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条”到“新十条”，短短一月，疫情防控政策骤然放开，多地阳性病例激增。大批患者涌入医院，发热门诊爆满甚至被迫关停，一些患者需要排队整夜才能见到医生……严防死守近三年的“院感”红线已被突破，一线城市大医院的医护感染数从个位数飙升至近千人。“尽量不死人、保住住院部”，成为一些医院的首要目标。在地市级和基层医院，许多医护人员甚至从未与阳性病例正面“交锋”，首次上阵即是正面遭遇战，压力与慌张，可想而知。此前，“院感”一向是全国上下数万家医疗机构的禁区。为防院感，许多医院被迫拒接病人，大幅压缩门诊和住院手术。与此同时，大批医护人员被抽调核酸、方舱前线。医患矛盾丛生，医院之“不可为”、“不能为”，既为外界诟病，亦是广大医护人员内心无奈之痛。传染病专家张文宏指出，接下来的一个月将是医疗机构承压的至暗时刻。“如果医疗管理做得不好，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院内感染导致减员，同时患者感染，病死率增高。”面对这场“生死时速”的大考，也有医生对未来表示谨慎乐观，认为院感追责取消后，政策与人为的干扰减少，医院能腾出手来专心应对疫情的冲击。无论悲观或乐观，上至超一线城市的顶级医院，下至县域末端的基层医院，“战前”甚至“战时”的紧张气氛与压力已传导到每一名医护身上。中国医疗体系编织的巨网，正试图兜住超重坠落的疫情冲击波，政策转向分层、分级、分流收治病患，期冀分解重压，拉平感染曲线，实现“软着陆”。阳了的医生越来越多近两周，奥密克戎以迅雷之势撕开了北京众多医院的防线。感染的医护人数从几十人飙升至几百人，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11月30日，北京一家三级医院内陆续有涉阳情况发生，仅1天之后，第一例医护人员阳性便出现在发热门诊。随后，不到一周时间，医院里数个科室，从患者、医护人员，到保洁、护工在内的医辅人员，相继出现感染病例。彼时，疫情防控“新十条”尚未出台，核酸阳性人员均要被集中隔离。护士长万玲（化名）和科里的每个护士都在办公室里备了便携式手提包，里面放着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各种小零食和卫生巾，她们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一旦有情况，提着包就能走”。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开，院内感染更是势不可挡，这道曾被卫健委三令五申的绝对红线，再未在医疗系统内外公开提及。口子一旦被撕开，感染人数便不会在个位数休止，院内感染的冲击潮，比预想的“更快、更猛”。据北京一位三甲综合医院的工作人员向八点健闻透露，仅一日之内，他所在的医院便测出来700多医护阳性，部分专科近乎全员中招，最后只能留一位医生坚守科室。截至12月7日，北京另一家大三甲专科医院里，据管理者马翔（化名）透露，每天因本人阳性、家人或同事阳性而不能到岗的人员累积达到了700名左右。这个数字，约是该院官网上公布的全院职工数的20%。在距离北京不远的河北保定，医疗资源更薄弱，也更早遭到病毒的猛烈冲击，部分医院在冲击下甚至取消了院内核酸。据受访者介绍，该市一家二级医院里，三分之一的医护已经阳了，三分之一的医护出现了症状，只差抗原结果一锤定音，而剩下最后三分之一阴性和阳转阴的医护，苦苦支撑着整座医院的运转。9日当天，田静（化名）所在的新生儿科，只有她一个医生和几个护士在岗，照顾7个与新冠无关的重症婴儿。她自己的抗原结果刚刚转阴，仍有点咳嗽和浑身乏力。“我们科已经算轻松了，像呼吸科、感染科、急诊科、神经内科这种科室，等不了抗原的阴性结果，没有明显症状就得返岗，否则无法维持正常的诊疗活动，”她说，“现在医院除发热门诊外的门诊量都在下降，住院量也只有同期的一半，不然根本撑不起来。”她们医院早早地取消了院内核酸，对抗原也不再做要求，要不要自测抗原，由医护自己把握。如果测出阳性，也自行上报给科室，再居家隔离。岗位不能丢，但身边的同事相继中招，今天左边的诊室关了，明天右边的诊室也停了，迟早也会轮到自己，除了无法消解的疲惫，还有一股无形的精神压力笼罩着医生们。“一开始，还是会有点担心感染新冠，后来得的同事多了，也就麻木了，但还是会担心，工作要怎么继续开展。”一位大夫说。有的医护也担心，阳了之后把新冠病毒传给家人。社会面放开之后，医护感染的概率无疑会变得更高，而万玲的父母属于新冠疫苗禁忌类人群：高龄伴有恶性肿瘤、风湿免疫病、尿毒症晚期等严重基础病，无法接种疫苗。对于自己，万玲一点也不害怕。穿上护士服的“铠甲”，她是“出征”过非典、大规模核酸采样任务时永远冲在第一线的护理骨干。但脱下护士服，离开医院下班回家后，她和无数普通儿女一样有自己的“软肋”，忧心属于薄弱人群的父亲母亲。中国的小城医院，涌入第一波阳性病人曾与疫情交手多回合的一线城市大三甲医院，此刻正式陷入一场大规模战役中。在很多中国普通城市，这将是与阳性病例的第一次交手。密布如星盘的小城市，逐渐被疫情包围，医疗机构的压力陡然增加。“没想到，疫情终究还是来了。”山西省南部Y市三甲医院的院感科主任何莹莹（化名）说，上周四下午，医院首次接诊了两名阳性病例，那是三年来的第一次。过去三年，Y市一直严防严控，所有零星的外来输入病例，都在第一时间被管控。黄码医院之外的医院，没有任何接诊阳性病例的经验。但自今年11月以来，当地疫情爆发，数千人感染。原本设置好的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已人满为患。何莹莹所在的医院派人支援，前所未有地导致6位医护感染。此前医院援助武汉和上海，都是零感染。在这些中国最普通的地市级里，往往人口百万，城市里的几家三甲医院，仅能勉强覆盖当地人口的医疗资源。当真正面临第一波阳性病人的冲击时，迷茫、措手不及，是多数医疗机构的状态。“当医院接诊阳性患者时，感染科护士长很慌，问我医务人员是否应该闭环管理，其实我也不清楚。”何莹莹说，“12月6日起，优化就医流程的方案自国家和省市层层下发，但到了医院里，政策执行一团糟。”此前，与大多数的普通城市类似，Y市在当地卫健委的调度下，设置了红码、黄码医院分流患者。最新政策则打破了此前的方案，在单体医院内部划分独立区域（院区、楼栋、病区或病室）接诊阳性患者。即使收到了政策，但何莹莹所在的医院一时间并没有启动院内分区的流程改造。“因为不知道怎么做。”何莹莹还有诸多困惑，“市里的文件要求把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收治普通型和没有重症倾向的阳性患者。那么过渡期间，阳性患者是送到方舱还是在医院里收治？”对于零经验、没资源、缺人手的地方普通三甲医院来说，大城市医院的模板做法似乎格格不入。随着疫情管控放开，留给这些医院的窗口期不多了。有些地方医院未雨绸缪，早在石家庄尝试“放松”时就预见端倪。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就在此列。在国家发布优化就医流程方案之前，这家县医院就将急诊阴阳分区，腾空了1万平方米以扩容发热区域。其中，约六千平方米作为阳性患者病房，约三四千平方米作为门诊区域，同时增设了两个阳性手术间。防控政策调整后，东阳市委向医院提出了三个朴素的目标：社会面不恐慌、医疗资源不挤兑、尽量不死人。在市里的调派下，一旦出现疫情冲击，该院还要负责定点医院30个ICU床位和200张普通床位的人员配置。在该院常务副理事长应争先眼里，医院已经做足了准备。但即使如此，未来随着疫情席卷，医院院感的发生，依旧不可避免。对于院感，位于东南沿海某市的ICU主任张黛（化名）抱持相同的观点。“怕院感是思维惯性、体制化的表现。事实上我们要接受现实，新冠重症率低于流感，流感没有说怕院感的。”张黛目前在医院分管疫情，她告诉八点健闻，文件发布了，但自己所在的医院应该不会分区收治。“因为院感防不胜防，按照阴性和阳性进行分区，也没有意义。事实上的放松限制已经在进行中，只要上面不检查就好。”张黛感觉到，当下所有政策变化混乱，但治疗的医生心里是有底的。她对未来表示乐观，“人为干扰越多，医院就越折腾，应该去坦然面对。”医疗机构已陆续进入“至暗时刻”随着感染人数不断走高，疫情防控政策迅速调整，最先被冲击的大医院们，已经开始面临着“每日一变”的挑战。12月3日开始，虽然公开政策尚未松绑，但北京多个社区已不再强制要求阳性患者去方舱隔离。居民上报自测抗原阳性后，得到的回复是可以在家自行隔离、等待痊愈。彼时，北京的方舱和定点医院几乎全部满员，许多非定点医院面临两难局面：阳性患者无处可转，无症状或轻微的阳性患者往往被劝返回家，有基础病的则留在自家医院原地治疗。疫情形势严峻且不明朗，很多医院在做未雨绸缪的打算，要求各科室控制住院患者量，整体住院量控制在50%~60%左右。而一些要求比较严格的医院，还会要求患者未全部出院的病房，暂停收治住院患者，直到全部患者出清。“我个人感觉放开稍显突然。”12月6日时，北京一家大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八点健闻，医院都在加紧制定新的应对措施。该院当时最早的办法就是全力降低患者密度，一边劝非危重患者尽早出院，一边限制新收患者数量。然而，两周的变化，对医院来说风起云涌。疫情三年，医院第一次感觉政策和应对策略，都坐上了过山车。12月7日疫情防控“新十条”颁布，社会面核酸被取消，多地卫健委相继调整策略，令医院门诊不再查看就诊患者的核酸阴性证明，但医护的每日核酸照常进行。大规模院感来袭。这给医院管理者们带来了普遍的压力——患者来了，医院要应收尽收，但医护大量阳性下，医院的人手可能不够了。为了应对，12月7日，北京部分医院先行一步，自行取消了院内医护核酸。“阳性医护原则上还是不上班，但院里已经通知由各科室自行把握尺度。”12月9日，北京另一位大三甲医院的医生称，“医院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不能停工，所以，医护只要没症状，能上班就上班。”8日、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连开新闻发布会，强调医院既要做好新冠患者的救治，又不能影响日常的诊疗秩序，建议在门诊、急诊和住院区域设立缓冲区；同时要求所有医疗机构接下来都要接诊阳性患者，不得以核酸结果来区分是否接诊。随后，在网传的12月9日北京市医疗工作保障会议信息上，重新要求医务人员不再测核酸、不判密接，除发热症状重的医护人员安排轮休外，其他无症状的安排在相应岗位工作，保证达到80%到岗率。12月10日，多地医院几乎完全松绑，医护人员作为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需1天或2天一测核酸，这一持续了3年之久的惯例成为历史。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中国的大部分医院里，几乎每天都发生着变化。这成了另一种新的日常。同一天里，上午和下午的情况都不一样，第二天和第一天又不一样，有时候一天能开5场会议。“根据最新的政策内容，大家都在试着执行，每家医院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马翔说。他所在的医院，由于医护人员不再测核酸，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也不再闭环管理，加上北京各二级医院发热门诊的增开，人手压力意外地缓解了一部分。此前，该院建筑面积达4千多平米，囊括了病床、检验检测、手术室、门诊等各项功能的“阳性楼”早已住满。10日下午，各个病区都在考虑划出专门收治阳性患者的区域。“恐怕很快也会收满，目前医院日常的门诊量、住院量有了逐渐上涨的趋势，门诊不看核酸了，阳性患者的数量一定会非常多。”他说。同一天，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在疫情防控直播公开会议中提出，要控制整体感染员工的比例，做到医务人员尽量少阳、尽量晚阳，“把时间段延长，不要聚在同一时间段爆发感染”。医护人员改戴N95或KN95口罩，发热门诊、核酸采集点和进入阳性患者房间的医护，还要穿戴隔离衣、帽子、手套和面屏。对经历过疫情考验的大城市医院来说，分区救治已经驾轻就熟。万玲所在的医院里，每个病区都常态化预留10%-20%的空床位作为缓冲区域，供疑似病例、密接人员、弹窗及高风险地区患者隔离使用。一旦病区中发现核酸阳性，科室会迅速把阳性病例就地单间隔离，同时把同病房的其他患者转运、分散到其他房间进行观察。阳性确诊患者待在红区，照护医护和待观察患者待在黄区，这2个区与绿区之间断绝接触。“经过3年疫情来的训练，我们现在半小时就能搞定这件事了，绝对不会让阳性患者和非阳性患者待在一起，”她说，“最大的担心是，阳性患者以后如果越来越多，医护人员80%到岗率可能很难达到，目前科里感染的同事症状都较重，几乎个个高烧39度、浑身酸痛，没有无症状的。带病坚持上岗，万一出了医疗差错，也会很麻烦。”但阳性患者数量激增已经成为现实。12月10日晚，北京急救中心发布重要提醒，呼吁新冠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患者请勿拨打120热线，为急危重症患者留出急救热线通道。在国家卫健委公开的信息里，北京协和医院已在加速推进发热门诊、急诊、阳性隔离病房的扩容。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可能是医疗机构的至暗时刻。“医院要做的所有努力，就是要比社区感染的速度慢，只要熬过最近一个月，下个月的压力就会比较少。但高峰期会遇到很大的压力，如果医疗管理做得不好，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院内感染导致减员，同时患者感染，病死率增高。”张文宏在华山医院的疫情防控直播公开会议中如此说道。田为丨撰稿微信号：sweet-wii史晨瑾｜撰稿微信号：scj389129661严雨程｜撰稿微信号：March_YYC李琳丨责编微信号：lilin5117

你是否见过一艘巨轮在疾驰中忽然掉头？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12月7日下午，在距离“二十条”发布仅26天后，“新十条”闪亮登场。内容上看，“新十条”的“松动”迹象明确，多用“不得”、“不再”作为新规要求，令行禁止的底线意味呼之欲出，颇有怒断缰绳的气势。一时间，人们欢呼雀跃，与过去挥手道别，似乎一个时代就此画上了句号。的确，至少从现在看来，核酸检测和健康码的时代可能真的要落下帷幕了。“新十条”的第二条强调，要“进一步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减少频次”。此外，这一条直接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列举了需要核酸检测的几个特殊场所，而其他场所一概“放行”，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在这一条里，还有个极重要的内容——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这意味着，跨省人员流动将不再受到限制。对此，北京和上海率先响应。北京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进返京人员将按“新十条”执行，而上海则发布消息称“抵沪不满5天”相关限制取消。从京沪两地的反应速度上看，可能很快会有更多城市宣布落地执行“新十条”。“新十条”发布以后，多个OTA平台机票酒店预订量猛增。据21世纪经济报道，携程平台上的机票瞬时搜索量猛增160%，其中春节前夕（腊月二十五至除夕）的机票搜索量暴涨至三年以来最高点。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国多个大城市的疫情仍处于高位运行阶段，而冬季叠加春运大潮已经近在眼前，此时取消核酸和解除跨省人员流动限制，未来的感染规模可以相见。一位中疾控人士透露，“二十条”出台以来，虽然很多地方都有跟进，但是落实程度不同，导致松紧程度也很不一样，仍然对于人员流动造成了限制，需要一个更基础的政策来兜底，确保人们能够在各地之间畅行无阻，这才了有“新十条”的出台。但意外的是，原本预期“新十条”会在春运的返程高峰结束后再徐徐图之，却万万没想到出台的如此之快，并且步子迈的如此之大。实际上，在疾控系统内部曾有过讨论，中国究竟能否在“放开”以后，把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所管理好，保持这两个部分的安全，然而推演多个版本的结论都是偏悲观的，“尤其是像养老院、幼儿园、学校还有一些半封闭式办公的机构场所，即便管理的再严格再谨慎，只要有人员进出，最多也只能做到暴发的晚一点，但暴发仍然是迟早的事情。”忧虑之处在于，大踏步放开以后，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一波全国冲击，我们究竟是否做好了准备？

迈向12月的短短5天，国内数个大型城市，甚至省份，陆续发布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共同传递“松动”信号。据不完全统计，大城市如广州、成都、北京、重庆、郑州、天津、上海、深圳，省份如山东省，纷纷宣布防疫“减码”——11月30日，广州和重庆打响第一枪。广州多区陆续发布通告，即时解除临时管控区的管控措施，按低风险管理。同日，重庆宣布中心城区逐步放开，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12月1日，成都宣布，不再出示核酸阴性证明，出示健康码绿码，测体温、扫场所码，即可进入其他公共场所及乘坐公交、地铁等市内公共交通工具；12月2日，北京宣布，自12月5日起，公交、地铁不得拒绝无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乘客乘车；12月4日，上海宣布，自12月5日起，乘坐公共交通、全市公园、景区等室外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截至目前，全国5个超大城市成都、广州、天津、北京、重庆，均已针对出行优化了疫情防控政策，部分场所持绿码即可通行，无需核酸检测结果。“松动”的措施虽透露着一丝谨慎，但传达出的信号却在不断增强。一场防疫放松的“软着陆”试验，将在各地上演。而在罕见的“放松”政策调整后，感染者增加将是无法躲过的冲击。接下来要经受考验的不仅是城市治理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的应对，老年人疫苗接种的效率，还有对正常生活的摸索。“松动”下一步，我们如何与新冠病毒相处？会付出昂贵代价吗？城市里“走小步不停步”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调整，看似突然，实则有迹可循。自“二十条”发布以来，防控政策的改变从“民间”一路延伸至“官方”。早在11月最后一个周末，北京多个小区的居民根据“二十条”与居委会和街道协商，要求取消不合理封控，在陆续取得成功后引发大量关注。11月29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松动”的端倪开始显现。那场发布会上，一位发言人明确指出，奥密克戎变异株及其若干进化分支的致病力和毒力相比原始株和德尔塔等变异株明显减弱。敏感的专家嗅出信号，这或将意味着“消灭病毒”不再是工作的重点，在加强对最脆弱人群保护的前提下，找到一个与病毒相处的最优模式，将是接下来的重要任务。11月30日和12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就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召开两场座谈会，并两次提出，要“走小步不停步”的优化完善防控政策。随后几日，各地迅速反应，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包括且不限于——临时管控区解除管控、调整密接者隔离与判定规则、核酸检测时效要求放宽，部分人员不再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公共交通不再查验核酸检测结果等。香港大学病毒学教授金冬雁认为，中国多个大城市密集调整防控政策像一种试水，“我们正在试着小步走，摸石头过河。”以香港为例，目前可以认为香港地区的新冠疫情已经实质上走向终结，不会再出现大海啸。虽然香港现在的每日感染者仍然不少，但是引发重症和死亡的情况很少，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也不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聚光灯下的石家庄，自防疫措施放松起已过去四天。这座常驻人口1123万、距离北京300公里的城市，在封控静默10多天后，防控措施骤然放松，取消全员核酸，复工复产复课。四天里，石家庄的疫情神奇趋缓。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石家庄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从541人下降至323人，新增确诊人数从3人变为0人。像是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突变令居民们措手不及。在乐观与恐慌交织间，人们犹豫不决——不愿吃第一只螃蟹的人躲在家里，另一些人则踏出家门试图重拾正常生活。15日，小红书上的一条高赞视频里，石家庄育才街两旁的梧桐满树金黄，枝条低垂，交错掩映。被树木庇护的马路也恢复往日的热闹，骑行者络绎不绝，铃声叮叮，行人穿着厚袄，戴紧口罩，在街头漫步。目睹此景的网友在评论区纷纷感慨，羡慕不已，说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也有人许愿道：“接自由”，“接恢复正常”。逐渐回暖的城市图景背后，也涌动着不安。一位家住石家庄的医疗从业者发来的照片里，公交、地铁里还是空空荡荡。他抱怨大批核酸点被撤，几千人在仅剩的检测点排队几小时测核酸，医院的自费核酸点也人满为患。学校要求复课，家长找各种理由帮孩子请假；连花清瘟抢购一空；连广场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也前所未有不约而同地戴好了口罩。作为全国首个大型试验场，石家庄的成败，或将影响其他城市接下来的疫情治理。然而，当新冠“假想敌”消失，面对放松后必然的混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反复，石家庄真的准备好了吗？无所适从的石家庄人14日清晨，石家庄紧邻城区的某村村民丁兆峰（化名）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村口事先布置的防控网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撤回”了——各种挡板、升降架设置的路障被迅速清除，门岗撤掉，防疫人员就地解散。前一晚，防疫红线才刚刚收紧。大型升降架开始占据村口道路，车辆不被允许进出，大量穿着白色防护服的疫情管控人员出现在村口和道路上。种种肃穆和紧张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这座小村落又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如同一场即兴演出，一夜之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早早起床的村民们看着空荡荡的村口和街道发愣，难道昨晚亲眼所见的防疫措施，只是一场梦？”没过多久，大家从网上了解到石家庄“放松管控”的传闻，有人急匆匆在微信群里询问村支书实情。良久，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在犹豫和谨慎中，试探着出门的人们发现，“放松”的迹象已经显现。与此同时，社会面的核酸检测点位大幅减少，村里也不再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医院、银行等少数场所除外。想要去银行办理业务的丁兆峰，不得不前往医院进行核酸检测，“大半夜的，天寒地冻，医院门口排着老长的队。”“外松内紧”，丁兆峰用这个词来形容石家庄农村地区在“放松”后的状态。同在石家庄某县城的大三学生罗宇，“放松”后也感到很不适应。“遵守了三年的定期核酸、到每个公共场合都要求扫码突然取消了，非常不习惯。”周一，罗宇家小区外面的核酸检测点已经撤掉。周二，即使不要求72小时的核酸，罗宇还是骑上车，出门寻找其他检测点。他发现，县城里平日门可罗雀的检测点，人群已排队绕小广场转了两圈，至少有一百多人。“视觉上特别震撼，平时不会有这么多人做核酸的。大家主动去做，有些超乎寻常。”罗宇平时不喜欢出门的奶奶，也选择在当日做核酸。不愿排队的罗宇，最后到医院自费3.4元，做了混检。对罗宇来说，三年的核酸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尽管有诸多麻烦，也曾吐槽无数次，但绿码通行证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为他的自由出行赋予了正当性。取消核酸后，安全感瞬间被打破。即便大规模核酸检测有假阴假阳、滞后性等风险，但是当这张脆弱的“防护网”消失时，人们无法彼此确认。马路上、商店里，周遭原本透明的陌生人，一下子变得模糊、灰暗。“你无法知道身边的人是不是阳性，自己会不会被感染”，一位环生医疗的从业者章明志（化名）告诉八点健闻，“社会面没有清零，核酸又不做了，真实的情况谁都不清楚。”疫情中长期倚赖政府“兜底”的市民，被期待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也是11月12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中所呼吁的。在又一次突袭的不确定性中，人们徒劳地捕捉着确定性。排队做核酸，确认自己没被感染；抢购感冒药，以保证感染后有药可治。居住在石家庄下辖县城的李爽（化名）告诉八点健闻，在村里开大药房的同学发朋友圈通知连花清瘟少量到货后，母亲早晨八点去抢购，药店已经堵得水泄不通。原本24粒十元一盒的药，涨到了14元一盒。“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好几盒好几盒得买。而且药店总断货，别的村没有大药房，村民都跑到我们村来买药。”章明志则略带欣慰地向八点健闻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他左手里足足拿了十二盒连花清瘟颗粒。“所有的药店都卖断货了，只能通过朋友的渠道拿到。”罗宇和章明志都认为，恐慌是暂时的，大家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人家怎么弄，我们就怎么习惯。人家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听。”罗宇说。政策摇摆，走两步退一步关停仅一天后，石家庄部分免费核酸点又重新恢复。据媒体报道，卫生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在原有的基础上，在长安区、新华区、裕华区、桥西区增设了不少于30个免费核酸采样点。”张小笠（化名）也于15日收到了小区关于开放采样点的紧急通知。工作人员在群里提醒，重新采核酸可能造成扫码系统不定时卡顿、速度变慢，为防止冀石通发生故障，一定带上身份证。得知消息的张小笠松了口气，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小区重设了免费的核酸点，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再也不用排俩小时去医院采了。”有网友回复称，长安区也增设了核酸点，物业和居委会没有提前通知，询问了大白，她们回答可以做核酸，其他并不清楚。像是弹簧，收紧—放松—再收紧，石家庄的政策反复摇摆，居民被动等待通知。在丁兆峰居住地的隔壁村，气氛则重新凝固。一位老人刚刚过世，乡亲们前去帮忙料理丧事。原本大家想着既然“放开”了，借此机会聚一聚似乎也无大碍。然而第二天（15日），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突然在群里连发了两条通知：第一条，要求所有在过世老人家聚集过的村民主动上报。三分钟之后，第二条消息弹了出来——“所有村民居家3天，不准出门！不准出门！不准出门！”这条消息被连发了三次，传递出屏幕另一边打字者的语气迫切和情绪紧张。村民们感到无奈。丁兆峰认为，村民并不害怕被感染，让大家丧失安全感的，是反复无常的疫情防控措施。“在放松这件事上，石家庄似乎没想好要怎么做。”一位石家庄退休的医院管理者如此评价。过去的十四天里，她一直待在家陪小学二年级的小外孙上网课。11月13日晚，老师在群里通知第二天返校，家长们非常担心，找各种理由帮孩子请假。全班51名学生，共请假43名。老师随后发来一份调查表，询问是否愿意上网课，家长都表示同意。于是，原本复课的计划又泡汤了。因为上网课不用早起，坐在书桌前就可以见到老师，小外孙格外高兴。但他控制不住自己贪玩的心思，开课后便拿起玩具，想认真听课，还是需要大人监管。家长康康也遭遇了一次“乌龙”。通知复课后，她的孩子周一上午前往学校，发现班里同学太少，老师便要求下午回家听网课。周二，孩子又返回学校，同学多了起来，课后的延时服务则恢复正常。我们距离疫情前的生活还有多远？激进的“开放”措施，带来的是石家庄人的瑟缩和犹疑。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冬雁认为，石家庄在做正确的事，但配套措施没能跟上。“此前新冠被妖魔化了，居民需要被更多宣教，才能不再恐慌。”十一回到老家后，李爽一直在家带2岁的孩子，把村里的大门锁上，只允许孩子在院子里边儿玩。遇到从县城回来的人，他们基本上就离得远远的，担心市区里容易有感染。“封了5天做全员，各种封村拉走隔离，第6天突然不做核酸了，跟没有疫情时一样。”李爽表达了一种石家庄式的担忧，政策调整没有让大家更安心，反而让大家更害怕了，“有点儿太放开了，哪怕七天一检、三四天一检也好”。循序渐进，小步快走的“放开”样本应该是怎样的？一河之隔的香港，或许是一扇不错的窥探窗口。早在50多天前，香港便开始实施0+3政策，即来港旅客无需酒店隔离，甚至不再需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三天内仍然不许进入餐馆、酒吧等指定场所。该政策也被视作防疫放开的一种尝试。这段时间，香港虽然入境人数增多，输入病例增加，但并未造成疫情暴发。8月底，李书（化名）从北京搬到香港短住，亲身体验了两地防疫措施差异。此前，这个在被内地防控手段“保护”起来的女孩，也担忧过感染新冠的问题。当真正踏上香港的土地后，她发现身边的好多人都已经感染过了，大家几乎都是一致的卧床休息一周，开头两三天难受一些，但只要持续休息便能痊愈。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帮助李书缓解了对新冠病毒的忧虑，接下来需要操心的就是香港的“疫苗护照”问题了。在香港，想要进出某些公共场所需要使用“电子针卡”扫码，但是这个扫码是为了确认进出者是否已经完成了特定剂次的新冠疫苗接种。在距离李书接种完成第二剂次新冠疫苗5个月的第一天，她的电子针卡突然失效了，这是在提醒她，需要尽快接种第三剂次新冠疫苗。李书就近找了一个社区进行接种，不需要预约，没有人排队，接种完成后她的“电子针卡”迅速更新为了可使用的状态。在北京的生活，想要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要经历重重关卡。生活被一道道严格的防控措施从中切断，充斥着节点，分裂成了片段。你需要掌握每个点的防控要求，才能保证这趟旅程不会半途而废。像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香港的疫情防控人员非常少，没有门口监督扫码的保安，没有普通人组成的志愿者小队，更没有监督你是否戴好口罩的管理人员。在香港，个人出行一切都是流畅自然的，从出门到地铁站再到商场，什么都不用中断。如果真的有什么限制，那也只是需要扫码并出示自己的电子针卡——这是唯一需要被查看的东西，也不再是必选项。李书发现，虽然香港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变小了，但也并没有完全回到正常生活，比如在进入酒吧之前，需要在门口进行抗原检测快筛；提供餐饮服务的机构不能开到晚上10点以后；大酒店开始在街上兜售自己制作的快餐盒饭；曾彻夜灯火通明的香港商场只营业到晚上八点半……适应了香港的松快气氛，李书偶尔也会被一些特殊的时刻点醒。有一天，她在街头看到，一个操场被设置成了核酸检测点，大家正在排着队做核酸检测。李书忽然觉得，一种北京的既视感扑面而来，“在北京四处都是这种场景，但是这个场景放在香港，我觉得格外突出和显眼，好像我在这一刻又回到了内地。”金冬雁曾告诉八点健闻，香港可能很快将向“0+0”迈进，“只要保证不把病毒散播到社区，‘0+0’是完全可行的。”6月，金冬雁参加了一场100多人的会议，吃了两顿饭。茶歇环节也有人摘下口罩去吃东西，事后发现有一位打过三针疫苗的同事感染，但包括他在内的参会者作为密接测了好几轮抗原再加一轮核酸，最终一个人都没感染。“我们每天有5000例感染，但又怎样呢？抗原检测阴性后，就可以来学校上课，我们一切都是正常的。”金冬雁说。（田为对本文亦有贡献。）史晨瑾丨撰稿微信号：scj389129661严雨程｜撰稿微信号：March_YYC陈鑫丨采访、责编微信号：chenxin_stella

怡禾佳门诊部关门的那天，创始人裴洪岗没来得及好好道别。10月10日，深圳气温略降，微风中能感受到一丝秋意。福田区阳光高尔夫大厦8楼，怡禾佳门诊部结束了最后一天的营业，走廊与诊室堆满了纸箱，保洁阿姨穿梭在其中整理打包，现场一片狼藉。本该出现的裴洪岗，却被居家隔离。下午三点十九分，沉闷的房间里，胡子拉碴的他捧着手机，发了一条微博：“2018.8~2022.10，50个月。再见了，佳佳。”除了是怡禾健康的创始人，裴洪岗还是一名拥有百万微博粉丝的医疗大V，那也是他创业前被公众知晓的第一个身份。很快，微博下有了五百多条留言。有人泪目，回忆起在深圳怡禾佳带孩子看病的点滴，感到难舍；还有只用过怡禾线上服务的用户不禁担忧，担心怡禾佳的关门只是个开始；而绝大多数网友是通过怡禾获取了很多靠谱实用育儿知识、跟怡禾一起成长的宝妈，她们留言道“虽然怡禾诊所永远不会开到我们这样的小县城，但我一直会在线上默默支持”……消息从用户集中的C端，一路传到诊所圈里。经济下行的年代里，衰败像击鼓传花，从一个行业，传到另一个行业。这些伫立在街头巷尾、毛细血管般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诊所，正像餐馆、KTV和洗车店一样，最先遭到退潮的影响，接连熄灭，又重生。当寒气袭来，很多诊所都在断尾求生，保证现金流，先活下来再说。“虽有遗憾，还是放下了包袱”怡禾佳关门时，恰好运营了整整50个月。4年2个月的时间，从开业5个月就实现盈利，到最终关闭。这样的结局裴洪岗在最初没有料想到。裴洪岗和同事习惯称怡禾佳为“佳佳”，这是裴洪岗从公立医院辞职后，线下业务的第一块“试验田”。2016年，怡禾健康成立。那是裴洪岗创业的第一年，当时团队只有几个人，从线上问诊业务起步，积累了一定的医生和用户规模后，在创业第3年，怡禾终于开出了第一家线下诊所。因为之前没有开门诊的经验，当年，在拜访了几家同行参观学习之后，经过几个月的遴选，他最后相中了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附近一座写字楼里的一块场地，开设了这家以儿科业务为主的诊所。彼时，在政府鼓励社会化办医的大环境下，行政审批简化、牌照申请门槛降低，诊所赛道正处于轰轰烈烈发展的黄金期。2018年前后，医生下海创业，办医院、办诊所，都是当时非公医疗发展的关键词。于刚、于莺、张强等知名网红医生的诊所，短短数年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最火热那几年，就连平安集团都在重资布局诊所行业，企鹅、春雨、丁香园、杏仁等医疗互联网领头羊们也纷纷抢占诊所赛道。以诊所为代表的医疗服务，凭借其新消费的姿态，轻巧灵活地出现在投资人面前。一片蓝海，引人遐想。“那时，人人都喊着‘一年百家诊所、五年万家诊所’的口号，高歌猛进，投资人、创业者都上头了。”一位业内资深从业者回忆。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工作了十二年的裴洪岗，由于轰轰烈烈的“八毛门”事件接触了社交媒体，也有感于医患矛盾的现状，萌生了开一家践行自己医学理念的诊所的想法，在公众号积累了一定的用户后，在2016年成立了怡禾。在创业之初，受限于资金等资源问题，转而从线上问诊作为开始，线上平台运营2年后积累了足够多的医生和用户资源后，才开始着手筹建第一家门诊。因为有了线上和线下的服务，也形成了构建一个靠谱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家庭医生服务网络的愿景。租下写字楼的8层后，站在一片狼藉的场地上，裴洪岗和团队开始规划、选址、设计、装修，细致到连前台大理石的颜色、卫生间门板的材质、每个诊室拐角的弧度，都一一参与。数月后诊所崭新落成，团队到位，正式运营，起名“怡禾佳”。2018年8月开业后，由于有线上用户积累，5个月就实现了盈利。裴洪岗觉得自己的决定做对了。之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疫情忽而袭来。虽然疫情下诊所关停是常事，起初还能勉强运营。但儿科业务为主的诊所，在疫情下快速暴露出缺陷。由于无法接诊发热及感冒、发烧、咳嗽等其他十大症状，怡禾佳门诊的客流量几近腰斩。裴洪岗告诉八点健闻，怡禾佳门诊部的业务量里，儿童内科占70%，剩余儿童保健、儿童口腔等占30%。“疫情之前，儿内医生每人每天可以看20多个病人，关停前每天只能接诊1~2人。很多儿科医生不得不重点转向儿保。整个门诊出诊的医生，也从7人减少到3~4人。”原本热闹的门诊，变得稀稀拉拉、门可罗雀。“早在去年，关停怡禾佳的想法已经冒出，但还是挣扎了一下。”裴洪岗坦言。去年，他像任何一个坚韧的创业者那样，抱着“再想想办法，总能度过寒冬”的想法，裴洪岗给怡禾佳扩张了两个口腔诊室，以此调整业务占比。试水一年，虽然门诊量有所上升，但仍不足以支撑外部的亏损。受限于原来的科室布局，也没有别的辗转腾挪空间。更没想到的是，2022年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怡禾佳门诊持续亏损了3年多，运营效率和收益越来越低。像是奄奄一息的火苗，周围的人无法取暖，燃料却一直在消耗浪费。“疫情看不到头，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3个月前，团队反复讨论，最终还是下决心关停诊所，原来的医生团队也都转移到深圳另一家怡禾星门诊出诊。但公司的办公室，还在怡禾佳诊所隔壁。裴洪岗每天从那里路过，一想到关停的倒计时，不免黯然神伤。作为第一块试验田，怡禾佳门诊的意义独特，它是裴洪岗投入心血最多、最难以割舍的作品。试错、失败与经验，是怡禾佳赋予裴洪岗的财富。惋惜之余，裴洪岗肩上的包袱却轻了不少。“佳佳”关停之后，不仅免去一部分投入，而且每个月还能节省20~30万的租金和水电费。这对储粮过冬的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正式关停的那天，裴洪岗也像真正接受了这个事实，伤感中带着些禅意和佛系。他在微博写，“起起落落是世界的常态，所有和生物相关的东西都会受适者生存这一客观规律所影响，环境的变化会让一些东西消失，也会让一些东西生长。”从七年十家诊所的长期规划，到眼前的苟且疫情中，肆意生长的除了萧条外，还有裴洪岗的胡子。今年3月1日，带着一抹行为艺术色彩，裴洪岗决定把胡子留到疫情结束那天。像是无人打理的花园，密密麻麻的胡须爬满了这张年轻医生的脸，为其平添一股沧桑。如今，留着络腮胡的裴洪岗，活脱脱一位从古籍里走出来的将士。“久未谋面的朋友见了会吓一跳，说你怎么变了个人”，“留胡子之后，会忍不住经常想去捋它。一低头，胡子就会扎到脖颈

