前吴廷璆先生的本科毕业论文《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该文原是吴先生1936年完成的毕业论文《汉代中国与中亚地方的商业关系》，当年就发表在日本《东洋史研究》第7号。六十年后译成中文时更名为《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收入《吴廷璆史学论集》），感觉并没有过时。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大浪淘沙，仍然是留存给后世的光辉篇章，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论文从考察西汉初期商业资本的状况着手，对汉代西域、河西地区的历史、张骞出使西域、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及贸易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尤其是较多地参考了西方国家和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站在了学术研究的前沿。提出汉武帝对西部地区的扩张，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好大喜功，而是考虑到了当时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物品的需求，“因此，对于商路和国外市场的开拓就显得越来越必要了”，“繁荣东西部间的商业通路，并保障其畅通无阻，无疑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需要”（43页）。论文不仅对丝绸之路的开通、汉代对西域的经营及商业贸易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探讨，而且还使用了西方探险家斯坦因等在西域的考察成果，甚至引用了敦煌文书《沙州志》（54页）。指出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并逐渐得到了西方学者的广泛使用。“这条商路在汉代，主要为中国与妫水（即阿姆河）、药杀水（即锡尔河）沿岸各国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起到了媒介作用，而并未包括叙利亚等地方”（59— 60页）。这可能是中国学者对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最早的介绍。此外，吴先生还于1943年发表了《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西域、中亚各民族及陆上丝绸之路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在八十五岁高龄时，还发表了三万多字的长文《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 1995年第2期，与郑彭年合作）。对陆海丝绸之路及佛教的传入中国进行了详细探讨。不论其结论是否为学界完全认同，但其探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是值得我辈学习的。
除了丝绸之路的研究，吴廷璆先生的研究还涉及到了敦煌学。丝绸之路、敦煌学等都是东方学背景下的产物，近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一问题，前后发表了《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东方学视野下的西北史地学》（《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敦煌研究》2017年第3期），对东方学及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这些学科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东方学是在19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侵略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没有一定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架构，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分散而不确定，并根据需要不断在转换研究重点和地域。伴随着西方“东方学”的兴起，历史比较语言学成为学界的主流，它的特点是不仅要掌握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同时还要掌握多种东方的民族语言和死文字，利用各种文字史料对种族氏族、语言文字及名物制度进行比勘和审订。通过阅读吴廷璆先生的论著，得知早在1936年，吴先生就发表了《“中国学”之世界的兴趣》（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21日）一文，将西方国家对东方的侵略、统治与东方学相关学科的产生进行了探讨。如“印度学忽然兴起，于是由梵文研究发展到对印度古代文学、法律、宗教、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不断出现。这如果不是东印度公司经略东方，使英国逐渐走上统治印度的舞台，怎能使这些学问兴起”（9页）？汉学的兴起，也与欧洲对东方的侵略，尤其是经济掠夺很有关系，“随着欧洲列强对东方利害关系的复杂化，对中国学问的探讨日益广泛而周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对中亚的争夺就是显著的一例（11页）。俄国对“满”“蒙”的民族、历史、语言、地理、经济等方面的调查，其目的也是如此。至于日本的汉学研究，更是“显著地涂上当时经济、政治的色彩”（16页），如日本开始统治台湾时，便研究大清帝国的行政制度；吞并朝鲜前后，就杜撰出“日鲜同祖论”；当日本的势力伸入东三省时，“满蒙民族及清代史的研究更勃然兴起”，甚至“在强调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论之外，更殚精竭虑找出东三省非中国领土论的谬说。这时为迎合统治阶级的要求，明治初年以来还是由汉学者们搞着的中国史，又新包括了朝鲜、印度，得到了‘东洋史’的名称。这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展开了它广泛的视野，以实现其东洋政策。以后日本的支那学者（汉学者）、东洋史学者所热烈感兴趣的，多是东亚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北方诸族对汉民族的关系，他们对汉民族的统治方式，以及北方诸少数民族如何对所谓同化力量最强的汉文明等策略问题”（16—17页）。
