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钱消灾”是每个患者找黄牛挂号时安慰自己的说法。在医院已经全面信息化的当下，区别于过去起早贪黑代人排队，灰色地带的黄牛“生生不息”，而今已升级迭代出了“赛博朋克”的电子黄牛。“电子黄牛”挂号方式更隐蔽、手段更多元。他们一手掌握此前积累下的院内人脉，内部加号；一手掌握电子化技术，甚至能“黑进”医院的网上挂号网络。一位居住在北京的患者发现，自己每次在每天下午4点，北京各大医院放号时抢号，即使第一时间点击，系统也总是显示“已瘫痪”，一直会瘫痪10分钟，10分钟再点进系统，不少号源就没有了。后来他询问了在医院里工作的朋友得知：医院的挂号系统时常会被类似“黄牛”的黑客入侵。“电子化”加剧了医院黄牛的无序。在难以监管的无序与野蛮中，有急危重症救治需求的患者，通过电子黄牛这一正邪难辨的中间人，以高价换得一张健康的入场券。黄牛与医院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黄牛会通过院内人脉拿到内部加号，再高价卖出。这种“人情社会”式的交易很难被监管定罪，也打开了黄牛渗透进如陪诊、绿色通道等正规业务的端口。管还是不管？医院被置于两难之地。一面是医疗秩序，一面是危重患者，更多时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更大的难题还有：怎么管？以往的黄牛在医院前排长队，管理起来至少还能有的放矢；而今黄牛在信息化的“云端”、在更隐秘的暗处，像一只只泥鳅，难以下手。医院、黄牛、患者，三者间的矛盾和共生，在可预见的未来，被电子化的搅动下，将持续地混乱下去。电子加持，搭起隐形桥梁等了一个月，王允也没有排到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专家号。手上的湿疹越来越严重，王允的手不能沾水，容易溃烂还特别痒，涂药膏也没用。为了看病就近租的房子快到期，他等不下去了。在医院门口溜达、排队“捡漏”专家号的这段时间，王允一直听到医院门口有黄牛在喊“帮忙挂号，帮忙挂号”，但他不敢轻信。不过，王允还是留了一张在院门口捡到的黄牛名片。一个月后，他拨通了名片上黄牛的电话。王允告诉了对方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基本病症，黄牛当即就给他挂上了专家号，黄牛费：2000多元。王允不清楚黄牛是如何帮他挂上号的。他来到医院时，电子病历还是一片空白。黄牛打了几通电话，接着让人拿着他的身份证和医保卡进了挂号大厅。大概十来分钟后，候诊屏幕显示了王允的名字。看着如今的治疗效果，王允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明智的，“虽然贵，但该花还得花。”医院门口的黄牛，几乎贯穿中国的医疗发展史。从早年蹲守医院板凳排队，到电话挂号、实名制后的身份证占坑，直至如今转战线上，黄牛挂号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而人情加塞，无论何时都是最有效、也最能体现黄牛“能力”的杀手锏。一位资深业内人士介绍，在互联网系统发展尚未完善时，各个平台号源并不互通，以10个号源为例，会根据不同比例分配至电话挂号、渠道挂号和线下挂号。因为电话挂号没法实名认证，需要患者再去医院窗口“换号”，黄牛利用了这个空子，就在医院的挂号窗口进行专家号的交易。南部某三甲医院信息中心的李辉也记得，十几年前，有黄牛在线下用身份证挂号，会占着窗口“随退随挂”，用患者信息覆盖个人信息，从而实现“代挂号”。黄牛号，有些能被医生一眼看出异常，有些看上去就像患者自己挂的“正规号”。这背后，是两种黄牛的挂号方式：抢号或是加号。抢号，一般报价在500~800元之间。根据抢号难度、医生知名度而不同，也无法保证短于一周的出号时间。而效率更高的的加号，则通过医院内部网络，比抢号更快也更贵，通常要800~1000元。这也是“电子黄牛”现在主推的业务。小葵曾经找黄牛挂过号，就诊时，医生似乎一眼就看出异常，直接问她：“这个号谁给你挂的？”小葵愣一了下反应过来，她的号可能是通过医院内部网络加塞的。一线城市顶级医院的热门科室，是电子黄牛生存的温床。由于专科诊室的知名度较高，大三甲医院虹吸来了全国各地的患者，“寄居”医院而生的黄牛对热门科室、专家格外敏锐。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等，都是电子黄牛盘踞的“兵家必争之地”。优质医疗资源匮乏的当下，掌握稀缺号源的黄牛，在电子化的加持下，在医院和患者之间搭建起了一条隐形的桥梁。患者急迫，最易被黄牛利用的心理如果没有黄牛的“一系列操作”，小葵也许就失去爷爷了。两个月前，爷爷查出癌症晚期，当地医生严肃地告诉小葵家人，要马上转院去北京的大医院做淋巴穿刺，安排治疗方案。“务必让你爷爷在周一做上检查。”医生嘱咐她。“北漂”的小葵承担起这个任务，开始四处求人挂号、开检查。但一个年轻的女孩，能认识什么肿瘤医生？小葵想到了有次在医院看病时，黄牛给的挂号卡片。500块，这是黄牛的报价。“保证周六开出检查单。”小葵想都没想就掏钱了。周六，小葵顺利拿到了穿刺检查单，但检查约在周三，比小葵预期的晚两天。小葵爸爸心急找了另一名黄牛，对方号称：一天内就可以完成从检查到住院的全部流程。一家人又转战第二个黄牛铺好的路。检查当天，黄牛以“当天就能出结果”为由，建议他们去一家第三方影像公司做PET-CT检查；接下来的穿刺检查，黄牛又带他们去了一家民营医院，在那里做淋巴穿刺，理由同样是速度快。小葵意识到他们被黄牛“忽悠得团团转”。但她说服不了父亲。对于父亲来说，爷爷的生命就是在抢时间。好在医院承认了检测结果。准备手术时，住院又成了难题。黄牛给出的提前住院价格是12000元，挂号另付800元。“当天晚上挂号，挂完号直接找我，第二天就能住进去，”黄牛告诉小葵，“住院资源非常紧张，不靠我帮你们，不可能住进去的。”看出小葵的犹豫，黄牛向她透露自己是医院“内部的人”。叫小葵第二天一早在医院门口碰头，但叮嘱他们全程不要和来接头的人说话，“什么话都不要说”。小葵感到，“看病挂号搞得像特工一样。”小葵留了个心眼，提前咨询了住院医师，发现床位并没有黄牛所说的那么紧张，可以直接住院。“黄牛会利用患者的健康状况，制造焦虑。”小葵后来分析，“他们的话总是半真半假，这时候得冷静，不能全信。”但即使如此，依靠黄牛的患者依旧基数庞大。小葵将自己的经历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上，本意是希望提醒其他人不要轻信黄牛散播的焦虑，警惕骗局。第二天，小葵收到了近50条请她推荐“靠谱黄牛”的私信，还有20多条评论希望她分享黄牛的联系方式。甚至连此前那名黄牛也找到她，问她想不想成为他的“下线”。小葵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再登录账号，这并不是个例。这也是如今电子黄牛的另一面——电子化引流——社交媒体、第三方线上挂号平台等为黄牛打开了另一种引流方式。社交平台上不乏有人分享黄牛挂号经历，都是“急需诊疗”的情况。甚至有人晒出家人的检查单，主动寻找黄牛的帮助。在这种扭曲的挂号环境下，不少患者对黄牛抱有一种矛盾复杂的情感。他们像小葵一样，在和黄牛的交易中不能完全放下戒心，但黄牛又是他们自己或亲属在紧要关头获得一张“健康门票”的机会。“我们不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小葵无奈，“如果没有黄牛的话，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钱也没办法解决挂号难的问题。”从黄牛，到电子黄牛如果将有限的医疗资源比作河流，在从上游院端到下游患者的河道里，最顶尖的专家资源被层层分割，黄牛在其中担任了“再分配”的核心角色。这并不是件稀罕事。在二十多年信息中心的任职中，李辉与黄牛也算是“老相识”，对这套运作逻辑颇为熟悉。在医院还没彻底信息化的年代，带着板凳、通宵达旦排队的黄牛是主流，属于体力活。他们盘踞在医院三公里内的“核心地带”，和医生护士熟稔又亲密。这里有默认的游戏规则。“挂号”这块蛋糕被不同的势力方分割为数块，依据黄牛内部严密的等级秩序来分配——就像江湖，辈分和资历格外重要。王炎做了20多年的黄牛，在上海某三甲医院附近是名声响亮的“头头”。据他介绍，微信里4162个联系方式，涵盖院内人士、患者家属、甚至是医院退休人士。通过这台手机，他能保证“挂到上海任何一家医院的号”。同样在医院门口徘徊的还有“医托”群体。她们多为中年女性、三五人一组，借由“同样的医生，就在几百米外，往那边走就能看到”，一人假装患者家属上去搭话，之后两三人假装听到后配合，打“心理战”，引诱患者上钩，将病急乱投医的患者带往私立医疗机构。“她们都是骗人的。”王炎嗤之以鼻，换医生事小，随之而来的报销和医疗安全问题却很难保证，“我这边就不一样了，我挂的可是正规医生号。”传统的黄牛与医托尚有江湖地盘，随着医院信息化的演变，黄牛也正在更新迭代——依托信息技术的“电子黄牛”正悄然出现在大众视野。腾讯医疗安全专家曾仁（化名）介绍，在早期医院抢号系统尚未完善、实名制没有普及时，有黄牛蜂拥而上、大量抢号再转卖退号的情况频发，是电子黄牛的雏形。而现在，电子黄牛们往往利用外挂、频繁抢退号和代理抢号等方式，抢占热门科室的明星专家，再倒卖给心急的病患与家属。信息化正在给医疗系统重组局面。前述资深业内人士发现，当前医疗系统中，有拥有医学背景的护士辞职转型陪诊、专注绿色通道（简称“绿通”）的增值服务;也有银行为重点客户提供“挂号+陪诊”服务；更有互联网医院另辟蹊径，“下场”签约知名医生......无论是上游的挂号黄牛还是下游的陪诊附加值，层层瓜分之下，江湖正在被重新洗牌。秩序在重组，可无论如何博弈，患者显然都处于最弱势的存在。新旧迭代之际，李辉发现，这让本不公平的医疗资源再分配机变得更加隐秘、幽深。为了保证医疗资源的公共性，医院层面只能想尽办法，与黄牛斗智斗勇，这更像是一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游戏。他曾遇到患者拿着非医院官方挂号的通知短信进行投诉，更令人惊奇地是上面写到，“非医院公开渠道，需线下与医生确认”，这也许就是一次和电子黄牛的“正面交锋”。为了减少黄牛带来的不公平性，李辉所在的医院将每日余号设置随机数规则，这样尽可能多地减少刷号行为。而负责医院防火墙工作的曾仁则尝试从源头端解决问题。他所在的技术组尝试建立恶意批量抢号的检测脚本，通过对异地IP、前端异常流量和AI评估的综合考量，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黄牛的异常举动。多位负责院内信息化建设的主任向健闻表示，除了封锁IP、网络限速和实名制就医等规章外，医院并没有办法严格限制黄牛和隐秘交易的具体对策。屡禁不止似乎只是表象，影子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暗流在涌动。影子的存在：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长期盘踞在医患两端的黄牛，悬浮于道德与法律之间，难以量化、也更难管控。王炎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深切认知，“说的好听就是个经纪人，说的不好听就是个黄牛”。在每日的工作中，王炎偶尔还会义务为来往患者解答疑惑，“你不应该在华山医院看诊，而是该去儿科医院问问看”。对于医院的相关政策，王岩如数家珍，“他刚刚带的孩子是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华山医院是不负责的，要去服务台询问后再挂号。”如果遇到异地就医的情况，他通常选择用视频通话的方式，“比如之前有一位来自浙江的病人，他就是皮肤病，这种情况其实都可以通过视频与医生会诊”，这更像是“陪诊服务”，此外他还接收一些零散的工作，如挂号、做检查、取药等等，这些大多都不是针对上海本地人，而是针对有家属陪护的外地人来的，一般收费为几百元。问题在于，付出额外金钱就能挂到号，无论是黄牛，还是电子黄牛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李辉向我们描述了这一过程。按照医院规定，一位专家每月要完成固定工时，这被分割为专家号和门诊号，其中被疯抢的专家号额定数量为30个，医生视患者紧迫情况适度加号，但不会被计入月度工时。换句话说，医生在30个专家号以外的加号，完全属自愿行为。到底是管还是不管？作为信息中心主任，李辉也很难下判断。如果人情或亲属关系影响，自愿加号的行为医院并不会严令禁止，更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承认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加以监管——比如将比例控制在每个上午不超过5个。尽管黄牛本身是一种非常规寻租，但李辉也同意，黄牛的存在有他的意义，很难一言以蔽之。“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要接受一些影子的存在。”在实名制诊疗的情况下，除非院内有内鬼，李辉认为，这也是一种“购买服务”行为。王炎也认为自己属于一种“劳作”，甚至是不犯法的，他有多次被警方抓捕的经历，但每次很快又被放出来。挂号黄牛究竟违不违法？如何判断？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询问法律专家，得到的答复是“很难量化和定性”。某公安院校治安系副主任李晓泽（匿名）介绍，当前并没有任何一则细则指向挂号黄牛，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款规定该行为的不合理性。尽管无论什么性质的黄牛都违反了《治安处罚法》，属于“扰乱正常秩序”行为，但情节远达不到判定标准。电子黄牛符合《刑法》中规定的侵入计算机罪，但并不能吻合判定中的“重大情节”。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陪诊以收取服务费的名义来暗含挂号费，从流程上来说并不能找到任何违法证据，属于民事合同与意愿自由，更像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于医生来说是违纪行为，只受院内约束。从该角度看，黄牛采用不正当的手段，破坏了医疗资源的公平性。李辉认为，“只要医疗资源这一碗水的量没变化，你拿了好几个碗来舀来舀去，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可从患者视角看，黄牛似乎正在构建一套全新秩序——只要付出足够多的金钱，就能获得稀缺的医疗服务。“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李辉说。当本该服务于患者的公共资源在市场化和稀缺化的当下变成了一套丛林法则，这套畸形规则下的江湖可预见地将持续下去，甚至在电子化的加持下，无序中会衍生出一套新的分配规则。这仍会是一场难辨正邪的无解之局。（林水瑶对此文亦有贡献）牛益彤丨撰稿微信号：LeonaN_1999张雨箫丨撰稿微信号：March_YYC傅

一位医管专家解释，与保险强势、医院需要适当披露内部数据以获取保险方信任度的美国不同，在目前国内的医疗体系中，院方并不会选择主动公开数据，这导致一些医疗机构内部的业务数据不可取得。

“评优评先时，在心理层面上，辅导员如果知道学生心理状态不佳，总归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觉得这个学生至少会比别人心理更脆弱一点。”蒋锋说，“作为健康状态来说，Ta的心理健康的素养可能要稍微欠缺一点点。”

本轮流感终于过峰？乐观言论似乎为时尚早。最近几日，部分地区流感流行确实开始显露缓和迹象。比如北京在第10周（3月6日~12日）时，全市报告法定传染病例数达到了多年未见、极为惊人的69705例（其中流感排名第一），远高出往年水平。而进入上周后（第11周），多家北京地区医院发热门诊患者数量明显减少，北京市本轮流感疫情的“盛极转衰”可能已经开始。但放眼全国，甲流与人群依旧处于胶着状态。流行病学专家表示，部分地区出现下降趋势，并非意味着甲流即将偃旗息鼓，也有可能出现波动反弹。甲流疫情的地区特征明显，各地对高峰感知并不一致。在临床，有些城市的医院门急诊目前仍处于高压，甚至过载状态。国家流感中心最新周报（第10周）显示，两周前，南、北方省份流感样病例百分比仍处于高位，而且无论是南、北方的哨点医院，一周的流感样病例报告数较上一周依旧升高。由于流感病毒无差别攻击全人群的特性，加上疫情后人们更加关注个体健康的情绪，今年人们对“甲流中招”的感知格外强烈。一切都有迹可循——“免疫欠债”

河北的省级医疗基建项目从2019年的0个，跃升至2023年的15个；广西从2019年的19个，跃升至2023年的41个；天津从2019年的16个，跃升至2023年的28个；而贵州，2019年省级医疗基建项目就有65个，此后多年保持高位，到2023年仍有64个……近日，各省发改委网站陆续发布了2023年重大建设项目名单，其中亦公布了省级的医疗卫生相关建设相关项目。八点健闻梳理当前已公开信息的11个省（市）发现，在大部分省份，近五年重大建设项目中的医院建设相关项目，或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或始终保持高位。不仅如此，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各地还兴起了一波非常明显的“医院基建潮”，而这波潮流已经延续到了2023年，甚至将在2024年继续保持。这突破了不少人，甚至医管专家的认知。在他们看来，疫情三年以后，以目前困难的地方财政状况，恐怕会在基建投入的热情上有所收缩，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次医疗新基建浪潮，依旧延续了以往医院建设项目以新建、改扩为主的趋势。而从各省（直辖市）医疗基建项目的具体名称上看，各省的目标和偏好并不完全一致——补充基层医疗短板者有之，优化区域内医疗资源分配者有之，高水平大医院异地兴建分院者亦有之。无法避免的是，大院强院的“跑马圈地”也在其中。比如，华西医院这一家医院在全国的挂牌医院数量就已经接近20家……跨省办医，跨市办医早已不再是“中山系”、“北大系”、“华西系”的特权。任何一个盘踞当地、具有能力的大三甲医院，都趁着卫生领域正备受瞩目的东风，纷纷伸出触角，努力向外延伸。从未止步的医院基建潮伴随着疫情3年结束，正在推进的新一轮医疗基建潮逐渐暴露在人们面前。过去三年，卫生建设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曾经被要求防止“无序扩张”的公立医院，心照不宣地迎来了一次新发展。多省多地的医院改扩建项目、新建项目快速上马，亦有高水平医院远赴其他省份建设分院，叠加国家医疗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顶层设计建设潮，各地区医疗新基建的热情正如日中天。△

在推广惠民保这件事上，包邮区的浙江省又走到了全国前列。截至2022年8月底，持带病投保、信息披露翔实的浙江惠民保，投保人数已达2969万人，投保率53%，续保率81%，两年来累计赔付41.5亿元、惠及75万人。这份成绩单有多么名列前茅？要知道，全国惠民保平均参保率仅有15%~20%。回顾惠民保在全国的推行轨迹：2015年发轫于深圳，2020年又从成都走向全国，大范围推广后，各地逐渐摸索出一套适用于自己的方案，惠民保也逐渐成熟。但在省级层面，惠民保做得最好的当属浙江。为什么？刨除浙江省自身良好的经济基础，浙江政府重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重视到何种程度？据《深化浙江省惠民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改革的指导意见》显示，浙江省直接将惠民保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重点工作任务。“我们要深耕，不会做一下就放弃，我们还在探索如何把它做得更好。”浙江省医保局一名负责人说，惠民保兼具公共产品和商业产品双重身份，当地医保局要平衡好这两者的关系，创造一种保险公司愿意干，老百姓也认可的中间模式。再往细了说，浙江省医保部门和银保监会功不可没。在推行中，2022年11月，浙江总结出一套惠民保可持续发展的“5597指标”——全省投保人数稳定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的50%以上，平均投保年龄低于50周岁，资金赔付率达到90%以上，续保率达到70%以上。这些指标也成为了浙江保险公司设计惠民保的指导方针。想要达成这些指标，仅靠保司的力量远远不够，浙江省政府协调动用了民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行政资源为惠民保“摇旗呐喊”，将参保率提高到极高的水平。这样一来，政府部门也就更有底气严格要求保司压缩成本，将九成以上的保金赔付给参保人。高参保率和高赔付率，达成了浙江惠民保产品保本微利的微妙平衡。只是，保险产品再大的吸引力也无法逆转健康群体脱保的客观规律，极致压缩成本下，获取新参保人员的边际成本将是保司无法承受的。届时，把惠民保嵌入全省共同富裕目标的浙江，能阻止“死亡螺旋”的传统逻辑再次回归吗？全方位的政府介入2022年11月，湖南大学保险精算与风险管理研究所发布了《“惠民保”产品研究蓝皮书（2022）》（下称“《蓝皮书》”）。其中显示2022年9月，城市惠民保已覆盖我国28个省份及直辖市，涵盖133款在线产品。但在133款产品中，披露详细数据的惠民保产品极少，仅有15个公布了赔付率等相关数据。曾有学者向八点健闻表示，但凡公布赔付率的地区，都是赔付率较高的，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不公布赔付率。据《蓝皮书》显示，无论从参保率，还是赔付率看，排名前五的惠民保产品全部出现在浙江省。根据估算，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惠民保”赔付率不足50%，而赔付率最高的是温州益康保，赔付率为93%。不仅如此，排名前五的那5款“浙江惠民保”，赔付率都在90%以上。换句话说，浙江的这5款惠民保，保费收入中的九成以上的资金都被赔付给参保人，留给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和利润加起来不足一成。这在全国极为罕见。“我们跟保险公司也讲得很清楚，参加惠民保要赚钱可能性不大了，我们把钱定得死死的。”浙江省医保局一位负责人赵冬（化名）告诉八点健闻，医保部门要对惠民保产品做好赔付率管控、规范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工作。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和利润被压缩到极致，浙江政府显然也无法做甩手掌柜，他们选择发动行政资源来支持惠民保的宣传推广。据浙江某地惠民保项目的第三方管理公司（TPA）市场总监张伟（化名）了解，浙江省内惠民保成绩比较突出的丽水、绍兴，当地民政、教育、医疗，甚至宣传部都有支持措施。“如果纯市场化运作，这些资源根本接触不到，不是费用能解决的问题。”这些支持措施让张伟“很羡慕”，因为“全国各个地方的惠民保项目，都没有浙江的支持力度足”。疫情三年，社区、网格员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中，甚至网格员的力量也被用作宣传惠民保。张伟听说，有一些地方甚至给网格员定下了推广惠民保的指标，要求责任到户。作为浙江某地保险公司的业务员，王飞（化名）每年到惠民保的参保期，都会过一段这样的日子。那段时间，王飞会通过发朋友圈、一对一询问朋友等方式，在线上推广惠民保。在线下，她还会进入到社区进行宣讲，来咨询的老年人参保意愿比较高。今年春节以后，王飞开始重视企业，更多走进企业里宣传，团单数量也多了起来，“我手上有几个惠民保的团单，有的同事有几十个”。惠民保参保期快结束的时候，王飞加了一段时间的班，“企业团单很多，早上到公司之后就开始报名单，校验数据，还会看哪家企业参保率低的，再去推广一下。”“浙江参保率如此高，与政府强背书的行政推动有紧密关联，商业广告和业务员地推产生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国内某头部商保公司浙江分公司总监李兆（化名）也坦言，其所在的公司参与了浙江多地的惠民保项目。此外，2021年7月开始施行的《浙江省医疗保障条例》明确，职工医保参保人可用个人账户余额为本人和家人购买惠民保。据张伟测算，开放个账和不开放个账的地区，惠民保参保率相差10%左右。在结算方面，浙江省为了让惠民保更好用，在2021年甚至更早，浙江推出了惠民保一站式结算。借用医保和定点医院结算的算法和网络，就像医保一样，患者只出自付部分，惠民保报销部分由医院向医保和保险公司索要，不需要再拿发票去保险公司报销。而且，以前政府慰问困难人员，往往送大米和油，如今浙江还开始送惠民保。有数据显示，2021年，浙江省为88.19万名困难群众购买惠民保，其中丽水市和温州市两地共送出超过33万张保单。几轮实践下来，2022年11月，浙江省提出了惠民保可持续发展的“5597指标”——全省投保人数稳定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的50%以上，平均投保年龄低于50周岁，资金赔付率达到90%以上，续保率达到70%以上。从数据来看，惠民保也减轻了浙江居民的医疗负担。2021年的数据显示，自负额在5万~10万元的人群，惠民保减负比例为18.08%

年初，在地方两会闭幕之际，各省市陆续公布了2022年卫生费用相关的统计数据。极为罕见的是，有22个省市披露出疫情防控费用的具体数额，这是三年以来的首次。卫生经济学专家们对此感到惊讶。有专家认为，“政府一向对公开防疫支出的数据非常谨慎，只在2020年提及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项目，其他很少提及，都是大数。”此次部分防疫支出的信息公开，让我们得以一窥究竟，对过去一年的抗疫拥有更宏观的认知。从防疫支出数额上来看，2022年花费最多的依次是广东省（711.4亿）、河南省（489.3亿）和浙江省（435.1亿元）。北京市则在人均防疫支出上拔得头筹——每百万人口花费高达13.7亿元，防疫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位居第一。2022年财政对卫生健康的投入强劲提速，增幅高达17.8%，一举超过前五年。当全社会都在讨论“迎接复苏”时，国内的卫生健康建设接下来也会融入“大复苏”的主浪潮里。当政策放开后，今年政府的防疫投入是否会回落？卫生健康支出的重心会随之转移吗，趋势何在？为此，我们盘点了近五十份文件和报告，尝试用数据解答。哪个地区去年防疫花得最多？在各省市财政部门发布的《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下文简称《报告》）中，一般包含2022年全省卫生健康支出、2023年全省卫生健康预算等数据及相关表述。但各省在统计口径略有差异：个别省份只披露了省级支出、省级预算或省级抗疫支出，不包含下属市县的支出数额及中央转移支付部分。下文中除注明“省级”外，其余数据均为全省防疫总支出。△

一批医学高职高专院校，正在摩拳擦掌冲击升格本科。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已有包括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在内，至少6所医学高专院校被地方政府纳入“专升本”的规划。部署“升本”相关工作、准备升本材料、完成相关办学指标……2021年至今，多所医学高职高专院校（下称“医学大专”）在为顺利升本进行紧急筹备。当下的火热，正是因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医学大专“专升本”极为困难。2021年8月教育部《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发布后，医学院校“专升本”骤然加速。《意见》罕见提出，“支持少量……师范、医学、公安类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普通本科高校。”医学大专升本后，不仅学校社会声誉、地位提高，生源优质，财政支持翻倍，行政等级提升，既长面子又长里子，让“专升本”这件事极具吸引力。早年，各地医学专科院校曾承担重要历史使命，为贫弱的医疗领域供应大量人才。而今时过境迁，医学中专院校几近被历史淘汰，大专则逐渐不再被允许开设临床医学专业，职业本科教育的大势近在眼前……医学大专们也来到了洗牌的前夜。而另一面，在医学大专都痴迷于“专升本”时，当下，那部分医学大专毕业生是否意味着无路可去？高等教育普及以来，作为“人才高消费”的医疗行业学历高速通胀，本科毕业生逐步严重过剩，部分专科毕业生更是处在“难以匹配现实需要、被左挑右拣”的尴尬地位。基层卫生机构人才缺口严重，专科毕业生们却不被选择，巨大的鸿沟似乎也倒逼着医学高专院校们踊跃谋求升格。回望半个世纪的中国医学专科教育的发展史，更像是一群曾经辉煌、如今黯淡的医学大专，为了给自己的毕业生谋一个好前程，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裹挟下，争取枯木逢春的故事。升本的欲望同为高等教育，大专与高等本科学校（下称“本科高校”）只有半步之遥，但二者却有着质的不同。社会地位不必说，更直接的吸引力是专本之间政府财政投入的天差地别。北方一所医学高职院校的原院长委婉表示，公办大专的平均学费，一般比本科高校多出几千元，如果是民办大专，平均学费甚至能高达一万多元。“这侧面说明，专科和本科之间财政支持力度的差异较大。”据《202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显示，我国本科高校在2020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为6925亿元，而大专的则为1899亿元，前者是后者3.6倍之多。也有学术研究显示，2009年~2011年，本科高校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甚至是大专的5倍。具体到医学院校的专本之间的差别，以近期希望升本的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例，其2021年度年度决算表显示，该校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约1.56亿元；而同处安徽省会合肥市的安徽医科大学，上述收入则约7.85亿元，正是前者的近5倍。行政领导等级也有差别。地方大专一般对应副局级，而大学本科高校则一般对应正局级甚至以上。在生源质量上，大专与本科高校之间的差距更是明显。从民间的刻板印象来看，似乎只有考不上大学的“差”学生才会避开高考，参加相对容易的“分类考试”进入大专。一位华北地区综合大学医学院就业指导处负责人就经历过这种变化。在21世纪初，当地昔日的医学类大专，并入当地综合类大学后，他发现，曾经随便报名就能上的医学类大专，在并入综合大学成为本科后，多数专业的分数线要对齐二本线，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甚至需要达到一本线。这意味着，一旦医学类大专成功升本，生源质量和数量能迈向一个新台阶。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党委书记廖志林举例说，“比如厦门医学院，曾经是厦门卫校（中专），后来升了高专，再后来又升了本科，招生人数从早年卫校时期的几百名学生增至现在的几千名，这都是学校升格和大学扩招带来的。”对于教师们来说，升格本科还能起到类似鲇鱼效应的作用。一位东部沿海地区医学院的老师体会到了变化。曾经他任职在一所长三角地区的医学大专，随后多校合并成为一所本科医学院。他坦诚说，“我以前是为了图安逸，才来医学大专教书，但后来升格本科以后，不得不把科研工作重新捡起来。”而且，他的基础工资虽然变高了，但是绩效工资的评定条件也变多了，想要拿到高工资，就必须做到教学科研两手抓。在绝大多数医学类大专，曾经大专阶段的教师在学校升本后会继续沿用，但晋升的竞争压力变大，“曾经副教授职称报多少能上多少，如今大概只能70%的人才能成功评上。”这样看来，医学高专院校升本似乎能一劳多得。不过，多名医学教育领域专家强调，升格本科并不是一劳永逸。因为，学校的实际办学能力其实很难在短期内提高。扩充师资力量，提高报考门槛，沉淀社会影响力，这些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表示，在已经高度竞争的医学教育市场下，找准自身定位，培养紧缺专业的医学人才，实现差异化发展才是医学高校的“解药”。“比如30年前，徐州医科大学在国内首创麻醉学专业，大医院都‘抢着要’——比起毕业后因工作需要转去做麻醉的临床医学毕业生，麻醉专业毕业生必然更专业。”而当下，比起临床医学专业，培养医学工程学、医学信息学、医学人文学等交叉学科或应用型人才，或许更利于医高专升级而来的本科学校的未来发展。医专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医学中专、大专学历的贬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部横跨三代人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中国近300个地级以上的城市里，一批二级综合医院在沉默地运转。也许它们中的一部分过得还不错，但比起耀眼的大三甲，比起今年政策强力扶持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们则显得黯淡又不起眼；身处医疗体系的中间层，上下夹击之中，整体生存情况也不乐观。2019年度全国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以下简称“国考”）曾指出，无论专科能力，还是科室设置的完整程度、诊疗疾病的覆盖范围、能够开展手术和操作的种类等，城市二级公立医院均次于旗、县二级医院。从总的运营情况来看，3074家参与2019年度国考的二级医院中，519家（约占比16.88%）医疗盈余率为负数。到了2020年度国考，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参与考核的二级医院约4成出现亏损，整体的医疗盈余率从2019年度的2.07%被拉至负数（-0.66%）。国家曾多次发布相关文件，建议部分城市二级医院往康复专科医院转型。政策方面的逻辑完全说得通——《柳叶刀》2020年12月发表的一项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自1990年以来，由于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康复服务的需求增长了63%，在调查的204个国家里，中国需要康复服务的人数排名第一，为4.6亿人。康复的需求旺盛，但供给并不充足。智研咨询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康复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现状调查及前景战略分析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康复医院数量增至810家，其中公立医院仅有182家，“公立康复医院的数量不仅增长有限，在2016年至2019年还出现过持续减少的现象”。若引导成功，转型后的医院能有效衔接城市里三甲医院的康复需求：因为床位周转率与运营管理的压力，多数三甲医院少有康复病房，大量手术后出院或急性期后的患者无处可去，只能“回家养着”。预想很美好，但真到了转型实践层面，则困难重重。一些城市二级医院“家底”本就不富裕，没有强有力的实惠政策支撑，转型康复并未易事，更毋说转型所带来的伴生风险，可能会将他们引向何种境地。城市二级医院的命运，在新医改尤其近10年以来发生了巨变，一部分升级成三级医院，或成为三级医院预备军，一部分降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剩下这批悬在半空“不上不下”的，正是国家鼓励转型的主要对象。风险固然有，但这也许是它们最后一次发展的机会。转型，没那么容易走马上任一个月后，一家城市二级医院院长宋文提出，医院要往康复专科医院的方向转型。1个月前，他刚刚从一家三甲医院，调任到这家二级综合医院当院长。该院的处境并不算好，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在地理位置上，周围三甲大医院林立，至少有4家省级医院包围着这家二级医院。鲜有患者来这里住院，长此以往，拿什么竞争？在医院内部，平均绩效制度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职工的斗志被消磨。医技科只有一台16排CT，10年没有采购过B超。整个医院几乎没有进行过成本核算，哪怕只为员工发放数额很低的平均绩效，医院每月的亏损也在百万以上，持续生存已经成为考验。身为当地康复界的领军人物，理所当然的，宋文想到了往康复专科医院转型这条路，而且越深想越觉得此事可行。一方面，周边近二三十万的人口是医院重要的患者来源，这些人以中老年人群为主，康复需求旺盛。过去作为保健医院，医院接诊骨关节疼痛等相关疾病患者较多，而这些疾病都能与康复相关专业有所关联。另一方面，医院此前的被托管经历，尤其是与当地中医院的深度合作，为理疗、针灸推拿等传统康复项目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时的实践效果也不错。“医院既往的临床医疗能力不是太好、药占比高，只有走差异化路线才有希望，”宋文对八点健闻分析道，“国家层面有鼓励二级医院往专科医院转型的政策导向，医院发展康复科也是大势所趋，我还在上家医院做康复医学中心的学科带头人时，几乎每周都有一两家省内或外省医院专程赶来‘取经’。”他此前还多次参与过康复专科医院的评审，熟悉流程与材料的准备，因此有信心做好院内员工的动员工作，在他的主推下，医院领导班子一致决定朝康复医院方向转型。千里之外的北京，原为二级综合医院的丰台铁营医院（以下简称铁营医院）也面临类似的境遇。新医改以来，随着药品、耗材零加成等政策的推行，国家对医疗机构的技术含量要求越来越高。然而身为区一级的非核心医院，无论硬件还是人力配置，都难与同级别医院掰手腕，更不用说与更高级别的医院相“抗衡”。寻找生存之道的过程中，铁营医院意外发现神经康复在神经系统疾病诊疗中的重要性，重点发展了神经康复项目，并挂牌“丰台区神经康复治疗中心”。这样一来，当北京市推进部分公立医院转型康复的政策东风刮来，具备一定康复基础的铁营医院顺利入选第2批转型名单。在丰台铁营医院5年的转型过程中，硬件问题可以说是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医院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900平方米，按照二级康复医院的建设标准，需要配备800平方米康复区域，但在三环线附近的北京市区，想要扩大占地面积几乎不可能达成。据现任院长刘继霞介绍，上一任院长为了解决这件事，甚至求助丰台区政府帮忙，在医院现址周边找房子、谈价格，但没有达成。实在没有办法，铁营医院进行了全院的重新布局调整与腾挪，包括临床科室在内的所有空间全部重新分配，尽量压缩办公区、会议室、工会活动区域等，甚至压缩了一定床位，以求达到康复验收标准。“医院一旦想发展壮大，用地就会变得紧张，但为了转型，再大的困难也必须克服，我们一度困难到了极限。”据刘继霞回忆，改造施工时还恰巧碰上了新冠，不得不断续停工；为了患者安全，施工时必须将整栋楼的患者腾空，受影响最大的透析室，不得不整层挪到兄弟医院，借用了整整8个月时间。二级医院成批地转型康复医院，多成功在大城市这些转成康复专科医院的二级综合医院并不是孤例，甚至是政策鼓励的结果。最早的一批转型始于2011年8月。当时的卫生部启动了完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14个省的46个试点城市（城区）开始了零星尝试。2016年起，从国家卫健委到部分地方政府，多份有关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的文件发布，其中均提及推动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部分一级、二级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但成效并不明显。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成批次转型康复的二级综合医院似乎只集中在北京和上海。2022年10月28日，北京卫健委公布了该市第4批“完成转型任务”的医疗机构名单，4批名单共17家医疗机构，其中7家为二级综合医院转型而成。而在上海，截至2018年底，该市13家康复专科医院中，6家为二级医院转型而来，占比超过一半。出现如此情况，可能与这两座城市特殊的医疗格局有关。众所周知，北京和上海可以说是中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2座城市，闻名全国的大三甲医院在城区内密布。一家二级医院距离半径不超过5公里处，可能就是医疗水平远超自己的大三甲医院。另一方面，这里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尤为发达。惠宏医疗管理集团战略业务部总经理谭如雷说，7、8年前的上海闵行区，就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近二百床位，同时带有提供儿童康复在内的相对完整的现代康复服务，几乎可以媲美一所小型的综合医院。如此的医疗格局下，北京、上海的二级医院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夹心层”困境也更为突出。转型成康复专科医院不失为一条错峰发展的好路径，这条路也天然面临更少的竞争压力。“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新建一个康复医院的成本很高，一般人做不起，所以从二级医院转型成康复医院的比较多，”顾连医疗华东区域总经理蒋功达告诉八点健闻，“成本主要就高在房租上，房租成本一旦超过总投资的8%，医院的运营压力就会非常大。”更大的优势在于，由于特殊的城市地位，北京和上海的卫健部门更加重视对辖区内二级综合医院的转型引导和区域卫生规划，并为其转型过程提供了强硬的政策支撑。比如，北京市卫健委将医疗机构转型康复列为政治任务，不仅补助每家转型医疗机构1500万元，专项用于设备设施采购或房屋维修改造，还要求各区卫健委为每家转型机构确定一家对口支援医院。市一级的补助之外，在区一级可能还有相应的支援。据了解，