时隔六年以后，一份关于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国家级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于7月底发布。作为中国医保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虽然“全国互联”的愿景已经初具雏形，但跨省医保支付仍然存在着很多落地中的问题。尤其是各地医保政策长期不统一，仍有少数参保人在使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时的用户体验不够好。比如，在传统手工报销和直接系统结算两种方式并行的当下，很多地方的这两种方式报销比例差异不小，以至于这些人宁愿退回到繁琐的手工报销方式。在此背景下，出台《通知》的考量呼之欲出。在这份由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为牵头单位的文件里，最重要的愿景可以概括为“统一标准”，即统一住院、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基金支付的政策。但《通知》并没有给出此愿景具体的时间表和定量指标。不过，《通知》还是以定量的形式设定了几项重要的目标任务：在2025年底前，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要提高到70%以上，普通门诊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数量要实现翻一番，达到50万家左右。截至2021年11月，我国医疗机构数量有104.4万。要达到上述目标，国内近一半的医疗机构都要接入门诊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而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为24.67万家，即未来不到三年要翻番。而从异地结算的全国规模来看，2021年全国住院异地结算费用增至约1107亿元，是2018年的3.35倍。其中医保支付比例维持在58%左右。门诊跨省直接结算试点一年后，2021年人次数也已超949万。回顾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发展经历，一些难题始终在迂回曲折中求解。比如，医疗资源富庶的地区会否因便利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过度吸取周边医疗资源贫瘠地区的医保资金？而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的就医地医疗机构，是否有可能因此吸引过多的外地求医者，出现本地医疗资源挤兑？多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研究者向八点健闻表示，从目前的推行情况和研究数据来看，上述风险在研究结果中并未得到证实。相比之下，更让专家们觉得需要改变的，是地方政府对医保资金的看法，“医保的钱是用来给老百姓看病的，不是用来养本地医院的。医保资金应该跟人走，‘钱随人走’是常态，而不是相反。”源于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全国联网更易监管跨省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并不是个新问题，集中起于知青返城一代的年老之时。作为影响跨省异地就医体验的重要因素，早在2009年的新医改文件中，就作为全民医保制度的配套措施而被提出。如果我国医保资金是全国统筹，这项工作本身就不存在，一切结算都能在国家层面实时计算。但是由于我国医保资金统筹级别不高，加之各地医保政策也不一致，让这件事实现起来如同蜘蛛布网一般麻烦。所以，也有部分专家曾对此表示困惑甚至反对在这项工作上耗费人力物力，认为不如把精力聚焦在更需要解决的问题上。真正推动此事提上日程的要归功于一个特殊群体——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即长期在外工作后返回原籍，并获得户籍的退休人员。在共和国建立初期，一批来自东部发达地区（比如上海支援新疆）的青年人，前往边疆支援建设。他们背井离乡奉献了青春，普遍长达十余年。其中，大约200万人最终得以返回原籍，并获得了一个“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的身份，但其职工医保仍然缴纳在异乡，这给他们暮年时的就医需求带来了挑战。这些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普遍年龄大、医疗负担重，又长期无法返回参保地，备受异地就医报销时的“跑腿”和“垫支”问题困扰，因此对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的需求最为迫切。他们的需求引起了当时决策者的关注，并且决心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于是，以他们作为这项工作的起点，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序幕徐徐拉开。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执行推进者意识到，反正都是要搭建一套系统，与其只解决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的就医问题，不如将其他有相同需求的人群也纳入进来。此后，确立了异地安置人员、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外地人员和转诊转院人员这四类人可以备案的形式享受跨省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而在最新的7月份通知里，更多人群被纳入进来，并且将人群分为两大类，长期在外省和临时在外省。与带量采购、医保支付改革等相较，跨省就医医保直接结算是医保领域的“小事”，最近几年才开始快速推进，并且很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际上，国家医保局推动此项工作的意愿很强。推行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加强医保资金监管的动机从一开始就存在。由于参保地对就医地的医疗机构和诊疗行为难以监管，跨省异地就医曾经是医保资金浪费的重灾区，甚至就医地医患共谋骗取医保资金的消息不绝于耳。而一旦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启动，诊疗行为中的每一步都会被信息化网络所覆盖，审视和智能检查至少能够倒逼医疗机构规范自律，合理使用医保资金。中国社科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的一份研究显示，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以后，异地就医的次均费用反而比之前下降了不少。“手工报销年代，由于信息流通不畅，对参保地来说，异地就医费用监管是个黑箱，患者拿回单子时已成定局，所以经办机构只能照单全收。但是直接结算全国联网以后，监督从事后变成了实时，一切都放在了阳光下。医生会考虑得更多，主动规范自己的诊疗行为，避免浪费甚至骗保现象的出现。”长三角率先试水，堵点多在参保地高铁纵横联结，使外出务工变得极其便捷，日渐呈现出一个流动中的中国，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正是一个鲜活切面。在手工报销时代的早期，因为总额不高，跨省异地就医费用曾被叫做“零星报销”，但是随着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这部分的费用越来越多，让不少医保经办机构窗口负责“零星报销”的工作人员数量也越来越多，甚至能达到总体工作人员的一半。这给医保经办机构带来巨大的人员管理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城市聚集地，长三角地区成为最早一批试点区域，开始探索求解。相比碎片化的门诊费用，住院相对比较低频，而单笔金额数却比较大，监管需求更高，搭建平台和处理数据的难度略低。由易到难，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以住院为切口，迈出了谨慎的第一步。早在2008年，上海就出台正式文件，针对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中心搭建了一个委托代理结算模式。但这个模式并未覆盖整个长三角地区，而是让上海及与其人员流动频繁的城市点对点建立，比如江苏启东、浙江嘉兴等。基于这个模式，这些城市将一部分医保报销业务委托给上海某区经办中心，减少他们的居民在上海和参保地之间来回奔波。无独有偶，早年时，海南三亚与黑龙江省之间也采取过类似的模式。三亚有很多东北老人定居，为此黑龙江与三亚的人社局设立了一个专项制度，由黑龙江派出工作人员在三亚工作，办理报销业务。这种派驻或者委托代理结算模式虽然解决了一部分需求，但终不是长久之计。要增强报销的便捷性，降低经办机构的管理成本，上海开始与一些城市之间尝试点对点联网，实行实时直接结算。一开始，一些上海周边城市的医保局选定了上海市几家医院，直接与这些医院拉专线并打通数据接口，这些城市的参保人在上述医院就诊时，就可以享受直接结算服务。后来，万达信息在上海打造了一个信息化平台，一端是上海的医院资源，一端是与上海签订协议的周边城市的医保局，通过这个平台中转，实现了更方便的直接结算，带来了由线到面的提升。而这个中间平台的模式，也成为了目前国家正在使用的国家跨省就医医保费用直接结算模式的雏形。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2016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正是“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亮点工程”。在上海设立的长三角一体化办公室内，三省一市（浙江、江苏、安徽与上海）的医保系统领导干部都会在此处办公，减少了不必要的沟通协调成本。在这一特殊机制的推动下，长三角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得以快速推进。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加快推进异地就医结算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同一年，财政部与人社部发布“120号”文件，确定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建立预付金制度，即国家平台按月组织清算，采取全收全支方式，各省之间互拨清算费用。2017年底，全国所有省份和统筹地区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并联网运行，覆盖全部参加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人员。2018年，国家医保局挂牌成立，为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资金清算工作推进提供了可能。当年，即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摸底。当时，从就医省收款来看，排名前三的是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收款额占全国清算资金收款总额的6至7成左右。同一年，具备一定落地难度的门诊实时结算开始在长三角试点，相关经验再次推广到全国。目前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内部，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均可以使用医保卡实现无缝直接结算。受益于此，上海接收全国跨省异地就医门诊、住院的费用均逐年上升。2021年，跨省异地就医的住院总费用约161亿元，门诊总费用约12亿元。但是在长三角以外的省份，由于结算链路太长，加之各地信息化程度不一，信息在传输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堵塞，所以使用起来尚没有这么便利。在上海一个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的微信工作群里，每天都有很多医院员工反馈有病人就医后无法直接结算的问题，后经协调和数理统计发现，堵点基本都集中在参保地那边。除了内与外的不便，长三角内部也有一些微妙的矛盾。八点健闻了解到，安徽马鞍山市每年有15%的医保资金会流向上海，这让当地医保部门对此颇有微词。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地方都有出现，医疗资源富庶的地区每年会“吸取”不少医疗资源贫乏地区的医保资金，地方医保部门认为这种现象给他们带来了压力，使得当地医院发展的资金更加紧张。而随着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工作越来越成熟，患者就医便利度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可能会更加显著。王震认为，这是地方保护主义思维，“医保的钱是用来给患者看病的，不是用来供养医院的。”而回到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工作上，这是人口流动和异地就医的果，而不是造成人口流动和异地就医的因，所以认为这项工作加剧了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医保资金的流出是没有道理的。王震团队曾做过两轮测算，在全国实行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的第一年，并未出现大量患者前往医疗资源富集地区就医的趋势。而通过对患者流出较多地区进行访谈后发现，这项工作也并未对当地的医保资金使用的总量和结构造成巨大冲击，“从全国来讲，异地就医所占医保资金使用的总量很低，只有不到6%。”目录与报销政策不统一，“待遇倒挂”难解据王震的课题组成员介绍，目前，我国的医保资金流转，是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以北京为例，每个月在收入来自30个省级行政区的的医保金的同时，也需要支出30笔——这30笔支出的审批流程，往往要经历35天。30x30，意味着每个月有900笔医保资金在地区间流转，效率与工作量可想而知。“如果医保资金是从全国层面统筹的，那现在的直接结算的系统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课题组曾向有关部门建议，搭建一个树状的支付系统，即先在国家层面存一笔钱，在计算各地区在一个月内支出与收入的差额后，由国家相关部门统一结算。该方案即周转金模式，要点有二，一是国家平台设财政专户，二是扎差拨付。它能实现的功能包括归集各省预付金，按月拨付各省清算资金，归集各省清算资金。这个方案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解题思路，但是由于现实中的各种困难，比如统筹的资金如何进行财务管理等问题而被搁置。此外，医保目录和报销政策不统一，让异地结算可能出现“待遇倒挂”的情况：参保人先全额垫付费用，再带着种种单据回参保地手工报销，能比直接结算报销得更多。这让患者用脚投票，宁可走更多繁琐程序，也不愿享受异地直接结算的便利。王震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某地患者来北京看骨科，发现在北京的骨科高值耗材两万元的报销限额之下，回没有报销限额的老家报销反而更“划算”。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医保目录的全国统一。健康长三角研究院专职研究员李力表示，这种统一是“低水平的统一”，对处于低水平报销比例的人群而言是有利的，但想要让原本处于高水平报销比例的人群“不感受到损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标准的统一，基础设施的铺展同样重要。7月《通知》中，着重提及了医保信息化、标准化的技术支撑，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按照统一接口标准规范，完善相关子系统，推进定点医药机构接口改造适配工作。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涉及国家、省级和地市级平台的三级管理信息系统信息交互。国家平台是所有省份的节点中心、交易中心和清算中心。参保人就医结束后,

8月30日晚间，国家药监局网站显示，默沙东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九价HPV疫苗）的适用人群拓展至9-45岁适龄女性接种，而此前为16-26岁。作为一种备受中国年轻女性追捧，几乎被捧上神坛，持续多年供不应求到成为稀缺资源的HPV疫苗，扩龄的消息迅速点燃了社交媒体。在疫苗企业和相关平台的宣传中，九价HPV疫苗被形容为对HPV病毒亚型覆盖面最广，效果最好的一种疫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粗略估算，我国16-26岁女性人群数量有近7000万。而国内9-45岁的适龄女性却有约有3.6亿人。这意味着，对于目前仍然独占全国乃至全球唯一一款九价HPV疫苗的默沙东来说，“扩龄”让中国本就广阔的市场空间进一步释放，翻了近5倍。在市场表现方面，有言论称，九价HPV疫苗扩龄会对二价HPV疫苗市场产生冲击。但多名免疫领域专家和医药领域分析师告诉八点健闻，考虑到二价和九价之间数千元的价格差异，以及HPV疫苗越早接种预防效果越好的免疫理念，二价HPV疫苗最重要接种人群和最渴望九价HPV疫苗的人群并不存在交集，亦不会出现所谓的“市场冲击”。医疗政策研究者仲崇明表示，扩龄作为一个技术政策，市场也会有所反应，疫苗生产企业有望进一步进行竞争，实现量升价降，有利于国产替代。不过，即便是二价HPV疫苗，其效果足以覆盖中国流行度最高、最危险的两类病毒亚型，因此促使16岁以下女性尽快接种二价疫苗至关重要。比起打最好的九价疫苗，先打上HPV疫苗，可能是更重要的。新一轮“疫苗焦虑”九价扩龄，新一轮“疫苗焦虑”来袭：“约不到的还是约不到。扩龄不如扩苗。”“刚刚打完四价，现在和我说九价能打了？？”“慢慢约，还有25年，总能约上。”“希望能在绝经前打上。”……

一个临期分娩的产妇，一名踢足球骨折的运动员，一位脑梗住院的患者，一位肿瘤化疗的病人，还有住在ICU挣扎于生死边缘的人们……当医疗行为伴随着病人的出院、康复或离世而结束，所有的疾痛故事都被留存在一份叫做“病案”的资料里。密密麻麻的病程记录，长则200多页，那是住院60天的危重病人；短则一两页，那是周期性的放化疗患者。就像普通话统一了全国各地的语音系统，ICD（国际疾病分类）编码是这些疾痛故事的“接头暗号”。它往往由一个英文字母和一些阿拉伯数字构成，编码员们需要对曾经的活生生的诊疗行为进行“语义学”的分析，分成“主要诊断”、“主要操作”和“其他操作”，最终汇总为一份用标准语言写就的病案，以待日后可能的检索和查证。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病案编码被束之高阁，在迷宫般的仓库里，与灰尘和货架为伴。编码员也常常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码就行”。当医改带着各种期待光顾这个“宝藏仓库”时，医院的病案室突然热闹了起来。编码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有正规军，如信管专业毕业的学生；也有杂牌军，如不想上夜班的医生护士，甚至是会计、体育生、清洁工。这是一份捉摸不定的职业，从琐碎的日常表象上看，编码员像是一个录入员、一个图书管理员；往深一层说，他们是医疗行为的记录者或翻译者；再深一层，当医院这头的病案编码与医保基金那头的支付日益挂钩（“coding

曾经深陷漩涡中心的外科医生陆巍，终于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重新回到了手术台上。2周前，在个人视频号上，陆巍开始发布和病人互动的视频，换了新头像，以一副自信微笑的面貌出现在镜头前。照片上和视频里的他，穿着印有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的白大褂，名牌从上到下依次写着“胃肠肿瘤外二科”、“主任医师”、“主任”。陆巍清楚自己背负的争议，以及，几乎一年没有身处临床，意味着什么。回顾起2021年4月开始发酵的“肿瘤治疗黑幕”事件，原本是两位医生对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治疗方案的争执，在国内复杂的医疗环境下，最后演变成了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场地震。事发后，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曾经陆巍诊治的已经去世的晚期癌症病人马进仓之女马荣，就肿瘤的超适应症用药、NK细胞治疗和基因测序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进行了几轮的唇枪舌战。哪怕是其后国家卫健委的调查结果——治疗的原则基本符合规范、不当的利益交换仍在调查中——也没有平息这场撕裂。两位主角——张煜和陆巍，命运发生了某种重叠。他们先后暂停门诊，最后都被医院解职，又各自在网络上撰文科普，继续捍卫自己的价值理念。2021年底，事件已经过去了八个多月，陆巍的状态还是不好，需要定期服药和接受心理咨询。他一直没有机会重返手术台，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奔走，为起诉张煜准备材料，偶尔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撰文科普和记录行医以来的点滴。今年以来，大半年的时间里，陆巍一直漂泊在上海之外，先是去北京打官司，后来应朋友之邀去沈阳会诊，在特殊的契机之下获得了新工作——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二科主任。对于陆巍来说，这已经是无奈之下最好的选择。“上海医院很多，但圈子很小，长三角都很熟，哪个人愿意冒着得罪领导的风险，去招一个身处争议的医生？”一位上海医疗圈人士告诉八点健闻。但作为同学，这位医疗圈人士认为，陆巍是一名科研型医生，遇到问题喜钻研，勤查文献，不拘泥于临床指南，这是一名优秀医生的特质，只是在讲究人情世故的医疗系统内，这种性格很容易碰壁。作为一起事件，“肿瘤治疗黑幕”事件被更多新闻淹没，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淡出；作为一个个人，舆论给陆巍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一个人跌倒了想要重新站起，很难。重回手术台2022年2月底，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主任、网红医生尚书，推荐陆巍去沈阳见一位关注医疗的网络大咖，对方母亲是一名晚期肿瘤患者。这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做过手术和化疗，肠道梗阻、腹腔广泛转移，已经无法进食。老人非常痛苦，希望再次做手术争取最后的存活机会。此前，这家人已经在全国找了一圈，鲜有人愿意给这样一位终末期肿瘤患者手术，风险太大。陆巍看了片子后，认为可以用靶向药控制住后尝试手术，这家人希望他到沈阳进行手术，实现老太太的心愿。尽管以前做过不少类似手术，受过二十年医学培训的底子还在，但陆巍依然迟疑不定。“当时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去，这种高风险的手术连北京的大医生都不愿意做，自己有着诸多争议尚未解决，对方又是医疗大咖的妈妈，万一没做好，事情更麻烦。”陆巍说。但他还是去了。最终，陆巍以多点执业的方式，在一家民营医院，和一名比他年长、经验丰富的普外科医生，参与完成了这场艰难的手术。任何一台手术都会有风险，每一步都关系到患者的生命。陆巍当然担心长时间没有做手术的生疏，但当他对病情进行了分析，对手术方案、手术实施、各种可能性做了准备，十几位医生一起会诊讨论，二十年训练出来的临床感觉还在。当走到病房病床、看到病人、进行临床体检问诊、站在手术台上主刀，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回来了。手术是成功的，但是患者状态依然不算好。三个月后，老太太离世，陆巍与其家人一起参加了追悼仪式。朋友交谈间，陆巍不仅请教如何处理网络争议，也流露出想要重回临床的想法。有朋友建议，“你现在首先得恢复武功，得先能上手术台。再厉害的医生半年不做手术，武功就荒废了。”也是因为这台手术，包括尚书在内的沈阳当地医生认可了陆巍的技术和业务，也愿意向院长引荐这位上海来的医生。院长对这份简历很是满意，但一开始，院长并不知道陆巍是事件主角，带有一丝不确定性地问尚书，“他能来吗？”后来，医院高层知道陆巍的身份后，也没有太多异议，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对于这家医院来说，来自上海的专家，娴熟驾驭疑难手术，对于近年来人才流失严重的东北，以及在当地地位不高不低的市级医院来说，实属难得。“实际上，陆巍从上海新华医院来到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我们身边，无论是学术科研技术业务，全都佩服他，医院简直就是如获至宝。”尚书对八点健闻回忆，“刚开始几台手术，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陆巍连做了6台高难度手术，一下就技惊四座，医院上上下下，连保洁和看电梯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确实为陆巍投入了不少资源。医院以他为核心新成立了一个科室，配备了1名刚从复旦肿瘤医院进修回来的主治医生，和2名刚刚硕士毕业的年轻医生。他和组里另一名主治轮番出诊，每周出两天门诊，最近一周做了6台手术。一开始，起步确实不容易，甚至依赖于网红医生朋友的流量。尚书所负责的内镜诊疗中心，相当于是胃肠肿瘤外科的上游科室，检查出患者有问题，就推给陆巍所在的胃肠肿瘤外科进一步判断。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东北，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陆巍用疑难手术获得了众人认可，逐渐开始有患者慕名上海专家专程看诊。“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优选择当然，如果不是“那件事”，如果不是在人才流失严重的东北，如果不是熟人介绍，有着上海知名三甲医院背景的高年资外科医生陆巍，和沈阳一所普通的市级医院之间，也许不会产生任何联系。无论是从医疗卫生服务支出，还是近年来的医疗人才数据，都可以看出东北在整个经济衰退背景下，人口外流，各行各业发展迟缓。东北医生的流失与被虹吸，是中国整体社会资源，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一个缩影。一位在东北工作40多年的知名专家谈起这一现象时说，“现在不是留人才，而是能否留住人的问题。”一位多年与东北医疗系统的公立医院院长打交道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这些年，只要南方的医院来挖人，薪资又不差，基本就能挖走。院长们也会私下会说，当这种诱惑来临的时候，自己都扛不住，能要求那些优秀的医生扛？”根据丁香人才的数据，从2018年8月~2021年8月，通过丁香人才投递的东北三省医生简历数，多达24万份。从向东北递简历的次数来看，其中辽宁省医生投递简历的次数最高，高达24万次。东北三省相加，占投递简历总次数的74.5%，外地流入极少。而在整个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除了老龄化问题对地区医疗资源的一场考验，东北地区公立医院本身的运转也困境重重。好医生都走了，有条件的病人也倾向于到省外看病。没有了医生和病人的医院，日子不会好过。回到沈阳，盛京医院、北部战区总医院、辽宁省肿瘤医院，几家大三甲几乎垄断了当地的医疗市场。这样的市级医院生存维艰，收入和大三甲相差至少一个数量级。“病人们都想去大三甲，市级医院越来越不自信，只有大三甲不收的情况下才会选市级医院。省级医院不缺病人，倾向于接受病情较轻、危险系数不高的患者，而把疑难杂症扔到市级医院，市级医院再请个别大专家来飞刀。”一位沈阳市级医院的科主任告诉八点健闻。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同时也是沈阳市肿瘤防治中心。肺癌、胃肠肿瘤各自占据了肿瘤的半壁江山，可以说，胃肠肿瘤外科的水平等同于一所肿瘤医院的实力体现。但长期以来，五院肿瘤内科发展较为强势，而肿瘤外科手术薄弱，很多终末期患者只能进行保守治疗。尚书曾经把进展期癌的病人介绍给外科开刀，结果发现，病人留不住，一方面是病人慕名大三甲的牌子，一方面是医生自己担心风险不敢做手术。尚书也认同近年来东北人才外流的严峻，“市级医院，甚至不是领军人物走的问题，而是没有领军人物。”在他看来，陆巍的到来填补了这块空白。当然，在沈阳重新开始，陆巍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适应的。比如，科室里都是年轻人，很多事情需要磨合，连手术器械的叫法都有不同的名称。又比如，在重人情的东北社会里，一个不善交际的外来者如何融入圈子。至于“那件事”，依然给他带来了不可逆的影响。他始终无法回到过去，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状态。上海疫情好转之后，他至今没有和家人见面。陆巍依然在为“那件事”奔波，试图讲述另一个视角的“肿瘤揭黑”事件，他起诉张煜诽谤和名誉侵权终于得到了法院受理，但至今还在等待开庭的日期。只是现在，他把99%的精力都放在新医院新科室。今年7月，陆巍在自己的公众号“一路为医”上写道，“现在一段新的职业生涯已经开始，又重回手术台，最近的两个手术，又挽救了两名晚期肿瘤患者，重拾回治病救人的成就感，那是无可比拟的。”在陆巍的同学圈子里，大家都在祝贺他找到了新平台，职业生涯正在开启新的篇章，至少，他已经重新走了出来。陈鑫｜撰稿微信号：chenxin_stella医生质疑同行“诱骗治疗”幕后再调查：“罗生门”背后是罕见癌症病人的治疗困境医生揭“癌症治疗黑幕”事件调查，我们和多位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癌症治疗黑幕调查结果出炉：命运被改写的医生和将发生巨震的癌症治疗生态？在中国，一项有前途的细胞疗法，是怎样成为骗取癌症病人钱财工具的？

这是一次被比作facebook豪掷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的交易——一个“未曾料想的买家”（unexpected

7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今年5月开始的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世卫给予一种传染病的最高级别的警报，上一次获得这个档次警报的传染病，是新冠。据数据平台OurWorldinData统计，截至发稿，全球报告的猴痘确诊患数量已经超过16000例，几乎达到了2003年非典疫情总感染人数的2倍，最近一周的日新增峰值更是达到了近1500例。而对于这一万多名感染者中的死亡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微博上写道：“2022年报告猴痘病例的病死率约为0.03%，且报告5例死亡病例均在非洲。目前观察的低病死率，是因为流行的病毒毒株不同，还是欧美国家人群身体素质好，还是医疗服务给予及时治疗，尚待进一步研究。”概念股如此疯狂，猴痘会需要大规模核酸检测吗？现实世界的“猴痘”危机的另一面，却是资本市场的“猴痘”火热。据中新网报道，7月25日，中国A股遭遇调整，主要股指悉数下跌，然而猴痘防治概念板块却逆势大涨逾4%。个股方面，猴痘防治概念股华仁药业、博晖创新股价录得20%的涨幅，之江生物、西点药业等个股股价亦涨逾10%。当然，八点健闻注意到，猴痘防治概念股们并不是在7月25日一飞冲天的。早在5月全球猴痘疫情爆发之初，一轮集中的媒体报道过后，猴痘防治概念股们就已经“暴涨”了一轮。对于当时的疯狂，6月初，36氪曾发表评论称之为：资本市场的“新冠后遗症”。而今，被世卫列为最高等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事实，又一次激发出了这种“后遗症”。涨势凶猛的猴痘防治概念股中，有核酸检测，也有疫苗和药物相关企业。疫苗相关的企业中，曾经生产天花疫苗的天坛生物被波及，在五月的猴痘热中曾一度接近涨停，当日，天坛生物赶紧声明：目前已将疫苗业务全部剥离的。也许是因为生产的疫苗中带了一个“痘”字，水痘疫苗相关企业百克生物也莫名其妙地经历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为此，百克生物还发布公告解释称，公司水痘疫苗不能预防猴痘，公司目前并没有预防猴痘病毒相关产品。乌龙的疫苗企业之外，核酸检测技术的企业才是猴痘概念股中的主力。八点健闻注意到，核酸检测公司至少超过了猴痘概念股总数量的一半。6月28日，国家卫健委下发的《猴痘防控技术指南(2022

这是一个创下高温纪录的夏天。济南，气温在6月就达到了40摄氏度，这是近71年历史同期第2位高值；湖南在7月10日一天就发布了99条高温预警；随后，上海的徐家汇气象台再次测到了1873年以来的最高值……在江西，护士谢春华身着防护服在38℃高温天气里进行核酸采样时晕倒；在西安，一位建筑工人因热射病不治身亡；在广州，一名快递员患上热射病昏迷一个多月未醒；在自贡，环卫工人忽然晕倒心脏骤停被诊断为热射病；在浙江，一位车间工人因热射病多器官衰竭死亡；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高温的出现，最近数十年来，国际上正倾向于认为，热射病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热射病，因其受害者一直是体力劳动者、贫困人群而长期不为人所知。直到撞上了新冠疫情，极端的高温中，这种病死率比新冠病死率高数百倍的疾病——热射病，随着身着防护服的医务工作者的倒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这是一种凶险的疾病，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热射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下简称《专家共识》）中曾提到：热射病的发病率和危害性可能远超预期。在《专家共识》中，热射病被分为经典型热射病和劳力型热射病。前者主要针对老弱病残，在国外的统计中，人群发病率为(17.6~26.5)/10万，ICU病死率超过60%。后者对健康年轻人的威胁最大，主要针对的是以建筑工人、消防员、军人、运动员等户外体力劳动者，合并低血压时病死率超过30%，高温高湿的气候因素和高强度体力活动是导致劳力型热射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这些室外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是热射病面前最为脆弱的人群。这些人中，最为突出的是建筑工人，在日本一项1989-2000年的统计中，建筑工人中暑人数占全行业中暑人数的一半以上，有些年份还达到了70%。而在中国，构成建筑工人主力的农民工，也成了受到热射病危害最严重的人群。重庆大学2010年的一篇硕士论文“高温下建筑施工健康安全管理与成熟度评价”中，列举了当年的数起工地工人中暑死亡事件：在宁波的第二医院，“最近数天内，已抢救了4名严重中暑的民工，其中的3名虽经全力抢救，仍不幸死亡”。“2010年7月30到8月1日，济南因高温出现多名中暑入院的户外劳动者，其中8人因抢救无效离世，大多为环卫工人、农民工”……而在上海浦东新区经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一项关于2013-2017年上海浦东新区高温中暑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中提到，重症中暑者中热射病占比为55.9%。而今年的热浪还远未结束，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柳艳香研究员向八点健闻介绍，在短暂的间歇过后，就在7月20日，第三轮高温热浪已经来袭，这次高温热浪也将会主要影响我国南方大部地区。而热浪的来袭，对老年人、小孩和孕妇等体质虚弱的人群、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以及户外工作者带来的风险尤其大。被忽略的公卫问题，待解的“死亡诅咒”严酷高温，撞上政策要求严格防控传染性极高的奥密克戎疫情。这个夏天，热射病因室外作业的医务工作者不幸倒下而备受关注。关于热射病的讨论最先被引向了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是否必要？在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公众号里，张文宏和他的同事们写到：包裹住全身的防护服使得汗液无法蒸发，从而不利于散热，他们呼吁：进行普通人群的采样等工作时，工作人员“不应该再鼓励或规定必须穿着’大白’”。一位资深的感控专家同样向八点健闻指出：《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中一直提到的都是“防护服和隔离衣二选一，没有说只能选防护服”。目前，虽然尚无国家卫健委的表态，护士晕倒两天后，南昌市卫健委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南昌市室外采样人员不再穿防护服采样，而是改穿一次性隔离衣。这看似是“新工种”工作标准尚不完善而引发的偶发事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公卫问题——高温热浪带来的死亡风险，以及相关干预系统建设的问题。人体控温系统失效，晕厥、抽搐、全身器官衰竭……热射病是高温死亡风险最极端的体现。然而，高温带来的不仅是热射病而已，在看不见的地方，热浪下死于心血管病、肾脏疾病、交通事故和暴力事件、猫狗攻击的人也在变多。2021年，一项由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发表在《柳叶刀-星球健康》的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拥有全球将近一半人口的43个国家、750

