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查20年，医院反腐不停歇，大三甲院长书记被盯紧
医疗圈里弥漫着一个共识：医疗反腐的潮水，短期内不会停歇了。
连续数月，多位医院院长、书记频繁被调查。视线再拉长，医疗反腐甚至延续了数年。
以2022年计，据官方媒体报道，各地累计已经有超46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而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至少已有196个医院院长、党委书记等医院高层管理人员因贪腐问题落马。且自2021年以来，被查医院院长、书记中，三甲医院占比过半。
纪委官网上的一纸调查公告，对涉事医院来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震动。
一位北方某三甲医院的工作人员历经了所在医院院长被查后，切身感到医疗反腐的力度和追查时间的跨度。
今年6月，已退休两年的老院长因贪腐违纪违法，被判十余年。随后一个月里，以他为原型的纪检专题宣传纪录片，在当地的各个医院轮流播放，并要求全院观看。而在涉事医院，宣传纪录片只定向邀请了一部分人前往观看，“怕员工情绪受影响”。
宣传纪录片无法在互联网上搜到，在任何社交平台上也没有传播，但在当地医院里进行了巡访式播放，这几乎成了当地医护人员6月的共同记忆。
知情人告诉八点健闻，宣传纪录片里细致地讲述了医院“塌方式”腐败的追查过程。
随涉事院长，一同被查处的几位科室主任，纷纷真人一同出镜，接受采访，还有一些被查对象用的是替身。
“拍摄的一个酒桌上放着茅台，一片觥筹交错、莺歌燕舞的景象。”这个细节让他记得最深。
涉事院长曾是当地远近闻名、实干能干的院长。“纪录片整体就是在传递，一个有能力的人犯了大错，在职业生涯中逐渐堕落。”他也坦言，曾经跟他共事过的员工们，很多都哭了，“大家看到曾经共事的人出现在影片里，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此后在当地医疗系统的群里、省级医疗系统的群里，他时常看到大家转发反腐倡廉的新闻和文件要求。
他知道，有一些是官方通知和要求，而有一些则是同行们彼此转发，互相警醒的。
2021年，国家印发了《关于印发全国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动（2021-2024年）的通知》（以下简称“廉洁从业行动”），正式启动了一场为期四年，针对所有医疗机构全体工作人员的反腐行动。
近几年来，医疗反腐打击范围从中小医院，一直上升到省级、国家级三甲医院，甚至横跨整个医疗行业。
有医管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医疗反腐跨入到了新阶段——目光落在了所有医疗机构的“关键人物”上。
“之前被查的更多是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的院长，”一位医管专家向八点健闻指出这次行动的不同之处，“到现在，很多省级大医院的院长都被追查了，力度和决心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2020年之前，医疗反腐更多是散发性、为震慑而行的，那么从2022年初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反腐行动开始了。
多方信源向八点健闻表示，大家都有听到了“倒查20年”的说法。这说明，退休想要安全落地不复存在，医疗反腐的终身追责制已成为常态。
最新构建的贪腐路径
近年以来，一些全新的贪腐路径，正在应运而生。
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的回扣，曾经一直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行贿路径，也是始于1996年的医疗反腐风暴的发轫点，那场由国家卫生部、国家工商局等六部门联合部署的药品回扣整治行动，为全国范围内的医疗反腐做了一次漂亮的开局。
但漂亮的开局后，却是一场漫长而难见奇效的拉锯战。
三令五申下，医生回扣、红包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到2010年，药品回扣依然高达450亿元，过度医疗浪费1800亿元。公立医院逐渐成了医药市场的主力，80%的药品都由通过公立医院卖出。
“毕竟，界限很模糊。”某位北方三甲医院的知情人士如此描述，“药企的人和医院一打交道就是十几年，都成了朋友，这时候送点东西，到底是行贿，还是正常的交往？院长很难把握尺度。”
医疗代表们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回扣”成为医生们收入的一部分，这一度是行业里见怪不怪的常态。也正因意识的淡薄，部分医生或院长被作为“典型”抓起来时，所起的行业震慑力并不足够。
这其中，既与早期习惯成的自然惯性有关，还与一直变革中的医疗体制密不可分。2000年左右，彼时的公立医院依然面临“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缺乏独立人事权”的困境。
但医疗系统内部的生态，在时代洪流下，也一点点变迁。
近几年，国家执行带量采购政策后，因药价和器械价格被压到极致的企业，竟也慢慢陷入“拿不出钱给回扣”的境地，这也印证了，法治化、制度化是拉锯战中的破局关键。
