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援藏医生的高海拔修行
进藏3年，瘦了30多斤。太太觉得，我还有继续减肥的空间。
2016年6月，33岁肿瘤外科医生龙子雯，离开上海前往西藏日喀则进行为期三年的医疗援助。他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胃外科主任医师，到日喀则人民医院先后担任院长助理、副院长和医务科主任等职务。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此时，西藏全区只有一家三甲医院，而他所在的上海，有40家。
到了3年后的今天，西藏的数字已经变为7家。同时，医疗水平也大大提升。
比如说，西藏儿童中常见的肾结石，在上海做激光碎石不需要开刀，而过去在西藏需要开15厘米的刀口，经过龙子雯和同事们的努力，现在只需要开2厘米，孩子们手术当天就能下床。
再比如，过去一个急性心梗救治，从进医院到完成手术需要5个小时，而现在，缩短到40分钟。几个小时，往往就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
这些进步的背后，有着近千位援藏医生的努力，他们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
2015年6月中组部、卫健委等多部委启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至今年9月，共有842名优秀医务人员进藏支援。
他们中的几位，永远地留在了西藏。2006年，安徽41岁的援藏医生赵炬因病去世，死后身体器官全部捐献，至少救助了5位患者。2019年7月30日，上海市儿童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赵坚在日喀则突发疾病离世，年仅38岁。
八点健闻近日访问了结束援藏刚回来不久的龙子雯。为更真实地展现被访者经历和感受，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
接到援藏任务，女儿出生才三天
2016年4月一个周五下午，我接到援藏任务。三天前我女儿刚出生，那天我还在太太病房里陪护，医院领导给我打电话，让4点到医院，有重要任务。
原来医院要选派一个医生去援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时间三年。领导知道我家里情况，给我三天时间考虑。我说不用，打两个电话就行，一个给老父亲，一个给太太。
出乎我意料，他们都表示支持。尤其是我太太，她也是医生，知道医疗援建的重要性，加上那时我是医院团委书记，我们很早就讨论过这件事，她说，你是党员，组织需要你，你就应该去，孩子现在还小，她还能照顾。
两个电话打完，这事就定下来了。我又给我的导师打了电话，没想到他不太同意。当时，我刚申请到为期一年半的出国进修，学习最前沿的理论和技术。他认为，放弃出国，会让我从领先变成落后，错失很多机会。
我理解老师爱才的心意，不过我当时就想，毕竟是做医生的，成不了大专家没关系，当个好医生就行。最后我说服导师，放弃了海外进修。
我还特意给海外联系好的老师们写了道歉信，因为他们早就安排好了课程和奖学金。意外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生气，还非常感兴趣，一个劲地跟我打听西藏的情况，鼓励我从实践中认知世界。
应对高海拔缺氧，修炼“龟息大法”
2016年6月18日，我登上了飞往西藏日喀则的飞机，同行的还有22位兄弟。我们23人组成了上海第二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其中，19人是一年期，我和另外三个是三年期。
日喀则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走下飞机的时候，脚就像踩在棉花上，没力气。同时感觉胸闷，不自觉地大口呼吸。连行李都要接机的人帮我们拎。
下飞机第一件事，是坐大巴去纪念牺牲在援藏战线上的同志。在烈士纪念场，我测了下血氧饱和度，结果是68%，吓了一跳。医生都知道，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在95%左右，如果到80%，肯定有问题，到70%，就要插管上呼吸机了。
