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版的《读库2006》开篇刊登了拙作《纸质书何以延续至今》，本文谈谈这篇文章（以下简称纸文）的创作经过和幕后花絮。纸文的雏形是我去年4月8日发表在公众号的那篇“电子书vs实体书”。它的创作动机来自疫情禁足期间的切实感受：当无法出门且快递停运的时候，实体书好像变得无足轻重，电子书则进一步攻城略地，于是我“要以科学的名义，来为无可取代的实体书做一次鼓与呼”。此前的2月27日，与后浪的张鹏编辑交流时也特地聊到这些，他还问我有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实体书所具有的优势，这次通话可视为纸文诞生的原点。我对那篇雏形文章并不感到满意。它更像是我在自己的公众号开张之初为了撑场子而写出的急就章，说理不够充分，思路也不舒展，从略带挑衅的标题到正文多处出现的诘问，都显示出它的姿态有点急躁。当然了，作为一篇科普文章，它还是站得住脚的，这个议题也受到不少爱书之人乃至业内人士的关注。比如知名公众号做书就转载了此文，主编张远表示很感兴趣。
至此这事已经告一段落，之后才出现了奇遇。5月中，我的一位久未联系的老朋友王丫米读了《追寻记忆的痕迹》，非常喜欢，突然她发现译者是我（因大名与花名对不上号），特地来找我交流，她还发现了我的公众号，读到了那篇文章并转给了老六，于是老六就来找我约稿了。主观上讲，作为早年间读库的老读者，能被老六约稿我不胜荣幸，登上《读库》如同圆梦，理应径直应承下来。但是，正因为我非常看重《读库》，我还需要考量自己能否充分驾驭这个议题，以保证这篇文章的质量配得上我心目中的《读库》。思忖再三，几天后待老六再次过问时，我才终于应下。“对于自己的能印成铅字的文字，我的标准是希望十年后重读时不会感到脸红。”这话我直接跟老六说了。近些年遇到出版公司的编辑找我勾兑写书，我都毫不犹豫地婉拒。说这话不是要自我标榜，我倒是要批评自我设限：我把写书看得太神圣，以至于压抑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但我心里就是过不了这道坎，一想到自己写出一本质量平平的书，被印成铅字之后长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会感到不安。（已发表的网文反倒可以毁尸灭迹得干干净净呢。）要想达到自己定的高标准，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惜力”，这实在是很磨人的。所以我之前会主动停掉给《南方周末》写的专栏：在仅仅两千字的篇幅里面向大众读者讲清楚一个（十年后还能站住脚的）科学争议，其写作难度和精力付出是写一篇五千字时效性科普文章的好几倍！那种写作中的高度紧张和写完后的全身虚脱真的难受。而在“不惜力”这一点上，《读库》与我可谓“臭味相投”，我心甘情愿为《读库》折磨自己。此前的4月17日，老六在阶段性总结《读库十八条》里写道：“先减无可减，再做足做透。……用写一本书的力气来写一篇文章。”我是写完纸文之后很久才留意到这篇总结，回过头来看，它简直就是我创作时的真实写照！本来老六是让我对那篇四千多字的雏形文章进行扩充，但它的地基不够稳，我决定另起炉灶，只是用了原来的一些砖料。《读库》的约稿并无字数限制，我却像给南周写专栏一样，倾向于收着写，如果能一句话讲清楚的，就别掰成两句话。7月7日，八千字的第一稿出炉。第一稿不可避免地带着雏形文章的说理姿态。为了让读者更有代入感地理解相关科学知识，我多处采用了第一人称进行举例，加之这些知识都围绕心理学上的“记忆”展开，我又把个人色彩的回忆与举例相结合。比如原本开篇第一句是：“多年以后，我侧倚在床头，还会想起翻阅《读库0601》的那个遥远的夜。”老六给出的意见是去掉这些“我”，让行文变得更客观。这意味着写作思路上的大调整，光是删掉的篇幅就有一千多字。然后我要把作为文章主体保留的那些砖料再次进行黏合，除了调整某些部件的位置，还得新加一些材料。原先那个抒情的开头不能用了，正好看到老六在微博推荐《书情书》，我赶紧找来读了，就有了现在看到的开头。打磨半个月的第二稿是将近一万字（即增补了三千字）。虽然我对这一稿已接近满意，但仍然期待着被老六继续敲打，没想到老六收稿后已经“着手编发”。四个多月后，《读库2006》进入出版流程，我收到老六发来的排好版的文件。本来到了这一步，做些字句上的微调就够了，但老六一句“如有必要，增加一两页内容也没问题”给我留下了发挥空间……
如前所述，我一开始就倾向于收着写。按说把“五觉”都写进来是很圆满的，但之前我舍弃了嗅觉和味觉；事实上，嗅觉（也就是书香）对于阅读体验很重要，不提它总觉得缺了一块。于是我花了足足一天时间补上，又是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两页）里讲清楚一个事情，如同当年给南周写专栏，写完这一千两百字，感觉身体被掏空。最终，让我不留遗憾的第三稿出炉，逾一万一千字。一篇文章的质量和价值总归是留待读者评论，读者也不必知晓创作过程的秘辛。此处我只举两例作为备忘。