一栋栋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建筑，绿底白字的招牌，藏在城市的角落里，老式居民楼的树荫下，或者小区与小区间的间隙里，存在感很弱。它们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简称“社区中心”）——中国医疗机构在城市里的最小单元。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很少注意到它们。城市里，有灯光招牌和高楼的大医院，是人们看病的首选。只有老年人才是社区中心的常客，他们定期去复查和开药。疫中三年，曾黯淡无光的社区中心，无意中成了城市居民的某种必需。每个住在城市里的人，在疫情“过境”时，都快速明确附近社区中心的方位，筛查、核酸、接种疫苗……与之频繁打交道。但因疫情而来的关注，并没有让社区中心变得更好。作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毛细血管”，社区中心一度被赋予厚望，指望其日渐强大后，能够疏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压力。在“强基层”的浪潮中，社区医生一度看到了希望，上亿元的年营收，慢性病、各种门诊，社区中心从大医院那里拉回了很多患者。疫情几乎中断了社区中心蓬勃发展的养料供给。与疫情拉扯的时间越来越长，至今有700多天。这个最广泛存在的基础医疗单元，正在被拖入弦要崩断的边缘：一位中部省份的社区中心主任说：3年来，社区中心借医药公司的钱、欠二类疫苗的款，累积起来有近1000万。人手紧缺，业务量急速萎缩，社区医院几近瘫痪，有人不堪重负，辞职流失；一位基层医护3年来变成了基层防疫人员说：筛查、采样、送检、转运、隔离、跟踪、调查每一个密接、次密接、感染者、疑似感染者，7×24小时连轴转，近3年几乎没节假日，更没有时间做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一位大城市的社区中心主任表示：多项防疫补助，并没有送到基层医护的手里，原本承诺的50~200元/天的防疫补助，几乎没人领到，“一些地区放开了’两个允许’，只能靠中心的结余给大家补点，没结余就不补”；社区中心的人，3年来觉得自己像“消防员”——出现在隔离酒店、高速卡口、上门采样、打疫苗的场景里。“啥都干了，就是没咋干业务。”一位社区中心的医生告诉我们。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20年1~11月全国医疗服务情况数据显示，疫情冲击下，基层医疗方面，整体诊疗人次同比下降9.4%，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同比下降14.8%。而八点健闻采访了解到，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疫情“过境”时，数月内的诊疗量都为0。摇晃了3年，社区中心撑得一年比一年辛苦。“以为2022年会好起来，结果最难受”在某一线城市，陈昊掌管着一家中心，一栋小楼，在当地只算得上“规模适中”。今年上半年一天，陈昊坐在办公室数数。数人头，数核酸点，数辖区居民的人数，尽量把三者匹配起来。彼时，疫情再次向城市袭来。陈昊接到的任务是第二天起，所在区开展全区大规模全员核酸，一天24小时要把一个区都筛一遍，陈昊中心负责给10几万人采样，每天一轮。陈昊掐指一算，中心人员不到200人，至少一半的医务人员都要派出去，达到了三年来的“史上之最”。陈昊没想到的是，大规模“应检尽检”的核酸检测一直持续了多轮，每天要派出去80~90名工作人员出门采样，每人每天需要采样1000人，日复一日，一个半月。留在社区里开展业务的人不够，非必要的科室只能酌情关停。陈昊马上接到一个信访投诉，给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没地方去，投诉了保健科。陈昊难过，全员无休的状态持续了3个月，没有额外的奖金，“其实都是大家一起苦熬，收到投诉的第二天，我就安排了两个员工把保健科先开开。”在2020年防疫初期，陈昊比现在更有信心，给下面的人鼓气和喊口号，大家反响也积极，可随着抗疫的时间越来越长，陈昊的信心和底气都像是账上的结余，一点点漏气了。“作为城市抗疫的主力，坚持了3年，贡献了社会效益，见不到经济效益，做不出业务，拿什么给大家发补贴？”陈昊心急。陈昊这么想是因为，原本应发的抗疫补贴，迟迟没有见到。去年，陈昊还去打听过，医护和街道工作人员共同组成防疫队伍，街道工作人员早已收到了抗疫补贴，但没有给社区中心发。在北京，一家社区中心的负责人向八点健闻提到了类似的问题：该社区中心过去一年有一个亿的流水，可在疫情的3年里，病人越来越少，经营情况一年不如一年，“最后中医和牙科都没病人”。“有结余的话可以给大家发奖金，这两年业务又没挣钱，只能挪门诊医生的钱，补贴防疫工作的人。”说起困境，这位负责人显得无可奈何，“被减工资的人肯定不高兴，还能怎么办？只能开会稳定大家的情绪”。在疫情此起彼伏的混乱中，各地防疫政策不断变化，消防员一般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到处扑火，主业则或多或少被搁置。据北京一位社区中心的医生透露，社区中心每天的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能多至3000~4000人，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派40~50个人，分散到4、5个点去工作，但最让他们崩溃的，是这份工作持续的时间。“这根本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从2021年大年初四到现在，一天都没停过，已经一年多了。”在防疫工作最辛苦时，支撑他们干下去的信念，除了防疫工作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相信这些困难都是临时的，“熬过去就好”。但现实事与愿违。“感觉一年比一年累，2020年时想2021年会好起来，2021年时想着2022年会好起来，结果2022年最难受。”嵊州市甘霖镇中心卫生院的彭院长如此总结。一位多年观察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的相关人员告诉八点健闻，回顾疫中的3年，最大的感触是不少社区中心的医护人员，都经历了“充满干劲、充满希望，随后失望”的过程。她介绍，2020年除了基础工作，防疫任务主要是扫码测温、分诊、高速路口值班，以及防疫后方的协调；到2021年，防疫任务集中在接种新冠疫苗和迎接每一次疫情的冲击；到了2022年，防疫任务演变成了全员核酸，上门核酸，常态化核酸。“2020年时，基层医护的防疫态度最积极，大家最关心补助，没什么怨气；到了2021年，地方财政困难，补助没有到位，还要区分属不属于一线抗疫；到了2022年，感觉医护的怨气越来越重，基本不做医疗业务，有的医生问，能不能雇人来防疫？”在社区中心有限的人力下，防疫工作与医生们的主业必定此消彼长，随着主业的荒废、收入的下滑以及高负荷重复工作的持续，随着对未来情况好转的期望逐渐落空，怨气不可避免的在基层叠加。有人问：“相比疫苗接种和防疫工作，如果核酸检测没多少技术含量，能不能雇其他人做？”接着又有人发问：“从社会上招来做核酸检测的人，为什么发的钱比自己还多？”这样的情况，似乎目前还没看到尽头。主业萎缩，资金紧张，生存危机凸显3年间，社区中心的任务层层累加、应接不暇，医务工作者疲于奔命。而令管理者们更为发愁的是，机构能否顺利运转下去？基层医疗机构处于收入缩水、入不敷出的无奈境地。中部省份某社区中心主任张建国告诉八点健闻，当本地出现疫情时，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派出去防疫，就算患者来了，也没有医生看病。不少机构索性停诊，业务收入为零。据张建国统计，疫情后，其所在的社区中心每月的防疫支出有十多万，医疗业务急剧萎缩，大部分是居民配药，没有技术性操作的收入。而药品零加成政策后，中心等于药品的搬运工，毫无利润可言。张建国只能靠借债维持社区中心的运营。三年来，他借医药公司的钱、欠二类疫苗的款，累积起来有近一千万。“老客户疫情下也很艰难，他们会催着还钱。一些人干脆切断了联系，不愿意借钱给我。”张建国算过一笔账。按照政府文件，中心三年间街镇社区防控、集中隔离点、核酸采样、上门消杀等防疫补助，累积超千万。直到近几日，政府才拨付了大部分抗疫资金。对基层医疗机构而言，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是核心业务，前者营收大部分可以自留，也是医疗机构现金流的主要来源，疫情后缩水严重；后者则靠政府拨款经费，疫情后账期拖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等工作。防疫任务作为项目之一，挤占了绝大部分空间。张建国回忆，最近，卫健委领导到基层调研时，一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曾反映说，“天天搞疫情防控，中心就要关门了，没办法开展业务。”随之大胆坦言，“今年的公共卫生服务可不要来查，我们一点都没做。”疫情之后，基层的工作重点和定位究竟何在？基层管理者们感到十分困惑。相互“打架”的指令，也让他们无所适从。“市委领导要求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卫健委领导说必须坚持防控。朝令夕改，不知道该听谁的。”张建国无奈地表示。一些管理者放弃挣扎，把所有力量投在疫情防控上，中心停诊，收入为零。张建国不愿“躺平”。在夹缝中谋生存，只能搞折中，医疗、防控两手抓。“我对员工们说，不要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几周前，张建平组织社区中心的大家一起开了会，会上他说：“疫情看起来再次平稳了，咱们自家的地已经长满了杂草，该去锄地了，该去拔草了，不要再去干别的了。”骨干医生被留下来加班加点看病人，中心另外招聘100多人来做核酸检测。虽然两边任务能勉强应对，但临时工的工资仍发不出来。“必须留一些人做医疗业务，中心才能有收入。不然到月底医护们拿不到工资，人员流失会很快。”张建国说。与张建国类似，陈昊也在想办法自救。陈昊说今年尤为辛苦，以往社区间还能互相支持，而今年压力最大。还好人员工资有财政保障，每个人头一年工资补助应有7万多，整个中心人员财政拨款一年近2000万。但因疫情全体职工停休两个多月，加班加点，到目前还没有任何补助。“合作方的社区干部有领到补助，三级医院的医生也有发放，但社区医务人员一直没有。”陈昊说。2年的等待，陈昊对财政的防疫补助已不抱希望。2021年，中心的流水尚可，靠牙科、中医等医疗技术多挣了近千万。而周边地理位置不好的几家社区中心，门诊受影响更大，经济收入也不好，只能保证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功能。“今年就想多挣点，有点盈余，明年还能给大家发。”陈昊说。不同地区的管理办法并不同，上海市卫健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八点健闻，疫情防控相关的支出，是放在疫情防控整体支出里统筹考虑的。但就目前而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既要开展常规服务，又要参与社区疫情防控，人手紧张，满负荷运行一定是存在的。“疫情三年，公立社区中心的收入减少，在全国是比较普遍的，还不一定影响生存。”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院管理研究室主任黄二丹向八点健闻表示。他进一步解释，因为城市的社区中心往往都是收支两条线，财政会对员工的工资进行拨款。但这三年，面临的问题还有工资不变情况下，人员的工作任务翻番，健康管理的日常工作流程完全被打断。“最重要的是，这严重降低了基层开展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能力。”黄二丹强调，在一些地方的社区中心，其实政府的投入有所增加，很多地方还解决了一些编制问题，但这些支持力度和社区中心承担的压力，是远远不成比例的。机构的困境和人的困境，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在下沉年代里，社会需要共克时艰，那么城市中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许是最小、最脆弱的防疫单位体。负责扎紧城市防疫篱笆的一线人员和团队，坚守在岗位，还能撑多久？乍暖还寒，社区的春天，还没开始就要消失？2010~2020年，基层医疗曾经历了“高歌猛进”的十年。国家强基层文件频频发布，政策利好、财政倾斜，基层的市场前景一度被业界看好，药企涌入，不少医生舍弃三甲医院回到基层。5月24日，国家卫健委乡村振兴办主任、财务司司长何锦国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1.4万亿元，支持脱贫任务重的25个省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家庭医生签约、紧密医县域医共体建设等政策不断颁布，大量人财物投入，基层能力不断强化。多位基层管理者向八点健闻表示，突如其来的疫情踩了刹车，三年的停滞期猝不及防。他们这样陈述目前普遍的困境：“招不到人、赚不到钱、适宜的技术无法开展，一切仿佛被打回原点。”肌无力的感觉开始蔓延，强不起来的基层，将何去何从？陈昊告诉八点健闻，往年的招聘4月就可以招满，但今年一直招不到人。北京的一位社区负责人也表示，前几年刚能开始招些优质人才，再这么下去，活多钱少，人员会有波动，也招不到人。8年前，工作了8年的陈平通过人才引进，从三甲医院来到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社区中心，成为一位家庭签约医生。在陈平看来，社区医院在家门口提供便利服务，患者看病不需要挂号费、不用预约，能满足基本的医疗诉求。但三年疫情打破了陈平对基层医疗的想象。奥密克戎毒株流行后，基层的工作重心一下子从临床和慢病管理转移到了疫情防控。北京疫情期间，大规模核酸成为常态，中心只有10%的人能做临床，居民无法出门，门诊量下降，中心的流水2021年缩水了几千万。此前，基层医生的绩效考核包括慢病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患者随访达标率、药物使用等指标，但现在已无法考核，医疗服务仅限门诊的慢病开药，中心就像有专业医生提供服务的大药店。与上述中心不同，陈平所在的中心正式在编的员工拿到了抗疫补贴，发放了1.1倍绩效，补发了10%的抗疫基金，但仅有300元。面对疲惫不堪的员工，

霍乱来了。昨日，武汉武昌卫健局正式确认：武汉大学此前出现的一例感染性腹泻病例，诊断为霍乱，在这个正因为一种新型病毒而脱离了日常轨道的世界里，霍乱，这种曾经杀死过数千万人的古老传染病又出现了，而且出现在了公共卫生条件优秀的大城市，出现在了人员聚集的学校。困惑、恐慌，以及关注随之而来，它从哪里来，会不会扩散，它会导致什么，很多人在问？大规模传播几无可能大众对霍乱的关注并非空穴来风。霍乱是中国的法定传染病分类中唯二的两种甲级传染病之一，另外一种是鼠疫。事实上，哪怕今天正在肆虐的新冠，也不过是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乙类传染病而已。怡禾健康感染科医生王素娜向八点健闻介绍：除了发热门诊之外，大部分医院还会有一个肠道门诊，肠道门诊所监测的就是以霍乱为代表的疾病。通常，肠道门诊如果接诊到疑似霍乱的病人的话，要在两小时内按照疑似进行上报，上报后由疾控部门进行采样检查以确定究竟是不是霍乱。而所谓的霍乱疑似症状，便是腹泻，“极其严重的腹泻，剧烈的水样便”。梅奥医院的家庭健康手册指出：感染霍乱后，患者平均每小时失水量大概有1升，而一个成人失水达到体重的10%便是威胁生命的严重失水了。因呕吐、腹泻导致的脱水，是霍乱致死的主要原因。本次武汉发现的霍乱弧菌，血清学凝集试验均为O139阳性，也就是说，这是一种9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新型霍乱菌株：O139。在霍乱弧菌家族的200多个成员中，有2个曾引起过霍乱大流行，其中较为经典的一个是O1，O139则是个近30年来新发现的品种。作为一种R0值只有2-6的消化道细菌，霍乱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之所以能成为甲类传染病，主要原因是“容易通过水污染传播导致爆发流行，且毒性强，致死率高”，安徽大学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张振华告诉八点健闻。霍乱弧菌一旦污染了大规模水源系统，便几乎可以实现对相关居民的“团灭”，这也是与霍乱流行相关的最可怕的事情。在距今并不遥远的2010年海地霍乱大流行中，疫情持续了11个月，报告的病例数45.57万，死亡6435名。而据张振华介绍，2010年的安徽蒙城曾经出现过一次霍乱流行。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该次疫情可能源于当地一家快餐店食品污染，最终导致区内38人感染了霍乱。根据武汉武昌卫健局披露的信息，本次霍乱疫情中的霍乱弧菌，血清学凝集试验均为O139阳性，毒力基因阴性。通过对264名重点人群、259个点位进行快检，未检出O1、O139群霍乱弧菌。截止发稿前，未发现新增病例。对于本次武汉发现的霍乱疫情公告中的“毒力基因阴性”，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向八点健闻解释：意思是检测到的O139群菌株毒力基因缺失，真实世界情况是，该感染者症状在发病三天后己消失。而对于重点人群进行肛拭子检测，这是甲类传染病防控必须要做的，是为了寻找无症状，或是症状轻微的感染者；隔离封控面非常小，解除封控及时果断，严格依照了巜传染病防治法》。目前，根据武汉武昌卫健局披露的信息：经有效诊治，本次确诊的患者情况稳定，症状已消失。公告中的另一个结果，重点人群和相关位点均未检出霍乱弧菌，也就是霍乱并没有影响到饮食（食堂）和饮水系统（水源），基于此，包括前述两位专家在内的多位受访专家都告诉八点健闻：本次武汉的霍乱疫情“不会出现大型的暴发性疫情”，传播范围会比较小。而霍乱潜伏期是数小时到5天，只要在一个最长潜伏期内不再出现感染者，这场疫情便有可能结束了。不过，“这次最大的问题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调查清楚感染的源头，这个人是怎么感染上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找不到原因，找不到源头，是最可怕的一件事了。”一位传染病学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114例感染，零死亡，却仍值得关注在数日前接受凤凰网采访时，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表示，上一次因霍乱死亡的事件还发生在2013年，中国已经近10年没有霍乱死亡病例了。梳理国家卫健委官网2015-2021年7年间公布的全国法定传染病年度统计数据中国的两种甲类传染病，八点健闻发现：七年来，全国霍乱报告数量达到114例，除2021年报告数为个位数（5例），其余年份均达10例以上，这其中，2016和2018年两个年份的报告数甚至超过20例，这些年的霍乱报告病例无一死亡。王素娜告诉八点健闻，目前针对霍乱的治疗手段非常成熟，霍乱感染者死亡的原因一般是剧烈腹泻导致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只要及时补水并给予抗生素药物治疗，就能治愈感染者。相较之下，鼠疫的报告数量较少，7年来一共报告了12例，其中2015年和2018年报告数量均为0例，报告数量最多的一年也仅有5例。然而，病例报告数量较少的同时，鼠疫的死亡报告则远超霍乱，7年间有5例鼠疫患者死亡，接近其感染人数的一半。数据来源：国家卫建委官网；八点健闻制图王素娜进一步解释道，霍乱和鼠疫在传播途径上的差异，使得二者扩散和致病风险级别不同，“鼠疫中的部分类型，不仅可通过染疫动物传播，还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但霍乱是一种肠道传染病，主要的传播途径是粪口传播，传播力有限，且极易切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李凌华告诉八点健闻，虽然霍乱是甲类传染，但只要不再接触了，把水烧开了再喝、食物煮熟了再吃，就能轻松切断传播途径。王素娜向八点健闻举了海地霍乱疫情的例子，国际旅行人员将霍乱弧菌从南亚带到海地后之所以扩散开，是因为当地没有足够卫生的饮用水系统和有效的污水处理系统，感染者的粪便污染了地下水，健康人饮用了带菌的水后就被感染了而以目前我国饮用水和废水处理条件，霍乱弧菌几乎不会有机会通过污染水源造成霍乱的蔓延。随着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霍乱在我国一直处于低流行状态，我国对作为甲类传染病的霍乱也建立起了一套庞大的监测系统，既包括对河海水源、水产等环境位点的检测，也包括通过肠道门诊对腹泻患者的监测。王素娜告诉八点健闻，对霍乱的识别和治疗并无太高的技术门槛，“急剧腹泻，水样便，便是疑似症状，需要两小时内上报；治疗与用药方面是与常规腹泻无异”。这是太过古老的一种疾病，一位传染科医生也告诉八点健闻，年轻一代的医生，甚至是传染科医生都不一定见过霍乱患者，“可能要50岁以上，甚至60岁左右的大夫才见得比较多。”而他自己虽然在工作中见过几例霍乱患者，但其症状也都比较轻，很快就能治愈。多名传染病研究者表示，从传播途径上看，除非特殊原因，否则霍乱的病原体霍乱弧菌较难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播，主要通过污染食物和水进行传播。八点健闻梳理多篇不同省份和地区对历年霍乱病例的研究文献后发现，这些研究文献总结的共同规律是，河水产品和海水产品是霍乱弧菌的高危污染对象，很大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后都自述曾食用过这类食品。水产之外，另一个流调方向可能是饮用水。不过，一名传染科医生表示，目前城市内的自来水管网系统已经比较成熟，不太可能在城市供水系统上出现污染问题，否则一定会出现大量感染者，而不是只有目前的一例，“要往水上面考虑的话，可能会是桶装水。”一名微生物研究者告诉八点健闻，相比新冠而言，霍乱的流调工作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新冠是空气中的飞沫传播，霍乱是污染的水和食物传播，另外卫生间下水道有可能会传播。只要现场采样，然后做分离培养应该可以找出传染源。”多名传染病研究者表示，以目前中国的卫生条件，霍乱几乎不可能像新冠那样快速传播。2021年10月2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所长，医学博士阚飙在第12届传染病防控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学术交流会上指出，中国的霍乱流行地区主要是沿海一带如广东、广西、浙江、江苏、上海等。不过，细看这些流行地区的发病人群，就会发现，不同地区的发病人群也各自不同，例如，北京地区的霍乱病例多为四十岁以下城乡结合部人员；上海地区则多为60岁以上本市郊区居民；深圳多为工人（民工）；贵州则多为农民和学生。而这种情况，应该是与相关人群的卫生习惯和经济状况有关。因此，王素娜不赞成更改霍乱的管控级别，“一是霍乱的低死亡数，是建立在强监测、低流行的基础上的，并没有证据表明菌株毒力会持续下降，二是中国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卫生条件并不理想”。进化中的昔日毒王仍不容忽视虽然本次武汉的霍乱疫情大规模传播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今天的地球上，霍乱仍是大约50个国家的地方病。根据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学者在2015年发布的一个广被引用的数据：每年，全球由霍乱弧菌引发的腹泻性疾病大约有290万例，死亡约有近万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轻松解决一场霍乱，是一种幸运。历史上有记载的霍乱大流行有七次，这其中，仅前六次霍乱大流行中，仅印度一地的死者就超过了3800万。作为一种细菌，霍乱的进化比细菌慢得多，然而，却同样卓有成效。在2016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通过对保存在世界各地实验室中的历史霍乱菌进行基因组学分析，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磊的研究团队发现，另霍乱弧菌从人畜无害道成为一种致命的病原体，造成1961年开始的第七次全球霍乱大流行的菌株，只是源于1954-1960年的6年间，早期菌株上一个只有12个碱基的微小变化。而本次武汉疫情中发现的O139是1992年在印度东南部被发现，其特征包括：在水中存活的时间比之前的O1型霍乱弧菌长，一经发现，它就被预测将是一种有可能引起世界性霍乱流行的新菌株，显然，这个预测成真了。在《疾病监测》杂志2014年的一篇综述中，则提到了除O1和O139之外另有包括O6、O10等在内的13个不同菌群在世界各地均有引发霍乱流行的记录。其中，2012年，葡萄牙某医学杂志上还曾报道了一位患者由于非O1/O139群霍乱弧菌导致的急性腹泻而死亡。显然，教科书上只有O1、O139霍乱弧菌会引发的霍乱大流行的记录正在受到进化中的霍乱弧菌的挑战。人类应对霍乱的武器看起来非常丰富，良好的卫生习惯、清洁的水，我们还有抗生素和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保护力的疫苗。然而，清洁供水不足和卫生设施缺乏时有发生，贫穷与战乱则往往成为霍乱的温床。对于霍乱这种几乎以人为单一宿主，在环境中却仍可以生存几周的顽强的细菌病原体，它的"体外生存的微生物生态学"，人类还知之甚少，也不能彻底根除，疫苗的效果也不理想。就在前天，阿富汗一地就新增霍乱120例，24小时内20人死亡。武大发现了霍乱，无需焦虑，但这样一种致命病原体居然会出现在人口稠密、公共卫生基础较为强大的都市中，这本身也是给人类敲的一个警钟。常荣山提到：及时溯源并公布准确的流调信息，仍然是必须完成的工作。无论如何，对那些暗中窥视着我们的微小的病原体，警惕之心需要常存。严雨程｜撰稿微信号：March_YYC于焕焕｜撰稿微信号：YHuanhuan1997李珊珊｜责编微信号：scoral318

血滴了一路，公共楼梯连接着二楼儿科门诊与一楼大堂，这是一位伤者近200米的逃生路线。距离血迹20多米处的二楼收费窗口，一位捂住颈部的医生倒在此处的地面。一个平平无奇的周六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医院排行榜前十的三甲医院，陷入一场毫无征兆的连环伤人事件。看到血迹后，人群瞬间陷入慌乱，惊恐在医院里迅速弥漫。“砍人了，快跑！”家长带着孩子，从入口处的“核酸码”门禁钻了出来。还有人没跑出去，被困在医院里不敢动。徐嫣在伤人事件发生的40分钟里，一直躲在案发现场。这是复工后徐嫣第一次到瑞金医院取药。刚踏进二楼，徐嫣低头就看到了走廊上显眼的血迹，觉得不对劲，赶忙退回到楼梯口躲起来。警惕的她，惯性看了一眼时间：11点24分。在随后的十几分钟里，徐嫣看见了一名穿蓝色衣服的医护人员、一名孩子、一位白色制服的医护人员，躺在医疗床上先后被推出来，一个接一个往门诊的电梯方向送去急救。最后，从儿科门诊里出来了至少三位穿制服的医生，其中一位戴眼镜的男性医生搀扶着一位黑色运动裤的年轻女性，“那位女性显然是受了惊吓，被搀扶着行走、双目低垂。”徐嫣记得她到达时现场医生们在试图找安保人员询问情况。因为一时没有找到保安，女医生们很快退回办公室。一位二楼的保安告诉八点健闻，事发时自己其实就在二楼，但最开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诊大厅太大了，平时一般有400多人”，自己不在作案现场附近，后来从手机里才得知情况。此后的半小时内，徐嫣不敢穿过就诊大厅离开医院，在二楼的楼梯口观察离开的时机。配药窗口的女医生满脸通红，反复和同事说着凶手如何用刀，如何反常，“女医生很惊恐，整个人看上去惊吓过度”。徐嫣等了很久，人渐渐多起来，她和排队取药的一位男性相约共同下楼，从取药窗口到一楼大厅，她手机记录了超过28秒的血迹，血迹的终点站被屏风围起来。这是上海医院复工后的首月，对于熟悉瑞金医院的徐嫣来讲，此刻刚刚恢复运转的瑞金医院里，人流量不过疫情前的1/3。但来就诊的第一天，经过了两个月的静默，刚恢复没多久的平稳日子和对正常生活的安全感，似乎又要被一场恶性事件击破了。儿童与妇女是主要攻击目标没人知道血案为何发生，但攻击目标有迹可循。一位瑞金医院工作人员回忆，伤得最重的是两个孩子，一个是被砍到了耳朵，头上血淋淋的；另一个被捅了腹部。“孩子见到行凶者害怕惊叫，然后一刀就过来了”，她补充道。除了二楼，七楼是凶手的另一个主要案发地点——二楼的主要科室是儿科，而妇科、产科、孕妇学校则坐落在七楼。根据警方通报，一男子在门诊部七楼内持刀挟持群众。这两个案发地分别对应了两个弱势、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群体——女性和儿童。从瑞金的楼层分布看，3楼为影像科室，4楼为外科，5楼也有大量门诊科室——神经内、消化、内分泌、血液、心脏等科室，6楼主要是体检中心。八点健闻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瑞金医院的直梯分6楼以下和6楼以上。这就是说，行凶者无法搭乘任意一个电梯，从2楼直接到7楼——以妇科、产科、孕妇学校和康复医学科为主的这一层。复杂的行动路线，让不少人猜测：其背后直指儿童、妇女，甚至孕产妇的明确行动目标。和以往发生在医院里的袭医案不同，这是一次无差别地针对医生和病人的凶案。《方圆》杂志2013年的一篇文章提到：“无差别”伤害事件中，虽然被害人随机，但作案本身却通常是有预谋的。江苏省宿迁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朱建中还曾在其中分析，犯罪者往往“选择比自己更弱势的人群或其他无防备意识的群体下手”。前述工作人员回忆称，凶手那把刀的刀柄很长，但可以塞到大的手提包里。医院是社会矛盾的晴雨表某种意义上，医院是社会矛盾的晴雨表。人的情绪在医院里最为脆弱，也更易爆发，医院承载着比其他公共场所更为复杂的社会情绪。甚至会有凶徒，利用医院是社会薄弱环节的这个弱点，在此施暴。过去，伤医案频发，医生们常常生活在不安全感中。但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后，伤医案有所减少，在当时的报道中，医患之间高度协调，互相配合，井然有序。曾经有人推测，疫情过后，随着整个社会对医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医生曾推测，如同当年非典过后，医患关系会进入一个蜜月期，院内的暴力事件也会进入一个低谷。然而，现实却并没有预想那般美好。疫后不久，短暂蜜月的医患关系开始急转直下，医院内小型冲突接连不断，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仅2021年1月的两周内，就有4起以上严重医院暴力事件发生，其中包含2021年1月的浙大一院疑似爆炸物爆燃事件。那次事件的伤者中，包含3名医生和1名患者，那同样是一次不多见的，患者也成为受害者的医院暴力事件。随着瑞金医院的砍人事件在舆论场上的发酵，不安感开始蔓延——从疫情期间工作量翻倍的医护人员，一直蔓延到每个关心就医问题的公众。微博上，甚至有人问，“今年高考报了医学专业的朋友，现在什么心情？”现实中，发生在医院里的任何恶性事件背后，医护人员安全感的这根脆弱的神经，也再度被拉紧。多位医务人员向八点健闻表达了安全感的再次丧失，多年的害怕和无奈再度袭来，甚至想起了此前的经历。一位护士直截了当地向八点健闻提到，她最近一直在向同行灌输“低调谨慎”的保命观。“从现在起一定要低调，要忍耐不要和别人争吵，怕被捅。”一位上海的年轻医生，却得知自己同级的朋友在案发现场，被凶手关在瑞金医院的B超室里，“差点被砍”，他回想起自己曾在门诊，被激动的病人用拐杖戳烂了一扇诊室门，觉得难过又无力；一位药师悲观地向我们表示：“吃这碗饭的总会碰上这种事，没有别的选择，担心也没用。”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还特别向八点健闻提到，这种暴力事件“对年轻医生的冲击尤其大”。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告诉八点健闻，“医生不是机器，在目前承担如此繁重工作的情况下发生这种事件，此后需要费很大力气去修复对医生的心理影响。”感慨安全感丧失的同时，多位医生也向八点健闻提到：需要制定一些特殊的安全措施来保障医院场所的安全，比如：在医院设置安检。这也是社交媒体上近日被提出最多的建议。邓利强还告诉八点健闻，设立安检制度是在当时伤医比较严重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其实根本问题是大家对医护人员职业去怎么看，对医院里的气氛怎么去理解。但是，当暴力事件不断地发生在医院里，血淋淋事件发生在工作期间，是非常惨无人道的。“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从一个最基本的改观开始，那就是管制刀具不要再进入医院，至少可以让医护人员在工作的时间感受到安全。”而事实上，陶勇医生遇袭事件之后，在北京，2020年7月1日开始，各大医院门诊大厅的入口处开始增设“与地铁安检类似”的安检装置，至2021年5月，在北京的108家三级医院中，实现了入院安检的全覆盖。然而，这类技术手段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研究中心主任刘鑫告诉八点健闻，“安检更多是一种震慑作用，实质性的意义不大。因为医院不像机场是一个很封闭的场所，有很多门窗，想递东西进去很容易，布控则很难。”不过，刘鑫同样提到：虽然不是根本性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安检制度有助于发现和重点检查可疑人物，更重要的是可以“事出有名”。但无论如何，作为社会焦虑情绪的晴雨表，医院暴力、医护人员的不安，或许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不安。张强还向八点健闻提到：作为一个半公开，且人员流量巨大的封闭场所，当整个社会焦虑不安的情绪浓重时，医院便很容易成为一个爆发点。而考虑到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大多本身就深受疾病折磨，导致自身情绪低落，于是，高强度工作的医务人员一有不慎，便很容易会触发这种情绪，从而酿成各种冲突甚至暴力事件。而目前的问题是，经济因疫情放缓，大量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的普通人，社会戾气聚集，如果上述情况不能好转，而把视线只是盯在医院安保上，恐怕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徐嫣为化名。严雨程对此文亦有贡献。严胜男｜撰稿微信号：nnannya李珊珊｜撰稿微信号：scoral318葛书润｜撰稿微信号：qsjwzxhlds李琳｜责编微信号：lilin5117

4天新增29例阳性感染者后，西安开启了今年春节后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全市实行7天临时性管控，包括暂停堂食，娱乐场所暂停营业、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提前放假……引发西安疫情的病毒是新冠病毒的新变种——毒株BA.5，它也被认为是目前传播力最强的毒株。这个新毒株的发源地南非的研究人员公布在medRxiv上的一篇文章中，这种新毒株的R0值——衡量病毒传播能力的最重要指标——高达18.6。超过了人类有记录以来传播能力最强的病毒麻疹。不独西安，引发北京新一轮的聚集性疫情的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同样来自BA.5。新毒株传入国内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它不但拥有史上最强的传播力，更兼具比前代毒株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重复感染能力。实际上，新毒株BA.5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已经迅速席多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的疫情高峰：据美国CDC报告，截至7月2日，BA.5已经在短短两个月内猛增至每日新增病例的53.6%；在德国，BA.5只用一个多月时间就迅速成为了主流毒株。德国病毒学家陆蒙吉告诉八点健康闻，德国BA.5发现于今年的第十九周（五月初），而在七月初，BA.5在新增病例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一半。根据法国公共卫生机构（Santé

