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史的年代学体系系基于耶稣诞辰的谎言（2.0）

           西方伪史的年代体系

                   ——从历史学到学术史、再到年代学

要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在逻辑上的严谨度，需要先阅读《“耶和华”在1660年之前不存在》，以了解基督教的某些真相，以及需要先阅读《《几何原本》真相大揭秘》，以了解我在该文依照诸多历史事实建构的近代中西方文明发达程度的模型，即：明朝中华文明远比西方发达。如图：

                                一

清末民初 ，中国国家工业实力和学术界理科水平严重落后，中国学术界在西方历史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处于零起步单向译介的阶段，当时在总体上也比较闭塞，对西方历史了解得很单薄片面，很不系统，基本上照单全收，鹦鹉学舌，一切唯洋人马首是瞻，质疑能力缺如！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事实，即早期译介的西方文献没有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史料批判，而直接成为了某种公认的事实或史实，成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时至今日，由于文理分科，造成文科在西方历史领域的研究能力十分落后，甚至不具备研究的资格，因为文科生不具有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理科知识和理科逻辑，知识结构存在先天缺陷，因此，缺乏对西方“历史”领域研究的批判能力。而西方伪史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了解较为全面之后开始的反思和质疑，而这种反思和质疑是实事求是的，并非无的放矢，是对于早期译介、单向接受的缺陷的弥补，只不过，这一项工作落到了民科学术界身上而备受争议（业余研究，良莠不齐、欠缺规范，但方向对头）。

根据我对西方伪史的研究，中国官科学术界缺乏对西方“历史”领域的史料进行批判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史料的年代，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史料的成书年代；其二，史料之史家的年代；其三，如果史料的某些部分真的属实，那么史料内容所反映的空间和年代。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质疑能力为0。

第二、史料的来源，正如何新先生所指出的，古希腊皇皇巨著到底是如何流传下来，如何躲过基督教的毁灭，如何躲过伊斯兰教的毁灭。现在所谓史料流转的说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谁发现的，谁研究出来的，依据是什么，是否可信。中国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基本空白。

第三、史料的内容，史料内容的性质是否与历史真实性的内涵名实相符，是文学虚构还是历史事实，是否存在像中国的正史、野史、传奇、传说、演义、历史小说、故事、神话的区分等等。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没有能力和勇气进行任何质疑，往往还为西方进行各种似是而非的辩解和粉饰。

第四、史料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主要指的是近代西方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等著作与文艺复兴所指向的古典时代著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某种关系。这些关系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近代西方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等的思想源自古希腊罗马，还是源自中国呢？中国学术界对这方面研究有一些，但不敢对中国的影响作过高的评价。“在谈到西方的启蒙运动时，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即中国古代文明遗产曾对前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四版第2次印刷，第164页）

中国学术界根本没有能力去质疑西方史料的年代、出处、真假、内容、相互关系，乃至于荒唐到连《圣经》都接受作为史料（西方宣称通过某种所谓科学理论追溯其历史素地）。于是，中国学术界无能考证，遂接受了西方学术界编订的古代中世纪历史体系。甚至于纯粹抄袭西方的观点而不进行任何独立的思考，几乎丧失了基本的学术素养，丧失了基本的批判能力。“兰克对历史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将历史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居于领导之地位的精神直接与上帝联系在一起，使历史研究成为一种历史神学，并在此基础之上将历史的整体性、个体的平等性融合在历史主义之中。”（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四版第2次印刷，第286页）

中国学术界不去对近代西方各大名家的著作进行细致探究，以便追溯其层累本质（这是非常容易的）。只要从17世纪末开始阅读西方各大名家著作，可以非常容易明显地发现古希腊伪史体系、两河文明体系的各种概念、内涵、内容、体系等是如何一步步被建构、层累而成。例如，洛克的《政府论》在讨论政府政体时根本没有提到“言必称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全书只提到一处雅典，即“我们在历史上看到雅典有三十个暴君” ；全书仅一处提及希腊，即“谁会怀疑希腊的基督教徒们——希腊古代土地所有人的子孙——只要一有机会，就可以正当地摆脱他们久已呻吟其下的土耳其的压迫？”层累是如此地明显，如此地简明，为什么整个学术界都看不明白？呜呼悲哉！痛心疾首啊！

事实上，“言必称希腊”的现象不会超过250年，言必称雅典则更短，要了解古希腊伪史，我郑重推荐三个人的著作：1.雅克瓦基的《欧洲由希腊走来》，2.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洋教授的《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3.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看完这三个人的著作（网络上都有电子版），就可以非常完整地了解古希腊伪史的整个层累过程的细节。

作为民间业余研究者，从西方辨伪学派那里开始研究（如马丁·贝尔纳、雅克瓦基、霍布森、弗兰克、萨义德、布罗顿、宋明沉船考古、郑和下西洋、《坤舆万国全图》、《算学宝鉴》等等），探幽索微，抉隐钩沉，逐渐认识到要从学术史入手进行西方伪史研究，以揭露其层累的细节、过程和本质，遂在学术史研究中发力。梳理了一阵子后，又发现西方伪史在年代学上存在诸多问题和疑问，遂对西方伪史的年代体系进行研究。因为我发现直到19世纪初，西方著作中都甚少有纪年（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且在博须埃《世界史》和维科《新科学》中罗列的纪年方法都相当混乱，纪年的基准点散乱未定（博须埃的创世纪、洪水、亚伯拉罕、摩西、特洛伊沦陷、圣殿建成等，维科的创世纪、罗马的创建），而上述纪年是基于虚无缥缈的宗教神话，而这种神话体系不是源自欧洲自身的，而是源自西亚的（伯利恒），这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是否能够顺畅正确衔接等等，问题实在太多且严重。然而，在问题如此繁重的情况下，西方又是如何建立起精确的年代体系，如何确立其年代体系以耶诞作为基点，何时达成以耶诞作为基点进行历史纪年的共识？如果有人问，孙悟空生于何时，我们会说，那是神话，别当真。但是，如果有世俗的基点作为参照就能算出孙悟空的诞辰。例如，网络上有人以唐僧把孙悟空从五行山下解救的那一年为贞观十三年起算，就可以建立起包括孙悟空的诞辰为公元前578年在内的整个西游记年代体系。

