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丸爷爷顾方舟：以身试“毒”，救了三代中国人

他的一生，多灾多难。一端连着困苦与积弱，另一端连着自强不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总有那么一股劲”，要从一切困难中钻出来，活出来。

△小朋友正在服食“糖丸”。（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人与人之间的缘份很奇妙。

有的人，活着的时候，他在你的心中并不存在。他的离世，反倒让你与他结缘。

脊灰糖丸疫苗发明者顾方舟，就是这样一位。

我小时候没吃过脊灰糖丸，但知道什么是“脊灰(俗称小儿麻痹症）”。

我的一位舅舅，就是小儿麻痹患者。他幼年时发过一次烧，从此瘫痪，孤苦一生。长大后听说世上有脊灰糖丸这么好的东西，扼腕叹惜——如果当年舅舅有机会吃上一颗，他的人生也许从此不同。

现在才知道，糖丸的背后，还有一位“糖丸爷爷”。

开始了解他的生平。阅读关于他的书《顾方舟口述史：一生一事》（范瑞婷著）。读着读着，他在我的心中鲜活起来。仿佛他就在我面前，或坐或走，或吃饭饮茶，用淡然的语气，讲着他惊心动魄的人生。

顾方舟生于1926年6月6日，逝于2019年1月2日。终年92岁。他形容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研制脊灰糖丸活疫苗，使中国实现无脊灰状态。

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他擅于以疾病、磨难为原料，酿出“蜂蜜”。在这种强劲的心力下，发明糖丸，促使中国消灭脊灰，只是当中结出的一个果。

他的一生，多灾多难。一端连着困苦与积弱，另一端连着自强不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总有那么一股劲”，要从一切困难中钻出来，活出来——这股精神，是他“一生一事”的因。

他的心路历程，呈现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亦是同时期，中华民族从病弱走向强盛的缩影。

父亲早逝于“黑热”病毒

一个人的一生选择做什么，多半都与过往的成长经历相关。暮年的顾老，在回顾学生生涯时曾说，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会选择文科。他喜欢文科的生动与鲜活。但内在自有一股力量，超越个人意愿，牵引着他走向医学。这股力量的生发，表面上看是因为母亲，但最早，却源于父亲。

失去父亲时，顾方舟不足4岁。他说对父亲没什么印象，只知道父亲毕业于东吴大学，在英国人管辖下的天津海关工作。因为每天要去轮船上检查货物或旅客，感染上黑热病毒，救治无效，很快去世。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生活成了问题”。兄弟三人，加上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小叔，一起跟着母亲。“后来我的母亲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投考杭州广济产科专门学校，去学助产，她要自己来养活我们”。

小时候过得苦不苦，他说没印象了。“不记得是怎么活过来的了”。

对母亲受的苦，长大后才开始体会到。“在旧社会，男人想要立足都很不容易，更何况是女人。”他在自述中说，母亲白天疲于奔命，晚上回来照顾孩子们，有时半夜也要出门助产，孩子们就自己在家。

记得母亲常跟他说，让他长大了要去考医学院，当医生。这样就有望过上“别人求你看病，你再不用求别人”的生活。

“小时候形成一个意识，一定要拼命学习，自立，不让母亲再受苦。”顾方舟说。而母亲也教给了他不怕艰难困苦，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

大部分小时候的事情，顾方舟都记忆模糊了。但对其中一件印象深刻。

就是四五岁的时候，得过霍乱。“那时候有点神经大条。喜欢到处跑。”当时在外婆家，一位邻居得霍乱死了，灵堂设在家里。顾方舟去了他的灵堂后，染上霍乱。当时霍乱死亡率很高。但顾方舟命大，外婆找人送他去一个康宁医院，每天打针，竟被奇迹般地救活了。

突破“死疫苗”之结

整个童年与少年时期，顾方舟都生活在殖民与半殖民地的状况之中，那时英法日意在天津都设有租界。日本租界对中国人的欺压最严重，“要打你就打你，要杀你就杀你。没有人格，也没有国格”——国民普遍处于一种精神上的“小儿麻痹”状态、不能自主。

“没受过那种屈辱，不懂得国家的强盛有多么宝贵”。顾方舟说。

幼年丧父、病毒感染、与寡母共度艰辛、因国家羸弱而饱经内忧外患……所有这些苦难凑在一起，竟成为顾方舟自强人生的催化剂。

△“糖丸爷爷”顾方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考上北大医学院时，日本还没投降。本来希望如母亲所愿，当个体面的医生，结果遇到一位讲公共卫生课的老师严镜清（解放后成为北平市第一任卫生局局长）。严老师讲到妇婴保健，讲婴幼儿死亡率，麻疹死亡率等，言语中的慈悲与忧患感，不知不觉流入顾方舟的心中，与他心中深埋的要战胜病毒的心愿相呼应。他说，“当医生固然可以救人，投身公共卫生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1955年，江苏南通大规模爆发脊灰炎，全市466人死亡，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病情迅速蔓延至青岛、上海、济宁、南宁……全国一片恐慌。

已从苏联留学回来，学习了病毒研究方法的顾方舟，临危受命，被指定协助苏联病毒学专家研究疫苗。

那时，不仅在中国，脊灰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可谓生逢其时，正好在1955年前后，当时美国医学专家已分别研发出了脊灰病毒的死疫苗与活疫苗。