“医保个账改革”落地的“阵痛”，正在各地上演。近日，在华中某中心城市，“医保个账改革”落地后的反对声，让这场本就“谨慎再谨慎”的改革，变得再度紧张。在此前，政策落地时的“阵痛声”也偶有传来。这场被认为是25年来中国最大的一次、几乎是最谨慎的一次、也几乎是最必要的一次医保改革，早在征求意见时就不断引起争论。这次改革不仅关涉全国3.5亿在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1.1万亿资金，而且其带来的门诊统筹机制，是终结小病大治，节约住院资金，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一步。对于此次改革的认知鸿沟，数专业人士和普罗大众之间的差距最大。2021年4月，当《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出台，面对着那份要把占医保个人账户缴费一半左右的单位部分转入统筹账户的文件，公众舆论质问：是不是“我的钱被国家拿走了？”而专业人士曾告诉八点健闻：“当时我们提的意见是全部取消（个账），留这一半做什么？”某种意义上，公众的不解和阻力在预期之中，各地落地时如履薄冰，亦进行了大量的政策解释和宣传，结果一些地区落地实施时，仍然招来了大量不解和反对。双方争论核心仍然围绕那个旧话题：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这些钱，究竟是保险，还是储蓄？“个账改革”政策本身已经给予了回答，改革落地时要进一步体现共济性。简单讲，就是提高门诊共济保障水平，来冲抵个账资金减少带来的落差。纵观各地“阵痛”，最叫疼的莫过于退休职工，尤其是年纪较大的退休职工。改革前每月划拨个人医保账户上的金额不少，改革后可能直接少了一多半；有相当部分老年人担忧，以后药店购药可能会变得非常困难，被迫前往医院就医购药，变相加重了自己和医院的负担。灵活就业人员也觉不满，因为有些地区改革后不再对其个人账户予以补助，灵活就业人员会认为就医负担似乎更重。但现实情况是，全国有几百个医保统筹区，各地医保报销水平、待遇、门诊共济保障能力都差异巨大。原本制度本身的碎片化，加之涉及民众口袋里的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不仅容易互相攀比，而且敏感也会加倍。在“医保个账改革”在各地集中落地的今年，一位医保领域研究者强调，个账改革在落地中带来的阵痛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经年，各地须做好妥善应对，务求在政策实施中实现“软着陆”。各地步伐不同，差异巨大按照“个账改革”方案的设计，自2021年12月底算起，各统筹区域有三年的缓冲期研究和推动这项改革。这也意味着，改革的压力由上至下，从中央传递给了地方。截至2021年4月26日宁夏发布方案，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已全部发布地方方案，而今已经发布地市级地方方案的统筹区超过百个。改革提出的划拨比例“划一半，留一半”的门诊统筹改革方案，已经是相对温和且折中的方案，可谓“层层上了保护套”，为何落地时仍震动频发？尤其是具体落地到各个城市时，有的“润物细无声”，有的确遭遇激烈舆论反弹，为何如此？业内多位专家表示，建立门诊统筹的基础，以及政策实施时的宣传引导是否充分得当，也许是影响各地改革效果和舆论反应的最大影响因素。在改革初始，直接调低个账划拨比例是见效最快的手段。过去十年间，镇江、北京、成都、珠海等城市都走过这一步，但其伴生的舆论风险也最大，需要政策制定者有全盘思考的智慧和自信，施以合理的配套手段，有城市就因反对声音过大而最终放弃。以青岛为例，在政策落地前，青岛市原社保局便做了大量的舆情宣传与应对工作，发布新闻稿件解释改革目的与参保人获益，使用一些生动的“话术”：把死钱变活钱，把小钱变大钱，弘扬同舟共济的中国传统文化等。而更常见的现实是，全国医保医保统筹区数以百计。各医保统筹区的筹资水平不同，医疗资源丰沛度不同，政策制定能力不同，导致各统筹区域的“个账改革”方案也存在巨大差异，步调不太一致。比如近日在舆情旋涡的华中某市，多方信源表示，其医保资金的状况并不乐观。该城市统筹区的医疗资源丰富，但是当地企业缴纳医保的标准却并不高，统计下来个人账户占总医保资金的比例超过了50%，可以说医保的资金绝大部分都“藏富于民”了，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种种因素叠加之下，该统筹区的医保资金几乎每年都会亏损，甚至曾接受国家补贴，医保基金压力巨大。对于这些地区来说，腾挪个人账户资金，缓解医保资金压力的冲动或许会更加强烈。在这种冲动之下，一步到位的改革难免带来“疼痛”。为了应对这种问题，华东地区部分统筹区采取了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在职人员医保个人账户单位划拨部分减半，同时门诊方面提高报销比例、降低起付线，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之余还扩大适用范围；第二步，调整退休人员个账计入政策。不过，据了解，这些把退休人员个账调整难题放在第二步解决的统筹区，对于未来也充满忧虑，甚至已经在谋划批评之声翻涌时的应对之策。八点健闻发现，虽然有的地区能直接调整，有的则需要分两步调整到位，但各地在职职工个人账户比例调整的部分基本与国家方案保持一致，其较大的差异体现在了门诊保障待遇的水平。有改革基础较为薄弱的地方，统筹支付比例分别为50%（在职职工）、60%（退休职工），仅略高于国家标准；一些已有改革经验的地方，如上海，能直接将报销比例和分级诊疗挂钩，从三级到一级医疗机构支付比例达到70%～90%。退休人员反应强烈各地医保个人账户改革政策落地，在第一时间引发了退休人员的强烈反应。这首先与中老年人“看病多”有关。多位地方医保局人士告诉八点健闻，个账改革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退休人员，因为看病多、账户使用多，“年轻人不看病没感觉的。而老人退了休没事做，就关注退休金和医保，你突然给他减少了那肯定不愿意。”另外，个账改革后，由于个人医保账户上的钱减少，原本可以从药店购买的药品需要通过频繁就医获得，这同时加重了患者方和医院方的负担——尤其对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在一位医保行业研究者看来，这的确是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这时要做的就是修正和调整。“制定公共政策后，还是要尽量让利益相关者发表意见，这可能是推动改革需要注意的地方。”一位地方医保局相关人士推测，公众的这一担忧或许还和当地门诊统筹定点数量，甚至是否实行了门诊统筹有关。他所在城市门诊统筹落地已有一段时间。据他观察，为了报销，很少有老人去药店买药，“除非账户上钱太多了”。而对于养老金多、因此从前每月划拨至个人账户的钱相对较多的退休人员来说，在改革突然降临时，眼见账户上的数额被“腰斩”，其间产生的心理落差更大。一位北方某人口大省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认为，退休人员不再需要执行个人缴费，只专注于每月划拨到个人医保账户中的统筹资金，而这一块资金“少得比较明显，至少减半”。例如武汉，根据公开信息，在实行方案调整之前，武汉70岁以下退休人员的缴费基数是4.8%，70岁以上则是5.1%；而在调整后，计入标准为2021年基本养老金的水平的2.5%。一位医保行业研究人员表示，“武汉确实取了一个平均值，这对平均（个人账户资金资金）高一点的人来说影响挺大的。”但在一些医保行业研究者看来，在个账改革中，退休人员是绝对的受益方，而非受损方。根据叙述，之前学者们研究个账改革这件事时，共识在于通过改革提高老年人的门诊保障水平，“所以其实老年人是最不该反对这件事的。”在他看来，获得老人们理解的核心在于把帐算清楚，“你那一部分钱放到统筹的池子里，最后都能拿回来的。”但根据多位医保局人员的经验，退休人员的工作很难做，“你告诉他实际待遇提高了没有用，就觉得钱不应该少。”根据另一位医保局工作人员的观察，不少老人的心态是“手里有钱，心里不慌”；还有人身体好、不看病，如果医保拨的钱又没攥在手里，“就觉得好像亏了一样”。门诊共济保障机制，能做到多少？门诊共计保障机制，不仅仅是一场制度的改革，更是对部分人固有观念的一次刷新和纠偏，而人的观念，最难以改变。一位医保研究人员直言，“个账改革”是一场欲扬先抑的改革，表面看起来个账减少，但后面一步是提高门诊报销比例。因此最重要是，“抑”完之后，有没有“扬”起来。如何将个账的弱化搭配上门诊统筹的加强，是一件棘手的差事。在很多城市，尤其那些统筹基金还面临赤字风险，本该最需要进行个账改革的地方，却因为没有能力加强门诊统筹保障待遇，失去了降低个账划拨比例的抓手。然而，即便已经是步步小心，即便政策制定者为个账改革加上了“门诊共济保障改革同步进行”的保护网，要深化改革，对于经验丰富的门诊统筹改革先行区也不是易事，更勿说统筹资金本就紧张的地区。西南某省医保中心人员告诉八点健闻，各地原有状况千差万别。比如有些地方原没有设立门诊报销，此次门诊共济保障相当于做了加法，公众反应会小一些。甚至一些地方在做加法时，对个账的“减法”并没有同步，改革过渡会更加平稳。在一位业内专家看来，门诊共济改革在各地落地实施中，很容易变成一个“碎片化”的待遇制度，各地待遇不同，又容易进一步引起攀比，医保是民生的钱，这种攀比就更为敏感。“不同的统筹地区，报销水平往往不同，起伏线、门诊的封顶线以及报销比例都是有差异的，像佛山、深圳这样的地方，职工医保又分为a档、b档，或者一档、二档、三档，有个人账户或没有个人账户，它就逐渐变成了一个碎片化的制度。”对于医保机构而言，改变人们对于医保个人账户的固有认知，挪移已形成多年的利益格局，这是一场必打之仗，把沉疴分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多位专家表示，若门诊统筹机制不能合理建立，个账改革后多出来的这笔钱也会变成烫手山芋，破坏统筹基金的收支平衡，暴露出筹资过多或待遇偏低的问题。参考文献：《医保个账改革争议：说它让个人收入缩水，是不是一种误读？》，八点健闻，2020.9.3.《万亿资金愚公移山：医保史上最大改革，目前已有100多地市启动》，八点健闻，2022.5.6.《王震：门诊共济考验治理能力和效率》，中国卫生杂志，2021.6.1.《医保门诊要“共济”

中国的公立医院在经历一场不愿回首的非典型性消耗后，三年的“战时状态”正逐渐走向终结。春节后，随着大规模感染海啸的缓慢退去，那些被呼吸科患者充斥的各个科室，正重归正轨，开始接诊本专业患者。但数月感染潮、重症潮的压力过境，曾经被抛之脑后的医院经济账，重新回到医院管理者、总会计师们的视野。一切平静了，医院能回到过去的诊疗工作和运营中了吗？回望过去近3年，公立医院经营危机频现。2021年6月，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正式关闭，河南省省立医院被冻结存款、扣押财产，债务高达3.4亿元；3月，山东省8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欠缴医药企业药款被通报；2020年12月，桐柏县人民医院被曝于当月突然辞退大批医护人员，还拖欠工资……回望过去近3个月，从人流来看，感染高峰打破了诸多公立医院近三年来“低患者流量”的惨淡，病人涌入医院，整个医疗体系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高饱和冲击；但从医院运营的角度来看，成倍增加的肺炎患者并未给公立医院的运营带来好消息。与想象不同，过多的肺炎患者涌入公立医院，甚至对医院的经营情况产生了“干扰”，医院无法快速“回血”——尤其对以三四级手术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大型三甲公立医院来说，肺炎患者的诊疗带来的更多是社会效益。公立医院的日子，依旧艰难。新年伊始，当逐渐进入“后疫情时代”，有医院，过去三年被消耗的家底、欠下的经济账和负债，要怎么还？有医院，从“保证生存”再重新转向“高质量发展”，有没有失去发展机会，还能否掉头？有医院，过去三年因社会流动缓慢，而未被上级医院虹吸走的患者，还能否把他们留住？在“行业春天”来临之前，公立医院的秩序重建之路还有很长。新冠患者大量涌入医院，医院“回血”了吗？在感染高峰期，大部分医院的诊疗量都经历了爆发性增长，但工作量和支出增加的同时，不少医院的经营却变得雪上加霜。业内资深医管专家告诉八点健闻，在这段时间，越是大三甲医院，经营受到的影响越大；因为对于这些医院来说，三四级手术才是主要收入来源，而非基础诊疗。根据他的调研，2022年12月的感染高峰期间，不含药品费，上海部分三甲医院的收入下降31%-35%；湖北、广东有三甲医院收入降低35%、25%；湖南部分三甲医院的收入则降低了23%-25%。江苏省某三级医院院长黄文山直接告诉八点健闻，“全院都是肺炎病人的情况下，哪个医院赚钱？除非乡镇医院，一般的大医院都是亏的。这时体现的是医院的公益性，没有三级医院会考虑赚钱。”平日，肺炎患者多在乡镇医院或门诊治疗；他所在医院的主要收入来自三四级手术，或急危重患者的救治，很少收病毒性肺炎患者入院；然而在感染高峰期，住院患者中肺炎患者的比例最高超过80%，虽然单看治疗方面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但在叠加大幅上升的人力成本后，医院整体亏损。不过在他看来，“医护人员带病奋不顾身，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自身的健康风险，无法用经济衡量，医院经营亏损根本不值一提。”而在DRGs支付改革推行的当下，不少医院发现当“全院变成呼吸科”时，这种单病种付费的支付方式失灵了。浙江省某三甲医院的ICU主任告诉八点健闻，“在感染高峰期，全国医院都处于混乱状态，如果还按DRGs付费，医生都不愿意干。医保部门在眼下的时间点，都会有一定程度的退让。医院目前先按项目计费，等过了非常时期再说。新冠患者先按之前的支付政策，等后期财政支持方案出台后，再相应补还给患者”一位浙江省某三甲医院肝移植科的医生则表示，科室医生目前不需要填写DRGs病案首页，等之后再结算。八点健闻了解到，不少医院目前暂时采用了项目付费的方式，捱过这个非常时期，再考虑医保结算问题。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GAHA）主任庄一强博士告诉八点健闻，对医院来说，救治新冠患者不是算经济账的问题，是体现公益性的时刻。在放开后的这段疫情“急性爆发期”，医院没什么钱可赚，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囤，把危急关头渡过去”。跌宕起伏的三年从2018年开始，每隔两年，艾力彼团队都会对全国医院的运营情况做一次调查。庄一强用几个短句生动勾勒出疫情三年的样貌：2020年应该被形容为“突如其来”，

过去三个月，民营医疗一扫下半年多家门诊关停的阴霾，新冠感染潮带来大批患者，行业也迎来了疫情三年来的首次高峰，勃发之势尽显。像达成了某种默契，自2022年11月起，多家行业内知名医疗机构密集落地新项目。2022年11月，卓正医疗的北京诊所、嘉会医疗的苏州诊所陆续开业。紧接着12月，和睦家北京新院区、曜影医疗的首家医院——上海曜影医院也全面开诊。2023年1月，广州卓正优设医院、成都天府新区顾连禾泰康复医院也相继开业。节后，曜影医疗天山门诊部将投入运营，上海和睦家在静安区收购的分院也将正式更名。新落地的项目几乎都赶上了此轮新冠感染高峰，刚开业便人满为患，接诊量倍增，远超管理者和投资人预期。政策放开、患者高峰，无疑为民营医疗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当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感染高峰已过，患者人数回落后，民营医疗从业者对新一年的图景有了更切实的想象。“希望接下来的一年能追回2022年的亏损”；“期待新的一年，拖延已久的新医院、新诊所能提上日程，尽快落地；“希望2023年能稳扎稳打，转型调整结构”……民营医院管理者们如是说。民营医疗行业正呈现出回暖迹象，紧抓新冠康复需求的尾巴，新的一年，投资交易也将更加活跃。和睦家提前储备P药嘉会急诊量增加5倍各家医院受新冠感染高峰冲击的情况是相似的，其中和睦家最为突出。

一药难求。“放开”一月有余，辉瑞公司新冠口服药Paxlovid（俗称“P药”）的全国紧缺仍未缓解。临近春节，正规购买P药的三条途径继续濒临“失灵”：医疗机构靠运气，电商平台靠抢，零售药店没药。非正常渠道愈加火热：黄牛收购倒卖、海外原研药和仿制药代购、一盒P药被炒到上万元，屡见不鲜。这款使用窗口期很窄、药物相互作用繁多、几乎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的口服药，却在感染和重症高峰下，一跃成为春节送礼的佳品，流通于少数人之手，几近成为展现“个人实力”的社交货币。P药到底在哪？一周多前，P药虽在医保谈判流标，但国家医保局再次强调将根据此前印发的文件，对包括P药在内的多款新冠治疗性药物将临时性支付到2023年3月31日，并对新冠保障药品提出不低于70%的报销比例。或许可以说，从当下到3月31日是P药销售的一个“黄金时段”——有医保覆盖、龙争虎斗的仿制药未跟上，重症高峰下的用药需求，无一不差。但目前看来无药可卖的困境，大概率会让辉瑞错过这个到手的机会。八点健闻通过与多位业内专家沟通发现，目前P药供应最大的堵点在于“入关流程和物流运输”。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因为放开后感染到现在的时间太短了。来不及生产，来不及运输，来不及报关，来不及进口……”再到了各地分配、各渠道分配时，P药面临的几乎是市场经济下分配机制的二度失灵，几乎沦为“计划+人情”的产物。当北京、上海的P药已下沉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一些边境省份一次的供货量只有200多盒，甚至更少；医药电商平台作为普通人近乎唯一可以指望的院外零售渠道，平台每天只能定时定点释放几百份，甚至部分只会提供给内部员工。是谁在供应P药？供应时如何分配？每个地区能分到多少？谁在决定这些？八点健闻沟通多地各级医疗机构、地方医保部门、医药电商平台、医药流通从业者，尝试为这些问题求解。何以紧缺？

刚刚过去的2022年的最后10天里，重症资源的压力咆哮着席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不及停留，又一路冲进县城。

“我以为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了，没想到还能重新好起来。”元旦后的第一个周末，泰康仙林鼓楼医院的老年病区里，即将出院的梁奶奶紧紧握着医护人员的手，感谢她们这一个月来的细心照顾。△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梁奶奶今年72岁，平时就有哮喘、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是南京鼓楼医院江北院区的“老病号”。12月12日，她突发呼吸困难，因为江北院区收治新冠患者床位紧张，家人将她紧急送到了同属南京鼓楼医院集团的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入院当天，老太太就发起了高烧，后经核酸检测确诊为新冠阳性，这也是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接收的第一批新冠住院患者。住院期间，梁奶奶一度面临生死考验——新冠病毒感染，加上多项基础疾病，她的肺部出现大面积白肺，血氧指标掉到80，心脏、肝肾等多器官衰竭。医护人员连续抢救近5个小时，才将她从鬼门关外拉了回来。2022年12月7日，优化落实疫情防控的“新十条”发布。此后，社会面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激增。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三级医院要充分发挥医疗救治兜底保障作用”的要求，各地三级医院相继迎来救治高峰。大面积医护感染、急诊抢救压力骤升，住院床位紧缺……几乎每一家三级医院都像被拨快了两倍速的齿轮般高速运转。位于南京的泰康鼓楼仙林医院就是其中之一。过去半个多月里，这家床位数500余张的三级医院（规划床位近1400张，一期开放524张）总共收治了1300多位患者，医院的急诊量也从平时的300多人次，直线上升到了元旦期间近1000人次的日均峰值。△泰康仙林鼓楼医院病房无处下脚的急诊抢救室对于任何一家医院来说，急诊都是迎战新冠高峰的第一道关口。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急诊科主任许宝华第一次意识到形势严峻是在12月中旬，从那时起，大量肺部感染的高龄老人被接连送到急诊抢救室，这些老人的共同特点是80岁以上，肺部有大面积病变，就是通俗所说的“白肺”，还伴随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心梗等各种基础疾病。“能送到抢救室来的，几乎没有轻症的。所以来了我们就要给他吸氧，建立静脉通道。还有一部分人，缺氧很厉害，就剩一口气了，当场就要做气管插管。”许宝华说，他粗略做过一个统计，这一波新冠高峰，急诊抢救的病人数量大概是平时的3倍。最多的一天，从急诊抢救室转到各个病区的危重症患者有57个。为了应对这一波救治高峰，急诊科的抢救床位从原先的6张增加到了12张，后来又添置了5张移动床位。收治容量是提升了，但总共17张病床挤在不到80平米的空间里，床和床之间的缝隙刚够医护人员通行。当发生患者心脏骤停，需要心肺复苏时，就需要紧急挪动床位，给医生留出插空按压的空间。△泰康仙林鼓楼医院病房另一个难题是人手。病床可以临时增加，但能够处理紧急情况的急诊科医生就那么几个。从12月中下旬开始，以许宝华为代表的急诊科医生几乎阳了个遍，但大家轻伤不下火线，始终带病坚持在岗位上。为了给急诊科的医生减负，同时减少患者的等待时间，医院抽调了其它科室医生，开设了综合诊疗门诊区，即“第二急诊”，分流轻症的新冠感染患者。“我们不怕辛苦，医护人员累一点没关系，但必须保证每一个患者得到救治的权利。”许宝华说，新冠重症患者多为高龄老人，大部分需要实施有创抢救，因此和家属沟通解释病情也会占用较多的时间。曾经有一个89岁的患者，送来时白肺面积达到80%，血氧掉到正常值的60%以下，家属不想让老人多受罪，打算放弃。沟通中，急诊医师得知老人此前身体状况不错，基础疾病轻微，判断抢救的成功率很高。最后，他们努力说服家属，给老人做了气管插管，又联系了ICU接棒，成功把人救了回来。眼下，尽管抢救室的17张床位依旧全满，但每天接收的重症患者数量已经有所下降。经过近一个月的鏖战，急诊科的抢救高峰已经平稳渡过，65岁的许宝华和他的弟子们终于可以获得些许的喘息。多腾出一张床，就能多救一个人在常规的诊疗流程中，新冠的重症患者在经过急诊科的抢救后，就会被收治到对应的病房。但这一次，几乎在任何一家收治新冠重症患者的三级医院里，这条路都被堵死了，因为“一床难求”。△泰康仙林鼓楼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共有524张核定床位，算是一家中型三级医院规模。院领导班子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也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就诊高峰，一方面成立了新冠患者救治领导小组，将疫情相关工作的重心从原来的防控调整为救治，另一方面，也部署院内做好治疗物资的储备。元旦前10天，当呼吸科等收治新冠患者的重点病区床位几乎饱和时，新冠患者救治领导小组决定向新冠患者开放所有病区床位，全院资源统筹协调，应收尽收，而此时，50张紧急加购的病床也已在运往医院的途中。为了实现对新冠患者“应收尽收”，具体病房资源的调度工作就落到了医务部。摆在医务部负责人李京面前的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他和他的团队在关键时刻成为全院574张床位的统筹人，哪些患者能够收治，收到哪个病区，都需要由他与各个专科及时做好评估和沟通。“最先去的肯定是急诊抢救室，和许宝华主任一起评估哪些患者情况比较危急，需要优先安排床位。如果肺炎比较严重，首先考虑的就是呼吸科，甚至ICU。如果主要是并发症，比如心梗、脑梗，就尽量安排去心内科和神经外科。如果只是轻症肺炎，就插空安排到其他科室，先确保能住进来。”李京告诉八点健闻，开放全院的病区收治患者后，为了保证医疗安全和质量，医院也出台了配套措施，比如给全院进行新冠救治的实战培训，呼吸科医生及时响应各病区的会诊等，这让更多的患者能及时入院得到治疗。而真正的困难出现在元旦期间，574张床位，除了给新生儿预留的，已经满负荷运转。这个时候想要再收新病人，就只有等老病人出院。那段时间，也是急诊抢救室最忙的时候，积压了20多个重症患者，一度连抢救的地方都腾不出来。多腾出一张病床，就可能多挽救一条生命。为了加速床位的周转，元旦假期三天，李京和他的团队不眠不休地穿梭于各个病区之间，挨个过问患者的情况。碰上康复情况比较理想的，即便是凌晨，他也会紧急协调呼吸科专家会诊，判断是否达到出院标准。“疾病进展是瞬息万变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尽量提高。”李京表示。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虽然不像急诊科、ICU那样直面新冠重症带来的死亡冲击，但在过去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大多数科室的负荷都处于饱和的状态。一方面，全院病区打开后，各个科室都在接收新冠感染的患者，大量人员、设备被抽调到新冠患者救治上；同时，新冠以外的专科诊治工作也不能耽误，各科室必须马力全开，全力以赴。以神经外科为例，冬天原本就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几乎每天都有脑出血、脑梗的患者被送进医院，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患者必须马上手术，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泰康仙林鼓楼医院神经外科行政副主任杨咏波说，神经外科总共8个医生，是根据日常诊疗量来配置的。但新冠重症高峰一来，科里既要支援急诊，又要留守病房，还要上手术台，每个人的工作量至少翻了一番。以上周三为例，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因为人手有限，我们一位医生一天连做了四台手术，没办法，都是急重症，如果拖到第二天，很可能人就没了。”郭慧敏所在的消化内科，同样面临着人少活多的窘境。因为接收新冠患者，科室里增加了11张床位，但医护团队却被抽调走了4个人，一进一出，给专科救治工作带来了挑战。△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消化内科“消化内科的急诊患者，不管是消化道出血，还是急性胆管炎，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剧烈腹痛，这样的病人是一刻都不能耽搁的。”郭慧敏说，过去近一个月，消化内科总共收治了近40例急诊病人。在人员最紧张的时候，同为消化科专家的院长邹晓平，在“阳性”状态下坚持上手术台，为4名患者开展了ERCP手术。轻症不下火线，超负荷工作，这几乎是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所有医护人员过去近一个月的真实写照。也正因为如此，在保证新冠患者“应收尽收”的同时，医院其它专科的就诊渠道也全都正常开放，确保来院患者的日常诊疗需求得到满足。采访中，杨咏波主任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必须时刻做好准备。病人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即便是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健康去换取。本文为八点健闻Plus原创。八点健闻Plus，系八点健闻分号，聚焦健康商业报道，与八点健闻保持独立运作。商务合作Jessie

近日，北京、广东、浙江、四川、河南等多地发布最新研判，称第一波感染高峰已过，发热门诊就诊人数持续下降。截至目前，全国性的疫情数据仍存在缺失。2022年12月25日，在持续更新了1079

