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黍篇）

【内容摘要】

西方人原来单方面测定的西亚黍7000年前和欧洲黍5000年前，经中外合作进行碳14测年发现只是4000年前和3500年前。 

这极为蹊跷吧？怎么解释呢？  

考古学家的解释是：晚期混入。意思是，年代较晚的黍米，通过“虫洞”等向下钻透两、三千年的地层，出现在7000年前的地层里。这个"晚期混入"在考古遗址中属个别现象。 

然而……但是……可是…… 

诡谲的是，西方人测定的所有7000年前的西亚黍和5000年前的欧洲黍全部、所有、都发生了"晚期混入"事件。 

因此，绝不能用“晚期混入”来解释，而必须归咎于西方早期建立的考古学体系的系统性错误，而且，从西方考古史看，西方早期建立的考古学体系确实存在严重问题，不可信。

关键词：考古学体系  黍的起源  颠覆  文化编年  绝对年代  碳十四   西亚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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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31日，我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首发拙文《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2月5日略做修改后在本公众号再发，引发一波关注，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拙文“以黍的绝对年代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黍是绝对的中心和关键，论证也确实有力，动摇了一些人，但又不甘心，也看到了拙文的核心问题：黍的绝对年代。于是，大约3月30日，有人在“知乎”上对黍的问题进行问询，如下图：

有个叫“白开水”的网友对此做出了回答，看的出来，此人对考古学有所研究，颇为熟悉，粉丝颇多，可惜学艺不精，即使有考古经验也是枉然。后来，又有个叫“陆吾”的网友也作出了一个回答，可惜都是些陈词滥调和情绪化的宣称、宣示，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接着又来一个叫“螺旋真理”的网友，看其自我介绍为“《中国博物馆》杂志编辑部的编辑”，堪称较为专业的小咖，但也仅仅是给“白开水”的错误补缺（贾湖遗址补缺八里岗遗址），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最后来了一个疯子，叫“六铁承莱”，迷信权威，原本回复了一些内容，被其删除，留言又粗鄙不堪，我实在觉得恶心，就把我的留言都删除了，因为我不屑与之为伍。（具体过程详见知乎，链接附于文末。）

基本情况介绍完毕，接下来干货，即关于我和“白开水”、“螺旋真理”的辩论内容。我总结一下，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

1.关于黍的“晚期混入”问题

2.关于西方早期考古的评价问题

本文只就第一个问题进行阐述，算作《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的续篇①——黍篇，还将再作一篇续篇②：《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的续篇——碳十四篇。

在阐述之前，先对“西方考古学早期”的概念进行限定。我所谓的西方考古学早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考古学早期指的是19世纪末之前，广义的考古学早期包括狭义的考古学早期和碳十四测年出现之前。

黍的“晚期混入”问题

       2003年兴隆洼遗址发现8000年前的黍之后，为了搞清楚黍的起源到底是西亚还是中国，赵志军和刘歆益等中外顶级植物合作进行研究，最终得出结论，中国黍的绝对年代为7670-7610年前，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的黍的绝对年代为4500年前，欧洲黍（匈牙利最早）为3500年前。（详见“山东考古”公号2018-6-11文《刘歆益谈“烹饪、季节与阶级：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以及“社科院考古学中国考古网”公号2015-12-17文《小米研究，为何获大奖—中英美学者合作的“黍和粟的起源与传播”获世界考古论坛研究成果奖》）

我推算西亚黍为4000年前，结合拙文《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可知，西亚黍的绝对年代足足削掉3000年，欧洲黍的足足削掉1500年。问题来了，为什么此前西方宣称西亚黍7000年前、欧洲黍5000年前呢？如何解释西亚黍和欧洲黍的年代错误呢？

 “白开水”引用2018年6月7日刘歆益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院的讲座内容来否定黍与哈拉夫文化层的对应关系，即黍是晚期混入的，如下图：

（详见“山东考古”公号2018-6-11文《刘歆益谈“烹饪、季节与阶级：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下称刘文）

