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发户、瘾君子，到帮助7000家庭的临终关怀志愿者
从事临终关怀十年来，黄卫平创立的公益机构累计服务了7000多个患者家庭。
十年前，他一度生活堕落，还染上毒瘾，甚至想过“结束这羞耻的生命”。
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抱着必死之心去灾区做志愿者，结果却意外拯救了自己。
汶川归来，他成立了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帮助将死之人得以善终。
黄卫平发现，死亡在拉宽人性的阈值。
2019年4月4日，由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手牵手”）筹建、运营了3年的死亡体验馆——“醒来”永久关闭。关闭之前，仍有数百位体验者前来，有人特意从外地坐飞机、高铁赶到上海，想在闭馆之前再体验一次“死”的感觉。
3年前的这一天，“醒来”在上海公益新天地园区正式开馆，花444元就可以在这里“死”一次。中国文化里最不吉利的数字，在这里反复出现。
死亡无须避讳。“手牵手”作为国内首家关注临终关怀的公益机构，其服务对象就是即将面临死亡的人，让他们在生命行将终结之际，都获得关怀陪伴，保持尊严完整。
△ 资料图：“手牵手”志愿者合影
每个人都是一无所知来到这个世界。希望走的那一刻，可以了无挂碍。这是临终关怀的服务宗旨。
近日，八点健闻访问了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创始人黄卫平，本文根据他的自述整理而成。
什么是临终关怀？从一个遗愿说起
从2009年成立“手牵手”到现在，整整过去了10年，我们累计服务了7000多个患者家庭。帮助他们更加从容地面对死亡，这是我们志愿者存在的最大价值。
我们曾经服务过一个40多岁的癌症晚期病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青年，加上得了癌症，骨子里透着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我们志愿者刚去的时候，他是不愿搭理人的。但他有个手机，用来和女儿发短信，那会儿他女儿高三，正在冲击高考。
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的志愿者在他床头放了一个苹果。按理说他肯定是无视这个苹果的，本身就高冷，再加上当时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到吃不下任何东西了。但奇怪的是，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醒过来，他都要去闻那个苹果。差不多闻了一个星期，他开口和志愿者说了第一句话：能不能把你们的负责人找来，我想拜托他一件事。
我和另一位志愿者王莹一块去了。他拜托我们的事情，听起来可能有点毛骨悚然。他让我们把这个他闻了一星期的苹果送到他家，并且要亲眼看着他女儿吃下去。他说这个苹果里有他的力量。那天我们才知道，他唯一的心愿就是看到女儿高考，但他知道自己撑不到那一天了，所以想用这种方式陪着女儿完成高考。他的原话是，“吃下这个苹果，也吃下爸爸的勇气，带着这份勇气，踏着别人的‘尸体’去高考”。
当晚，我们就去了他家。上海郊区一个很简陋的小房子，不超过40平米，里面除了他的妻子和女儿，还躺着一个瘫痪的老太太，是他的岳母。这个家全靠他妻子一个人赚钱撑着。所以，他们俩很早就商量好了，老公负责去死，老婆负责去活。我们看着他女儿吃下那个苹果，用相机录下来，立马飞奔回医院给他看。
我当时还是一种完成任务回来报功的心态。但回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了。我们给他播放了女儿吃苹果的视频，他也没有什么反应。没过几天，他就走了。我当时还挺困惑的，为什么就不能坚持到看完视频再走？后来还是王莹点醒了我，她说，这个人把苹果交到我们手上的那一刻就已经解脱了。
△ 资料图：黄卫平和王莹
最后的心愿，最后的信任
我还记得自己服务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大姐，跟我差不多年龄，子宫癌晚期。因为肿瘤太大了，她没法把身子躺平，连睡觉都是坐着的。可能因为是做销售出身，我尬聊的本事还行，和她聊得挺投机的，即便后来她被要求搬回家里了，我们还时常保持联系。
有一段时间，她特别频繁地联系我，让我帮她处理一些事情。比如托我找个护士志愿者去帮她清理一下滞留针的针头，或是托我找个律师，帮她研究下遗产分配的问题。但她又不和我交心，也从来不说谢谢。所以，后来我就不太愿意帮忙了，觉得她把我当成了随时可以差遣的佣人。
她最后一次找我帮忙，是托我帮她找一个推拿师，因为她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但她还想出去走走。我一想到上门按摩这个事风险太高，正好当时也忙，就回绝了她。大概过了一个月，我突然想起这件事，随手就给她拨了个电话，电话响了6声被接起来了，那一刻，我有种预感，她已经不在了。果然，电话是她姐姐接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你是不是那个志愿者小黄啊？
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她姐姐，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就哭了。连她姐姐都知道我是志愿者小黄，说明她平时和她姐姐聊到过我，拿我当朋友，而我却那么俗气地误会了她。
这个个案，是我一直忘不掉的遗憾。我后来才算想明白，中国人不擅长表达情感，更何况是在生命垂危的最后关头，她能把自己一生最后的心愿交到一个陌生人手上，那是多大的一份信任，她又该有多无助啊。
