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社会科学 》2023年第4期目录 摘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单继刚【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其文本被翻译为汉语之时。《资本论》片段的翻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门。汉译文本打开了新的意义空间，它与原文的意义分殊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汉传马克思主义”，但还不足以使其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原创性成果的出现为首要标志。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把马克思论述西欧道路的“两个决不会”移植于中国，提出了“二次革命论”，既不合于中国现实，又缺乏原创性。大革命的失败，倒逼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的新路。1927年开启的唯物辩证法的大流行为“两个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前提，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成为可能，故可以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元年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元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过程中产生的原创性成果。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 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创新的三重路径单传友【摘要】话语创新与时代任务内在关联，必须从时代的主要任务出发讨论哲学话语创新。只有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中才能凸显话语创新的内在逻辑，只有将回溯式梳理和前瞻性展望相结合才能揭示话语创新的意义。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意义上的返本开新，旨在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话语。二是探索意义上的激活创新，旨在回应时代问题，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资源，拓宽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空间。三是建构意义上的综合创新，旨在将现实经验提升为话语建构，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建构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 

马克思哲学当代阐释

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革命——兼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前提预设和现实批判阎孟伟 【摘要】受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影响，马克思哲学之前的西方传统实践哲学被纳入理性主义或形而上学的发展轨道，形成实践哲学的纯粹理性维度。马克思以人的“感性活动”为立足点，重新界定实践概念，把物质生产活动纳入实践概念之中，并强调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这样就在实践哲学的理论思维中引入了具有实证性的现实经验维度。有关实践哲学的讨论就势必要面对纯粹理性和现实经验这两个维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传统实践哲学是坚持纯粹理性维度的实践哲学，其基本特征就是确立或预设某种终极性的或本体的东西为立足点或出发点作为推论的前提，以此建构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是这种实践哲学的典型代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它彻底地摆脱了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实践哲学的范式，它同样以人的自由本质为自身的前提预设，但强调人的自由本质的现实化是在人们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只不过，人的自由本质这个前提预设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不是被用来建构实践的法则体系，而是用来批判的。因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同样包含纯粹理性维度。人的发展理论对人性观念的批判继承陈新夏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抽象人性论，其实质是反对以抽象的人性代替人的具体历史的本质，而并非否定人性。他们批判继承了欧洲近代哲学家的人性观，提出了对人性的新理解，认为人性是人不同于他物的规定性，是人在价值上高于其他动物的依据，是人满足需要、追求幸福、实现自我的本性，并以合乎人性作为衡量社会制度合理性的尺度，提出了复归人性的要求。肯定人性是追求人的发展的价值前提，可以从根基上说明人的发展要求和目标的价值依据，因而在人的发展理论中应当实现唯物史观与人性观念的互补，以人性观念引导人的发展研究，以唯物史观支撑人的发展研究。 

西方政治思想中的道德德性与政治德性（专题）

西方古典德性观念的形成及其内在紧张刘训练【摘要】“德性”是西方古典文明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它最初发源于“勇敢”这一军事性特质，但随即又溢出这一范畴，成为各种美善的统称。古典德性观念的建构是一个驯化勇敢的过程，经过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等哲人的努力，通过对各种具体德性的排序、分类及其统一等命题的阐述，古典德性观念最终得以形成。在此总体性观念之下，哲学和历史两个层面可以区分出“政治的德性”与“哲学的德性”、“理智主义德性”与“共和主义德性”，这种区分及其内在张力构成了古典德性观念演进、发展的理论动力以及古今德性观念变迁的起点。 好人与好公民：亚里士多德公民德性理论的内在张力谈火生【摘要】“好人与好公民”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亚里士多德提出：好人的德性和好公民的德性是不同的，好公民的德性根据其所属的政体而有所差别，但好人的德性则是唯一的，即至善的品德（差异性论题）；但是，政治家必须既是好公民又是好人（一致性论题）。要对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德性理论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就需要在分析亚里士多德政治德性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两个论题的基本含义及其内在张力，以澄清相关争论。 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可分吗？——重新审视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何  涛【摘要】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能否区分，是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在1757年版《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补写了一个“著者说明”来强调该区分的重要性。但是，在围绕政体问题的具体论述中，这种区分并不清晰，似乎只是他回应批评的一种修辞策略。然而，如果跳出政体论的局限，从更一般的道德哲学来看，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区分在孟德斯鸠那里是可以成立的。他认为，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兴起，政治德性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而道德德性的内容也发生了转化。在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区分的背后，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些新的道德原则，从而在西方德性思想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换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 