注意：这只是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下，黍的绝对年代就与哈拉夫文化层分离了，黍是黍，哈拉夫文化是哈拉夫文化，没有对应关系，一下子就架空了拙文的逻辑。即：

西亚黍的绝对年代 ≠ 哈拉夫文化的绝对年代

我反驳道，“晚期混入”只是刘歆益对西方错误的善意解释，没有任何证据，并以张驰的文章来反驳他们根本不可能发生晚期器物混入早期地层。 

“在堆积有多个时期遗存的遗址中，年代早、层位靠下的堆积往往会由于打破关系被晚期行为所破坏，其中的器物也由此被埋藏进晚期的堆积单位中。因此，从原理上来说，在同一遗址中，晚期堆积单位中的器物共存关系的同时性总是不被信任，而早期尤其最早的堆积单位才是可信的，因为早期的堆积中绝对不会出现晚期的器物。”（张驰，《考古年代学四题》，《文物》，2015·9） 

我还指出，器物在同一地层堆积中的共存关系在西方研究近乎缺如，这与西方建立考古学的初衷有莫大的关系。

 “器物在堆积单位中的共存关系在西方的考古教科书中鲜有讨论,可能与欧洲和北美地区少见堆积复杂的遗址有关。”（张驰，《考古年代学四题》，《文物》，2015·9）

我提出：如果“确实”发生了晚期混入，那么只有两种解释：

1.像藤村新一那样，人为把器物夹塞进去早期地层进行伪造。 

2.没有任何考古依据，纯系伪造考古报告，连夹塞都免了。

“白开水”以八里岗遗址为例来说明“晚期混入”问题，如下图（详见知乎相关话题）：

可是，“八里岗遗址”其实是多叠层遗址，根本不是“白开水”所谓的“晚期混入”，“白开水”混淆遗址的多叠层和晚期混入的含义，误以为多叠层遗址为晚期混入的例子，所以认为早期器物混入晚期地层是常见的，晚期器物混入早期地层也是常见的。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如下图：

（邓振华、高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2.1）

八里岗是多叠层遗址，小麦所在地层较晚，从龙山晚期到西周，根本不是所谓“晚期混入”的概念内涵。

经过我的指正，“白开水”显然意识到犯了严重错误，于是，找出真正的晚期混入的例子：韩井遗址：

（详见：邱振威 庄丽娜 林留根，《江苏泗洪韩井遗址水稻驯化的植硅体证据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18.1）

“螺旋真理”的网友也举出了一个例子：著名的贾湖遗址发现的小麦种子就属于晚期混入。（详见张居中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植物考古研究的新进展》，《考古》2018年第4期）

这种由于植物根系、虫洞、地质作用等导致的微小器物从晚期地层混入早期地层的情况确属事实。

至此，“白开水”和“螺旋真理”关于晚期混入的证据举证就基本完成了，截止本文发表未见后续说辞。

我列举了掌握的三个西方关于西亚黍和欧洲黍的绝对年代数据：希腊的Argissa遗址5000-6000BC（1959）、两河的Jemdet Nasr遗址3000BC、德国郎威勒了遗址3000BC。（游修龄，《黍粟的起源和传播问题》，1993）

另外加上王巍提供的西亚黍7000年前，就有四个数据。当然，希腊的那个数据后来被排除了，因为不符合从西亚向欧洲传播的阶梯式规律。而且，我注意到刘歆益在刘文的表述为：

注意：“欧洲在LBK时期地层”、“都”，也就是说，所有LBK文化遗址发现的粟黍都发生了晚期混入，多瑙河流域LBK时期的所有、全部遗址中发现的粟黍都发生了晚期混入，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系统性现象。这就不能用虫洞等导致的晚期混入来解释了。

