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史的全部逻辑——西方伪史论

西方伪史的全部逻辑就一句话，即：

西方伪史在“两大逻辑”之下，运用各种所谓的历史哲学把碎片化的神话、故事、传说改编成自洽的伪史体系，并依托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为该伪史体系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并建立起庞大的体系。 

西方伪史的“两大逻辑”是：辉煌逻辑和古老逻辑。

辉煌逻辑即建构编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更辉煌的文明。

古老逻辑即建构编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更古老的文明。

辉煌逻辑以古典文明为依托，古老逻辑以古埃及、苏美尔、克里特文明为依托。

辉煌逻辑的西方古典伪史在本公众号已多有论述，详见附录，不再赘述。

古老逻辑以《圣经旧约》和《荷马史诗》为依托，《圣经旧约》演绎出古埃及和巴比伦、亚述、尼尼微、腓尼基等，又由圣经考古学派生出苏美尔；《荷马史诗》演绎出特洛伊和迈锡尼，又由希腊考古学派生出克里特文明。

但是，《圣经》和《荷马史诗》是什么？——是神话，相当于中国的《封神榜》和《西游记。非常可笑的是，对于圣经神话，阿尔马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1581 - 1656）根据圣经家谱体系暗示的日期累加起来一直追溯到亚当、大洪水，得出结论：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10点钟准时创造出来，大洪水是公元前2348年发生的——这才是西方不得不由巴比伦、亚述突破大洪水编造出苏美尔文明的原因。

那么，宗教神话怎么成了历史呢？这主要归功于西方考古学。

但是，早期考古学手段极其有限，理念极不成熟，态度极不严谨，方法极不科学，尤其是碳14测年法和荧光测年法还没有发明出来，对古遗址的认定完全是按照《圣经》和《荷马史诗》进行先入为主的按图索骥、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毫无科学性和严谨性可言，可谓彻头彻尾的伪学术、伪科学。

事实上，在利奥波德·冯·兰克之前的19世纪，西方人的普遍观念认为东方是人类文明的起源，黑格尔提出“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日耳曼”的世界史体系，并以生命周期比喻中国、印度、波斯为人类历史的童年，希腊为青年，罗马为壮年，日耳曼为老年。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总体认知状况。

兰克的《世界史》以基督教圣经为线索进行编排，把中国、印度排除出去，建构起以古埃及、亚述、早期希腊为古老文明的西方上古史体系，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古代伪史的初始模板，于是，兰克被誉为西方近代历史之父。

因此，西方上古“历史”是由三大体系构成：

1.《圣经》体系

2.《荷马史诗》体系

3.C.C.麦克迪编年表体系

《圣经》体系编造了埃及和两河的“文明史”体系，《荷马史诗》编造了巴尔干南部希腊半岛的“文明史”体系，C.C.麦克迪编年表建构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文明史体系。

人们对《圣经》体系和《荷马史诗》体系比较熟悉，对“C.C.麦克迪编年表”体系不熟悉。其实，C.C.麦克迪编年表是基于考古学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的历史序列，是对C.德·莫尔蒂耶史前时代分期表的发展，是欧洲人（西欧为主）的真正的历史形态。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国商朝晚期至王莽新政这段时期，欧洲经历了公元前13世纪～8世纪中叶的骨灰瓮墓园文化、公元前8世纪中叶～5世纪中叶的哈尔施特文化、公元前5世纪中叶～公元前1世纪末的拉登文化，这属于没有明显社会分化的原始部落社会，欧洲人还属于野蛮人。

按照西方自己的说法，直到所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灭亡时，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都是蛮族、野蛮人，无家无国、居无定所、无处安身。

希提在《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0）p626中说道：“由于太阳光不能直射在他们（按：指欧洲野蛮人）的头上，所以他们的气候是寒冷的，终年在弥漫云雾中过日子。因此，他们的气质变得冷酷，他们的性情变得粗鲁，他们的身体长得高大，他们的皮肤发亮，他们的头发长得老长。而且，他们缺乏机智和洞察力，愚蠢和拙笨在他们中间是普遍的。”