缺氧引发的连锁反应很多，头痛，失眠。我身上最明显的是腹泻，缺氧会导致肠道痉挛，吸收能力下降。到西藏的头两天，我基本上有一半时间都待在卫生间里。
缺氧还有一个很难避免的损伤——记忆力下降。当时，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现象，当地领导干部讲话从来不说12345，都是说到哪是哪。后来发现，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说着说着，脑子很容易断片，记不起来说到第几点了。这种记忆损伤还有持续性。有一次，我从西藏回上海处理公务，在单位走廊上碰到很熟悉的同事，竟然一下子叫不出名字，只能傻乎乎地笑。
为了应对缺氧，我们23个人做了一个“对比试验”。以我为代表的一派觉得，应该加强锻炼，增强抵抗力。开始跑步、骑车，尽可能少吸氧。另一派认为，应该采用龟息疗法，能不动就不动。
3个月后，我们做了一次体检。结果，各项身体指标最好的，是一个跟我很要好的队员。他是怎么做的呢？房子里摆了50盆绿植，氧气管布到各个角落，平时在医院，尽可能吸氧。
那次之后，我认怂了，全体采取龟息疗法。我们甚至还搞了内部小守则，比如禁止跑步，慢走为主；晚上睡觉要吸氧；心跳一旦高于160，要马上报告；出现感冒症状，马上吃药……所有人都配了至少七八种药，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吃一大把药。
每年都有援藏干部和在藏干部因高原反应因公殉职，我们一方面为所有人做好医疗保障，一方面也要保护好自己。
刚去那年，西藏人均寿命是67岁，全国是77岁，上海超过80岁。所以，当地出过一个规定，只要在高海拔地区工龄满25年，就可以申请退休。海拔4500米以上，一年按一年半来计算。我见过一个最年轻的退休干部，80后。
用大半年让抢救提速：从5小时到1个多小时
生存环境恶劣，医疗救治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刚去西藏的时候，感觉那里的医疗技术比上海落后很多。
举个例子，西藏饮用水都是地下水，重金属含量很高，喝多了，最常见的毛病是尿路结石。小孩得病的特别多，有些孩子送过来时，整个肾脏都被石头填满了，可怜得不行。
这个病在上海非常好治，做一个微创手术激光碎石就行。但在西藏，他们采用的是开大刀，划一个15公分的口子，把石头一次性取出来，再缝合回去。手术后，没有十天半个月，很难恢复。
我们在日喀则医院仓库里翻出一台全新的弹道碎石机，是内地援建捐赠的，但他们不知道怎么用，就一直丢在那儿。弹道碎石相当于腹腔镜手术的前一代，但比开刀好太多了，划一个2公分的口子，弹道打进去，通过气压把石头震碎，小便的时候排出来。手术做完当天，小孩就能屁颠屁颠下床了，让家长都高兴坏了。
医疗管理水平则是落后的另一面。我们建了一个胸痛中心，专门应付心梗急救，这在上海已经很普遍了，从患者进医院到打通血管，放好支架，基本可以做到及时有效完成。
而2017年年底，日喀则医院胸痛中心接到第一例急救患者，从患者送到医院，再到送到手术室打通血管，放好支架，竟然花了5个小时！（注：急性心梗救治中有“120分钟黄金救治时间”的说法，如果在120分钟内手术，绝大部分心肌可免于坏死，如果救治时间拖得太久，即便暂时活下来，生命质量也大大降低。）
为什么？流程有问题，医护医技配合还不到位，病人进来了，所有的医生护士一拥而上，血样没有及时送到心内科医生手上，放射科的机器没有提前开启，手术室的器械没有人准备等等。
我们用了大半年打磨这些流程，把抢救时间从5小时缩短到1个多小时。目前他们从急诊室到手术室已经能做到40分钟。
△收到援藏干部送来的锦旗
病人出奇友好，几乎没有医患纠纷
尽管藏区医疗服务水平不如沿海地区，病人却是出奇友好。
我除了临床工作以外，还兼着医务科的管理。说白了，就是处理医患矛盾。刚到医院头几天，我专门调看了过去几年的医患纠纷记录。大吃一惊，一年10起都不到。我心想，在上海，一天都能有这个数吧。
仔细看更吃惊了，投诉的基本都是外地游客，或者过来打工的人，藏区本地人几乎没有。我想，可能与藏区同胞的宗教信仰有关，他们天生就有一种与人为善的信仰。所以，来看病的时候很听医生的话，不管你要求他做什么，都会不停点头，全力配合。
大概3个月后，我亲眼看到了这种医患关系带来的感动。一天半夜，附近发生一起严重车祸，医院里一下子送来了10多个伤者，都是大出血，情况很危急。