岁末年初，短短一月间，新冠感染海啸与重症高峰接踵而至，致使计划中的全国范围的一场“接种攻坚战”被迫中断。“攻坚战”重点针对老年人群，这也是疫情三年来中国最大的“免疫洼地”。国家层面曾在去年12月1日下达任务指标：要求在2023年1月底前，80岁以上人群第一剂接种率达到90%，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加强免疫接种率均达到90%；60-79岁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加强免疫接种率均达到95%。任务下达后，各地旋即掀起一波接种小高峰，无论是供给侧的推动力度还是需求侧的接种意愿，均有难得的起色。然而不足半月，接种工作即告停顿——有的地方，接种医生感染倒下、或被抽调到医疗救助，疫苗接种点又关了；有的地方，物流吃紧，疫苗迟迟不到；有的地方，集中精力救治感染者，早已从疫苗接种工作中失神。最糟糕的是，大规模感染之下，老年人群体也快速感染，感染后6个月不必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影响了老年人对疫苗的信心……八点健闻致电南、北方多省、共计超过20个疫苗接种点了解到，受感染大流行的影响，一些接种点的接种者数量，只有高峰时的十分之一。而且接种点减员现象严重，疫苗接种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推动接种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一局面再次验证了从防疫专家到医护人员的经验共识：疫情三年来，“疫苗接种”与“感染高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换言之，每当一个地区开始承受感染高峰冲击时，该地公众的疫苗接种意愿可能会由高转低。一位疫苗专家痛心地向八点健闻表示，中国对老年人的接种安排过于保守，尽管全人群的接种率超过了90%，但老年人接种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却始终啃不下来。如果从一开始就作重点安排，则当传染高峰来临，大批老年人涌进重症、甚至死亡的局面就会大幅扭转。新年之际，距离“接种攻坚战”的截止日期仅剩不足一月的时间，而第一波全国性的感染浪潮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这场艰难的疫苗攻坚战能否按时完成、达到预期的免疫水平，一切都变得比计划中的更难。短短半个月，疫苗接种工作再度“失神”最近半个月来，疫苗接种点重回萧条，疫苗接种工作也不再风风火火。一些提高接种率的措施匆匆停止。以“上门接种“来说，这项曾被视为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率的重要措施，但目前就连上海和北京这两个一线城市，也只有少数接种点可以提供这项服务。山东某地级市接种点的医护人员表示，“非常时期，全市都不能上门接种，大夫都感染了，出了事算谁的？”而在安徽某县城，下午4点多，还没到下班的时间，疫苗接种点的人就提前下班了。一些地方疫苗供应开始不足。以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俗称“第四针”）来说，在山东东营，“苗很少”，第四针仅面向医务、城市保障等重点人群，有的接种点疫苗仍未到位；而在安徽某县城，第四针打的都是灭活，而且也并非人人都打得上。一位新疆西北部地区县医院副院长告诉八点健闻，疫苗需要冷链保存，因此，他们需要一批批上报所需疫苗的数量，疫苗再通过物流一批批配送到当地，“我们最新报的这一批疫苗还没有到，因为物流暂停的原因，等了大半个月，12月26日才到。”而在大城市如北京，疫苗接种的“萧条”，是另一种场景。北京的疫苗种类和数量，都最为丰富和充足，不仅第四针接种已对社会面开放，而且“苗充足，够用”，但前来接种的人里很少有老年人。大部分受访接种点都表示，“没人”、“人不太多”；其中一接种点因为人流量小，加上医务人员减员，索性取消了“老年人绿色通道”。在北京海淀区某卫生服务中心，在2021年1月开始大规模接种第一针时，一天能接种三、四千针，但最近一周每天都只有一百多针。为了提高辖区内老年人的接种率，据八点健闻了解，北京市海淀区各街道进行了多种探索。田村路街道接种点为前来接种的老年人免费发放抗原试剂盒、N95口罩、酒精消毒喷剂等防疫包；温泉镇紧急成立接种小组保障专班，为失能、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接种服务。对居民来说，因感染无法接种，或者担心感染点风险增加是影响接种意愿的重要因素。多位近期接种疫苗的居民甚至表示，自己在接种点接种疫苗后不久，就在家中测出抗原阳性。河南某地卫健委宣传科科长向八点健闻坦言，因为12月放开以后感染的人比较多，当地疾控负责的老年人加强针疫苗工作应该还没能开展，得到1月份才能进行。山东某接种点工作人员透露，很多人担心自己感染了却不自知，接种疫苗后症状加重；另外考虑到接种点感染风险，她建议尽量避开这段感染高峰期，尤其是老年人，“现在接种点不查核酸，医护核酸出得也很慢，风险性太高了”。随着疫情蔓延，基层医疗的工作重心也在转移。北京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柳宇（化名）表示，现在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在医疗救治；而在此之前，疫苗接种才是要调动其他科室人员协力完成的“头等大事”。过去，为了提高辖区老年人接种率，中心医护人员和街道干部一起主动上门接种，给家属和老人做工作。如今，柳宇也觉得很无奈，“后来基本上推不动，愿意打的都打了，到了一个节点没再使劲往前推了，但还是一直打着。”“放开”后，曾出现疫苗接种的小高峰多位采访对象告诉八点健闻，2022年12月7日，“新十条”颁布之后，其实迎来过第一针新冠疫苗接种的小高峰，居民的接种意愿在短期内骤升。在安徽，刘波（化名）就曾考虑劝说父亲接种新冠疫苗。刘波的父亲是尿毒症患者，隔天就要去医院进行一次透析。为了知道父亲究竟能不能接种，刘波上网查信息，请教多名临床医生，都没有得到过明确的回复，“有的说能打，有的说不能，还有个院士直接说不确定，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临床数据”。不确定性太大，加上父亲生活在疫情偶尔才袭击的4线小城市，刘波一家此前达成共识：只要做好防护，感染的可能性很低，暂时先不打疫苗。意料之外的是，“新十条”之后情况骤变，疫情以迅雷之势迅速蔓延。不到2周时间，刘波老家所属的中部省份地级市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新冠感染，“感染”变成大概率事件。“如果灭活疫苗都扛不住，感染新冠后要怎么办？”秉持这种想法，刘波不断打视频劝说父亲赶紧接种新冠疫苗。与刘波想法类似的人不在少数，“放开”后的一段时间，不少高危人群曾涌向疫苗接种点。在山东省东营市某接种点，解除封控后，来接种的人群中，孕妇、老年人、有严重基础病的占比较高。“这些人因为平时不怎么出门，此前都不愿意打，12月初一放开，同住的亲人避免不了每天出门，担心因此被传染新冠，所以都改变心意，过来打疫苗了。”负责该接种点的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划免疫科医生说。“愿意接种的早就接种过了，这时候来接种的，都是此前持观望态度但又对新冠感染有担忧的，”上海市静安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夏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做疫苗工作，甚至对行动困难的老年人展开上门接种服务，但愿意接种的人非常少，可能一天就3、4人，放开后，来接种的65岁以上老年人明显增多。”第一针疫苗接种小高峰中，还有一部分此前年龄未满3周岁、不符合接种条件，或者年龄刚刚超过3周岁的儿童。放开之后，父母们几乎赶在第一时间带孩子前去接种。在北京的部分社区，由于感染人数激增，12月3日起，感染者已经开始居家隔离，疫苗接种小高峰也来得比其他地方更早一点。“3日到6日那几天，接种点的接种量蹭地一下就上去了，一天能接种500多针，其中，60岁以上老人接种数多的时候能达到一天30多针，”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佘瑞芳说，“在这之前，一天的接种量平均只有一二十针，老人接种量则几乎为0。”她还发现，老年人的接种意愿与新冠疫情之间，总是呈现此消彼长的相关性，“每次发生疫情的前几天，接种量都会呈现明显的上涨，疫情一好转了，接种量又会下降”。自2020年7月22日正式启动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以来，截至2022年12月1日，我国全人群的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已经超过90%。在此前轰轰烈烈的疫苗接种动员中，各地频出奇招，打疫苗可以免费获得鸡蛋、生活用品购物券甚至现金。为了追求高接种率，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本地居民被拉到外地打疫苗的“抢人头”事件。如今，热火朝天的盛况已经过去。“该打的已经打得差不多了”，还没接种的，只剩下疫苗禁忌人群，和高龄、身患基础病、一直对疫苗心怀疑虑的“硬骨头”们。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遭遇窘境根据统计，目前，在我国18至60岁成年人群中，接种两剂或三剂新冠疫苗的比例超过了90%；61岁~79岁人群接种率约为83%；80岁以上人群相对较低，只有65%。这与多地在一个月前下达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指标——要求2023年1月底前，80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第一剂接种率达到90%；60-79岁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均达到95%——存在巨大差距。多位负责接种工作的工作人员均表示，任务很难完成，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甚至已经停诊了。“除了我，其他人都感染了，人手实在不足。”一位某街道预防接种门诊的工作人员说，“门诊正常开诊的话，第一针到第三针都能接种，只有灭活疫苗，但现在感染人数这么多，估计2023年1月之前无法恢复门诊。”这是目前全国疫苗接种工作中更为普遍的情况——由于新冠疫情的大面积传染，接种人员相继“中招”。在某一线城市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负责新冠疫苗接种的15位防疫保健科医护人员是最早一批感染的。当时，他们去给居民接种鼻喷疫苗，造成部分医护感染；病毒又被带回中心，造成更大范围的院感，“有一天同时有70多个人不在岗”。好在，经过最早一轮感染，目前该中心到岗率已经逐渐恢复到了95%。与感染后康复的医护陆续回岗的城市不同，目前，上海、山东东营部分接种点依然面临着医护病倒、人手不足的窘境。另一方面，现如今的医疗机构也将其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对新冠重症患者的救治。“大规模新冠感染必定会影响疫苗接种工作，因为救治患者的医疗需求是最迫切的，”广东省佛山市一位疾控人员告诉八点健闻，“患者来了，医务人员不可能不管，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另外，还未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人中，不少人已经感染了新冠。“对于这部分人群，一是他们自己会觉得接不接种无所谓了，反正已经感染过了，二是目前的疫苗接种政策也要求感染过后6个月才能接种疫苗。这样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的疫苗接种率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提上来。”上述疾控人员表示。而在很多已过或正处于新冠感染高峰的城市里，60岁、80岁老年人的感染比例并不低。北京市一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告诉八点健闻，根据他所在的中心近期的就诊数据，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可能有80%-90%的人已经感染过了。由于目前的接种量不算太大，一天在100人次左右，他只派了预防保健科的3位医护负责接种点的工作，一人负责登记，一人负责打针，一人负责留观保障。其他医护转去负责新生儿疫苗等常规疫苗的接种。“目前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形势并不妙，一是一部分严重基础病老年人群始终无法接种新冠疫苗，二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偏保守的疫苗接种策略，等于把难攻克的关卡放在了最后。”疫苗专家陶黎纳表示。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虽然这波疫情已经在全国铺开，但奥密克戎的变异特性注定，下一波疫情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疫苗，将始终是新冠防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最近这3个月可能很难，但等这波疫情过去之后，疫苗接种工作还有机会。”陶黎纳说。（张雨箫对此文亦有贡献。）田为丨撰稿微信号：sweet-wii张晓艺丨撰稿微信号：bookworming严雨程丨撰稿微信号：March_YYC李琳丨责编微信号：lilin5117严雨程丨责编微信号：March_YYC

“一开始是浑身发冷，无法缓解的冷。冷完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发烧。随之而来的症状是，关节痛、咽痛、鼻塞、腹泻……”随着国内疫情政策的放开，大半个月以来，中华中医药学会免疫学分会委员、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闫玉红接诊的都是这样的症状典型的新冠病毒感染者，闫玉红和中医同行们把此轮病毒感染的症候归类为中医理论中的“寒湿”，应对之法便是“温补”。“只要是开对了症，一剂中药下去，病人的症状就能缓解很多。”冬至之前的这两周，闫玉红都在帮助患者对抗发烧、酸痛等急症，冬至之后，第一批患者逐渐康复，闫玉红则开始帮助他们进行后续的调养。闫玉红解释称，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的寒湿症候，中医认为最重要的是“扶正祛邪”，所谓的“正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抵抗力。所以无论是在治疗阶段，还是后续的调养阶段，都能在药方中看到参类的出现——中医界对人参的共识是，能够抗疲劳、增强体质。闫玉红建议疲劳、气虚、劳累或者睡眠不好的患者，可以使用红参——一种经过蒸晒炮制的人参，进行新冠感染的后续调养。那么，在这个亟需提高免疫力的冬天，我们究竟能否寄望于红参制品？△中华中医药学会免疫学分会委员、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闫玉红人参能提高免疫力吗？中医对人参的认可，古已有之。而西医对人参的研究和迁移使用则刚刚开始。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金英花告诉八点健闻，实际上，作为人参的主要活性成分，人参皂苷早在1963年就被分离鉴定出来了，但是其作用靶点以及作用的分子机制未获解析，使人参功效不被国际主流生物、医学界广泛认可，其应用也受到限制。金英花是从1996年起开始专门研究人参的，她的研究方向包括人参作用机制的研究与人参产品的开发，恶性肿瘤精准治疗靶点的研究，以及抗肿瘤中药新药的研发。也正是因此，金英花身边有不少学生和亲友都是常服人参产品的。在这一轮新冠病毒的侵袭下，金英花发现，从她身边人群的样本来看，常服人参产品的人群中新冠病毒感染率显著降低，即使感染了症状也较轻，发病到转阴时间较短。而这不过是一个小样本人群的佐证，对于金英花这样有着生物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士而言，更有说服力的一定是科学的研究。关于人参在预防新冠、抗病毒、提高免疫力方面的作用，国内人参权威期刊杂志《人参研究》于2021年发表过一篇题为《人参对预防新冠肺炎的潜在作用研究进展》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人参的主要的药理活性成分为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具有抗炎、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抗肿瘤和抗病毒等作用。”“人参具有直接抗病毒或者提高免疫力间接抗病毒的作用，并且有利于降低机体炎症反应程度，保护器官功能，干扰病毒在细胞内的生理周期。”2014年起，金英花教授课题组开始对人参皂苷开展现代生物学研究，进行系统筛选人参皂苷人类靶点的工作。课题组发现红参中存在的特征性稀有人参皂苷群通过靶向抑制NF-Kappa

2022年12月26日深夜，国家卫健委突然发布公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解除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采取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实施“乙类乙管”。2020年1月20日，同样是一个深夜，国家卫健委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冥冥中似有遥远的呼应，因新冠病毒而起的起点和终点都发生在深夜。这三年像一场深夜中的长跑。面对面的交谈、自由的流动、人间的烟火变得遥不可及，生活中那些曾经稀松平常的事物竟是那么珍贵。在历史性的瞬间发生后，昨晚，有人立刻脱下了身上的防护服，有人购买了前往异地甚至异国的机票，人们对于正常生活的向往在顷刻间迸发。过去一个多月，从11月10日的“二十条”、到12月7日的“新十条”，社会面在事实上已逐步放开，这为此次“乙类乙管”打下了前奏，也给这一次决定带来了客观的现实基础。如今随着“乙类乙管”的提出，多条措施全部回到合理的法律框架内。昨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的《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提出，2023年1月8日起，对乙类管理将会有以下调整：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实施分级分类收治并适时调整医疗保障政策；检测策略调整为“愿检尽检”；调整疫情信息发布频次和内容。依据国境卫生检疫法，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12月12日，一封内部信打破了互联网医疗公司“好大夫在线”的平静。人力资源部门落款为“CEO王航”的邮件告知全体员工，公司即将转型、裁员。“由于疫情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需加强业务的抗风险能力，迎接很可能面对的挑战。”信中，王航还提出，希望公司能摆脱对融资的依赖、自负盈亏；甚至直言，公司由创业期的以产研为主，快速转型为以市场开拓为主。王航发送的不只这一封信。一位投资人告诉八点健闻，上周，王航同时向各方写了信，有给员工的，也有给合作方与股东的。“我们几乎和员工在同一时间得知好大夫要裁员的消息。”该投资人说。另一位接近好大夫的业内人士则透露，此次裁员比例预计50%，或多为研发岗。好大夫裁员的消息，迅速在互联网医疗圈激起一圈涟漪。有人注意到，信中的“自负盈亏”、“由创业期的以产研为主，快速转型”等措辞，似乎是这家成立16年的互联网医疗公司，首次在公开场合做如此表达。在互联网医疗圈里，好大夫一直有鲜明的风格：不卖药、不自建医院、不做医疗广告，专心做问诊平台。因此，其一度被称作互联网医疗的“良心”。但外人对好大夫的好感，无法转化成营利，更无法带领好大夫渡过危机。2017年至今，好大夫已5年未传出融资消息，上市计划也屡遭搁置。业务增长乏力、连年亏损的同时，这位“老大哥”还面临后来居上者——已上市的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的冲击。而且，还要面对疫情流量红利逐渐褪去的现实。多位受访者表示，疫情后的这3年，似乎能看到好大夫的焦虑。“好大夫焦虑的不是怕活不下去，而是怕落后、怕被同行超过，怕太保守，怕看不清而失去机会。”一位受访者直言。甚至在该受访者看来，此前持续的焦虑让好大夫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而当下，好大夫到了“不得不决断”的时刻。危机降临，放不下的焦虑从今年开始，好大夫裁员的风波就没停过。11月底，有业内人士曾向八点健闻透露，当时尽管好大夫的线上系统仍在运行，但内部已开始停工，不清楚工资是否能按时发放。一位受访者解释，那时北京迎接新一轮的疫情冲击，朝阳区很多小区被封，公司员工只能居家办公，拿最低工资，这引起了员工不满。类似情况，今年5月北京疫情时也发生过一次。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同行都清楚，好大夫每年有少则几百万、多则一两千万的亏损，外加每年的运营成本，到今年可能真的很难。“据说，好大夫从年中就开始只发最低工资，也经历了停工停产。中间部分人复工过，紧接着就是12月的裁员。”好大夫方面向八点健闻回应，这将是一次内部“大换血”——此次战略调整，公司将减少产研团队的占比，扩大一线拓展、销售、运营团队的规模，最终团队规模预计会比现在更大。实际上，好大夫成立的16年间，团队规模一直如过山车般起伏变化，经历了扩张-缩水-再扩张-再缩水的过程。有受访者表示，对一家公司的发展来说，这也正常。前员工李斌（化名）多年前入职好大夫后，见证了公司人员规模一年内从600人飙升至近1000人的过程。“那时我觉得步子迈得太快了。因为公司没有新的增长点，还是靠传统业务拉动。果不其然，当时规模扩张后，2016年底和2017年又裁了两拨人，公司回到了五六百人的规模。”一位互联网医疗从业者回忆，2017年好大夫的账面上曾一度只剩下够两个月开销的钱，遇到了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不得不裁员。好在当时腾讯“出手相救”，领投2亿美元，好大夫完成D轮融资后，再次扩容。直至今年12月，好大夫再次大幅裁员。每一次团队的扩张缩水，都折射出公司背后的财务状况。5年间，好大夫的融资步伐暂缓。李斌坦言，“因为通常情况是，如果一家公司没有太多创新的商业模式、实现盈亏平衡或有大的战略变化，到D轮融资很难融到更多的钱了。”为什么不早点上市？这是缠绕好大夫多年的另一个问题。2021年八点健闻再度向王航提问时，他的答案一如既往：“上市不过是个融资手段，（一个企业）在公开市场里被估值。当大家脱离本质讨论上市时，更多寄托着上市就能成功的希望。但其实，上市后跌破地板价的例子不胜枚举。”上述互联网医疗从业者透露，这些年投资人也有催过好大夫上市，但王航还是拒绝了。而好大夫真正的焦虑，可能来自于疫情之后。2020年疫情初期，互联网医疗迎来过一段爆发期，丁香园出品疫情地图，流量几十亿；微医等平台与政府合作线上医保支付；平安好医生推出线上免费问诊，好大夫也进行了跟进。经历了一波小高潮，流量回落是无法避免的情况。但王航的深层焦虑并非来自流量下降本身，而是担心流量下降后，平台上的医生会不会被别的平台争夺，继而流失？焦虑之际，好大夫寻找了一家资深咨询公司，为其做战略规划。“在家就能看专家。网上问诊，双手点赞好大夫。”2020年，国内疫情稍见平稳后，好大夫就快速推出了新的宣传语，和高辨识度的新LOGO——白蓝配色里，一双点赞的手。这些直白又醒目的广告，迅速出现在客流量大的黄金地段。在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机场、地铁、写字楼、电梯里，好大夫的广告醒目易见。“以前投不起广告，疫情期间便宜，我们就捡个漏。”王航曾向八点健闻称。但医疗始终是老百姓的低频需求，广告投放可能会带来流量增长，但却很难直接转化成需求。在多年前，春雨医生就曾做过分众传媒的广告投放，随后被证明效果平平，好大夫这一次广告投放的效果，在业内人看来，是步了春雨医生的后尘。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战略规划和投放广告上，好大夫花费了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却没有转化为商业效益。前员工李斌回忆，当时公司对是否该大规模投放广告也存在分歧。“我们研究过这种模式，认为应该定点、更加精准地投入广告，小步慢跑，看看效果再说，不会一下子砸大几千万进去。”难以寻找的商业出路没能找到一个足够赚钱的商业模式，是好大夫始终踟蹰不前的核心原因。在公开信曝光后，好大夫对八点健闻回复称：在商业模式上，好大夫已经推出了第一个真正的商业收费模型——平台使用费，并且为其增长方式探索出了清晰路径。所谓的平台使用费，就是对医生诊疗服务费的“抽成”，这是互联网线上问诊平台的普遍营利模式。但这部分被好大夫视为是目前最主要营收模式的“抽成”，往往并不多。在不少人看来，好大夫在线是一家非常“矜持”、理想主义色彩浓郁、像苦行僧般坚持的企业。2021年7月17日，在北京朝阳区Dream2049国际文创园的好大夫在线总部，王航对好大夫全体500多名员工做了一次内部讲话，重申了著名的“三不做”——不卖药、不办线下医院、不做患者广告。作为强监管行业，互联网医疗的触角和想象空间始终有限，好大夫坚持着这种洁癖式的价值观，几乎堵死了那些容易赚钱的道路。尤其是“不卖药”这一条，几乎带着某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勇色彩。王航此前在接受八点健闻时表示，“在好大夫，如果我们既做诊疗又卖药，那老百姓看病的公平性如何保障？”王航认为，新医改以来一直强调医药分开，如果医和药在线下必须分开，那么在线上也同样需要分开。“基本不碰药，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好大夫没有把办法给问诊的患者提供解决方案，没有闭环。就算找一个专家看病，也不能完全靠咨询，得去给患者干预和开药。”一位互联网医疗从业者反驳说，合理的商业行为对患者是有益的，用药的服务可以由医生来提供，作为平台方做好监管，防止伤害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就好。以同行为例，无论是阿里健康还是京东健康，都以卖药为核心，不断扩展互联网医疗的业务范围，并最终走向了商业的成功。上述从业者还认为，经过互联网医疗里几年的发展，好大夫“守医”不能自拔，要警惕被行业里更轻更便利的、医和药结合的、服务一体化的互联网诊疗模式所替代。“三不做”的约束下，好大夫也在寻找新的营利增长点。2020年底，好大夫推出了会员服务，将服务对象从患者拓展到健康人群。该项服务的费有两个档位，一档是1399元/年，可供一家三口使用，需要等待一个月生效；另一档是5000元/年，即买即用，仅供单人使用。其实从定价策略上不难发现，这项会员服务有着极强的保险色彩。此前王航接受八点健闻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既然不想做药，那保险或许是个可行的增长途径。然而这是不是新的盈利点？王航自己也拿不准，他曾回答说，“我希望它是，但现在还不确定。”王航表示，好大夫愿意再用3～5年时间解决医疗服务的质量问题，形成线上线下打通的专业医疗服务体系，等待回报。作为一款已经上线2年的产品，会员制的效果和增长能力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王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国人对于为医疗服务付费的意愿仍然不强，即便这项服务的价值已经远超其价格。而在好大夫对八点健闻的回复中，他们表示，好大夫将大力推进面向B端的会员服务，这是经过探索、测试，业务基本成型的一项商业产品。并且，目前已经开始组建会员的销售团队和服务团队。上述从业者还提醒，好大夫发展了16年，时至今日仍在强调做好医生服务，但是其他平台却已经可以高效地利用“智能分诊”和AI等新技术实现降维打击，好大夫则一直偏人力密集型模式。求索16年，好大夫在“医”的道路上坚持前行，却始终没有找到吻合生态闭环的方法。料峭寒冬过后，还会有春意吗?其实，疫情第三年，裁员瘦身的风潮不止影响了好大夫，也让多个互联网医疗行业巨头深陷漩涡。2022年3月，多家媒体报道称，互联网医疗领域企业微医正进行一轮大幅裁员，员工人数从2021年的4000人降至3000人，未来团队可能进一步缩减。此外，微医还在进行薪酬福利制度改革，包括降低基本工资、将员工薪酬和业绩挂钩等措施。今年4月，京东健康也进行了大幅度裁员。一位员工表示，“京东健康核心部门医药部的裁员比例约20%，之前被大力扶持的互联网医院板块，裁员可能达到60%~70%。”今年7月，据《财经》报道，阿里健康内部负责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鹿部门近期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框架调整——有关互联网医院的业务保留，“其他人基本都裁撤了，或者调岗。”今年互联网医疗企业裁员，有一个重要背景。2022年3月15日，《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发布，其中强调互联网医疗机构不得首诊，严禁在处方开具前，向患者提供药，严禁以商业目的进行统方。此外，2022年9月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也对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平台责任履行、监督检查措施及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在药品销售的监管收紧和经济形势下行的双重冲击下，互联网医疗不得不走向重塑之路。这对于以提供医疗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好大夫来说，本该是利好消息。然而在投资人看来，单一在线问诊服务的商业模式并不乐观，在投入上像个无底洞，只能源源不断地依靠烧钱来维持增长。时至今日，“新十条”公布，疫情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这在互联网医疗从业者的眼里，是好大夫和互联网医疗问诊的再一次机会。12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发布《关于做好新冠肺炎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通知》提出，医疗机构（包括互联网医院、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诊疗平台，依据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有关要求，为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患者，在线开具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处方。互联网医疗的首诊禁令破冰。各地闻讯而动，12月13~14日，贵州、北京、广东、山东等地陆续有医疗机构官宣，对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症状的患者开展线上问诊并接受首诊。一位互联网医疗领域资深从业者认为，这可能是互联网诊疗服务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疫情形势和国家政策都已经给了这样的便利条件，如果互联网问诊再做不起来，真就说明这个行业没办法普遍做线上了。”在多名从业者看来，互联网诊疗并不是一个会走向衰落的行业，甚至仍然生机勃勃，只是在看见火热的未来之前，仍有料峭的寒冬需要一同渡过。“春意一直都是存在的。这个行业的需求下降了没有？这是核心问题。需求在，春意就仍然会在。”一位从业者说。严雨程丨撰稿微信号：March_YYC史晨瑾｜撰稿微信号：scj389129661李琳｜责编微信号：lilin5117

从“二十条”到“新十条”，短短一月，疫情防控政策骤然放开，多地阳性病例激增。大批患者涌入医院，发热门诊爆满甚至被迫关停，一些患者需要排队整夜才能见到医生……严防死守近三年的“院感”红线已被突破，一线城市大医院的医护感染数从个位数飙升至近千人。“尽量不死人、保住住院部”，成为一些医院的首要目标。在地市级和基层医院，许多医护人员甚至从未与阳性病例正面“交锋”，首次上阵即是正面遭遇战，压力与慌张，可想而知。此前，“院感”一向是全国上下数万家医疗机构的禁区。为防院感，许多医院被迫拒接病人，大幅压缩门诊和住院手术。与此同时，大批医护人员被抽调核酸、方舱前线。医患矛盾丛生，医院之“不可为”、“不能为”，既为外界诟病，亦是广大医护人员内心无奈之痛。传染病专家张文宏指出，接下来的一个月将是医疗机构承压的至暗时刻。“如果医疗管理做得不好，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院内感染导致减员，同时患者感染，病死率增高。”面对这场“生死时速”的大考，也有医生对未来表示谨慎乐观，认为院感追责取消后，政策与人为的干扰减少，医院能腾出手来专心应对疫情的冲击。无论悲观或乐观，上至超一线城市的顶级医院，下至县域末端的基层医院，“战前”甚至“战时”的紧张气氛与压力已传导到每一名医护身上。中国医疗体系编织的巨网，正试图兜住超重坠落的疫情冲击波，政策转向分层、分级、分流收治病患，期冀分解重压，拉平感染曲线，实现“软着陆”。阳了的医生越来越多近两周，奥密克戎以迅雷之势撕开了北京众多医院的防线。感染的医护人数从几十人飙升至几百人，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11月30日，北京一家三级医院内陆续有涉阳情况发生，仅1天之后，第一例医护人员阳性便出现在发热门诊。随后，不到一周时间，医院里数个科室，从患者、医护人员，到保洁、护工在内的医辅人员，相继出现感染病例。彼时，疫情防控“新十条”尚未出台，核酸阳性人员均要被集中隔离。护士长万玲（化名）和科里的每个护士都在办公室里备了便携式手提包，里面放着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各种小零食和卫生巾，她们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一旦有情况，提着包就能走”。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开，院内感染更是势不可挡，这道曾被卫健委三令五申的绝对红线，再未在医疗系统内外公开提及。口子一旦被撕开，感染人数便不会在个位数休止，院内感染的冲击潮，比预想的“更快、更猛”。据北京一位三甲综合医院的工作人员向八点健闻透露，仅一日之内，他所在的医院便测出来700多医护阳性，部分专科近乎全员中招，最后只能留一位医生坚守科室。截至12月7日，北京另一家大三甲专科医院里，据管理者马翔（化名）透露，每天因本人阳性、家人或同事阳性而不能到岗的人员累积达到了700名左右。这个数字，约是该院官网上公布的全院职工数的20%。在距离北京不远的河北保定，医疗资源更薄弱，也更早遭到病毒的猛烈冲击，部分医院在冲击下甚至取消了院内核酸。据受访者介绍，该市一家二级医院里，三分之一的医护已经阳了，三分之一的医护出现了症状，只差抗原结果一锤定音，而剩下最后三分之一阴性和阳转阴的医护，苦苦支撑着整座医院的运转。9日当天，田静（化名）所在的新生儿科，只有她一个医生和几个护士在岗，照顾7个与新冠无关的重症婴儿。她自己的抗原结果刚刚转阴，仍有点咳嗽和浑身乏力。“我们科已经算轻松了，像呼吸科、感染科、急诊科、神经内科这种科室，等不了抗原的阴性结果，没有明显症状就得返岗，否则无法维持正常的诊疗活动，”她说，“现在医院除发热门诊外的门诊量都在下降，住院量也只有同期的一半，不然根本撑不起来。”她们医院早早地取消了院内核酸，对抗原也不再做要求，要不要自测抗原，由医护自己把握。如果测出阳性，也自行上报给科室，再居家隔离。岗位不能丢，但身边的同事相继中招，今天左边的诊室关了，明天右边的诊室也停了，迟早也会轮到自己，除了无法消解的疲惫，还有一股无形的精神压力笼罩着医生们。“一开始，还是会有点担心感染新冠，后来得的同事多了，也就麻木了，但还是会担心，工作要怎么继续开展。”一位大夫说。有的医护也担心，阳了之后把新冠病毒传给家人。社会面放开之后，医护感染的概率无疑会变得更高，而万玲的父母属于新冠疫苗禁忌类人群：高龄伴有恶性肿瘤、风湿免疫病、尿毒症晚期等严重基础病，无法接种疫苗。对于自己，万玲一点也不害怕。穿上护士服的“铠甲”，她是“出征”过非典、大规模核酸采样任务时永远冲在第一线的护理骨干。但脱下护士服，离开医院下班回家后，她和无数普通儿女一样有自己的“软肋”，忧心属于薄弱人群的父亲母亲。中国的小城医院，涌入第一波阳性病人曾与疫情交手多回合的一线城市大三甲医院，此刻正式陷入一场大规模战役中。在很多中国普通城市，这将是与阳性病例的第一次交手。密布如星盘的小城市，逐渐被疫情包围，医疗机构的压力陡然增加。“没想到，疫情终究还是来了。”山西省南部Y市三甲医院的院感科主任何莹莹（化名）说，上周四下午，医院首次接诊了两名阳性病例，那是三年来的第一次。过去三年，Y市一直严防严控，所有零星的外来输入病例，都在第一时间被管控。黄码医院之外的医院，没有任何接诊阳性病例的经验。但自今年11月以来，当地疫情爆发，数千人感染。原本设置好的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已人满为患。何莹莹所在的医院派人支援，前所未有地导致6位医护感染。此前医院援助武汉和上海，都是零感染。在这些中国最普通的地市级里，往往人口百万，城市里的几家三甲医院，仅能勉强覆盖当地人口的医疗资源。当真正面临第一波阳性病人的冲击时，迷茫、措手不及，是多数医疗机构的状态。“当医院接诊阳性患者时，感染科护士长很慌，问我医务人员是否应该闭环管理，其实我也不清楚。”何莹莹说，“12月6日起，优化就医流程的方案自国家和省市层层下发，但到了医院里，政策执行一团糟。”此前，与大多数的普通城市类似，Y市在当地卫健委的调度下，设置了红码、黄码医院分流患者。最新政策则打破了此前的方案，在单体医院内部划分独立区域（院区、楼栋、病区或病室）接诊阳性患者。即使收到了政策，但何莹莹所在的医院一时间并没有启动院内分区的流程改造。“因为不知道怎么做。”何莹莹还有诸多困惑，“市里的文件要求把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收治普通型和没有重症倾向的阳性患者。那么过渡期间，阳性患者是送到方舱还是在医院里收治？”对于零经验、没资源、缺人手的地方普通三甲医院来说，大城市医院的模板做法似乎格格不入。随着疫情管控放开，留给这些医院的窗口期不多了。有些地方医院未雨绸缪，早在石家庄尝试“放松”时就预见端倪。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就在此列。在国家发布优化就医流程方案之前，这家县医院就将急诊阴阳分区，腾空了1万平方米以扩容发热区域。其中，约六千平方米作为阳性患者病房，约三四千平方米作为门诊区域，同时增设了两个阳性手术间。防控政策调整后，东阳市委向医院提出了三个朴素的目标：社会面不恐慌、医疗资源不挤兑、尽量不死人。在市里的调派下，一旦出现疫情冲击，该院还要负责定点医院30个ICU床位和200张普通床位的人员配置。在该院常务副理事长应争先眼里，医院已经做足了准备。但即使如此，未来随着疫情席卷，医院院感的发生，依旧不可避免。对于院感，位于东南沿海某市的ICU主任张黛（化名）抱持相同的观点。“怕院感是思维惯性、体制化的表现。事实上我们要接受现实，新冠重症率低于流感，流感没有说怕院感的。”张黛目前在医院分管疫情，她告诉八点健闻，文件发布了，但自己所在的医院应该不会分区收治。“因为院感防不胜防，按照阴性和阳性进行分区，也没有意义。事实上的放松限制已经在进行中，只要上面不检查就好。”张黛感觉到，当下所有政策变化混乱，但治疗的医生心里是有底的。她对未来表示乐观，“人为干扰越多，医院就越折腾，应该去坦然面对。”医疗机构已陆续进入“至暗时刻”随着感染人数不断走高，疫情防控政策迅速调整，最先被冲击的大医院们，已经开始面临着“每日一变”的挑战。12月3日开始，虽然公开政策尚未松绑，但北京多个社区已不再强制要求阳性患者去方舱隔离。居民上报自测抗原阳性后，得到的回复是可以在家自行隔离、等待痊愈。彼时，北京的方舱和定点医院几乎全部满员，许多非定点医院面临两难局面：阳性患者无处可转，无症状或轻微的阳性患者往往被劝返回家，有基础病的则留在自家医院原地治疗。疫情形势严峻且不明朗，很多医院在做未雨绸缪的打算，要求各科室控制住院患者量，整体住院量控制在50%~60%左右。而一些要求比较严格的医院，还会要求患者未全部出院的病房，暂停收治住院患者，直到全部患者出清。“我个人感觉放开稍显突然。”12月6日时，北京一家大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八点健闻，医院都在加紧制定新的应对措施。该院当时最早的办法就是全力降低患者密度，一边劝非危重患者尽早出院，一边限制新收患者数量。然而，两周的变化，对医院来说风起云涌。疫情三年，医院第一次感觉政策和应对策略，都坐上了过山车。12月7日疫情防控“新十条”颁布，社会面核酸被取消，多地卫健委相继调整策略，令医院门诊不再查看就诊患者的核酸阴性证明，但医护的每日核酸照常进行。大规模院感来袭。这给医院管理者们带来了普遍的压力——患者来了，医院要应收尽收，但医护大量阳性下，医院的人手可能不够了。为了应对，12月7日，北京部分医院先行一步，自行取消了院内医护核酸。“阳性医护原则上还是不上班，但院里已经通知由各科室自行把握尺度。”12月9日，北京另一位大三甲医院的医生称，“医院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不能停工，所以，医护只要没症状，能上班就上班。”8日、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连开新闻发布会，强调医院既要做好新冠患者的救治，又不能影响日常的诊疗秩序，建议在门诊、急诊和住院区域设立缓冲区；同时要求所有医疗机构接下来都要接诊阳性患者，不得以核酸结果来区分是否接诊。随后，在网传的12月9日北京市医疗工作保障会议信息上，重新要求医务人员不再测核酸、不判密接，除发热症状重的医护人员安排轮休外，其他无症状的安排在相应岗位工作，保证达到80%到岗率。12月10日，多地医院几乎完全松绑，医护人员作为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需1天或2天一测核酸，这一持续了3年之久的惯例成为历史。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中国的大部分医院里，几乎每天都发生着变化。这成了另一种新的日常。同一天里，上午和下午的情况都不一样，第二天和第一天又不一样，有时候一天能开5场会议。“根据最新的政策内容，大家都在试着执行，每家医院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马翔说。他所在的医院，由于医护人员不再测核酸，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也不再闭环管理，加上北京各二级医院发热门诊的增开，人手压力意外地缓解了一部分。此前，该院建筑面积达4千多平米，囊括了病床、检验检测、手术室、门诊等各项功能的“阳性楼”早已住满。10日下午，各个病区都在考虑划出专门收治阳性患者的区域。“恐怕很快也会收满，目前医院日常的门诊量、住院量有了逐渐上涨的趋势，门诊不看核酸了，阳性患者的数量一定会非常多。”他说。同一天，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在疫情防控直播公开会议中提出，要控制整体感染员工的比例，做到医务人员尽量少阳、尽量晚阳，“把时间段延长，不要聚在同一时间段爆发感染”。医护人员改戴N95或KN95口罩，发热门诊、核酸采集点和进入阳性患者房间的医护，还要穿戴隔离衣、帽子、手套和面屏。对经历过疫情考验的大城市医院来说，分区救治已经驾轻就熟。万玲所在的医院里，每个病区都常态化预留10%-20%的空床位作为缓冲区域，供疑似病例、密接人员、弹窗及高风险地区患者隔离使用。一旦病区中发现核酸阳性，科室会迅速把阳性病例就地单间隔离，同时把同病房的其他患者转运、分散到其他房间进行观察。阳性确诊患者待在红区，照护医护和待观察患者待在黄区，这2个区与绿区之间断绝接触。“经过3年疫情来的训练，我们现在半小时就能搞定这件事了，绝对不会让阳性患者和非阳性患者待在一起，”她说，“最大的担心是，阳性患者以后如果越来越多，医护人员80%到岗率可能很难达到，目前科里感染的同事症状都较重，几乎个个高烧39度、浑身酸痛，没有无症状的。带病坚持上岗，万一出了医疗差错，也会很麻烦。”但阳性患者数量激增已经成为现实。12月10日晚，北京急救中心发布重要提醒，呼吁新冠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患者请勿拨打120热线，为急危重症患者留出急救热线通道。在国家卫健委公开的信息里，北京协和医院已在加速推进发热门诊、急诊、阳性隔离病房的扩容。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可能是医疗机构的至暗时刻。“医院要做的所有努力，就是要比社区感染的速度慢，只要熬过最近一个月，下个月的压力就会比较少。但高峰期会遇到很大的压力，如果医疗管理做得不好，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院内感染导致减员，同时患者感染，病死率增高。”张文宏在华山医院的疫情防控直播公开会议中如此说道。田为丨撰稿微信号：sweet-wii史晨瑾｜撰稿微信号：scj389129661严雨程｜撰稿微信号：March_YYC李琳丨责编微信号：lilin5117