时代变迁，会让部分贪腐路径消失，但也孕育出新的路径。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显现出重要性的公立医院，也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了一波汹涌的扩建潮，这波医疗体系的新基建潮流，滋生出新一轮的招标腐败。
互联网医院、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医院系统更新等项目，又将促进新的腐败潜规则形成。相较于此前风口浪尖的药剂科，设备科、基建科与信息科，也成为高危科室。
“哪里蛋糕多，哪里苍蝇就多”，一位医管专家如此总结，“医院要盖一栋楼，到底是由A公司还是B公司来盖，买药买设备，乃至供水供电谁来做，都是院长的一个决定，而这对别人可能是一个生杀大权的事，这就是发展所伴生的诱惑，也让有权力的院长职位变得高危起来。”
“不少因为疫情突击上的建设项目，往往设置在偏远地区，在疫情结束后很可能就成了利用率不高的烂尾楼。”北京大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指出了扩建潮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没有很好落实“平战结合”的原则。地方政府与医院趁疫情要资源，要拨款的思想也是存在的，应该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科学评估和论证，并通过听证方式，让公众参与。而往往基建项目也是腐败高发的重灾区。
对此，王岳总结道：“所有的行贿和受贿都是博弈，是一场囚徒困境。”
终身追责，院长成高危职业
监管部门“杀一儆百”的铁腕行动，正悄然开展。
从近两三年的院长落马案中可以发现，终身追责制或将成为常态。
就今年而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原院长魏永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周晋、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原院长马柏林、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斌全等省级医院院长，均在退休后被查处。
有业内人士曾向八点健闻表示，此前院长只要通过了退休前的审计，就可以“安全着陆”了。但如今，被查处的院长中，已经退休、或升迁到行政部门任职的不在少数。从基层到大三甲医院，从普通医务人员到高级管理人员，所谓的“安全着陆”不存在了，终身追责制已经逐渐确立。
医疗腐败一直以来都是令全球各国头痛的顽疾，但在中国独特的医疗体系中，以院长为首的系统性腐败尤其难以根除。
公立医院既是公益性的单位，每年拥有10%左右的财政拨款，但又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体，需要谋生存。
“我们经常拿大三甲的院长和大型国企单位的一把手做比较，前者所受的约束更少，”一位业内人士向八点健闻解释，“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上市公司会受到证监会的严格监管，财报等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但医院更像是一个黑箱，财务上有特殊性，监管单位只能从进出账目、治疗合理性、医保等方面入手，很难管。”
从内部来看，院长多重权力交叠，是利益与资源的汇集中枢。
一方面，院长们往往是掌握精湛医术的临床专家、拥有公务员身份的体制内干部；另一方面，院长们又像是营业额几十上百亿元、拥有几千员工企业的CEO，时刻考虑着如何维持机构运转，甚至扩张地盘。
药品、耗材、大型设备、基建等涉及医院准入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院长拍板决策。
大权在握，监管缺乏，院长不可避免成了重点围猎对象，这使得他们时刻面临金钱、名誉的蛊惑，时刻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会在某一个社交场合，某个难以拒绝的亲朋好友的请托，老上级的“打招呼”中坠入贪腐的深渊。
在一位医管专家看来，如何界定什么好院长是非常困难的，“你的权力影响着别人最关键的发展，不敢做决定的话，又没法发展。”
危机四伏中，不少公立医院院长正有计划地转嫁风险，将药械采购、盖楼等“肥差”交给了分管副院长或后勤部门，或者开始申请提前退休。但在反腐风暴下，也难逃法网。
“总之，一连串的反腐运动会起到震慑作用，新提拔的院长们，应该不敢贪了。”一位医管专家评价。
李琳｜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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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瑾｜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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