我们23个人都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迅速开了三间手术室，开胸的开胸，开颅的开颅，伤情稍轻的先做止血处理。整个通宵忙下来，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有3个人没救回来。出了手术室，想通知家属准备后事。结果，一大片人全都跪了下来，给我们磕头。
我当时以为他们是在求我们再努力救一救，旁边的藏族医生告诉我，他们是在感谢你们，让我过去把他们扶起来。我一下子怔住了，病人没有救回来，家属却下跪向医生表达感谢——这是我从医近10年来，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
△日喀则人民医院全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日喀则三年，最能写在我们功劳簿上的，就是成功帮助日喀则医院创下了三甲。
从2015年派出第一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开始，上海提出的口号就是“中央布置，地方所需，上海所能”。当时，中组部给上海布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三年时间，帮助日喀则人民医院通过三甲评审。即便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拿三甲医院的600多条标准逐一比对，得出的结果，日喀则医院最多只能算是二乙水平。但任务已经布置下来，只能干！
一开始部分领导对于三甲医院其实有点误解，认为只要房子造起来，设备进去，人进去，三甲就创建完了。我们反复沟通，这只是基础，最重要的是流程规范、管理水平、科研能力等都必须达到很高的标准。
2017年这一年，我们的压力全在“创三甲”上。
首要任务是提高医疗水平。过去，他们的医生也会外出进修，一去就是一年，回来什么都会一点，但什么都不精。我们改变了这个模式，把进修期缩短到3个月，每个人出去的目的性都很明确。比如你出去是学腹腔镜手术的，那你就在对方医院跟着最好的医生学，3个月后回来，你就应该是腹腔镜手术方面的专家。
医生本来就少，能出去进修的毕竟是少数。我们就想了另外一招——在日喀则办医学论坛。前后一共办了5届，每一届都由我们出面邀请，办20多个分论坛，请两三百名专家，一办就是一个月。后来做过统计，5届下来，全国主委级的专家来了20多个，副主委级的30多个，主任级以上的专家就更多了，大概来了500多个。
新技术学到手了，还要检验成效。从2016年9月开始，我召集所有科室的主任，开月度医疗点评会，拿了14张表格，100多项数据来考核他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把所有科室都批评了个遍，全场鸦雀无声。后来院长告诉我，这些科主任都懵了，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会开完以后，我们拿着数据，一个个科室找过去，给他们提解决方案。第二次开会的时候，等我讲完话，所有主任都在鼓掌，因为他们知道，指出问题是为他们好。现在他们都学会了，每个月自己开，不需要我来牵头。
通过各种努力，医疗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一年门诊量达到20万人次，而日喀则城区常住人口还不到15万。手术量从过去的3000多台增加到7000多台，平均住院时间从14天降到10天，这在整个西部地区都很少见。后来，好多拉萨的病人都跑到日喀则看病，拉萨发往日喀则的火车，也从一天一班，增加到了一天三班。
2017年11月底，大考来临。15名来自全国各地权威专家组成的评审组，经过3天考察，打出了高分。尽管还没有卫健委的正式宣布，但我们心里有数，创三甲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日喀则人民医院新院区落成
知道分数后，我们的藏族医生齐刷刷跑到医院前面的大空地上，手拉手跳起了锅庄舞。护士长走过来，和我们一个个拥抱，最后自己蹲在一个角落里，抱头痛哭。也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援藏的23个兄弟，一半人都病倒了，包括我在内，过了将近两周才慢慢恢复过来。