“医生直播带货”完了。2022年6月6日，国家卫健委等9部门联合发布了《2022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下简称《要点》），其中特意提到：“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之便直播带货”。这是第一次，官方对长期处于暧昧地带的医生带货行为下了个定论，且《要点》中，多次提到“廉洁从业”，将这件事定性为“反腐倡廉”的意味不言自明，甚至，根据文件，这项工作将由公安部、国家医保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配合完成，给整件事情增加了些肃杀的寒意。根据任务分工表，这项工作的完成时间被定在12月底前。这意味着，留给行业调整和变动的时间只剩下半年。“叫停”来的猝不及防，医生直播带货的风潮戛然而止。回望2021年的风口和所谓的蓝海，这一切就像一个不断吹大的肥皂泡，在最丰满闪耀时“啪”的一声碎裂。放眼医生直播带货从“起朱楼”到“楼塌了”的全过程，这碎裂的背后，是近些年来国家呼唤医生、医院和医疗“回归公益性”的政策大潮，也是整个医学群体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更深刻的反思。而放眼未来，“去直播带货”时代，“网红”医生应该如何利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实现个人价值，这大概是每一位“触网”医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曾是赚钱最快的一种流量变现方式，不带货的医生被当作不下蛋的母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一天的到来并不突然”。有医疗领域MCN机构透露，早在2021年底时，行业内就已经传来风声，可能会在医生直播带货方面作出限制。2021年11

在一座大型城市的生态系统里，每个人都拥有一些习以为常的生活。进口超市里有来自南美的白虾和非洲的咖啡豆，市中心办公的职员们上班前外带一杯咖啡，工人们迎着朝阳盖起新的摩天大楼，京沪航线搭载着商务飞人们一天之内穿梭于相隔千里的两大超级城市间，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病人从不间断地涌入沪上的顶尖医院……但过去三个月里，一切停了下来。从3月27日晚，划江而封算起，上海在春天里经历了一场特大规模的疫情冲击。城市的运转就像一座发电厂的电机，停运或恢复，不是简单地按下开关键。重新开机后，能烧上一个月，第二个月才能输送出正常的电力。停机需要时间冷却，重新开机则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钱。一座城市也是如此，重启比关机要付出的时间成本更高。6月1日，上海解封，人们走出家门，相聚街头，虽然没有如想象般的人潮汹涌，城市仍然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渐渐苏醒，不快也不慢。△

疫情让人疲惫，京沪之外，疫情再起。在过去的一周内，已经有超过6省15地爆发疫情。本轮疫情的焦点是安徽宿州泗县。只用了三天，这个人口只有70余万的小县城，感染者超过了800例，且疫情很快蔓延到江苏、浙江，长三角的三省12市均发现了阳性感染。6月26日起，泗县开始出现3例新冠无症状感染者，随后几日，安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15例、13例。30日起，安徽省开始报告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日增一度到达三位数，分别是9+98、34+101、61+231，感染者绝大多数在泗县。但6月27日开始，安徽合肥、蚌埠、淮北，江苏南京、徐州、淮安、盐城、苏州，浙江杭州、金华等多地也出现感染者，多与泗县直接相关或“有省外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其中，长三角经济重镇无锡截至7月3日1时本轮疫情累计发现103名阳性感染者。“泗县疫情初期源头不清、底数不明。”安徽省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在7月2日表示，疫情处置仍处于关键期，预计未来一两天新增病例在数字上还会有增长。到7月3日，安徽共有高风险地区116个。而长三角之外，过去一周内，疫情也在中国北方和西部相继发生。6月30日起，山东青岛市发现本土阳性病例31例，其中本土确诊病例11例、无症状感染者20例，源头系接触有病毒污染的进口冷链货物感染。7月2日，陕西西安出现3例本土确诊病例和3例无症状感染者，源头暂且不明。此时，包括安徽合肥、黄山等在内多地取消常态化核酸。本轮疫情发生前，安徽已实现25天无新增。“短暂的乐观气氛很快就一扫而空”，有专家感慨。长三角经济腹地的破防镶嵌在国道343、104和省道303、329之上的泗县，是一个人口70万余的皖北县城。6月26日，在重点人群检测中发现的感染者拉响本轮疫情的警报。截至7月3日24时，泗县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超过800例。划定高中风险区超100个，这是第九版防控方案公布后的首次实践，区域划分精确至社区、行政村。很难说是迟或早，病毒狡猾地挑选了长三角经济大动脉的防疫洼地，而泗县一经发现当日，就采取了严厉的管控措施：“暂停省市县际公路客运和城乡公共交通；保供超市、药店、餐饮企业暂停门店经营”。两日之后，该县更是宣布，对全县所有住宅小区、村（社区）实施封控管理。据《安徽日报》7月3日报道，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在省委相关会议上指出，本轮疫情要做到一周内实现社会面清零。泗县所在的宿州市是安徽省东北门户，与江苏徐州、宿迁接壤，且交通便捷，多条国道、省道穿境而过。于是，不同于往常的省内经济循环，与泗县一衣带水的江苏，是泗县人流动的主要目的地。通过劳务输入、工厂聚集，无锡成了病毒的“下家”：阳性感染者超100人，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同源。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关系，无锡，一座在4月底就率先投入2600座核酸采样小屋、建成“15分钟核酸采样圈”的工业城市，在一个不发达县城的破防面前，能做的也并不多。无锡之外，南京、徐州、盐城、苏州，多地也接连中招，甚至一路向南延伸至浙江、江西。病毒一路从长三角末梢伴随着经济活动逐步深入至腹地。而在以往的经验里，大城市往往是作为保护方和支持方存在，人口流动频繁、境外输入风险高，雄厚的常态化核酸检测能力，一方面希望能尽早筛查出感染者，另一方面期待护卫边缘县镇。但从本次疫情来看，奥密克戎的攻击，不分地域、经济，而发达城市的核酸系统更像是一种“陪跑”。“从核酸检测能力来说，全国基本够用，只是分布不均”，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告诉八点健闻，长三角、珠三角情况较好，东北则深陷泥沼。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也表示，仅一二线城市做常态化核酸很难卓有成效，需要“全国一盘棋”，但从能力上来说不可实现。京沪疫情暂歇，长三角疫情又起。不论是重点城市还是四线县城，我们无法通过加强核心去打造一个没有病毒的世界，破防总在不经意间，就像以往的任何公卫措施一样，在一个连接的世界中，病毒显得无比“公平”。常态化核酸的退场导致了疫情的蔓延吗？对于本次疫情再起的原因，社交媒体上的部分讨论指向了常态化核酸的弱化与取消。从发生的顺序来看，确实有时间上的相关性。6月14日，无锡决定“全市从区域核酸检测转为常态化便民核酸检测”，2周后，无锡发现一例核酸阳性。而在安徽，6月22日起，安徽合肥暂停了7天一次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根据央广网报道，同样是22日起，安徽多地调整了疫情防控政策，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4日后，泗县发现疫情。然而，病毒学专家常荣山提到：无锡所取消的，只是区域性的全员核酸，事实上，作为从今年4月就开始实施常态化核酸的最早的一批城市，无锡几乎是常态化核酸进行得最好的城市之一，而本次疫情就出在了无锡，这本身就说明常态化核酸对于突发的疫情防控，所起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黄森忠补充：包括本次疫情在内的多次疫情都可以发现，大部分疫情中的首例病例都是通过主动就诊或者重点人群检出，而非在常态化核酸中检出。“常态化核酸是大海捞针，想用它在普通人群中进行监测，太难了”。一位公共卫生专家也认为，本次疫情与常态化核酸的取消，“并没有必然关系。主要是此疫传染性强，隐匿性强。”不过，也有专家坚持，常态化核酸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就曾告诉八点健闻，“没有常态化核酸，可能难以早期发现疫情”；而一位疾控领域的工作人员则提到：常态化核酸，仍然是目前看来，“最经济的，成本最小的一个避免大规模疫情发生的方法。”不过即便赞成常态化核酸，两位专家也都承认，本次的疫情所体现的，正是常态化核酸方法的重要短板——“像泗县这种农村地区，可能本来就很难做到严格的常态化核酸”；“考虑到农村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和薄弱的核酸检测力量，要进行分层分级个性化的防控方案，这个太难了……”对常态化核酸去留的讨论之外，多位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从一定意义上，本次疫情所显现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京沪付出了沉重代价所获得的防控经验，事实上无法直接移植到其他地区。在保证经济正常运转和疫情防控之间应该如何把握，这会是一个两难问题，而且随着传染力更强的奥密克戎新变种在全球的蔓延，这条路将注定越来越难走。当然，虽然对于常态化核酸的效果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对于本轮疫情，多位专家都表达了乐观态度。得益于后续的干预措施，黄森忠预测，本轮疫情可防可控，属中等规模，但从底数上很可能属多元，“单个链条的传播持续性不可能达上百人”。对于中等规模疫情的看法，常荣山向八点健闻表达了赞同，并预估，“泗县疫情可能会持续20天左右，无锡疫情可能只需要两周就能扑灭了。”严胜男｜撰稿微信号：nnannya韦晓宁｜撰稿微信号：fallto李珊珊｜责编微信号：scoral318Jessie:13911125922｜小满:18613138057▽

当核酸从诊断标准变成生活通行证，当采样点由医疗机构延伸至街头巷尾，当防疫检测频率从临时变成日常，当钢板塑窗的采样亭替代了无法遮风避雨的大棚，核酸采样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不可或缺。数千亿的核酸产业高歌猛进，亭子里的采样员是其中最基础的螺丝钉。螺丝拧紧，几十万名采样员临时上岗、火速培训，涌入多个一二线城市，如血管里的红细胞一样遍布城市，连点成线为一张疫情防控网；螺丝松动，多地宣布取消或延长常态化核酸检测，核酸采样员高薪腰斩、不再短缺、或将大量退出。在设计中，采样员们由退休医务人员、执业药师以及学校校医等具有医学背景的人员担任，而现实是，被疫情冲散的劳动者在核酸检测这个新业态中聚集，保洁员、工厂工人、餐饮服务员……在人力资源外包公司的热情邀约中，投入这份“日薪上千、八小时工作、超时有加班费、按时结薪”的工作。从地市到省会，从西部到东部，他们赶上了核酸潮流的时代大迁徙，到疫情严重的地方去，那里往往会有更优厚的待遇。与父辈们南下打工，去用工需求最多的长珠三角的流动无本质区别，这是劳动者们在不确定的时代中努力寻找确定性的故事。哪里严重去哪里4月底，上海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小陆逆行而来，从武汉奔赴上海。他是护理专业大专毕业，曾经在武汉疫情最严重时感染新冠住进方舱。疫情断送了一些机会，很多人收入骤减、收紧消费，小陆的保险生意不再能卖出去，转行做高值医疗耗材的他，又遇上了集采的行业厮杀，从此只能勉强靠底薪维系生活。疫情也改变了部分社会运行规则，创造了一些新的机会。比如，每逢有零星疫情，全员多轮核酸筛查已经是标准动作。而在这时，检测公司就会临时招募有资格证、执业证的社会人士，用高薪降低人们对于高风险的顾虑。小陆当时的主业是卖医疗器械，工作时间自由灵活，每次有疫情大筛时，他都会积极报名。“性价比”最高的一次，是从下午5点一直采样到凌晨零点，收工时，结算工资有1200元。这样下来，一个月能有好几千块钱的额外收入。后来，检测公司开始招人去上海，小陆甚至为此辞掉了高值耗材销售的工作，一路向东，好处在于“可以连续做”，预计至少会做到六月底，而现在随着上海免费核酸检测延长，他至少会呆到八月初。哪里有疫情，哪里最严重，就到哪里去，疫情的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参与到这场迁徙大潮中的，有失业的药师，有辞职的护士，有护理专业学生……他们应核酸检测需要而迁徙，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点位到一个点位，选择做这份过渡性工作的时间，也随着疫情态势而摇摆不定。药师老赵是去年10月入行的，采样培训在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租下的800多人电影院里举行，观看视频然后互采，整个过程不到两个小时，只淘汰了几十个人。冬冬的培训方式也差不多，看视频、穿脱防护服、实地观察采样。他们没有收到一份培训合格证书，也不知道这东西应该由谁签发。“日结、兼职、下班拿钱”，起初老赵在各个群聊、朋友圈、抖音账号上收集招募信息，往往是前一天晚上报名，第二天晚上收钱，做一天是一天。选择日结并非懈怠生活，而是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10多年的医药销售之路因为单飞开药房而终止，30多万负债，人到中年，为了还债，老赵卖掉房子、做外卖员、药店职员、跑摩的，三四份工作或因疫情公司倒闭，或因疫情结束任务。工厂停工、餐馆倒闭、快递停运，核酸成了收留廉价劳动力的“无依之地”。比起打针、输液等侵入性操作，采样任务并不困难。面对张开的口腔，一个垂坠物悬在中间，两边是弯弯的咽后壁，用棉棒刮两至三次，采集便能完成。在时代的缝隙，老赵努力寻求一丝稳定，看到隔离酒店招募采样员，他和另外一个朋友扔下电瓶车便去了现场，“不用挪地方就能做一个月，是个好活计”。报到时，看着姑娘们带着大包小包，只有他俩双手插兜站在那里尴尬地傻笑。衣服没带够，脏了就洗过晾在暖气片上烤干，第二天接着穿。第二次去隔离酒店便有了经验，他把家里的台式电脑搬出来，一边工作还能一边把继续教育的网课上了。最近他在二手平台浏览起笔记本电脑来，以此来应对不断迁徙的生活。早在3月，还在酒店隔离的他，便听人说起过深圳、上海、香港急招采样员，日薪上千，而当时西安采样每天200块，他有些心动。等到准备动身的时候，深圳上海的疫情已接近尾声，北京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薪酬也在断崖式下降，变成了500一天，他想着，“给400我也乐意干，反正比西安挣得多”。来北京之后，赚钱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劳务中介压价，时薪从传闻的七八十元降为37.5元，但比起市面上20出头的餐饮零工，这份工作的回报还是更高。老赵很乐观，早出晚归，其他时间都在亭子里，劳务公司安排住宿，最大可能压低生活成本，即便半个月就结束了，也不会亏太多。亭子里的百态人间冬冬将亭子里的生活形容成“牢笼”，每天从这个牢笼望向外面的世界。5月初，距离毕业不到两月，大三的冬冬从鄂州职校搭一小时火车来到武汉，成了武汉某社区医院第一批采样员。学校是一个大型的职业介绍所，她所在的护理专业里900名学生，100个来到武汉，女生被分到各个社区医院管理的便民检点位，男生则被派往高速路的卡口。疫情搅乱了冬冬原本正常的生活：每年一次的全国护士资格考试从4月推迟至7月，“整个年级很少有人拿到证的，就业不好看”。已经内部预留了转正名额的医院，碰上了4月疫情，招考迟迟无法进行。在就业难的这一年，有一份兼职，总比在家闲着好，况且这份兼职还是这个充满随机性的社会里，目前看来最稳定的一份工作。核酸兼职，成为不少护理专业学生们与社会的过渡和连接。八点，梧桐树下的采样亭开始工作了。排在前面的是逛完早市的老头老奶，一打鸡蛋、一袋桃子、一个红布袋，然后是带两份早餐的年轻人，两个保洁、两个保安、三个环卫、四个警察……零零碎碎的50个人头，很快占据了广场。小孩蹬着独轮车，飞快地穿过广场，“做核酸喽”，胸前卡包的夹层里印着一张四四方方的二维码。摇着蒲扇的老大爷将婴儿车里的孙子放在一旁排起了队，逢上熟人便打招呼，“唉，你也这做核酸”。大家热烈地以“核酸”作为问候语。有些时候，舌头会将咽喉都遮挡住，避免麻烦，冬冬草草地在舌头上划拉两下。几乎每个采样员都遇到过“掉假牙”的场景，棉棒还未伸进咽喉，假牙哗地一声掉了，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相比起这些小插曲，食物残渣、烟味甚至蘸口水尤其难以忍受。排在队伍后面的男人端着一碗重庆小面暴风吸入，冬冬注意到了后提醒说，“你别吃了，等会儿再吃”，但临了他的位置，他又重新喝了一口汤，糟糕的口腔环境令她深感崩溃。还有人因为不愿意被捅喉咙，自带装着痰液的盒子，“你在里面蘸一下就好了”，几番拉锯之后冬冬不得不给他“蘸”了一下。远远望过去，采样亭与保安亭、咖啡角亭、报刊亭并无二致。空调是采样亭最重要的功能，穿上防护服的采样员们，用室内16度的空调抵抗室外35度的高温，但并不能阻止汗液的分泌。封闭天然与稳固安全相连，但现实往往是错漏百出，譬如手套太大、手部移动空间小、采样台太高等。采样员不得不适应这些哭笑不得的设计，有人将一只手套取下，从直径十几厘米的小洞中伸出棉棒采核酸，还有干脆将采样台搬到亭子门口，背对着空调坐着宛如一尊门神。在人数暴增的时段，冬冬仍旧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没有一丝紧张，毕竟“多做了又不算钱”。遇上心地善良的老师值班，会多开一个采样台为冬冬减轻压力，如果没有，只能让排队的人急得干瞪眼。“迟到早退”、“提早收工”也是小陆抵抗机械采样工作的方式。采样点下午营业时间是1点半，但是他往往会提前1分钟到岗，慢慢穿起大白，依次带上一次性帽子、口罩、手套，拉起防护服。此时，门外已经排起了10余人的队伍。采样员已经掌握了规律，下午天热，来做的人不多，每逢大筛之后人也不多，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另一个人溜出去办自己的事或者回家睡觉。收工时常成为一个问题，常被人投诉。冬冬形容，“跟打游击似的，一看到没人了，就赶紧把采样管送走”，很难对排队的人解释“已经下班了”。市民的诉求多种多样，“孩子明天要上学”，“核酸过期了进不去小区”，老赵答应了一个，后来就刹不住车，人越来越多，没来得及享受仅有的1小时午休，做完就快赶上了下午的开工时间。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核酸采样员将管子里面最后的位置留给自己，“每日一检”是他们的上岗需要，周而复始。“我们不是发国难财的”一种例外状态催生的暴富神话，同时也是数万打工者的身份枷锁。老赵的疑惑始于一次社区的核酸采样，有名工作人员递了瓶水给他，背后有人悄悄议论，“他们是来赚钱的，别对人那么客气”，他心里不太舒服但也没好意思争辩。看到网上有人说“核酸检测是发国难财，采样员就是帮凶”，他也不解，“我们挣得也是辛苦钱，怎么就成帮凶了呢？”。“国难财”这个杀威棒始终是他心中的一根刺。经验老道的同事宽慰他，“不要总想着自己是干活的，这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是在为疫情防控做贡献”。于是，他开始学着用崇高、宏大的词汇，“白衣天使”、“防疫事业”来抵御外界的流言，努力弥合与医院医护采样无酬劳动的天然沟壑。隐藏在防护服后的是长时间体力劳动的身体印迹，拇囊炎、腱鞘炎、肌肉酸痛、坐骨神经痛……刚上手的时候，胳膊会发酸，早上起来人像是散架了一样，当做得越多，知觉反而消失了，“像是一条机械臂”，这其中的时间早已无法感知。炎热也是，遇上没有亭子的大棚，他们会往衣服上喷酒精或是抱两大瓶冰水揣着怀里，一小时后冰融成了水。冬冬的疲累会被发工资的喜悦抚平，“有钱赚，就很开心”。她每天拿37.5元的时薪。五月以来，发了两次工资，先是周结，之后是半月结。她给刚刚高考完的妹妹买了双鞋，省下的1000块钱借给了朋友。她不会轻易买东西，因为没地儿可放，水也从医院拿，一天下来几乎没什么开销。本质上，作为零工的核酸采样员与外卖员、快递员无异。如果要挣到足够高的收入，他们需要高强度、长时间地工作，并且需要足够幸运地不生病不感染不被隔离。小陆告诉我们，如果因公感染会有每天200元的补贴，但不感染每天能赚800元。采样既辛苦又孤独，几乎占据了生活的全部。不上班的时间，他们总是用来在家休息而不是社交。唯一的交流可能是采样前和下班途中，大家相互问问薪酬再吐槽一下当天遇到奇葩的事情，“散活比整单挣得钱多”、“机构比社区采样好做”。在按时计薪的机制下，一个对公司来说赚得到钱的好点位，却是采样员试图调离的岗位。固定时薪意味着大家都更愿意去人少、饭好、受尊重的好点位。畸形的激励方式之下，采样员以自卫性的消耗来抵抗按时计酬的管理。老赵曾被派过一件24小时的采样工作，白天给人做，晚上给疫情暴发点做环境采样，日薪上千。冬冬也曾尝到过一次在火车站采样的甜头，上万的吞吐量，几十个采样台，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她挣到了这一个月以来最高的日薪，600元。冬冬目前常做的点位是一个时间短、采样量大的社区便民检，6小时做1500多人，而有些点位一整天下来也就稀稀拉拉一百人，要轻松很多，为此她曾多次提过申请轮班调岗。如果是为了赚钱，她甘愿去火车站、高速路口做采样，白加黑，做二休一。

昨天下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正式发布。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调整，是密接者、入境人员的隔离管控时间由“14+7”变为“7+3”，和次密接由“7天集中隔离”调整为“7天居家观察”。这是一个迟来的方案，距离上一版《防控方案》发布过去了13个月，国内外主要毒株已由德尔塔变为奥密克戎，传染性、重症率等病毒关键特点截然相异，防控思路和实操都早已发生剧烈变化。针对临床工作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九版）》早在今年3月15日就发布，曾有专家预计第九版“防控方案”会照例同步发布，时间会是两周内。而就在这两周内，上海疫情猝然而至，谁也不知道这场汹涌的疫情将对日后的防控策略产生怎样的影响。某种程度上，第九版《防控方案》延迟发布的过程，也是等待上海、北京疫情平息的过程，用时三个半月。有接近方案制定者称，第九版防控方案的研讨始于今年初，正是奥密克戎初显威力之时。而早在3月份，一版未进入发布环节的新防控方案就已撰写完毕，措施包括取消对次密接的管控措施，“因为次密接此前基本没发现过阳性，管起来反而耗费人力物力。”另一位接近国家卫健委人士印证了这个说法，“旧版本的尺度更大，新版本相对保守一些，因为上海疫情后发现，一些管控还是不能松”。“分歧较大，左右为难，得考量经济发展，得避免地方过于极端，还不能出现大规模疫情反复。”一位中疾控员工表示。在经历三个多月的纠结和调整后，方案的回答是隔离时间缩短了一半。多位专家表示，针对奥密克戎潜伏期短的特点，本次“防控方案”的调整“进步很大”，“在能精准防控住的条件下，降低精准防控的成本，提振了发展经济的信心。”“已经尽力了”的防控方案发布于2021年5月11日的第八版防控方案比德尔塔变异株从广州登陆早了10天，因此在第九版防控方案之前，各地按照“原始毒株”的标准对战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德尔塔疫情规模小，“14+7”隔离方案适配度较高,但传播极快的奥密克戎却堪比疫情放大器，绝对感染者数高，隔离时间过长，不仅会浪费隔离资源，还会增加再感染风险。在旧版的方案因为上海疫情延缓出台后，部分城市开始了的缩短隔离期的试点。在4月初的试点城市中，入境隔离最先采取的是“10+7”隔离方案，而在诊疗方案中给出的潜伏期是“约为1至14天，多为3至7天”，但随着多地疫情的发展，奥密克戎的大幅缩短的潜伏期被一步步验证，最终稳定在了“最快1天，多为2-4天，最长6-7天”。

疫情第三年，刘辰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疲倦。他是一家医院ICU病房的护士长，今年以来北京疫情反复，他要么在烈日里做核酸，要么在病房一顶十加班照料病人，双休日也要随时做好被抽调的准备不提；受疫情影响，医院病人减少，医生收入几乎不受影响，护士们收入却人均降低20%。两年多来，病房里的30多个护士，走了20个，离职率接近七成。对医院来说，好消息是收不抵支的情况下不用考虑如何裁员了，坏消息是走的护士多了，却招不来足够的新人——在收入更为稳定、人才吸引力更强的三级医院，同样需要大量护士应对繁重的临床和抗疫工作。而暂时不想再做护理工作的离职者中，有相当部分去了核酸检测公司工作，“核酸在医院也是做，在公司也是做，收入甚至能翻倍，还能更轻松，何乐而不为？”对一些医院来说，客观上这些机构形成了对护士人才的竞争新势力。作为护士长，他一开始会劝人留下，到了后来，他知道劝也劝不动了——护士不像医生，在医院里没法有稳定的、让人满意的待遇和清晰的职业路径，说走也就走了。疫情的影响不知何时是个头，“另寻出路，也许是正确的选择。”而在刘辰羡慕的“护士们都想去”的三甲医院里，一场抢护理应届生大战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护理专业老师翟颖莉告诉八点健闻，该专业近100名首届实习生全部分配到北京各大医院进行实习，每个医院有10-20个左右的实习生，她听说有护理部主任期待更多的实习生，“你们三个班应该全过来”。这些学生临毕业时预计会全都被各医院“预订”出去。实际上，疫情只是凸显了本就不容忽视的问题。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2021年底，全国护士总数501.8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56人，医护比1:1.17。虽然比起10年前，护士的人数增长了一倍，但仍远远不够：在发达国家，这两个比例往往达到10和1:4。202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公立医院医护比总体达到1:2的目标，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最低医护比标准。而我国的医师数量目前在41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目前我国距离最低医护比标准还存在数以百万计护士的缺口。护士们为什么不愿来、不愿留？百万数量级的护士缺口要如何填平？护士漂与护士荒护士荒由来已久，直到2013年，我国医生和护士数量“倒挂”的现象才得以逆转，此前护士数量甚至一直少于医生。护士的高流失率也是问题：2016年，国家卫计委一项对全国696所三级医院护士流失率的调查结果显示,护士平均流失率5.8%，最高的能达到12%。谢唯在一个“护士双职工家庭”。他原和女友都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的ICU病房工作，2014年毕业刚来到北京时，宿舍安排得离医院太远，他便和同事们合租。因为不满意医院护士的待遇、工作强度太大等，同事们陆续离职。6年后他离开这家医院，原本一起来的12个毕业生最后只剩下两个——他是倒数第二个走的。2020年初，谢唯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职业发展，离开三甲，来到这家一级医院当上了护士长。他没想到疫情对民营医院的冲击会如此之大，跳槽后收入不升反降，还不如留在三甲医院的女友，“有点后悔了”。他和女友已经快30岁，工作了8年了。本打算今年4月结婚，在四环、五环看过房子，“50平的老破小一居”首付也要100万，拿不出，还因为疫情等原因，结婚的事搁置了。女友一直住在医院安排的四人间上下铺宿舍里，他们打算先领个证，在女方单位附近租个二居室，以后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跨城区去上班。至于会在北京呆到什么时候？他说不准。父母在老去，他有一年多没回家了，“过年就更不可能了，是最忙的时候，监护室都满床”。但回家也不好回了，他打听过，家乡的医院都愿意要应届生。万一侥幸能换上在家乡的工作，却比上一次跳槽还不如意，怎么办？谢唯的经历是许多北漂护士的缩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育处邵越英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10所开设护理专业的学校每年北京生源招生计划约占注册人数的36%，说明大多数护士来自于京外学校且多为外地生源，而外地护士工作几年后将面临婚育等个人问题，如不能在京安家落户多选择辞职返乡。一个悖论是：一方面三甲医院们的一个护士岗位通常有多名求职者；另一方面，疫情下护士荒却也困扰着三甲医院们。天津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护士告诉八点健闻，两年多来他眼睁睁看着身边的同事变少，却招不回来足够的人。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则表示，疫情当下护士们尤其感觉分身乏术，除了做好临床护理工作和外派任务，护士们在医院里还要负责预检分诊、消杀，给全院的医护和患者做核酸，为疫情下没有家属陪护的患者们订物资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护士来维持，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很多同事每天早上提前40分钟来工作，甚至连轴工作十几个小时”。究其原因，是护士的高流失率所致。丁香人才服务运营总监孙维表示，根据丁香人才对近一年近20万份护士简历投递情况和相关岗位需求分析的结果得知，护士的流动率远高于医生。上述国家卫计委的调查还表明，北上广等发达城市的护士流失率高于平均水平，达到8%—10%。医院们希望招到稳定性好的护士，却无法给出更好的条件，改善她们的工作环境与工作待遇，任由培养了几年的护士出走。如果说顶尖医院面临的困境是护士的流动性过大，广大基层卫生机构则是根本无人可用。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基层护士的数量是115万人，占总数的23%不到。孙维也透露，因为待遇、职业前景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三级医院的护士简历投递远多于一级医院和养老、康复等其他医疗机构。一项2019年在河南商丘进行的调查显示，7家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机构中，有4家配置的护士不超过5名，仅有2家护士超过10名，但其床位数均超过400张，入住率超过70%。于是，“护士漂”与“护士荒”交错而行，护士们无法长久驻足，不断寻找条件更好的栖身之地，终点难求；而医院则不断陷入用人荒