理论经济学研究

论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性思想基础张凤林【摘要】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性吸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性观。就实证分析层面而言，马克思的人性分析包含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两个层次：其一是关于人性的抽象一般性分析，其二是关于人性的社会历史性分析，后者是马克思人性分析的重点。就规范层面而言，马克思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愿景阐明了完美人性的价值判断标准。马克思的人性分析是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立论前提和基础。从当代视角进一步深入挖掘与重新思考马克思的人性思想分析，对于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竞争中性机制与我国企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陈宗胜  马锦山【摘要】竞争中性原则强调公平竞争、中立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要求政府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推动建立中性竞争机制方面已经取得较大成就，但部分国有企业仍存在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独立性较弱等问题，一些民营企业则存在家族式管理、资本无序扩张、经营者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继续建立和完善竞争中性机制有助于消除我国国有及民营企业发展中仍存在的问题，发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的经济增长效应，促进我国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有效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挑战，从而以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更好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企业、政府都应进一步确立中性机制的改革方向，提高国有企业独立性并强化其预算约束，推动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继续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意识和监管水平，消除所有制歧视，科学借鉴国际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竞争中性规则。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五难”问题及优化路径孙博文【摘要】加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关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关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与政策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在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健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制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搭建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以及拓展变现渠道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与此同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依然面临供给难、核算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突出问题。为加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需不断提升生态产品供给基础能力、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标准化、加强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搭建多层次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变现模式。 

文艺理论研究

何谓“真的人”，如何“候补矣”——《狂人日记》叙事肌理及其底蕴再探析李林荣【摘要】鲁迅小说成名作《狂人日记》历经百余年众说纷纭而又渐趋整合的密集评析，已形成文本整体上被重复论述淹没、被过度阐释覆盖的状况。但对于狂人向大哥宣讲“真的人”的道理，以及狂人最终忽然不药而愈并且随即“赴某地候补矣”的结局等关键细节，一直未有足以贯通作品全篇脉络的恰切解读。这些细节紧密牵连着鲁迅与他所了解的尼采思想和克鲁泡特金学说的隐秘对话，也直接映现着进入《狂人日记》创作之际鲁迅自己的精神际遇和人生规划。依循这些发现，有关《狂人日记》叙事肌理和思想蕴含的总体认识，可望推进到新的层面。 跨文化阐释的环形模式——论美国意象主义的中国问题李庆本  欧丽萍【摘要】美国现代派诗歌始于1910年前后埃兹拉·庞德领导的意象主义运动。受中国传统艺术和诗学的影响，意象主义诗歌强调意象的纯粹组合，以反对当时僵化的维多利亚诗风。饶有意味的是，源于中国传统的意象主义理论，却在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胡适用来作为反对中国旧文学的理论武器。美国意象主义的中国问题，不仅与古代中国相连，也与现代中国相连，构成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再回到现代中国的空间性环形模式。该模式旨在表明，外来因素对美国意象主义和中国白话诗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外来影响只有在尊重各自民族文化内部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跨文化阐释的空间性环形模式展示了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而非现代断裂。 青春叙事的历史机运与价值确立——以杨沫《青春之歌》和王蒙《青春万岁》为例聂  茂   袁铭嵘 【摘要】《青春之歌》《青春万岁》写作与交稿时间大体一致，正式出版却相隔二十余年，横跨了极为不同的文学史时期，由此产生的“时间差”以及“来路”与“去路”两种书写路径奠定了迥异命运的底色。由于命名都与“青春”有关，二者无意间形成了“青春叙事”在价值和意义上的连接和传递。两部小说中的青年人物不仅与作家的审美意识和价值选择休戚相关，而且反映、关联着不同时代读者的情感结构。考察两部作品撰写、出版和接受之公共语境与私密话语之异同，是理解时代选择、主流价值审美偏好和作家创作诉求的切入点。两者的差别叙述形成一种符合时代气质的共性书写，具有共同的社会意义，形塑了20世纪50年代的情感结构。 