你是否见过一艘巨轮在疾驰中忽然掉头？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12月7日下午，在距离“二十条”发布仅26天后，“新十条”闪亮登场。内容上看，“新十条”的“松动”迹象明确，多用“不得”、“不再”作为新规要求，令行禁止的底线意味呼之欲出，颇有怒断缰绳的气势。一时间，人们欢呼雀跃，与过去挥手道别，似乎一个时代就此画上了句号。的确，至少从现在看来，核酸检测和健康码的时代可能真的要落下帷幕了。“新十条”的第二条强调，要“进一步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减少频次”。此外，这一条直接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列举了需要核酸检测的几个特殊场所，而其他场所一概“放行”，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在这一条里，还有个极重要的内容——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这意味着，跨省人员流动将不再受到限制。对此，北京和上海率先响应。北京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进返京人员将按“新十条”执行，而上海则发布消息称“抵沪不满5天”相关限制取消。从京沪两地的反应速度上看，可能很快会有更多城市宣布落地执行“新十条”。“新十条”发布以后，多个OTA平台机票酒店预订量猛增。据21世纪经济报道，携程平台上的机票瞬时搜索量猛增160%，其中春节前夕（腊月二十五至除夕）的机票搜索量暴涨至三年以来最高点。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国多个大城市的疫情仍处于高位运行阶段，而冬季叠加春运大潮已经近在眼前，此时取消核酸和解除跨省人员流动限制，未来的感染规模可以相见。一位中疾控人士透露，“二十条”出台以来，虽然很多地方都有跟进，但是落实程度不同，导致松紧程度也很不一样，仍然对于人员流动造成了限制，需要一个更基础的政策来兜底，确保人们能够在各地之间畅行无阻，这才了有“新十条”的出台。但意外的是，原本预期“新十条”会在春运的返程高峰结束后再徐徐图之，却万万没想到出台的如此之快，并且步子迈的如此之大。实际上，在疾控系统内部曾有过讨论，中国究竟能否在“放开”以后，把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所管理好，保持这两个部分的安全，然而推演多个版本的结论都是偏悲观的，“尤其是像养老院、幼儿园、学校还有一些半封闭式办公的机构场所，即便管理的再严格再谨慎，只要有人员进出，最多也只能做到暴发的晚一点，但暴发仍然是迟早的事情。”忧虑之处在于，大踏步放开以后，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一波全国冲击，我们究竟是否做好了准备？

迈向12月的短短5天，国内数个大型城市，甚至省份，陆续发布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共同传递“松动”信号。据不完全统计，大城市如广州、成都、北京、重庆、郑州、天津、上海、深圳，省份如山东省，纷纷宣布防疫“减码”——11月30日，广州和重庆打响第一枪。广州多区陆续发布通告，即时解除临时管控区的管控措施，按低风险管理。同日，重庆宣布中心城区逐步放开，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12月1日，成都宣布，不再出示核酸阴性证明，出示健康码绿码，测体温、扫场所码，即可进入其他公共场所及乘坐公交、地铁等市内公共交通工具；12月2日，北京宣布，自12月5日起，公交、地铁不得拒绝无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乘客乘车；12月4日，上海宣布，自12月5日起，乘坐公共交通、全市公园、景区等室外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截至目前，全国5个超大城市成都、广州、天津、北京、重庆，均已针对出行优化了疫情防控政策，部分场所持绿码即可通行，无需核酸检测结果。“松动”的措施虽透露着一丝谨慎，但传达出的信号却在不断增强。一场防疫放松的“软着陆”试验，将在各地上演。而在罕见的“放松”政策调整后，感染者增加将是无法躲过的冲击。接下来要经受考验的不仅是城市治理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的应对，老年人疫苗接种的效率，还有对正常生活的摸索。“松动”下一步，我们如何与新冠病毒相处？会付出昂贵代价吗？城市里“走小步不停步”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调整，看似突然，实则有迹可循。自“二十条”发布以来，防控政策的改变从“民间”一路延伸至“官方”。早在11月最后一个周末，北京多个小区的居民根据“二十条”与居委会和街道协商，要求取消不合理封控，在陆续取得成功后引发大量关注。11月29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松动”的端倪开始显现。那场发布会上，一位发言人明确指出，奥密克戎变异株及其若干进化分支的致病力和毒力相比原始株和德尔塔等变异株明显减弱。敏感的专家嗅出信号，这或将意味着“消灭病毒”不再是工作的重点，在加强对最脆弱人群保护的前提下，找到一个与病毒相处的最优模式，将是接下来的重要任务。11月30日和12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就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召开两场座谈会，并两次提出，要“走小步不停步”的优化完善防控政策。随后几日，各地迅速反应，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包括且不限于——临时管控区解除管控、调整密接者隔离与判定规则、核酸检测时效要求放宽，部分人员不再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公共交通不再查验核酸检测结果等。香港大学病毒学教授金冬雁认为，中国多个大城市密集调整防控政策像一种试水，“我们正在试着小步走，摸石头过河。”以香港为例，目前可以认为香港地区的新冠疫情已经实质上走向终结，不会再出现大海啸。虽然香港现在的每日感染者仍然不少，但是引发重症和死亡的情况很少，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也不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聚光灯下的石家庄，自防疫措施放松起已过去四天。这座常驻人口1123万、距离北京300公里的城市，在封控静默10多天后，防控措施骤然放松，取消全员核酸，复工复产复课。四天里，石家庄的疫情神奇趋缓。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石家庄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从541人下降至323人，新增确诊人数从3人变为0人。像是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突变令居民们措手不及。在乐观与恐慌交织间，人们犹豫不决——不愿吃第一只螃蟹的人躲在家里，另一些人则踏出家门试图重拾正常生活。15日，小红书上的一条高赞视频里，石家庄育才街两旁的梧桐满树金黄，枝条低垂，交错掩映。被树木庇护的马路也恢复往日的热闹，骑行者络绎不绝，铃声叮叮，行人穿着厚袄，戴紧口罩，在街头漫步。目睹此景的网友在评论区纷纷感慨，羡慕不已，说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也有人许愿道：“接自由”，“接恢复正常”。逐渐回暖的城市图景背后，也涌动着不安。一位家住石家庄的医疗从业者发来的照片里，公交、地铁里还是空空荡荡。他抱怨大批核酸点被撤，几千人在仅剩的检测点排队几小时测核酸，医院的自费核酸点也人满为患。学校要求复课，家长找各种理由帮孩子请假；连花清瘟抢购一空；连广场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也前所未有不约而同地戴好了口罩。作为全国首个大型试验场，石家庄的成败，或将影响其他城市接下来的疫情治理。然而，当新冠“假想敌”消失，面对放松后必然的混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反复，石家庄真的准备好了吗？无所适从的石家庄人14日清晨，石家庄紧邻城区的某村村民丁兆峰（化名）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村口事先布置的防控网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撤回”了——各种挡板、升降架设置的路障被迅速清除，门岗撤掉，防疫人员就地解散。前一晚，防疫红线才刚刚收紧。大型升降架开始占据村口道路，车辆不被允许进出，大量穿着白色防护服的疫情管控人员出现在村口和道路上。种种肃穆和紧张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这座小村落又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如同一场即兴演出，一夜之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早早起床的村民们看着空荡荡的村口和街道发愣，难道昨晚亲眼所见的防疫措施，只是一场梦？”没过多久，大家从网上了解到石家庄“放松管控”的传闻，有人急匆匆在微信群里询问村支书实情。良久，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在犹豫和谨慎中，试探着出门的人们发现，“放松”的迹象已经显现。与此同时，社会面的核酸检测点位大幅减少，村里也不再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医院、银行等少数场所除外。想要去银行办理业务的丁兆峰，不得不前往医院进行核酸检测，“大半夜的，天寒地冻，医院门口排着老长的队。”“外松内紧”，丁兆峰用这个词来形容石家庄农村地区在“放松”后的状态。同在石家庄某县城的大三学生罗宇，“放松”后也感到很不适应。“遵守了三年的定期核酸、到每个公共场合都要求扫码突然取消了，非常不习惯。”周一，罗宇家小区外面的核酸检测点已经撤掉。周二，即使不要求72小时的核酸，罗宇还是骑上车，出门寻找其他检测点。他发现，县城里平日门可罗雀的检测点，人群已排队绕小广场转了两圈，至少有一百多人。“视觉上特别震撼，平时不会有这么多人做核酸的。大家主动去做，有些超乎寻常。”罗宇平时不喜欢出门的奶奶，也选择在当日做核酸。不愿排队的罗宇，最后到医院自费3.4元，做了混检。对罗宇来说，三年的核酸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尽管有诸多麻烦，也曾吐槽无数次，但绿码通行证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为他的自由出行赋予了正当性。取消核酸后，安全感瞬间被打破。即便大规模核酸检测有假阴假阳、滞后性等风险，但是当这张脆弱的“防护网”消失时，人们无法彼此确认。马路上、商店里，周遭原本透明的陌生人，一下子变得模糊、灰暗。“你无法知道身边的人是不是阳性，自己会不会被感染”，一位环生医疗的从业者章明志（化名）告诉八点健闻，“社会面没有清零，核酸又不做了，真实的情况谁都不清楚。”疫情中长期倚赖政府“兜底”的市民，被期待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也是11月12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中所呼吁的。在又一次突袭的不确定性中，人们徒劳地捕捉着确定性。排队做核酸，确认自己没被感染；抢购感冒药，以保证感染后有药可治。居住在石家庄下辖县城的李爽（化名）告诉八点健闻，在村里开大药房的同学发朋友圈通知连花清瘟少量到货后，母亲早晨八点去抢购，药店已经堵得水泄不通。原本24粒十元一盒的药，涨到了14元一盒。“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好几盒好几盒得买。而且药店总断货，别的村没有大药房，村民都跑到我们村来买药。”章明志则略带欣慰地向八点健闻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他左手里足足拿了十二盒连花清瘟颗粒。“所有的药店都卖断货了，只能通过朋友的渠道拿到。”罗宇和章明志都认为，恐慌是暂时的，大家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人家怎么弄，我们就怎么习惯。人家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听。”罗宇说。政策摇摆，走两步退一步关停仅一天后，石家庄部分免费核酸点又重新恢复。据媒体报道，卫生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在原有的基础上，在长安区、新华区、裕华区、桥西区增设了不少于30个免费核酸采样点。”张小笠（化名）也于15日收到了小区关于开放采样点的紧急通知。工作人员在群里提醒，重新采核酸可能造成扫码系统不定时卡顿、速度变慢，为防止冀石通发生故障，一定带上身份证。得知消息的张小笠松了口气，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小区重设了免费的核酸点，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再也不用排俩小时去医院采了。”有网友回复称，长安区也增设了核酸点，物业和居委会没有提前通知，询问了大白，她们回答可以做核酸，其他并不清楚。像是弹簧，收紧—放松—再收紧，石家庄的政策反复摇摆，居民被动等待通知。在丁兆峰居住地的隔壁村，气氛则重新凝固。一位老人刚刚过世，乡亲们前去帮忙料理丧事。原本大家想着既然“放开”了，借此机会聚一聚似乎也无大碍。然而第二天（15日），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突然在群里连发了两条通知：第一条，要求所有在过世老人家聚集过的村民主动上报。三分钟之后，第二条消息弹了出来——“所有村民居家3天，不准出门！不准出门！不准出门！”这条消息被连发了三次，传递出屏幕另一边打字者的语气迫切和情绪紧张。村民们感到无奈。丁兆峰认为，村民并不害怕被感染，让大家丧失安全感的，是反复无常的疫情防控措施。“在放松这件事上，石家庄似乎没想好要怎么做。”一位石家庄退休的医院管理者如此评价。过去的十四天里，她一直待在家陪小学二年级的小外孙上网课。11月13日晚，老师在群里通知第二天返校，家长们非常担心，找各种理由帮孩子请假。全班51名学生，共请假43名。老师随后发来一份调查表，询问是否愿意上网课，家长都表示同意。于是，原本复课的计划又泡汤了。因为上网课不用早起，坐在书桌前就可以见到老师，小外孙格外高兴。但他控制不住自己贪玩的心思，开课后便拿起玩具，想认真听课，还是需要大人监管。家长康康也遭遇了一次“乌龙”。通知复课后，她的孩子周一上午前往学校，发现班里同学太少，老师便要求下午回家听网课。周二，孩子又返回学校，同学多了起来，课后的延时服务则恢复正常。我们距离疫情前的生活还有多远？激进的“开放”措施，带来的是石家庄人的瑟缩和犹疑。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冬雁认为，石家庄在做正确的事，但配套措施没能跟上。“此前新冠被妖魔化了，居民需要被更多宣教，才能不再恐慌。”十一回到老家后，李爽一直在家带2岁的孩子，把村里的大门锁上，只允许孩子在院子里边儿玩。遇到从县城回来的人，他们基本上就离得远远的，担心市区里容易有感染。“封了5天做全员，各种封村拉走隔离，第6天突然不做核酸了，跟没有疫情时一样。”李爽表达了一种石家庄式的担忧，政策调整没有让大家更安心，反而让大家更害怕了，“有点儿太放开了，哪怕七天一检、三四天一检也好”。循序渐进，小步快走的“放开”样本应该是怎样的？一河之隔的香港，或许是一扇不错的窥探窗口。早在50多天前，香港便开始实施0+3政策，即来港旅客无需酒店隔离，甚至不再需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三天内仍然不许进入餐馆、酒吧等指定场所。该政策也被视作防疫放开的一种尝试。这段时间，香港虽然入境人数增多，输入病例增加，但并未造成疫情暴发。8月底，李书（化名）从北京搬到香港短住，亲身体验了两地防疫措施差异。此前，这个在被内地防控手段“保护”起来的女孩，也担忧过感染新冠的问题。当真正踏上香港的土地后，她发现身边的好多人都已经感染过了，大家几乎都是一致的卧床休息一周，开头两三天难受一些，但只要持续休息便能痊愈。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帮助李书缓解了对新冠病毒的忧虑，接下来需要操心的就是香港的“疫苗护照”问题了。在香港，想要进出某些公共场所需要使用“电子针卡”扫码，但是这个扫码是为了确认进出者是否已经完成了特定剂次的新冠疫苗接种。在距离李书接种完成第二剂次新冠疫苗5个月的第一天，她的电子针卡突然失效了，这是在提醒她，需要尽快接种第三剂次新冠疫苗。李书就近找了一个社区进行接种，不需要预约，没有人排队，接种完成后她的“电子针卡”迅速更新为了可使用的状态。在北京的生活，想要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要经历重重关卡。生活被一道道严格的防控措施从中切断，充斥着节点，分裂成了片段。你需要掌握每个点的防控要求，才能保证这趟旅程不会半途而废。像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香港的疫情防控人员非常少，没有门口监督扫码的保安，没有普通人组成的志愿者小队，更没有监督你是否戴好口罩的管理人员。在香港，个人出行一切都是流畅自然的，从出门到地铁站再到商场，什么都不用中断。如果真的有什么限制，那也只是需要扫码并出示自己的电子针卡——这是唯一需要被查看的东西，也不再是必选项。李书发现，虽然香港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变小了，但也并没有完全回到正常生活，比如在进入酒吧之前，需要在门口进行抗原检测快筛；提供餐饮服务的机构不能开到晚上10点以后；大酒店开始在街上兜售自己制作的快餐盒饭；曾彻夜灯火通明的香港商场只营业到晚上八点半……适应了香港的松快气氛，李书偶尔也会被一些特殊的时刻点醒。有一天，她在街头看到，一个操场被设置成了核酸检测点，大家正在排着队做核酸检测。李书忽然觉得，一种北京的既视感扑面而来，“在北京四处都是这种场景，但是这个场景放在香港，我觉得格外突出和显眼，好像我在这一刻又回到了内地。”金冬雁曾告诉八点健闻，香港可能很快将向“0+0”迈进，“只要保证不把病毒散播到社区，‘0+0’是完全可行的。”6月，金冬雁参加了一场100多人的会议，吃了两顿饭。茶歇环节也有人摘下口罩去吃东西，事后发现有一位打过三针疫苗的同事感染，但包括他在内的参会者作为密接测了好几轮抗原再加一轮核酸，最终一个人都没感染。“我们每天有5000例感染，但又怎样呢？抗原检测阴性后，就可以来学校上课，我们一切都是正常的。”金冬雁说。（田为对本文亦有贡献。）史晨瑾丨撰稿微信号：scj389129661严雨程｜撰稿微信号：March_YYC陈鑫丨采访、责编微信号：chenxin_stella

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料到的“双11”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突然发布通知，宣布了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以下简称“二十条”）——密接和入境人员集中隔离时间由“7+3”缩短为“5+3”、取消次密接、高风险外溢人员“7天集中隔离”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消息如同新音乐的序章，点燃了无数期待。一时间，媒体、医疗卫生从业者、社会各界都激动不已。所有人都在猜测，这或许是一个放开的信号？没过多久，北京、广州、深圳、南京、三亚等多地表态，坚决贯彻落实“二十条”。正面临疫情挑战的广州市立刻在新闻发布会上响应，不再甄别密接的密接，对目前在隔的次密者解除隔离。一位中疾控内部人士感慨，新的防控措施以通知这种形式出台，实在有点突然，尤其是在全国疫情正在上升的阶段。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也不算突然，相关专家今年5月就已经向决策层提过，之前就讨论确定得差不多了。目前看来，“二十条”更像是一份折衷方案。在11月12日下午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它被描述为“审慎的”、“积极稳妥”和“风险可控”。在这场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雷海潮坦言，“二十条”能够明显缓解各地疫情处置当中遇到的一些瓶颈和障碍的问题，比如隔离资源紧张，隔离房间不足；流调压力大，流调人员不足。第九版防控方案于今年6月28日发布。此前，早在今年3月，第九版方案已有一版雏形草案。有知情专家称，那版草案的内容与如今的“二十条”接近。但在6月正式发布的第九版方案中，雏形草案中的部分内容未予采用。一位公卫专家向八点健闻解释，“二十条”的前10条都是照着精准防控的原则调整的，其中将入境人员密接管控时间从7+3调整为5+3，也可能会增加漏网的风险——调整措施释放的病例数会更多，“混乱（医疗挤兑）可能难免”。而后面的10条措施，更多像是强调方针和对具体措施的重申。一位中疾控人士解析，“二十条”的出台是为了响应中央的“精准防控”要求，同时兼顾“动态清零”、“经济发展”等多个目标。但以通知形式，而非以新一版防控方案的形式出台，显得有些不够正式。这位人士表示，为确保公信力，防控政策调整还是应该以防控方案迭代版本的形式推出为宜。目前的“二十条”更像一个补丁，并没有完全覆盖第九版防控方案的所有内容。有流行病学家指出，“二十条”的内容还不够细致，很多条目没有给出具体配套措施，难以真正落地。比如，“二十条”与第九版防控方案如何衔接？相应的配套措施如何落地？以及，对于没有覆盖到的内容应该如何执行？有冲突的内容又如何选择？这些都很考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也有流行病学家评价，无论如何，“二十条”至少是态度上的重大调整。集中隔离改居家、取消次密接，会带来什么？拆开来看，“二十条”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最受关注的主要是特定人群管理调整和风险区域等级调整。对于密切接触者和入境人员，管理措施均由“7天集中隔离+3天健康监测”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总隔离时间增加1天，管控时间减少2天。一方面，这两类人员可以提早两天回到社区，为集中隔离点工作“减负”。但也意味着，居家管理的要求提升了，社区承担的防控责任更重。多位专家指出，“7+3”到“5+3”的调整，符合目前对奥秘克戎变异株的认识。奥密克戎变异株平均潜伏期进一步缩短，多为2-4天，绝大部分都能在7天内检出。时至今日，奥秘克戎变异株的代际传播变得更快了。11月10日，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张周斌表示：此次疫情病毒潜伏期较以往更短，病毒只需要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感染到传播的过程。八点健闻注意到，近日被国家卫健委称赞“抗疫科学精准”的香港，目前对入境人员采取的是

怡禾佳门诊部关门的那天，创始人裴洪岗没来得及好好道别。10月10日，深圳气温略降，微风中能感受到一丝秋意。福田区阳光高尔夫大厦8楼，怡禾佳门诊部结束了最后一天的营业，走廊与诊室堆满了纸箱，保洁阿姨穿梭在其中整理打包，现场一片狼藉。本该出现的裴洪岗，却被居家隔离。下午三点十九分，沉闷的房间里，胡子拉碴的他捧着手机，发了一条微博：“2018.8~2022.10，50个月。再见了，佳佳。”除了是怡禾健康的创始人，裴洪岗还是一名拥有百万微博粉丝的医疗大V，那也是他创业前被公众知晓的第一个身份。很快，微博下有了五百多条留言。有人泪目，回忆起在深圳怡禾佳带孩子看病的点滴，感到难舍；还有只用过怡禾线上服务的用户不禁担忧，担心怡禾佳的关门只是个开始；而绝大多数网友是通过怡禾获取了很多靠谱实用育儿知识、跟怡禾一起成长的宝妈，她们留言道“虽然怡禾诊所永远不会开到我们这样的小县城，但我一直会在线上默默支持”……消息从用户集中的C端，一路传到诊所圈里。经济下行的年代里，衰败像击鼓传花，从一个行业，传到另一个行业。这些伫立在街头巷尾、毛细血管般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诊所，正像餐馆、KTV和洗车店一样，最先遭到退潮的影响，接连熄灭，又重生。当寒气袭来，很多诊所都在断尾求生，保证现金流，先活下来再说。“虽有遗憾，还是放下了包袱”怡禾佳关门时，恰好运营了整整50个月。4年2个月的时间，从开业5个月就实现盈利，到最终关闭。这样的结局裴洪岗在最初没有料想到。裴洪岗和同事习惯称怡禾佳为“佳佳”，这是裴洪岗从公立医院辞职后，线下业务的第一块“试验田”。2016年，怡禾健康成立。那是裴洪岗创业的第一年，当时团队只有几个人，从线上问诊业务起步，积累了一定的医生和用户规模后，在创业第3年，怡禾终于开出了第一家线下诊所。因为之前没有开门诊的经验，当年，在拜访了几家同行参观学习之后，经过几个月的遴选，他最后相中了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附近一座写字楼里的一块场地，开设了这家以儿科业务为主的诊所。彼时，在政府鼓励社会化办医的大环境下，行政审批简化、牌照申请门槛降低，诊所赛道正处于轰轰烈烈发展的黄金期。2018年前后，医生下海创业，办医院、办诊所，都是当时非公医疗发展的关键词。于刚、于莺、张强等知名网红医生的诊所，短短数年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最火热那几年，就连平安集团都在重资布局诊所行业，企鹅、春雨、丁香园、杏仁等医疗互联网领头羊们也纷纷抢占诊所赛道。以诊所为代表的医疗服务，凭借其新消费的姿态，轻巧灵活地出现在投资人面前。一片蓝海，引人遐想。“那时，人人都喊着‘一年百家诊所、五年万家诊所’的口号，高歌猛进，投资人、创业者都上头了。”一位业内资深从业者回忆。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工作了十二年的裴洪岗，由于轰轰烈烈的“八毛门”事件接触了社交媒体，也有感于医患矛盾的现状，萌生了开一家践行自己医学理念的诊所的想法，在公众号积累了一定的用户后，在2016年成立了怡禾。在创业之初，受限于资金等资源问题，转而从线上问诊作为开始，线上平台运营2年后积累了足够多的医生和用户资源后，才开始着手筹建第一家门诊。因为有了线上和线下的服务，也形成了构建一个靠谱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家庭医生服务网络的愿景。租下写字楼的8层后，站在一片狼藉的场地上，裴洪岗和团队开始规划、选址、设计、装修，细致到连前台大理石的颜色、卫生间门板的材质、每个诊室拐角的弧度，都一一参与。数月后诊所崭新落成，团队到位，正式运营，起名“怡禾佳”。2018年8月开业后，由于有线上用户积累，5个月就实现了盈利。裴洪岗觉得自己的决定做对了。之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疫情忽而袭来。虽然疫情下诊所关停是常事，起初还能勉强运营。但儿科业务为主的诊所，在疫情下快速暴露出缺陷。由于无法接诊发热及感冒、发烧、咳嗽等其他十大症状，怡禾佳门诊的客流量几近腰斩。裴洪岗告诉八点健闻，怡禾佳门诊部的业务量里，儿童内科占70%，剩余儿童保健、儿童口腔等占30%。“疫情之前，儿内医生每人每天可以看20多个病人，关停前每天只能接诊1~2人。很多儿科医生不得不重点转向儿保。整个门诊出诊的医生，也从7人减少到3~4人。”原本热闹的门诊，变得稀稀拉拉、门可罗雀。“早在去年，关停怡禾佳的想法已经冒出，但还是挣扎了一下。”裴洪岗坦言。去年，他像任何一个坚韧的创业者那样，抱着“再想想办法，总能度过寒冬”的想法，裴洪岗给怡禾佳扩张了两个口腔诊室，以此调整业务占比。试水一年，虽然门诊量有所上升，但仍不足以支撑外部的亏损。受限于原来的科室布局，也没有别的辗转腾挪空间。更没想到的是，2022年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怡禾佳门诊持续亏损了3年多，运营效率和收益越来越低。像是奄奄一息的火苗，周围的人无法取暖，燃料却一直在消耗浪费。“疫情看不到头，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3个月前，团队反复讨论，最终还是下决心关停诊所，原来的医生团队也都转移到深圳另一家怡禾星门诊出诊。但公司的办公室，还在怡禾佳诊所隔壁。裴洪岗每天从那里路过，一想到关停的倒计时，不免黯然神伤。作为第一块试验田，怡禾佳门诊的意义独特，它是裴洪岗投入心血最多、最难以割舍的作品。试错、失败与经验，是怡禾佳赋予裴洪岗的财富。惋惜之余，裴洪岗肩上的包袱却轻了不少。“佳佳”关停之后，不仅免去一部分投入，而且每个月还能节省20~30万的租金和水电费。这对储粮过冬的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正式关停的那天，裴洪岗也像真正接受了这个事实，伤感中带着些禅意和佛系。他在微博写，“起起落落是世界的常态，所有和生物相关的东西都会受适者生存这一客观规律所影响，环境的变化会让一些东西消失，也会让一些东西生长。”从七年十家诊所的长期规划，到眼前的苟且疫情中，肆意生长的除了萧条外，还有裴洪岗的胡子。今年3月1日，带着一抹行为艺术色彩，裴洪岗决定把胡子留到疫情结束那天。像是无人打理的花园，密密麻麻的胡须爬满了这张年轻医生的脸，为其平添一股沧桑。如今，留着络腮胡的裴洪岗，活脱脱一位从古籍里走出来的将士。“久未谋面的朋友见了会吓一跳，说你怎么变了个人”，“留胡子之后，会忍不住经常想去捋它。一低头，胡子就会扎到脖颈

“赶在国庆放假之前开的电视电话会”——八点健闻独家获悉，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以专项再贷款与财政贴息的方式支持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的决定，得到国家卫健委的快速响应。在节前的这次会议上，国家卫健委向全国卫健系统介绍了卫生健康领域的配套政策，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委也有出席。这项政策动议在9月7日被最初提出，并于13日确定实施。消息甫一传出，A股市场上医疗器械板块连涨三日。有设备厂商表示：终端销售没以前好了，“就在等这个政策呢。”而医疗机构的反应则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不同态势。有设备购置需求或计划的医院视其为弥补此类资金缺口的及时雨，迅速提出了申请——“哪怕1亿的贷款，和医院的经济体量相比还是很小，还款压力不大。”一位区域龙头三甲医院副院长表示。更多“按兵不动”的医院也有种种考虑：没有需求、没有重大基建项目、要“精打细算过日子”、现在是艰难时期……迈瑞医疗在深交所互动易回复中透露，截至9月29日，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已上报约180亿元的设备采购需求。《北京商报》的报道称：截至9月28日，全国已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上报了近800亿元的贷款需求，其中湖北、山东超过150亿元，广东、安徽为100亿元左右，江苏、四川超过80亿元。“这些金额并不大，一个省在医疗基建和设备上的投入，起码可以占到该省医疗业务总收入的5%-15%，”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表示，“说明医院整体积极性不高，除非真的要买设备又缺钱。”“国家补贴的只是利息，高额的贷款本金仍需偿还，由于近几年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很多医院都在亏钱，2年到期后难有偿还能力，”台湾长庚纪念院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傅天明接受八点健闻采访时的这段分析，道出了医疗机构的运营压力。高解春认为，更重要的是，设备购置属于硬件设施建设，属于政府责任，应该逐渐达到主要由政府投入解决；而设备购置贴息贷款是国家曾经明令禁止的负债行为，“这是方向性的倒退。”银行加班加点放贷，设备商公开打广告今年的国庆假期，很多银行没有休息，加班加点推进设备购置贴息贷款项目。各银行官网披露的信息显示，10月3日，江西省农业银行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款2610万元，打响该省贴息贷款政策落地“第一枪”。10月4日，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为两家医院批复合计1.83亿元设备更新改造贷款。10月5日，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投放省内首笔设备购置贷款8000万元，并于10月8日前完成与吉林大学、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共计10.5亿元的合同签署。河南省首笔卫生健康领域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贴息贷款则于10月5日在南阳市落地，中国农业银行宛城区支行向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授信2.25亿元，并发放首期贴息贷款495万元。10月6日，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完成2.58亿元贴息贷款的发放，资金投向金溪县人民医院设备更新改造购置项目。……“与时间赛跑”、“马不停蹄”、“全力推动重大项目不停歇”等字眼出现在各银行官方动态上，还有银行仅用2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调查、审批到贷款发放的全过程。“银行的积极性可能比较高，自2012年政府禁止公立医院举借新债之后，银行很少能和医院有授信的合作了，这是一次发展业务的机会。”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健康金融业务负责人说。由于此次贷款被框定用于设备更新改造，相关厂商摩拳擦掌。10月9日，西门子医疗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图文《财政贴息贷款来了！西门子医疗解决方案全揭秘》，直接打起了广告。GE医疗中国首席市场营销官王坚芬也在采访回复中称，贴息贷款政策无疑为医疗健康领域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既能促进医疗健康体系服务能力的提升，整体上也利好国产医疗装备产业，推动企业设备和产品的创新迭代。她透露，GE医疗已制定了针对不同类型建设需求的产品方案。企业的上述反应，不啻为政策意图的完美体现。“国常会的意思很明显，通过贴息贷款弥补医院在设备采购方面的资金缺口，从而推动医院设备更新或增补，从大的方面来讲，主要意在拉动经济、助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而非补贴医院。”医改专家徐毓才说。贴息贷款的申请流程也印证了这一点。八点健闻了解到，此次医院申请贴息贷款的主要审批权在发改委，卫健委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只行使协助职能。“医院把需求报给省卫健委，省卫健委基本原件转省发改委，最后省发改委报给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批复后，相当于医院进入了项目清单，和银行进一步对接。”一位申请了贴息贷款的医院副院长说。关于业界流传的每家医院贷款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的要求，多位医院管理者表示没有听闻，政府传达也未见号召性的内容。“我认为国家的态度比较审慎客观，强调财政贴息2年，各医院申请时要结合自身发展需要，购买的设备要在医疗工作中发挥实际作用且有一定使用量，未提及医院贷款额度。”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玲说。“雪中送炭”还是“鸡肋”？南方一家区域龙头三甲医院第一时间申请了贴息贷款。该院在今年初开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负责运营管理的副院长告诉八点健闻：“因建设和发展新院区需要，医院设备购置计划本已获党委会批准，但因资金不够一直搁置，刚好有贴息贷款这样的政策契机，立刻就申请了。”根据公开信息，此次贴息贷款的规模为2000亿元以上，面向今年第4季度包含卫生健康在内的共10个领域的设备更新改造。金融机构以不高于3.2%的利率发放贷款，2年内中央财政贴息2.5%，贷款主体承担的利率不高于0.7%，远低于市场上的贷款利率。对于有设备购置需求的医院来说，贴息贷款不仅划算，而且难得。东北一家三甲医院的总会计师告诉八点健闻，当地部分医院久未更换或添置医疗设备，“所以需求比较强烈，这次机会来了，大家都比较踊跃”。自2012年政府严禁公立医院举借新债之后，公立医院想要谋求发展，资金来源只有3处：医院自有资金、医疗卫生专项债券及各类政府补助款项。如果医院的运营能力差一点，或是地方经济弱一点，发债额度不足以支持医院的发展需求，医院资金掣肘就会比较大。“这次申请贴息贷款，虽然医院有偿还本金的压力，但只要经过充分论证，确认购置设备属于临床急需且利用率高，对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和经济效益都有保障。”上述总会计师说。贴息贷款政策的另一利好在于，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同等对待。据和睦家医疗集团首席财务官原太生介绍，该医疗集团旗下北京、上海、深圳3家医院都向各自属地的卫健委上报了贴息贷款需求，总额超出1亿元。“对我们来说真的特别及时，因为集团刚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收购了两家医院，深圳新风和睦家医院也刚开业5个月，这3处医院都有比较大的设备购置需求。如果按照往常走商业银行贷款或银团贷款的途径，利率肯定比0.7%高出很多。”他说。上海一家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健康金融团队负责人也向八点健闻表示，贴息贷款政策一出，和其有合作的5家民营医院都来主动询问是否可以申请贴息贷款，二级、三级医院都有，但因该银行不在央行纳入再贷款发放对象的21家金融机构之列，只能作罢。“按照规定，医院要在12月31日之前与银行签订贷款协议，但21家金融机构覆盖的医院数量毕竟有限，”他呼吁称，“未和这21家金融机构合作过的医院若想申请贴息贷款，需历经开户、收集材料、尽调、上贷审会、取得批复、合同签约、放款等一系列流程，少则1个月多则2、3个月，可能因时间限制而错失政策福利。”另一些医院表现出保守甚至观望的态度。西部一龙头县级医院的党委书记告诉八点健闻：“正按上级要求，接程序申报，完成下达的任务。”除此之外不愿多说。“我们年收入只有2个亿，各方面都得精打细算”，一家县级中医院的表态应该颇具代表性。广东省一家医共体牵头医院党委书记则表示，利息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医院的流动资金紧张，目前仅能维持日常运转，没有投资的空间及偿还本金的能力，“所以对我们的吸引力不是很大，据我了解，我们市辖下部分县级医院都没有申请”。值得一提的是，新冠疫情中暴露出的医疗卫生短板，已激发了一场始于2020年的自上而下的医疗基建潮。新楼建好后要匹配相应设备，医疗器械市场曾因此迎来爆发式增长，同时也意味着，留给此次贴息贷款的市场增量不多了。“医疗设备起码有5年正常使用期，有的甚至能用8-10年，所以一波采购小高潮之后，新增需求会有明显回落”，中惠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朱威桢说。政策“收”与“放”的考量迈瑞医疗在其10月11日发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中表示：“目前贴息贷款政策落地迅速，各级医疗机构采购常规设备的资金得到有力支持，我们有信心达成