另外，以往西亚在哈拉夫时期地层中发现的粟黍，也必然被解释为全都是晚期混入。

如此，则西亚在哈拉夫时期地层和欧洲在LBK时期地层中发现的黍粟，全都被解释为晚期混入。这可能吗？？？

即使不对晚期混入本身进行质疑，如此大规模的“晚期混入”，如此考古水平，何以相信西方建立的考古学体系？我就要质问：为什么青铜和铁器就不是晚期混入？

就中国境内考古遗址发现的小麦而言，发生“晚期混入”的情况是少数，屈指可数，是否构成极少数，需要更专业全面的回答，但至少没有全部。从赵志军的论述看，我们发现大量“非晚期混入”的、与相应考古学文化呈共存关系的小麦（赵志军，《小麦东传与欧亚草原通道》，《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

另外，从这种解释看，似乎早期7000年前的西亚黍和5000年前欧洲黍都没有直接测年，而是根据地层的共存关系而推定的。如果西方没有直接测年，没有考虑到虫洞等因素，就敢宣称西亚是黍的发源地，这也太儿戏了吧？如果有直接测年，那就不是晚期混入的问题，而是早期西方单方面测年数据和赵志军等中外合作测年数据的前后矛盾不一的问题了，如此则必有一方数据造假，要么西方造假，要么赵志军造假，二者必居其一。

总之，刘歆益的晚期混入的解释，大概成了考古界的标准答案了，没有其他更多的具体细节信息。这种解释如果就个别遗址而言，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面对大规模、系统性的黍年代错误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刘歆益“晚期混入”的解释是错误的！

西亚黍绝对年代 ≠ 哈拉夫文化绝对年代  ✘

针对如此大规模而“科学”的系统性年代数据错误，结合西方在早期和碳十四之前的考古史，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绝不能以晚期混入来解释，也绝不是晚期混入，晚期混入的解释是错误的，这种解释是建立在西方早期建构的世界考古学体系基本科学可信的基础之上。若这个基础不可靠，则该解释自然不能成立。实际上，回顾西方考古史就能发现，这个基础存在严重问题，承认这一点，则导致西亚黍和欧洲黍的绝对年代出现错误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早期建立的考古学体系不可信

从西方早期考古学体系建立的历史背景来思考西亚黍和欧洲黍的年代错误问题，结合早期考古史，正确的道路就此打开。现就早期考古学的历史背景略述如下：

1.西方早期考古就是挖宝、破坏，考古人员多为盗墓贼、外交官、军人、商人、年轻人、考古经验空白的人等，即使是严肃的人，也是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而就是由这些人认定了尼尼微、拉伽什、特洛伊、迈锡尼等一系列遗址，奠定了西亚考古学体系的基础。

 “发掘者的动机主要是物欲，目的主要是获取文物，方法极不科学，因此带有极大的破坏性。”（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34页） 

2.西方早期考古学的断代归属不可信，哪怕发明了堆积厚度、树轮、黏土纹泥等地质学方法，由于这种方法极不成熟以及固有的局限性，根本无法有效应用，根本不足以取信于人、于己，基本上都是臆测或推论，甚至一厢情愿。

“在使用碳十四测年方法以前考古学家对于史前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定。史前年代学几乎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测或推论上面。”（仇士华、张雪莲，《中国碳十四年代学的始创者》，《南方文物》，2008·4）

3.十九世纪是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浪漫主义高涨的时期，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西方考古学体系的生成环境是可疑的，其对考古学体系的影响必须得到充分的考虑。

4.对于身处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欧洲人来说，对西亚历史和文化来说，完全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研究起来不但错误在所难免，而且无论在理解上还是实践上都错漏百出，造成西亚的历史地理、历史年代紊乱不堪。

5.西方研究其他文化主要是服务于其自身的价值和利益，缺少对其他地区文化应有的敬畏感，随意性在所难免。从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看，会看得更清楚。

6.碳十四的出现号称考古学的一场革命，谓之碳十四革命。可是，对比西方碳十四之前和之后建立的世界考古学体系发现，二者基本吻合或碳十四测年还更早，也就是说，西方碳十四发明之前臆测的年代和碳十四发明之后测定的年代基本吻合，而且还臆测保守了！可以说，碳十四测年维护了西方早期由臆测年代而建立起来的考古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号称“碳十四革命”的碳十四对西方基本没用，是多余的。

但是，对比西方臆测仰韶遗址的年代与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发现，足足削掉两三千年左右，发生重大错误。