层层叠叠、不断追问之下，深入研究发现西方以圣经为标准的年代学体系的建立很可能源于中国历史纪年“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这个纪年的出处源于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之后的《天主实录》等著作，即耶稣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这个纪年的意义是：天主耶稣诞生的年代早于中国道教产生的年代和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即：当初利玛窦等传教士只不过是为了在宗教上要压制中国的佛教和道教，或至少难分伯仲，利用中国纪年体系，在耶稣的诞辰上撒谎编造了耶稣诞辰：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耶稣诞辰为“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相当于《西游记》唐僧救孙悟空脱困于五行山的“贞观十三年”，为整个西方伪史年代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一个世俗和真实的基准点。同样，宗教神话本为胡编乱造，但有了一个世俗真实的年代基准点，就可以建立一套世俗的年代体系，为宗教神话披上貌似可信的外衣。

在西方，斯卡利杰、厄谢尔等就以来华传教士的谎言作为基准点建立起圣经年代体系和西方年代学体系。

“斯卡利吉尔，J.J.（1540-1609)，定居荷兰的法国人文主义者学者，致力于古史和《圣经》年代的研究，对当时已知的纪年方法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总结，使年代学摆脱宗教史家的体系，为近代的年代学奠定了基础。”（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如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第74页注1）

“大学者斯卡利泽（J.J.Scaliger)在古代年代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奠定了近代世界关于古典世界年代学体系的基础。”（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94页） 

“16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法国胡格诺派的斯卡利泽（J.J.Scaliger，1540-1609)强调古典学知识的整体性。他的学术贡献包括了文本校勘，也包括年代学。他所校注的罗马作家也包罗万象，从博物学家瓦罗，拉丁诗人奥索尼乌斯、卡图索斯、提布鲁斯以及普罗佩提乌斯，到费斯图斯，再到公元1世纪的创作天象诗的诗人马尼利乌斯，不一而足。在教皇格里高利进行了历法改革（1582年)后不久，斯卡利泽发表《论日期计算方法的改进》（1583年)，其1606年出版的《年代学词典》更是奠定了古典世界年代学体系的基础。”（刘津瑜，《罗马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刷，第116页）

利玛窦等传教士把其撒谎编造的耶稣诞辰以及世俗真实的中国历史纪年体系的资料传回欧洲，之后，斯卡利杰等利用这些资料奠定了西方古典世界的年代学。

综上所述，西方伪史的整个年代体系建基于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谎言，并利用近代西方人观念中的罗马与基督教的关系厘定了罗马的年代体系，进而厘定西方古典世界年代学体系。而近代西方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历史事件的发生年代的确定也都是基于参照比较中国的历史纪年体系而得以确立的。所以，我一直在说，西方伪史的根脉在中国的明末清初，当然年代学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

                              二

斯卡利杰以来华传教士的谎言作为基准点为西方奠定了近代世界关于古典世界年代学体系的基础，于是，西方把近代早期观念中的认知概念作为基础知识点，如罗马、希腊、埃及、巴比伦等，建构成“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根据《诡谲的希腊帝国》，所谓“罗马”、“希腊”，只是西方人近代早期的认知概念；根据《“耶和华”在1660年之前不存在》，所谓“巴比伦”、“埃及”，实为15-17世纪的北非东部的国家名称。

也就是说，作为中古后期才蛮荒起步的西方人把“凿空大西洋、地理大发现、睁眼看世界”后对亚欧大陆的认知状况（详见《蒙古西征之前的欧洲是部落文盲社会》），在追溯“我从哪里来”——犹如孩童长到一定年龄后会问“妈妈，我从哪里来的”一样，进行了文明初生的延伸追问，但是，由于西方刚才“森林”里出来（歌德语）、才不再文盲（伏尔泰语），不可能知道中古或古代是怎么样的，于是，西方就把近代早期所认知的当时概念加上一个“古”字，然后，根据来华传教士的谎言——耶稣诞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厘定了古罗马的年代基准，再在该概念上进行研究、想象和文献“发现”，不断层累，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西方古代伪史。我们中国自古就有详实的文献记载，如《二十四史》，知道每一个时间点对应的国家名称，自然不需要在中国、民国、大清、大明前面加个“古”字而成为“古中国”、“古民国”、“古大清”、“古大明”。

“古+近代名称”模式恰恰说明西方没有古代史，现在所谓的古代史只是近代西方人模仿中国历史的一种全新建构或伪造。

因此，西方古代伪史是以“古+近代名称”为概念基石而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中间西方通过附会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文献、文物、遗址以及西方人的小说式想象，其中主要是参照中国标准。实际上，在17-19世纪，西方对中国文献研究的广度、深度、精细度，远超我们的认知。西方伪造历史的终极目标是拥有一部像中国历史一样的西方伪史。