时隔六年以后，一份关于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国家级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于7月底发布。作为中国医保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虽然“全国互联”的愿景已经初具雏形，但跨省医保支付仍然存在着很多落地中的问题。尤其是各地医保政策长期不统一，仍有少数参保人在使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时的用户体验不够好。比如，在传统手工报销和直接系统结算两种方式并行的当下，很多地方的这两种方式报销比例差异不小，以至于这些人宁愿退回到繁琐的手工报销方式。在此背景下，出台《通知》的考量呼之欲出。在这份由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为牵头单位的文件里，最重要的愿景可以概括为“统一标准”，即统一住院、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基金支付的政策。但《通知》并没有给出此愿景具体的时间表和定量指标。不过，《通知》还是以定量的形式设定了几项重要的目标任务：在2025年底前，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要提高到70%以上，普通门诊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数量要实现翻一番，达到50万家左右。截至2021年11月，我国医疗机构数量有104.4万。要达到上述目标，国内近一半的医疗机构都要接入门诊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而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为24.67万家，即未来不到三年要翻番。而从异地结算的全国规模来看，2021年全国住院异地结算费用增至约1107亿元，是2018年的3.35倍。其中医保支付比例维持在58%左右。门诊跨省直接结算试点一年后，2021年人次数也已超949万。回顾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发展经历，一些难题始终在迂回曲折中求解。比如，医疗资源富庶的地区会否因便利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过度吸取周边医疗资源贫瘠地区的医保资金？而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的就医地医疗机构，是否有可能因此吸引过多的外地求医者，出现本地医疗资源挤兑？多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研究者向八点健闻表示，从目前的推行情况和研究数据来看，上述风险在研究结果中并未得到证实。相比之下，更让专家们觉得需要改变的，是地方政府对医保资金的看法，“医保的钱是用来给老百姓看病的，不是用来养本地医院的。医保资金应该跟人走，‘钱随人走’是常态，而不是相反。”源于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全国联网更易监管跨省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并不是个新问题，集中起于知青返城一代的年老之时。作为影响跨省异地就医体验的重要因素，早在2009年的新医改文件中，就作为全民医保制度的配套措施而被提出。如果我国医保资金是全国统筹，这项工作本身就不存在，一切结算都能在国家层面实时计算。但是由于我国医保资金统筹级别不高，加之各地医保政策也不一致，让这件事实现起来如同蜘蛛布网一般麻烦。所以，也有部分专家曾对此表示困惑甚至反对在这项工作上耗费人力物力，认为不如把精力聚焦在更需要解决的问题上。真正推动此事提上日程的要归功于一个特殊群体——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即长期在外工作后返回原籍，并获得户籍的退休人员。在共和国建立初期，一批来自东部发达地区（比如上海支援新疆）的青年人，前往边疆支援建设。他们背井离乡奉献了青春，普遍长达十余年。其中，大约200万人最终得以返回原籍，并获得了一个“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的身份，但其职工医保仍然缴纳在异乡，这给他们暮年时的就医需求带来了挑战。这些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普遍年龄大、医疗负担重，又长期无法返回参保地，备受异地就医报销时的“跑腿”和“垫支”问题困扰，因此对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的需求最为迫切。他们的需求引起了当时决策者的关注，并且决心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于是，以他们作为这项工作的起点，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序幕徐徐拉开。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执行推进者意识到，反正都是要搭建一套系统，与其只解决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的就医问题，不如将其他有相同需求的人群也纳入进来。此后，确立了异地安置人员、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外地人员和转诊转院人员这四类人可以备案的形式享受跨省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而在最新的7月份通知里，更多人群被纳入进来，并且将人群分为两大类，长期在外省和临时在外省。与带量采购、医保支付改革等相较，跨省就医医保直接结算是医保领域的“小事”，最近几年才开始快速推进，并且很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际上，国家医保局推动此项工作的意愿很强。推行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加强医保资金监管的动机从一开始就存在。由于参保地对就医地的医疗机构和诊疗行为难以监管，跨省异地就医曾经是医保资金浪费的重灾区，甚至就医地医患共谋骗取医保资金的消息不绝于耳。而一旦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启动，诊疗行为中的每一步都会被信息化网络所覆盖，审视和智能检查至少能够倒逼医疗机构规范自律，合理使用医保资金。中国社科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的一份研究显示，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以后，异地就医的次均费用反而比之前下降了不少。“手工报销年代，由于信息流通不畅，对参保地来说，异地就医费用监管是个黑箱，患者拿回单子时已成定局，所以经办机构只能照单全收。但是直接结算全国联网以后，监督从事后变成了实时，一切都放在了阳光下。医生会考虑得更多，主动规范自己的诊疗行为，避免浪费甚至骗保现象的出现。”长三角率先试水，堵点多在参保地高铁纵横联结，使外出务工变得极其便捷，日渐呈现出一个流动中的中国，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正是一个鲜活切面。在手工报销时代的早期，因为总额不高，跨省异地就医费用曾被叫做“零星报销”，但是随着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这部分的费用越来越多，让不少医保经办机构窗口负责“零星报销”的工作人员数量也越来越多，甚至能达到总体工作人员的一半。这给医保经办机构带来巨大的人员管理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城市聚集地，长三角地区成为最早一批试点区域，开始探索求解。相比碎片化的门诊费用，住院相对比较低频，而单笔金额数却比较大，监管需求更高，搭建平台和处理数据的难度略低。由易到难，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以住院为切口，迈出了谨慎的第一步。早在2008年，上海就出台正式文件，针对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中心搭建了一个委托代理结算模式。但这个模式并未覆盖整个长三角地区，而是让上海及与其人员流动频繁的城市点对点建立，比如江苏启东、浙江嘉兴等。基于这个模式，这些城市将一部分医保报销业务委托给上海某区经办中心，减少他们的居民在上海和参保地之间来回奔波。无独有偶，早年时，海南三亚与黑龙江省之间也采取过类似的模式。三亚有很多东北老人定居，为此黑龙江与三亚的人社局设立了一个专项制度，由黑龙江派出工作人员在三亚工作，办理报销业务。这种派驻或者委托代理结算模式虽然解决了一部分需求，但终不是长久之计。要增强报销的便捷性，降低经办机构的管理成本，上海开始与一些城市之间尝试点对点联网，实行实时直接结算。一开始，一些上海周边城市的医保局选定了上海市几家医院，直接与这些医院拉专线并打通数据接口，这些城市的参保人在上述医院就诊时，就可以享受直接结算服务。后来，万达信息在上海打造了一个信息化平台，一端是上海的医院资源，一端是与上海签订协议的周边城市的医保局，通过这个平台中转，实现了更方便的直接结算，带来了由线到面的提升。而这个中间平台的模式，也成为了目前国家正在使用的国家跨省就医医保费用直接结算模式的雏形。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2016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正是“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亮点工程”。在上海设立的长三角一体化办公室内，三省一市（浙江、江苏、安徽与上海）的医保系统领导干部都会在此处办公，减少了不必要的沟通协调成本。在这一特殊机制的推动下，长三角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得以快速推进。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加快推进异地就医结算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同一年，财政部与人社部发布“120号”文件，确定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建立预付金制度，即国家平台按月组织清算，采取全收全支方式，各省之间互拨清算费用。2017年底，全国所有省份和统筹地区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并联网运行，覆盖全部参加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人员。2018年，国家医保局挂牌成立，为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资金清算工作推进提供了可能。当年，即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摸底。当时，从就医省收款来看，排名前三的是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收款额占全国清算资金收款总额的6至7成左右。同一年，具备一定落地难度的门诊实时结算开始在长三角试点，相关经验再次推广到全国。目前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内部，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均可以使用医保卡实现无缝直接结算。受益于此，上海接收全国跨省异地就医门诊、住院的费用均逐年上升。2021年，跨省异地就医的住院总费用约161亿元，门诊总费用约12亿元。但是在长三角以外的省份，由于结算链路太长，加之各地信息化程度不一，信息在传输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堵塞，所以使用起来尚没有这么便利。在上海一个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的微信工作群里，每天都有很多医院员工反馈有病人就医后无法直接结算的问题，后经协调和数理统计发现，堵点基本都集中在参保地那边。除了内与外的不便，长三角内部也有一些微妙的矛盾。八点健闻了解到，安徽马鞍山市每年有15%的医保资金会流向上海，这让当地医保部门对此颇有微词。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地方都有出现，医疗资源富庶的地区每年会“吸取”不少医疗资源贫乏地区的医保资金，地方医保部门认为这种现象给他们带来了压力，使得当地医院发展的资金更加紧张。而随着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工作越来越成熟，患者就医便利度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可能会更加显著。王震认为，这是地方保护主义思维，“医保的钱是用来给患者看病的，不是用来供养医院的。”而回到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工作上，这是人口流动和异地就医的果，而不是造成人口流动和异地就医的因，所以认为这项工作加剧了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医保资金的流出是没有道理的。王震团队曾做过两轮测算，在全国实行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的第一年，并未出现大量患者前往医疗资源富集地区就医的趋势。而通过对患者流出较多地区进行访谈后发现，这项工作也并未对当地的医保资金使用的总量和结构造成巨大冲击，“从全国来讲，异地就医所占医保资金使用的总量很低，只有不到6%。”目录与报销政策不统一，“待遇倒挂”难解据王震的课题组成员介绍，目前，我国的医保资金流转，是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以北京为例，每个月在收入来自30个省级行政区的的医保金的同时，也需要支出30笔——这30笔支出的审批流程，往往要经历35天。30x30，意味着每个月有900笔医保资金在地区间流转，效率与工作量可想而知。“如果医保资金是从全国层面统筹的，那现在的直接结算的系统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课题组曾向有关部门建议，搭建一个树状的支付系统，即先在国家层面存一笔钱，在计算各地区在一个月内支出与收入的差额后，由国家相关部门统一结算。该方案即周转金模式，要点有二，一是国家平台设财政专户，二是扎差拨付。它能实现的功能包括归集各省预付金，按月拨付各省清算资金，归集各省清算资金。这个方案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解题思路，但是由于现实中的各种困难，比如统筹的资金如何进行财务管理等问题而被搁置。此外，医保目录和报销政策不统一，让异地结算可能出现“待遇倒挂”的情况：参保人先全额垫付费用，再带着种种单据回参保地手工报销，能比直接结算报销得更多。这让患者用脚投票，宁可走更多繁琐程序，也不愿享受异地直接结算的便利。王震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某地患者来北京看骨科，发现在北京的骨科高值耗材两万元的报销限额之下，回没有报销限额的老家报销反而更“划算”。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医保目录的全国统一。健康长三角研究院专职研究员李力表示，这种统一是“低水平的统一”，对处于低水平报销比例的人群而言是有利的，但想要让原本处于高水平报销比例的人群“不感受到损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标准的统一，基础设施的铺展同样重要。7月《通知》中，着重提及了医保信息化、标准化的技术支撑，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按照统一接口标准规范，完善相关子系统，推进定点医药机构接口改造适配工作。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涉及国家、省级和地市级平台的三级管理信息系统信息交互。国家平台是所有省份的节点中心、交易中心和清算中心。参保人就医结束后,

一个月前银保监会针对“药转保”的红头通报文件，9月12日终于尘埃落定：各大财险公司按照这一截止时间，已纷纷上报了整改结果。通报文件直指以“保险”之名，行“卖药”之实的行业乱象，一时间令不少保险公司、药企、线下药店等相关方为之震动。而9月12日这个截止时间，比文件中原定的8月19日晚了三周时间。有知情人士告诉八点健闻，“面谈基本确定了整改方向”。至此，在业内暗行已久、又因监管事件而名震一时的“药转保”，在健康险的历史进程中实质上已告一段落。“药转保”兴起于三年前，这一“创新支付模式”的真实面目，是保险公司以确定的亏损，换来账面上膨胀的流水数和虚假繁荣的市场。这是业内公认的“毫无技术含量的过时模式”，但即便如此，“药转保”三年来仍顽固地存在于行业当中。在一些第三方医疗保险管理公司（TPA）的推波助澜下，诸多保险公司深浅不一地参与其中，尤其是财力与技术相对薄弱、且保费业绩承压的中小型财险公司。目前，“药转保”的市场规模约有100亿元，虽然这一数额在8000亿的健康险总盘中微不足道，但也引来了足够关注。据新浪财经报道，100亿的“药转保”盘子里，国任财险独占30亿左右。按这项业务常规让利10个点计算，意味着该公司每年要因此补贴3个亿，存在保险资金亏损的巨大风险。但实质的亏损和破产风险，止不住表面上可以一时“做大做强”的业务冲动。去年，国任财险加入了“百亿保费俱乐部”。“你看别人做得这么大，自己的保费指标又完不成，就也得被迫去做。而且别人赔10个点，你是不是要多赔些才能做得比别人好？这不就’卷’起来了？”业内人士称。早在去年，银保监会就已要求各保险公司自查关于某头部TPA公司和某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往来业务、规避金融风险。而后，“药转保”的整体业务量即有所萎缩。“但有的公司不收手，监管只好站出来了。”随着“药转保”业务的戛然而止，不顾保险“射幸原则”（即承保基于某种不确定事件），靠补贴用户、增加流水来讲故事的“歧途”已被堵上。“保费饥渴症”催生明日黄花2020年9月，某头部TPA平台上线，其中的“福利金”项目是最早的“药转保”产品之一。据悉，更早的试水者还有药联健康。随后惠民保起步，时值唱红健康险的风口，“药转保”在支付创新的潮流中迎风起势。据称，业内大小保司、一系列TPA公司都曾广泛参与该业务。对一位普通患者而言，了解“药转保”通常是在药店里发生的：像往常一样去药店买药，普通药品或是某种更昂贵的创新药，甚至是保健产品。结账的时候，被柜台的店员告知，“可以把买药的钱拿来买一种保险，就可以95折的优惠，获得同样的药品。”这个场景，类似去银行存钱，被柜员告知，这笔钱用来买理财险能得到更高的利率。不同的是，对于患者来说，买短期健康险的风险更低。而其所付的药费也直接变成了保费，为此，保险公司通常需要付出的代价是给患者5个点的获益，还有10个点给到TPA和药店。假设这单药费是100元，患者花了95元买到，保司则要花110元买单。不同的保险公司和TPA公司设计的赔付点数与“分账”比例略有差异。如此一来，患者有所获益，药店获得了客流和一点毛利，TPA公司获得的是与实体药店合作的机会与毛利。换句话说，保险公司负责“请客”，换来账面上的漂亮数字，以及“健康险业务不断增长”。来自药企、TPA公司等方面的多名从业人士向八点健闻表示，“药转保”业务和药企的关系并不直接，虽然药是业务的承载体，但5%的价格优惠，对患者来说换药、多买药的推动力非常有限，药企并无动力做这些不甚合规的业务。不过，一些医药代表也可能参与其中。而财险公司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动力来“请客”，归根结底，“保费饥渴症”一直是行业的共疾。保险业务员梦寐以求的是快速、稳定、程式化的业务增长方式，而发展健康险所需要的雄厚实力——人才、技术和耐心，又往往是以年为期收取保费、营收规模仅百亿左右的财险公司们所不具备的。因此，在保费指标压力下，大胆的财险公司纷纷饮鸩止渴——反正小公司人事变动快，今年先把业务做起来，明年的赔付是别人的事情。相较而言，寿险公司往往更有发展健康险的长远策略，有相应的人才、技术，且动辄十年为期来收取保费，营收规模多在千亿以上，对那些帮助账面快速增长，但长远看来并无增益的业务，较有抵御力。此外，寿险公司体量巨大，即使有些也做“药转保”业务，占比也不会太大，不存在因此而破产关停的风险。对财险公司来说就不一样了，一旦“药转险”模式出现亏损扩大，规模不大的这类公司就会面临破产风险，最终累及成百上千万的参保人得不到赔付。因此，监管部门密切关注各保司的偿付能力。一旦某个公司的资本金出现不正常的萎缩、偿付能力下降，监管就会出手。这一潜在的连锁反应，各方心知肚明，并最终在今年8月的通报里得到了印证。“用特定药品团体医疗保险方式承保客户因已确诊疾病发生的后期药品治疗费用。并且在实际业务承保中，公司通过将等待期设置为0天、将保险责任终止条件设置为给付一次等方式迎合业务模式需求，保费收入与药品价格相近，从收取保费到支付赔款间隔时间较短，且公司未参与掌握核心风险管理环节，业务持续亏损。”上述通报提到。“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业务不是个好东西，该戒的时候要把它戒掉。很多保司是浅尝辄止，比较克制，但也有人比较贪心，上瘾了，银保监会劝也不听。”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药转保”是否透支了创新支付的前景？这次针对“药转保”的整顿监管在行业内部是众望所归，也是意料之中，但却不能避免舆论场上的各种担忧。“许多人说药转保不行，相当于创新支付不行，而创新支付不行，相当于健康险不行。这没必要，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位业内人士对此评价。“创新支付”，是近年在创新药企、TPA公司、保司中非常盛行的词汇。旨在于特药产品一时无法进入医保目录的前提下，设法运用保险技术来增强患者的支付能力，代表产品就是特药险，以及惠民保中的特药责任。特药险等创新支付产品与“药转保”产品的相似之处在于，这些产品在早期阶段，都有带补贴性质的设计。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补贴方是药企，有患者福利的倾向，顺带同保险公司合作助力健康险的发展；后者的补贴方是保司，对健康险行业发展弊大于利。而二者最为关键的区别在于，创新支付讲求一定的大数法则、射幸原则，药企让利是希望和保司共同设计出可持续的保险产品，谋求未来共赢；“药转保”则是做了一款假保险，保司让利换取保费规模而滋生亏损隐患，实质上为行业和社会带来了更大的风险。从患者端的角度看，“药转保”的优惠力度只有5%而已，而创新支付往往能优惠50%以上的患者支付，最少也能达到20%。但也有创新支付相关参与方坦承，整个创新支付行业尚在初步发展阶段。虽然不至于像“药转保”一样确定亏损15-20%，赔付总高于保费；但创新支付盈利的水平目前看来并不高，赔付往往只能略低于保费，或是“平进平出”。更有从业者坦言，实际上，在纳入带病体的健康险大势下，一些创新支付产品其实也并不符合射幸原则，“只是更容易包装得像是符合而已”。比如，一个创新支付项目可以包含10种特药，每种药有10个相应的患者投保，那么这个项目一共100个人投保，每种药赔付出去的几率是10%——这看似符合射幸原则，实际上仍是确定的赔付。不过，由药企来完成这个有益于患者的动作，上述参与方认为无伤大雅——关键在于药企并不像保险公司一样，有在账面上增加保费的压力，不会盲目扩增一个亏损的业务。甚至，前期的补贴和探索都是有必要、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不然惠民保也是做不出来”。健康险小幅度扶正，但非高枕无忧“健康险的红利眼看就要被榨干，”好人生科技首席科学家汤子欧对八点健闻表示。他认为，视保险原理于不顾的错误理念，不仅存在于“药转保”中，也存在于各类打着政府站台的旗号、用罕见病等低频事件吸睛的网红健康险产品中。以健康险的代表产品惠民保来看，目前，部分产品尚存在赔付率低、参保率和续保率低的问题，群众获得感不足；另一边，一些惠民保却因赔付率较高在承压，如上海沪惠保，从去年7月到今年7月一整年累计赔付7.5亿元，赔付率超过88%。有专家评价，“要不是上海疫情，赔穿几乎是大概率事件。”但其实即便赔付率上涨到穿底，在绝大部分投保人看来还是很低，获得感依然不足。在汤子欧看来，“放错重点”，可能是这些产品后续发展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健康险不应再以罕见病作为噱头，而应将重点调整至慢性病上：慢病次标体人群庞大、参保率稳定，健康险可助其提升获得感、助力预防和风控以降低重疾发生率、缓解医保基金压力。而比起对建设“健康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慢性病，罕见病具有很强的家族遗传聚集倾向，相应风险体与大人群不是一个风险类别，“正如赛车和家用车用一个保险产品，是让家用车主为赛车的风险买单一样，存在风险定价层面的‘不公平’，属于精算定价工作的不专业。”汤子欧在其评论文章中坦言，“高风险的被保险人用脚投票，一定会来买这个产品，实现逆选择。”他甚至认为，医保完全有财力、数据能力去参与罕见病，因此不需要商保再花大力气做一件注定亏损的事情。归根结底，“药转保”的症结在于饮鸩止渴的财险公司和急功近利的TPA们；同时，也在于也许是找错了方向的健康险，推动难、增长难，将一部分势单力薄、急于自我证明的参与方引向了歧途。“药转保”停滞的影响仍在持续。据了解，一部分药企的创新支付项目在监管文件发布后即刻关停了，还有许多项目进入了自查阶段。下一阶段，国任财险等下个季度的保费预计会断崖式下滑。而被监管之手小幅度扶正后，对于健康险来说，更深的启示、更光明而可持久的未来仍被期待着。韦晓宁丨撰稿微信号：fallto季敏华丨责编微信号：janejiminhua

8月30日晚间，国家药监局网站显示，默沙东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九价HPV疫苗）的适用人群拓展至9-45岁适龄女性接种，而此前为16-26岁。作为一种备受中国年轻女性追捧，几乎被捧上神坛，持续多年供不应求到成为稀缺资源的HPV疫苗，扩龄的消息迅速点燃了社交媒体。在疫苗企业和相关平台的宣传中，九价HPV疫苗被形容为对HPV病毒亚型覆盖面最广，效果最好的一种疫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粗略估算，我国16-26岁女性人群数量有近7000万。而国内9-45岁的适龄女性却有约有3.6亿人。这意味着，对于目前仍然独占全国乃至全球唯一一款九价HPV疫苗的默沙东来说，“扩龄”让中国本就广阔的市场空间进一步释放，翻了近5倍。在市场表现方面，有言论称，九价HPV疫苗扩龄会对二价HPV疫苗市场产生冲击。但多名免疫领域专家和医药领域分析师告诉八点健闻，考虑到二价和九价之间数千元的价格差异，以及HPV疫苗越早接种预防效果越好的免疫理念，二价HPV疫苗最重要接种人群和最渴望九价HPV疫苗的人群并不存在交集，亦不会出现所谓的“市场冲击”。医疗政策研究者仲崇明表示，扩龄作为一个技术政策，市场也会有所反应，疫苗生产企业有望进一步进行竞争，实现量升价降，有利于国产替代。不过，即便是二价HPV疫苗，其效果足以覆盖中国流行度最高、最危险的两类病毒亚型，因此促使16岁以下女性尽快接种二价疫苗至关重要。比起打最好的九价疫苗，先打上HPV疫苗，可能是更重要的。新一轮“疫苗焦虑”九价扩龄，新一轮“疫苗焦虑”来袭：“约不到的还是约不到。扩龄不如扩苗。”“刚刚打完四价，现在和我说九价能打了？？”“慢慢约，还有25年，总能约上。”“希望能在绝经前打上。”……

一个临期分娩的产妇，一名踢足球骨折的运动员，一位脑梗住院的患者，一位肿瘤化疗的病人，还有住在ICU挣扎于生死边缘的人们……当医疗行为伴随着病人的出院、康复或离世而结束，所有的疾痛故事都被留存在一份叫做“病案”的资料里。密密麻麻的病程记录，长则200多页，那是住院60天的危重病人；短则一两页，那是周期性的放化疗患者。就像普通话统一了全国各地的语音系统，ICD（国际疾病分类）编码是这些疾痛故事的“接头暗号”。它往往由一个英文字母和一些阿拉伯数字构成，编码员们需要对曾经的活生生的诊疗行为进行“语义学”的分析，分成“主要诊断”、“主要操作”和“其他操作”，最终汇总为一份用标准语言写就的病案，以待日后可能的检索和查证。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病案编码被束之高阁，在迷宫般的仓库里，与灰尘和货架为伴。编码员也常常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码就行”。当医改带着各种期待光顾这个“宝藏仓库”时，医院的病案室突然热闹了起来。编码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有正规军，如信管专业毕业的学生；也有杂牌军，如不想上夜班的医生护士，甚至是会计、体育生、清洁工。这是一份捉摸不定的职业，从琐碎的日常表象上看，编码员像是一个录入员、一个图书管理员；往深一层说，他们是医疗行为的记录者或翻译者；再深一层，当医院这头的病案编码与医保基金那头的支付日益挂钩（“coding

曾经深陷漩涡中心的外科医生陆巍，终于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重新回到了手术台上。2周前，在个人视频号上，陆巍开始发布和病人互动的视频，换了新头像，以一副自信微笑的面貌出现在镜头前。照片上和视频里的他，穿着印有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的白大褂，名牌从上到下依次写着“胃肠肿瘤外二科”、“主任医师”、“主任”。陆巍清楚自己背负的争议，以及，几乎一年没有身处临床，意味着什么。回顾起2021年4月开始发酵的“肿瘤治疗黑幕”事件，原本是两位医生对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治疗方案的争执，在国内复杂的医疗环境下，最后演变成了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场地震。事发后，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曾经陆巍诊治的已经去世的晚期癌症病人马进仓之女马荣，就肿瘤的超适应症用药、NK细胞治疗和基因测序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进行了几轮的唇枪舌战。哪怕是其后国家卫健委的调查结果——治疗的原则基本符合规范、不当的利益交换仍在调查中——也没有平息这场撕裂。两位主角——张煜和陆巍，命运发生了某种重叠。他们先后暂停门诊，最后都被医院解职，又各自在网络上撰文科普，继续捍卫自己的价值理念。2021年底，事件已经过去了八个多月，陆巍的状态还是不好，需要定期服药和接受心理咨询。他一直没有机会重返手术台，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奔走，为起诉张煜准备材料，偶尔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撰文科普和记录行医以来的点滴。今年以来，大半年的时间里，陆巍一直漂泊在上海之外，先是去北京打官司，后来应朋友之邀去沈阳会诊，在特殊的契机之下获得了新工作——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二科主任。对于陆巍来说，这已经是无奈之下最好的选择。“上海医院很多，但圈子很小，长三角都很熟，哪个人愿意冒着得罪领导的风险，去招一个身处争议的医生？”一位上海医疗圈人士告诉八点健闻。但作为同学，这位医疗圈人士认为，陆巍是一名科研型医生，遇到问题喜钻研，勤查文献，不拘泥于临床指南，这是一名优秀医生的特质，只是在讲究人情世故的医疗系统内，这种性格很容易碰壁。作为一起事件，“肿瘤治疗黑幕”事件被更多新闻淹没，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淡出；作为一个个人，舆论给陆巍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一个人跌倒了想要重新站起，很难。重回手术台2022年2月底，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主任、网红医生尚书，推荐陆巍去沈阳见一位关注医疗的网络大咖，对方母亲是一名晚期肿瘤患者。这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做过手术和化疗，肠道梗阻、腹腔广泛转移，已经无法进食。老人非常痛苦，希望再次做手术争取最后的存活机会。此前，这家人已经在全国找了一圈，鲜有人愿意给这样一位终末期肿瘤患者手术，风险太大。陆巍看了片子后，认为可以用靶向药控制住后尝试手术，这家人希望他到沈阳进行手术，实现老太太的心愿。尽管以前做过不少类似手术，受过二十年医学培训的底子还在，但陆巍依然迟疑不定。“当时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去，这种高风险的手术连北京的大医生都不愿意做，自己有着诸多争议尚未解决，对方又是医疗大咖的妈妈，万一没做好，事情更麻烦。”陆巍说。但他还是去了。最终，陆巍以多点执业的方式，在一家民营医院，和一名比他年长、经验丰富的普外科医生，参与完成了这场艰难的手术。任何一台手术都会有风险，每一步都关系到患者的生命。陆巍当然担心长时间没有做手术的生疏，但当他对病情进行了分析，对手术方案、手术实施、各种可能性做了准备，十几位医生一起会诊讨论，二十年训练出来的临床感觉还在。当走到病房病床、看到病人、进行临床体检问诊、站在手术台上主刀，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回来了。手术是成功的，但是患者状态依然不算好。三个月后，老太太离世，陆巍与其家人一起参加了追悼仪式。朋友交谈间，陆巍不仅请教如何处理网络争议，也流露出想要重回临床的想法。有朋友建议，“你现在首先得恢复武功，得先能上手术台。再厉害的医生半年不做手术，武功就荒废了。”也是因为这台手术，包括尚书在内的沈阳当地医生认可了陆巍的技术和业务，也愿意向院长引荐这位上海来的医生。院长对这份简历很是满意，但一开始，院长并不知道陆巍是事件主角，带有一丝不确定性地问尚书，“他能来吗？”后来，医院高层知道陆巍的身份后，也没有太多异议，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对于这家医院来说，来自上海的专家，娴熟驾驭疑难手术，对于近年来人才流失严重的东北，以及在当地地位不高不低的市级医院来说，实属难得。“实际上，陆巍从上海新华医院来到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我们身边，无论是学术科研技术业务，全都佩服他，医院简直就是如获至宝。”尚书对八点健闻回忆，“刚开始几台手术，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陆巍连做了6台高难度手术，一下就技惊四座，医院上上下下，连保洁和看电梯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确实为陆巍投入了不少资源。医院以他为核心新成立了一个科室，配备了1名刚从复旦肿瘤医院进修回来的主治医生，和2名刚刚硕士毕业的年轻医生。他和组里另一名主治轮番出诊，每周出两天门诊，最近一周做了6台手术。一开始，起步确实不容易，甚至依赖于网红医生朋友的流量。尚书所负责的内镜诊疗中心，相当于是胃肠肿瘤外科的上游科室，检查出患者有问题，就推给陆巍所在的胃肠肿瘤外科进一步判断。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东北，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陆巍用疑难手术获得了众人认可，逐渐开始有患者慕名上海专家专程看诊。“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优选择当然，如果不是“那件事”，如果不是在人才流失严重的东北，如果不是熟人介绍，有着上海知名三甲医院背景的高年资外科医生陆巍，和沈阳一所普通的市级医院之间，也许不会产生任何联系。无论是从医疗卫生服务支出，还是近年来的医疗人才数据，都可以看出东北在整个经济衰退背景下，人口外流，各行各业发展迟缓。东北医生的流失与被虹吸，是中国整体社会资源，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一个缩影。一位在东北工作40多年的知名专家谈起这一现象时说，“现在不是留人才，而是能否留住人的问题。”一位多年与东北医疗系统的公立医院院长打交道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这些年，只要南方的医院来挖人，薪资又不差，基本就能挖走。院长们也会私下会说，当这种诱惑来临的时候，自己都扛不住，能要求那些优秀的医生扛？”根据丁香人才的数据，从2018年8月~2021年8月，通过丁香人才投递的东北三省医生简历数，多达24万份。从向东北递简历的次数来看，其中辽宁省医生投递简历的次数最高，高达24万次。东北三省相加，占投递简历总次数的74.5%，外地流入极少。而在整个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除了老龄化问题对地区医疗资源的一场考验，东北地区公立医院本身的运转也困境重重。好医生都走了，有条件的病人也倾向于到省外看病。没有了医生和病人的医院，日子不会好过。回到沈阳，盛京医院、北部战区总医院、辽宁省肿瘤医院，几家大三甲几乎垄断了当地的医疗市场。这样的市级医院生存维艰，收入和大三甲相差至少一个数量级。“病人们都想去大三甲，市级医院越来越不自信，只有大三甲不收的情况下才会选市级医院。省级医院不缺病人，倾向于接受病情较轻、危险系数不高的患者，而把疑难杂症扔到市级医院，市级医院再请个别大专家来飞刀。”一位沈阳市级医院的科主任告诉八点健闻。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同时也是沈阳市肿瘤防治中心。肺癌、胃肠肿瘤各自占据了肿瘤的半壁江山，可以说，胃肠肿瘤外科的水平等同于一所肿瘤医院的实力体现。但长期以来，五院肿瘤内科发展较为强势，而肿瘤外科手术薄弱，很多终末期患者只能进行保守治疗。尚书曾经把进展期癌的病人介绍给外科开刀，结果发现，病人留不住，一方面是病人慕名大三甲的牌子，一方面是医生自己担心风险不敢做手术。尚书也认同近年来东北人才外流的严峻，“市级医院，甚至不是领军人物走的问题，而是没有领军人物。”在他看来，陆巍的到来填补了这块空白。当然，在沈阳重新开始，陆巍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适应的。比如，科室里都是年轻人，很多事情需要磨合，连手术器械的叫法都有不同的名称。又比如，在重人情的东北社会里，一个不善交际的外来者如何融入圈子。至于“那件事”，依然给他带来了不可逆的影响。他始终无法回到过去，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状态。上海疫情好转之后，他至今没有和家人见面。陆巍依然在为“那件事”奔波，试图讲述另一个视角的“肿瘤揭黑”事件，他起诉张煜诽谤和名誉侵权终于得到了法院受理，但至今还在等待开庭的日期。只是现在，他把99%的精力都放在新医院新科室。今年7月，陆巍在自己的公众号“一路为医”上写道，“现在一段新的职业生涯已经开始，又重回手术台，最近的两个手术，又挽救了两名晚期肿瘤患者，重拾回治病救人的成就感，那是无可比拟的。”在陆巍的同学圈子里，大家都在祝贺他找到了新平台，职业生涯正在开启新的篇章，至少，他已经重新走了出来。陈鑫｜撰稿微信号：chenxin_stella医生质疑同行“诱骗治疗”幕后再调查：“罗生门”背后是罕见癌症病人的治疗困境医生揭“癌症治疗黑幕”事件调查，我们和多位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癌症治疗黑幕调查结果出炉：命运被改写的医生和将发生巨震的癌症治疗生态？在中国，一项有前途的细胞疗法，是怎样成为骗取癌症病人钱财工具的？