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当下，怀孕、生育是一部分女性避之不及的话题。但在低生育率的背后，还有一部分女性的处境截然相反——她们正在经受想生而生不出的隐痛。这部分女性期盼着孩子的到来，但腹中胎儿，却在某天突然定格在了发育过程中，停止生长，不得不被流产。胚胎停育（下简称“胎停”），在临床上愈加多见。在女性用户较多的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APP上，搜“胎停”二字，分享的笔记有5万条之多，条条触目惊心。有的女性“毫无征兆地”突然胎停；有的女性经历过数次胎停，在家人每次都说“再试一次”后，陷入崩溃；有的女性在怀孕7个月时遭遇胎停，她说“7个月等待当妈妈的日子，最后等来的却是‘空月子’”；甚至，有的女性，整理出了一份“胎停自救指南”……今年春天，一位有着作家和博主双重身份的女性傅真，出版了一本小说《斑马》。书中的故事来自傅真7年前的亲身经历——在2012到2014年，她经历了三次怀孕胎停，做过四次清宫手术，还经历了一次葡萄胎。在接受《人物》专访时，傅真说：开始会觉得胎停是小概率事件，好像不知道它会静静地发生，或者说停就停。第一次胎停后，以为坏运气已经用尽了。但到了第二次怀孕，结果却更糟。渴望生育的女性，遭遇胎停，患上心理创伤，一遍遍地责备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她们自救、互救，去求助医生。到了妇产科医生的诊室里，胎停却像是一个无解的时代难题。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里，计划生育科主任陈素文在临床感受到30年的变化。30年前，来做流产的患者，是主动要求流产，往往是“这个孩子没问题，但我不要了”。但现在不同，更多女性因医疗原因，必须来进行流产手术。胎停育的患者在流产手术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尤其近几年，在流产手术的占比里，胎停育的病人能达到1/4，甚至更多。”这就是说，做流产手术的4个女性里，有1个是因为想要却要不了。临床上的案例越来越多后，医生们开始寻找原因。但至今，依旧难以寻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20岁到30岁，我胎停流产了11次”清清几乎受尽了一个胎停女性可能会遭遇的所有折磨。“如果我又胎停了，你会和我离婚吗？”这个问题清清一共问过现任丈夫7次。在20岁~30岁，这个最具生育优势的年龄段，清清共胎停、流产了11次。她四处求医问药，尝遍各种疗法，但胎儿总活不过50天。那些未曾来到世界上的胎儿，只长出了一具空囊，没有胎芽，也没有胎心。胎停开始的毫无预兆。那是近10年前，清清20岁，认识了第一任丈夫。按照婆家的要求，双方需要先订婚，直到生了孩子，才能完婚。订婚后的两年多里，她共胎停了4次，反反复复跑县医院，开中药调理、吃黄体酮保胎，但一直没能顺利生产。婆家很不满，逼着她退了婚。经受过4次胎停手术后，被抛弃的焦虑感，难以抑制地吞噬着她。清清很怕自己因无法生育，再也无法组建家庭。清清辞掉了之前的工作，靠打工3年攒了20万看病。但花光了钱，依然找不出病因。24岁时，清清遇到了现任丈夫。“我不敢告诉他自己的秘密。婚后第5次胎停时，他以为我是第一次。”清清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跑到省会城市看病。医生怀疑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推荐她做疗程21天的封闭抗体免疫治疗。由于丈夫携带乙肝，具有传染性，治疗需要从第三方男性的血液中提取白细胞，注射进清清的手臂里。她全程请人参与治疗，包工资、请吃饭，花掉大笔钱，但依旧不成功。那时，清清已经经历了10次胎停。生活就像进入了无解的循环——怀孕、欣喜、胎停、手术、绝望——整整10次。每次听完医生宣判胎停的结果，清清都会心里一沉，坠入无限的黑暗。绝望的心情一次次累积，敏感、焦虑成了条件反射。“这些年来，我每次检查还没进诊室，心脏就狂跳不止，做B超时刚躺到床上双腿就会发抖。但凡听到医生叹气，就忍不住开始哭。我害怕自己又一次胎停，感觉心里装了好多东西，已经装不下了。”清清告诉八点健闻。2017年，清清决定到上海看病。她找到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免疫科主任鲍时华，这时她才知道自己有抗磷脂综合征这个听起来很陌生的疾病，但第11次怀孕，还是失败。抗磷脂综合征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是频繁胎停、习惯性流产的患者比较明确的病因之一，是清清11次迟迟无法根治的症结所在，因为抗磷脂综合征即便经过临床正规的治疗，它的成功率也只能达到80%左右。直到2019年11月，第12次怀孕的清清躺在B超室，内心麻木。医生拿着探头在她的肚子上画圈。突然，医生说看到了胎心。清清不敢相信。反复确认后，她激动不已，跑到医院的角落里嚎啕大哭。她心想，这一次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为了定期检查，清清独自一人搬进医院附近的出租屋，每周去做3次B超，自己买了一台胎心监测仪。但自己买的机器没有医院的好，很难辨别胎心，“恨不得买个B超机，天天背身上给孩子检测”。孕期25+5周时，胎儿又被查出脐血流缺失。清清跑了上海3家大医院，医生都建议她流产，因为可能不出一周，胎儿就要停止发育。但清清意志坚决，最终，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又勉强保胎了一个月。胎儿到34周，发育严重迟缓，最后医生决定为清清紧急剖腹产。女儿出生后虽然体型很小，体重只有840克，但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出乎所有人的预料。10多年来，清清前前后后一共花了70万，“吃过的药能用麻袋装”。清清的女儿出生之后，鲍时华医生为她取名“千帆”。鲍时华对清清说，“你的肚皮将近挨了一千多针，经历千难万苦，终于把孩子生了出来，希望她今后能一帆风顺”。停不下来的胎停门诊清清的遭遇并非孤例。多位临床医生向八点健闻反映，这些年胎停出现得越来越多。被称为“胚胎停育”的坏消息，大多发生在孕早期（孕12周之内）。胚胎生长到一定阶段后，停止了正常的发育。对医生来说，如果妊娠物能顺利地从体内排出，就成为了自然流产，如果滞留在体内，就还需借助人工的手段排出。事实上，严格来说“胎停”并非一种诊断，而是自然流产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表现。原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告诉八点健闻，所谓的“胎停”更多源于影像学的诊断：在胎儿发育过程中，有胚囊却没胚芽，或有了胚芽没胎心，以及有了胎心却停止生长。在临床上，胎停没有腹痛或阴道流血等任何症状或体征，它既不是先兆流产，也不是稽留流产，更不是难免流产，无法分类到现有的流产的诊断中，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教科书上不存在的“胎停”。到了现实中，这意味着，一部分胎停、自然流产会发生在院外，另一部分则被计入医院的流产人数中。由于定义的模糊，胎停的数字难以统计。目前，胎停仍没有国家层面的官方数据。尽管没有国家范围的统计，但很多妇产科医生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历年来胎停病例数量有加速趋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主任陈素文对此深有感触。仅在上周五（6月17日），陈素文进行流产手术的40位患者中，就有14位是胎停。她告诉八点健闻，30多年前自己刚毕业参加工作时，胎停的病例特别少，一年只有个位数，大家都将其当作特殊病例来讨论学习。但最近十几年，胎停的病例显著增多。陈素文认为，胎停的趋势越来越严峻。其所在的计划生育科，这些年工作重点发生转移，从“控制人口”变成了“解决生不了孩子的问题”，胎停育成为科室重点攻关的项目。3年前，医院甚至专门开设了胎停育专病门诊。“2016年，国家颁布了二胎政策。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领导到我们医院做调研时询问，为什么预计的出生人数和实际的出生人数间有比较大的缺口。我根据临床的情况告诉他，因为很大一部分胎儿在肚子里就夭折了，我们这里接诊过相当一部分胎停的患者。”陈素文说。上海市计划生育专家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方爱华告诉八点健闻，因存在院外自然流产等情况，胎停的数据较难统计。她和团队统计了医院住院患者中存在胎停的病例数，结果发现，2017~2019年相较于2014~2016年，数据增长了27.6%。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免疫科主任鲍时华告诉八点健闻，自己临床上遇到胎停超过10次的患者非常多，甚至有胎停高达17次的患者。她们辗转多地求医，甚至不停地尝试试管婴儿，从黑发做到白发，但一些人还是无法生育。为何胎停？原因扑朔迷离发生在个体身上频繁的胎停，背后折射出的是胎停原因的不可捉摸，以及无从预防的困境。不确定地发生，不清晰的诱因，不明确的原由——这些，无一不让遭遇胎停的女性感到绝望。甚至有遭遇胎停的女性反问：为什么精心呵护、规律作息，但不幸的人还是我？“小红书”App上，胎停的女性分享自己的经历，很多人用“毫无征兆”、“倒霉”等字眼形容那场毫无准备的意外。在临床上，困境也是如此。胎停发病机制不清，尚未有定论。近年来，不断有医疗研究团队试图解开胎停的谜题。《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21年发布的一项综述研究指出，近年来胎停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胎停的发病机制除了已知的遗传因素、内分泌异常、感染因素、免疫因素、易栓因素之外，仍有50%左右的不可知因素，临床上没有非常明确的、较好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胚胎本身的缺陷、发育环境（生殖系统）的问题、甚至空气污染、职业压力，都可能成为胎停的诱因。鲍时华告诉八点健闻，临床医生对胎停的认知和观念，其实也在不断变化。“10多年前，大多数医生会将胎停判断为胚胎异常导致，认为胚胎优胜劣汰是导致流产的主要原因，”鲍时华说，“但自2010年我们医院设立了‘习惯性流产’专病门诊之后，近五年来其他医院类似的复发性流产专病门诊也逐渐增多。医生们逐渐意识到，对于频繁胎停、习惯性流产来说，胚胎优胜劣汰仅是流产原因之一，患者自身也可能存在其他致病因素，例如免疫、内分泌、易栓、感染等。”但可以确定的是，女性生育年龄越大，胎停的发生率就越高。医学上将超过35岁以上的女性怀孕，在产检时会被定义为高危妊娠。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原所长程利南告诉八点健闻，胎停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随着女性生育年龄越大，卵子质量下降，其他疾病增加，胎停的发生率会升高。“45岁以上的高龄孕妇，基本上有一半妊娠会发生流产。”据上海卫生健康委统计，202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育年龄30.73岁。根据2015年中国的小普查数据，25年来，我国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增长至26.3岁。而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应该为25岁到30岁之间。而在我国，目前女性生育年龄的现状是，一胎生育的女性，年龄在推后；与此同时，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产妇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当这些育儿女性，汇聚到临床时，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胎停人数的增多。陈素文留意到，二孩、三孩的政策放开后，再婚家庭、失独家庭中越来越多的高龄产妇前来就诊。但不少孕妇觉得，自己既然成功生了第一胎，之后的孕产也会理所应当地顺利，继而忽视了前期的筛查，导致胎儿因遗传因素停育。“其实，国家的生育策略近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京和睦家医院产科主任于莎莎告诉八点健闻，目前不提倡晚婚晚育，公众的观念也要随之改变，趁年轻抓紧生育，这样胎停的风险会比较低。段涛则认为，近些年影像学、试管婴儿等技术的催生下，各种筛查诊断的时间越来越提前，颗粒度越来越细。筛查范围的扩大让更多胎停变得可见，统计口径变宽也是胎停增多的原因。胎停背后的生育焦虑没有动静的肚子，打破了女性对生育的想象。在遭遇胎停后，很多女性突然意识到：胚胎停育，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一件事。傅真在小说《斑马》中写道：曾几何时，她确信自己的一切梦想——出国读书、律师执照、幸福婚姻、崭新而重要的生活——都一定会在某处乖乖地等着她，就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在等待着它的主人。然而，胎停打乱了这设想的一切。胎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正常的女人”。在接受采访时，傅真说，不育的耻感是广泛存在的，怀孕涉及到性、子宫，它本身就是一个禁忌，很难谈论。同时，社会还建构了这样一种形象——不育，就代表着你没办法做到别人都能做到的事情。胎停发生后，女性面临的压力，不仅有无法生育的危机感，还有对婚姻分崩离析的恐惧。鲍时华告诉八点健闻，常常有患者焦虑地对她说，“主任，这是我最后一次怀孕机会了，求求您一定要帮我保胎，如果这次保胎失败了，我的婚姻就结束了。”鲍时华还遇到过精神极度焦虑的一位孕妇，她胎停过3次，第4次怀孕时极度紧张，经常健忘，甚至连自己家在哪里都记不起来。在鲍医生的建议下这位孕妈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了专业心理医生的诊治，结果诊断出有抑郁症，需要在妇产科和心理科同时接受治疗。《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6年的一份研究指出，胎停母亲除对丢失孩子的悲痛和哀悼外，在未来的妊娠过程中还会产生心理后遗症，如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以及母婴依恋的副反应等，对父亲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不明原因的胎停，尤其会导致夫妇对妊娠产生恐惧心理。在傅真看来，妇产医院应该配备心理医生，无论怀孕时还是产后，都应该有心理医生，给孕妇、产妇和胎停的女性，提供心理咨询。从更宏观的维度上来说，女性遭遇胎停后，除了生育焦虑，背后更强烈的社会焦虑，与如今的社会观念也有关系。在段涛看来，现代社会越来越急躁，时间和空间极度压缩折叠，大家普遍失去耐心，不能容忍任何的延迟，连不孕不育的诊断也从2年缩短到1年。“统计口径变宽，大部分原本自然的胎停被视作异常，也会使女性对胎停过度的焦虑和担忧。”段涛说。（清清为化名）史晨瑾｜撰稿微信号：scj389129661李琳丨责编微信号：lilin5117

6月6日，清华大学高调宣布，拟建立医学部（本部），并将于6月10日（周五）下午两点举办线上成立仪式。随后几日，仪式未如期举行。多位接近清华大学的人士透露，仪式或已推迟，但原因和时间均未知。让人疑惑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冠以“清华大学医学部”之名长达15年之久，清华的这次大动作，对两者的合作意味着什么？他们会分道扬镳吗？围绕在这个谜团背后的，是清华大学对于医学学科发展的深深焦虑，以及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和压力。2000年的院校合并潮，不少历史悠久、学术和临床能力强的老牌医学院纷纷与综合大学合并。为综合院校的学校影响力、科研实力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提升。高校合并潮后20余年，综合大学们对于医学院的渴望与日俱增。特别是近几年来，除清华大学之外，还有很多综合大学建设医学院的冲动再次达到高峰：2017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生命科学与医学部；2018年，天津大学成立医学部；2020，华东师范大学宣布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2020，上海大学宣布成立医学院等。而回到清华大学，自2006年与协和医学院合作办学以后，除了共同培养八年制学生以外，清华并未从协和那里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提升”。一头是貌合神离的协和，一头是综合院校们自建医学院的狂热，清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所以，清华大学在医学学科建设领域动作频频：2009年开始招收自己的临床八年制学生；2012年成立基础医学系；2014年获得长庚医院作为附属医院；2016年成立临床医学院……然而，热闹背后，未能在快速提升清华大学的临床医学实力。但八点健闻注意到，在此次清华大学宣布将成立医学部（本部）的前夕，2022年5月，清华大学表示将把原临床医学八年制“医学实验班”升级为“卓越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并于2022年6月起开始招生。据悉，清华大学对于医学部（本部）的规划已经有大致方向，生物医学工程系和基础医学系都将升格为学院，与临床医学院一同并入医学部（本部）。而“卓越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的总人数将达到60人，这意味着相比此前，这个项目的招生人数扩招了近一倍。清华大学在2022年的一次师生沟通会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医学学科的愿景——“十年内全国前十，三十年内全球前十。”清华大学真的急了。然而愿景种种，能做到几分？回看清华大学办医的这20年，看客们不是没有期待和质疑。努力20年，仍只能评为B类学科清华大学对医学的野心，多年未见成效。直到2021年2月，巴德年院士还在《中国科学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如果将清华大学医学院放在中国医学院校之中，其医学学科评估只能排在B类。在《医学界》发布的以医学院校直属附属医院临床实力为衡量标准的《2021年中国最佳医学院校临床实力排行榜》中，清华大学位列第69，甚至排在潍坊医学院、滨州医学院、新乡医学院这些地方医学院之后。在国内另一个专做高校评价的软科排行榜《2021年中国临床医学学科排名》中，清华位列第35位。在临床医学方面的排名，都与清华大学的国内顶级名校地位，相差甚远。为什么作为国内顶尖的大学，在办医学院上屡试不成？长期以来医学学科孱弱、特别是临床能力不足，始终是清华大学办医学院的致命短板。历史曾给过清华大学不用办医、直接就能“拿来”的机会。2000年，中国高校合并潮，诸多综合高校都在这轮合并大潮中与当地的知名医科大学牵手，组建了新的综合大学。但当时，清华大学执着于与协和牵手，错过了那次合并的大潮。2001年，清华大学不得已自己下场，成立清华大学医学院。彼时，著名泌尿外科医学科学家、两院院士吴阶平先生担任首任院长，诸多医学界大咖的阵容。但即使如此，也始终没有扶起清华的医科。问题出现在学科积淀和设置上。医学院成立之初时，被纳入其中的只有一个系——生物医学工程系。这是一个从1978年就在清华大学已经成立的学科，该专业此前属于电机工程系，工科色彩浓郁，与临床实践几乎不沾边，与传统医学院的临床类专业更相差甚远。此后，清华大学医学院又成立了基础医学系和药学系，并结合原本生命科学学科的底蕴给予学生培养机会。但清华大学医学院“远离临床”的困境，依然得不到解决。一位知情人士直言，“再好的生物工程没临床，都白搭。”多名医学教育专家亦告诉八点健闻，附属医院与医学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会带来医学人才和医学教育的良性循环。如果医院本身发展欠佳，那么对应的医学院也很难有好的前景。要解决临床的困境，清华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附属医院。此后数年，清华大学开始在北京市内、甚至跨省、跨市，寻找合适的医院，挂名、建附属医院、进行教学医院的合作，拼命补上临床的短板。但还是太晚了。在北京，优质三甲医院几乎在千禧年的医学院校改革时，医院分别迅速加入了协和系、首医系、北大系，被瓜分殆尽。清华大学只能在北京市新建的、非三甲医院中，四处“化缘”。据清华大学医学院官网，目前清华大学共有4家附属医院，分别是华信医院、玉泉医院、长庚医院和垂杨柳医院。这几家医院无一是三甲医院。其中，华信医院和玉泉医院都是早在与协和合作前就成为了附属医院。其中玉泉医院为了成为三级医院，还因为床位数不能满足三级医院要求，主动由“综合医院”申请转为“中西医结合医院”。这四家医院中，最新的一家医院是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董家鸿也是这家医院的院长。长庚医院由台塑关系企业和台湾长庚纪念医院捐建，目前为清华大学与北京市共建共管，规划床位1500张。长庚医院可能是清华的附属医院中最有可能冲进三甲的一家。但据知情人士透露，长庚医院主要仍由北京市卫健委管辖，无论是人事权还是财政权，清华可能都对其缺乏控制力。这意味着，在京内，清华大学的附属医院里，不仅数量不足、缺少王牌医院，而且清华大学的控制力也不够。京内不成，清华大学这些年也尝试把触角伸向京外。2019年10月，融创中国、青岛市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在青岛举行签约仪式，宣布建设“清华大学附属融创青岛医学中心”。其中，清华大学附属融创青岛医院是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作为清华大学在京外设立的第一家附属医院，后期将申报为市属三级公立医院。但八点健闻核查，清华大学这家京外的附属医院，至今未落成营业。直到今日，回看清华大学办医学院、渴望在医学教育中大展鸿图的这20多年，一路荆棘。短暂的历史似乎印证了多位医学教育专家的那句话：办医学院、做医学教育，想要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近百年的积淀。面子和里子：协和医学院与清华的纠葛错过2000年的院系大调整后，清华仍未放弃协和。磨合争取多年后，双方终于在2006年签下一纸“合作”合同——《清华大学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关于落实两部协议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此后，曾经的协和医科大学不复存在，成为了如今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但协和医学院仍为独立法人，对人事、财务和资产行使独立法人权利及承担独立法人责任。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好像结婚了，但又没完全结婚。”然而，那时的清华大学，或许并未切身体会到强扭之瓜背后的代价。从面子上看，清华与协和合作以后，清华的医学影响力能迅速跻身第一梯队。“在面向国外的时候，清华和协和的学科能力会放在一起计算，给清华长了不少脸。”一位接近清华大学的人士向八点健闻表示。但从里子上看，这场“联姻”的功能单一，只有生源这一个层面。所以给清华大学医学学科带来的实际提升却并不多，尤其在清华大学最需要的临床医学方面。评价一个医学院的临床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附属医院。事实上，清华大学一直努力想要牵手协和，看重也正是协和深耕多年的优质附属医院资源，包括协和、阜外、肿瘤、整形外科、血液病和皮肤病医院。这套体系内既有综合医院也有专科医院，更是集成了医、教、研三位一体。遗憾的是，由于双方并未合并，而是合作办学关系，导致协和的大部分附属医院并不能为清华所用。而在清华大学的教学医院中，唯一与协和医学院有点联系的，是北京协和医院。但清华大学官网却显示，在签约合作当天，甚至都未出现协和医学院的身影。合作不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协和医学院的特殊身份。协和医学院不仅是国家卫健委直属医学院校，对外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这个地位重要的牌子。凡此种种，似乎从一开始就预言了两者渐行渐远、貌合神离的现状。一位接近协和医学院的人士向八点健闻表示，“两校合作不是协和主动提出来的，协和是被动的。不存在跟谁（合作）、不跟谁（合作）。协和本来也没打算要跟谁（合作）。”另据丁香园报道，清华大学医学院做招生宣传时，清华大学秘书长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协和撇清关系，以正视听。“我们和协和经过几年痛苦的摸索后，决定我们办我们的清华大学医学院，他们办他们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我们现在的关系就是，他们学生的两年预科阶段在我们这里上。”现如今，在双方的官网上，清华大学与协和医学院的院系设置和教育教学板块，均未在明显位置提到对方的名字，只在需要时一笔带过。中国医学科学院作为协和医学院的另一面，近两年发布的《中国医学院校科技量值》排行榜有很高的行业关注度，成为了评价医学院校学科实力的重要标志。然而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医学院校科技量值排行榜上，北京协和医学院与清华大学（医学学科）是分开排名的。在最近的2020年的榜单里，协和高居榜首，而清华却位列第32。2006年的《意见》要求，清华、协和合作之后，清华大学不再另办医学院。但是清华大学面对着其他兄弟高校用20年消化了独立医学院校近百年的医学教育积淀，还承接了不少优质老牌的三甲医院。清华的临床医学教育似乎正在越掉越远。内忧外患之下，着急的清华大学，即便有“联合办学”的约束，还是毅然决然的另起炉灶，尝试培养自己的医学学科，直到最近高调宣布将组建医学部（本部）。综合高校的“医学院”狂热清华大学办医的执着，也是全国综合大学打造“医学院”持续热情的一个缩影。进入21世纪以来，综合大学对于医学学科的建设热度不减。一位卫健系统的研究人员告诉八点健闻，在现代科学里，生物科学和医学是近些年最炙手可热的学科，建起医学院后，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甚至高级职称会成倍增加。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在合并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之初的2003年，上交大的国自然基金增长数仅为0.1亿元，其中医学部分所占比例仅为18%。在潜心发展融合10余年后，2017年，上交大国自然基金增长数已达到2.77亿元，相较2003年翻了27倍还要多，其中医学部分所占比例高达41%。八点健闻统计2021年国自然基金立项数目和立项金额发现，排名前10的大学，都是曾经合并过独立医科大学的综合大学。在2000年的大学合并潮里，许多综合大学通过合并的方式“拿下”了不少历史悠久、创办时间动辄近百年的高水平独立医学院校，同时也一并将这些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收入囊中，可谓一石二鸟。这些综合大学用了20余年的时间，吸收了这些医学院校近百年的医学学科教育成果。而在2000年的合并潮中，没有成功牵手心仪的独立医学院校的综合大学，只能选择自建或共建医学院。上海医学教育系统的一位资深人士告诉八点健闻，大学发展医学学科的时间维度至少要以30年为计，所以自建医学院，又想短时间内出成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位医学教育专家指出，目前很多著名理工科院校办的医学院。创办的医学院，目前看来都不算成功，“在培养医生方面，如果人们没有感受到你的医生很强大的时候，你的医学院是立不住的。”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党委书记廖志林向八点健闻表示，临床医学是“手艺活”，几乎没有天才的医生，“名医”们都是在一个又一个病例中锤炼而来，需要反复训练。而在这个过程中，“师傅带徒弟”这种传统模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优秀的医学院之所以优秀，就是因为汇集了一群“大师”。多名医学教育专家强调，由学生变成医生，再由医生变为大师，大师再回过头来反哺医学教育，需要循环传承才能最终成就一个成功的医学院。严雨程｜撰稿微信号：March_YYC史晨瑾｜撰稿微信号：scj389129661李琳｜责编微信号：lilin5117

近日，一位河南大学女生的死亡引发了这个国家对120急救系统的反思。在家人公开的女孩生前拨打的最后一个电话——120急救电话的录音中，寻求救助的女孩不停地描述自己的头疼，并试图在提供了自己的学校和宿舍的信息后，继续按照电话那头的要求描述自己的详细地址。整个过程持续了8分钟，然而，对于脑血管疾病发病期病人，那是个过于艰难的任务，她没能成功。在电话的末尾，女孩再无声息，等到舍友回到宿舍，她已失去意识。致命电话后接近两小时，由室友帮叫的救护车终于来了，女孩被送往医院，然而，挽救生命的时机已逝，最终，她因脑出血去世。之后沸腾的网络舆论下，5名与120急救热线相关的工作人员被问责。其中，接听女孩电话的调度员因“业务不熟练，对急诊患者病情研判有误，调度用语不规范，对急症报诊敏感性不够，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方法单一”而被开除。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不熟练”、“不规范”、“能力不足”的调度员会被放在一个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上，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院前急救体系的复杂与无奈——作为一个长期亏损的公益性部门，它需要专业人才，却没有与之相配的薪酬和晋升体系；它如此重要，却常年缺乏法律保障，只能作为卫生系统中一个不受待见又无从安放的边缘部门存在着。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却未受过医学训练“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这句简单的话却并不足以概括调度员岗位的复杂性。在“院前急救-急诊室急救-

5月17日，雅戈尔宣布向宁波市政府捐赠刚落成的普济医院，估值13.6亿元。不到一周，雅戈尔又布公告称，决定终止捐赠，“听取了广大股东意见”，业界哗然。上市公司“出尔反尔”的背后，一方面是小股东们的强烈反对——“有人闹到雅戈尔海曙区的总部了”；另一方面，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发函，对捐赠事项提出监管要求。迫于压力，雅戈尔最终放弃捐赠。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捐赠公告发布之前，雅戈尔和宁波市政府达成默契，获得一些税收和土地优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公益性捐赠本就可以获得25%的税收优惠。正如雅戈尔在公告中宣称的，拟捐赠资产估值13.6亿元，捐赠对公司年度净利润的影响是其75%——10.2亿元。此外，医院周围土地的使用权也以优惠价格售给雅戈尔。多位医院投资人告诉八点健闻，估值13.6亿的普济医院实际上是个烫手山芋，目前投入的钱仅仅是建筑成本，不但需要再投入5亿以上购买设备，还要做好亏损5-8年的准备。因此，在办医这条陌生而艰难的路上，雅戈尔选择放弃将好人做到底。雅戈尔悔捐门，是中国过去10年里，社会办医赛道大起大落的一个缩影：在资本市场疯狂追捧医院的那几年里，无论是药企这样的相关行业公司，还是房地产、汽车、钢铁甚至珍珠养殖公司这样的不相干公司，都一掷千金杀入医疗产业；当潮水退去之后，因为缺乏对医院的运营能力和足够的耐心，草草退出，留下一地鸡毛，又重创了正在低谷中的社会办医的信心。“江浙地王”梦碎大健康雅戈尔以服装起家，此后一步步涉足房地产、投资、大健康等产业，总资产接近千亿元。尤其房地产方面，雅戈尔在江浙沪地区不断购置土地，一度在等苏州、杭州、上海等地都拿下过地王项目。2020年房地产投资收益达到76亿元，远超过服装业务。而雅戈尔对大健康领域的涉足，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它为宁波的“雅戈尔老年乐园”捐赠了8000万元。2004年是我国公立医院借助日益壮大的医保体系开启“黄金十年”的初始，医疗服务行业是前途远大的朝阳行业。不过比起同为宁波企业的奥克斯，雅戈尔对大健康领域的涉足显得有些“浅尝辄止”了——奥克斯集团在2003年起投资7亿建立的明州医院，如今是宁波最好的民营医院。2015年，奥克斯将明州医院装入旗下的上市公司“三星电气”，并将后者改名为“三星医疗电气”。时值社会办医热潮涌动，政策鼓励下，复制公立医院黄金十年的想象冲击着投资者们，三星医疗电气当年股价一度从2元左右升到21元，估值大幅度提升。也是在2015年，错过了第一次医院发展黄金期的雅戈尔，在第二次风口前跃跃欲试——在政策调控下，房地产行业利润增速放缓，雅戈尔也有转型需求。当年3月，雅戈尔及其下属公司决定投入10亿元，在宁波设立健康产业基金，寻求大健康产业内的投资机会，但几年来该基金未有实质进展。直到2018年，雅戈尔的宁波老家出现了一个机会：宁波市要大力开发海曙区西片区，为解决该区域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决定牵头建立宁波普济医院，但要引进社会资本来举办。为此，宁波市将海曙区集士港镇CX06-05-02g地块使用权公开招拍挂。雅戈尔最终以7509.64万元的价格竞得这块医疗卫生用地。面积约122亩，拟筹建三甲综合医院，设床位1600张，项目总投资将不低于17亿元。奋力拿下普济医院项目，雅戈尔曾有更大的野心：在医院周围配套建设养老中心，打造医养结合的健康小镇。为此，雅戈尔还在2021年以3.24亿元拿下海曙区集士港镇的另一个地块，地块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养老机构用地），与普济医院地块相邻。雅戈尔曾希望，以普济医院为依托，“发展健康产业，实现地产板块的转型探索”。4年后，在反复的疫情影响和停工后，普济医院竣工并通过验收了。综合楼由15层的住院楼和4层门诊楼组成，国际医疗部则有5层。新闻图片上，白蓝相间的大楼内外都优雅漂亮，“将改变宁波城西没有大型医院的历史”。然而，不到一个月后，也就是2022年5月，“普济医院展露新姿”的地方新闻迅速被“价值13.6亿元大医院被捐赠”的信息淹没——被寄予厚望的医院大楼建成了，投资方却宣布弃船而去。“医院的经营、投入比较大，需要有专业团队运营，且周期较长。”雅戈尔相关人士向媒体透露，“公司也做过这方面努力，公司与日本、美国，包括国内的一些合作方探寻过关于医院康养产业的合作，但最后都没有达成结果，捐赠给宁波市政府是综合权衡各方面考虑下的一个结果。”公告中，捐赠原因也表述得坦诚，“公司缺乏相关行业的运营团队和经验，若继续投入普济医院及相关资产，投入产出可能出现较大程度的失衡，不利于公司聚焦资金和精力发展主业。”一位从事医院收购和经营的资深人士向八点健闻透露，早在2021年上半年，普济医院团队就曾主动与其接洽，后者建议将医院捐赠给政府，“一家那么大体量的医院，这事儿只有政府或者茅台这样超大量级企业才能干。”多位医院投资人告诉八点健闻，13亿对于普济医院只是建筑成本，建成后还需投入5亿元用于购买设备配置，然后还要做好亏损5年以上准备。“恐怕还要亏损十几二十亿，不会经营的话，不如及时止损。”至于普济医院的前途会如何，这位人士表示，近年来，哪怕是已经营业的成熟三甲医院的交易金额多在10亿元以下，刚建成连设备都没配齐估值就高达13亿元的普济医院，恐难找到买方。“我们不收还没有营业的医院。”另一位医院投资人直言。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GAHA）主任庄一强认为，终止捐赠后，普济医院面临着两种命运：一是雅戈尔硬着头皮继续经营；二是由医疗运作经验丰富的“圈内玩家”接手，或是政府出资购买。如今，普济医院周边的地铁、公交路线还未完全建成，放眼望去新片区仍是大片农田，人口稀疏。处女地将来是否会摇身变为办医的黄金地带，宁波当地的民营医疗从业者尚有不同看法。于是，普济医院，这个“宁波市迄今投资最大、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医院”，刚建成的漂亮大楼兀自伫立在荒凉中，前途未定，甚至连接管者也未定。15年后，宁波民营医疗的“新老大”没有出现定位为非营利性三甲医院、新片区的重点民生项目，宁波市政府曾对普济医院寄予厚望。2018年竞拍后、立项前，宁波海曙区政府曾为雅戈尔“送服务上门”，提前协调解决项目审批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医院建设期间，市、区级官员多次到普济医院调研，协商破解项目遇到的土地征用、规划调整难题等。此外普济医院还被列为浙江省“4+1”重大项目建设计划。这符合浙江一贯的办医作风。早在20年前，浙江就是民间资本参与医院产权改革的先行者，“可能是中国医疗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地方”，光2003年就有23家民营医院获准成立，包括宁波明州医院——当时浙江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航母级”民营医院。以明州医院为首，一批民营医院在宁波的发展，造就了百姓对民营医疗的高接受度。这在宁波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宁波的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约七成，直接影响到医疗业的发展，政府向来不惮和民企讲生意、谈合作。加上因早年医学院建设的短板，宁波的公立医疗体系较城市地位而言偏弱，政府更有动力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壮大宁波的医疗力量。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宁波普济医院是以宁波明州医院为参考系建立，而二者的建设过程也的确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由扎根宁波、闻名全国的大企业投资；建立时都是非营利项目，享受税收、补贴、用地、水电等方面的政策优惠；都是浙江省重点项目工程，宁波市政府给予实质性的帮助，如建立医院周边配套设施等。在一些方面，普济医院得到的支持甚至比15年前的明州医院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在医院的人才引进和运行管理方面，明州医院当年是与上海新华医院展开战略合作，引进数十名学科带头人赴宁波长期执业；而在普济医院开工建设的当月，雅戈尔就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签订协议，这个几乎是宁波市最好的公立三甲医院，将全面托管并运营普济医院，并在招聘启事中将后者称为“宁波市第二医院西部医院”。于是，15年过去，继明州医院后，第二个号称要做“浙江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民营医院”者出现了。普济医院计划中的1600张床位，是当年明州医院立项时750张床位的两倍多。于民营医疗的风口在家门口创新业，海曙新片区的建设需求和自身转型需求吻合，父老乡亲又鼎力支持……雅戈尔2018年建普济医院，可谓占尽地利人和。但2018年同时也是一个微妙的年份：这一年，国家医保局成立，高调推进带量采购、支付方式改革等医保控费行动，倒逼医疗系统改革；医院概念股热潮开始退却，资本市场逐渐意识到医院资产运作之沉重、回报周期之长、运营专业门槛之高。2年后，新冠疫情将全面侵袭，刺激公立医疗体系进一步壮大、向高质量发展，民营医疗生存空间被挤压，社会办医的黄金窗口期宣告关闭。医院生意不好做，光从隔壁明州医院投资方奥克斯的动作也能看得出来。2015年奥克斯旗下的三星电气收购明州医院时，号称要打造电力产品+医疗服务的双主业格局，但直到2020年年末，三星医疗的医疗业务营收比例仍不足20%；2015年曾募资用于医疗项目投资建设，总计23亿元，到2020年竟只在一家医院上花出去不到6%，随后宣称要将剩余募资转用于电气项目，遭上交所数次问询，“是否涉及利益输送”。与此同时，新政的出台，似乎也在慢慢收紧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的口子，普济医院与华美医院的合作能否成行存疑——202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发布，明确医疗卫生机构不得对外出租、承包医疗科室。而若失去了公立医院成熟团队托管的“设定”，无疑将大大打击雅戈尔运营普济医院的信心。起点的“血包”也许拿不到，终点的一个可能性——如奥克斯的明州医院一样，设法将非营利性医院改制为营利性医院——也许也将不复存在。山东聊城市东昌府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田光建曾撰文指出，随着《卫健法》的实施，改制模式在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法律及监管政策导向下，将非营利性公立医院改制为营利性医院将难以付诸实施。在时代的重锤下，雅戈尔办医所拥有的优势仿佛不值一提，纵开放如宁波也不会逃过迎面而来的风势。社会办医的形势转向如此之快，竟不等医院建成，一片蓝海便似乎变作满城迷雾，过去的设想悉数变得模糊不清，前方陷阱重重。雅戈尔不动声色，医院高楼一点点建起的过程中也偶尔透露出办医信心的逐渐塌软，本想在一个医院竣工、还算体面的时刻才宣布弃船，及时止损，顺便赚个好名声，但过程并不顺利。办医难，医院出手更难。马拉松赛道上的非专业选手雅戈尔悔捐门是过去10年里社会办医赛道大起大落的一个缩影。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常务副会长赵淳认为，雅戈尔悔捐医院事件体现了我国医疗投资行业的不规范和不成熟，“有点钱就投，没钱了扭头就走。投资决策非常草率，缺乏论证，监管风险高，本身就是对严肃医疗行业的一种损害。”跑道上最热闹的那几年，不光出现了和医疗相关的药企和医疗器械公司，房地产、汽车，甚至珍珠养殖公司都现身其中，想要分社会办医的一杯羹。其中，“房地产组”又尤为显眼，代表选手有恒大、万达、万科、绿景等。他们目光炯炯，在主业发展速度放缓的背景下急需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财大气粗，买地是一把好手，因此也不畏惧医院的重资产运作模式，动辄投资几十甚至上百亿元投资建医院。但医院经营不是一个快车道，不是光靠砸钱就可以做成的生意。是动辄需要投入五到十年才能初见分晓的马拉松跑道，考验着管理、人才、技术、品牌等方面的综合运营实力和耐力。办医环境也在变化，一场疾风猛雨后，留在赛道上、新加入的人都越来越少。落败者如恒康，靠负债收购医院维系资本市场信心的模式破产后，市值暴跌90%，通过新里程集团的破产重整才避免了退市的命运。摔落者在前，后人哀之鉴之。如果说雅戈尔是在马拉松的第一个休息点就果断要离开赛场，那么江苏凤凰置业则是从未出发就选择离场。今年3月，江苏凤凰置业发布公告称，原定由凤凰集团、南京浦口新城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江苏省肿瘤医院三方共建的“江苏凤凰肿瘤医院”，拟于近期注销。而该医院在2015年立项后从未进入建设期。更多地产商同伴们还在强撑。2013年筹建、2018年开业的博鳌恒大国际医院投资高达50亿元，床位600张左右。据“健康界”报道，受海南地理位置、综合医疗水平影响，博鳌恒大国际医院每日门诊量、住院患者数量分别只有10个左右，每月手术量低至个位数水平。绿景控股、宜华旗下的宜华健康更是因投资医院失败而深陷经营困境，股票被冠以“ST”。但对于诱人的大健康产业而言，又永远有人前赴后继：雅戈尔宣布悔捐医院的第二天，贵州茅台医院开业，三甲综合医院标准投建，床位1000张，基础投资近20亿元。近日，美的集团在总部广东佛山投资100亿建设的和祐国际医院封顶行政楼，预计2024年投入运营，规划1500张床位。雅戈尔的服装业同行安踏集团，去年底宣布捐赠20亿元，用于家乡福建晋江福建和敏医院的建立，总床1200张。熟悉的在总部家门口建三甲大医院，熟悉的大手笔投资、非营利性质，将如何避免重蹈雅戈尔的覆辙？韦晓宁丨撰稿微信号：fallto李琳丨撰稿微信号：lilin5117徐卓君｜责编微信号：xuzhuojun1232活动预告持续居家两个多月以后，上海开始部署复工、复产、复学、复商等各个方面的社会重启工作。在现有疫情防控政策之下，如何保障企业正常运行，避免再次因为“复阳”而停顿，是企业管理者亟需了解的信息。医疗、医药市场，也同样依赖于生产、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恢复，才能继续发展，稳住经济大盘。重启准备包括：如何做好个人、企业、学校等环境的消毒，怎样的消毒才是合理的？如何梳理企业的四区划分政策，如果企业遇到阳性病例，企业负责人如何做好统筹应对工作？企业的一日两测（核酸、抗原）如何安排，相关成本由谁支出？疫苗加强针对哪些人群是需要的，复星、辉瑞的疫苗有没有可能增加？如何认识病毒未来的演变？