虽然东方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与其相关的一些学科也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提出的，但不能因为提出的背景而否认其科学价值。吴廷璆先生指出，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一些具体问题，“考察之细密，态度之严肃，尤其以进步的方法应付种种混沌复杂的文献，是值得我们取法的”。“如沙畹等人，站在客观的学术立场上，对中国文化作批判的研究，凡是这样的学者，人们都对他们表示敬意”（13页）。吴廷璆先生对敦煌学的贡献，除了对其背景——丝绸之路、东方学有独到的见解外，还在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唤醒国人对敦煌学的研究，也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敦煌学”一词，最早是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的夏期演讲中使用的，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的《敦煌劫馀录》作序时在国内第一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吴廷璆先生在1936年的《“中国学”之世界的兴趣》也使用了这一词汇，“伯希和虽以敦煌学一跃为世人所注意，但在法国派他去新疆以前，却是由东南亚的研究得名的”（14页）。日本敦煌学的起步基本上与中国同时，而其中心就在京都，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羽田亨等就是代表人物。在吴先生赴日前，罗振玉、王国维等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到京都避难，更加促进了日本敦煌学的发展。吴先生在日本京都留学期间（1933年至 1936年），敦煌学虽然已经兴起，但它还不是显学，也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英、法和中国正在整理敦煌文献，并为其编目。日本以“搜宝式”的方式到欧洲、中国访查敦煌文献，对其研究基本上是置于中西交通史的范围内。吴先生的同班同学、国际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就是中西交通史的博士，吴先生自己的毕业论文也是汉代丝绸之路研究，属于中西交通史的范畴，吴先生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羽田亨虽然与伯希和合著出版了《敦煌遗书》，但其研究的重点是中亚、西域的历史，出版了《西域文化史》《西域文明史概论》等著作。吴先生到南开大学以后，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日本史，组建了南开的日本史研究团队。新中国成立后，以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南开大学的吴廷璆、东北师范大学的邹有恒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承担了新中国日本史教学科研奠基人的历史重任，并被誉为日本史的“三巨头”。正由于南开日本史的科研力量雄厚，“ 1964年国务院和高教部按毛主席有关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准备成立一批新的研究机构，其中指定南开大学组建日本史研究室”（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吴廷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13页），由吴廷璆先生任主任。1978年教育部批准成立了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由原明清史研究室（主任郑天挺）、美国史研究室（主任杨生茂）、日本史研究室和新成立的周恩来研究室组成，由吴廷璆先生任所长。由此可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和吴廷璆先生在全国的历史学教学和研究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承担了国家的重要任务。再加上吴先生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也对敦煌学有所关注。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时，国内敦煌学方兴未艾，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他就邀请其同班同学、敦煌学专家藤枝晃教授来中国讲学。藤枝晃在南开大学连续讲座十三次，时间是1981年4月8日至5月23日，讲座结束后，南开大学历史系将其讲课的记录稿整理为《敦煌学导论》。
在藤枝晃讲座前，吴廷璆先生接受了《外国史知识》记者的专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吴先生还讲了日本史学界近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经义疏》，历来公认为是公元六、七世纪间日本圣德太子所写。有一位名叫藤枝晃的京都大学老教授在研究我国敦煌写经钞本中发现这三部佛经中的《胜鬘经》义疏原来是魏晋时代中国人所写，因此证明《三经义疏》根本不是圣德太子的著作。藤枝晃教授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震动。说到这里，吴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有志气参与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不正常状态，要有志气改变史学研究的落后状况。（本刊专访《诲人不倦的吴廷璆教授》，《外国史知识》 1981年第 4期）
由此可见，吴先生对敦煌学还是比较了解的，对其老同学藤枝晃的研究也是熟悉的，只不过在这里讲的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当4月8日主持藤枝晃的讲座，介绍敦煌学和藤枝晃时，为了突出藤枝晃和日本，就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了。藤枝晃在南开的讲座结束后，还要去敦煌参观，需要在兰州转机，5月26日就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作了“现代敦煌学”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藤枝晃说：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由此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得知，这是一个误传，即此话不是藤枝晃本人说的，他是说有人说，但由于翻译的缘故，大家只记住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从而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挑战和污蔑，许多听讲者还纷纷向中央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写信反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说一经流传，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感召下，从官方到民间，从政界到学者，都感到的是愤怒，而没有人去探究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不可否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出现，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促使我们更快地加强敦煌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传，还影响了整个八九十年代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听说日本也有学者指责藤枝晃，说他搞坏了中日学术关系，影响了中日敦煌学的交流与合作。