死亡不是毁灭，而是生命的一部分
今年，我们送走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年轻人。他在18岁的时候列了一份人生任务清单：考上名校，出国留学，读完博士回国，到心仪的高校任教。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设想进行，直到2018年，查出胃癌晚期。
28岁的年纪，当然不会甘心。他跑遍了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找了最好的医生，尝试了各种治疗。直到今年10月，他冷静下来，决定接受无法战胜死亡的事实，并且找到了我们。
我们在他的病房里见了面，他希望通过我们来告诉世人：“人生其实很短，别以为自己还年轻，随时都会来不及的。”
在聊天过程中，他谈到了过去一年来的各种奔波和治疗，自嘲地说，人根本控制不了什么，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挣扎了，太累了。
我们也问他，你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生。他很笃定地说，头上三尺有神明，我肯定自己是个好人。整个谈话的过程都在一种完全敞开、人性光辉照耀的氛围中进行。聊到最后，他说自己没有遗憾了，家人也因此感到安慰。两天以后，他走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死亡方式，没有过度的浪漫，也没有过度的恐惧，阴阳两界的人提前达成和解，谁也不要拖着谁。死亡不是毁灭，它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未知死，焉知生？
做临终关怀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生死，而在多年以前，我曾好几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970年，我出生在宁波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6岁时跟着父母到镇海炼化，支援炼油厂建设。一直念子弟校，大专毕业包分配，到厂里做技术员。但工作没什么意思，我觉得生活一眼能望到头。几万人的一个地方，一个电影能放一个月。
94年那会儿，厂里实在混不下去，我干脆辞掉“铁饭碗”，到上海闯荡。刚开始做过销售，做过期货红马甲，后来改做化工原料贸易，没过几年，还真的发了。
“物质极大丰富后，人就容易迷失”，跟我合伙做生意的搭档都常常骂我：“你就是个暴发户！”
90年代末的上海，充斥着灯红酒绿的诱惑，对于我这样的年轻暴发户来说，自然不能抵挡。游艇、骑马、夜总会、高尔夫，该玩的，不该玩的，全都玩了。
那时候走进夜总会的大门，按惯例是要往空中撒钱的，真钱，一百一百地撒，现在想想真是纸醉金迷。这还不算夸张，我记得有一次，在夜总会包厢里，和一个不认识的富二代，就为了比谁更富，两个人烧掉了很多钱。那还是1999年，万元户都很稀缺的年代。
2002年，吃喝玩乐搞腻了，我又染上了吸毒。毒瘾的威力太大了，很快，我就没有心思再做生意，相爱多年的妻子也离我而去，身边的朋友慢慢也断了联系。和所有的瘾君子一样，我亲手毁掉了自己的生活。
有好几次，我都想结束这羞耻的生命。但真到了那一刻，又迟迟下不了手，脑海里反复想起小学课本里读到的那八个字：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未知生，焉知死？
一直堕落到2008年。当从电视里看到汶川地震的消息时，我几乎是一下从沙发里跳了起来，我告诉自己，“死得光荣”的机会来了。
我是带着必死的心去的汶川，但事情并没有朝着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我在汶川干了三个月的心理援助志愿者，有没有帮上过别人不知道，自己倒是捡回了一条命。
我记得刚到汶川的第一天，就碰上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家的房子塌了，一家三口，老婆被压死了，女儿因为住校躲过一劫。出事的第二天，他就掐着点出来跑活。因为他觉得照顾女儿的重任落在他一个人肩上，要更卖力一点才行。
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告诉我说，以前下了班，就想赶紧回家美美地睡上一觉。现在不了，先在车里哭上一个小时，默念一百遍老婆对不起，才有勇气走进家门。
没过几天，我们在灾区寻访的时候，又遇上一个单亲妈妈。她是当地储蓄所的职工，地震发生的时候，她亲眼看着身边的两个同事被压死。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还好是在上班时间。因为她相信，上班时间被压死至少能算工伤，女儿将来政府会管。后来，她被官兵救了出来，但她坚持不去避灾安置点，一个人守在储蓄所坍塌的废墟前。她说里面有金库，得有人守着，这是单位的规矩。
在汶川，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这样的人。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感受死亡，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狭隘。
我发现，死亡在拉宽人性的阈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面对死亡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和平时是不一样的，自私会被放大，恐惧会被放大，爱也会被放大。所以，直到现在，我还经常鼓励我们的志愿者，如果再有类似的大事发生，一定要去。因为它会让你和日常保持一个距离，让你看清楚真正的自己。