死疫苗被证明安全有效。但要真正用上这个疫苗，仍需自己研发和生产。经核算，打一针的成本要几十元，要获得足够的免疫力，一个人必须打上4针。按这样的用量，需要建立极大的生产基地、调用很多的专业人员来实现，且生产和免疫程序都很复杂。这对当时中国国情而言，不可实现。

活疫苗口服一次即可，生产起来相对简单，成本低，但因为含有活的病毒，当时在美国，被禁止上市。当政者不确定，它到底会对人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让健康人用了以后，反而传染上脊灰？疫苗发明者赛宾，坚持认为活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他将疫苗产品秘密赠送给全世界的脊灰实验室，包括苏联。而苏联方面的获赠者，正是顾方舟的导师。

顾方舟的导师对减毒活疫苗反响积极。顾方舟说，导师的态度对他影响很大。1959年，在导师的默许下，顾方舟获赠了一份原始活疫苗。顾方舟紧急联系正在苏联访问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经过特许，将疫苗运回了北京。当时国际社会对活疫苗的使用争议激烈。顾方舟顶住所有压力，向卫生部建议研发和采用活疫苗。

顾方舟说，如果说他有什么贡献，就是引进了这个技术路线，并在经过反复讨论和验证后，被国家采纳了。“这对中国后来能消灭脊灰炎，具有决定性意义”。

以身试“毒”

1959年底，第一批减毒活疫苗在中国生产出来。经过动物临床试验，证明在猴子身上安全有效。但能不能用在人的身上？需要用人来做临床试验。

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顾方舟和同事一起，喝下了首批疫苗溶液。一周后，顾方舟和同事们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对大人安全，不够啊。脊灰炎的受害者主要是孩子，还得对小孩安全有效。接下来，顾方舟瞒着妻子，将疫苗给一岁的儿子喝下。同事们也分别给自己的孩子们喂服了疫苗。

“其实没什么。”顾方舟说，“我们是搞这一行的，心里有数，我不可能随便拿自己的孩子冒险。” 事实结果，完美地支持了顾方舟的判断。

接下来500万份疫苗分发下去，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试用、检测。临床对比显示，活疫苗不仅安全，且能显著降低发病率。

为了方便保存、运输、发放以及服用，顾方舟和同事们发明了“脊灰糖丸”。1965年，“糖丸”在全国推广。各地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装冰棍用的敞口保温瓶，装着“糖丸”，一颗颗送到孩子们的手中。

中国经验给全世界呈现了新的脊灰炎防疫路线。

顾方舟的另一个贡献，是与同事们一起，建立了疫苗病毒的实验室和生产基地。

做脊灰病毒实验，需要大量猴子和专业饲养人员。最后国家确定将实验室和疫苗生产基地设在云南昆明。顾方舟举家入滇。

在顾方舟的记忆里，那段经历“是最困难的”。

没有电，没有路。开路、场地规划、实验大楼、生产大楼的设计，要自己来；工程建设，也要自己来。大家不分身份、工种，不分男女，都参与搬砖、推路，搞土建……“什么活都得干”。而人才培养、设备购买、实验设计、标准制定、调试、把关……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上个世纪60年代，昆明所初建，职工们自己动手铺路。

最难的是饥饿。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没吃的，我们也没吃的。建所的时候，就是饿。饿着肚子干的。但大家都憋着一股气，要把事情干成！”

那时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项目都持续不下去，下马了。有一天一位领导打电话到昆明，问他：“顾方舟，你说实话，到底还干得了干不了？”顾方舟回答说，“困难是有的，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几年过去了，实验室和生产大楼平地而起。从这里出来的疫苗，走向千家万户，让中国的孩子们免于脊灰炎的侵袭。

隧道的尽头是光明

刚咬牙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接踵而至。顾方舟被戴上“苏修特务”的帽子，领导职务被停，接受批斗，并被打发到猴舍去养猴子。

谈起那段经历，他不说自己受过的苦，却提到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是母亲没有享受到她儿子对她的孝心。

因为儿子天天被批斗，顾母于1967年郁郁而逝。“老太太不知道她的孩子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她不明白，我们都不明白”。顾方舟说，“我清楚，她纯粹是被吓死的”。

顾方舟有三个孩子，分别生于1960年、1965年和1970年。文革的爆发，让他的三个孩子“学业上都毁了”，没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这是另一个让他感到“最遗憾的事”。

1971年，顾方舟调回北京。1973年起，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文革给他带来的影响，慢慢缓了下来。

2000年，经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中国实现了无“脊灰”。时年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之一，在签字仪式上签名。

在三年困难时期及文革中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回过头来，怎么看待那段历史？

顾方舟说，他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革命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要经历很多考验，要经历若干年，才能找到正确的路，实现目标。

口述生平时，顾老已年近90岁。他仍然思维清晰，从大局出发，看个人经历。他觉得自己受过的苦不算什么，都只是磨炼。所有的磨炼，都是在“过隧道”——隧道的尽头，是光明。 

*本文关于顾老个人经历的内容，主要引用自《顾方舟口述史：一生一事》（范瑞婷著），特此致谢！

周琼|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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