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舆万国全图》揭露西方伪史真相

       下图1为《坤舆万国全图》，按照现在一般说法，该地图是利玛窦来中国之后于1602年绘制的。

↑图1：《坤舆万国全图》

李兆良先生通过大量详细的考证证明，《坤舆万国全图》不是利玛窦绘制的，而是明代中国郑和下西洋时期于1430年左右绘制的。该考证获得美国地图双年会以及中科院院士高俊和廖克的认可。

但是，根据李兆良考证，《坤舆万国全图》中国、日本等地名是永乐年间的历史地理，不是利玛窦时代的。同时，欧洲部分地名既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地理，如那波里（那不勒斯）、惹怒襪（热那亚），也有罗马时代的历史地理，如喜百泥亚（爱尔兰）、罗尺刺（巴黎）、意大利两边的海叫上海Mare Superum（今Adriatic Sea）、下海Mare Inferum (今Tyrrhenian Sea)。这显示出《坤舆万国全图》似乎存在内在的矛盾和不合理，也是李兆良考证体系中存在的瑕疵。如图2。

↑图2：欧洲部分的历史地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李兆良不知道/不认同西方伪史，所以，搞错了。李兆良以西方伪史（古希腊伪史、古罗马伪史、文艺复兴伪史）作为证伪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的依据，当然会发生矛盾，当然会发现《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历史地理存在重重矛盾。

事实上，《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历史地理非常精准，都是自洽的，并没有矛盾和不合理，它所反映的地名都是1430年左右全世界的历史地理，也就是说，《坤舆万国全图》上全世界的地名都是郑和时代的历史地理，每一个地名都是郑和环球航行实测并实地核实和记录的。

因此，《坤舆万国全图》不但推翻了世界史近代三大经典学说，即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利玛窦把西方的地理知识带来中国，还推翻了西方伪史，即古典伪史、古埃及伪史、两河伪史、近代伪史。

那么，西方伪史是如何产生的呢？事实上，西方伪史的产生既复杂，也简单。

西方伪史的产生除了故意伪造之外，最根本的一点是把近代书籍的年代说成是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书籍，如《圣经》、希罗多德的《历史》。也就是说，《圣经》和《历史》成书于近代，约16世纪前后，记录和反映的是16世纪左右西方的认知状态，但被西方人说成是成书于古典时代。

把近代书籍说成是古典时期的，也就当然把近代的地名误认为是古典或上古时期的了。这就相当于把《黄帝内经》说成是公元前3千纪的黄帝所作一样，把《隋唐演义》说成是成书于公元前2千纪一样。

《坤舆万国全图》北非东部部分见下图3：

↑图3：北非东部部分

如上图3：当时北非东部地区有个国家叫“巴皮罗泥亚”，在该图上有一句话：“中有七百洲，最大者末罗耶。有城沿河，名门菲此城，为天下极大城。行十日程。地产宝石、乌木。”

“门菲此”即孟菲斯，“巴皮罗”即巴比伦，也就是说，1430年北非东部的国家叫巴比伦，大城叫孟菲斯。

根据艾儒略《职方外纪》（1623年）中记载：“利未亚之东北有大国曰阨入多，自古有名，极称富厚……有城古名曰孟斐斯，今曰该禄，是古昔大国之都城，名闻西土……五百年前此国最为强盛……今其国已废城，亦为大水冲击，啮其下土，因而倾倒。然此城虽不如旧，尚有街长三十里。”         

利玛窦和艾儒略差不多是同一时代的人物。根据这段叙述，北非东部地区在1623年叫“阨入多”，古城“孟斐斯，今曰该禄”。也就是说，“阨入多”即Egypt、埃及。

根据西方说法，下图4是Ortelius（1527-1598）于1570年出版的第一版《Theatrum orbis terrarum》（鉴于西方伪史，该图具体年代存疑，但我认为1570年目前看并无明显矛盾）。

↑图4：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70）

如上图4，1570年北非东部有个国家叫“Aegyptus”，即Egypt、埃及。

也就是说，1430年北非东部的“巴比伦”国灭亡了，之后改朝换代，在1570-1623年左右已经易国为“埃及”，大城“门菲此”易名为“该禄”。

通过《坤舆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的对比，可以证明李兆良先生基本考证的正确，否则，就会发生北非东部在同一时代的利玛窦绘制地图中名为“巴比伦”而在艾儒略的记载中名为“阨入多”的矛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1.《坤舆万国全图》显示1430年北非东部地区有个城市叫“孟菲斯”，但是《职方外纪》显示1623年“孟菲斯”改名为“该禄”，在1570年出版的《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显示为“Aegyptus”，同时《职方外纪》记载“孟菲斯”为500年前、即12世纪的北非东部城市。也就是说，经过两百年，1430年的“孟菲斯”城已经在西方被缪传成12世纪的城市，提早了300年；而今天的西方“历史”认为孟菲斯城是公元前3千纪的埃及城市，足足提早了四千年。