这一点我将在《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碳十四）》中进行详细阐述和论证。

基于上述，西方早期考古学手段极其有限，理念极不成熟，态度极不严肃，方法极不科学，应用上极不严谨，根本无法也不可能正确厘定遗址的绝对年代和属性，穿凿附会、生搬硬套、胡乱猜测、指鹿为马的“研究”比比皆是。在拙文《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中，我列举了西方在碳十四测年法之前建立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学体系，这是一种以西亚新月形地带为中心和起点、阶梯式递进传播的世界考古学体系，从本质上、渊源上来讲，这是一种基于圣经史观的考古学体系。拙文《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的目的就是要颠覆这个考古学体系。

如上所述，在碳十四之前，西方根本没有足够和靠谱的手段建立正确的世界考古学体系，但西方霸王硬上弓，以意识形态、宗教史观、想象臆测弥补手段的不足，证据不够，胡诌来凑。西方早期以挖宝、破坏、臆测、不可靠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考古学体系不可能正确、不可能严谨、不可能信服。碳十四出现后只是在证明早期不可能严谨、不可能正确、不可信的考古学体系很严谨、很正确、很可信，碳十四沦为为西方建立的错误西方考古学体系背书，这是极其诡谲的。

因此，回顾西方考古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结合西方关于西亚黍和欧洲黍年代的大规模系统性错误以及呈现出“阶梯式”的“科学状态”：西亚→欧洲，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酷似人为干预，否则难以想象会如此“科学”！其原因很可能是西方恣妄轻率、蓄意为之、蓄意伪造。西方的“藤村新一式”人物太多了，只是一直没有被揭露。 

强调一下，我考虑了整个考古学体系的宏观情况，考虑了考古学发展的历史，考虑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思潮对整个社会和学术的影响，黍不是我质疑西方考古学体系的唯一依据，它只是我质疑的突破口。

贝纳尔指出，“既然现在认为它们生成的环境是可疑的，它们应该被仔细地检查。”（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8） 

马丁·贝尔纳提醒道：“现代考古学家和这一领域的古代史学家仍然在使用粗糙的实证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建立起来的模式。”（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8） 

因此，是时候颠覆马丁·贝尔纳谓之“种族主义者建立的”、“粗糙的”西方考古学体系。我们不需要再去捍卫西方考古早期建立的不可能正确的、粗糙的、错误的考古学体系。

综上所述，西亚黍和欧洲黍与相对应的哈拉夫文化和LBK文化是共存关系，不是晚期混入，黍的绝对年代就标定了相应文化层的绝对年代，且黍作为一年生植物的样本，比木头样本更为合理、更准确。

西亚黍绝对年代 ≠ 哈拉夫文化绝对年代  ✘

西亚黍绝对年代＝哈拉夫文化绝对年代  ✔

欧洲黍绝对年代＝LBK文化绝对年代      ✔

结  语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完成新范式基础的奠基人几乎总是要么年轻，要么进入领域时间很短，他们改变了这个领域的范式。”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虽然业余爱好者通常无法帮助一种模式或范式内部的学术进步，但经常是挑战这一模式或范式的最佳人选。” 

我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替我的冒昧辩护。我既不是考古专业的，也不是历史专业，虽然我的论证在严格意义上不是范式的，但它提供了一个开放合理的学术新模式：颠覆西方考古学早期种族主义者建立的、粗糙的、错误的考古学体系，重建科学可信的世界考古学体系。

备注：

1.奉劝那些以动机指责我的人士，不要一方面指责我民族主义、民族自信、情绪化、不科学、“厉害了我的国”等，须知我曾经也热情推崇拥抱西方文化、打倒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却对西方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宗教偏执、强盗即爱国的凯旋文化等避而不谈，迷信西方的研究为纯粹科学。

2.LBK文化为分布在多瑙河流域的线纹陶文化，按照西方的说法，绝对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纪，接着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再进入彩陶文化 （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

3.这次辩论的详细经过请搜索知乎平台“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链接为：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7995600/answer/635929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