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懂三星堆“上新”？
【编者按】
近日，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让人们第一次认识到，除了中原地区严整、规范的青铜“列鼎”所代表的礼仪制度之外，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还有着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相类似的表达社会权力、等级，表达人神之间的沟通，表达人们对宇宙世界崇拜信仰的另样方式，使传统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面貌有了巨大的改观。[1]
与之类似，在人类历史上，从古代中国的长城、古埃及的金字塔到今天中国的港珠澳大桥、美国的金门大桥，一个个令人目眩的巨型工程不断涌现。它们不仅以其具体的物化功能满足了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且因其宏大而持久的存在形式成为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符号。
巨型工程既是意识形态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又是传承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型媒介。有关“巨型工程”，本刊2020年第42卷第9期刊发了《论巨型工程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实现——基于符号学的分析》。回顾此文，或许能对读懂三星堆“上新”有所启发。
三星堆博物馆（图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论巨型工程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实现
——基于符号学的分析
一、巨型工程是物化的意识形态
纵观古今中外，古埃及的金字塔可以称得上是巨型工程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的都江堰，同样是一项国家机器的杰作，但其产生的文化象征意义却与金字塔完全不同。前者象征着暴政和集权，后者则寄托着善治与艺术，它们不仅是一个民族苦难和荣光的艺术象征，而且是承载着政治意义的巨型符号。
从功能上看，巨型工程的社会功能固然是其吸引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的重要原因，但是，社群自豪感（community pride）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为巨型工程是一种成功的符号，可使特定的群体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自豪感。
进而言之，在巨型工程建设过程中，政府和政治家们可以借此“来大大增强他们对政治承诺、公众支持、巨额资金、行政裁量、组织能力等方面的影响能力”，从而实现公众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与拥护，巨型工程因此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完全有理由说，工程虽然不是观念系统，但它却具有更为有效的说服力，尤其是作为国家象征的巨型工程，更会以其具象的方式给公众带来震撼，深深地影响甚至改变公众的观念，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此而言，巨型工程是功能与观念或者意义的统一体，是能指与所指统一的具象符号。
从符号学角度看，作为公共物品的巨型工程，是结构性的符号体系，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现实中，巨型工程作为一种传承、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国家意志，而作为权力综合体的国家，实质上是按照机器法则运行的“巨机器”。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没有国家力量就没有巨型工程，巨型工程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这充分表明，巨型工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公共权力。由于国家代表公共利益，故而，在建设一项巨型工程时应该更多考虑其带来的人民福祉、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以及其所产生的其他社会效益，而并不仅仅是巨型工程本身所产生的直接经济利益。
都江堰（图源：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官网）
二、巨型工程意识形态功能的证成
与传统的意识形态一样，巨型工程可能会因其所产生的巨大福祉而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同样，也可能会因其难以克服的负面效应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因此，如何真正实现巨型工程的意识形态功能，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必要的澄清工作。
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提出，工程与科学技术的界限得到了澄清：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技术重在设计与发明，工程的任务则是造物，因此，满足人类物质需要实际上是通过工程这一具体的造物活动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不如说工程是意识形态。
具体到人类建造的巨型工程，它不仅以其具体的功能改变和提高了公众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而且以其壮观精巧的构造带给人们巨大的视觉冲击，人们在惊叹赞美工程建筑之余，必定会加深对公权力的崇拜与信服。其后果是，工程被意识形态化，它以一种隐藏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这比传统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更不容易激起反抗，从而具有传统意识形态无法比拟的优势。
现实中，一项成功的巨型工程，一方面会满足公众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可能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象征，从而为公众带来精神层面的自豪感。这意味着，利国利民的巨型工程会成为一个精神符号，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形象化”展现，发挥巨型工程在社会整合与社会教化方面的作用。
作为具象符号体系的巨型工程恰恰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新形态，也就是说，通过提炼总结巨型工程蕴含的象征意义，并借助各种媒体的广泛宣传，从而“赋予”（given）巨型工程意识形态的内涵。通过这种方式，使意识形态从抽象的理论逻辑体系转换为新的形式呈现，即以其具象的、直观的视觉冲击对人产生震撼，使人在感叹巧夺天工的人造物的同时，更容易接受其背后的象征意义，避免了民众对于强行灌输的反感和抵制。
然而，一项工程若要成为象征符号，进而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首要前提是这项工程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好”工程。一个“好”的工程并不是按照图纸按部就班地落实那么简单，需要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来考虑“非工程”因素，从而真正实现工程的意识形态功能。好的工程，就是抓住了“人本身”的工程，就是能使广大公众从中获益的工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句朴素简单的话语一语中的地揭示了优秀工程的标准，也为建造伟大的工程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港珠澳大桥全景（图源：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官网）
三、巨型工程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
首先，观念层面的转变。巨型工程不仅仅是一种造物活动，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实践。符号学理论恰恰统一了工程的物化功能与价值承载，这不仅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理论，而且更有利于人们理解工程的深邃内涵。
巨型工程作为人类的重要社会实践活动，既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也承担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唯有将巨型工程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实践，才能从政治的高度领悟巨型工程的重要意义；唯有从政治顶层设计的角度审视巨型工程，才能设计出真正符合公众利益的巨型工程。
其次，坚持公共善的伦理观念。作为新型的意识形态，巨型工程只有符合公众利益或者公共善，使广大公众能够切身体验到巨型工程带来的安全、便利与利益，才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与赞同。故而，对于巨型工程的主导者政府来说，任何时候都要将公众的利益放置首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众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对于任何巨型工程来说，始终要坚守人的生命健康高于物质财产这一底线原则，在工程的任何环节，都要将生命健康摆在首位。
对于工程的主导者、参与者和管理者来说，除了严格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之外，还要具有米切姆（C. Mitchum）所谓的“照顾周全”的道德义务，在工程论证、施工和监管等各个环节，充分辨别、评估这个工程所隐含的、潜在的风险，制订合理的风险处理机制和方案。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倡“工匠精神”，强调良好的巨型工程，既需要大匠，也需要“匠心”；所谓“匠心”，就是造福公众、服务人民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一项成功的巨型工程，既是一个大写的具象符号，更是一部宣传片，它既能彰显国家的力量和形象，也可促进爱国精神和政治认同。
再次，制度的保障。巨型工程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关涉到各种复杂的利益，因此，单纯的道德和动机往往会事与愿违。从斯科特的研究以及现实中的大量案例来看，良好的巨型工程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善良的动机，另一方面则需要制度来保障。
大国工匠代表胡双钱（图源：央视网）
因此，一方面要审慎的建造巨型工程，从观念、伦理和制度等方面出发，不断追求形式与精神、实用功能与象征意义的完美结合，因为只有“有内涵”、“有深度”的工程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其“符号”的“所指”才能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要改变将意识形态看作纯粹理论、将工程视为单纯造物活动的传统观念，打破巨型工程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对巨型工程的“符号”所指予以积极引导，真正发挥巨型工程的意识形态功能。
END
本文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42卷第9期
编辑/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