尚劝余在《阿拉伯帝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p264中说：“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眼中，欧洲人无异于野蛮人。”

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罗·奇波拉在《工业革命之前》（英文版）p138说：“对阿拉伯人来说……西欧是一个很少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地方，虽然他们的地理知识在公元700年至1000年年间不断提高，但对欧洲的了解一点也没有增加。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对欧洲不感兴趣，不是因为存在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是因为那时的欧洲是没有能够提供任何产生兴趣的地方。”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如果从法国的历史著作，或者不如说，从有关法兰克国王和他们的宫相的历史著作中，要删去的只是这样一些故事（博按：指虚妄荒诞），那我们还可以勉强一读；但是这些历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谎言比比皆是，我们怎能接受？这些历史著作中不断说到围攻城市和堡垒，其实这些城市和堡垒并不存在。当时在莱茵河以东只有一些没有城墙、靠木桩和堑壕来防卫的小镇。我们知道，只是在920年捕鸟者亨利时期，日耳曼才有筑有城墙和设防的城市。总之，有关这些时期的细节都是一些无稽之谈，而且都是令人厌恶的无稽之谈。”

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99中说道：“尽管穆斯林占领了西欧的许多地区——最突出的就是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而事实上他们对继续扩张并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西欧十分落后，穆斯林对他们不感兴趣。”

马可·布洛克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高卢和意大利那些贫穷的城市，根本无法与繁荣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相比。”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500年前（按：1250年），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按：伏尔泰是法国人），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次印刷，p87）

歌德对诗人艾克曼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小说，而且远在我们祖先还在森林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优秀的作品了（指《赵氏孤儿》，13世纪下半叶）。”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说：“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2008年第2版，p36.37.261）

综上所述，直到1250年，欧洲人还处于原始部落时候，非常原始、野蛮、凶残。这才是欧洲近代文明崛起之前真实的历史事实。这么晚起的文明和种族，面对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历史文献，真的可以理清楚吗？不会产生异域效应吗？不会产生文化差异吗？难道不会像西方人理解中国历史一样、常常错漏百出吗？

西方伪造历史，包括西方上古伪史、西方古典伪史和西方近代伪史，这是历史事实。其实，在17、18、19世纪，神话、故事、传说、想象、附会、伪造之风在整个欧洲的各族、各国的历史和传统追溯中都非常盛行。 这一时期的历史创作，就像嗑了致幻剂，充斥着幻象、捏造、荒诞。（参阅《传统的发明》）

黑格尔运用进步哲学把人类历史看成“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日耳曼”的世界进步史；兰克引用基督教圣经和进步哲学看成是“埃及、亚述、希腊、罗马、欧洲”的西方进步史，把中国、印度给排除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利用线性发展哲学把西方历史编造成为“基克拉底→克里特→迈锡尼→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自由民主和工业革命→”线性发展史，把埃及和两河都排除了。虽然这些历史形态在西方历史专业的专家学者看来可能习以为常，但他们常常下意识把这些历史形态理解为西方人的不同理论、历史哲学和认知，没有把这些历史形态理解为在时间上的不同时代的西方人的认知状况及其建构编造的过程和结果、即西方伪史编造形成脉络，导致云里雾里，看不透西方伪史的本质。

全人类、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真正的历史，其他的都没有，都是神话、传说、伪作。一是因为人类其他文明没有一个庞大的族群支撑起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文明，二是因为人类其他文明没有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和意识支撑起官修历史的传统。

一言蔽之，西方文明史是建构/编造史、即伪史，中华文明史是实录史。

（完）

附录：

参阅《西方古代伪史的基本逻辑——变色龙》

参阅《古典希腊伪史是如何炼成的？》

参阅《从《黄金草原》看希腊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