“病人没核酸，我们怎么处理，收不收？”急诊科的值班医生把病人拦在门口，不敢放进去，又拨了医院防控办的电话。病人是急性阑尾炎，要马上手术，但没有48小时的核酸通行证，而且还在隔离期。所有人都很急，火药味在空气里越来越浓。防控办的工作人员也不敢做决定，他让急诊医生稍等，又把电话打到了院长李力那里。这不是李力第一次接这样的电话了。常规住院病人可以先转到缓冲病房，一边等核酸结果，一边正常治疗。但急诊等不了，要他快速决定，“怎么处理，救不救，收不收”。李力只能像以往一样回答：“安排单独病区，就当他是新冠感染者收治，所有医护人员穿防护服进入手术室，严格消杀。”但其实，他心里每次都没底。“闭着眼睛蒙，像是赌。”作为医院的第一责任人，李力向八点健闻表达无奈，“蒙对了，医院非常平静；蒙错了，上级肯定饶不了我。”在隔壁城市的医院里，已经有院长因院感而被免职。这发生在一家北方的县医院。疫情以来，当地只在今年曾有过零星的病例，但因全国多地受奥密克戎影响，为防止奥密克戎击穿院感高压线，上级部门的最新要求是：要求医院要两个“零”——阳性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按照当地最新的防疫要求，所有入院治疗的患者，必须持有48小时的阴性核酸证明；并且，如有造成院内传播，院长和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会被问责，甚至免职，是院感高压线下第一个被牵连的责任人。新冠大流行两年多来，医院感染控制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卫健委在疫情防控会上，屡次强调医疗机构院感防控是管理的重点，也是不可突破的底线和红线。几年来，院感发生后的行政处置层出不穷。两年来，院感的相关文件越来越细，责任也越来越重，院感发生后的行政处罚层出不穷。李力所在的医院的院感防控策略至少大调整了4次，一次比一次严格，最新的一版防控方案极为细致，问责机制也越来越严格。但今年，面对R0值高达10的奥密克戎冲击，医院承受的院感压力，呈指数级增加。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院感科负责人告诉八点健闻：“在4月疫情爆发的上海医院里，几乎没有一家医院能幸免院感的袭击。”零感染的院感高压线、医护人员的承压能力、医院日常运转——这三者在疫情几年中寻求的微妙平衡，正在被奥密克戎打破。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面对极强传播性的奥密克戎，院感的红线不变，但标准应适当修改，尤其与院长的职业生涯挂钩时，需要研判。“一发生院感，院长就撤职，以后谁还敢收没有核酸的病人？”今年2月7日，在北京市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视频会议上，在剖析当月在北京地坛医院发生的两例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的原因时，国家卫健委医疗机构感染防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付强曾强调，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内发生感染，其真实的感染原因、传播链条远比基于常规思维和经验得出的预判要复杂得多。做好针对性改进，远比给医务人员感染事件定性重要。但即使如此，作为特殊公共场所的医院，院感高压线之下，医院依旧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医院里的人，也不得不成为被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奥密克戎之下，守着院感红线的一把手和医护人员，愈加疲惫。医院院长，一种高危职业奥密克戎传播更快、更隐匿，此前的院感防控拉起的围网，很难再把病毒一一挡在门外。回到上海疫情暴发的4月。前述三甲医院院感科负责人告诉八点健闻，当时，上海医院已经不强调零感染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社会面爆发后，病毒一定会蔓进医院里。另一位上海三甲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指出，一是因为病毒传播速度太快，核酸检测结果还没出来，就传到了下一个人；二是因为社会感染基数很大，“医院不可能不开门，只要医院要正常开展临床的救治业务，就可能有患者、家属、护工，甚至保安都有可能有感染，这时候让医院完全避免院感，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当时，隔离的空间不够，只能保危重症，尽量减少对患者的影响。”该院感科负责人说，只要有一个工作人员出问题，就会大批的工作人员、患者要隔离，需要的空间非常大，所以各医院都在发愁。多位院感科负责人与院长向八点健闻表示，为了应对奥密克戎强大的传播力，医疗机构最重要的防控手段是科学的分区，以及足够的隔离空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副院长唐喆告诉八点健闻，医院三年间接收过43个阳性病例、10万位发热患者，一直保持着零感染的纪录。为了做到零感染，其实医院做了很大牺牲：一栋几百张床位的传染病大楼被腾空，作为发热门诊和闭环管理使用，这是很多医院做不到的。上海一位三甲医院的专家认为，未来对院感的调控关键是把医院分为三个区：分别是绿区、黄区和红区，绿区都是阴性病人，红区是阳性确诊病人，黄区是暂时未知感染情况但病情较为紧急的病人，他总结为，“科学分区，科学消毒”。但普通医院的设计初衷并不是为了应对传染病隔离，由此产生出了巨大的空间缺口，也成了应对院感的一大实际难题。一家三甲医院感科主任向八点健闻解释，外行人普遍会认为，医院都建造的比较“高大上、很宽敞”，但实际上，医院的空间对于许多医务人员而言，连“院感标准”都达不到，就此，他举了护士值班室的例子，“可能是二三十个人在一个值班室，只要在里面吃饭休息，不可能一直戴着口罩，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一感染，就是’团灭’。”在他看来，如果按照防控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单间做隔离，由此带来的空间需求是普通医院无法满足的。李力认为最好的情况是，整个医院能分成一个新冠的院区和一个非新冠的院区，比如一个发热门诊是针对针对阳性患者的，另外一个是治疗普通发热的。但他随即也发问，“哪个医院有这个条件？”在奥密克戎高达10的R0值面前，当出现像上海疫情这般社会面破防的情况时，院感红线是否需要调整？实践下，院长和一线医生们在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要科学对待院感，根据病毒的特点和社会面感染的多少来看，如果防范很到位，那么即使被感染也是情有可原的，”上海一位三甲医院院感专家建议，可以在急诊前做抗原，几分钟就能出结果，然后再做一个快速核酸，这样既不耽误事，也能看好病。奥密克戎面前，想救人的医院和需要被救治的病人，陷入两难。本来，“48小时核酸入院”的要求，或许能成为院长们流程上的免死金牌。“如果入院前做了两次核酸，同时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在这个前提下，救治病人导致医生被感染，那么上级是不会追究你责任的，因为你是按规定动作操作的。”李力向八点健闻解释。但当急症病人需要入院救治时，一切都变得棘手起来，西安疫情期间的“孕妇流产事件”与上海疫情期急症病人死亡等事件，反映出了院长与医生们的为难，一端是面对防控压力，一端是院感红线的行政压力，医院管理者和医护人员都很为难。“如果遇到急症患者，当然就别等核酸了，先救治，但判断标准是活的，有时候很难拿捏这个度。”李力说，“如果闭着眼睛去救治，最后发现是新冠患者，医院也就感染了，但如果你判断是新冠患者，不出核酸不救治，最后人出事了，那也不行。”拔苗助长的院感科院感科，在有些医院也被叫做感控科。在疫情发生前，这个兼具业务和行政双重职能的科室多游离在医院的边缘。感控科一般属于医院的后勤板块，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监管临床科室日常操作是否符合流程规范。所以每当感控人出现在其他科室大夫们的面前时，往往会给人一种“挑刺”的错觉，并且伴随着培训、检查、批评和要求整改。这种工作性质让不少临床科室并不待见他们。除此之外，这个科室还承担着很多监督以外的工作。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副院长唐喆的话来形容，院感要做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因为医院感染预防与监测只是感控人的一项工作——耐药菌管理、抗生素管理、甚至临床医疗质量评估和医院建筑感染风险管理这些工作也是院感科来负责的。“感控工作需要全院的大力支持，它就像学生时代的语文，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心主任吴安华对八点健闻解释。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医院的管理者对科室大多不够重视。这可能是由于感控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一个做预防工作的部门，其工作成绩往往很难被直接观察到；而感控科又是一个成本单元，必须持续投入才能维持工作运转。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前，医院发生院感后的惩罚机制也不严格不完善，很多医院管理者并不会为发生院感付出昂贵代价。最终，感控科成了医院中的“透明人”，一些强势科室的大主任对感控科说的话甚至“听都不听”。层层叠加，恶性循环，现实又反过来影响了感控科的发展。根据国家要求，每100~200张床位需要配备一名感控人员。然而在疫情前，中国绝大部分医院都达不到这个要求。另外，感控科属于行政科室序列，临床大夫们往往不愿意加入这个部门，因为这个部门拿的是平均绩效，这意味着“干多干少一个样”。职业天花板也是这个科室弱势的原因，目前绝大多数地区的感控科没有职称序列，在这个科室工作等于看不到上升空间。所以在很多医院，感控科的负责人往往是年资比较高的护理人员，或是内科医生出来“自立门户”当主任，更有一些医院将这个科室作为升不到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的高年资护理人员的“临时”安置点。至于预想中的检验、护理、药学、流行病等多层次，多学科的队伍组成，对于感控科而言更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因此当疫情发生，很多医院的感控科本就先天不足，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质量均有欠缺，在疫情的裹挟下，大家只能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上。为了完成通知的要求，各家医院紧急为感控科从其他科室调派了人手。但是这些增派的人手并未经过系统训练，严重缺乏工作经验，很多时候仅能为其他医务人员做一些简单的培训，甚至连培训的内容也是他们刚学习而来。而在疫情的压力下，对于专业性更强的操作，即便是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感控人也可能犯错。疫情就像一场压力考试，感控工作做得不好的医院迅速暴露出问题，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以郑州六院、青岛胸科医院为代表的医院，还因为医院感染造成了疫情的院外扩散，对应的医院主要负责人也遭到了处理。“院感=下台”如同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每个医院管理者的头顶。为了避免医院感染发生，院长们紧急投入人力物力，调整措施安排。上述增派感控科工作人员是一方面，还有医院开始修建新的感染楼，为匹配“三区两通道”要求紧急改造院内设施，等等，不少医院派出精兵到更高级别的医院进修。更谨慎的医院则开始收缩服务范围，增加就医门槛。如今，想要去医院看病，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变得跟身份证一样重要。而有些医院则开始关停部分科室、急诊、门诊甚至住院，几乎影响到了附近居民的正常就医。医院是人与自然较量的竞技场。面对传染性越来越强的新冠毒株，无限加码医院感控措施，甚至到矫枉过正的地步真的有必要吗？唯一的答案是，面对目前正在流行的奥密克戎，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敢保证永远不会出现医务人员和患者感染。快要绷断的弦自从奥密克戎流行以来，医院感染成了从大三甲到社区卫生中心都难以避开的风险。医院聚集了各种疾病患者，很多病人本身是易感人群，感染新冠后问题更复杂；而且医院是个聚集场所，如果反成为感染源头，后果不堪设想。此前因为院感而遭到严厉处分的青岛胸科医院和郑州六院，就是因为不仅发生了院感，还将疫情扩散到了院外，造成了社会面传播。所以，院感成为疫情红线的核心在于——医院本身不能成为感染源头。防，及时止住，快速切断传播链，变成了比溯源更重要的任务。对于奥密克戎，一味强调医疗机构“零感染”已经不那么现实，更重要是帮助医疗机构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内部传播，减轻医务人员感染的负担。一位三甲医院的管理者认为，所有疫情的出现都是因为隐瞒或延迟发现，如果能够早发现，病毒R0值再高也不用害怕，“关键是医院管理者能不能说实话，发现了阳性不上报就有问题。所以发现阳性不是你的错，但是发现阳性不报就是你的错。”实际上，在上海疫情期间，大多数医院都遭遇了院感。上海作为医疗水平最好的城市之一，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地区一旦遭遇疫情，又当如何？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近期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介绍，基于奥密克戎的特性，中山医院最早提出，密接者隔离七天即可。而如果严格按照此前的感控要求，感染者和密接、次密接全部被拉走，这会给处于应急状态下、本就医疗资源紧张的上海带来更大的压力。胡必杰说，在上海疫情中，中山医院遇到了5例患者手术以后发现核酸阳性的情况，如果按照此前的防控要求，手术室内以及接触这个病人的医务人员均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两周。这会直接导致“非战斗减员”。另一方面，中山医院使用的是层流手术室，在医务工作者做好防护的情况下，进行手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在这种背景下，上海的医院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略决定，让感染了且症状较轻的医务人员继续工作。上海这样做，自有其疫情大规模爆发的现实局限性。但是对于其他地方，为了保证医院不成为疫情的源头，从医院到政府，无一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落实感控工作。一名院感科主任告诉八点健闻，现在很多医院的资源都被大量用来“防御”，然而很多非传染病医院本身并不是设计来隔离传染病的，当疫情来袭，医院们投入资源和精力用来抗击疫情，就会直接导致原本的日常工作难以开展。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人手不足。疫情下的医院，恨不得每个医务人员都要分出三头六臂来工作，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要加强院内感控，还要大量医务人员外出负责核酸采样。医院的生存依赖病人。但在疫情下，医院只选择收缩业务范围，暂停某些科室和服务，最终门诊量下降，医院收入骤减。不得拒收病人的要求横在医院头上，奥密克戎下的医院左右为难。奥密克戎之下，“三区两通道”

5月2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凤凰卫视记者问：网上有声音称，接种新冠疫苗后患上了白血病，两者是否有关联？在一波“需要加强脆弱人群疫苗接种”的呼声中，疫苗安全性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新冠疫苗致白血病的情况是否存在呢？新闻发布会上，中疾控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回应称，接种疫苗后出现的症状和疾病与疫苗接种是否有关，相关判断要遵守规范流程，并要有依据。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王钧告诉八点健闻，（判断二者的关联性）要看国家历年来白血病发病数据，如果这两年的白血病年发病率确实有升高，应做所有可能相关因素的统计分析，但“从白血病发病机理上来看，我个人认为，它与新冠疫苗没什么关系”。多名血液病学、流行病学和传染病学专家也均对八点健闻表示，从生物基础和作用机制上看，暂时没有发现新冠灭活疫苗短期内导致接种者出现白血病的科学证据。在著名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文献搜索引擎Pubmed上，用新冠疫苗与白血病为关键词去搜索相关病例，不会搜到任何相关的病例报告，得到的大部分结果反而是关于白血病患者能否接种新冠疫苗，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篇幅在讨论新冠疫苗能否在白血病患者体内激发出足够的保护抗体。而对于接种完新冠疫苗后被诊出的白血病，多位专家向八点健闻提到，不能排除偶合的可能。所谓偶合症（偶合反应），指的是疫苗接种过程中，受种者正好处在一个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发病前期，疫苗接种后巧合发病。因此，偶合症（偶合反应）不是疫苗接种引起的，与疫苗无关，也不属于接种后的不良反应。而中国目前的新冠病毒疫苗覆盖人数已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91.22%，接种剂次已超过33亿次，年新增8.5万左右的白血病患者，按比例来看，便几乎会有7万多人在这一年中曾经接种过疫苗。如果因为时间安排凑巧，接种时间刚好在确诊时间附近，偶合反应便发生了。在科学层面，建立两个事物间的关联需要证据。而疫苗与不良反应间的因果关系，需要统计到这种严重不良反应在人群中的发生率有升高，和发生这类不良反应的合理机理解释。这在一些经典的疫苗不良反应，类似减毒脊灰疫苗导致接种者患上脊灰的例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逻辑链条。然而，本次涉事的疾病——癌症，又是一种致病机制十分复杂的疾病，大部分癌症是一果多因的。究竟是哪种或哪几种因素促使了疾病的发生，其中哪种因素占比更重要，这些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一位研究疫苗不良反应的专家提到：“我们很多判断都是靠经验，相对有用的证据需要更大规模的流调数据分析。”科兴去年发布的巴西和智利的三期临床结果均已显示了较好的安全性——多数不良反应为轻中度（1级或2级）。截至目前，已有接种剂次以亿计的南美尚未报告白血病和疫苗接种相关。然而，不管是科兴还是国药，在中国的大规模临床数据和真实世界数据，目前却还没有相关的披露。要搞清楚新冠疫苗接种与白血病的关系，多位相关专家都提到，要去收集数据，收集大样本的接种数据，或是对某个地区进行更细致的调研和统计，利用这些真实世界的数据，来搞清楚每一个免疫接种后不良事件究竟是什么。这关系着我们的疫苗不良反应鉴定和赔偿体系，也是我们对该疫苗更好的认识。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唯一一次发布的COVID-19疫苗安全性监测数据，文件中，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头晕、乏力、恶心等；例数较多的有过敏性皮疹、血管性水肿；而“过敏性休克、喉水肿等急性严重过敏反应极其罕见，及时救治后通常无严重后果。”而白血病，目前不在列表中。一年没有公开的不良反应监测系统对于疫苗接种的不良反应，动态、透明且及时的数据公开，本身就能有助于大众建立对国产疫苗的信息。信息越公开透明，对于解除疫苗犹豫的帮助就越大。作为疫苗监管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监测（简称AEFI系统）已经建立了十余年。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北京亿安健康免疫研究中心主任和脊灰项目研究员彭向东曾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指出，中国的AEFI系统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包括系统的灵敏度、透明度、数据公布的及时性、分析效率等多个方面。然而四年时间过去，这套系统效果如何？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数据依旧非常少，而且透明度也不够高。2021年5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4月30日的新冠疫苗安全性监测数据，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阶段性对疫苗不良反应数据进行了不甚详细的公开。当时统计接种了2.65亿剂，不良反应报告率为11.86/10万剂次，其中一般反应占总数的82.96%；异常反应则占总数的17.04%。异常反应中，严重异常反应的发生率为0.07/每10万剂次，不足万分之一。这份文件列举了几项一般反应和异常反应的症状，但是对于不少人最为关切的严重异常反应，除了基础数据以外没有其余信息，也无从得知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已经完成至少115亿人次的核酸检测。未来也许更多，正值国家开始大范围建设“15分钟核酸圈”之际，核酸检测从应急到常态，意味着天量的检测量，也意味着数以千亿计的费用——根据东吴证券的测算，所有一、二线城市常态化全员核酸的年成本约为

新冠两年间，伴随疫情而来的巨额的订单、泼天的富贵，各种实打实的造富神话接连上演，将核酸检测这个单一检测项目的营收从不到十个亿直接带到数百亿，相关从业人数则达到了十几万……尤其是5月以来，国家相关部门提出，在大城市要建立步行15分钟的核酸采样圈，为中国即将进入的常态化核酸时代勾勒了形象，也勾勒出了即将到来的巨大的核酸检测订单。然而，一年数百亿市场的美好未来背后，是这个三四千种检测项目中曾经高冷的小品种，变成了标准件，也变成了白菜价。公立医院从大规模检测中逐步抽身，社会采样队伍异军突起，但后方的大型检测机构、投资者却已不再留恋。“现在掉头已经晚了”，也许是明年，也许是后年，相关企业将经历一段“磨难期”，因为所有传统核酸检测项目加起来也无法装满已被撑大的口袋，没有人能回答，买下的设备，扩建的厂房，应急招聘和培训的员工，该作何处置？一个注定的结局和一个几乎可以预见的窗口期，仿佛又给予了这个在不确定中魔幻般长出的产业一定的确定性。既然已注定回到幕后，面对行业现实，“没有氛围”，政策、人才和资金仍有缺口，这个习惯于靠销售模式打天下的产业又将去向何方？十年不开张的小众赛道新冠之前，在拥有三四千项检验项目、号称千亿蓝海的体外诊断市场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新冠核酸检测所在的病原体核酸检测都不像是有市场前景的业务。一方面，像新冠核酸检测这种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机体及外来病原体的核酸物质或其表达水平进行检测的分子诊断技术，还未成为检验主流。实际检测产业中，项目占超九成的生化、免疫诊断、血检才是最重要的细分市场。另一方面，即使在分子诊断中，在后来的基因检测热潮中，明星业务也是新一代技术与百亿产前诊断和肿瘤基因检测新市场，而非病原体核酸诊断。在新冠之前，与病原体有关的核酸诊断项目，几乎看不到“形成规模”的可能。2019年，据第一创业证券预测，国内分子诊断市场的整体规模约66亿，pcr市场约占一半，而这其中，包括仪器在内，与病原体有关的核酸诊断市场不过10亿的规模，以HBV（乙肝）、HCV（丙肝）、HPV（人乳头瘤病毒）、呼吸道病毒检测为主。而在新冠核酸检测中，用于进行病毒核酸扩增的PCR技术是一种成熟于上世纪末的检测技术。长期以来，PCR检测是第三方医学实验室、基因检测公司的必备项目，但由于需求量小，“提取扩增核酸”在实验室中是一种相对高冷的业务，需要有一定年限的实验员才能接触到核酸操作，因为“对专业背景要求也比较高”。彼时，第三方医学实验室（ICL）的生存空间在二级及以下基层医院和民营医院中，在特检专业化中。检验科作为医院的一大收入来源，在取消药品加成、两票制等改革背景中显得尤为可贵，三甲医院作为医疗服务的主力对检验业务进行外包的意愿不高。从欧美学来的三方检验模式植入国内出现了水土不服，疫情之前，普检项目已是红海。2017年，我国的第三方医学实验室已达689家，区域病理诊断中心185家，但ICL整体渗透率仅为约5%，而海外成熟市场的渗透率均超40%。“规模经济”是ICL的最基本逻辑。第三方医学实验室希望能将小医院没钱做、三甲医院做不精的检验项目统一起来，要把物流体系统一规范起来，利用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因此，跑马圈地对ICL尤为重要。2018年，迪安诊断、金域检测、艾迪康、达安基因四家龙头企业就占据了70%的市场。激烈的竞争让一些小型检验机构濒临淘汰。在疫情之前，体外诊断行业的种种尴尬已经显现，靠销售模式打天下的上游设备和仪器面临着国产化的难题，“国产设备故障率高，试剂能用但不稳定，今天一个值明天一个值”，“一些销售出身的老板本身就不重视技术研发，员工激励做得不到位”。而在这种种未解决的困境都在突如其来的新冠检测大潮中被稀释了，只有这项成熟度极高但曾经因为应用规模小、“价格降不下来”、“对从业人员技术要求度高”且投产比低的边缘项目被无限放大，并成为了近两年百亿新冠检测市场的起点。开张吃十年：挣到了过去10年、20年都赚不到的钱4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副主任李金明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完成约115亿人次的核酸检测，这意味着平均每个中国人做过8.02次核酸检测。百亿次检测的背后，我国核酸检测能力从2020年3月的126万管/天，增长到今年5月的5700万管/天——两年来，中国几乎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产业。尽管在近期集采和调价的压价声中出现了利润变薄的声音，但多位从业者告诉八点健闻，这只是“赚多与赚少的差别”，与之相对应的，是检测量的提升，绝不代表没钱可赚。而在此之前的两年间，“企业可能挣到了过去10年、20年都赚不到的钱”。金域医学在2021年年度报告中写道，“近两年来，由于新冠疫情暴发，作为病毒感染检测的标准方式，核酸检测需求大幅增加，部分‘僵尸型’第三方医检企业被激活，也让区域性第三方医学实验室快速发展”。在疫情之前，这部分“僵尸企业”，没有业务量，房租、人力、机器是纯投入成本，“以前一次PCR要80-150元，那时并非暴利，因为量比较少，设备100万左右一套，装修100万，人员上最起码配备2-4人。整体投入巨大，但如果一周做不了几十份检测，那就是在亏钱”，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告诉八点健闻。以“亿”为单位的新冠核酸检测，塑造了整个产业链。2020年，率先通过核酸试剂审批的华大基因、圣湘生物、达安生物、东方生物全年营收增长在199%-1203%不等。两年间，ICL企业增加了200多家，融资事件屡见不鲜。5月18日，靠疫情扭亏为盈的云康集团于港股上市，其招股书中写道，2020年和2021年COVID-19检测业务毛利率分别为63.6%和56.8%，两年间核酸检测收入约为15.3亿。2020年8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进一步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工作方案》，方案要求，“全国所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各级疾控机构以及县域内至少1家县级医院具备核酸采样和检测能力”，两年后，中国有1.3万家医疗卫生机构可以开展核酸检测。一家县级医院，可能做不了无创DNA产检，但大概率可以做核酸检测。公立医院之外，截至3月底，全国建设了100家公共检测实验室、780家城市检测基地，第三方医学实验室超过820家。早期完成投入的头部公司已进入躺赚模式，机器越转越快，人员越用越少，“核酸检测交由专班运营即可”，成本越来越低。两年间，像口罩一样，检测企业经历了一波出海游，“去年海外疫情暴发时，出现了巨大应急需求，此时，国内产链业影响不大，就打了个时间差”。就连经销商也赚了个盆满钵满，一位经销商感叹，“看别人做新冠出口，之前一年20多万，这几年动不动就80万”。后常态化核酸时代，巨大的产能谁来接盘？3年间，籍这个小品种之力，整个行业迅速走完了其他行业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周期，大部分企业尝到了成长的甜头，然而，这个天量的单一需求会给这个依靠技术驱动的产业带来什么？第三方医学实验室的盈利需要规模效应来压缩成本，但多数从业者却不得不承认，因为提取、录入等环节自动化程度不高，导致，巨量的核酸检测工作几乎变成了一个人力密集型的“苦力活”。一位相关的从业者向八点健闻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这只是一次性的单个业务的猛增，却不是实验室长远能力建设的积累，实验室并不会因为做了新冠核酸检测的工作，能力水平得到什么样的提升的。”先入的、后来的都冲进来挣了一波热钱，但核酸试剂组分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实验室建设是复制能力的提升；海外市场应急审批关闭后，该进不去的依旧进不去；技术人才、研发能力仍然是稀缺品。新冠大潮过后，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前述从业者进一步分析：“检测量增加，操作人员要增加，机器也要被占用。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很难再靠规模的增加，把边际的成本进一步降下来，规模经济几乎变成了一种规模不经济。而这种规模不经济的另一面则是：一旦未来不需要做如此频繁的新冠核酸检测了，这些设备和人员马上变成闲置。于是，等到常态化核酸的阶段结束，这些积累下来的庞大产能，几乎很难找到相应规模的替代业务。”在整个上海，疫情期间的日核酸检测能力从100多万管增加到了850多万管，“几乎每一家都在想办法扩产能”，上海某第三方检测实验室的创始人向八点健闻介绍。在那家公司，为了完成疫情的核酸检测，把PCR仪从20几台扩张到了近300台，单仪器设备方面的投入就达数千万，而（大规模核酸的需求结束之后），“你很难想到什么别的业务能够用到这么多台仪器”。从一定意义上，核酸检测产业所面临的退出路径问题，曾经是同为新冠概念产业的疫苗产业思考过的问题。2020年时，疫苗产业曾经担心，如果新冠结束了，这些新冠疫苗生产线会不会被闲置？然而后来却发现，疫苗注定会成为一个需要每年持续接种的品类，而核酸检测产业，却不一定有这种幸运。不管是为扩张的产能找一个出路，还是为实验室进一步发展寻找更好的着力点，目前看来，留给这个行业的时间窗口也许并不长。有流行病学专家告诉八点健闻：考虑到要退出严格的物理隔离政策，需要高效的疫苗和疫苗接种率达到相当的程度，而要达成这些目标，1到2年也许是个合理的时间，而这，正是留给三方实验室们找到出路的时间。迅速膨胀的巨量市场、几乎确定的结局和可以预见的窗口期，又给予了这个在不确定中魔幻般长出的产业一定的确定性。那就是，裹挟其中的人们几乎都知道，这样的市场不可持续。据悉，相关领域的投资人们目前已“都投下一个热点去了”。对于身在其中的企业，关注产业动态，在疫情期间快速推出上海疫测达平台的中国信通院上海工创中心数字健康事业部张宇鸣总经理介绍，“进入比较早的公司，可能成本已经收回了，面临的问题只是将来如何消化本次扩张的产能”，而头部企业疫情前技术能力强已经在其他各赛道也充分布局，他们时刻关注需求退潮后的业务切换出路。一位某国内Top3ICL机构的从业者向八点健闻透露：“新冠检测方面继续维持之外，他们的重心早已转移到了以分子诊断为核心的特检类项目”，后者有更高的技术要求、更高的利润，以及广阔的增长空间。这位从业者认为：随着新冠检测价格逐步下调，行业内规模小、技术单一的小型第三方医检机构开始逐渐抛售，行业有望出现一轮洗牌，而后进一步趋向集中化，这也是国际上ICL产业的发展趋势。提升产业的集中度，为提升渗透率打下基础，几乎是订单量暴涨的疫情时期为这个产业留下的最好的“遗产”了。然而，这些遗产的背后，巨量的市场，却并没有在这个领域完成真正的人才和技术积累。疫情之前的体外诊断领域“整体氛围并没有起来”，一位行业投资人举了创新药的例子，“创新药是因为人才回国和投资热潮，带动了整个行业”，但在体外诊断领域，“疫情只是让相关企业解决了资金问题，但大多企业还缺乏很好的员工激励机制，人员待遇和更多的优秀人才流入的仍是难题”。一场新冠疫情为这个产业送来了泼天的富贵，但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核酸检测产业，却几乎不可能经此一役便开始雄霸舞台中央。于是，结局只能是一场后劲乏力的昙花一现和一地鸡毛。

1.4亿人次参保——这是惠民保创下的不可思议的纪录，尽管这款在从业者眼中违背了行业逻辑的“四不像”产品一度不被看好。自2020年“惠民保元年”以来，截至2021年底，短短两年内，全国已有28省、244个地级市推出惠民保，共计177款，1.4亿人次参保，保费约140亿元。根据思派健康的估算，各地新一轮投保期参保率平均增长20%-30%，续保率60%-80%，总体平稳发展，“没有特别明显的亏损”。在各地政府言之凿凿的背书和尽心竭力的支持下，惠民保“死亡螺旋”的诅咒似乎正在慢慢消退，新的局面在缓缓打开。改变逐渐扩散到行业的其他重要环节，包括药企和公立医院。浙江省医保局二级巡视员王平洋告诉八点健闻，在浙江，惠民保一年多来给各大公立医院共计带来了十几个亿的收入，“对医院手术量提升是很有帮助，医保目录外药物销售也有增加。以前很多病医保不能全部报销老百姓就不看了，现在有了惠民保就不一样了。”内部资料显示，2021年，绍兴越惠保为浙江的10家大医院赔付共计2.5亿元，占总费用的5.3%。赔付金额最多的疾病是各类肿瘤和慢性病，赔付人次33万次。医院之外，药企们的态度也从观望到拥簇，对惠民保特药目录中的席位“已经到了开始争抢名额的地步了”。CGL猎头公司合伙人王寿勇介绍，受惠民保发展影响，在高值创新药支付难的背景下，近3年来大药企纷纷成立商保部门，“排名前20药企基本都有”。他们从保司挖来精算、产品、运营、商务、风险合规等一批人才，摩拳擦掌，准备借着惠民保在创新支付渠道大展身手。看上去，昔日耀眼但争议缠身的“网红”正登堂入室，朝一个真正的“支付方”的雏形走去。但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席卷一亿多参保人后，惠民保发展的隐忧仍然存在：即便躲开了死亡螺旋，如何不从钢丝坠落，掉入穿底的渊口？医保控费尚且难，商保控费出路在哪里？离开了政府，还能独立行走吗？大药企的新部门反商保逻辑纳入带病体的惠民保，在过去一年收获了越来越多药企的关注，从顺带着做的试水产品逐步变成一种公认的支付补充渠道。