这是一次被比作facebook豪掷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的交易——一个“未曾料想的买家”（unexpected

医疗圈里弥漫着一个共识：医疗反腐的潮水，短期内不会停歇了。连续数月，多位医院院长、书记频繁被调查。视线再拉长，医疗反腐甚至延续了数年。以2022年计，据官方媒体报道，各地累计已经有超46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而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至少已有196个医院院长、党委书记等医院高层管理人员因贪腐问题落马。且自2021年以来，被查医院院长、书记中，三甲医院占比过半。纪委官网上的一纸调查公告，对涉事医院来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震动。一位北方某三甲医院的工作人员历经了所在医院院长被查后，切身感到医疗反腐的力度和追查时间的跨度。今年6月，已退休两年的老院长因贪腐违纪违法，被判十余年。随后一个月里，以他为原型的纪检专题宣传纪录片，在当地的各个医院轮流播放，并要求全院观看。而在涉事医院，宣传纪录片只定向邀请了一部分人前往观看，“怕员工情绪受影响”。宣传纪录片无法在互联网上搜到，在任何社交平台上也没有传播，但在当地医院里进行了巡访式播放，这几乎成了当地医护人员6月的共同记忆。知情人告诉八点健闻，宣传纪录片里细致地讲述了医院“塌方式”腐败的追查过程。随涉事院长，一同被查处的几位科室主任，纷纷真人一同出镜，接受采访，还有一些被查对象用的是替身。“拍摄的一个酒桌上放着茅台，一片觥筹交错、莺歌燕舞的景象。”这个细节让他记得最深。涉事院长曾是当地远近闻名、实干能干的院长。“纪录片整体就是在传递，一个有能力的人犯了大错，在职业生涯中逐渐堕落。”他也坦言，曾经跟他共事过的员工们，很多都哭了，“大家看到曾经共事的人出现在影片里，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此后在当地医疗系统的群里、省级医疗系统的群里，他时常看到大家转发反腐倡廉的新闻和文件要求。他知道，有一些是官方通知和要求，而有一些则是同行们彼此转发，互相警醒的。2021年，国家印发了《关于印发全国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动（2021-2024年）的通知》（以下简称“廉洁从业行动”），正式启动了一场为期四年，针对所有医疗机构全体工作人员的反腐行动。近几年来，医疗反腐打击范围从中小医院，一直上升到省级、国家级三甲医院，甚至横跨整个医疗行业。有医管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医疗反腐跨入到了新阶段——目光落在了所有医疗机构的“关键人物”上。“之前被查的更多是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的院长，”一位医管专家向八点健闻指出这次行动的不同之处，“到现在，很多省级大医院的院长都被追查了，力度和决心是不一样的。”如果说2020年之前，医疗反腐更多是散发性、为震慑而行的，那么从2022年初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反腐行动开始了。多方信源向八点健闻表示，大家都有听到了“倒查20年”的说法。这说明，退休想要安全落地不复存在，医疗反腐的终身追责制已成为常态。最新构建的贪腐路径近年以来，一些全新的贪腐路径，正在应运而生。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的回扣，曾经一直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行贿路径，也是始于1996年的医疗反腐风暴的发轫点，那场由国家卫生部、国家工商局等六部门联合部署的药品回扣整治行动，为全国范围内的医疗反腐做了一次漂亮的开局。但漂亮的开局后，却是一场漫长而难见奇效的拉锯战。三令五申下，医生回扣、红包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到2010年，药品回扣依然高达450亿元，过度医疗浪费1800亿元。公立医院逐渐成了医药市场的主力，80%的药品都由通过公立医院卖出。“毕竟，界限很模糊。”某位北方三甲医院的知情人士如此描述，“药企的人和医院一打交道就是十几年，都成了朋友，这时候送点东西，到底是行贿，还是正常的交往？院长很难把握尺度。”医疗代表们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回扣”成为医生们收入的一部分，这一度是行业里见怪不怪的常态。也正因意识的淡薄，部分医生或院长被作为“典型”抓起来时，所起的行业震慑力并不足够。这其中，既与早期习惯成的自然惯性有关，还与一直变革中的医疗体制密不可分。2000年左右，彼时的公立医院依然面临“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缺乏独立人事权”的困境。但医疗系统内部的生态，在时代洪流下，也一点点变迁。近几年，国家执行带量采购政策后，因药价和器械价格被压到极致的企业，竟也慢慢陷入“拿不出钱给回扣”的境地，这也印证了，法治化、制度化是拉锯战中的破局关键。时代变迁，会让部分贪腐路径消失，但也孕育出新的路径。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显现出重要性的公立医院，也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了一波汹涌的扩建潮，这波医疗体系的新基建潮流，滋生出新一轮的招标腐败。互联网医院、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医院系统更新等项目，又将促进新的腐败潜规则形成。相较于此前风口浪尖的药剂科，设备科、基建科与信息科，也成为高危科室。“哪里蛋糕多，哪里苍蝇就多”，一位医管专家如此总结，“医院要盖一栋楼，到底是由A公司还是B公司来盖，买药买设备，乃至供水供电谁来做，都是院长的一个决定，而这对别人可能是一个生杀大权的事，这就是发展所伴生的诱惑，也让有权力的院长职位变得高危起来。”“不少因为疫情突击上的建设项目，往往设置在偏远地区，在疫情结束后很可能就成了利用率不高的烂尾楼。”北京大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指出了扩建潮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没有很好落实“平战结合”的原则。地方政府与医院趁疫情要资源，要拨款的思想也是存在的，应该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科学评估和论证，并通过听证方式，让公众参与。而往往基建项目也是腐败高发的重灾区。对此，王岳总结道：“所有的行贿和受贿都是博弈，是一场囚徒困境。”终身追责，院长成高危职业监管部门“杀一儆百”的铁腕行动，正悄然开展。从近两三年的院长落马案中可以发现，终身追责制或将成为常态。就今年而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原院长魏永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周晋、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原院长马柏林、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斌全等省级医院院长，均在退休后被查处。有业内人士曾向八点健闻表示，此前院长只要通过了退休前的审计，就可以“安全着陆”了。但如今，被查处的院长中，已经退休、或升迁到行政部门任职的不在少数。从基层到大三甲医院，从普通医务人员到高级管理人员，所谓的“安全着陆”不存在了，终身追责制已经逐渐确立。医疗腐败一直以来都是令全球各国头痛的顽疾，但在中国独特的医疗体系中，以院长为首的系统性腐败尤其难以根除。公立医院既是公益性的单位，每年拥有10%左右的财政拨款，但又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体，需要谋生存。“我们经常拿大三甲的院长和大型国企单位的一把手做比较，前者所受的约束更少，”一位业内人士向八点健闻解释，“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上市公司会受到证监会的严格监管，财报等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但医院更像是一个黑箱，财务上有特殊性，监管单位只能从进出账目、治疗合理性、医保等方面入手，很难管。”从内部来看，院长多重权力交叠，是利益与资源的汇集中枢。一方面，院长们往往是掌握精湛医术的临床专家、拥有公务员身份的体制内干部；另一方面，院长们又像是营业额几十上百亿元、拥有几千员工企业的CEO，时刻考虑着如何维持机构运转，甚至扩张地盘。药品、耗材、大型设备、基建等涉及医院准入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院长拍板决策。大权在握，监管缺乏，院长不可避免成了重点围猎对象，这使得他们时刻面临金钱、名誉的蛊惑，时刻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会在某一个社交场合，某个难以拒绝的亲朋好友的请托，老上级的“打招呼”中坠入贪腐的深渊。在一位医管专家看来，如何界定什么好院长是非常困难的，“你的权力影响着别人最关键的发展，不敢做决定的话，又没法发展。”危机四伏中，不少公立医院院长正有计划地转嫁风险，将药械采购、盖楼等“肥差”交给了分管副院长或后勤部门，或者开始申请提前退休。但在反腐风暴下，也难逃法网。“总之，一连串的反腐运动会起到震慑作用，新提拔的院长们，应该不敢贪了。”一位医管专家评价。李琳｜撰稿微信号：lilin5117史晨瑾｜撰稿微信号：scj389129661

7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今年5月开始的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世卫给予一种传染病的最高级别的警报，上一次获得这个档次警报的传染病，是新冠。据数据平台OurWorldinData统计，截至发稿，全球报告的猴痘确诊患数量已经超过16000例，几乎达到了2003年非典疫情总感染人数的2倍，最近一周的日新增峰值更是达到了近1500例。而对于这一万多名感染者中的死亡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微博上写道：“2022年报告猴痘病例的病死率约为0.03%，且报告5例死亡病例均在非洲。目前观察的低病死率，是因为流行的病毒毒株不同，还是欧美国家人群身体素质好，还是医疗服务给予及时治疗，尚待进一步研究。”概念股如此疯狂，猴痘会需要大规模核酸检测吗？现实世界的“猴痘”危机的另一面，却是资本市场的“猴痘”火热。据中新网报道，7月25日，中国A股遭遇调整，主要股指悉数下跌，然而猴痘防治概念板块却逆势大涨逾4%。个股方面，猴痘防治概念股华仁药业、博晖创新股价录得20%的涨幅，之江生物、西点药业等个股股价亦涨逾10%。当然，八点健闻注意到，猴痘防治概念股们并不是在7月25日一飞冲天的。早在5月全球猴痘疫情爆发之初，一轮集中的媒体报道过后，猴痘防治概念股们就已经“暴涨”了一轮。对于当时的疯狂，6月初，36氪曾发表评论称之为：资本市场的“新冠后遗症”。而今，被世卫列为最高等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事实，又一次激发出了这种“后遗症”。涨势凶猛的猴痘防治概念股中，有核酸检测，也有疫苗和药物相关企业。疫苗相关的企业中，曾经生产天花疫苗的天坛生物被波及，在五月的猴痘热中曾一度接近涨停，当日，天坛生物赶紧声明：目前已将疫苗业务全部剥离的。也许是因为生产的疫苗中带了一个“痘”字，水痘疫苗相关企业百克生物也莫名其妙地经历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为此，百克生物还发布公告解释称，公司水痘疫苗不能预防猴痘，公司目前并没有预防猴痘病毒相关产品。乌龙的疫苗企业之外，核酸检测技术的企业才是猴痘概念股中的主力。八点健闻注意到，核酸检测公司至少超过了猴痘概念股总数量的一半。6月28日，国家卫健委下发的《猴痘防控技术指南(2022

这是一个创下高温纪录的夏天。济南，气温在6月就达到了40摄氏度，这是近71年历史同期第2位高值；湖南在7月10日一天就发布了99条高温预警；随后，上海的徐家汇气象台再次测到了1873年以来的最高值……在江西，护士谢春华身着防护服在38℃高温天气里进行核酸采样时晕倒；在西安，一位建筑工人因热射病不治身亡；在广州，一名快递员患上热射病昏迷一个多月未醒；在自贡，环卫工人忽然晕倒心脏骤停被诊断为热射病；在浙江，一位车间工人因热射病多器官衰竭死亡；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高温的出现，最近数十年来，国际上正倾向于认为，热射病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热射病，因其受害者一直是体力劳动者、贫困人群而长期不为人所知。直到撞上了新冠疫情，极端的高温中，这种病死率比新冠病死率高数百倍的疾病——热射病，随着身着防护服的医务工作者的倒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这是一种凶险的疾病，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热射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下简称《专家共识》）中曾提到：热射病的发病率和危害性可能远超预期。在《专家共识》中，热射病被分为经典型热射病和劳力型热射病。前者主要针对老弱病残，在国外的统计中，人群发病率为(17.6~26.5)/10万，ICU病死率超过60%。后者对健康年轻人的威胁最大，主要针对的是以建筑工人、消防员、军人、运动员等户外体力劳动者，合并低血压时病死率超过30%，高温高湿的气候因素和高强度体力活动是导致劳力型热射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这些室外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是热射病面前最为脆弱的人群。这些人中，最为突出的是建筑工人，在日本一项1989-2000年的统计中，建筑工人中暑人数占全行业中暑人数的一半以上，有些年份还达到了70%。而在中国，构成建筑工人主力的农民工，也成了受到热射病危害最严重的人群。重庆大学2010年的一篇硕士论文“高温下建筑施工健康安全管理与成熟度评价”中，列举了当年的数起工地工人中暑死亡事件：在宁波的第二医院，“最近数天内，已抢救了4名严重中暑的民工，其中的3名虽经全力抢救，仍不幸死亡”。“2010年7月30到8月1日，济南因高温出现多名中暑入院的户外劳动者，其中8人因抢救无效离世，大多为环卫工人、农民工”……而在上海浦东新区经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一项关于2013-2017年上海浦东新区高温中暑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中提到，重症中暑者中热射病占比为55.9%。而今年的热浪还远未结束，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柳艳香研究员向八点健闻介绍，在短暂的间歇过后，就在7月20日，第三轮高温热浪已经来袭，这次高温热浪也将会主要影响我国南方大部地区。而热浪的来袭，对老年人、小孩和孕妇等体质虚弱的人群、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以及户外工作者带来的风险尤其大。被忽略的公卫问题，待解的“死亡诅咒”严酷高温，撞上政策要求严格防控传染性极高的奥密克戎疫情。这个夏天，热射病因室外作业的医务工作者不幸倒下而备受关注。关于热射病的讨论最先被引向了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是否必要？在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公众号里，张文宏和他的同事们写到：包裹住全身的防护服使得汗液无法蒸发，从而不利于散热，他们呼吁：进行普通人群的采样等工作时，工作人员“不应该再鼓励或规定必须穿着’大白’”。一位资深的感控专家同样向八点健闻指出：《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中一直提到的都是“防护服和隔离衣二选一，没有说只能选防护服”。目前，虽然尚无国家卫健委的表态，护士晕倒两天后，南昌市卫健委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南昌市室外采样人员不再穿防护服采样，而是改穿一次性隔离衣。这看似是“新工种”工作标准尚不完善而引发的偶发事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公卫问题——高温热浪带来的死亡风险，以及相关干预系统建设的问题。人体控温系统失效，晕厥、抽搐、全身器官衰竭……热射病是高温死亡风险最极端的体现。然而，高温带来的不仅是热射病而已，在看不见的地方，热浪下死于心血管病、肾脏疾病、交通事故和暴力事件、猫狗攻击的人也在变多。2021年，一项由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发表在《柳叶刀-星球健康》的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拥有全球将近一半人口的43个国家、750

一栋栋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建筑，绿底白字的招牌，藏在城市的角落里，老式居民楼的树荫下，或者小区与小区间的间隙里，存在感很弱。它们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简称“社区中心”）——中国医疗机构在城市里的最小单元。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很少注意到它们。城市里，有灯光招牌和高楼的大医院，是人们看病的首选。只有老年人才是社区中心的常客，他们定期去复查和开药。疫中三年，曾黯淡无光的社区中心，无意中成了城市居民的某种必需。每个住在城市里的人，在疫情“过境”时，都快速明确附近社区中心的方位，筛查、核酸、接种疫苗……与之频繁打交道。但因疫情而来的关注，并没有让社区中心变得更好。作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毛细血管”，社区中心一度被赋予厚望，指望其日渐强大后，能够疏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压力。在“强基层”的浪潮中，社区医生一度看到了希望，上亿元的年营收，慢性病、各种门诊，社区中心从大医院那里拉回了很多患者。疫情几乎中断了社区中心蓬勃发展的养料供给。与疫情拉扯的时间越来越长，至今有700多天。这个最广泛存在的基础医疗单元，正在被拖入弦要崩断的边缘：一位中部省份的社区中心主任说：3年来，社区中心借医药公司的钱、欠二类疫苗的款，累积起来有近1000万。人手紧缺，业务量急速萎缩，社区医院几近瘫痪，有人不堪重负，辞职流失；一位基层医护3年来变成了基层防疫人员说：筛查、采样、送检、转运、隔离、跟踪、调查每一个密接、次密接、感染者、疑似感染者，7×24小时连轴转，近3年几乎没节假日，更没有时间做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一位大城市的社区中心主任表示：多项防疫补助，并没有送到基层医护的手里，原本承诺的50~200元/天的防疫补助，几乎没人领到，“一些地区放开了’两个允许’，只能靠中心的结余给大家补点，没结余就不补”；社区中心的人，3年来觉得自己像“消防员”——出现在隔离酒店、高速卡口、上门采样、打疫苗的场景里。“啥都干了，就是没咋干业务。”一位社区中心的医生告诉我们。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20年1~11月全国医疗服务情况数据显示，疫情冲击下，基层医疗方面，整体诊疗人次同比下降9.4%，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同比下降14.8%。而八点健闻采访了解到，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疫情“过境”时，数月内的诊疗量都为0。摇晃了3年，社区中心撑得一年比一年辛苦。“以为2022年会好起来，结果最难受”在某一线城市，陈昊掌管着一家中心，一栋小楼，在当地只算得上“规模适中”。今年上半年一天，陈昊坐在办公室数数。数人头，数核酸点，数辖区居民的人数，尽量把三者匹配起来。彼时，疫情再次向城市袭来。陈昊接到的任务是第二天起，所在区开展全区大规模全员核酸，一天24小时要把一个区都筛一遍，陈昊中心负责给10几万人采样，每天一轮。陈昊掐指一算，中心人员不到200人，至少一半的医务人员都要派出去，达到了三年来的“史上之最”。陈昊没想到的是，大规模“应检尽检”的核酸检测一直持续了多轮，每天要派出去80~90名工作人员出门采样，每人每天需要采样1000人，日复一日，一个半月。留在社区里开展业务的人不够，非必要的科室只能酌情关停。陈昊马上接到一个信访投诉，给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没地方去，投诉了保健科。陈昊难过，全员无休的状态持续了3个月，没有额外的奖金，“其实都是大家一起苦熬，收到投诉的第二天，我就安排了两个员工把保健科先开开。”在2020年防疫初期，陈昊比现在更有信心，给下面的人鼓气和喊口号，大家反响也积极，可随着抗疫的时间越来越长，陈昊的信心和底气都像是账上的结余，一点点漏气了。“作为城市抗疫的主力，坚持了3年，贡献了社会效益，见不到经济效益，做不出业务，拿什么给大家发补贴？”陈昊心急。陈昊这么想是因为，原本应发的抗疫补贴，迟迟没有见到。去年，陈昊还去打听过，医护和街道工作人员共同组成防疫队伍，街道工作人员早已收到了抗疫补贴，但没有给社区中心发。在北京，一家社区中心的负责人向八点健闻提到了类似的问题：该社区中心过去一年有一个亿的流水，可在疫情的3年里，病人越来越少，经营情况一年不如一年，“最后中医和牙科都没病人”。“有结余的话可以给大家发奖金，这两年业务又没挣钱，只能挪门诊医生的钱，补贴防疫工作的人。”说起困境，这位负责人显得无可奈何，“被减工资的人肯定不高兴，还能怎么办？只能开会稳定大家的情绪”。在疫情此起彼伏的混乱中，各地防疫政策不断变化，消防员一般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到处扑火，主业则或多或少被搁置。据北京一位社区中心的医生透露，社区中心每天的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能多至3000~4000人，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派40~50个人，分散到4、5个点去工作，但最让他们崩溃的，是这份工作持续的时间。“这根本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从2021年大年初四到现在，一天都没停过，已经一年多了。”在防疫工作最辛苦时，支撑他们干下去的信念，除了防疫工作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相信这些困难都是临时的，“熬过去就好”。但现实事与愿违。“感觉一年比一年累，2020年时想2021年会好起来，2021年时想着2022年会好起来，结果2022年最难受。”嵊州市甘霖镇中心卫生院的彭院长如此总结。一位多年观察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的相关人员告诉八点健闻，回顾疫中的3年，最大的感触是不少社区中心的医护人员，都经历了“充满干劲、充满希望，随后失望”的过程。她介绍，2020年除了基础工作，防疫任务主要是扫码测温、分诊、高速路口值班，以及防疫后方的协调；到2021年，防疫任务集中在接种新冠疫苗和迎接每一次疫情的冲击；到了2022年，防疫任务演变成了全员核酸，上门核酸，常态化核酸。“2020年时，基层医护的防疫态度最积极，大家最关心补助，没什么怨气；到了2021年，地方财政困难，补助没有到位，还要区分属不属于一线抗疫；到了2022年，感觉医护的怨气越来越重，基本不做医疗业务，有的医生问，能不能雇人来防疫？”在社区中心有限的人力下，防疫工作与医生们的主业必定此消彼长，随着主业的荒废、收入的下滑以及高负荷重复工作的持续，随着对未来情况好转的期望逐渐落空，怨气不可避免的在基层叠加。有人问：“相比疫苗接种和防疫工作，如果核酸检测没多少技术含量，能不能雇其他人做？”接着又有人发问：“从社会上招来做核酸检测的人，为什么发的钱比自己还多？”这样的情况，似乎目前还没看到尽头。主业萎缩，资金紧张，生存危机凸显3年间，社区中心的任务层层累加、应接不暇，医务工作者疲于奔命。而令管理者们更为发愁的是，机构能否顺利运转下去？基层医疗机构处于收入缩水、入不敷出的无奈境地。中部省份某社区中心主任张建国告诉八点健闻，当本地出现疫情时，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派出去防疫，就算患者来了，也没有医生看病。不少机构索性停诊，业务收入为零。据张建国统计，疫情后，其所在的社区中心每月的防疫支出有十多万，医疗业务急剧萎缩，大部分是居民配药，没有技术性操作的收入。而药品零加成政策后，中心等于药品的搬运工，毫无利润可言。张建国只能靠借债维持社区中心的运营。三年来，他借医药公司的钱、欠二类疫苗的款，累积起来有近一千万。“老客户疫情下也很艰难，他们会催着还钱。一些人干脆切断了联系，不愿意借钱给我。”张建国算过一笔账。按照政府文件，中心三年间街镇社区防控、集中隔离点、核酸采样、上门消杀等防疫补助，累积超千万。直到近几日，政府才拨付了大部分抗疫资金。对基层医疗机构而言，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是核心业务，前者营收大部分可以自留，也是医疗机构现金流的主要来源，疫情后缩水严重；后者则靠政府拨款经费，疫情后账期拖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等工作。防疫任务作为项目之一，挤占了绝大部分空间。张建国回忆，最近，卫健委领导到基层调研时，一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曾反映说，“天天搞疫情防控，中心就要关门了，没办法开展业务。”随之大胆坦言，“今年的公共卫生服务可不要来查，我们一点都没做。”疫情之后，基层的工作重点和定位究竟何在？基层管理者们感到十分困惑。相互“打架”的指令，也让他们无所适从。“市委领导要求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卫健委领导说必须坚持防控。朝令夕改，不知道该听谁的。”张建国无奈地表示。一些管理者放弃挣扎，把所有力量投在疫情防控上，中心停诊，收入为零。张建国不愿“躺平”。在夹缝中谋生存，只能搞折中，医疗、防控两手抓。“我对员工们说，不要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几周前，张建平组织社区中心的大家一起开了会，会上他说：“疫情看起来再次平稳了，咱们自家的地已经长满了杂草，该去锄地了，该去拔草了，不要再去干别的了。”骨干医生被留下来加班加点看病人，中心另外招聘100多人来做核酸检测。虽然两边任务能勉强应对，但临时工的工资仍发不出来。“必须留一些人做医疗业务，中心才能有收入。不然到月底医护们拿不到工资，人员流失会很快。”张建国说。与张建国类似，陈昊也在想办法自救。陈昊说今年尤为辛苦，以往社区间还能互相支持，而今年压力最大。还好人员工资有财政保障，每个人头一年工资补助应有7万多，整个中心人员财政拨款一年近2000万。但因疫情全体职工停休两个多月，加班加点，到目前还没有任何补助。“合作方的社区干部有领到补助，三级医院的医生也有发放，但社区医务人员一直没有。”陈昊说。2年的等待，陈昊对财政的防疫补助已不抱希望。2021年，中心的流水尚可，靠牙科、中医等医疗技术多挣了近千万。而周边地理位置不好的几家社区中心，门诊受影响更大，经济收入也不好，只能保证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功能。“今年就想多挣点，有点盈余，明年还能给大家发。”陈昊说。不同地区的管理办法并不同，上海市卫健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八点健闻，疫情防控相关的支出，是放在疫情防控整体支出里统筹考虑的。但就目前而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既要开展常规服务，又要参与社区疫情防控，人手紧张，满负荷运行一定是存在的。“疫情三年，公立社区中心的收入减少，在全国是比较普遍的，还不一定影响生存。”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院管理研究室主任黄二丹向八点健闻表示。他进一步解释，因为城市的社区中心往往都是收支两条线，财政会对员工的工资进行拨款。但这三年，面临的问题还有工资不变情况下，人员的工作任务翻番，健康管理的日常工作流程完全被打断。“最重要的是，这严重降低了基层开展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能力。”黄二丹强调，在一些地方的社区中心，其实政府的投入有所增加，很多地方还解决了一些编制问题，但这些支持力度和社区中心承担的压力，是远远不成比例的。机构的困境和人的困境，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在下沉年代里，社会需要共克时艰，那么城市中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许是最小、最脆弱的防疫单位体。负责扎紧城市防疫篱笆的一线人员和团队，坚守在岗位，还能撑多久？乍暖还寒，社区的春天，还没开始就要消失？2010~2020年，基层医疗曾经历了“高歌猛进”的十年。国家强基层文件频频发布，政策利好、财政倾斜，基层的市场前景一度被业界看好，药企涌入，不少医生舍弃三甲医院回到基层。5月24日，国家卫健委乡村振兴办主任、财务司司长何锦国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1.4万亿元，支持脱贫任务重的25个省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家庭医生签约、紧密医县域医共体建设等政策不断颁布，大量人财物投入，基层能力不断强化。多位基层管理者向八点健闻表示，突如其来的疫情踩了刹车，三年的停滞期猝不及防。他们这样陈述目前普遍的困境：“招不到人、赚不到钱、适宜的技术无法开展，一切仿佛被打回原点。”肌无力的感觉开始蔓延，强不起来的基层，将何去何从？陈昊告诉八点健闻，往年的招聘4月就可以招满，但今年一直招不到人。北京的一位社区负责人也表示，前几年刚能开始招些优质人才，再这么下去，活多钱少，人员会有波动，也招不到人。8年前，工作了8年的陈平通过人才引进，从三甲医院来到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社区中心，成为一位家庭签约医生。在陈平看来，社区医院在家门口提供便利服务，患者看病不需要挂号费、不用预约，能满足基本的医疗诉求。但三年疫情打破了陈平对基层医疗的想象。奥密克戎毒株流行后，基层的工作重心一下子从临床和慢病管理转移到了疫情防控。北京疫情期间，大规模核酸成为常态，中心只有10%的人能做临床，居民无法出门，门诊量下降，中心的流水2021年缩水了几千万。此前，基层医生的绩效考核包括慢病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患者随访达标率、药物使用等指标，但现在已无法考核，医疗服务仅限门诊的慢病开药，中心就像有专业医生提供服务的大药店。与上述中心不同，陈平所在的中心正式在编的员工拿到了抗疫补贴，发放了1.1倍绩效，补发了10%的抗疫基金，但仅有300元。面对疲惫不堪的员工，

霍乱来了。昨日，武汉武昌卫健局正式确认：武汉大学此前出现的一例感染性腹泻病例，诊断为霍乱，在这个正因为一种新型病毒而脱离了日常轨道的世界里，霍乱，这种曾经杀死过数千万人的古老传染病又出现了，而且出现在了公共卫生条件优秀的大城市，出现在了人员聚集的学校。困惑、恐慌，以及关注随之而来，它从哪里来，会不会扩散，它会导致什么，很多人在问？大规模传播几无可能大众对霍乱的关注并非空穴来风。霍乱是中国的法定传染病分类中唯二的两种甲级传染病之一，另外一种是鼠疫。事实上，哪怕今天正在肆虐的新冠，也不过是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乙类传染病而已。怡禾健康感染科医生王素娜向八点健闻介绍：除了发热门诊之外，大部分医院还会有一个肠道门诊，肠道门诊所监测的就是以霍乱为代表的疾病。通常，肠道门诊如果接诊到疑似霍乱的病人的话，要在两小时内按照疑似进行上报，上报后由疾控部门进行采样检查以确定究竟是不是霍乱。而所谓的霍乱疑似症状，便是腹泻，“极其严重的腹泻，剧烈的水样便”。梅奥医院的家庭健康手册指出：感染霍乱后，患者平均每小时失水量大概有1升，而一个成人失水达到体重的10%便是威胁生命的严重失水了。因呕吐、腹泻导致的脱水，是霍乱致死的主要原因。本次武汉发现的霍乱弧菌，血清学凝集试验均为O139阳性，也就是说，这是一种9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新型霍乱菌株：O139。在霍乱弧菌家族的200多个成员中，有2个曾引起过霍乱大流行，其中较为经典的一个是O1，O139则是个近30年来新发现的品种。作为一种R0值只有2-6的消化道细菌，霍乱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之所以能成为甲类传染病，主要原因是“容易通过水污染传播导致爆发流行，且毒性强，致死率高”，安徽大学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张振华告诉八点健闻。霍乱弧菌一旦污染了大规模水源系统，便几乎可以实现对相关居民的“团灭”，这也是与霍乱流行相关的最可怕的事情。在距今并不遥远的2010年海地霍乱大流行中，疫情持续了11个月，报告的病例数45.57万，死亡6435名。而据张振华介绍，2010年的安徽蒙城曾经出现过一次霍乱流行。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该次疫情可能源于当地一家快餐店食品污染，最终导致区内38人感染了霍乱。根据武汉武昌卫健局披露的信息，本次霍乱疫情中的霍乱弧菌，血清学凝集试验均为O139阳性，毒力基因阴性。通过对264名重点人群、259个点位进行快检，未检出O1、O139群霍乱弧菌。截止发稿前，未发现新增病例。对于本次武汉发现的霍乱疫情公告中的“毒力基因阴性”，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向八点健闻解释：意思是检测到的O139群菌株毒力基因缺失，真实世界情况是，该感染者症状在发病三天后己消失。而对于重点人群进行肛拭子检测，这是甲类传染病防控必须要做的，是为了寻找无症状，或是症状轻微的感染者；隔离封控面非常小，解除封控及时果断，严格依照了巜传染病防治法》。目前，根据武汉武昌卫健局披露的信息：经有效诊治，本次确诊的患者情况稳定，症状已消失。公告中的另一个结果，重点人群和相关位点均未检出霍乱弧菌，也就是霍乱并没有影响到饮食（食堂）和饮水系统（水源），基于此，包括前述两位专家在内的多位受访专家都告诉八点健闻：本次武汉的霍乱疫情“不会出现大型的暴发性疫情”，传播范围会比较小。而霍乱潜伏期是数小时到5天，只要在一个最长潜伏期内不再出现感染者，这场疫情便有可能结束了。不过，“这次最大的问题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调查清楚感染的源头，这个人是怎么感染上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找不到原因，找不到源头，是最可怕的一件事了。”一位传染病学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114例感染，零死亡，却仍值得关注在数日前接受凤凰网采访时，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表示，上一次因霍乱死亡的事件还发生在2013年，中国已经近10年没有霍乱死亡病例了。梳理国家卫健委官网2015-2021年7年间公布的全国法定传染病年度统计数据中国的两种甲类传染病，八点健闻发现：七年来，全国霍乱报告数量达到114例，除2021年报告数为个位数（5例），其余年份均达10例以上，这其中，2016和2018年两个年份的报告数甚至超过20例，这些年的霍乱报告病例无一死亡。王素娜告诉八点健闻，目前针对霍乱的治疗手段非常成熟，霍乱感染者死亡的原因一般是剧烈腹泻导致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只要及时补水并给予抗生素药物治疗，就能治愈感染者。相较之下，鼠疫的报告数量较少，7年来一共报告了12例，其中2015年和2018年报告数量均为0例，报告数量最多的一年也仅有5例。然而，病例报告数量较少的同时，鼠疫的死亡报告则远超霍乱，7年间有5例鼠疫患者死亡，接近其感染人数的一半。数据来源：国家卫建委官网；八点健闻制图王素娜进一步解释道，霍乱和鼠疫在传播途径上的差异，使得二者扩散和致病风险级别不同，“鼠疫中的部分类型，不仅可通过染疫动物传播，还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但霍乱是一种肠道传染病，主要的传播途径是粪口传播，传播力有限，且极易切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李凌华告诉八点健闻，虽然霍乱是甲类传染，但只要不再接触了，把水烧开了再喝、食物煮熟了再吃，就能轻松切断传播途径。王素娜向八点健闻举了海地霍乱疫情的例子，国际旅行人员将霍乱弧菌从南亚带到海地后之所以扩散开，是因为当地没有足够卫生的饮用水系统和有效的污水处理系统，感染者的粪便污染了地下水，健康人饮用了带菌的水后就被感染了而以目前我国饮用水和废水处理条件，霍乱弧菌几乎不会有机会通过污染水源造成霍乱的蔓延。随着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霍乱在我国一直处于低流行状态，我国对作为甲类传染病的霍乱也建立起了一套庞大的监测系统，既包括对河海水源、水产等环境位点的检测，也包括通过肠道门诊对腹泻患者的监测。王素娜告诉八点健闻，对霍乱的识别和治疗并无太高的技术门槛，“急剧腹泻，水样便，便是疑似症状，需要两小时内上报；治疗与用药方面是与常规腹泻无异”。这是太过古老的一种疾病，一位传染科医生也告诉八点健闻，年轻一代的医生，甚至是传染科医生都不一定见过霍乱患者，“可能要50岁以上，甚至60岁左右的大夫才见得比较多。”而他自己虽然在工作中见过几例霍乱患者，但其症状也都比较轻，很快就能治愈。多名传染病研究者表示，从传播途径上看，除非特殊原因，否则霍乱的病原体霍乱弧菌较难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播，主要通过污染食物和水进行传播。八点健闻梳理多篇不同省份和地区对历年霍乱病例的研究文献后发现，这些研究文献总结的共同规律是，河水产品和海水产品是霍乱弧菌的高危污染对象，很大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后都自述曾食用过这类食品。水产之外，另一个流调方向可能是饮用水。不过，一名传染科医生表示，目前城市内的自来水管网系统已经比较成熟，不太可能在城市供水系统上出现污染问题，否则一定会出现大量感染者，而不是只有目前的一例，“要往水上面考虑的话，可能会是桶装水。”一名微生物研究者告诉八点健闻，相比新冠而言，霍乱的流调工作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新冠是空气中的飞沫传播，霍乱是污染的水和食物传播，另外卫生间下水道有可能会传播。只要现场采样，然后做分离培养应该可以找出传染源。”多名传染病研究者表示，以目前中国的卫生条件，霍乱几乎不可能像新冠那样快速传播。2021年10月2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所长，医学博士阚飙在第12届传染病防控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学术交流会上指出，中国的霍乱流行地区主要是沿海一带如广东、广西、浙江、江苏、上海等。不过，细看这些流行地区的发病人群，就会发现，不同地区的发病人群也各自不同，例如，北京地区的霍乱病例多为四十岁以下城乡结合部人员；上海地区则多为60岁以上本市郊区居民；深圳多为工人（民工）；贵州则多为农民和学生。而这种情况，应该是与相关人群的卫生习惯和经济状况有关。因此，王素娜不赞成更改霍乱的管控级别，“一是霍乱的低死亡数，是建立在强监测、低流行的基础上的，并没有证据表明菌株毒力会持续下降，二是中国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卫生条件并不理想”。进化中的昔日毒王仍不容忽视虽然本次武汉的霍乱疫情大规模传播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今天的地球上，霍乱仍是大约50个国家的地方病。根据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学者在2015年发布的一个广被引用的数据：每年，全球由霍乱弧菌引发的腹泻性疾病大约有290万例，死亡约有近万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轻松解决一场霍乱，是一种幸运。历史上有记载的霍乱大流行有七次，这其中，仅前六次霍乱大流行中，仅印度一地的死者就超过了3800万。作为一种细菌，霍乱的进化比细菌慢得多，然而，却同样卓有成效。在2016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通过对保存在世界各地实验室中的历史霍乱菌进行基因组学分析，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磊的研究团队发现，另霍乱弧菌从人畜无害道成为一种致命的病原体，造成1961年开始的第七次全球霍乱大流行的菌株，只是源于1954-1960年的6年间，早期菌株上一个只有12个碱基的微小变化。而本次武汉疫情中发现的O139是1992年在印度东南部被发现，其特征包括：在水中存活的时间比之前的O1型霍乱弧菌长，一经发现，它就被预测将是一种有可能引起世界性霍乱流行的新菌株，显然，这个预测成真了。在《疾病监测》杂志2014年的一篇综述中，则提到了除O1和O139之外另有包括O6、O10等在内的13个不同菌群在世界各地均有引发霍乱流行的记录。其中，2012年，葡萄牙某医学杂志上还曾报道了一位患者由于非O1/O139群霍乱弧菌导致的急性腹泻而死亡。显然，教科书上只有O1、O139霍乱弧菌会引发的霍乱大流行的记录正在受到进化中的霍乱弧菌的挑战。人类应对霍乱的武器看起来非常丰富，良好的卫生习惯、清洁的水，我们还有抗生素和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保护力的疫苗。然而，清洁供水不足和卫生设施缺乏时有发生，贫穷与战乱则往往成为霍乱的温床。对于霍乱这种几乎以人为单一宿主，在环境中却仍可以生存几周的顽强的细菌病原体，它的"体外生存的微生物生态学"，人类还知之甚少，也不能彻底根除，疫苗的效果也不理想。就在前天，阿富汗一地就新增霍乱120例，24小时内20人死亡。武大发现了霍乱，无需焦虑，但这样一种致命病原体居然会出现在人口稠密、公共卫生基础较为强大的都市中，这本身也是给人类敲的一个警钟。常荣山提到：及时溯源并公布准确的流调信息，仍然是必须完成的工作。无论如何，对那些暗中窥视着我们的微小的病原体，警惕之心需要常存。严雨程｜撰稿微信号：March_YYC于焕焕｜撰稿微信号：YHuanhuan1997李珊珊｜责编微信号：scoral318