藤枝晃也有过辩解，但却于事无补。藤枝晃在南开讲座时，教育部还通知有关高校派教师到天津听讲，其中就有我的本科老师、西北师范学院的曹怀玉和刘曼春老师，还有我的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的朱雷老师，其中朱雷老师还协助南开大学历史系整理了藤枝晃的讲座记录稿《敦煌学导论》。南开历史系在讲座记录稿的编印说明中说：“武汉大学朱雷同志和中山大学张荣芳同志在听课过程中也参与了本稿的部分整理工作，在此特表谢意。”朱雷老师也有回忆：“早在 1981年，已故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来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学，作了课堂录音及记录，讲毕后，由部分听课者整理出，笔者亦得参预，后又经藤枝教授归国后审定。”（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315页）我曾经几次听朱雷老师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并不是藤枝晃说的，而是主持讲座的吴廷璆先生说的，南开大学的其他老师也说过类似的话，朱雷老师还将他保存的记录整理稿转送了我。我根据朱雷老师的叙述及其他间接的材料，曾经两次撰文，对此进行过辨析（刘进宝《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历史研究》 2007年第3期；《学者的国际视野与政府的信任支持——“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提出及引起的反响》，《敦煌研究》 2021年第1期）。现在看到了直接的材料，即夏鼐先生的日记，其1981年5月9日的日记载：上午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来访，宿白同志亦在座，主要是谈敦煌学问题。他这次应南开大学的延请，讲学六周，尚有两周，然后赴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等处参观访问。他谈起吴廷璆教授介绍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中心已在日本。”颇为得意。宿白同志问到中村不折所购李木斋旧藏敦煌写本，据云皆为赝品，即有名的景教经典之《一教经》，亦系摹本。吐蕃时代的写本多用木笔，伪制写本用毛笔写，仿木笔书体云云。下午赴所，阅藤枝晃《现阶段的敦煌学》（中译本）。［夏鼐《夏鼐日记》卷九（1981—198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35页］
夏鼐先生所记，是藤枝晃亲口告诉他的，而当时藤枝晃在南开的讲座还没有结束，他是在讲座间隙来北京拜访的，所说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另外，当时在南开大学跟随杨志玖先生读隋唐史研究生的张国刚先生，也在讲座现场，他也否认藤枝晃讲过此话：
我作为当时年龄最小的研究生，做一些辅助工作。后来有人传藤枝晃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我可以负责任说，藤枝晃是一个很谦卑的学者，对中国很友好，不会讲出这样伤害他人的话。（张国刚《回忆朱雷先生二三事》，刘进宝编《朱雷学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54—55页）
再次，吴廷璆先生的学生、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述：敦煌壁画铭刻着古代中西民族交流的印痕，它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直到实行改革政策的1970年代末，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进展缓慢，对此先生甚为不安。1981年4月，吴廷璆在京大读书时的同窗契友、日本学者藤枝晃来到南开大学，为我国专业研究人员举行“敦煌学”专题讲座。
吴廷璆主持开讲式时，一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震惊四座，激发了我国学者的研究热情和责任感，也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近30年来我国敦煌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和政府投入的加大，与他当年的大力呼吁不无关系。（杨栋梁《新中国日本史的奠基者吴廷璆》，吴廷璆《日本史通论》“导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11页；另参杨栋梁《无悔追梦路、文途武道始为伊——追念〈历史教学〉原总编辑吴廷璆先生》，《历史教学》 2016年第 16期）
综上所述，吴廷璆先生1933年至1936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学习时，其导师是涉及敦煌学的东方学家羽田亨教授，其毕业论文是《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是其同班同学和挚友。吴先生还是国内较早使用“敦煌学”一词的学者之一（陈寅恪1930年使用、王重民1935年使用、吴廷璆 1936年使用）。鉴于国内敦煌学研究的薄弱，1981年初就呼吁青年学子要努力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不正常状态。国家对外开放后，他就在教育部的支持下，邀请国际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来南开大学作“敦煌学”的专题讲座，并在主持开讲式时，说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学术评判。感谢您对本刊的厚爱，2023《文史知识》继续贴心陪伴您，忙碌中别忘了订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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