持续两个多月、累计61万余人感染的上海疫情，开始步入了尾声。但本次疫情中的一个最关键的数据——死亡人数，则令人困惑。截止5月14日24时，上海的累计死亡人数已达571人，如果用确诊人数57114作为基数计算病死率，达到了0.999%，当然，如果加上庞大的无症状感染人数，病死率还不到0.1%。病死率，是我们在对疾病社会危害进行评估时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而死亡，是一场全球大流行最为极端的影响，也是各国权衡各种因素选择应对政策时，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然而，遗憾的是，在错综复杂的真实世界中，如何科学地统计死亡率，厘清模糊的灰色地带，一直都是世界各地面临的难题。这个问题如此之复杂，以至于针对新毒株奥密克戎的病死率，目前，全球各地尚未达成一个共识。在目前报告的奥密克戎大流行的病死率数据中，新西兰较低，过去4个月的病死率只有0.07%，低于季节性流感（0.1%）；紧随其后的新加坡和韩国，病死率为0.1%；日本等国的病死率数据也在0.1%上下。而香港是截然不同的情况，其第五波疫情的病死率高达0.75%——4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指出，奥密克戎变异株在中国香港的病死率约为季节性流感病死率的7-8倍，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然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病死率，不仅与病毒本身的特性有关，还与当地死亡统计的口径、确诊病例的报告情况，甚至，当地的疫苗接种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将病死率和与其相关的多个参数放在一起，透过这些千差万别的病死率及其背后各具特色的原因，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本次疫情中的那些死亡，告诉了我们什么。因新冠而亡，还是伴随新冠而亡？如果一个人感染新冠病毒后车祸身亡，他的死因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患有严重糖尿病、高血压或心脏病，甚至处于癌症终末期时，感染新冠、最终死亡，应该如何划分死因？如何判定新冠死亡，是新冠的死亡统计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在中国香港第五波疫情中，流行病学家们就面临一个极端的案例，一位从高处坠地离世的死者，因检出新冠病毒阳性，被计算至新冠死亡病例中。香港依循了大部分欧美国家新冠死亡统计的标准：死者只要在首次阳性样本收集日期的28日內死亡，就计入新冠死亡病例，而不会区分究竟是死于新冠（die

随着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4月下旬的一纸裁定，恒康医疗的重整计划被批准，它也暂时告别了破产和退市危机。这个曾经的中国民营医疗第一股，见证了中国医院并购最狂热的时代，也走过了一轮医疗服务概念股盛极而衰的完整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它曾是最闪亮的明星：以独一味起家的恒康医疗，在收购了数十家医院后，市值一度高达346亿人民币——而背靠国资委、坐拥超过百家医疗机构的华润医疗，市值最高时不过165亿港币。但溢价收购和粗放式的经营也给恒康埋下了失败的注脚：两年亏损累计超39亿后，恒康医疗于2020年被证监会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与此同时，此前高杠杆收购带来的债务危机开始暴雷，资不抵债，市值一度缩水至30亿，不到巅峰时期的十分之一。虽然跌入谷底，但此后两年，围绕着中国民营医疗第一股的破产重整，多家大型医疗集团、制药公司、投资机构、基金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恒康作为上市公司的母体债务缠身，2017年、2018、2019连续三年，负债达59.06亿，59.01亿和47亿。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旗下医院的资质却“相当不错”，它们多是当地的人民医院改制而来，是营利性医院，其中还不乏区域性的龙头医院。最后，新里程医院集团胜出，成为恒康医疗的重整产业投资人，和它联手的，还有5家财务投资人——合音投资、大河融智、深圳通芝康、五矿金通、成都振兴嘉业。根据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6家重整投资人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的方式，向恒康医疗增资总计17.94亿——其中新里程10.49亿，5家财务投资人7.45亿，用于解决部分债务危机、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发展恒康医疗旗下的独一味制药公司。早在2020年底，为避免破产清算，新里程已经购买引发恒康债务危机的两支并购基金的大部分份额，耗资9.33亿。单是新里程一家，就为本次重整付出了近20亿的真金白银。报偿是新里程获得恒康医疗25.3%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和实控人，入主恒康医疗。恒康集团旗下的11家医院——其中3家三级医院——和8000多张床位也将进入新里程医院集团。受到新里程重整计划的鼓舞，在过去一年医药股整体腰斩的行情下，恒康医疗的市值仍然上涨了近8成，市值回到55亿元上方，和华润医疗体量相当。此次重整被批准之后，作为医院并购市场的后起之秀新里程医院集团，床位数将达3万张，仅次于此前并购了宝石花的通用集团。生于泡沫，死于泡沫万物皆有周期，民营医院也有自己的兴衰轮回。恒康发迹于2012年——国务院联合五部委发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后，以恒康的创始人阙文彬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嗅到了机会，开始大举进入医疗服务行业。恒康医疗在2012~2017年5年间利用高杠杆，累计出资43亿元，并购了19家医院及医疗机构。在2015、2016年医院并购市场最火热的时期，高调入场的不只有药企，还有房地产商，甚至有卖茶、卖珍珠的上市公司，一掷千金买下家医院，驶入医疗服务这个快车道。以工程投资起家的神州长城，在2016年，宣布将“医疗健康产业”作为另一发展重点，在还没有陷入债务危机之前，这家公司怀揣着一个医疗梦——收购100家医院，打造一个医疗集团。在上一轮周期，在政策与资本的催化下，充斥着让专业投资者都退却的狂热与泡沫，如果只能用一个字总结这段历史，那么恒康医疗股价曾经一飞冲天又极速坠落而写成的“A”字形态，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脚注。

近日，江苏睢宁防疫人员“入户消杀”的视频意外流出，挑动了不少网友的神经。视频中，身背消毒喷雾器的防疫人员“消杀”过后，整个家中一片狼藉。极具冲击力的画面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更有不少人质疑该做法是否有据可依。实际上，安排防疫人员进入阳性感染者家中进行“消杀”，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就一直在这样执行。近期走红的“入户消杀”，实际上是“终末消毒”（Terminal

核酸检测开始变得和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重要。一开始是穿梭不同城市，出入机场火车站，然后是住院就医，再后来是乘坐地铁公交、逛商场、图书馆……核酸检测从出差旅游时需要递交的附加证明，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当各地防疫政策将社会切割成一个个方形网格，核酸阴性证明成为普通人努力维系正常生活的通行证。失去“48小时”核酸证明容易让人有种强烈的不安感，在公共服务点做核酸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人们习惯了做核酸，就像习惯了戴口罩、出示健康码行程码一样自然，各种健康证明交叉验证，只为排除潜在感染风险与可能。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江苏、南昌、无锡、盐城……大大小小的城市纷纷提出“1530”核酸服务圈——做核酸步行不超过15分钟，排队不超过30分钟。这项全民核酸检测运动已经上升到国家高度：成千上万的“核酸采样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高通量、自动化核酸实验室紧急落成……5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指出，大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各场所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影响是长远的。它不仅仅是一项项的防疫政策调整，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对我们生活方式的重塑。保卫核酸码：五一假期，做了9次核酸做完第九次核酸，K的假期大闯关终于告一段落。这个五一，我们的朋友K要从江苏苏州去往广东湛江，参加朋友的婚礼。在正常的日子里，K会先坐火车再到邻近城市乘飞机前往，但苏州4月的疫情让K变成了带星人员。疫情之下，绝大多数的中转地只要一出火车站就会被带走隔离，只有同省的南京开出了一条口子，提供一份24小时的核酸证明便可以接受中转。紧接着K开始将核酸证明时间与车票时间进行“卡点”匹配。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核酸码，江苏的24小时时限，从采样的那一刻就开始计算。K在抵达任何一个城市前，至少会拨通三个电话：市卫生服务热线、机场/火车站、酒店。当所有的接线员都予以确认，才能初步判断一趟旅程可能成行。48小时核酸已经成为多个城市往来的标配，少数接纳带星人员的城市，则会要求核酸检测时间进一步缩短为24小时之内。出发、中转、抵达，K必须在每个环节确保核酸证明在24小时之内，而且每到一个城市，立即做一份当地的核酸。K会随时准备两份核酸，一份已出具的24小时报告，一份等待检测结果的报告，因为前一份核酸在到达目的地时就很可能过期。有次前一晚刚做完核酸还在有效期内，第二天早上就有社区人员登门，要求当天到指定地点再做一次核酸。每看到一个采样点，K都不会放过，因为必须不断确保核酸在24小时之内，“多一份核酸、多一份安心”。不止是K，从今年开始，几乎每一个有出行需求的人，都在保卫核酸码。从南至北，这些城市连起线来是中国的经济长廊，从进出各城市需要核酸证明，演变到进出当地的公共场合也需要出示核酸证明。而核酸有效期根据当地和临近城市的疫情态势不断调整。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悄然诞生。继红黄绿码之后，4月15日开始，武汉给未参加应检尽检的人群赋灰码。北京健康宝会用弹窗来提示参与核酸检测，许多城市的健康码都会突出核酸检测的时效，“24”、“48”、“72”，明晃晃的数字十分亮眼。一位深圳的公关从业者说，进入办公楼、回社区、各公共场所都要看核酸，他只要失去48小时核酸证明，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一位大连的大学生介绍，每次核酸记录必须上传“今日校园”APP，否则会被辅导员谈话，就连教学也会为核酸检测让步。群聊也被核酸攻陷，领导们发话“明天、再一次、熟悉的流程”，成员们第二天像机器人一样开始了核酸接龙。一旦漏检，生活将失序。4月底武汉某高校因为大暴雨取消了原本两天一检的采样，当天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变成了灰码，超市、图书馆、体育场、校园都无法进入。碍于门口累积的人越来越多，保安不得不无视健康码要求予以放行。人们开始习惯每天像上了发条一样去做核酸检测，担心哪一天忘记参加，不能出门，影响工作。不仅是学校或单位要求，正常的娱乐生活也需要提前规划核酸，哪怕是一场电影、一顿饭局、一次健身。基建竞赛：打造15分钟核酸服务圈以前，采样点是一个拥有蓝色帐篷和棕色书桌的地方。两年多来，它们从医院慢慢扩散，在地铁站、居民区、写字楼、商圈、公园、广场扎根。一开始，一段时间的核酸检测做完，蓝色帐篷就会撤走，后来由于使用频率的提升，帐篷和桌凳干脆滞留在原地。一些悠闲的人们晚上开始在帐篷底下挂个小灯，几个桌子拼一拼，搓起了麻将。采样点作为一种景观，成功融入了公共生活。天风证券“常态化核酸检测梳理”报告指出，按照采样点日负荷3000人计算，一座人口两千万的城市，需要设置6667个采样点。而在中国，人口超千万的城市有18个，超500万的城市有91个。采样点如“军备竞赛”般铺开，北京丰台开设1065个采样点，无锡2600个，上海和杭州的计划分别是9000和1万。各地政务新媒体平台或地图APP上能够查询附近点位，就近检测，还有一些小型流动采样点，它们一起构成了全民核酸时代的“新基建”。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布局采样亭，它们是一个全封闭、温控风控调节的集装箱，并且有一个具有迷惑性的名字——健康小屋。比起帐篷，健康小屋不受天气、时间影响。当核酸检测从“应急”到“常态”，原本承担应急采样工作的医院正在艰难地平衡日常诊疗与支援任务，人员捉襟见肘、缺口极大。按照3月份发布的《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建议“一个采样台由2人轮换，每人每小时采样120人”的测算公式，核酸采样人员数=人口数÷360”。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所有一线、新一线及二线城市人口总数约为5.1亿，共需储备采样人员约140万。杭州市西湖区某社区卫生中心工作人员告诉八点健闻，“以前两个社区拼了一个点位，常态化后就一下子分出来很多检测点，现在人手很紧张”。一位北京地区的医务工作者介绍所在科室的情况，“某天一线医生和下一个班组因弹窗无法到院，医院里很多包括主任级的医生去支援核酸检测，留守者承担了更多的工作量”。为了补足采样缺口，深圳、杭州等地多家医院和第三方检测中心开出了“300-500元/天”、“月入过万”的高薪向社会面招募采样员。5月4日，北京顺义区卫健委在其公众号发文称招募的“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蓝天救援队队员、有校园学生、有退休的’顺义大妈’......他们经考核培训通过后参与到核酸采样工作中来”。在招募了10名采样志愿者后，上述西湖区某社区卫生中心“就能基本维持正常诊疗工作了，白天志愿者负责采样，在职职工晚上下了班去轮换”。武汉市某区妇幼保健院逐渐摸索出一套巧妙的支援人员安排，“当有疫情时，医院美容科、中医科就诊量就会大幅走低，我们会先从这些科室抽调支援队伍，等疫情过去，科室慢慢地有病人了，我们再把这些人调回去”。尽管按照指南，每个采样台每小时可采集120人样本，但在八点健闻了解到的有限案例中，有采样员能在半小时至一小时左右采完两三百小学生，有“熟手”一上午4个小时共采了1200人，但若是上门采样遇到了结构复杂或是无电梯的老小区，“1个人上午采12个人就顶天了”。采样资源分布平均并不容易。在一些老旧的居民区，老人多，采样点常常闲置；而高层的现代小区，又时常需要排上一个小时队。小城市基本难以维系“采样检测”的庞大系统。从广东老家小镇前往深圳的黄嘉（化名），第一次遭遇了核酸拥堵，镇卫生院的检测能力只能为重点人群采样，来自低风险地区的黄嘉需要前往市级定点医院，他破天荒地等了一个半小时才做完核酸。要知道，他3、4月份一共在深圳做了38次核酸，每次都不超过20分钟，最快的时候“即做即走”。是什么支撑起了以亿为单位的常态化核酸检测？“基建狂魔”的另一端是检测实验室的急速扩容。但相比采样端，检测端的变化并算不激烈。气膜实验室、方舱实验室，PCR仪器，经过统一调配补全缺口。检验人员一边通过临时招募，一边通过自动化设备替代。在遥远的2020年5月，武汉第一次提出“十天大会战”全民核酸检测时，没有人预料到，中国的检测能力在短短的两年内会发生质的飞跃，已完成约115亿人次的核酸检测。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全世界只有我国可以通过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迅速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快速控制疫情”。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截至4月中旬，中国开展新冠核酸检测的医疗机构有1.31万家，技术人员近15万人，检测能力可达到每天5165万管，另有百家公共检测实验室、820家第三方实验室和780家城市检测基地。检测价格一降再降，北京、河北等地的单管检测由每人份28元降到了19.7元，混合检测最高限价由每人份6元降至3.4元，不少城市社区还可以免费做。在最近18省联盟集采中，检测试剂出现了3.2元/份、震惊业内的“超低价”，“利润非常薄”。多位销售人员告诉八点健闻，各地政府为保障仪器供应对几个品牌的pcr仪进行了集中管控调配，复工复产后，市场上流通的设备、采样亭均在降价。北京、南京、上海等多地仍在紧急扩建检测实验室。3月，深圳在全市9个火车站、1个机场搭建了核酸检测实验室。大规模检测期间，检测人员也需要从检验科抽调支援，一般实验室检测量的计算单位是“24小时”。八点健闻了解到，增设一处方舱实验室的预算一般80万起步，三舱体气膜实验室的价格约为60万，一些关键设备如96孔pcr仪的市场价格也超10万。华大基因传染病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陈唯军告诉八点健闻，目前从提取到核酸扩增的过程自动化程度较高，在规模化检测的过程中，采用自动化设备也会降低成本，“但提取-扩增程序之前的样本分拣却只能有人工来完成，一批样本的分拣过程可能会耗费2-3个小时，而自动化提取及扩增过程只需要1个多小时”。“更贵的是人工成本”，各地为实验员开出的月薪在几千到几万不等，而在检测量暴增的上海，某三方检测机构为短、长期检测师开出的薪水是“1500-2000元/天”。根据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陶川等人的测算，所有一、二线城市常态化全员核酸的年成本约为6700亿，以72小时核酸为准可增加相关就业岗位49万个。不过，在免费常态化检测的城市中，该项费用以单向的资金流入为主，一般由医保和财政共同承担。检测质量、把握管控的力度和精准度仍是难题。4月22日发现本轮首发感染者的北京市朝阳区，在禁堂食、控制楼宇到岗率、实施全员居家办公后，于5月6日宣布“社会面仍存在零星散发病例传播途径尚未完全阻断，将继续开展新一轮区域核酸检测”。4月以来，上海、湖南、安徽、北京都曾出现医护人员、核酸采样人员感染的情况。北京卫健委近日通报发现了多例感染者出现呼吸道症状后核酸检测仍为阴性的情况，并在飞行监督检查中发现个别核酸检测机构存在送检不及时、报告不准确、实验室管理不严格等问题。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分析，“出现症状后核酸检测仍为阴性的原因，首先是个体差异，他们是‘随机弱传染者’；其次是由于接种了疫苗使得感染者的病毒脱落时间短、病毒载量低；除此之外，更为常见的原因是混检导致检测效率下降，尤其是鼻咽拭子采样时，操作不规范导致了采集的人呼吸道上皮细胞质量不好、数量不足”。陈唯军告诉八点健闻，用Ct值来判断是否具有传染性并不科学，当前，Ct值≥35的康复期患者显示其无传染性，但对于正处于感染、发病进展中的患者来说，即便Ct值≥35测得核酸阴性，在接下来的时间中病毒也会不断复制，宿主便有可能传染他人。不同试剂盒也有不同的判定标准，如果统一采用所谓Ct小于等于35（来判定感染），这也会带来“假阴”的可能。武汉某社区卫生中心医务科负责人认为，“（采样量）大幅超过指南数字，大概率能说明要么他采样不规范，要么消毒没做好”。但只要没出现阳性，也不会有人追究采样质量。“核酸”连接起来的气泡社会疫情和核酸检测仿佛一套全新的呼吸方式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生态。无处不在的核酸检测正在重新编织集体记忆。从城市到乡村，从内陆到海岛，从老至幼，但凡某地惊现一个病例，哪怕是足不出户的老人、牙牙学语的幼童，都被要求参与到这场全员核酸检测运动中。常态化核酸又将更多人拉入了这个生态圈，大大小小的城市、无数的社会组织和人们都被卷入这场运动。五一长假结束后，K更加习惯于这种“核酸生活”，“毕竟，一张阴性证明，能让你在这个新冠大流行时期获得一定限度的自由。”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及宏观研究团队认为，“常态化核酸检测措施虽然并非能成为完全遏制疫情的’万灵丹’，但可在一定期间内缓解并制约疫情或大规模封控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及整体经济带来的扰乱和冲击”。“奥密克戎两三天传一代，常态化核酸检测至少能保证早发现，且大概率发现时传染性不强、疫情规模不大。”一位传染病专家将城市内的社区、医院、商场比作大大小小的气泡，“常态化核酸能快速发现异常气泡并掐灭，持阴性证明的居民可以恢复工作和生活，无证明者无法进入其他场所，这样就把感染风险隔离在了气泡内部”。整个社会如同一个由无数气泡构建起来的世界，大气泡连接着全国的每一个城市，而在每一座城市内，小气泡连接了每个密集的公共场所。在城市之间、个人生活圈里，都有不同的气泡需要“核酸通行证”才能进入另一个气泡。依据疫情态势，气泡间隙时紧时松，核酸有效期也会压缩或延长。比如当周边地区有疫情发生时，核酸通行证往往要求24小时，当本地疫情及周边城市疫情好转之后，核酸有效时间也从24小时、48小时放松到72小时。当一个城市有高风险地区，只有在“中间地带”隔离点呆满一定时间后，才被允许作为安全的个体进入另一个气泡中。每个城市都在为全民核酸时代的到来打造不同标语——“同心抗疫，保护绿码”

这是24年来中国最大的一次医保改革，也几乎是最为谨慎的一次。它数额巨大，涉及到3.5亿在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1.1万亿资金。它影响巨大，医保个账改革所带来的门诊统筹机制，是终结小病大治，节约住院资金，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医改的必经之路。在它的背后，专业人士和普罗大众之间认识鸿沟却几乎最为巨大。一年前，当那份《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出台，面对着那份要将占医保个人账户缴费一半左右的单位部分将转入统筹账户的文件，公众舆论质问：是不是“我的钱被国家拿走了？”而专业人士告诉八点健闻：“当时我们提的意见是全部取消（个账），留这一半做什么？”到今年4月，文件出台已满一年，据八点健闻统计，至4月26日宁夏发布方案止，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已全部发布地方方案，百多个地市也发布了地方方案，且数字还在持续上升中。在陆续发布的一百多个地市的方案中，八点健闻发现，虽然有的地区能直接调整，有的则需要分两步调整到位，但各地在职职工个人账户比例调整的部分基本与国家方案保持一致，其较大的差异体现在了门诊保障待遇的水平。有改革基础较为薄弱的地方，统筹支付比例分别为50%（在职职工）、60%（退休职工），仅略高于国家标准；一些已有改革经验的地方，如上海，能直接将报销比例和分级诊疗挂钩，从三级到一级医疗机构支付比例达到70%～90%。这是一场艰难却必须完成的改革，十几年的讨论汇集在这一次的方案中，所有的人都在试图寻找一条最优路径：要不要一步到位，取消职工医保个账？动大家认为是“自己口袋里的钱”如何应对舆情反弹？要保留的话，该保留多少？个账改革最终的使命是什么？2021年，一个较为缓和的方案胜出，职工个人账户划拨比例留下近一半，全部由个人缴纳，以工资2%的标准计入；退休人员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以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2%的标准计入；权益置换，改革和门诊共济保障同时进行。这一次，国家出面拿起了指挥棒，给地方改革以支持和信心。“去年文件出台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国家终于’亮剑’了。”青岛医疗保险事业中心主任马青说。然而，更难的问题也许还在后面：改革体量如此巨大，如何分步稳妥进行？如何将这半座山较好地移至指定的“门诊保障”处，而不至于使统筹基金池失衡？个账之山移走了一半，剩下的部分怎么办？谨慎温和的折中方案，却曾遭到最为激烈的反对如果不是媒体解读，也许没有普通民众会留意到2020年的那份“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征求意见稿意味着什么。那份只开放了10天征求意见的《征求意见稿》中赫然提到，未来将个人账户中归属个人的大约一半的资金转为统筹账户共用，提升门诊统筹待遇。那是20几年来，国家医保局对这笔沉睡的个账资金最为大胆，也是最为谨慎的尝试，然而，在社交媒体上，它所引发的反应，仍是始料未及的。医保个账改革，是不是“我的钱被国家拿走了”？这类问题在当时的媒体中频频出现。层出不穷的，还有：医保个账改革，“谁动了你的奶酪”，“究竟动了谁的奶酪”……从一定意义上，由那份征求意见稿激起的来自舆论场的巨大反弹，也引发了更多的人来思考那笔涉及3亿多人的医保资金所面临的一大囧境——一方面，随着住院和大病报销水平的不断提升，统筹资金支出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门诊统筹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医保个账资金只能沉睡在各自的账户中，变成每个医保研究者都知道它的存在，却没人有办法用到的尴尬的“死钱”。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2008-2017年职工医个人账户累计结余从1142亿元增长到6152亿元，平均增速20.57%，增速大于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增速（18.15%）。到2021年，医保基金累计结余的2.9万亿元中，有接近40%来自个人账户。另一个事实是，此次改革前，多地的医保个账基金出现“倒挂”，总额比统筹基金还要多，如青岛曾达到53%，镇江曾接近60%，医保统筹基金捉襟见肘，也倒逼着地方进行相关的改革。然而，与所有的改革一样，这样的改革，至少对于某些群体的人，看上去是利益受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向八点健闻解释：虽然从保障的角度，没有人吃亏，但“不怎么生病，不怎么去门诊看病的人，原来个人账户里的钱多的年轻人，仍然会觉得自己的钱被拿走了，不满意。”“老百姓说你干嘛动我个人账户的钱？我个人账户是我自己口袋里的钱。”马青回忆起青岛曾几次下调个账划拨比例后老百姓的声音。回望当时的争议，多位医保专家向我们提到：所有的问题，源自人们对医保个账是一种“福利”的长期误解。实际上，医保个人账户并不是一种“个人福利”，其有特殊的历史使命。1998年，中国医保全面改革，缴费型医保制度上台。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个人账户只供个人使用的“私有”属性，可以较好地让民众接受“缴费医保”。在全民参保目的达到后，个账的这一历史使命已然完成，却无法自行消亡，反而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来逐步改变它，强化其作为公共基金的共济性。如果说在建立之初，个人账户是那场标志性的中国医保全面改革的润滑剂，那么后来，这润滑剂层层叠加、僵化不动，几乎成为阻碍医保制度健康运作与发展的最大的一座“山”。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2019年，国家医保局直接提出“2020年底前取消城乡居民医保中的个人（家庭）账户，向门诊统筹平稳过渡”，遭遇了沸腾的舆论。于是，在面对另一个涉及面更广，涉及资金更多的职工医保个账时，相关部门已谨慎了很多。然而，再怎么谨慎地表述，面对个账问题，专业人士和普罗大众的认识鸿沟仍然巨大。回想2020年那份几乎引发了舆论风暴的“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一位医保专家向八点健闻直言不能理解，他说：“当时我们提的意见是全部取消（个人账户），留这一半做什么？不是有门诊统筹了，还要它做什么？取不出来用，真有病的时候也管不了大用。”202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颖发表的一篇论文，也曾道出了此次改革的主要争论。“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方案一是分两步推进：第一步是停止资金从单位缴费中划入参保职工的个人账户，第二步是将个人缴费也全部记入统筹基金。”华颖写道，“方案二是一步到位取消个人账户。”在“回归公共医疗保险本质”的共识下，最终，较为缓和的方案一胜出了。从划拨比例来看，这恰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先划一半，留一半，未来再行改革。还有附带一个为个账改革所加的“保险网”：门诊共济保障改革同步进行，明确调整个人账户结构后，“增加的统筹基金主要用于门诊共济保障，提高参保人员门诊待遇”。在华颖等专家看来，这样的权益置换手段，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理解，从而最大程度避免取消个账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然而，从意见稿发布后巨大的舆论反应来看，方案的选择或许是正确的。尽管在纸面上被“包”在门诊共济保障改革的方案下，作为前者的配套改革措施，然而方案发布后，个账改革的条例仍被单独“拎”出来，年轻的网友们议论颇多。为了应对这类的舆论，马青提到，青岛市原社保局做了大量的舆情应对工作，发布新闻稿件解释改革目的与参保人获益，使用一些生动的“话术”：把死钱变活钱，把小钱变大钱，弘扬同舟共济的中国传统文化等。而国家层面同样运用了一系列的舆情应对方式，征求意见稿发布几日内，主流媒体轮番进行了积极的政策解读。2021年4月，当改革方案正式发布，题为“你的医保卡可以让家人用了！”的新闻稿层出不穷。然而，尽管在过去十几年内，已有许多城市采用了家庭成员共济的手段活用个账，效果却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尤为麻烦的一个事实在于，个账的弱化需要搭配上门诊统筹的加强，从而让个人感觉到利益并未受损。但在很多城市，尤其那些统筹基金还面临赤字风险，本该最需要进行个账改革的地方，却因为没有能力进行门诊统筹，失去了降低个账划拨比例的抓手。所有的一切，亟需一场从上至下的改革。对于国家新成立的医保机构而言，改变人们对于医保个人账户的固有认知，挪移已形成多年的利益格局，这是一场必打之仗，目的是要把沉疴分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伴随着争议，改革的齿轮仍坚定、缓缓地行进，向医保个账这座大山碾去。虽然在实操中仍有政策解释的压力，但有了国家意见的背书，地方个账改革更有了正当性。破开山石后的难题，如何“立”门诊统筹？如果说改变个账结构仅是第一步，按照国家方案的既定比例逐步改变即可。确定“移山”的比例后，更难的一步在于，如何将“山”移向该去的方向？地方将如何自主建立起门诊共济保障机制，顺利地完成权益置换？伴随着地方试点的成熟，转移个账资金用以建立门诊统筹基金已逐渐成为了这场改革中的主流，并最终体现在国家方案中。这样的设计有章可循。过去，在板块式的支付方式下，个账实质分担了部分参保患者的门诊医疗费用。但至今我国平均每年每人个账结余大概只有100多元，个账共济性的不足导致体弱多病者在门诊得不到足够保障，从而出现小病大治，为了报销而选择住院治疗的畸形就医行为，住院率连年攀升。并且，在老龄化、医疗水平和日间手术发展等背景下，门诊的作用越来越凸显。2018年，我国慢性病患者超3亿人，慢性病死亡率占比在80%以上，医疗费用占比超过70%，2020年将超过4万亿元。若门诊负担不减轻、就医行为不改变，伴随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疾病负担将越来越重，统筹基金压力将越来越大。换言之，因为过去的个账没能很好地满足门诊就医的需求，现在希望通过门诊共济保障改革来做到，而资金来源正是个账划拨比例的改变。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王震和朱凤梅所做的一项测算中，在多种情境下，由部分个人账户和部分统筹基金共同支付门诊共济账户后，因住院率下降带来的住院统筹基金支出的减少足以弥补因人均就诊次数上升带来的门诊共济基金支出的增加。除此之外，多余节省的住院统筹基金支出又能将门诊待遇保障比例在40%的基础上提高3-13个百分点（参照北京）、9-13个百分点（参照国际平均）。最终，不论是哪个场景，这样的改革下，群众的就医体验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然而，要完成这些改变，却并非件易事。比起简单地改变个账划拨比例的动作，建立门诊统筹机制更像是一座工程，体量浩大，步骤多元复杂，往往需要多方面的改革同时进行，互相配合。首要问题便是门诊费用如何控制，比起住院，门诊就诊的频次较高，监管难度非常大，对地方的信息化建设构成很大考验。“大家在做住院支付制度的时候觉得信息化很重要，我坦率地说，到了门诊的时候，难度不是一个量级。”“两江医改”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医保研究者林枫称，镇江探索门诊保障已有20多年，即使到了今日，信息化对镇江而言仍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信息化是监管的技术手段。而要从机制上控费，支付方式改革十分关键，无法回避。这一点也被写入了国家方案，作为门诊统筹改革最重要的配套措施之一：基层医疗服务要以按人头付费为主，而非按病种；同时，对日间手术等特殊病种要推行DRG/DIP付费机制；部分费用还要按项目付费——未来3种付费方式并行，改革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门诊统筹时代的到来，倒逼基层加速了支付方式改革。第三，建立门诊统筹最大的目的之一是引导分级诊疗，加强慢病管理，但这并非光提高门诊待遇一项措施就可以达到。如何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长期处方管理、推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引导群众在基层就医首诊，同样决定着门诊统筹改革最终的成效。从这个意义上，个账的改革不仅仅改变了款项划拨，它还关系到整个中国医改的全盘思路。林枫就觉得，个账改革不应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动，应将其视作一次联动改革的时机，统筹设计至关重要，“这些可以让这次改革走得更加平稳，方方面面也从改革中得益更高”。然而，各地建立门诊统筹的基础参差不齐，也因此，国家方案仅规定支付比例从50%起步，给地方留足了改革空间，起付标准、最高支付限额、病种范围全由地方自主确定。“也能理解，有些地方本来统筹资金就很紧张，现在又要从零开始做门诊统筹，所以只能是从低水平开始起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称。于是，在统筹资金比较紧张的地区，因为没有能力提高门诊统筹待遇，进行个账改革的压力很大。而对于经验丰富的门诊统筹改革先行区，深化改革也并不是件易事。“提待遇，放定点，扩目录。”马青如此总结青岛下一步进行门诊共济统筹改革的计划。其中，“放定点”指的是扩大定点门诊签约的范围，可能不局限于社区基层，让老百姓上大医院看门诊也能报销。但这和过去十年青岛严格执行的分级诊疗、基层首诊制可能存在冲突。马青表示二者应综合平衡，目前，青岛的具体方案还在讨论中。过去十年间，直接调低个账划拨比例的，还有镇江、北京、成都、珠海等城市。这种改革方法效果直接可见，但也会直接面临较大的舆论声音，需要政策制定者有全盘思考的智慧和自信，施以合理的配套手段。也有城市因反对声音过大而最终放弃。据八点健闻了解，部分先行探索门诊统筹的城市改革方案细则尚未出台，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改革动力不大；另一方面，门诊统筹和分级诊疗往往相伴而行，要进一步提待遇，原有的分级诊疗结构可能也需做调整。多位专家表示，若门诊统筹机制不能合理建立，个账改革后多出来的这笔钱也会变成烫手山芋，破坏统筹基金的收支平衡，暴露出筹资过多或待遇偏低的问题。剩下的半座山怎么移？门诊统筹的蓝图已画好，另一头，如何继续活用留下来的4000亿元个账基金仍待解。经过这次国家方案出台前的大讨论，有医改专家认为取消个账也许要10年后才会再次提上议程，“我退休之前应该是看不到了”。这意味着，如何用好个账这笔体量仍然巨大的资金，很可能在未来10年内仍会是重要议题。此前，为了不使个账沉积成一潭死水、岿然不动只等贬值，许多地方互相学习，主张“活用”个账，扩大其使用范围，可用以家庭成员共济、健康体检、疫苗接种等。但这些“消费项目”并非刚需，大多还是以自愿为原则，由个人自主选择使用，体现出个账的“私有性”。在根深蒂固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就是我自己的钱”的想法及重储蓄倾向下，活用效果有限。只有镇江、青岛、深圳等少数几个城市采用“不反对即同意”原则，从职工个人账户里统一自动划扣，用以购买长护险等补充医保，有力体现出个账的共济性。近年这样的情况有所改变。在地方政府尽量活用的努力之下，个账甚至悄然改变了一些行业的发展生态。比如近年迅猛发展的城市惠民保。圆心惠保城市保险业务中心总经理徐二鹏告诉八点健闻，惠民保的“参保高地”浙江省，正是个账比较“放开”的地方。相关医保政策的陆续落地推动了惠民保的普及，措施包括参保人可以用个账支付，加上家庭共济政策加持，浙江使用个账支付方式的用户占相当部分。目前，至少有70多个城市已允许用个账购买惠民保。其中，2022年圆心惠保参与的“重庆渝快保〞项目总参保人数达到459万人，其中医保个账支付占比接近44%，“带来了质的影响”。另一个创新的案例是宁波种植牙，去年8月，宁波就用个人账户支付种植牙费用征求意见，将原本上万元的种植牙费用整体降至3000元-3500元，并在今年初启动了试点。种植牙是我国近年需求较为广泛的医疗项目，每年种植牙数量达数百万颗，而宁波方案无异于将种植牙纳入了医保控费和监督的体系，倒逼供方降下了价格。国家方案指出，个账主要用于在定点医疗机构或药店的自付费用，可以用于家庭成员共济，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领域，但具体项目不甚明确。于是，在国家方案的基础上，各地方案中也体现了一些个账活用方式的创新。比如，广东支持用个账支付中医“治未病”费用；湖南等地支持用个账参加长护险、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北京、云南还支持用个账购买城市商业健康保险，为行业打了一剂强心针。然而，一般被认为是消费医疗项目的种植牙，是否属于最新个账支出规定中的“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仍然引起了一些争论。惠民保行业也遇到相似问题，相关人士注意到，个账改革的国家方案并未直接提及将来个账是否可用于惠民保，未来个账支付方式在惠民保行业的去存令人怀疑。个人账户如何更好地运用，还有许多想象空间。不过，也有地方医保人表示，若未来国家政策收紧，或将考虑停止个账支付用于某些领域的探索。总的来说，未来个账存量将走向何方，未知数仍较多，包括是否会真如专家们呼吁的那样，最终彻底取消——在弱化、取消个账的强音之下，也有一种并未成为主流的观点，其认为，在现今统筹基金吃紧的情况下将单位缴纳个账的部分“还给统筹”是正确做法；而未来，也许个账的高山还会重新建起，但不是作为医保制度发展的阻碍，而是像我们最初建立个账制度学习的国家新加坡一样，从个人那里多征缴一部分个账基金，和统筹基金形成良好分工，在基本医保之外，负责层次更加丰富的医疗保障。“愚公移山”未尽，“愚公建山”待发。韦晓宁｜撰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内地在面对新冠病毒时，保持了几乎零死亡的记录。但4月17日开始，上海有死亡病例，3人；4月21日，新增死亡11人；4月23日，新增死亡39人；4月26日，新增死亡48人。至此，上海本轮疫情累积的新冠死亡人数已达到了238人。截至4月26日24时，上海市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也已达到了244例。而且，多位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上海当下危重症和死亡人数规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已从高峰开始回落至2万以下，然而，危重症与死亡人数却开始了不断地攀升，这是本轮新冠疫情带来的最为严酷的挑战。去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欧美、新加坡、日韩，乃至中国香港，疫情海啸中都曾遇到过死亡高峰滞后于感染高峰的情况。人口老龄化严重，老龄人口的疫苗接种率不高，所有的因素几乎都指向了上海正在面对的重症高峰。在这个重症高峰中，紧急扩容的ICU，各地驰援的重症医护力量，种种迹象表明，即便轻症居多的奥密克戎，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下，重症医疗力量所受的挑战仍然不容忽视，而一旦发生了医疗资源短缺，即将面临的便可能是飙升的死亡。重症高峰中的上海，从一定意义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窗口。我门采访了国内国外的相关流行病学、重症医学专家，希望从中探究：中国的重症诊疗力量，能否有效应对传播力极强的奥密克戎所掀起的重症高峰？大规模人群遭遇奥密克戎时，我们该如何提升重症的应对能力，尽量降低死亡率？毫不意外的死亡高峰感染高峰过去，危重和死亡却开始大规模出现，专业人士看来，这种情况并不意外。深圳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告诉八点健闻，在感染新冠之后，绝大部分患者5~7天内可以康复，而大约8%左右的患者会开始出现肺炎。这8%的群体中，如果患者本身存在基础疾病，属于老年、肥胖、免疫缺陷、肿瘤等脆弱人群，症状很可能会加重，出现器官损伤、呼吸衰竭，发展为危重症，需要气管插管、ECMO（体外膜肺氧合，俗称人工肺）等器械辅助呼吸。“对上述人群而言，病情在第二周开始往往会急剧恶化，如果监护不足，心脏、大脑、胰腺、肝脏、肾脏等器官因缺氧而衰竭，此时再上呼吸机已经来不及了。”卢洪洲说。除了病程发展，也有病毒传播规律的原因，有传染病学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随着感染人数增加，病毒从最初的社交活动频繁的人群会传播到更多的老年人，而症状恶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虽然每日感染人数下降，死亡人数却会上升。从此前中国香港、新加坡与日本对抗奥密克戎的经验来看，新冠死亡人数的峰值同样总是滞后于感染峰值。在南开大学4月13日发布的预测结果中亦能看出，危重症床位的峰值将在普通型患者峰值出现4天后达到。4月17日，上海首次报告了本轮疫情以来的3名死亡患者，自此后，上海每日都会出现死亡患者，并呈现逐日递增的趋势。特别是4月25日和26日两天，死亡人数更是日增50以上。虽然26日通报过一例33岁的新冠死亡患者，在官方公布的死亡信息中，总体上，死亡患者以老人居多，死亡平均年龄最低的一日也有77.5岁，而在近期死亡人数最多的24日和25日，其死亡平均年龄分别为84.2岁和83.1岁，且这些死亡患者中，疫苗接种率比较低。官方的通报中，这些新冠死亡病例的死亡均被描述为：“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王兴鹏在发布会上曾解释，这些基础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恶性肿瘤等。但什么样的基础病死亡会被计入新冠死亡，这一基本的定义问题，目前并没有来自权威机构的明确解释。考虑到上海市封控造成的传播链延长到老人、次生灾害、75岁以上人群过低的的疫苗接种率，病毒学专家常荣山推测，上海将于4月底迎来重症及病亡高峰，每日的重症在院人数最高将达到300~450人，随后开始减退，此轮疫情的总病亡人数也将可能在550-650人之间。死亡率持续攀升，上海的重症资源能托得住吗？在老龄化严重、老年人疫苗接种严重不足的态势下，多位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上海当下危重症和死亡人数规模或将持续一段时间。上海能否扛得与日俱增的危重症患者？至少在近期的新闻中，上海危重症医疗资源的紧张已初露端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皋源25日在微信公众号“海上柳叶刀”发文表示，自己所在的仁济南院于本月7日转为定点医院，起初并未设置ICU。但随着重症患者急剧增加，医院紧急设立了ICU，床位数也从最初的12张增加至36张。上海某三甲医院的呼吸重症科医生则告诉八点健闻，自己所在病房近期收治的新冠患者多为九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床位紧张。由于普通病房缺少插管和有创的条件，危重患者需要转运至上级医院。而面对这种情况，上海正在采取各种方式紧急扩容重症床位。据“微观二建”公众号消息，上海最大的新国博方舱赶建出一个8组抢救室，160个危重病床和2000个重症患者床位。然而，一位知名三甲医院的ICU主任向八点健闻强调，对于重症资源来说，病床和硬件的扩容相对容易，难点在于医护人员的配比。重症医学被称为医学领域的“特种兵”，“人很难在短期内训练出来的。”在近期的一次内部会议中，一位传染病专家曾指出，设备容易买，培养一个ICU医生却要5年。在另一位ICU主任向八点健闻描述的日常情况中，也曾提到：能够治疗危重症患者的专业医护人员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培养出来，繁重的重症护理造成的医护感染导致的减员却很难避免，这在无形中更增添了重症资源的压力。“一位重症患者所消耗的医疗资源至少为轻型患者的100倍。”一位上海某资深医疗专家向八点健闻粗略估计。疫情期间，重症医疗的力量不光需要承担重症救治的责任，还要靠他们更准确地把早期重症识别出来。一位曾支援过西安的专家向八点健闻介绍，国家层面主要派专门治疗重症的专家，有新冠经验的人，比如，如何识别可能转为重症的人群，重点留意管理，“有些岁数大的，一开始来肯定没啥事，过上五六天加重了，等到加重后再去处理就晚了”。而一旦这些有经验的重症专家或是有相应设备的重症病床发生短缺，直接的影响，便是死亡率。2020年8月，《经济与管理研究》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复盘湖北省新冠疫情死亡率的论文。研究者从地市级层面入手，尝试回答是否医疗卫生资源越好就越能降低疫情死亡率。两年前新冠暴发伊始，风暴中心的湖北省确诊及死亡病例远高于全国其他省份数据的总和，但医疗卫生资源却只有一个省份的配置。以武汉为例，疫情前期的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在三家定点医院，但这三家医院的重症床位仅为110张，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据研究者统计，截至2020年3月4日，湖北省新冠死亡率平均为3.073%，其中武汉市死亡率最高，为4.641%。湖北省确诊人员的人均医院床位数、平均医护人员数分别为22.808张、29.421人，但在死亡率最高的武汉市，前述两个指标则分别只有1.845张、2.565人。通过对湖北省各地区的确诊率、死亡数与各地的医疗资源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床位和医护人员的稀缺是导致湖北省死亡率高的重要原因。从已有统计数据来看，在床位已开始出现短缺的情况下，确诊人员人均床位数大约每增加10张，患者死亡率可降低0.3%；每增加确诊人员人均医护人员10人，可降低疫情死亡率0.24%。文章也指出，床位和医护人员存在合理或最优的配置比例，如果仅仅增加床位数，而不相应增加医护人员，虽然对疫情防控有积极效应，但边际效应较小。对于上海医疗资源承压能力，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曾表示乐观。他认为上海医疗资源充足，未来的上海要合理调配医疗资源，可以参考香港一半医疗资源给新冠，一半给其他疾病的做法。同时加快使用抗病毒药物，便可以有效预防危重症和死亡。而本次疫情中，上海确实迅速地调配了来自全国的资源。举多地之力驰援，这也是中国面对疫情的一大优势所在。据《健康时报》报道，曾驰援过武汉的“重症八仙”，目前已有三位专家奔赴上海进行支援。除此外，据悉，全上海360余名重症医学专家与外省支援的专家现已组建了9支重症救治团队，进驻8家市级定点医院集中治疗。上海如此，全国呢？对于奥密克戎的特性，学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相比其他曾经的优势毒株，奥密克戎导致的住院率和死亡率显著降低。美国西北大学分子病毒学家Ramon