血滴了一路，公共楼梯连接着二楼儿科门诊与一楼大堂，这是一位伤者近200米的逃生路线。距离血迹20多米处的二楼收费窗口，一位捂住颈部的医生倒在此处的地面。一个平平无奇的周六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医院排行榜前十的三甲医院，陷入一场毫无征兆的连环伤人事件。看到血迹后，人群瞬间陷入慌乱，惊恐在医院里迅速弥漫。“砍人了，快跑！”家长带着孩子，从入口处的“核酸码”门禁钻了出来。还有人没跑出去，被困在医院里不敢动。徐嫣在伤人事件发生的40分钟里，一直躲在案发现场。这是复工后徐嫣第一次到瑞金医院取药。刚踏进二楼，徐嫣低头就看到了走廊上显眼的血迹，觉得不对劲，赶忙退回到楼梯口躲起来。警惕的她，惯性看了一眼时间：11点24分。在随后的十几分钟里，徐嫣看见了一名穿蓝色衣服的医护人员、一名孩子、一位白色制服的医护人员，躺在医疗床上先后被推出来，一个接一个往门诊的电梯方向送去急救。最后，从儿科门诊里出来了至少三位穿制服的医生，其中一位戴眼镜的男性医生搀扶着一位黑色运动裤的年轻女性，“那位女性显然是受了惊吓，被搀扶着行走、双目低垂。”徐嫣记得她到达时现场医生们在试图找安保人员询问情况。因为一时没有找到保安，女医生们很快退回办公室。一位二楼的保安告诉八点健闻，事发时自己其实就在二楼，但最开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诊大厅太大了，平时一般有400多人”，自己不在作案现场附近，后来从手机里才得知情况。此后的半小时内，徐嫣不敢穿过就诊大厅离开医院，在二楼的楼梯口观察离开的时机。配药窗口的女医生满脸通红，反复和同事说着凶手如何用刀，如何反常，“女医生很惊恐，整个人看上去惊吓过度”。徐嫣等了很久，人渐渐多起来，她和排队取药的一位男性相约共同下楼，从取药窗口到一楼大厅，她手机记录了超过28秒的血迹，血迹的终点站被屏风围起来。这是上海医院复工后的首月，对于熟悉瑞金医院的徐嫣来讲，此刻刚刚恢复运转的瑞金医院里，人流量不过疫情前的1/3。但来就诊的第一天，经过了两个月的静默，刚恢复没多久的平稳日子和对正常生活的安全感，似乎又要被一场恶性事件击破了。儿童与妇女是主要攻击目标没人知道血案为何发生，但攻击目标有迹可循。一位瑞金医院工作人员回忆，伤得最重的是两个孩子，一个是被砍到了耳朵，头上血淋淋的；另一个被捅了腹部。“孩子见到行凶者害怕惊叫，然后一刀就过来了”，她补充道。除了二楼，七楼是凶手的另一个主要案发地点——二楼的主要科室是儿科，而妇科、产科、孕妇学校则坐落在七楼。根据警方通报，一男子在门诊部七楼内持刀挟持群众。这两个案发地分别对应了两个弱势、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群体——女性和儿童。从瑞金的楼层分布看，3楼为影像科室，4楼为外科，5楼也有大量门诊科室——神经内、消化、内分泌、血液、心脏等科室，6楼主要是体检中心。八点健闻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瑞金医院的直梯分6楼以下和6楼以上。这就是说，行凶者无法搭乘任意一个电梯，从2楼直接到7楼——以妇科、产科、孕妇学校和康复医学科为主的这一层。复杂的行动路线，让不少人猜测：其背后直指儿童、妇女，甚至孕产妇的明确行动目标。和以往发生在医院里的袭医案不同，这是一次无差别地针对医生和病人的凶案。《方圆》杂志2013年的一篇文章提到：“无差别”伤害事件中，虽然被害人随机，但作案本身却通常是有预谋的。江苏省宿迁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朱建中还曾在其中分析，犯罪者往往“选择比自己更弱势的人群或其他无防备意识的群体下手”。前述工作人员回忆称，凶手那把刀的刀柄很长，但可以塞到大的手提包里。医院是社会矛盾的晴雨表某种意义上，医院是社会矛盾的晴雨表。人的情绪在医院里最为脆弱，也更易爆发，医院承载着比其他公共场所更为复杂的社会情绪。甚至会有凶徒，利用医院是社会薄弱环节的这个弱点，在此施暴。过去，伤医案频发，医生们常常生活在不安全感中。但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后，伤医案有所减少，在当时的报道中，医患之间高度协调，互相配合，井然有序。曾经有人推测，疫情过后，随着整个社会对医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医生曾推测，如同当年非典过后，医患关系会进入一个蜜月期，院内的暴力事件也会进入一个低谷。然而，现实却并没有预想那般美好。疫后不久，短暂蜜月的医患关系开始急转直下，医院内小型冲突接连不断，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仅2021年1月的两周内，就有4起以上严重医院暴力事件发生，其中包含2021年1月的浙大一院疑似爆炸物爆燃事件。那次事件的伤者中，包含3名医生和1名患者，那同样是一次不多见的，患者也成为受害者的医院暴力事件。随着瑞金医院的砍人事件在舆论场上的发酵，不安感开始蔓延——从疫情期间工作量翻倍的医护人员，一直蔓延到每个关心就医问题的公众。微博上，甚至有人问，“今年高考报了医学专业的朋友，现在什么心情？”现实中，发生在医院里的任何恶性事件背后，医护人员安全感的这根脆弱的神经，也再度被拉紧。多位医务人员向八点健闻表达了安全感的再次丧失，多年的害怕和无奈再度袭来，甚至想起了此前的经历。一位护士直截了当地向八点健闻提到，她最近一直在向同行灌输“低调谨慎”的保命观。“从现在起一定要低调，要忍耐不要和别人争吵，怕被捅。”一位上海的年轻医生，却得知自己同级的朋友在案发现场，被凶手关在瑞金医院的B超室里，“差点被砍”，他回想起自己曾在门诊，被激动的病人用拐杖戳烂了一扇诊室门，觉得难过又无力；一位药师悲观地向我们表示：“吃这碗饭的总会碰上这种事，没有别的选择，担心也没用。”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还特别向八点健闻提到，这种暴力事件“对年轻医生的冲击尤其大”。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告诉八点健闻，“医生不是机器，在目前承担如此繁重工作的情况下发生这种事件，此后需要费很大力气去修复对医生的心理影响。”感慨安全感丧失的同时，多位医生也向八点健闻提到：需要制定一些特殊的安全措施来保障医院场所的安全，比如：在医院设置安检。这也是社交媒体上近日被提出最多的建议。邓利强还告诉八点健闻，设立安检制度是在当时伤医比较严重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其实根本问题是大家对医护人员职业去怎么看，对医院里的气氛怎么去理解。但是，当暴力事件不断地发生在医院里，血淋淋事件发生在工作期间，是非常惨无人道的。“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从一个最基本的改观开始，那就是管制刀具不要再进入医院，至少可以让医护人员在工作的时间感受到安全。”而事实上，陶勇医生遇袭事件之后，在北京，2020年7月1日开始，各大医院门诊大厅的入口处开始增设“与地铁安检类似”的安检装置，至2021年5月，在北京的108家三级医院中，实现了入院安检的全覆盖。然而，这类技术手段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研究中心主任刘鑫告诉八点健闻，“安检更多是一种震慑作用，实质性的意义不大。因为医院不像机场是一个很封闭的场所，有很多门窗，想递东西进去很容易，布控则很难。”不过，刘鑫同样提到：虽然不是根本性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安检制度有助于发现和重点检查可疑人物，更重要的是可以“事出有名”。但无论如何，作为社会焦虑情绪的晴雨表，医院暴力、医护人员的不安，或许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不安。张强还向八点健闻提到：作为一个半公开，且人员流量巨大的封闭场所，当整个社会焦虑不安的情绪浓重时，医院便很容易成为一个爆发点。而考虑到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大多本身就深受疾病折磨，导致自身情绪低落，于是，高强度工作的医务人员一有不慎，便很容易会触发这种情绪，从而酿成各种冲突甚至暴力事件。而目前的问题是，经济因疫情放缓，大量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的普通人，社会戾气聚集，如果上述情况不能好转，而把视线只是盯在医院安保上，恐怕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徐嫣为化名。严雨程对此文亦有贡献。严胜男｜撰稿微信号：nnannya李珊珊｜撰稿微信号：scoral318葛书润｜撰稿微信号：qsjwzxhlds李琳｜责编微信号：lilin5117

4天新增29例阳性感染者后，西安开启了今年春节后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全市实行7天临时性管控，包括暂停堂食，娱乐场所暂停营业、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提前放假……引发西安疫情的病毒是新冠病毒的新变种——毒株BA.5，它也被认为是目前传播力最强的毒株。这个新毒株的发源地南非的研究人员公布在medRxiv上的一篇文章中，这种新毒株的R0值——衡量病毒传播能力的最重要指标——高达18.6。超过了人类有记录以来传播能力最强的病毒麻疹。不独西安，引发北京新一轮的聚集性疫情的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同样来自BA.5。新毒株传入国内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它不但拥有史上最强的传播力，更兼具比前代毒株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重复感染能力。实际上，新毒株BA.5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已经迅速席多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的疫情高峰：据美国CDC报告，截至7月2日，BA.5已经在短短两个月内猛增至每日新增病例的53.6%；在德国，BA.5只用一个多月时间就迅速成为了主流毒株。德国病毒学家陆蒙吉告诉八点健康闻，德国BA.5发现于今年的第十九周（五月初），而在七月初，BA.5在新增病例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一半。根据法国公共卫生机构（Santé

“医生直播带货”完了。2022年6月6日，国家卫健委等9部门联合发布了《2022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下简称《要点》），其中特意提到：“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之便直播带货”。这是第一次，官方对长期处于暧昧地带的医生带货行为下了个定论，且《要点》中，多次提到“廉洁从业”，将这件事定性为“反腐倡廉”的意味不言自明，甚至，根据文件，这项工作将由公安部、国家医保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配合完成，给整件事情增加了些肃杀的寒意。根据任务分工表，这项工作的完成时间被定在12月底前。这意味着，留给行业调整和变动的时间只剩下半年。“叫停”来的猝不及防，医生直播带货的风潮戛然而止。回望2021年的风口和所谓的蓝海，这一切就像一个不断吹大的肥皂泡，在最丰满闪耀时“啪”的一声碎裂。放眼医生直播带货从“起朱楼”到“楼塌了”的全过程，这碎裂的背后，是近些年来国家呼唤医生、医院和医疗“回归公益性”的政策大潮，也是整个医学群体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更深刻的反思。而放眼未来，“去直播带货”时代，“网红”医生应该如何利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实现个人价值，这大概是每一位“触网”医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曾是赚钱最快的一种流量变现方式，不带货的医生被当作不下蛋的母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一天的到来并不突然”。有医疗领域MCN机构透露，早在2021年底时，行业内就已经传来风声，可能会在医生直播带货方面作出限制。2021年11

在一座大型城市的生态系统里，每个人都拥有一些习以为常的生活。进口超市里有来自南美的白虾和非洲的咖啡豆，市中心办公的职员们上班前外带一杯咖啡，工人们迎着朝阳盖起新的摩天大楼，京沪航线搭载着商务飞人们一天之内穿梭于相隔千里的两大超级城市间，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病人从不间断地涌入沪上的顶尖医院……但过去三个月里，一切停了下来。从3月27日晚，划江而封算起，上海在春天里经历了一场特大规模的疫情冲击。城市的运转就像一座发电厂的电机，停运或恢复，不是简单地按下开关键。重新开机后，能烧上一个月，第二个月才能输送出正常的电力。停机需要时间冷却，重新开机则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钱。一座城市也是如此，重启比关机要付出的时间成本更高。6月1日，上海解封，人们走出家门，相聚街头，虽然没有如想象般的人潮汹涌，城市仍然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渐渐苏醒，不快也不慢。△

疫情让人疲惫，京沪之外，疫情再起。在过去的一周内，已经有超过6省15地爆发疫情。本轮疫情的焦点是安徽宿州泗县。只用了三天，这个人口只有70余万的小县城，感染者超过了800例，且疫情很快蔓延到江苏、浙江，长三角的三省12市均发现了阳性感染。6月26日起，泗县开始出现3例新冠无症状感染者，随后几日，安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15例、13例。30日起，安徽省开始报告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日增一度到达三位数，分别是9+98、34+101、61+231，感染者绝大多数在泗县。但6月27日开始，安徽合肥、蚌埠、淮北，江苏南京、徐州、淮安、盐城、苏州，浙江杭州、金华等多地也出现感染者，多与泗县直接相关或“有省外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其中，长三角经济重镇无锡截至7月3日1时本轮疫情累计发现103名阳性感染者。“泗县疫情初期源头不清、底数不明。”安徽省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在7月2日表示，疫情处置仍处于关键期，预计未来一两天新增病例在数字上还会有增长。到7月3日，安徽共有高风险地区116个。而长三角之外，过去一周内，疫情也在中国北方和西部相继发生。6月30日起，山东青岛市发现本土阳性病例31例，其中本土确诊病例11例、无症状感染者20例，源头系接触有病毒污染的进口冷链货物感染。7月2日，陕西西安出现3例本土确诊病例和3例无症状感染者，源头暂且不明。此时，包括安徽合肥、黄山等在内多地取消常态化核酸。本轮疫情发生前，安徽已实现25天无新增。“短暂的乐观气氛很快就一扫而空”，有专家感慨。长三角经济腹地的破防镶嵌在国道343、104和省道303、329之上的泗县，是一个人口70万余的皖北县城。6月26日，在重点人群检测中发现的感染者拉响本轮疫情的警报。截至7月3日24时，泗县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超过800例。划定高中风险区超100个，这是第九版防控方案公布后的首次实践，区域划分精确至社区、行政村。很难说是迟或早，病毒狡猾地挑选了长三角经济大动脉的防疫洼地，而泗县一经发现当日，就采取了严厉的管控措施：“暂停省市县际公路客运和城乡公共交通；保供超市、药店、餐饮企业暂停门店经营”。两日之后，该县更是宣布，对全县所有住宅小区、村（社区）实施封控管理。据《安徽日报》7月3日报道，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在省委相关会议上指出，本轮疫情要做到一周内实现社会面清零。泗县所在的宿州市是安徽省东北门户，与江苏徐州、宿迁接壤，且交通便捷，多条国道、省道穿境而过。于是，不同于往常的省内经济循环，与泗县一衣带水的江苏，是泗县人流动的主要目的地。通过劳务输入、工厂聚集，无锡成了病毒的“下家”：阳性感染者超100人，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同源。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关系，无锡，一座在4月底就率先投入2600座核酸采样小屋、建成“15分钟核酸采样圈”的工业城市，在一个不发达县城的破防面前，能做的也并不多。无锡之外，南京、徐州、盐城、苏州，多地也接连中招，甚至一路向南延伸至浙江、江西。病毒一路从长三角末梢伴随着经济活动逐步深入至腹地。而在以往的经验里，大城市往往是作为保护方和支持方存在，人口流动频繁、境外输入风险高，雄厚的常态化核酸检测能力，一方面希望能尽早筛查出感染者，另一方面期待护卫边缘县镇。但从本次疫情来看，奥密克戎的攻击，不分地域、经济，而发达城市的核酸系统更像是一种“陪跑”。“从核酸检测能力来说，全国基本够用，只是分布不均”，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告诉八点健闻，长三角、珠三角情况较好，东北则深陷泥沼。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也表示，仅一二线城市做常态化核酸很难卓有成效，需要“全国一盘棋”，但从能力上来说不可实现。京沪疫情暂歇，长三角疫情又起。不论是重点城市还是四线县城，我们无法通过加强核心去打造一个没有病毒的世界，破防总在不经意间，就像以往的任何公卫措施一样，在一个连接的世界中，病毒显得无比“公平”。常态化核酸的退场导致了疫情的蔓延吗？对于本次疫情再起的原因，社交媒体上的部分讨论指向了常态化核酸的弱化与取消。从发生的顺序来看，确实有时间上的相关性。6月14日，无锡决定“全市从区域核酸检测转为常态化便民核酸检测”，2周后，无锡发现一例核酸阳性。而在安徽，6月22日起，安徽合肥暂停了7天一次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根据央广网报道，同样是22日起，安徽多地调整了疫情防控政策，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4日后，泗县发现疫情。然而，病毒学专家常荣山提到：无锡所取消的，只是区域性的全员核酸，事实上，作为从今年4月就开始实施常态化核酸的最早的一批城市，无锡几乎是常态化核酸进行得最好的城市之一，而本次疫情就出在了无锡，这本身就说明常态化核酸对于突发的疫情防控，所起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黄森忠补充：包括本次疫情在内的多次疫情都可以发现，大部分疫情中的首例病例都是通过主动就诊或者重点人群检出，而非在常态化核酸中检出。“常态化核酸是大海捞针，想用它在普通人群中进行监测，太难了”。一位公共卫生专家也认为，本次疫情与常态化核酸的取消，“并没有必然关系。主要是此疫传染性强，隐匿性强。”不过，也有专家坚持，常态化核酸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就曾告诉八点健闻，“没有常态化核酸，可能难以早期发现疫情”；而一位疾控领域的工作人员则提到：常态化核酸，仍然是目前看来，“最经济的，成本最小的一个避免大规模疫情发生的方法。”不过即便赞成常态化核酸，两位专家也都承认，本次的疫情所体现的，正是常态化核酸方法的重要短板——“像泗县这种农村地区，可能本来就很难做到严格的常态化核酸”；“考虑到农村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和薄弱的核酸检测力量，要进行分层分级个性化的防控方案，这个太难了……”对常态化核酸去留的讨论之外，多位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从一定意义上，本次疫情所显现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京沪付出了沉重代价所获得的防控经验，事实上无法直接移植到其他地区。在保证经济正常运转和疫情防控之间应该如何把握，这会是一个两难问题，而且随着传染力更强的奥密克戎新变种在全球的蔓延，这条路将注定越来越难走。当然，虽然对于常态化核酸的效果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对于本轮疫情，多位专家都表达了乐观态度。得益于后续的干预措施，黄森忠预测，本轮疫情可防可控，属中等规模，但从底数上很可能属多元，“单个链条的传播持续性不可能达上百人”。对于中等规模疫情的看法，常荣山向八点健闻表达了赞同，并预估，“泗县疫情可能会持续20天左右，无锡疫情可能只需要两周就能扑灭了。”严胜男｜撰稿微信号：nnannya韦晓宁｜撰稿微信号：fallto李珊珊｜责编微信号：scoral318Jessie:13911125922｜小满:18613138057▽

当核酸从诊断标准变成生活通行证，当采样点由医疗机构延伸至街头巷尾，当防疫检测频率从临时变成日常，当钢板塑窗的采样亭替代了无法遮风避雨的大棚，核酸采样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不可或缺。数千亿的核酸产业高歌猛进，亭子里的采样员是其中最基础的螺丝钉。螺丝拧紧，几十万名采样员临时上岗、火速培训，涌入多个一二线城市，如血管里的红细胞一样遍布城市，连点成线为一张疫情防控网；螺丝松动，多地宣布取消或延长常态化核酸检测，核酸采样员高薪腰斩、不再短缺、或将大量退出。在设计中，采样员们由退休医务人员、执业药师以及学校校医等具有医学背景的人员担任，而现实是，被疫情冲散的劳动者在核酸检测这个新业态中聚集，保洁员、工厂工人、餐饮服务员……在人力资源外包公司的热情邀约中，投入这份“日薪上千、八小时工作、超时有加班费、按时结薪”的工作。从地市到省会，从西部到东部，他们赶上了核酸潮流的时代大迁徙，到疫情严重的地方去，那里往往会有更优厚的待遇。与父辈们南下打工，去用工需求最多的长珠三角的流动无本质区别，这是劳动者们在不确定的时代中努力寻找确定性的故事。哪里严重去哪里4月底，上海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小陆逆行而来，从武汉奔赴上海。他是护理专业大专毕业，曾经在武汉疫情最严重时感染新冠住进方舱。疫情断送了一些机会，很多人收入骤减、收紧消费，小陆的保险生意不再能卖出去，转行做高值医疗耗材的他，又遇上了集采的行业厮杀，从此只能勉强靠底薪维系生活。疫情也改变了部分社会运行规则，创造了一些新的机会。比如，每逢有零星疫情，全员多轮核酸筛查已经是标准动作。而在这时，检测公司就会临时招募有资格证、执业证的社会人士，用高薪降低人们对于高风险的顾虑。小陆当时的主业是卖医疗器械，工作时间自由灵活，每次有疫情大筛时，他都会积极报名。“性价比”最高的一次，是从下午5点一直采样到凌晨零点，收工时，结算工资有1200元。这样下来，一个月能有好几千块钱的额外收入。后来，检测公司开始招人去上海，小陆甚至为此辞掉了高值耗材销售的工作，一路向东，好处在于“可以连续做”，预计至少会做到六月底，而现在随着上海免费核酸检测延长，他至少会呆到八月初。哪里有疫情，哪里最严重，就到哪里去，疫情的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参与到这场迁徙大潮中的，有失业的药师，有辞职的护士，有护理专业学生……他们应核酸检测需要而迁徙，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点位到一个点位，选择做这份过渡性工作的时间，也随着疫情态势而摇摆不定。药师老赵是去年10月入行的，采样培训在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租下的800多人电影院里举行，观看视频然后互采，整个过程不到两个小时，只淘汰了几十个人。冬冬的培训方式也差不多，看视频、穿脱防护服、实地观察采样。他们没有收到一份培训合格证书，也不知道这东西应该由谁签发。“日结、兼职、下班拿钱”，起初老赵在各个群聊、朋友圈、抖音账号上收集招募信息，往往是前一天晚上报名，第二天晚上收钱，做一天是一天。选择日结并非懈怠生活，而是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10多年的医药销售之路因为单飞开药房而终止，30多万负债，人到中年，为了还债，老赵卖掉房子、做外卖员、药店职员、跑摩的，三四份工作或因疫情公司倒闭，或因疫情结束任务。工厂停工、餐馆倒闭、快递停运，核酸成了收留廉价劳动力的“无依之地”。比起打针、输液等侵入性操作，采样任务并不困难。面对张开的口腔，一个垂坠物悬在中间，两边是弯弯的咽后壁，用棉棒刮两至三次，采集便能完成。在时代的缝隙，老赵努力寻求一丝稳定，看到隔离酒店招募采样员，他和另外一个朋友扔下电瓶车便去了现场，“不用挪地方就能做一个月，是个好活计”。报到时，看着姑娘们带着大包小包，只有他俩双手插兜站在那里尴尬地傻笑。衣服没带够，脏了就洗过晾在暖气片上烤干，第二天接着穿。第二次去隔离酒店便有了经验，他把家里的台式电脑搬出来，一边工作还能一边把继续教育的网课上了。最近他在二手平台浏览起笔记本电脑来，以此来应对不断迁徙的生活。早在3月，还在酒店隔离的他，便听人说起过深圳、上海、香港急招采样员，日薪上千，而当时西安采样每天200块，他有些心动。等到准备动身的时候，深圳上海的疫情已接近尾声，北京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薪酬也在断崖式下降，变成了500一天，他想着，“给400我也乐意干，反正比西安挣得多”。来北京之后，赚钱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劳务中介压价，时薪从传闻的七八十元降为37.5元，但比起市面上20出头的餐饮零工，这份工作的回报还是更高。老赵很乐观，早出晚归，其他时间都在亭子里，劳务公司安排住宿，最大可能压低生活成本，即便半个月就结束了，也不会亏太多。亭子里的百态人间冬冬将亭子里的生活形容成“牢笼”，每天从这个牢笼望向外面的世界。5月初，距离毕业不到两月，大三的冬冬从鄂州职校搭一小时火车来到武汉，成了武汉某社区医院第一批采样员。学校是一个大型的职业介绍所，她所在的护理专业里900名学生，100个来到武汉，女生被分到各个社区医院管理的便民检点位，男生则被派往高速路的卡口。疫情搅乱了冬冬原本正常的生活：每年一次的全国护士资格考试从4月推迟至7月，“整个年级很少有人拿到证的，就业不好看”。已经内部预留了转正名额的医院，碰上了4月疫情，招考迟迟无法进行。在就业难的这一年，有一份兼职，总比在家闲着好，况且这份兼职还是这个充满随机性的社会里，目前看来最稳定的一份工作。核酸兼职，成为不少护理专业学生们与社会的过渡和连接。八点，梧桐树下的采样亭开始工作了。排在前面的是逛完早市的老头老奶，一打鸡蛋、一袋桃子、一个红布袋，然后是带两份早餐的年轻人，两个保洁、两个保安、三个环卫、四个警察……零零碎碎的50个人头，很快占据了广场。小孩蹬着独轮车，飞快地穿过广场，“做核酸喽”，胸前卡包的夹层里印着一张四四方方的二维码。摇着蒲扇的老大爷将婴儿车里的孙子放在一旁排起了队，逢上熟人便打招呼，“唉，你也这做核酸”。大家热烈地以“核酸”作为问候语。有些时候，舌头会将咽喉都遮挡住，避免麻烦，冬冬草草地在舌头上划拉两下。几乎每个采样员都遇到过“掉假牙”的场景，棉棒还未伸进咽喉，假牙哗地一声掉了，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相比起这些小插曲，食物残渣、烟味甚至蘸口水尤其难以忍受。排在队伍后面的男人端着一碗重庆小面暴风吸入，冬冬注意到了后提醒说，“你别吃了，等会儿再吃”，但临了他的位置，他又重新喝了一口汤，糟糕的口腔环境令她深感崩溃。还有人因为不愿意被捅喉咙，自带装着痰液的盒子，“你在里面蘸一下就好了”，几番拉锯之后冬冬不得不给他“蘸”了一下。远远望过去，采样亭与保安亭、咖啡角亭、报刊亭并无二致。空调是采样亭最重要的功能，穿上防护服的采样员们，用室内16度的空调抵抗室外35度的高温，但并不能阻止汗液的分泌。封闭天然与稳固安全相连，但现实往往是错漏百出，譬如手套太大、手部移动空间小、采样台太高等。采样员不得不适应这些哭笑不得的设计，有人将一只手套取下，从直径十几厘米的小洞中伸出棉棒采核酸，还有干脆将采样台搬到亭子门口，背对着空调坐着宛如一尊门神。在人数暴增的时段，冬冬仍旧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没有一丝紧张，毕竟“多做了又不算钱”。遇上心地善良的老师值班，会多开一个采样台为冬冬减轻压力，如果没有，只能让排队的人急得干瞪眼。“迟到早退”、“提早收工”也是小陆抵抗机械采样工作的方式。采样点下午营业时间是1点半，但是他往往会提前1分钟到岗，慢慢穿起大白，依次带上一次性帽子、口罩、手套，拉起防护服。此时，门外已经排起了10余人的队伍。采样员已经掌握了规律，下午天热，来做的人不多，每逢大筛之后人也不多，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另一个人溜出去办自己的事或者回家睡觉。收工时常成为一个问题，常被人投诉。冬冬形容，“跟打游击似的，一看到没人了，就赶紧把采样管送走”，很难对排队的人解释“已经下班了”。市民的诉求多种多样，“孩子明天要上学”，“核酸过期了进不去小区”，老赵答应了一个，后来就刹不住车，人越来越多，没来得及享受仅有的1小时午休，做完就快赶上了下午的开工时间。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核酸采样员将管子里面最后的位置留给自己，“每日一检”是他们的上岗需要，周而复始。“我们不是发国难财的”一种例外状态催生的暴富神话，同时也是数万打工者的身份枷锁。老赵的疑惑始于一次社区的核酸采样，有名工作人员递了瓶水给他，背后有人悄悄议论，“他们是来赚钱的，别对人那么客气”，他心里不太舒服但也没好意思争辩。看到网上有人说“核酸检测是发国难财，采样员就是帮凶”，他也不解，“我们挣得也是辛苦钱，怎么就成帮凶了呢？”。“国难财”这个杀威棒始终是他心中的一根刺。经验老道的同事宽慰他，“不要总想着自己是干活的，这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是在为疫情防控做贡献”。于是，他开始学着用崇高、宏大的词汇，“白衣天使”、“防疫事业”来抵御外界的流言，努力弥合与医院医护采样无酬劳动的天然沟壑。隐藏在防护服后的是长时间体力劳动的身体印迹，拇囊炎、腱鞘炎、肌肉酸痛、坐骨神经痛……刚上手的时候，胳膊会发酸，早上起来人像是散架了一样，当做得越多，知觉反而消失了，“像是一条机械臂”，这其中的时间早已无法感知。炎热也是，遇上没有亭子的大棚，他们会往衣服上喷酒精或是抱两大瓶冰水揣着怀里，一小时后冰融成了水。冬冬的疲累会被发工资的喜悦抚平，“有钱赚，就很开心”。她每天拿37.5元的时薪。五月以来，发了两次工资，先是周结，之后是半月结。她给刚刚高考完的妹妹买了双鞋，省下的1000块钱借给了朋友。她不会轻易买东西，因为没地儿可放，水也从医院拿，一天下来几乎没什么开销。本质上，作为零工的核酸采样员与外卖员、快递员无异。如果要挣到足够高的收入，他们需要高强度、长时间地工作，并且需要足够幸运地不生病不感染不被隔离。小陆告诉我们，如果因公感染会有每天200元的补贴，但不感染每天能赚800元。采样既辛苦又孤独，几乎占据了生活的全部。不上班的时间，他们总是用来在家休息而不是社交。唯一的交流可能是采样前和下班途中，大家相互问问薪酬再吐槽一下当天遇到奇葩的事情，“散活比整单挣得钱多”、“机构比社区采样好做”。在按时计薪的机制下，一个对公司来说赚得到钱的好点位，却是采样员试图调离的岗位。固定时薪意味着大家都更愿意去人少、饭好、受尊重的好点位。畸形的激励方式之下，采样员以自卫性的消耗来抵抗按时计酬的管理。老赵曾被派过一件24小时的采样工作，白天给人做，晚上给疫情暴发点做环境采样，日薪上千。冬冬也曾尝到过一次在火车站采样的甜头，上万的吞吐量，几十个采样台，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她挣到了这一个月以来最高的日薪，600元。冬冬目前常做的点位是一个时间短、采样量大的社区便民检，6小时做1500多人，而有些点位一整天下来也就稀稀拉拉一百人，要轻松很多，为此她曾多次提过申请轮班调岗。如果是为了赚钱，她甘愿去火车站、高速路口做采样，白加黑，做二休一。