在藏区第一个推行竞聘上岗和绩效薪酬改革
2017年忙完创三甲，2018年就开始着手啃硬骨头，重新“切蛋糕”。
我们做了两件事——推行科室主任竞聘上岗和绩效薪酬改革。这两件事，我们在2016年刚到的时候就计划好要做，因为上海援藏的宗旨很明确，变输血为造血。如果体制机制不改，我们走后，担心他们又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
科室主任竞聘上岗，其它地方司空见惯，但在西藏几乎没有。西藏的医院是政府完全管理的，到什么程度呢？医院收入的80%由政府托底，医院的医生要通过公务员考试，科室主任由组织部来任命。
日喀则所有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里，我们医院是第一个搞中层干部竞聘。先与组织部沟通，反复确定方案，获得首肯。所以，即便后来有很多举报信反映到组织部，也没能动摇改革的步子。我们和每一个科室主任谈话：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自己能不能跟上医院发展的步子？一些有压力的人就选择激流勇退了。
第一次正式竞聘的时候，50个科室，有将近一半的科室主任是新冒头的年轻人。他们后来所展现出来的工作能力，也确实让大家感到服气。
做完竞聘之后，我们马上做绩效改革，也是日喀则机关事业单位里第一个做绩效改革的，到现在都没有第二个单位敢做。
我们先是把医院电脑里的数据全部翻出来，总共约70万个，按照考核模型做了测算，提炼出了几个重要指标，比如三四级手术率、床位轮转率、抗生素使用率等等，然后制定出一个新的绩效考核体系。
效果非常明显。以前科室的绩效很粗暴，就是收入减去成本。结果就是临床科室的奖金很低，医技科室的奖金很高。改革以后，像儿科、妇产科，绩效奖金从过去的一两千涨到了四五千。
当然，考核中也会有扣钱的情况。有一次，一个科室因为抗生素开得太多，被我扣了一万多块钱，我自己都肉痛啊。那个科室主任倒是二话不说，回去就搞了整改方案。
后来复盘的时候，我们也后怕过，觉得改革的风险太大，如果做不好可能要影响团结稳定，但好在最终顺利过关。我相信，有了这种体制机制的支撑，日喀则医院只会越来越好。
我还要再去西藏
2019年7月21日，我结束了三年的援藏任务。几个同行的兄弟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有一回，一个兄弟带着酒劲告诉我，家人和同事都以为他去西藏，纯粹是援助别人，其实并不是，他自己获得了更多，不管是能力，心态，还是坚定的信仰。这句话，在座的所有人都感同身受。
△下乡义诊途中，和藏族小朋友合影
与大家分享援藏感受的同时，也有一件很遗憾的事让我不能忘怀。
医院有一个18岁的藏族小姑娘，家境很不好，兄弟姐妹多，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她争取到一个扶贫岗位，在医院里做清洁工，补贴家用。
2018年，她突然肝出血。一开始医生判断是包虫病，但手术时发现是肝癌。我们马上给她做了二期手术，切得很干净。小姑娘没休养多久，就想回来继续工作，因为家里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我们拗不过她，给她安排了比较清闲的电梯工岗位。同时，我们建议她做肝静脉化疗，并帮她联系了华西医院。
遗憾的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她自己又缺乏认知，就一直拖着。2019年2月，她的肝癌爆发性复发，肿瘤扩散，即便她表现出了很强的求生意志，也为时已晚，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
我反复回想这件事，觉得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我们一直说藏区的肿瘤发病率不高，其实不是，而是大多数肿瘤都被漏诊了，漏诊的原因是对肿瘤预防和治疗的普及度不高。所以，今年我给西藏大学提出申请，要开一门肿瘤学的课。另外，我还申请了要带肿瘤学的研究生，近期准备飞一趟西藏，去落实这件事情。
我很感谢我的太太，她很支持我的决定。她说，援藏三年，眼睁睁看着我减掉了30多斤体重，不禁有些喜出望外，她觉得我还有减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