一起关于“京医通“停运的乌龙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京医通是北京最大的预约挂号平台，却因出资方与运营方的纠纷，一度陷入停运风波。4月13日，一份落款为北京怡合春天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怡合春天”）的《停诊通知》称，因出资方北京银行未履行出资义务，作为运营方的怡合春天独自承担了京医通项目数亿元成本长达7年，已“不堪重负，弹尽粮绝”，无奈之下只能于4月20日9时停运系统。然而，在距离原计划停止运营的时间仅剩12小时，怡合春天又发布公告称，双方正在协商，在此期间京医通线上系统继续正常运行。目前，京医通已经接入了北京市29家医院，拥有5500万用户，累计为1.5亿人次提供挂号服务。可惜的是，这项昔日“银医结合”的明星工程，如今却陷入了无人买单的尴尬境地。背靠银行、依托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京医通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泥潭的？惠民工程，为何无人买单？根据北京市的官方说法，

连花清瘟，连同它唯一的生产厂家以岭药业，是新冠疫情的受益者。自2020年被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后，连花清瘟销量一路飙升，同年内实现销售收入42.56亿元，同比增长149.89%，2021年前三季度销售额超30亿，以岭股价三年内股价从12元涨到了43元。随着世界卫生组织3月31日发布的一则关于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的专家评估会议纪要，连花清瘟的声誉达到了巅峰。在这次评估会议上，一位中国专家提到了莲花清瘟胶囊的一项临床研究，这项参与人数只有280多名患者的非双盲实验显示，服用该药的患者症状恢复时间更短。虽然只是分享，世卫组织官方尚未正式表态，但在中国，各方力量推动的媒体炒作之下，以岭药业三个交易日内大涨20%。但万达集团董事、普思资本董事⻓王思聪给连花清瘟和以岭药业浇了一盆冷水。王思聪质疑“世卫组织推荐”与“连花清瘟”强行关联，并发布了“证监会应该严查以岭药业”的评论后，以岭药业盘中跌停。对此，以岭药业相关负责人回应:“公司从未在任何场合表示’世卫组织推荐连花清瘟’”。两年多的大部分时间里，连花清瘟一直被当做新冠治疗用药。但今年开始，连花清瘟作为预防用药开始迈向了更广泛的健康人群。今年3月份发布《河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的“预防”一节中明确写道，“推荐中成药：成年人，连花清瘟胶囊（颗粒），每次2～4粒（半袋～1袋），每天3次；儿童10周岁以下，连花清瘟颗粒每次1/3～1/2袋，每天3次；10周岁以上儿童，用量同成人。连续服用7～10天”。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上海，莲花清瘟也跨越运力、人力严重不足的重重困境顺利来到了健康人群中。4月16日，在新媒体平台“为你写一个故事”发布的文章中，一个电商平台志愿车队的成员说，“口罩防护服和莲花清瘟是规定必备品，必须有人送。如果不参与志愿车队，没人想得到莲花清瘟会占去三分之一的运力”。治疗与预防，有证据支持吗？对于大量使用的连花清瘟，以岭药业和它的支持者们喜欢提到以下两项研究：2020年5月发表在《植物医学》上和2021年11月发表在《循证补充和替代医学》上的两项研究，分别探索了连花清瘟对新冠的治疗和预防效果。前者是一项入组患者284名的临床试验：研究者将入组患者分成数量相同的两组，两组病人都接受常规的治疗，其中一组另外还服用连花清瘟胶囊，最后发现：服用了连花清瘟胶囊的病人在14天内的恢复率是91.5%，而没有服用连花清瘟的是82.4%。除此外，服用连花清瘟的病人组，在发烧、咳嗽等症状，CT指标以及病毒核酸检测转阴等诸多指标上都要显著地好于没有服用连花清瘟的病人。不过，研究有效性一直受到业内挑战。一来，研究只是“随机对照”，没有采用临床实验金标准“随机对照+双盲”。双盲是指实验结果揭晓之前，研究者和被试者都不知道被试者们分在哪个组，以91.5%与82.4%之间的差别之小，很难排除研究者偏好和安慰剂效应等影响；二来，284例的样本量比较小，不足以说明问题。论文作者们自己也承认，需要更大规模的随机对照双盲实验来充分评估连花清瘟的治疗效果。作者团队阵容非常强大。课题负责人有两位，其中一位叫贾振华，另外一位是钟南山院士；课题参与者则包括李兰娟院士和张伯礼院士。两年过去了，贾振华和三位院士提出的大规模随机双盲研究，至今未见发表。而作者团队与以岭药业的利益冲突，更是颇受质疑。贾振华是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院长，但他提交论文时隐瞒了一个关键身份：以岭药业创始人吴以岭院士的女婿、以岭药业董秘吴瑞的丈夫。遭受质疑之后，论文作者们在《植物医学》发表“勘误”，说明贾振华是吴以岭的女婿，以岭药业也为该项研究提供了部分资助。

4月13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2573例，无症状感染者25146例，至此，上海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超27万例。4月12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表示，上海疫情社区传播尚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处于快速上升期”。没有结束的疫情，伴随的是没有结束的封控。3月底起浦西、浦东轮流封控；4月5日起，全域静态管理；4月11日开始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其中，要求“足不出户”的封控区覆盖人口1501万人，超过上海的半数人口。与这场全域静态管理相关的各种次生问题，癌症患者和血透病人等群体的就医，老年人和孕妇的保障，方舱的隔离条件，买菜团菜的喜忧……上海疫情仍处在舆论场中心。如果将目光稍稍挪开，会发现不只上海，3月以来，“全域静态管理”几乎成为各地防疫的新常态：3月22日，河北省唐山市实施全域静态管理，4月11日解除。本轮疫情中，唐山的感染者约500人。4月4日22时起，安徽六安市中心城区实施静态管理。次日，安徽阜阳市主城区实行静态管理。此前，安徽感染者达250名左右。受上海疫情外溢影响，江苏苏州自3月以来报告本土感染者近400例，一度传出要封城。尽管常务副市长已“辟谣”封城，但苏州两个毗邻上海、阳性感染者数量最多的地方仍进行了静态管理：4月6日起是昆山市，11日起是太仓市G15高速公路以东市域范围。而上海之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吉林省，“多点相继封控”的局面更为明显：3月21日至24日，吉林省吉林市实施全域静态管理，小区内部便利店、超市禁止开门营业，管控区居民每2—3天可以通过电话或者在线上订购生活物资一次，由防疫人员配送到单元门口的货物接收桌，居民自行消毒后错时错峰取走。25日，吉林市决定再实行5天的全域静态管理，同时“全员核酸检测、全面流调排查、全民清洁消杀，全程查漏补缺”。吉林市解除全域静态管理的这一天，长春“跟上”了。3月29日，长春市城区实施社会面静态管理。“续封”的还有吉林辽源市。4月2日至4月3日，辽源市全域实行静态管理，而后开展第六轮全员核酸检测。4月10日，辽源市方面宣布在第七次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了阳性感染者，决定全域范围内“继续实施最严格的静态管理”。……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3月以来，全国已有接近20个区县级以上的地方实行过全域静态管理或封控。“新发生疫情的地区能够快速有效处置，没有形成新的规模性疫情”，4月12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方面所表述的事实，代价是全国多地的生产生活全面暂停，短则几日，长达一周甚至更多。“封城”一词早已在官方表达中默认不提，如今，一座城市按下暂停键，有时也不以“封控”或是“全域静态管理”“社会面静态管理”为名进行。例如广东深圳。3月14日至3月20日，深圳连续进行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但与此同时，除保障城市运行及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外，全市公交、地铁停运；全市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非城市保障型企业停止运营或居家办公。随着疫情形势的进展，全域静态管理的触发越来越容易，多个县级行政区甚至在没有确诊病例，或只有1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时，就纷纷宣布进入了全域静态管理状态。4月2日，江西抚州南城县宣布前2日分别发现2例阳性，即日起全域实行静态管理措施。目的是“为进一步排查风险，实施精准防控”。情况类似的还有辽宁省阜新彰武县，在4月10日“发现一名初筛核酸检测结果异常人员”后，于次日全域实行临时静态管理，非必要不外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暂时停止。全域静态，该何时触发？在奥密克戎传播力的强势下，全域静态管理的“模仿效应”似乎正在形成。对于一些地方的做法，有公卫专家评价为“粗犷式封控”，“拉大网，鸟枪散弹”，会在经济持续和民众正常生活方面引起较大损失。这位专家还提到了一个在国内几乎已达成共识的防疫思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封控严了没有被追责的，封控松了就容易被追责”“宁左勿右”。但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是否草木皆兵？如此低的全域静态管理门槛，市民生活全面停摆，是否是实现“动态清零”的唯一路径——在3天内发现8例无症状感染者后，江苏宿迁市决定4月1日起在中心城区实施静态管理，为时6天。封控期间，发现5名确诊病例和131名无症状感染者，于是决定延长封控2日，随后感染者数量回落——这几乎要教人拍着胸脯松了一口气，“幸好早封了”。那么，在精准防控越来越难以赶上病毒传播速度的当下，什么时候，我们该认输，启动所谓的“全域静态”？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出现多少例感染，封控比较合适？有公卫专家表示：“现在很多地方只有几例就封起来，这种做法肯定是有点过了的，那只是看别人封控就跟着封控了。”一位流行病学家则更详细地解释：“不能看见一个阳性就封，要分情况。区分这位阳性感染者的是否社会活跃人群，是否轨迹复杂，接触的人多？以此来预估这例阳性的暴发预期有多大？”当然，他也承认，这种决策“与地方的管控水平有关”。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同样表示：出现两三例感染者，便要进行预判，地方疾控要有一定的预判能力，如若预判能力不够，便可以进行“万人抗原调研”，大胆使用抗原检测，连续几天每天测，再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封还是不封的决策。一位知乎网友chenqin通过对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的确诊数据与城市人流量数据对比，曾进行了简单计算，其计算结果显示：“若要用较大把握防控奥密克戎变异疫情，我们不得不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唯一能够百分之百保证疫情不出现大规模扩散的方法……在第一例病例出现后，立刻采取最为严格的封控。”上述数据还显示，在相同防控程度下，奥密克戎变异疫情的扩散速度要比非奥密克戎疫情快5.82倍；要控制住疫情的扩散，奥密克戎变异袭击的城市需要在原有封控强度上再额外减少一半以上的人流量，才能取得非奥密克戎疫情下相同水平的防控成果。当然，这只是未经审议的一个粗略估算结果。事实上，自奥密克戎登陆中国以来，各地在处理这种新毒株相关疫情时，通常都是在实行“提级管控”类升级管理，然而，管控手段究竟应该如何升级，又升级到何种程度？多大程度的封控才可以控制住奥密克戎？并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封城两周，损失3000亿对于奥密克戎的防控，“要么清零，要么放开，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间路线’”，病毒学家常荣山向八点健闻表示。然而，为了清零而频繁封城，或“全域静态管理”，对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与民生，影响巨大。而事实上，与欧美等曾经实施过lockdown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封城的经济成本更高。根据一篇3月中旬发布的，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联合研究中心宋铮与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研究者，共同撰写的《中国封城的经济成本》（下简称：《经济成本》），中国封城所造成的经济成本大约是一般欧洲国家的3-4倍，几乎是意大利的6倍以上，这些经济学家们推测，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城更严格也更有执行力。在《经济成本》一文中，利用城市间的卡车流量数据作为起点，这些研究者评估了中国实施过全面封城的16个城市和部分封城的18个城市，以此估算出了这些封城对当地，乃至一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根据他们的估算，封城一个月，经济损失大约为该城市全年GDP的4.5%。而如果是对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实施封城，只需两周，对当月全中国GDP的影响就能达到2个百分点左右，根据去年的数据测算，这个数值大概为1900亿元，这其中，有大约7%来自于当地封城对其他城市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而如果是部分封城，其经济成本大约为全面封城的四分之一。在研究者们估算的一个最为极端情况下，如果中国十分之一的城市被迫封城两周，当月中国的GDP损失会有3.1%，若以2021年GDP计算就是接近3000亿人民币。基于这些估算，这批经济学家写道：“持续的新冠大流行，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一场经济危机。”而考虑到静态管理的经济成本与巨大的民生问题，就在4月11日的上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上海将实施分区分类差异化的防控。分区的方法，源于2021年9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方案》，在其中，按照疫情传播风险的大小，将相关区域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三区，并实施阶梯式的管控措施。对此，多位流行病学或病毒学专家也对八点健闻提到：“分层防控”，“部分的、临时性静态管理”。“封城肯定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它的经济损失相当大”，金冬雁表示，香港曾有过较长一段时的禁飞，虽然目前已恢复了部分国际航班，“但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是不可逆的，有些机会失去了，永远失去了，有些公司撤走了，就永远撤走了”。韦晓宁｜撰稿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一个脖子上锁着铁链的农村妇女吸引了大量的关注。沸腾的舆论之下，这个罹患精神疾病，还生了8个孩子的女性，终于得以解锁。然而，小花梅类的事件里，值得我们思考的，除了古老肮脏的人口交易、舆论中沸沸扬扬的女性权益，还应该包括广大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堪忧的生存状况。这样的锁链、这样畸形的家庭结构、这样脏乱差的生存环境，这样一整套贫穷与疾病的组合，在农村，并不罕见。某种意义上，得到关注之前的几十数百年间，这是农村大地上演化出的一套针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古老又愚昧的生存体系——“疯子”“傻子”不需要治疗，无论是因具备生育能力而组成家庭，亦或是拖累父母终生，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照料，已是足够幸运。而在这其中，为防有暴力倾向的儿女、配偶伤人，亦或是为了防其丢失，锁都是最为方便和常用的方式。2004年，国家启动了一项“中央补助地方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国家财政为此投入了686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因此，该项目也被称为“686”项目。686项目的早期，最为广为人知的便是“解锁行动”。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Mary-Jo

3月6日，青岛新增160例新冠阳性，成了中国少见的疫情日增破百的城市。与这场迅猛疫情伴生的一个巨大的疑团还在于：本次青岛疫情毒株“与目前国内和境外输入病例都不同源”，这个罕见的表述意味着什么？这些病毒从何而来，他们是怎样来到了胶东半岛的这座城市？疫情何时开始，又曾经历过怎样的隐匿传播，这才达到了今天的水平？这些萦绕在青岛疫情之上的未解之谜的背后，是奥密克戎来袭，全球疫情海啸的今天，中国地方应对的无奈。学校里的超级传播本次疫情的风暴中心是一所学校——莱西七中。官方信息显示，这是一所四年制公立初中，在校学生超3000，教师近300人，是青岛下辖的县级市莱西市的一所著名中学。从3月4日首次发现病例，到3月6日下午的政府新闻发布会，3日之间，已有109名莱西七中的师生确诊阳性。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病毒学专家金冬雁向八点健闻表示，感染过百，这意味着病毒可能已经在学校内发生了超级传播。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邢晓博则分析称，这起疫情已经在学校里面隐匿传播了一段时间。5日上午召开的青岛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邢晓博表示，隐匿传播是“结合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特点，从对这些病例之间的关系和传播链条看”而得出的结论。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姜法春分析，根据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次莱西七中疫情属于学生们“共同暴露感染而引发的一个聚集性疫情”。他提到，学校空间密闭、人员密集，感染的机会比较多；并且，奥密克戎传播能力强、传播速度快，患者症状不典型、缺乏特性，临床鉴定诊断难度较大，病毒传播相对隐秘。而根据邢晓博之前的介绍：莱西七中是一所走读学校，这也就意味着，学生感染后会有波及家庭成员进而造成社区传播的巨大风险。病毒学家常荣山表示：“应该说，目前的情况要比1月份天津津南区的奥密克戎疫情更加严重。”在年初的那场天津疫情中，累积确诊超300例，进行了4轮全员核酸。3月6日上午青岛疫情发布会上，姜法春同样表示：“对于本次疫情，可能未来还会有病例出现”。该场发布会宣布莱西市将于3月7日进行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据《大众日报》3月5日报道，青岛莱西市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后，山东省省长周乃翔赶赴莱西调研指导疫情处置工作，此前周乃翔在北京参加两会。“不同源”意味着什么？聚集感染以外，在青岛这次的疫情中，更值得关注的也许是在感染源问题上不寻常的表述。3月6日的青岛市新闻发布上提到，基因测序显示，莱西疫情所涉病毒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但与目前国内和境外输入病例都“不同源”——这也意味着，本次疫情并非源自任何我们已知的感染源。八点健闻注意到，这是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以后，地方首次提出“不同源”的结论。这一罕见结论，更显得这起疫情扑朔迷离，如同“无头案”一般。目前，国内已经发生了几十起境外输入造成的本土疫情。虽然在溯源过程中，零号病人以及具体的感染途径最终并未找到，但通过使用病毒基因组数据库比对基因测序结果，总能找到这些地方疫情的大致来源，比如可能来自境外的某些国家，抑或是国内其他省市次生而来。实际上，除了青岛在几乎同一时段发生了两次不关联的奥密克戎疫情以外，浙江省也在近期发生了四起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独立疫情。但浙江省迅速通过基因比对迅速摸清了大致源头：其中有两起疫情的确诊者的毒株“与国外上传序列高度同源”。青岛至今都未下过“与境外上传病毒序列高度同源”的类似结论，那么究竟是国际病毒基因数据信息比对未完成，还是基因数据库本身未收录相似病毒基因序列，抑或是还存在其他原因？答案尚不得而知。有这样的猜测，就是境外输入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国内的人际传播中，部分基因序列又发生了突变，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导致了在很近的区域内的病毒株的“不同源”？病毒学专家常荣山认为，这样才可以解释青岛发现毒株与境外发现的不同。金冬雁同样赞成这个看法，他介绍：如果不同来源的两株毒株之间存在进化关系，或者一方是另一方的源头，那么这两株毒株之间差异不会太大，“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或者只有一到三个核苷酸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基因序列的变化并非病毒变异，哪怕两种毒株不同源，也不代表病毒已发生了变异。毕竟突变时刻都在发生，但这种变化中的大部分，对病毒而言，几乎没什么意义。越来越多的无头疫情虽然比对不同源，然而，病毒显然不可能凭空地出现。金冬雁告诉八点健闻：在学校发生了超级传播，传播的源头目前没有搞清楚，这都说明莱西市疫情在近期被观察到之前“缺失了好几节，现在连不上了。”“缺失的几节”究竟是什么？莱西的流调溯源结果至今尚未宣布，但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与莱西几乎同一时段发生的另一场类似的青岛疫情——黄岛疫情身上。同样是与目前国内和境外输入病例都不同源，甚至与车程只需150公里的莱西也不同源，3月6日上午8点45分，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区）卫健委官微发布溯源结果：疫情起因是接收由外省有疫情地区发来的快递导致的人员感染。然而，当天下午，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国在通报疫情防控最新进展中澄清，此前黄岛市卫健局公布的溯源结果出错。薛庆国表示，“把接触的东西写成快递”是不对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接触了来自外地的带有奥密克戎病毒的物品，不是快递。”然而，即使在黄岛的澄清通报中，仍然没有明确“物体”是什么，“外地”在哪里也一直含糊其辞、没有公开。所有这些，都使得这起疫情的源头扑朔迷离，令人摸不到头脑。然而，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于，出现这些情况的至少部分原因，其实是奥密克戎的特性。作为一种传播更快、症状更轻的病毒，奥密克戎更加容易在人群中造成隐匿传播，当你发现它的时候，最初的源头也许早已自愈，无法追溯。一位不愿具名的流行病学专家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力很强，并且大多数人感染奥密克戎后临床症状并不典型，容易造成在人群中隐匿传播。上述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越来越展现出一种特质——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无头”疫情出现。病毒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出现，但未来，我们想要弄明白它们是从哪里开始，如何出现，注定会越来越难。严雨程丨撰稿微信号：March_YYC陈广晶丨撰稿微信号：YHuanhuan1997韦晓宁｜撰稿微信号：fallto李珊珊｜责编微信号：scoral318

美国商务部宣布将33家中国实体加入了“未经核实名单”（Unverified

天津两天新增40例阳性感染者。奥密克戎（Omicron）突破了全球最严密的防线，首次在中国引发本土传播。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颖在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病例至少已经传播了三代，并可能在社区里已经持续传播了一段时间。面对已经在全球引起病例海啸的奥密克戎毒株，拥有近1400万常住人口的天津，面临大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侗曾告诉八点健闻，天津目前的确诊病例，很可能仅仅是传播链条上的一个分支而已。天津以外，河南安阳也发现了奥密克戎的本土确诊病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中国各个边境口岸城市的防线都将面临这种传播能力极强病毒的冲击。源头未明最终规模或达几百人这是一起源头未明的疫情。疫情发生在距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的两个乡镇中，最初发现的两位感染者（一位托管班工作人员、一位小学生）均未有天津以外及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史。辛庄镇的“托管班传播链”至少涉及11人：继一位工作人员感染后，6位在托管班上课的高庄子小学学生与4位学生家属确诊阳性。“咸水沽第七小学传播链”则在同一个班级内持续发酵，目前共有15位小学生和一位家属感染。虽然距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很近，但此次疫情与天津此前发现的境外输入毒株还不明确是否为同一源头。此轮疫情“冒头”的两位感染者，均是在发病后自行到发热门诊/医院进行核酸检测的，这也意味着，病毒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天津官方认为，至少已经传播了三代。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告诉八点健闻，奥密克戎的平均传播速度是一代2.7天，三代就接近9天，而此轮疫情潜在规模大概率不止三代，他推测奥密克戎已在天津隐匿传播了9-14天。

在上一个十年中，依靠在研发上惊人的投入，百济打造了一个国内顶尖的研发团队，也证明了自己可以在快速跟随的的策略里，做出符合国际标准的好药；又出于中国医药市场的想象力，百济神州获得了超乎寻常的资本加持。

“个别药品价格过于昂贵，比如前段时间媒体热议的某120万元一针的抗癌神药，由于远超基金承受能力和老百姓负担水平，由于不具备经济性未能通过评审，最终未获得谈判资格”，这就是体现“保基本”原则的佐证”。

9月11日，德达医疗院长孙立忠在医院五周年庆典上公布了一组数据：医院自正式开业起，年门诊总量已从最初的4431人次增长至36369人次；开院5年来，住院总量共计5462人次，手术总量已超3777例。

假病情、假住院、假病历、假检查项目、假执行医嘱、假开药、假治疗——一家医院里，除了房子和病床，其余所有都是假的。院长像是带着一群员工在玩“角色扮演”，其真实目的在于打造一套全链条式的骗保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