2.《坤舆万国全图》显示1430年北非东部地区有个国家叫“巴皮罗”国，即巴比伦，但是，《圣经》中出现“巴比伦”一词总共282次，提示《圣经》成书时间在1430年之后；今天西方“历史”认为巴比伦是在西亚两河地区，可见，北非东部的“巴比伦”国经过不长的些许时间就被缪传为西亚国家，还被西方建构为公元前一、两千纪的西亚文明。《圣经》中出现“埃及”一词总共达675次。如图5.6：

↑图5：《圣经》搜索“巴比伦”

↑图6：《圣经》搜索“埃及”

“巴比伦”能够被《圣经》讹化成这么严重的谬误，可以想象《圣经》成书时间为1430年之后较长时间，如三代人以上，同时，必须是巴比伦已经灭国，埃及已经建国之后，鉴于巴比伦的讹传所出现的谬误很严重，《圣经》应该成书于埃及建国三代以上。也就是说，《圣经》是基于16世纪的历史地理认知并结合伊斯兰世界的传说编辑撰写而成，其成书年代必为1430年之后，很可能是1600年左右成书的，并不是西方所谓的耶诞前后。

3.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之后写了大量的基督教教义书籍，如《天主实义》，其实是中国思想渗透进基督教教义当中，而非基督教传入中国；今天《圣经》中有不少中国思想，而且体现出来的文学表达水平和编故事水平极其粗鄙，编撰得非常幼稚，反映了西方早期（16世纪）思想的贫乏、文学修辞表达的简陋以及接受中国思想渗透洗礼的过程。可以认为，在利玛窦来华之前，《圣经》是内容单薄、思想贫乏、智力幼稚、语言粗俗，其词汇库容和文学表达是非常原始的；利玛窦来华之后，用中国文化思想进行大量扩容改编，才形成了今天的《圣经》，但依旧摆脱不了其原始的特征。我们要重新评估利玛窦来华之前和之后西方的文明水平，重新评估当时西方的科学水平，重新认识西方是如何崛起的，包括当时的西方是否有可能独立发现开普勒定律、牛顿定律和万有引力公式等。

4.希罗多德在其所著的《历史》（上、下，商务印书馆）一书中提到“孟斐斯”一词共38次，提到“埃及”627次，提到“巴比伦”86次。有意思的是，《圣经》和《历史》提到“埃及”次数都多于“巴比伦”。鉴于北非东部的“巴比伦”被讹化为西亚的“巴比伦”，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显示出希罗多德《历史》（包括《圣经》）的成书时间应该为北非东部的“巴比伦”灭国之后的较长时间，如三代人以上，否则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错误，因此，维基百科所谓希罗多德《历史》是1452年由瓦拉所翻译必为谬说。因为1430年巴比伦国还是北非东部的国家，假如此时灭国，离1452年才22年，不太可能把巴比伦国的历史地理从北非东部讹谬为西亚两河。

5.由上述分析可知，没有官修历史传统的口述历史和传说文献是多么地不可靠，只要经过些许时日，历史真相就会被传得严重时空错乱，面目全非！同时，中国《史记》所载西周和商朝等被考古发现证实，这足以证明中国古史不是传说，必有所载和传承，否则难以想象。

6.西方伪史的关键是把文献的成书年代提前、提早，如此就造成其所载的内容很早，这种把文献提早的操作手法与西方伪考古学把遗址年代提早遵循着同样的逻辑。也因此，造成李兆良认为《坤舆万国全图》上欧洲部分有罗马时代的历史地理的错误。

7.既然《圣经》《历史》等西方文献成书于16世纪（1600年）前后，那么，其内容必然有抄袭自伊斯兰世界的文献，如阿拉伯文献和波斯文献。

8.事实上，《坤舆万国全图》亚平宁半岛上有个国家叫“意大里亚”，显示当时亚平宁半岛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如上图2（红色划线），但后来解体了。西方人很可能把1430年亚平宁半岛的“意大里亚”与伊斯兰世界文献中记载的早于阿拉伯帝国的“罗马帝国”混同起来，然后把15-16世纪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人入侵并灭亡“意大里亚”的事件建构编造成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消灭“西罗马帝国”。也就是说，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把阿尔卑斯山以南在近代（15-16世纪）的并不久远的传说嫁接到伊斯兰世界的较久远的传说“历史”中去，形成了西方伪史，近代与古典都混淆在一起得从而搞得一塌糊涂了。因此，我在这里提醒中国的历史研究学者，任何试图把中国古籍记载与西方“同时期历史”进行对比研究都是错误的，因为二者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国历史是真正的历史、史实，西方“历史”是编造的伪史、故事。

9.作为非常晚起的文明，西方人是没有历史感的，他们连15世纪的西亚和欧洲历史地理都一塌糊涂，何况其所书写的更早期历史的可信度！事实上，西方人处处针对中国、以超越中国文明史为目标、模仿中国“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历史模式和年代体系而建构、编造、编辑、编剧了一套“西方伪史”体系而已，事实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哪怕披着实证主义、文献考据学、考古学、语言学、古文字学、近现代技术方法等的外衣，实际上只不过是障眼法和遮羞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