第一，纸文的信息容量和密度都很大。藉由纸质书这个切入点，它涉及了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诸多领域——感觉、知觉、记忆、语言、情绪、进化，这每一个领域的基本知识，少说也是教材里一章的篇幅，多则可以写成一本书。除此之外，纸文还涉及了不少新近研究成果。要在相对短的篇幅里以点带面地讲清楚这些知识，就得做大量的信息取舍和精炼工作。比如写第二稿时，我特地通读了斯坦尼斯拉斯·迪昂的《脑与阅读》，最终呈现在纸文里的内容只有一段，加在了最后一节的开头，但这一段非常重要，是“起承转合”里的那个“合”。顺便提及，纸文所引伍迪·艾伦的那句话也是在《脑与阅读》中见着的。但是，在引用它之前，我需要确认几个问题：第一，这句话是不是艾伦说的；第二，这句话是不是他的原话；第三，这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为此我查了一通资料，好在英文互联网上存在如我一样的考据癖：这话很可能是艾伦在他早年的单口喜剧中原创的，并通过《读者文摘》的转载而广为人知，《脑与阅读》所引用的版本并不完整。虽然只是引用一句话，但我不希望出现——事后被读者指出这句话是张冠李戴或者引述有误——这类尴尬状况。第二，读者看到的是海面上的冰山，还有更多的信息被过滤和舍弃了。去年11月有个“法国科学家称电子产品降低智商”的话题上了微博热搜，为此我专门去查了一通资料。心理学上有个弗林效应，就是智商测试的结果显示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的智商高几分；而进入新千年以来在欧洲多个发达国家出现的新情况是，新一代人的智商测试分数比上一代人低了。据此，那位法国神经科学家Michel Desmurget的观点是，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导致了智商降低。显然这个观点与纸文一致，按说是可以拿来背书的。但作为一家之言，它并不具备很强的科学说服力。导致智商降低的可能原因很多，比如很多心理学家认为环境污染是主因，而且智商是否真的降低（也许是测试方法或统计方法出了问题）、具体怎么降低（不同年龄段的情况不一样）也难以一概而论。于是在读了几个小时的文献之后，我的最终决定是只字不提。这等于做了一次无用功，但无用的就该抛弃，不能拿来滥竽充数误导读者。我相信，有经验的读者还是能从中窥斑见豹。就像我极力推荐的“医学大神”系列，从字里行间都能读出作者写作时的举重若轻，把数百万字的原始信息消化成几万字的小册子，这深入浅出的功力实在了不起，朱石生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的最后一天，看大家都在告别2020，我随手发了一条微博感慨《读库2006》还是未能赶在2020年出版，杨雪编辑看到后，向我透露了原因，得知全书还未最终定稿，我趁机向她提出了最后一处修改！那一处知识援引自《追寻记忆的痕迹》，按说我该得心应手，但事实是从一开始写就觉得表达上有疙瘩，又一时解不开，只能留待时间来磨洗——直到前几天读一篇书评时才猛然想起那段话缺失了什么重要信息，但也没好意思再给编辑添麻烦。又一次地，多亏图书出版进程的延后让我“因祸得福”，这最后一改让我心满意足。在此也要感谢杨雪以及各位不具名的审校老师对纸文细节的指正。
还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纸文是否附参考文献，写作过程中我特地问过老六，他说《读库》作为大众读物最好是不附，我表示接受。参考文献的作用有三：其一表示作者言之有据；其二便于学有余力的读者深入探究；其三是向那些科学知识和人文思想的原创者致敬。不附参考文献，就意味着要把很多引证体现在正文中，我也这么做了；同时为了保证文本的可读性，避免“某某、某某和某某发表在某刊物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类无关宏旨的表达满天飞，我还是隐去了很多出处。纸文若要完整列出参考文献，大概有四十条，在此向这些作者（特别是正文中没有提到名字的Anne Mangen、Cecilia Bembibre、姚博等）表示我的感谢，我不过是把他们的牙慧拾掇到了一起。
最后，无比感谢老六对纸文的重视和富有经验的催稿手段。去年6月21日，老六微信发来“深情呼唤”，他在与梁文道的对谈中特地提到了我那尚未出世的文章；11月的读库年会上，他又在与白岩松的对谈中给即将发表的纸文做了预告。身为编辑，他对纸文的修葺让我受益良多，我希望纸文收到的读者反馈能对得起他的期望和付出。诚然，论“铅字”，我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数十篇文章，论“书”，我也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在英文专著上发表过文章，但独立地在一本铅字印刷、万人共赏的书上发文，《读库》是第一次，让我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仪式感，我愿意把它视为一个起点，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