△ 2008年，黄卫平在汶川
因为表现优异，我被获准在汶川留了3个月，参与了救援的全过程。奇怪的是，这3个月我一次毒瘾都没犯过。
结束志愿服务离开汶川的那天，当地给我们搞了一个小小的送别仪式。仪式结束后，一个小女孩偷偷往我的口袋里塞了一张卡片，上面是用彩色水笔写下的五个歪歪扭扭的大字：爱，就是一切。我的心理防线瞬间就崩塌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突然觉得，当志愿者真好，被人肯定的滋味真好，活着真好。
临终关怀不是嘘寒问暖那么简单
从汶川回来后没几个月，我就发起成立了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
做这件事情也挺偶然的。当时的志愿者队伍里有一个心理咨询师，他的父亲早年得了癌症，死在上海肿瘤医院。因为这一层关系，他在肿瘤医院做过一段时间的志愿者。他告诉我，肿瘤医院有个科室，对外叫“综合治疗科”，内部叫“姑息科”，收治的都是癌症末期病人，一共10张床位，每年要死100多个人。这个科室的医生曾经跟他说过，非常需要志愿者的帮忙，这在国外叫临终关怀。
△ 图片来源：yestone
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临终关怀”，事儿是挺好的，就是知道的人太少了，百度的搜索结果才30多万。我当即就拍板要做这件事，觉得我们这支队伍实在是太合适了，大家都是搞心理咨询的，又去汶川锻炼过，什么场面没见过，那肯定没问题啊。
2008年10月，我们这个团队的志愿者进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提供“守护·天使”临终心灵陪伴项目，为即将进入终点的生命提供陪护。
信心满满地走进医院，却遭遇了迎头一棒，蒙了。
“见了这些人，你不知道说什么。问你好吗？疼不疼？自己都觉得假。”我根本没勇气去和对方说话，只有沉默。
一个40岁患乳腺癌的母亲，躺在床上不停流眼泪，我无意中和她对了一下眼神，立即被这个眼神所震撼。
你改变不了“他要死”的结局
但可以改变他面对死亡的态度
2009年刚开始做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们定过一个规矩，必须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才有资格成为临终关怀的志愿者。这条现在看来很愚蠢的规矩，闹出过不少“人间惨剧”。
我们曾经有一个志愿者，是国内很有名的心理咨询师，名气估计要甩我二十条街。他对临终关怀表达出很强烈的兴趣，我们自然也很乐于让他加入。
他接手的第一个病人是胰腺癌晚期，医生预估生存期两个月。我们早年的惯例是做完服务以后，大家要开个分享会，总结经验，帮助提高。那天分享会上，他特别豪情万丈地和我们说，他已经和病人聊到死亡这个话题了，但因为时间关系，更关键的开导部分只能留到下周进行。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的原话是，“我要带他穿越生死”。
我们当时听得特别激动。毕竟刚起步做临终关怀，大家普遍采取的方式都还只是和病人尬聊生活琐事，怎么他就能那么一针见血，直指要害呢。我们都很好奇地期盼着他下一周的分享。结果，下周他一来，那个床位空了，病人已经走了。他立马就不对了，生了一下午的气，怪我们组织上有问题，怪医生没有提前通知他。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我们就开始反思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想明白了，因为心理咨询师来参加志愿活动，多少带有一种想要用力的冲动，学了很多的工具，甚至觉得自己是专业的。
这种想法在其它领域或许会带来正向的激励作用，但在临终关怀上，它注定失败。因为死亡是消解一切目的性的。只要你心里关于目标感的小旗子升起，在死亡面前，你一定会被击溃。因为死亡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它不需要被解决。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接纳和不允许死亡的到来。
后来，我们取消了心理咨询师的限定，但制定了一套相对严格的招募流程，比如要签服务协议，要写课前作业，还要写观察报告等等，上岗之前的预备期长达几个月。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项——收费，每个志愿者444元。我们希望把这个门槛定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能力，一年最多也就培训200个志愿者，这要求我们必须把精力花在刀刃上。
关于临终关怀服务，其实我们最提倡的一个观点是：回到日常。中国大部分家庭是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的，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他们会一直绷着，很多病房你走进去，连空气都是紧张的。他们太需要放松了，志愿者就是送上这个松弛时刻的。我一直强调一点，千万不要把他们当成将死之人，要把他们当成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平时你怎么和亲人说话，就怎么和他们说话。
你改变不了“他要死”这个结局，但你可以改变他面对死亡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