文化研究

陈三立、陈寅恪父子的湖南新政与辛亥革命书写关爱和【摘要】湖南新政是晚清维新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在思想比较保守的湖南，实行包括开采矿产、兴办铁路、保举京外贤员、办《湘学报》、兴办时务学堂等一系列的新政，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的一个亮点。维新变法失败后，陈宝箴及其儿子陈三立被革职。陈宝箴不久去世，陈三立移居南京，不复出仕，成为晚清重要诗人。陈三立的儿子陈寅恪留学东西洋，1926年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从事中古史研究。陈三立的诗文与陈寅恪的文史著述，把湖南新政、辛亥革命、张勋复辟、冯玉祥北京政变看作具有因果联系的历史过程，并留下了评价尺度比较一致的晚清民国史书写。此类“家族书写”具有独特的学术贡献和价值意义。  语言变革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生成吴翔宇【摘要】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具有现代化的品格，是思想现代化与语言现代化的“道器”融合。脱胎于新文学语言变革的整体体系，儿童文学接榫了白话文运动所开创的语言新传统。在国语教育的现代制度下，语言新变与儿童教育双向发力，整体性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现代化根植于儿童性和文学性的本体，重构了汉语新形象，并融入母语现代化主潮中。 

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中西之间（专题）

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吴晓群  郭晓东【摘要】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记实性”与“解释性”：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卓  立 【摘要】西方知识观自古希腊起便追求永恒不变的理性知识，历史学作为感性观察的记录一直被边缘化。西方史学始终是认知本位的，历史知识合法性是其理论反思的中心问题，基于理性知识系统的解释化倾向是其主流。中国传统史学则源自对先王先贤的记言记事，具备天然的至高的合法性，这使其被高度伦理化，最大特点是以记实性为根基。尽管西方自兰克史学之后也开始更为重视史学的记实性，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记实性相比，两者仍具备一些系统且根本的差异。中西文化传统不仅对“实”的理解彼此迥异，对“记”的态度在史学中也完全不同，两者的史学实证观和求真观也有明显区别。对于本质上是一门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记实性传统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史学传统的记实精神，本身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知识观念，其真正的意义，是作为一种关于真实生存着的人本身的实证知识的典范，一种不同于科学主义的新实证知识的典范。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章  可【摘要】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如何在中间地带重思中国研究？——以欧文·拉铁摩尔旅英期间的活动为中心（1963—1970） 朱联璧【摘要】在研究中外史学交流时，不能忽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域外中国研究的转型。欧文·拉铁摩尔这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美国学者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若以“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视角回顾拉铁摩尔的活动，有望突破史学史研究专注于史著文本，以及侧重某一流派和史观所可能带来的研究视角上的局限。史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并非进一步将史学史限制为史学思想史，而是吸纳思想史研究的特长，即关注广义上的文本、超越具体事件和打破国别的限制。因此，利用演讲稿和传记作为史料讨论拉铁摩尔缘何在1963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创办中国研究系，此举又如何与他的史观呼应，则不仅能充实现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成果，也能呈现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书写能更好地与其他领域对话的史学史，更为充分地展现史家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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