昨天下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正式发布。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调整，是密接者、入境人员的隔离管控时间由“14+7”变为“7+3”，和次密接由“7天集中隔离”调整为“7天居家观察”。这是一个迟来的方案，距离上一版《防控方案》发布过去了13个月，国内外主要毒株已由德尔塔变为奥密克戎，传染性、重症率等病毒关键特点截然相异，防控思路和实操都早已发生剧烈变化。针对临床工作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九版）》早在今年3月15日就发布，曾有专家预计第九版“防控方案”会照例同步发布，时间会是两周内。而就在这两周内，上海疫情猝然而至，谁也不知道这场汹涌的疫情将对日后的防控策略产生怎样的影响。某种程度上，第九版《防控方案》延迟发布的过程，也是等待上海、北京疫情平息的过程，用时三个半月。有接近方案制定者称，第九版防控方案的研讨始于今年初，正是奥密克戎初显威力之时。而早在3月份，一版未进入发布环节的新防控方案就已撰写完毕，措施包括取消对次密接的管控措施，“因为次密接此前基本没发现过阳性，管起来反而耗费人力物力。”另一位接近国家卫健委人士印证了这个说法，“旧版本的尺度更大，新版本相对保守一些，因为上海疫情后发现，一些管控还是不能松”。“分歧较大，左右为难，得考量经济发展，得避免地方过于极端，还不能出现大规模疫情反复。”一位中疾控员工表示。在经历三个多月的纠结和调整后，方案的回答是隔离时间缩短了一半。多位专家表示，针对奥密克戎潜伏期短的特点，本次“防控方案”的调整“进步很大”，“在能精准防控住的条件下，降低精准防控的成本，提振了发展经济的信心。”“已经尽力了”的防控方案发布于2021年5月11日的第八版防控方案比德尔塔变异株从广州登陆早了10天，因此在第九版防控方案之前，各地按照“原始毒株”的标准对战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德尔塔疫情规模小，“14+7”隔离方案适配度较高,但传播极快的奥密克戎却堪比疫情放大器，绝对感染者数高，隔离时间过长，不仅会浪费隔离资源，还会增加再感染风险。在旧版的方案因为上海疫情延缓出台后，部分城市开始了的缩短隔离期的试点。在4月初的试点城市中，入境隔离最先采取的是“10+7”隔离方案，而在诊疗方案中给出的潜伏期是“约为1至14天，多为3至7天”，但随着多地疫情的发展，奥密克戎的大幅缩短的潜伏期被一步步验证，最终稳定在了“最快1天，多为2-4天，最长6-7天”。

疫情第三年，刘辰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疲倦。他是一家医院ICU病房的护士长，今年以来北京疫情反复，他要么在烈日里做核酸，要么在病房一顶十加班照料病人，双休日也要随时做好被抽调的准备不提；受疫情影响，医院病人减少，医生收入几乎不受影响，护士们收入却人均降低20%。两年多来，病房里的30多个护士，走了20个，离职率接近七成。对医院来说，好消息是收不抵支的情况下不用考虑如何裁员了，坏消息是走的护士多了，却招不来足够的新人——在收入更为稳定、人才吸引力更强的三级医院，同样需要大量护士应对繁重的临床和抗疫工作。而暂时不想再做护理工作的离职者中，有相当部分去了核酸检测公司工作，“核酸在医院也是做，在公司也是做，收入甚至能翻倍，还能更轻松，何乐而不为？”对一些医院来说，客观上这些机构形成了对护士人才的竞争新势力。作为护士长，他一开始会劝人留下，到了后来，他知道劝也劝不动了——护士不像医生，在医院里没法有稳定的、让人满意的待遇和清晰的职业路径，说走也就走了。疫情的影响不知何时是个头，“另寻出路，也许是正确的选择。”而在刘辰羡慕的“护士们都想去”的三甲医院里，一场抢护理应届生大战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护理专业老师翟颖莉告诉八点健闻，该专业近100名首届实习生全部分配到北京各大医院进行实习，每个医院有10-20个左右的实习生，她听说有护理部主任期待更多的实习生，“你们三个班应该全过来”。这些学生临毕业时预计会全都被各医院“预订”出去。实际上，疫情只是凸显了本就不容忽视的问题。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2021年底，全国护士总数501.8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56人，医护比1:1.17。虽然比起10年前，护士的人数增长了一倍，但仍远远不够：在发达国家，这两个比例往往达到10和1:4。202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公立医院医护比总体达到1:2的目标，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最低医护比标准。而我国的医师数量目前在41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目前我国距离最低医护比标准还存在数以百万计护士的缺口。护士们为什么不愿来、不愿留？百万数量级的护士缺口要如何填平？护士漂与护士荒护士荒由来已久，直到2013年，我国医生和护士数量“倒挂”的现象才得以逆转，此前护士数量甚至一直少于医生。护士的高流失率也是问题：2016年，国家卫计委一项对全国696所三级医院护士流失率的调查结果显示,护士平均流失率5.8%，最高的能达到12%。谢唯在一个“护士双职工家庭”。他原和女友都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的ICU病房工作，2014年毕业刚来到北京时，宿舍安排得离医院太远，他便和同事们合租。因为不满意医院护士的待遇、工作强度太大等，同事们陆续离职。6年后他离开这家医院，原本一起来的12个毕业生最后只剩下两个——他是倒数第二个走的。2020年初，谢唯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职业发展，离开三甲，来到这家一级医院当上了护士长。他没想到疫情对民营医院的冲击会如此之大，跳槽后收入不升反降，还不如留在三甲医院的女友，“有点后悔了”。他和女友已经快30岁，工作了8年了。本打算今年4月结婚，在四环、五环看过房子，“50平的老破小一居”首付也要100万，拿不出，还因为疫情等原因，结婚的事搁置了。女友一直住在医院安排的四人间上下铺宿舍里，他们打算先领个证，在女方单位附近租个二居室，以后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跨城区去上班。至于会在北京呆到什么时候？他说不准。父母在老去，他有一年多没回家了，“过年就更不可能了，是最忙的时候，监护室都满床”。但回家也不好回了，他打听过，家乡的医院都愿意要应届生。万一侥幸能换上在家乡的工作，却比上一次跳槽还不如意，怎么办？谢唯的经历是许多北漂护士的缩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育处邵越英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10所开设护理专业的学校每年北京生源招生计划约占注册人数的36%，说明大多数护士来自于京外学校且多为外地生源，而外地护士工作几年后将面临婚育等个人问题，如不能在京安家落户多选择辞职返乡。一个悖论是：一方面三甲医院们的一个护士岗位通常有多名求职者；另一方面，疫情下护士荒却也困扰着三甲医院们。天津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护士告诉八点健闻，两年多来他眼睁睁看着身边的同事变少，却招不回来足够的人。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则表示，疫情当下护士们尤其感觉分身乏术，除了做好临床护理工作和外派任务，护士们在医院里还要负责预检分诊、消杀，给全院的医护和患者做核酸，为疫情下没有家属陪护的患者们订物资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护士来维持，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很多同事每天早上提前40分钟来工作，甚至连轴工作十几个小时”。究其原因，是护士的高流失率所致。丁香人才服务运营总监孙维表示，根据丁香人才对近一年近20万份护士简历投递情况和相关岗位需求分析的结果得知，护士的流动率远高于医生。上述国家卫计委的调查还表明，北上广等发达城市的护士流失率高于平均水平，达到8%—10%。医院们希望招到稳定性好的护士，却无法给出更好的条件，改善她们的工作环境与工作待遇，任由培养了几年的护士出走。如果说顶尖医院面临的困境是护士的流动性过大，广大基层卫生机构则是根本无人可用。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基层护士的数量是115万人，占总数的23%不到。孙维也透露，因为待遇、职业前景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三级医院的护士简历投递远多于一级医院和养老、康复等其他医疗机构。一项2019年在河南商丘进行的调查显示，7家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机构中，有4家配置的护士不超过5名，仅有2家护士超过10名，但其床位数均超过400张，入住率超过70%。于是，“护士漂”与“护士荒”交错而行，护士们无法长久驻足，不断寻找条件更好的栖身之地，终点难求；而医院则不断陷入用人荒

就在昨天，合肥对七天一次的核酸检测按下了暂停键，这也是第一个退出常态化核酸检测的省会城市。不过，合肥不是第一个退出核酸“群聊”的城市，一个多星期前，江苏海安停止了核酸的常态化“巡检”。此外，山东德州观影不再要求“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广东惠州不再要求出行旅客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江苏苏州低风险地区直接自由流动……安徽省内，黄山、宣城、淮南，各市宣布取消原定次日开展的区域核酸检测工作。这距离全国各地一窝蜂开始建设15分钟核酸采样圈还不到两个月。5月上旬，大城市被建议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但在实践中，无论城市大小，是否存在疫情，都投身于这场核酸大跃进中：成千上万的“核酸采样亭”拔地而起；单是广东一省就有核酸采样员超过44万；已完成超过百亿人次的核酸检测；我国核酸检测能力从2020年3月的126万管/天，增长到今年5月的5700万管/天，两年时间增加了45倍。经历了短暂的“混乱”，中国几乎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产业：根据东吴证券的测算，所有一、二线城市常态化全员核酸的年成本约为

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当下，怀孕、生育是一部分女性避之不及的话题。但在低生育率的背后，还有一部分女性的处境截然相反——她们正在经受想生而生不出的隐痛。这部分女性期盼着孩子的到来，但腹中胎儿，却在某天突然定格在了发育过程中，停止生长，不得不被流产。胚胎停育（下简称“胎停”），在临床上愈加多见。在女性用户较多的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APP上，搜“胎停”二字，分享的笔记有5万条之多，条条触目惊心。有的女性“毫无征兆地”突然胎停；有的女性经历过数次胎停，在家人每次都说“再试一次”后，陷入崩溃；有的女性在怀孕7个月时遭遇胎停，她说“7个月等待当妈妈的日子，最后等来的却是‘空月子’”；甚至，有的女性，整理出了一份“胎停自救指南”……今年春天，一位有着作家和博主双重身份的女性傅真，出版了一本小说《斑马》。书中的故事来自傅真7年前的亲身经历——在2012到2014年，她经历了三次怀孕胎停，做过四次清宫手术，还经历了一次葡萄胎。在接受《人物》专访时，傅真说：开始会觉得胎停是小概率事件，好像不知道它会静静地发生，或者说停就停。第一次胎停后，以为坏运气已经用尽了。但到了第二次怀孕，结果却更糟。渴望生育的女性，遭遇胎停，患上心理创伤，一遍遍地责备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她们自救、互救，去求助医生。到了妇产科医生的诊室里，胎停却像是一个无解的时代难题。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里，计划生育科主任陈素文在临床感受到30年的变化。30年前，来做流产的患者，是主动要求流产，往往是“这个孩子没问题，但我不要了”。但现在不同，更多女性因医疗原因，必须来进行流产手术。胎停育的患者在流产手术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尤其近几年，在流产手术的占比里，胎停育的病人能达到1/4，甚至更多。”这就是说，做流产手术的4个女性里，有1个是因为想要却要不了。临床上的案例越来越多后，医生们开始寻找原因。但至今，依旧难以寻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20岁到30岁，我胎停流产了11次”清清几乎受尽了一个胎停女性可能会遭遇的所有折磨。“如果我又胎停了，你会和我离婚吗？”这个问题清清一共问过现任丈夫7次。在20岁~30岁，这个最具生育优势的年龄段，清清共胎停、流产了11次。她四处求医问药，尝遍各种疗法，但胎儿总活不过50天。那些未曾来到世界上的胎儿，只长出了一具空囊，没有胎芽，也没有胎心。胎停开始的毫无预兆。那是近10年前，清清20岁，认识了第一任丈夫。按照婆家的要求，双方需要先订婚，直到生了孩子，才能完婚。订婚后的两年多里，她共胎停了4次，反反复复跑县医院，开中药调理、吃黄体酮保胎，但一直没能顺利生产。婆家很不满，逼着她退了婚。经受过4次胎停手术后，被抛弃的焦虑感，难以抑制地吞噬着她。清清很怕自己因无法生育，再也无法组建家庭。清清辞掉了之前的工作，靠打工3年攒了20万看病。但花光了钱，依然找不出病因。24岁时，清清遇到了现任丈夫。“我不敢告诉他自己的秘密。婚后第5次胎停时，他以为我是第一次。”清清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跑到省会城市看病。医生怀疑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推荐她做疗程21天的封闭抗体免疫治疗。由于丈夫携带乙肝，具有传染性，治疗需要从第三方男性的血液中提取白细胞，注射进清清的手臂里。她全程请人参与治疗，包工资、请吃饭，花掉大笔钱，但依旧不成功。那时，清清已经经历了10次胎停。生活就像进入了无解的循环——怀孕、欣喜、胎停、手术、绝望——整整10次。每次听完医生宣判胎停的结果，清清都会心里一沉，坠入无限的黑暗。绝望的心情一次次累积，敏感、焦虑成了条件反射。“这些年来，我每次检查还没进诊室，心脏就狂跳不止，做B超时刚躺到床上双腿就会发抖。但凡听到医生叹气，就忍不住开始哭。我害怕自己又一次胎停，感觉心里装了好多东西，已经装不下了。”清清告诉八点健闻。2017年，清清决定到上海看病。她找到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免疫科主任鲍时华，这时她才知道自己有抗磷脂综合征这个听起来很陌生的疾病，但第11次怀孕，还是失败。抗磷脂综合征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是频繁胎停、习惯性流产的患者比较明确的病因之一，是清清11次迟迟无法根治的症结所在，因为抗磷脂综合征即便经过临床正规的治疗，它的成功率也只能达到80%左右。直到2019年11月，第12次怀孕的清清躺在B超室，内心麻木。医生拿着探头在她的肚子上画圈。突然，医生说看到了胎心。清清不敢相信。反复确认后，她激动不已，跑到医院的角落里嚎啕大哭。她心想，这一次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为了定期检查，清清独自一人搬进医院附近的出租屋，每周去做3次B超，自己买了一台胎心监测仪。但自己买的机器没有医院的好，很难辨别胎心，“恨不得买个B超机，天天背身上给孩子检测”。孕期25+5周时，胎儿又被查出脐血流缺失。清清跑了上海3家大医院，医生都建议她流产，因为可能不出一周，胎儿就要停止发育。但清清意志坚决，最终，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又勉强保胎了一个月。胎儿到34周，发育严重迟缓，最后医生决定为清清紧急剖腹产。女儿出生后虽然体型很小，体重只有840克，但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出乎所有人的预料。10多年来，清清前前后后一共花了70万，“吃过的药能用麻袋装”。清清的女儿出生之后，鲍时华医生为她取名“千帆”。鲍时华对清清说，“你的肚皮将近挨了一千多针，经历千难万苦，终于把孩子生了出来，希望她今后能一帆风顺”。停不下来的胎停门诊清清的遭遇并非孤例。多位临床医生向八点健闻反映，这些年胎停出现得越来越多。被称为“胚胎停育”的坏消息，大多发生在孕早期（孕12周之内）。胚胎生长到一定阶段后，停止了正常的发育。对医生来说，如果妊娠物能顺利地从体内排出，就成为了自然流产，如果滞留在体内，就还需借助人工的手段排出。事实上，严格来说“胎停”并非一种诊断，而是自然流产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表现。原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告诉八点健闻，所谓的“胎停”更多源于影像学的诊断：在胎儿发育过程中，有胚囊却没胚芽，或有了胚芽没胎心，以及有了胎心却停止生长。在临床上，胎停没有腹痛或阴道流血等任何症状或体征，它既不是先兆流产，也不是稽留流产，更不是难免流产，无法分类到现有的流产的诊断中，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教科书上不存在的“胎停”。到了现实中，这意味着，一部分胎停、自然流产会发生在院外，另一部分则被计入医院的流产人数中。由于定义的模糊，胎停的数字难以统计。目前，胎停仍没有国家层面的官方数据。尽管没有国家范围的统计，但很多妇产科医生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历年来胎停病例数量有加速趋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主任陈素文对此深有感触。仅在上周五（6月17日），陈素文进行流产手术的40位患者中，就有14位是胎停。她告诉八点健闻，30多年前自己刚毕业参加工作时，胎停的病例特别少，一年只有个位数，大家都将其当作特殊病例来讨论学习。但最近十几年，胎停的病例显著增多。陈素文认为，胎停的趋势越来越严峻。其所在的计划生育科，这些年工作重点发生转移，从“控制人口”变成了“解决生不了孩子的问题”，胎停育成为科室重点攻关的项目。3年前，医院甚至专门开设了胎停育专病门诊。“2016年，国家颁布了二胎政策。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领导到我们医院做调研时询问，为什么预计的出生人数和实际的出生人数间有比较大的缺口。我根据临床的情况告诉他，因为很大一部分胎儿在肚子里就夭折了，我们这里接诊过相当一部分胎停的患者。”陈素文说。上海市计划生育专家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方爱华告诉八点健闻，因存在院外自然流产等情况，胎停的数据较难统计。她和团队统计了医院住院患者中存在胎停的病例数，结果发现，2017~2019年相较于2014~2016年，数据增长了27.6%。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免疫科主任鲍时华告诉八点健闻，自己临床上遇到胎停超过10次的患者非常多，甚至有胎停高达17次的患者。她们辗转多地求医，甚至不停地尝试试管婴儿，从黑发做到白发，但一些人还是无法生育。为何胎停？原因扑朔迷离发生在个体身上频繁的胎停，背后折射出的是胎停原因的不可捉摸，以及无从预防的困境。不确定地发生，不清晰的诱因，不明确的原由——这些，无一不让遭遇胎停的女性感到绝望。甚至有遭遇胎停的女性反问：为什么精心呵护、规律作息，但不幸的人还是我？“小红书”App上，胎停的女性分享自己的经历，很多人用“毫无征兆”、“倒霉”等字眼形容那场毫无准备的意外。在临床上，困境也是如此。胎停发病机制不清，尚未有定论。近年来，不断有医疗研究团队试图解开胎停的谜题。《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21年发布的一项综述研究指出，近年来胎停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胎停的发病机制除了已知的遗传因素、内分泌异常、感染因素、免疫因素、易栓因素之外，仍有50%左右的不可知因素，临床上没有非常明确的、较好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胚胎本身的缺陷、发育环境（生殖系统）的问题、甚至空气污染、职业压力，都可能成为胎停的诱因。鲍时华告诉八点健闻，临床医生对胎停的认知和观念，其实也在不断变化。“10多年前，大多数医生会将胎停判断为胚胎异常导致，认为胚胎优胜劣汰是导致流产的主要原因，”鲍时华说，“但自2010年我们医院设立了‘习惯性流产’专病门诊之后，近五年来其他医院类似的复发性流产专病门诊也逐渐增多。医生们逐渐意识到，对于频繁胎停、习惯性流产来说，胚胎优胜劣汰仅是流产原因之一，患者自身也可能存在其他致病因素，例如免疫、内分泌、易栓、感染等。”但可以确定的是，女性生育年龄越大，胎停的发生率就越高。医学上将超过35岁以上的女性怀孕，在产检时会被定义为高危妊娠。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原所长程利南告诉八点健闻，胎停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随着女性生育年龄越大，卵子质量下降，其他疾病增加，胎停的发生率会升高。“45岁以上的高龄孕妇，基本上有一半妊娠会发生流产。”据上海卫生健康委统计，202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育年龄30.73岁。根据2015年中国的小普查数据，25年来，我国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增长至26.3岁。而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应该为25岁到30岁之间。而在我国，目前女性生育年龄的现状是，一胎生育的女性，年龄在推后；与此同时，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产妇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当这些育儿女性，汇聚到临床时，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胎停人数的增多。陈素文留意到，二孩、三孩的政策放开后，再婚家庭、失独家庭中越来越多的高龄产妇前来就诊。但不少孕妇觉得，自己既然成功生了第一胎，之后的孕产也会理所应当地顺利，继而忽视了前期的筛查，导致胎儿因遗传因素停育。“其实，国家的生育策略近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京和睦家医院产科主任于莎莎告诉八点健闻，目前不提倡晚婚晚育，公众的观念也要随之改变，趁年轻抓紧生育，这样胎停的风险会比较低。段涛则认为，近些年影像学、试管婴儿等技术的催生下，各种筛查诊断的时间越来越提前，颗粒度越来越细。筛查范围的扩大让更多胎停变得可见，统计口径变宽也是胎停增多的原因。胎停背后的生育焦虑没有动静的肚子，打破了女性对生育的想象。在遭遇胎停后，很多女性突然意识到：胚胎停育，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一件事。傅真在小说《斑马》中写道：曾几何时，她确信自己的一切梦想——出国读书、律师执照、幸福婚姻、崭新而重要的生活——都一定会在某处乖乖地等着她，就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在等待着它的主人。然而，胎停打乱了这设想的一切。胎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正常的女人”。在接受采访时，傅真说，不育的耻感是广泛存在的，怀孕涉及到性、子宫，它本身就是一个禁忌，很难谈论。同时，社会还建构了这样一种形象——不育，就代表着你没办法做到别人都能做到的事情。胎停发生后，女性面临的压力，不仅有无法生育的危机感，还有对婚姻分崩离析的恐惧。鲍时华告诉八点健闻，常常有患者焦虑地对她说，“主任，这是我最后一次怀孕机会了，求求您一定要帮我保胎，如果这次保胎失败了，我的婚姻就结束了。”鲍时华还遇到过精神极度焦虑的一位孕妇，她胎停过3次，第4次怀孕时极度紧张，经常健忘，甚至连自己家在哪里都记不起来。在鲍医生的建议下这位孕妈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了专业心理医生的诊治，结果诊断出有抑郁症，需要在妇产科和心理科同时接受治疗。《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6年的一份研究指出，胎停母亲除对丢失孩子的悲痛和哀悼外，在未来的妊娠过程中还会产生心理后遗症，如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以及母婴依恋的副反应等，对父亲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不明原因的胎停，尤其会导致夫妇对妊娠产生恐惧心理。在傅真看来，妇产医院应该配备心理医生，无论怀孕时还是产后，都应该有心理医生，给孕妇、产妇和胎停的女性，提供心理咨询。从更宏观的维度上来说，女性遭遇胎停后，除了生育焦虑，背后更强烈的社会焦虑，与如今的社会观念也有关系。在段涛看来，现代社会越来越急躁，时间和空间极度压缩折叠，大家普遍失去耐心，不能容忍任何的延迟，连不孕不育的诊断也从2年缩短到1年。“统计口径变宽，大部分原本自然的胎停被视作异常，也会使女性对胎停过度的焦虑和担忧。”段涛说。（清清为化名）史晨瑾｜撰稿微信号：scj389129661李琳丨责编微信号：lilin5117

6月6日，清华大学高调宣布，拟建立医学部（本部），并将于6月10日（周五）下午两点举办线上成立仪式。随后几日，仪式未如期举行。多位接近清华大学的人士透露，仪式或已推迟，但原因和时间均未知。让人疑惑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冠以“清华大学医学部”之名长达15年之久，清华的这次大动作，对两者的合作意味着什么？他们会分道扬镳吗？围绕在这个谜团背后的，是清华大学对于医学学科发展的深深焦虑，以及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和压力。2000年的院校合并潮，不少历史悠久、学术和临床能力强的老牌医学院纷纷与综合大学合并。为综合院校的学校影响力、科研实力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提升。高校合并潮后20余年，综合大学们对于医学院的渴望与日俱增。特别是近几年来，除清华大学之外，还有很多综合大学建设医学院的冲动再次达到高峰：2017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生命科学与医学部；2018年，天津大学成立医学部；2020，华东师范大学宣布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2020，上海大学宣布成立医学院等。而回到清华大学，自2006年与协和医学院合作办学以后，除了共同培养八年制学生以外，清华并未从协和那里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提升”。一头是貌合神离的协和，一头是综合院校们自建医学院的狂热，清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所以，清华大学在医学学科建设领域动作频频：2009年开始招收自己的临床八年制学生；2012年成立基础医学系；2014年获得长庚医院作为附属医院；2016年成立临床医学院……然而，热闹背后，未能在快速提升清华大学的临床医学实力。但八点健闻注意到，在此次清华大学宣布将成立医学部（本部）的前夕，2022年5月，清华大学表示将把原临床医学八年制“医学实验班”升级为“卓越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并于2022年6月起开始招生。据悉，清华大学对于医学部（本部）的规划已经有大致方向，生物医学工程系和基础医学系都将升格为学院，与临床医学院一同并入医学部（本部）。而“卓越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的总人数将达到60人，这意味着相比此前，这个项目的招生人数扩招了近一倍。清华大学在2022年的一次师生沟通会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医学学科的愿景——“十年内全国前十，三十年内全球前十。”清华大学真的急了。然而愿景种种，能做到几分？回看清华大学办医的这20年，看客们不是没有期待和质疑。努力20年，仍只能评为B类学科清华大学对医学的野心，多年未见成效。直到2021年2月，巴德年院士还在《中国科学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如果将清华大学医学院放在中国医学院校之中，其医学学科评估只能排在B类。在《医学界》发布的以医学院校直属附属医院临床实力为衡量标准的《2021年中国最佳医学院校临床实力排行榜》中，清华大学位列第69，甚至排在潍坊医学院、滨州医学院、新乡医学院这些地方医学院之后。在国内另一个专做高校评价的软科排行榜《2021年中国临床医学学科排名》中，清华位列第35位。在临床医学方面的排名，都与清华大学的国内顶级名校地位，相差甚远。为什么作为国内顶尖的大学，在办医学院上屡试不成？长期以来医学学科孱弱、特别是临床能力不足，始终是清华大学办医学院的致命短板。历史曾给过清华大学不用办医、直接就能“拿来”的机会。2000年，中国高校合并潮，诸多综合高校都在这轮合并大潮中与当地的知名医科大学牵手，组建了新的综合大学。但当时，清华大学执着于与协和牵手，错过了那次合并的大潮。2001年，清华大学不得已自己下场，成立清华大学医学院。彼时，著名泌尿外科医学科学家、两院院士吴阶平先生担任首任院长，诸多医学界大咖的阵容。但即使如此，也始终没有扶起清华的医科。问题出现在学科积淀和设置上。医学院成立之初时，被纳入其中的只有一个系——生物医学工程系。这是一个从1978年就在清华大学已经成立的学科，该专业此前属于电机工程系，工科色彩浓郁，与临床实践几乎不沾边，与传统医学院的临床类专业更相差甚远。此后，清华大学医学院又成立了基础医学系和药学系，并结合原本生命科学学科的底蕴给予学生培养机会。但清华大学医学院“远离临床”的困境，依然得不到解决。一位知情人士直言，“再好的生物工程没临床，都白搭。”多名医学教育专家亦告诉八点健闻，附属医院与医学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会带来医学人才和医学教育的良性循环。如果医院本身发展欠佳，那么对应的医学院也很难有好的前景。要解决临床的困境，清华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附属医院。此后数年，清华大学开始在北京市内、甚至跨省、跨市，寻找合适的医院，挂名、建附属医院、进行教学医院的合作，拼命补上临床的短板。但还是太晚了。在北京，优质三甲医院几乎在千禧年的医学院校改革时，医院分别迅速加入了协和系、首医系、北大系，被瓜分殆尽。清华大学只能在北京市新建的、非三甲医院中，四处“化缘”。据清华大学医学院官网，目前清华大学共有4家附属医院，分别是华信医院、玉泉医院、长庚医院和垂杨柳医院。这几家医院无一是三甲医院。其中，华信医院和玉泉医院都是早在与协和合作前就成为了附属医院。其中玉泉医院为了成为三级医院，还因为床位数不能满足三级医院要求，主动由“综合医院”申请转为“中西医结合医院”。这四家医院中，最新的一家医院是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董家鸿也是这家医院的院长。长庚医院由台塑关系企业和台湾长庚纪念医院捐建，目前为清华大学与北京市共建共管，规划床位1500张。长庚医院可能是清华的附属医院中最有可能冲进三甲的一家。但据知情人士透露，长庚医院主要仍由北京市卫健委管辖，无论是人事权还是财政权，清华可能都对其缺乏控制力。这意味着，在京内，清华大学的附属医院里，不仅数量不足、缺少王牌医院，而且清华大学的控制力也不够。京内不成，清华大学这些年也尝试把触角伸向京外。2019年10月，融创中国、青岛市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在青岛举行签约仪式，宣布建设“清华大学附属融创青岛医学中心”。其中，清华大学附属融创青岛医院是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作为清华大学在京外设立的第一家附属医院，后期将申报为市属三级公立医院。但八点健闻核查，清华大学这家京外的附属医院，至今未落成营业。直到今日，回看清华大学办医学院、渴望在医学教育中大展鸿图的这20多年，一路荆棘。短暂的历史似乎印证了多位医学教育专家的那句话：办医学院、做医学教育，想要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近百年的积淀。面子和里子：协和医学院与清华的纠葛错过2000年的院系大调整后，清华仍未放弃协和。磨合争取多年后，双方终于在2006年签下一纸“合作”合同——《清华大学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关于落实两部协议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此后，曾经的协和医科大学不复存在，成为了如今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但协和医学院仍为独立法人，对人事、财务和资产行使独立法人权利及承担独立法人责任。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好像结婚了，但又没完全结婚。”然而，那时的清华大学，或许并未切身体会到强扭之瓜背后的代价。从面子上看，清华与协和合作以后，清华的医学影响力能迅速跻身第一梯队。“在面向国外的时候，清华和协和的学科能力会放在一起计算，给清华长了不少脸。”一位接近清华大学的人士向八点健闻表示。但从里子上看，这场“联姻”的功能单一，只有生源这一个层面。所以给清华大学医学学科带来的实际提升却并不多，尤其在清华大学最需要的临床医学方面。评价一个医学院的临床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附属医院。事实上，清华大学一直努力想要牵手协和，看重也正是协和深耕多年的优质附属医院资源，包括协和、阜外、肿瘤、整形外科、血液病和皮肤病医院。这套体系内既有综合医院也有专科医院，更是集成了医、教、研三位一体。遗憾的是，由于双方并未合并，而是合作办学关系，导致协和的大部分附属医院并不能为清华所用。而在清华大学的教学医院中，唯一与协和医学院有点联系的，是北京协和医院。但清华大学官网却显示，在签约合作当天，甚至都未出现协和医学院的身影。合作不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协和医学院的特殊身份。协和医学院不仅是国家卫健委直属医学院校，对外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这个地位重要的牌子。凡此种种，似乎从一开始就预言了两者渐行渐远、貌合神离的现状。一位接近协和医学院的人士向八点健闻表示，“两校合作不是协和主动提出来的，协和是被动的。不存在跟谁（合作）、不跟谁（合作）。协和本来也没打算要跟谁（合作）。”另据丁香园报道，清华大学医学院做招生宣传时，清华大学秘书长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协和撇清关系，以正视听。“我们和协和经过几年痛苦的摸索后，决定我们办我们的清华大学医学院，他们办他们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我们现在的关系就是，他们学生的两年预科阶段在我们这里上。”现如今，在双方的官网上，清华大学与协和医学院的院系设置和教育教学板块，均未在明显位置提到对方的名字，只在需要时一笔带过。中国医学科学院作为协和医学院的另一面，近两年发布的《中国医学院校科技量值》排行榜有很高的行业关注度，成为了评价医学院校学科实力的重要标志。然而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医学院校科技量值排行榜上，北京协和医学院与清华大学（医学学科）是分开排名的。在最近的2020年的榜单里，协和高居榜首，而清华却位列第32。2006年的《意见》要求，清华、协和合作之后，清华大学不再另办医学院。但是清华大学面对着其他兄弟高校用20年消化了独立医学院校近百年的医学教育积淀，还承接了不少优质老牌的三甲医院。清华的临床医学教育似乎正在越掉越远。内忧外患之下，着急的清华大学，即便有“联合办学”的约束，还是毅然决然的另起炉灶，尝试培养自己的医学学科，直到最近高调宣布将组建医学部（本部）。综合高校的“医学院”狂热清华大学办医的执着，也是全国综合大学打造“医学院”持续热情的一个缩影。进入21世纪以来，综合大学对于医学学科的建设热度不减。一位卫健系统的研究人员告诉八点健闻，在现代科学里，生物科学和医学是近些年最炙手可热的学科，建起医学院后，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甚至高级职称会成倍增加。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在合并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之初的2003年，上交大的国自然基金增长数仅为0.1亿元，其中医学部分所占比例仅为18%。在潜心发展融合10余年后，2017年，上交大国自然基金增长数已达到2.77亿元，相较2003年翻了27倍还要多，其中医学部分所占比例高达41%。八点健闻统计2021年国自然基金立项数目和立项金额发现，排名前10的大学，都是曾经合并过独立医科大学的综合大学。在2000年的大学合并潮里，许多综合大学通过合并的方式“拿下”了不少历史悠久、创办时间动辄近百年的高水平独立医学院校，同时也一并将这些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收入囊中，可谓一石二鸟。这些综合大学用了20余年的时间，吸收了这些医学院校近百年的医学学科教育成果。而在2000年的合并潮中，没有成功牵手心仪的独立医学院校的综合大学，只能选择自建或共建医学院。上海医学教育系统的一位资深人士告诉八点健闻，大学发展医学学科的时间维度至少要以30年为计，所以自建医学院，又想短时间内出成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位医学教育专家指出，目前很多著名理工科院校办的医学院。创办的医学院，目前看来都不算成功，“在培养医生方面，如果人们没有感受到你的医生很强大的时候，你的医学院是立不住的。”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党委书记廖志林向八点健闻表示，临床医学是“手艺活”，几乎没有天才的医生，“名医”们都是在一个又一个病例中锤炼而来，需要反复训练。而在这个过程中，“师傅带徒弟”这种传统模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优秀的医学院之所以优秀，就是因为汇集了一群“大师”。多名医学教育专家强调，由学生变成医生，再由医生变为大师，大师再回过头来反哺医学教育，需要循环传承才能最终成就一个成功的医学院。严雨程｜撰稿微信号：March_YYC史晨瑾｜撰稿微信号：scj389129661李琳｜责编微信号：lilin5117

近日，一位河南大学女生的死亡引发了这个国家对120急救系统的反思。在家人公开的女孩生前拨打的最后一个电话——120急救电话的录音中，寻求救助的女孩不停地描述自己的头疼，并试图在提供了自己的学校和宿舍的信息后，继续按照电话那头的要求描述自己的详细地址。整个过程持续了8分钟，然而，对于脑血管疾病发病期病人，那是个过于艰难的任务，她没能成功。在电话的末尾，女孩再无声息，等到舍友回到宿舍，她已失去意识。致命电话后接近两小时，由室友帮叫的救护车终于来了，女孩被送往医院，然而，挽救生命的时机已逝，最终，她因脑出血去世。之后沸腾的网络舆论下，5名与120急救热线相关的工作人员被问责。其中，接听女孩电话的调度员因“业务不熟练，对急诊患者病情研判有误，调度用语不规范，对急症报诊敏感性不够，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方法单一”而被开除。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不熟练”、“不规范”、“能力不足”的调度员会被放在一个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上，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院前急救体系的复杂与无奈——作为一个长期亏损的公益性部门，它需要专业人才，却没有与之相配的薪酬和晋升体系；它如此重要，却常年缺乏法律保障，只能作为卫生系统中一个不受待见又无从安放的边缘部门存在着。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却未受过医学训练“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这句简单的话却并不足以概括调度员岗位的复杂性。在“院前急救-急诊室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